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后主李煜的杰出成就是词的创作。要评价他的词，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身世道遇。这里试把李煜的生平分为三个时期：一，从南唐始祖升元元年、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到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即从他一岁到二十五岁即位。二，从建隆二年到开宝八年（975），即从他二十五岁到三十九岁国亡降宋。三，从开宝九年（976）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即从他四十岁到四十二岁被毒死。（原注：李煜的生平经历，见于陆游《南唐书》卷三《后主本组》，马令《南唐书》巷五《后主传》，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南唐二主年谱》。本文所述李煜生平事迹，即据以上三书，不再一一注明。）试结合他的创作来谈。 一、从韬晦到即位 李煜生于五代时南唐始祖升元元年、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卒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初名从嘉,即位时更名煜，字重光，中主璟第六子。他生得阔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这种相貌，遭到长兄太子弘冀的猜忌。他为了避祸，号锺隐，别号莲峰居士、锺山隐士，表示愿意归隐，无意参预政事。把精力放在读书，研究诗词、书法、绘画、音乐上，他的书法学柳公权（见陆游《南唐书·后妃传·后主保仪黄氏》）。陶毅《清异录》说：“后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世谓之撮襟书。”他还善于评论书法，《砚北杂志》上说：“南唐李后主谓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独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从李煜的书法和他的论书法里，可以看到他的艺术鉴赏，有辩证观点。遒劲同颤曲似矛盾，可是他的金错书，却是遒劲与颤曲的结合。有美韵的往往俊迈，有力的往往挺秀，得意的往往会变化，得气的气盛言宜往往合格，得法的往往合于规拘而不狂，可是他却能从美韵中看出有失俊迈的，从有力中看出有不秀的，从得意中看出有失掉变化的，从得气中看到有失去体格的，从得法看到有失于狂的。从这样的艺术鉴赏中，可以看到他的艺术鉴赏力，这种鉴赏力可以和他的词的创作成就相通。他的画也这样。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后主才识清瞻，书画兼精，尝观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他的画怎样远过常流呢？都穆《寓意编·题后主墨竹》说：“此幅予家旧物，骤而阅之，但见其老干霜皮，烟梢露叶，而披离偃仰若古木然，谛玩久之，始知其为竹也。世之评画者谓后主墨竹清爽不凡，殆得之矣。”清爽不凡自然远过常流，老干古木应该和枝叶离披的竹子不一致，他却能够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这就跟劲直和颤曲的结合那样，达到艺术的统一。这对于理解他的词的艺术成就也有帮助。 南唐始祖升元四年(940)，李短四岁，后蜀赵崇祚编选的最早的词集《花间集》，由欧阳炯于这年作序，所选自温庭筠、韦庄以下，总结了从晚唐到李煜以前的词的成就。欧阳炯在序里称为“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指出它的缺点。李煜在这种词风的影响下，正象他的绘画一样，凭着他的艺术鉴赏力，做到清爽不凡，远过常流，不为风气所囿，《图画闻见志》称：“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既丰，尤精鉴赏。”他的高度的鉴赏力，使他破除了《花间集》浮靡的词风，使他的词清而不浮，艳而不淫，构成一种清丽的风格。他有《渔父》词两首，《花草粹编》作《题供奉卫坚春江钓叟图》：（原注：李煜的词,有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前有年表，次总评，每首词有笺。又有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有校勘订正，辨别是否为二主词。又有总评和每首词的评语。本文所引李煜词即据以上二书，不再一一注明。） 

（《浪淘沙令》）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相见欢》） 对李煜词的评价，胡应麟《诗薮·杂编》说：“后主目重障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这里推重李煜词，超过晚唐和五代的《花间集》中的词，是北宋初期词的开山。他的词题材扩大，胜过了温、韦的局促；他亡国后的词，情意深挚，改变了“意不胜辞”的缺点。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又说：“《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语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偷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嘽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这里指出《花间集》靡碎，《草堂诗余》妍丽，都有柔靡的缺点，认为李煜的词超过他们。李煜的词明快清丽，没有柔靡的缺点。但也有不同意这样的评价的，如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这是说，李煜的词不如温庭筠、韦庄的极力修饰。王国维《人间词话》驳他道：“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又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周济从词句修饰着眼，认为李煜的词不如温、韦，这是本末倒置。决定词的高下的，不在于词句的修饰，好比决定一个美人，不在于衣装打扮。王国维认为温词句秀，韦词骨秀，李煜词神秀，即认为李煜词超过温韦。句秀是词句秀；骨秀是骨肉亭匀，内容秀；神秀是神情秀，风度卓越，光采照耀。王国维的着眼，在风度神采，就看得高了。他讲李煜词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主要是指他亡国以后的词，把亡国之痛写进词里，自然眼界开阔，写亡国后的感触，自然意义深刻。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后主词思路凄惋，词场本色，不及飞卿之厚，自胜牛松卿辈。”又说：“端己《菩萨蛮》四章，惓棬故国之思，而意婉词直，一变飞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尝谓后主之视可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又卷七：“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这里认为李煜的词不如温庭筠的词厚，韦庄的词与温词貌离神合，也是厚的，即李煜也不如他。又说李煜词不是词中正声，贬低李煜词在温韦之下。他讲的厚是什么？正声是什么？又卷一里说：“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独绝千古。”这是本于张惠言《词选》说，《词选》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首，对“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评曰：“ ‘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即《离骚》：“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认为只有借美人香草来作寄托的才是正声。李煜的词没有这种寄托所以不厚，不是正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里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温词“照花”四句，只是写妇人的服饰打扮，用“双双金鹧鸪”来反衬她的独居孤寂，并没有什么屈原忠君爱国的用意。陈廷焯相信了张惠言附会的评语来抬高温词，贬低李煜词，是不正确的。李煜词摆脱了《花间集》的浮靡，超过了温韦，是北宋初年词的开山。至于说他的词以情胜，是对的。 对李煜词有评价过高的，如王鹏运《半塘老人遗著》：“莲峰居士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芝兰空谷，未足比其芳华；笙雀遥天，讵能方兹清怨？后起之秀，格调气韵之间，或月日至，得十一于千百，若小晏，若徽庙，其殆庶几断代，南渡词音阒然。盖间气所钟，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也。”他认为北宋的晏几道、宋徽宗词有些和李煜词相近，其他的词人都不能相比，南宋就没有人了。即认为李煜词是正宗，苏轼辛弃疾的词不是正宗。认为李煜词高出于唐宋词，称为词中之帝。这样的评价太高了。李煜词超过唐末五代，开北宋婉约派的词风，但不能概括豪放派，不能说超过两宋，也不能说是词中的天子，使所有的词家都向他拜倒。

玉国维《人间词话》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词人所长处。”又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又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因不同矣。”王国维认为李煜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有赤子心，所以能写出性情愈真的词来。这样说，有符合实际的，也有不符合实际的。李煜词亡国后所作最好，那时他有了亡国的感受，阅世比以前深了些。倘说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那该是亡国后作不如亡国前，亡国前即位后作不如即位前了，事实不是这样。他即位后才能写出反映宫廷生活的词，亡国后才能写出反映亡国之痛的词。作品是生活的反映，这对李煜也并不例外，所以说他的词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但李煜的词又极真率，他做了皇帝，跟小周后的事，并不想保持皇帝的尊严，照实写出来了。他亡国被俘，并不考虑到封建君主的猜忌毒辣，把亡国的感受照实说出来了。就这样说，说他有赤子之心是符合实际的。就他的词说，阅世深一点词也写得深一点；就他的为人说，阅世深一点，他的性情还是那样率真，两者不成比例。要是他考虑到君主的猜忌毒辣，不敢写那样的词，只写一些对宋太宗歌功颂德的话，也许能保持一命，但他后期最有价值的词也就没有了。为什么说他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呢？试着宋徽宗的《宴山亭》词：“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这首词和李煜的词确实相似。这首词写自己身世之戚，比较起来，李短煜的概括性更强一些。比方他的《虞美人》写了亡国之痛。但这种亡国之痛好象不是他一个人的。所有亡国的遗民读了都会受到感动。再说,“故国”的概念含意很丰富，就是漂流在外的游子，贬谪出京的官吏，他们可把故国看做故乡或故都，引起感动。再象《浪淘沙令》，凡是在外作客的人，想到故乡的无限江山，同样会引起感触。他亡国后所写的词，大都具有这样高度的概括性。因此，他这些词旨好象不是写他一个人的亡国之痛，是替天下千万人写出了他们的无限悲痛，不论是亡国的，贬官的，离乡的，和亲人离别的。这样，他的用血泪来写的词，就有象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痛苦的意思。就这点说，王国维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李煜的词是抒情的，不是小说，不能高度概括人类罪恶，所以他不可能担荷人类罪恶，王国维那样说就不确切了，评价太高了。看来还是胡应麟的评价比较恰当些：他的词清丽而不浮靡，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后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超过晚唐五代的词，成为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在词史上有杰出的成就。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