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贴为前一个账号“SOV历史简答贴”的补档，主要从地方角度讲述1934-1939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欢迎各位捧场

前言：上世纪的亡灵始终缠绕着新世纪的生者
生活在18至19世纪之交的法国人绝大部分是彷徨而迷茫的，在1789年，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失利与内部动荡使得统治法国两百年的波旁王朝垮台，法一共建立。但共和国带来的不仅仅是三色旗，还有更加酷烈的内斗与战争。九三年中雅各宾派的烈焰不仅让内外胆寒，也燃尽了自己，当94年巴拉斯、塔列朗、富歇等人举起酒杯的时候，或许所有人都以为旧时代的动荡已经随着雅各宾俱乐部的覆灭告别人间，六边形国土将以前所未有的轻装姿态迎接新世纪。
然而历史的车轮拐向了另一个方向，热月派左右开弓捍卫正道的做法使自己迅速处于左右夹击之中，排斥强人的督政府也在摇摆不定之中迅速失去权威，以至于仅仅过去四年，所有人都想终结这个曾经被认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玩意。
而历史最终选择了拿破仑-波拿巴，而他给法兰西带来的则是一份不亚于雅各宾派的厚重遗产。整个19世纪的法国，实际上就是在雅各宾和拿破仑这两份遗产的基础上反复，如何评价这两份遗产也成为了法国社会钟摆来回反复的基础

0. 盖棺定论后的再定论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
“盖棺定论”似乎是对一个事物的终极定性，毕竟人亡政息，人们为胜利者书写历史还来不及，对失败者也只来得及留几句“最是仓皇辞庙日”的惋惜，或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嘲讽。而这也往往被时人视为对逝者的“盖棺定论”
然而这棺真的盖上了，论又真的定了吗？恐怕未必，1794年对雅各宾的盖棺定论与1848年的不同；而1945年对小罗斯福的盖棺定论又与现在大相径庭
1934-1939所发生的事情同样如此，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大量更详细、更丰富、更多元的史料涌现出来，这开始动摇传统权威叙事大厦的根基。地方志、人物志、日记、各种记录等材料开始迅速将原本空荡荡的主体叙述骨架填充丰满起来，而这也给了后世研究者“按血肉还原骨架”的机会。
正如同知乎上有人以荷兰地方史料开始还原十年的一隅，那么现在我将尝试抛开为人熟知、材料汗牛充栋的central视角，从基层出发，探寻30年代灾难性的合奏到底是如何成型的

字词

支持抛开极权史观，客观公正认识历史

1.故事的前奏 新经济下的光怪陆离
在正道叙述中，自1921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NEP）似乎是SOV发展的另一种光明未来：它迅速促进了俄国农业和工业的恢复，解决了严峻的粮食问题，并且使得俄国在战后具有极其出色的经济活力，但对于其影响和终结原因，则要么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要么是单纯的将其归咎于布D内部的斗争，成为极其俗套的宫廷叙事

但随着更多基层史料的出现，NEP光鲜亮丽的另一面却更耐人寻味，在此我们引用已有专著的乌拉尔地区的研究作为小切口，来探究NEP是如何终结、五年计划是如何产生并执行，以及这场充满激情、动荡、混乱的凌乱合奏是如何来到1934这个节点的

在此要特别感谢知乎上的各位同仁，他们出色的翻译了有关该时期乌拉尔地区的专著，如果各位有兴趣详细了解的话可以按照这个链接去阅读他们的翻译成果网页链接

在讲述NEP之前，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乌拉尔地区的情况，以便于了解相关人员的行动逻辑
乌拉尔地区远离传统的俄国西部几大工业区，但其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拥有相当储量的铁矿石，这些易开采的矿石储备提供了丰富原料，纵横交错的河流系统提供了运输网、水能与冶金用水资源，原始森林则提供了可以充当热源和还原剂的木炭。而由于地处控制力较为薄弱的边疆，不堪忍受残酷压迫的逃亡农民、城镇中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各种原因的流民则为乌拉尔地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乌拉尔地区的支柱产业-冶金业迅速发展起来，17-18世纪，由于沙俄极速的对外扩张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人才开始涌入乌拉尔地区，大大加速了当地的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乌拉尔冶金业进入了黄金时期。在国内，乌拉尔持续垄断了全俄近四分之三的生铁产量，在1860年的一次统计中，乌拉尔地区生产了182,000吨黑色金属，相比之下，莫斯科州、波兰、芬兰——乌拉尔的三个主要国内竞争对手——的产量总计也只有49,250吨；而在国外，俄国冶铁业在18世纪中叶以约33,000吨的产量一度位居世界首位，乌拉尔的黑色金属凭借其数量与质量的优势成为了俄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而这些金属主要的购买者，正包括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这在今天听起来相当不可思议。

但是，随着南俄盆地克里沃罗格铁矿的勘探和英国冶金工业革命（将还原剂从木炭改为焦炭，以煤作为代替木材的主要冶金原料），乌拉尔的优势迅速丧失，而南俄—也即今天的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东乌区域则凭借着克里沃罗格铁矿与顿涅茨克煤矿的组合迅速崛起。
1880年代，沙俄晚期最重要的经济规划者和外交家之一的谢尔盖-维特推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其中冶金业的核心从乌拉尔转移到了南俄，以此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机械制造与铁路业对钢铁的巨大需求。
与之相对的，当时的乌拉尔地区缺乏煤炭储备，传统的木炭冶金从质量到效率都远不及煤炭冶金，而将其他地区的煤炭运到乌拉尔从经济性和可行性上都不可能，更何况将这些旧设备换位更新的炼铁高炉更是一笔巨大的花销—毫无疑问同样的支出在用在南俄更加划算

在这种情况下，乌拉尔地区地区迅速的衰落下去。1887年，乌拉尔和南俄的炼铁量占全国总额的百分比分别为63.5%对11.1%，但到1902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28.2%对53.2%。在1900年，乌拉尔共有74家冶金厂和174,415名冶金工人，但同年的南俄仅凭17家冶金厂与52,900名冶金工人就在金属产量上比乌拉尔多出了60%。乐观的前景为南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贷款与国际投资，而积重难返的乌拉尔则几乎没有得到资本的青睐。
20世纪初的经济萧条更是给了乌拉尔一记暴击，由于成本居高不下，市场需求的骤减导致大量依靠微薄的利润率支撑的乌拉尔冶金厂亏损严重以至于倒闭，尽管当地企业向政府求助，但一贯有着扶持本国重工业与军工业的沙俄这次却选择了拒绝。因为一方面同为冶金业重地的南俄地区此时也急待国家投资解套，而南俄地区无论是质效还是潜力都远大于乌拉尔地区；另一方面，财政部的老爷们经过海精专精确算后认定任何对乌拉尔冶金业的投资都是不划算的：单从运输角度而言，远离各大工业区的乌拉尔在物流成本上就处于巨大的先天劣势，更不要提要给这堆从18世纪开始使用的爷爷级设备升级要砸进去多少钱。对于这个不断吞吃国家投资的无底洞，财政部坚决选择了拒绝继续投资。讽刺的是最后乌拉尔还是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一部分投资：这是内务部给的，原因也很简单：你们精算师只要报表好看就好了，工人失业做反了倒霉的可是我们！

这种刻意的忽视当然迎来了报应：在1905年的前奏中，乌拉尔地区的各大主要城市也爆发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给沙皇政府以俄国版红脖子的怒吼。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忽视乌拉尔显然是不明智的。1909年，俄国杜马派出专员对乌拉尔地区的现状进行调查和评估
第一位专员是经济学家伊万-奥泽洛夫，这位精算师显然没有吸取-至少还没有完全吸取前几年的经验教训，他在报告中主张让乌拉尔彻底转向消费市场，通过专门生产农具、工具、平底锅、牛奶桶等物件“拥抱俄罗斯的商人”，换句话说，彻底退出和芬兰、南俄等主要冶金基地的竞争。
但这位经济学家显然既不懂得ZZ，也不懂俄国经济。彼时的俄国农村即便经过了多次改革，但民众消费极端疲弊，并没有那么广大的消费品市场。这一局面要到斯托雷平改革发挥作用才会开始改观，而这也无异于杀鸡取卵-扶富抑贫只会导致俄国农村的迅速分化，在短时间刺激农村经济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乌拉尔的企业家们也不甘心让曾经辉煌的乌拉尔就此彻底沦为二流冶金产地，毕竟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身家灰飞烟灭，也意味着当地的路灯上很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太雅观但很解气的装饰品：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可没有地方能接纳这么多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城市居民。

第二位专员是属于业内人士的采矿工程师亚历山大·米廷斯基，他写成的报告显然更符合实际，也更符合乌拉尔人的心愿。这份报告指出乌拉尔不仅有能力，也应该与南俄进行竞争，但这首先需要对现有的资本存量进行现代化，也就是让焦炭冶金取代木炭冶金。米廷斯基的计划并非纸上谈兵，在萧条接近尾声的1909年，钢铁价格重新上涨，新建成的西伯利亚铁路不仅为乌拉尔带来了库兹巴斯的焦煤，也为它带来了潜在的新订单——只要延长和扩大现有的铁路线。经过综合考虑，沙俄最终选择了米廷斯基的方案，内外投资者也都看好这一句话，投入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并组成了相关财团

有人看吗？有的话晚上继续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