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D·龙 革命家·D·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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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迁都北京,是否是个错误的选择 明朝迁都的背景,是朱棣他本身是燕王,在他就番的地方有他熟悉的环境和军队。也为了北伐的方便,而进行迁都。而蒙古与满清定都背景是离他们的发家的地方进,适合失势的时候有个后路。以当时的环境,明朝初期,人口和经济密集的分布在南方,北方人口稀少。迁都无疑是抛弃了基本盘,使得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分离。 先来说说防御北方的问题,事实上并不能带来多大防御问题,反而增加了风险,不是每个皇帝都像朱棣那样善战和好战。在南京的时候,已经对蒙古和东北产生正面优势效果。完全可以委任重臣戍边。定都北京,军事上带来的只有增加边防长城,需要大量的兵员来保卫皇帝。土木堡之变后明军主力损失惨重,使得文官崛起,武将地位下降,这也说明的在军事上并不能带来好处。还破坏了太祖构建的三条防线。 此次是经济问题,迁都北京给当时的百姓带来重大负担。每年都要从江南漕运400万石粮食。江南每石粮食0.5两,到了北京就到一二两。甚至到崇祯年间,最高粮食涨到每石24两。而在明朝前中期,边军粮食充足的。 第三是对于航海事业的破坏,定都南京的时候,郑和在此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航道。而明朝时期正值大航海时代,几十年后,葡萄牙人就进行航海,开发非洲。对于海外开拓为之断绝,像是收服的位于印尼的国土,旧港以及吕宋都断开了和明朝联系。没有在海洋事业上进一步发展,使得制海权丢失。 第四,政治上,南方与北方的离心离德,明末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士绅是世界上最富裕,过得最舒适的时候。只会享受利益而不奉献,完全用不上南方那丰富的资源。 还有很多现在没有想到的。 当然以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定都北京那是政治正确,但是以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或许是个错误的选择。
明朝抗日援朝是重大的决策失误吗? 感觉明朝援助朝鲜所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损耗,所获得的不过是朝鲜的友谊和敬畏,但损失的更多。 首先援助朝鲜总共花费了800万两,但是每征收一两银子,却要有十两的征收成本,打完三大征之后国库基本上没有银子了,张居正积累下的钱财也消耗一空。北方经济遭受重创。 第二是军力损失,其实明军的强大战斗力是嘉靖年间戚继光一代在抗倭抗抗蒙留下的底蕴,当时能打的军队有戚继光后裔的浙兵,刘显父子的川兵,广西狼兵,福建和广东的海军,打倭寇是这些兵,打朝鲜也是这些兵在朝鲜战争之后。最后还有已经军阀化的辽东兵。明军的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反倒是倒退了。 第三,打了朝鲜战争之后是势力的失衡,以往明军利用朝鲜制衡女真,用女真制衡朝鲜。但是明军在朝鲜的7年中,正是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在这战争之中,努尔哈赤打败海西女真一举统一女真各部,有了与明朝一战的实力,在统一女真之中,战斗力极大加强了。 最后就是帮助朝鲜之后,明军重新训练了朝鲜的战斗力,还练他们火炮技术。结果这些朝鲜兵什么用途,反倒是做了满清的二鞑子,用火炮杀害明军比满清杀的还多。 救了朝鲜没有几年,萨尔浒之战就爆发了,沈阳陷落,明军战斗力和经济完全不行了,这是和抗日援朝有很大关系吗?错误的战略决策吗?
实地走访拍摄泉州地区的古卫所城池【多图】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宋朝开始就有海盗入侵,在这时永宁建立起水澳,元代倭寇开始入侵,在此建立澎湖巡检司等多个海防设施。明朝时洪武年间,倭寇越来越猖獗,在此时开始国家开始重视海防。洪武年间江夏候周德兴在沿海各地建立大量卫、所、巡检司城池。在洪武二十年周德兴在泉州地区建立起永宁卫。 史载,永宁卫下辖有11个千户所,卫城内有左、右、前、后五个千户所;卫城外,有福全(晋江)、崇武(惠安)、金门、中左(厦门)、高浦(同安)、白叶坂(安溪)六个守御千户所及十四个巡检司,鼎盛时期与天津卫、威海卫齐名。 其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泉州、厦门岛内外,金门岛以及澎湖列岛。明朝时永宁卫城内拥有二十万人口,百余各姓氏,军官上百,城内有7000多士兵,分为屯旗兵和操海兵,一半训练一半屯田,在安溪,南安等地均有军田。嘉靖年间又有客兵,狼兵万人在此驻扎。 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世界最大的港口,海上贸易非常繁荣,在明朝虽然受到海禁影响,但是泉州、晋江区域的海上贸易还是非常发达旺盛的。永宁卫城内非常多条商业街道和庙宇,比较出名的有城隍庙,这是闽南地区最大的城隍庙。还有财神庙,天后宫之类的。至今城内还保留着大量的闽南古建筑,各个历史底蕴非常丰富。 历史上永宁卫曾经被倭寇多次袭击,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倭寇一度猖獗,在闽浙一带活动,其中一股在晋江永宁、安海劫掠。永宁卫城指挥使杜钦爵奋勇当先,率领军民严密防守,倭不得入而退。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倭寇400余人从长坑头登岸,劫掠龟湖。五月,倭寇复进犯永宁卫城,被击退。此后三四年中,倭寇虽在晋江、英林、双溪口、石菌一带四处劫掠,终不敢冒然犯境永宁。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二月,倭寇犯永宁卫城,永宁卫城指挥佥事王国瑞骄兵自恃,溺于酒色,疏予防范,失守城陷,倭寇大掠数日而去。三月,倭寇复来攻城。城再陷,生灵涂炭,尸横遍野,军民为其杀伤几尽。为避倭乱,永宁居民纷纷外迁。其中,迁入石狮街的有何姓、高姓、尤姓、朱姓、商姓等。三月八日,港边人佘见海,任千夫长,率兵复城,不克阵亡。倭寇来犯之时,又有梅林人黄澄“集里中少年,划港以守。及见贼势猖獗,乃阴令长年三老舣舟以俟。及败,乡人被驱入海,赖以全活者五十余人”。倭寇陷城后,四处劫掠妇女。永宁人民奋起反抗,南澳总兵欧阳寨之妻郑氏“统婢出救,与其姑及夫弟俱陷贼”。郑氏“持刀黥面,骂贼不已,贼怒,焚之火中”。蒋氏子妻吴氏,“年二十寡,倭乱,城将陷,督家丁拒之,躬为炊。”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倭寇100余人乘船突袭永宁,被戚家军截杀无遗。 清顺治四年(1647年) 四月,郑成功部将林顺于永宁一带招兵,清将韩代闻报,突袭永宁,乡民死难者达2400余人。尚有生逃于水关沟者,恰逢暴雨,水涨入沟,淹死者甚众,史称“陷城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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