道德的腐臭
     在一切反动胜利的时代里，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它「左」翼营垒的代表，这些先生们，开始发散出比他们平常加倍的道德的臭气，这犹之乎一个处在恐惧中的人，发散出加倍的汗水一样。这些道德家疏解着摩西的十诫或山上说教，可是他们的对象，与其说是那日益胜利的反动，毋宁说是这些受反动逼害的革命者，因为革命者的「过火行为」与「无道德」的理论，「引起」了反动，同时使反动倒成为道德的了。他们更开了一张避免反动的简单而可靠的药方，这就是：只要在道德上努力更生自己。凡对此有兴趣的一切报馆的编辑室里，在替那些欲求者供给着完美道德的任意的模型。
     此种虚伪与夸张的说教之阶级基础，乃是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它的政治基础，是他们在那行将到来的反动之前的无力与混乱。心理基础，则是他们想装着先知者的假须，以图克服他们自己处境卑劣的感觉。
     道德俗士所爱好的方法，就是把反动与革命的行为混作一谈。他在这方法上之所以成功，乃借助于形式的模拟。在他看来，沙皇主义与布尔雪维克是双生子。同样，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也被发现是双生子。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其中搜集着天主教会——尤其是耶稣会派——与布尔雪维克主义两者的共同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则从他们这一方面也恰恰应用着同样的方法，指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只是同一罪恶的各种不同的表现。说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在「本质上」是同一东西这个观念，现在得了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唯心论者，实验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赞成。如果史大林主义者不能参加在这一「人民阵线」中，那只因为他们偶然太忙于消灭托洛茨基派的缘故。
     此种「近似」与类似的基本特点，即在于他们完全不管各种不同流派的物质基础，即它们的阶级性质，以及以此为标记的它们的客观的历史作用。他们只依照着某些外表的与次要的表现，最通常的则依照着它们对这一或那一抽象的关系（这关系对于某一分类家具有一种特殊的专门价值），来估计与区分各种不同的流派。这样，在罗马教皇看来，共济会员与达尔文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亵渎神圣地否认那童贞受孕之说。在希特勒看来，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不管甚么「血统与荣耀」。在民主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不在普选之前低首，以及其它理由。
     上面所归为一类的派别，无疑有某种共同的特点。但事情的本质乃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人类的进化，既不以普选，也不以「血统与荣耀」，也不以童贞受孕的独断教义为极限的。历史的过程首先表示出阶级斗争；况且，不同的阶级，为了不同的目的，在某些场合，是可以应用同样的手段的。事实上也不能不如此。从事于战斗的两方军队，时常有多少对称的；如果他们战斗方法中绝无相同之点，那他们相互间就不能予以打击了。
     假使一个无知的农民或小店的老板，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斗争之来源与意义，完全不懂，只觉得他处身于两把火之间，那他会以相等的仇恨来对待那个交战的营垒。而所有这些民主主义的道德家是谁呢？中间阶层的思想家们，已经陷入，或恐怕陷入于两火之间。这一模型的预言家之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之自外于伟大的历史运动，一种硬化了的保守的智力，沾沾自喜的褊狭性，以及一种最原始的政治上的怯懦。道德家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愿历史让他们抱着他们的小书，小杂志，定户，常识与道德的抄本，和平地生活着。但历史并不让他们生活于和平之中。它有时从左边踢他们一脚，又时而从右边给他们一掌。这就很显然了——革命与反动，沙皇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都是双生子。谁如果怀疑这一点，那不妨摸摸这些道德家本人的左右两边，都起着对称的头盖的肿块。


马克思主义的无道德论与永恒真理
     反对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最通俗与最动人的一种指责，根据于那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所谓耶稣会派的格言：「为目的不择手段」（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从这里就不难得到更进一步的结论：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一切布尔雪维克（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不承认道德的原则，因此，在托洛茨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分别」（这点得在后面指明）。
     有一种完全庸俗与无耻的美国月刊，关于布尔雪维克主义的道德哲学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之提出这些问题，照例是同时存着伦理与广告这两个目的的。这位无法摹仿的Ｈ·Ｇ·韦尔斯，他那崇高的玄想，本来只能为他的荷马式的自满所超越的，却也很快地和那些尊重常识的反动的势利之徒走在一起了。这里一切都得其所。不过即令在这些以为必须保护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参加者中，在大多数的情形中，并不是没有懦怯的遁辞的（例如伊斯脱曼），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自然是坏的，不过在布尔雪维克党人中，也还有有价值的人。这样的「朋友」真比敌人要危险得多。
     假使我们要郑重其事来同这班提出控诉的先生们计较，那首先我们要问他们：你们自己的道德原则是甚么？这儿的问题就难于得到一个答案了。让我们暂时假定着：无论个人的或社会的目的，都不能为手段作辩护。那末显然要寻找历史社会之外的原则，与在这些原则中生长起来的目的了。但是那里去找呢？如果不在地上，那一定在天上。教士们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天启中发见了无过的道德原理。那些小小的尘世间的教士们，说及永恒的道德真理时，并不说出它们的来源。不过我们现在却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些真理是永恒的，它们一定不仅在半猴半人出现于地上之前，而且应该在太阳系进化之前就已存在。然则它们是从何处发生的呢？永恒道德的学说，如果没有上帝是不能成立的。
     盎格鲁·撒克逊型的道德家们，只当他们还不曾自限于唯理主义的实用主义之前，资产阶级簿记的伦理学家们，似乎是夏夫次倍利子爵（Viscount Shaftesbury）之自觉的与不自觉的学生。夏夫次倍利——在十八世纪之初！——从一个假定为一成不变的特别的「道德意识」中，抽绎出道德的判断来。超阶级的道德，必然要承认一种特殊的物质，承认一种「道德意识」，「良心」，某种绝对的东西，这东西正是上帝之哲学上胆怯的一个假名。道德如果脱离了「目的」，即离社会而独立，那不管我们是从永恒真理或从「人之本性」中抽绎出来的，归根结蒂，总证明是一个「自然神学」的形式。反对辩证唯物论之军事行动的唯一堡垒，只有天了。
     在上世纪之末，俄国产生了一整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司徒卢威，倍尔及也夫，布尔格可夫等），他们想用一种自足的，即是超阶级的道德原理来补充马克思的学说。这班人，当然从康德及其无上命令开始。但他们的结局如何？司徒卢威现在是克里米男爵乌郎格尔手下的一个退休的总长，是教会的忠实信徒；布尔格可夫是一个正结派的牧师；倍尔及也夫则用几种文字来解释圣经里的启示录。这些看似乎是意外的蜕变，决不可以「斯拉夫灵魂」来解释——司徒卢威具有一个日耳曼灵魂——而是要用俄国社会斗争的规模来解释的。此种蜕变的基本趋向，主要是国际性的。
     古典的唯心哲学，只当它的目的在于将道德世俗化的时候，即当它要把道德从宗教的认可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它是代表着前进的一大步（如黑格尔）。但既同天分离之后，道德哲学就得在地上找根基了。唯物论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发见此种根基。在夏夫次倍利之后，来了达尔文，在黑格尔之后，来了马克思。现在如果想求助于「永恒道德的真理」，即是企图把车轮转向后面去。哲学的唯心论只是一个阶段：或从宗教进至唯物论；或反而从唯物论退回到宗教。


     不过莫斯科的几次审判决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奴颜婢膝的服从、伪善、公然说谎的风气、贿赂，以及其它方式的腐败，早已自1924至1925年时起，就在莫斯科开始蓬蓬勃勃地发生了。后来的几次寃狱，完全是当着全世界人士的眼公然准备了的。我们曾给过许多次警告。但是这些「朋友们」却一点也不愿注意。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绅士们中的一大部分，当时都对十月革命采取了不可调和的敌对立场的，只当苏联业已发生特尔米多式的堕落时，他们才成为它的「朋友」——西方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承认东方的小资产阶级官僚是他们的同类。
     难道这些人真的相信莫斯科审判所控的罪状吗？只有那些最愚蠢的家伙。其它的人只是不愿求得水落石出来惊吓自己罢了。为此而捐弃与苏联大使馆间那种谄媚的，安适的与常是代价很高的友谊，难道是合理的？而且——呀，他们倒不忘记这一点！——不合式的真相能够损害苏联的威信。这些人由于功利主义的顾虑，遮掩了罪恶，这是公然应用着「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这一个原则。
     英皇的御用律师泼立脱，能及时地在史大林派的德米斯神（希腊神话中司法律的女神——译者）的衣裾之下出现，且能无耻地倡议，说这审判毫无毛病。罗曼罗兰，他的道德的声望是为苏联出版局的簿记员看得极高的，赶快发布了一个宣言（这是他所发的许多由悲愁的抒情诗与老朽的犬儒主义联合起来的宣言之一）。法国的人权同盟，在1917年时曾为「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无道德论」而咆哮如雷的，因为这两个人断绝了俄国与法国的军事同盟，可是在1936年却为了法苏公约的利益而赶紧来掩盖住史大林的罪恶。由此可知爱国主义的目的是可以使任何手段成为正当的。《民族》与《新共和国》（美国两种自由主义的杂志——译者）对于耶戈达（苏联格柏乌即秘密警察的首领，齐诺维也夫之狱为他一手炼成，但本人也在最后一次审判中被枪毙了——译者）的伟业闭着眼，因为它们和苏联的「友谊」，保证了他们的威望。但只在一年以前，这些绅士们是决不宣布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是二而一的。他们公开地赞成史大林，赞成他的现实主义，他的司法与他的耶戈达。他们尽可能长久地坚持着这个立场。
     一直在杜哈契夫斯基，耶吉尔等人被处死刑之前，民主各国的大资产阶级并非不怀快意的，虽然表面上带着一种厌恶神气，注视着苏联革命者之被处死刑。在这意义上，《民族》与《新共和国》（再不用说杜朗蒂与路易菲雪儿了）及其同类的文娼们，是完全适应着「民主」帝国主义的利益的。红军将领被处死，震骇了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懂得史大林派机关之高度解体，使希特勒，莫索里尼与天皇的工作轻易了。《纽约时报》开始小心地，但是却坚决地来纠正它自己的杜朗蒂的错误。《巴黎时报》的篇幅中，也略微透露出一些苏联的真相。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家与谄媚家们，那始终不过是资本阶级的应声虫。更当约翰杜威领导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提出了它的报告书以后，就是那些最无思想的人也清楚了，如果再来公开拥护格柏乌，那无异是政治的与道德的死亡。只当这个时候，克里姆宫的「朋友们」决定把永恒道德的真理送进上帝的世界里去，这就是，退守到第二道战壕。
     受了惊的史大林主义者或半史大林主义者，在道德家中所占的地位并不是最末的一个。许多年来，友琴·里昂与特尔米多一伙相处得很好，他是以「准布尔雪维克」自命的。一旦退出了克里姆宫——退出的理由完全引不起我们的关心——自然立刻就升腾到唯心主义的云端里去了。立新东·屋克，一直在不久以前，还受着共产国际这样的信任，竟委托他为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进行英文的宣传。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一旦抛弃了这个位置，同时也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A·B·C·亡命者华尔脱·克里维次基和格柏乌破裂了关系，马上就投身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那位最年老的查尔士·拉包包脱的变化，显然也是如此。这一类人——他们是很多的——将史大林主义抛弃之后，不能不在抽象道德的公理里寻找补偿，即补偿他们所经历了的幻灭与理想的堕落。如果问他们：「为甚么你们从第三国际或格柏乌队伍中出来之后，就转入到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呢？」那他们已经有现成的答案：「托洛茨基主义并不见得比史大林主义好些」。


     对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行为，采用一个不同的标准来判断，据这些可怜的侏儒们的意见，是站在「加非尔人的道德」水平上的。首先，用这样傲慢的一种态度来提到加非尔人，出之于「社会主义者」的笔下是很不相宜的。难道加非尔人的道德真是那么坏吗？这里是大英百科全书上关于这一问题所说的话：
     「在他们之社会的与政治的关系中，他们发挥着很大的机敏与智慧；他们是非常勇敢，好战与好客，并且在从前，他们是诚实与忠心的，等后来同白人一接触，才接受了欧洲人的许多坏道德，更变成好疑的，爱复仇的与爱盗窃的了。」如此，我们不能不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宣传永恒道德的白种人的牧师与教师们，是参加了加非尔人的腐化的。
     假使我们告诉一个加非尔人的劳动者说，地球上有一部分的工人已经起来了，使他们的剥削者不知所措，那末他一定会很欢喜的。在另一方面，他发见了压迫者竟能欺骗被压迫者，一定会苦闷的。一个尚未被牧师们腐化到骨髓里的加非尔人，那决不以一个同样的抽象的道德标准，应用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而且他还会很容易地懂得一种解释，即阻止被压迫者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正是这些抽象标准的功用。
     这是一种多么有教育意义的巧合呢？为要诬蔑布尔雪维克，《新路》牧师们不得不同时诬蔑加非尔人；而且在这两个情形中，那诬蔑都依照着正式资产阶级诳骗的路线，即反对革命者与反对有色种族。不，无论在精神界与尘俗界，我们都认为加非尔人好过于一切的牧师！
     不过无论如何，把《新路》与其它「不通之路」的道德家的良心加以过高的估计，总非必要的。这批人的意思倒并不那么坏。但是，不管他们的意思如何，他们总当了反动机械中的杠杆。在目前那样的时期中，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攀附着自由资产阶级或它的影子（「人民阵线」的政治），在麻痹着无产阶级，且替法西斯主义铺设道路（西班牙，法国……），这时的布尔雪维克，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舆论的眼中，成为特别可憎的人物。我们这时代的基本的政治压力，从右边移转到左边。最后的分析起来，反动的整个重量，压抑在极小的革命的少数人的肩上了。这些少数人就称为第四国际。Voila l’ennemi！敌人就在这儿哪！
     在这架反动的机械中，史大林主义占据了许多主要的位置。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派别，连无政府主义者在内，都利用它的帮助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程度，要把它莫斯科同盟者所犯的罪恶的可恶性，转嫁于那不可克制的革命的少数者。现在流行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是二而一的」那一句名言的意义，就在这里。布尔雪维克与加非尔人的敌人，就这样地帮助着反动去诬蔑革命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