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就已存在古文家和理学家在文学观点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一般说来，古文家虽然也讲宗道征圣，但他们有时会对“道”作出较为宽泛的理解，同时他们对于文艺都有自己的爱好。至于像唐代韩愈的喜好张扬、宋代苏轼的出入佛老，其为人个性都有明显不符合正统儒家修养的地方。而理学家则是把内向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论点（见《二程遗书》）。 　　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更需要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作为哲学家、伦理学家的朱熹，其思想具有复杂的内容，包括朱熹学说的核心命题“存天理而灭人欲”，其原有内涵也并非后世帝王所企望的存自家“天理”、灭他人“人欲”。但朱熹的思想也确实存在被后世帝王改造为统治思想的基础，这种基础就是：他把封建伦常、忠孝仁义抽象为先天的至高的“天理”，要求人们屏除私欲、屏除物质世界的一切诱惑，通过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使人性纯化而归复“天理”。这也是他的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 　　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一人。《朱子语类》中论及前代诗人每有独到之见。如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又论白居易云： 　　“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眼光很是老辣。其诗亦有可观者，如人们熟悉的《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理学家喜欢从寻常自然景象中感悟哲理，诗中每每有理趣。杨万里的诗，就和理学家所推崇的“活法”有关，朱熹本人也写有不少这一类型的诗篇。 　　但这种文学修养并不妨碍朱熹站在道学原则立场上看待文学。首先，他根本上视文学为可有可无之物，他又反对文学中的个人才性之表现，如北宋中期诸名家中，本以曾巩最缺乏文学气质而以苏轼最富才华，朱熹的评论却是：“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自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详见后有关部分）。所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