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魏之屯田事业最为发达，建安元年，曹操始兴屯田，募民垦于许下， 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注引魏书：“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魏志任峻传：“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颖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 于是推行各地，郡县例置农官，所谓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之属是也。……诸典农所领者，尚不过民恳屯田，魏之军垦屯田亦甚发达，最著者莫如邓艾所建之准上屯田，田兵至五万人，垦田至二三万顷，规模亦可谓巨矣。
蜀之屯田事业似远不及魏吴，虽有督农之官，当仅设于汉中一郡， 蜀志吕乂传：“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三国职官表：“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老。” 案：蜀志蒋功传有“督农杨敏”，当亦屯汉中。 诸葛亮之使军士杂耕渭滨，乃顿兵敌境时之权宜之计
三国时之新兴水利事业亦以魏最为发达，其陂渠之著者，有太寿陂 魏志夏侯惇传：“复领陈留济阴太守，……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 魏志刘馥传：“后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干雷给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前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于时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水经肥水注：“肥水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与吴将张休战于芍陂，即此处也。” 太平寰字记卷百二十七：“茹陂在光州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刘馥兴筑，以水溉田。”又卷百二十六：“七们堰在庐州庐江县南百一十里，刘馥为州刺史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又卷百二十五：“吴陂塘在舒州怀宁县西二十里，有吴陂祠，刘馥开吴陂以溉稻田，功利及人，里人以滆山庙在陂侧，因指名以祀焉。” 三国志旁证卷十三，“刘敞七门庙记云，嘉佑二年，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考问于居人，其田溉几何，日二万顷。考于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 郑陂， 魏志郑浑传：“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属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日，地势洿下，宜灌溉，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鄢汝新陂、及小弋阳陂， 魏志贾逵传：“大军出征，……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史。……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
戾陵堨车箱渠， 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有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时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遗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由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前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合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
吴蜀之新兴水利事业并不足称，吴作浦里塘毫无功绩， 吴志濮阳兴传：“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调百官会议，成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 吴志陆凯传：“建衡元年，疾病，昭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欢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 蜀不过守李冰之成业而已。
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余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后，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于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然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至宋时濯溉之利尚溥，则魏之诸陂固亦有利及数百千年之后者矣。

二、三国货币与物价
三国时钱法至为紊乱。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钱品恶劣，致物价踊贵，钱货不行，是为钱法破坏之始。
后汉书孝献帝纪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更铸小钱。”
魏志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外线，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二引三辅故事：“董卓坏铜人十枚为小钱熨斗。”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兹摹于后以资参考。又袁宏后汉纪曰：“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虡以为钱，皆不成文，更铸五铢钱，文章轮廓，不可把持，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百万。”愚谓更铸五铢下应脱“为小”二字；钱下应脱“无”字。
及曹操为相，乃罢小钱还用五铢，惟少所增铸，仍不足以济当时之用。
晋书食货志，“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指小钱）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后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曹操既复五铢，疑后更废之，故曹丕又复五铢， 魏志文帝纪：“春三月，……初复五铢钱。”
丕旋以谷贵复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春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
曹叡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间有所改创云。
蜀自刘备于建安十九年始铸直百钱，续铸之直百钱甚多，其面文为直百五铢、背好右有为字者，当系犍为郡所铸，知蜀之铸钱不限在一地也。……三国时金属货币似不甚通行，而非金属货币则反甚通用。非金属货币如丝织物、谷物、食盐之类，皆其甚著者也。
三国时金属货币之不甚通行，盖有二因：一由初期大乱中产业停滞，金属货币大失其交换效用，一般人有贱金钱贵实物之心理，而谷帛之属亦遂取得货币资格， 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彼天下兵乱，加以饥殣，百姓皆宝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余岁，白母日，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宝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
一则由恶钱之滥铸，如董卓小钱、蜀吴大钱之类，使钱币本身之价值低落故也。三国时之物价，殊鲜见于纪载，兹略举于次以见一班云尔。

全三国文老六载魏文帝诏曰：“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工之物皆有虚名。”
魏志东夷传倭人：“诏书报倭女王曰，……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
案：棉地交龙锦、绀地句文锦之属，当皆魏人所织。
吴之丝织业最不发达，故曹丕嗤江东之衣布服葛， 全三国文卷六载魏文帝诏有云：“夫珍玩必中国，……未闻衣布服葛也。”
三国时商业不甚发达，其原因盖有数端，一由生产量减少，人民无多物以供交换，一由金属货币不甚流通，一则由割据分崩，货财难以行远故也。魏蜀对立之时，益州与中原几无贸易可言，吴魏吴晋对峙之时，荆扬诸州之与中原，不过官为互市而已。
域外贸易，魏以陆路较盛， 注：参看前引魏志仓慈传，传谓慈优待西域杂胡之来贡献者，而随来胡意与之交市。
吴则海上较盛， 注：参看前引梁书卷五十四所记大秦贾人秦论至吴事。
蜀之域外贸易似不足数也。

诸葛治蜀就治了个寂寞，根本就拿不出像样的政策与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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