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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水南村，落籍广西滕县白马圩。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初授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擢升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正月，前辽东巡抚王化贞全军覆没于明金广宁之战，这已经是大明在辽东的三连败了。

就在朝廷上上下下、京城里里外外惊恐不安慌乱失措，无论官还是兵大都视辽东为死地、视山海关为鬼门关的情况下，袁崇焕挺身而出，抱持“知其不可而为”和“尽其在我”的大无畏精神，请缨出关，表示出了守辽复辽、愿与辽事相始终的坚强决心。在此后几年里，他与同僚一道埋头苦干筑城练兵，陆续开疆土四百里，先后历宁前兵备佥事、兵备副使、右参议、按察使等职。

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死守宁远（今之辽宁省兴城市）、第一次以少胜多击败曾经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不久即晋辽东巡抚。

次年五月至六月初，袁崇焕在宁远、锦州再一次以少胜多击败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史称宁锦大捷），虽立大功却因得罪权阉魏忠贤而罢职回乡。

“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落泪。崇焕独何心而堪此哉？”这是一位大臣在崇祯二年为袁崇焕鸣冤的奏折中的一段话，对于在将近七年时间里袁崇焕其人其事其言其行，可以说刻画得入木三分、表现得淋漓至尽。


天启七年八月，天启皇帝驾崩，崇祯皇帝登基，袁崇焕于崇祯元年四月奉诏复出，任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刚到京的袁崇焕、咨以辽事方略，袁崇焕慨然以“五年复辽”答对；对于袁崇焕提出须“事事应手”的要求，龙颜大喜的崇祯皇帝也都一一照准、事事允诺。甚至在袁崇焕其后奏折中进一步阐述的一些主张，崇祯皇帝所表现的态度更坚决，他郑重其事在袁崇焕的奏折上的批道：“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

就在这份奏折中，袁崇焕还特别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与担心：“夫驭边臣者，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其成败之大局，不必道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故臣始终曰：战胜在于庙堂。”


还未到任，就传来宁远兵变的消息，而兵变的原因则是朝TING的欠饷。

袁崇焕很快就平息了宁远的兵变，接着便着手整军练兵，他的目标是要把关宁驻军锤练成一支不仅能守也能攻、敢于和da子兵打硬仗打野战的铁军——整军效果十分明显，崇祯元年九月关宁兵在黄泥洼敢于与DA子兵对阵并一举大败之的事实便是明证。在整军的同时，袁崇焕也开始了“五年复辽”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又不幸地按照着袁崇焕自己的预言上演着。
崇祯元年十一月，袁崇焕到任已三月有余，正值关宁驻军整军练兵热火朝天之际，可是朝廷又欠饷了：拖欠的数额竟达“六十八万七千两”，而且一欠就是四个月之久，“强边必先练兵，练兵必先足饷，吾不能足彼饷，彼安肯为吾兵？”朝廷欠饷如此，复辽谈何容易？岂止是欠饷，就连袁崇焕请求增买三千匹战马的银两，崇祯皇帝也是表面下旨应允、可一转脸就不认帐了。

袁崇焕坚信自己过去奉行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和“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这一复辽大计，并且认为它仍然可以作为五年复辽的根本原则。在新的形势下，他更进一步完善其五年复辽的方略，从而又有“为商定恢复之谋疏”的考虑。在此疏送达朝廷之后，如果上下一心合力实行，收复失地五年复辽应该说是大有可能的。

为了五年复辽的大局，为了有一段和平的时间加速完成自己新的战略部署，在皇太极求和之机，他不失时机地开始了与皇太极的第二次议和。应该说，袁崇焕这次借议和而佐战守确有成效，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关宁的防务，而且已经着手解决棘手的皮岛毛文龙的问题。

袁崇焕十月二十八日闻警即作应急布置：赵率教率兵四千增援遵化，随后即亲率九千骑兵星夜驰援京师。
十一月十二、十三两日，援军与DA子兵在蓟州马升桥等地与东虏前哨对阵，初战即胜。又两日夜赶到北京，比皇太极硬是提早两日列阵于广渠门外。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在广渠门以九千人马又一次击败DA子兵二万之众，保护了京师、保护了崇祯皇帝、保护了京城百姓（史称广渠门大捷）；十一月二十七日，袁崇焕在左安门再次击败皇太极；十一月二十八日，袁崇焕又派兵夜袭退至南海子的皇太极大营，迫使皇太极再次退兵、逃至良乡、固安等地，终于暂解京城之危。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刑场被凌迟处死，他的罪名是“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僧），坚请入城，种种罪恶。”“谋叛欺君，结奸蠹国。”“通虏谋叛，罪不容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