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是什么？
微观史更像是一种不断发展和转化的研究传统，既非单一的视角，也非固定的技术。用更贴切的说法，它是一种历史观的转向，一种特定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细小的对象、边缘的视角和日常的细节，观察宏观社会的运行逻辑。

我认为，“微观史”就是“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它需要具备两个要点：其一，要有细节，要有故事；其二，研究对象必须是那些“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边缘人物而不予理睬，甚至通常全然无视”的普通人，是“那些被迫害的和被征服的人”。
为什么要讲“边缘者叙事”？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史家关注的更多是国家、战争、王朝更替，主角是将相王侯、革命英雄、大人物。而微观史则不然，它专门把目光投向那些历史舞台边缘的小人物、小事件、小空间。它相信，在这些被边缘化、被遗忘的个体身上，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时代信息，甚至有可能揭示主流叙事所忽视的张力与裂痕。

历史的背后，有无数“没有名字”的人：农民、磨坊主、街头艺人、茶馆老板、失足女、拾荒者……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宏大叙事中极少出现，甚至被彻底抹除。
微观史并不只是关注“边缘人”，它更关心的是：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种观看的可能？是否可以不从上而下地解释历史，而是从下而上、从细微处捕捉历史真实的质地？

微观史不是宏观史的对立面，而是其补充与批判者。它通过将“放大镜”置于微小之处，重建那些被主流历史遗忘或压抑的经验。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写的博士论文是成都街头文化，也正是通过微观的切口，揭示城市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生存的挣扎。

微观史像是一种“文学性的考古”，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联结与重构。历史学家就像侦探一样，需从一地碎瓦、一页传单、一个失语者的口供中，顺着线索的蛛丝马迹追踪下去。当然可能最后得不到任何所希望的结果，但是也可能会发现被尘埃掩盖的历史。这种工作考验的既非机械的记忆能力，也非单纯的资料占有能力，而是想象力、敏感性、深切的共情以及表达的能力。

在过去，我们常用“黑暗的中世纪”来形容欧洲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常常让人联想到草菅人命、思想禁锢、宗教裁判所的残酷。然而，当我读了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之后，我发觉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磨坊主的罪名确实荒谬——仅仅是因为他质疑了上帝创造一切，但裁判所的审判却异常严肃和详细。更让我震撼的是，梅诺基奥第一次被捕后曾写信忏悔，因身体状况不佳而获释，但被限定活动范围，还得穿上带有标志的衣服。几年后他再度因言获罪，这一次，教会甚至为他指定了律师。这个律师并非只是一味附和教会的“傀儡”，而是认真地为他做无罪辩护。整整十几年的审讯，几千页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一个宗教机构在运作时的严密与理性——虽然这种“理性”仍然服务于压制异端的体制。

我自己非常认同这种以细节为突破口的研究方式。我的著作中也常常充满了琐碎的描述：人物衣着、天气变化、街道细节、家庭矛盾，甚至是一句话中语气的转折。有些读者可能不习惯，觉得太“碎”，太“慢”，影响了对“重大问题”的把握。但我始终相信，一旦我们用细节去观察，原本看似“理所当然”的历史进程便变得充满偶然性和复杂性。

历史不是必然的，不是决定论的剧本。在我看来，历史是由无数细节与偶然构成的复杂拼图。我们习惯于从“结果”倒推“原因”，寻找所谓的规律、趋势与逻辑，但当我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那些被称为“必然”的路径，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

即便是伪造的文本，也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其篡改过程、传播机制与被接受的历史语境，揭示时代的思潮、政治的动向、权力的操作。正如我在研究川渝“袍哥”历史时发现的那样，袍哥自己声称我们的起源是来自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立堂所留下的《金台山实录》。他们从海里打捞上来一个密封的铁盒子，里面就有这本书。《金台山实录》经过整理印行后被称为《海底》，就成为了袍哥他们的经典文献。尽管这个故事极可能是虚构的，但我仍然是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对这个文献进行分析，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起源和郑成功拉在一起？虚构的文本本身就反映出他们组织建构合法性的诉求——通过神圣化的起源，来强化凝聚力和权威。

我所坚持的历史观：真正的历史，不仅发生在谈判桌前，更存在于无数普通人留下的文字、情绪和痕迹之中。

说到痕迹，“雪泥鸿爪，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来过，就难免不留下任何的痕迹。但问题在于，99.99%的这些踪迹，最后被历史的尘埃掩盖了。所以我在想，我们历史学家有时候也得靠运气吃饭。一旦发现了前辈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我们就要进行奋力的追踪，但是这些痕迹很少能把我们引导到历史的真相。我们的追踪，经常是原地踏步。因为更多的时候，那些宏大叙事把普通的个体都通通掩埋了”。
这就是通过线索、通过痕迹发现历史真相的意义所在：不是去重复已被验证的宏大叙述，而是在历史的细缝中，重新发现那些被遗忘却真实存在的生命与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