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巴☞ 屠龙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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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声:决赛第一仗,上海队为何会被打得溃不成军? 呀!呀!呀!三局大战,上海队都没能打满 20分,这是冠亚军决战吗?怎么感觉有点像不同档次的两支队伍,一支在碾压另一支呀? 赛季之初,依仗着世界发球女王的威势,誓言“夺冠夺冠夺冠”的上海队,在今届女排联赛总决赛的首役,不仅被江苏队剃了个光头,泰纳拉和薛翼枝两个主要得分手还被打回了原形,坐到冷板凳上去了。全队被打得披头散发溃不成军,主帅王之腾也只剩下扛着一副眉眼倒挂的苦瓜脸四处乱转的份了。场面上看,这差距不是一点点。 其实,这两队实力,只在伯仲之间,在这刺刀见红的华山论剑中,缘何会打成一边倒的呢? 这就得从双方的赛前准备说起了。上海队的准备不能说不充分。她们针对江苏队的队长龚翔宇是攻防转换核心这一特点,故部署拦网高手高意和主攻手欧阳茜茜专门盯防龚翔宇,试图通过这一招,打乱江苏姑娘们的攻防节奏;在此基础上,他又要求仲慧王唯漪和欧阳茜茜尽可能提高一传到位率,制造机会,发挥薛翼枝和高意两个强副攻的优势,用闪电战多抢分;即使一传不到位也不用担忧,有队里的得分王泰纳拉在,调整攻也照样势如破竹。这战术安排挺自负的呀,只要能如愿以偿,就能战胜江苏队。 问题在于,王之腾大意失荆州,犯了两大致命的错误。其一,他满以为老将张常宁弹跳力己风光不再,在她担纲首发的两场半决赛中,虽然地板功夫了得,但在进攻端真差强人意。所以就没把张常宁的网口威胁当回事。 其二,在他看来,江苏队里的两个副攻手,万梓玥是要防的,因为她在半决赛中进攻和拦网都不错,至于那位年纪最小的副攻手杨佳,没进攻手段,没拦网技巧,还没打球精神,基本上可忽略不计。可战幕一拉开,王之腾错愕了。在吴梦洁的第一轮强力发球带动下,江苏队除自由人不能进攻外,所有攻手的火力全开,轮番轰炸,迫使王之腾手忙脚乱,在比分打成1:7时,就吓得把两次暂停都用完了。 其中,那位“可忽略不计”的小杨佳,就率先站出来又攻又拦,用她的网口实力(首局她一人独砍下4分)告诉王之腾,“小杨我不是不发力,而是时机未到,决赛场上,我总得露两手给你看看啦。”其实,小杨佳的爆发,也是被大姐姐们又拉又逼推出来的。 直到半决赛,她还像没睡醒的样子,被队长龚翔宇狠狠地“尅”了一顿刺醒了。都打到决赛了,再不冲还更待何时?没想到吧,她一豁出去,就把王之腾吓住了。其次,就是老将张常宁在网口的爆发,她的一扣一拦,看似随心所欲,但却能记记中的,打得上海队队员们都手忙脚乱的,既没拦网,也没救球了。 这一小一老打开后,极大地鼓舞了全队士气,第一局快刀斩乱麻,很快就以25:18轻松拿下。更有趣的是第二局,张常宁的一轮发球,不但从5:3一直跳到10:3,又一个5连发(在半决赛的两场角力中,她已有过两次5连发),还把上海队的队长仲慧发得哭笑不得,手足无措,王之腾只得把她换下场去冷静冷静。 这一局中,张常宁简直打疯了,她的变线暴扣,她的吊吊抹抹,她的二号位反轮,都能随意得分,连她为救一眼看要落地的球从后排起跳推球过网时也能急中生智找到对方场地的空档,直接得分。这样的老将,是不是赛金宝?在她和龚翔宇两人的串联协调下,全队的攻防转换一点也没受对方的影响,反而更滑润更流畅了。 王之腾想扼制的龚翔宇和万梓玥没扼住,相反,他手下最得意的两位得分悍将泰纳拉和薛翼枝,倒被江苏队扼制得先后坐上了冷板凳。最可怜的是薛翼枝,全场只得到2分,还被拦一次,实际只得了1分。第二局,上海队总共只得了可怜兮兮的10分,就缴械了。 而第三局要不是刁琳宇在传第一个球时就受伤,从而一度影响到江苏队队员们的心绪,也不会让上海队以8:7领先的。王之腾刚被这 1分的微弱优势,点亮了心灯,没想到,瞬息之间,江苏队众将的心态就调整过来了,片刻功夫,就以25:17的悬殊比分,结束了这场光速之战。这场比赛结束时,另一场季军争夺战的第二局还在鏖战中呢。
刘厚总的下落 1952年,江西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新任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时,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相互矛盾。这不能不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 黄宜蕃是刚从部队下来基层工作的,回去后,他仔细回想,记起自己十几年前,在新四军里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时,那个同他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他立即向局长作详细汇报,得到“立即逮捕”的指示后,7月28日,他带人突然将兴记盐铺包围,逮捕了这个在当管账先生的刘厚总。 刘厚总,出生于1904年,湖南耒阳市江头圩人。刘厚总的父亲是当地著名武师,因此,刘厚总自幼习武,又生性好强,虚荣心重,多次向附近一带的学武人员挑战,胜多败少,有了一定名声。 1926年,刘厚总在家乡参加农会,第二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1928年,朱德在湘南发动年关暴动,21岁的刘厚总成为江头圩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总队长,率农民军协同革命军作战,崭露头角。在敖山阻击战中,刘厚总挥舞大刀,带领200多名敢死队员,配合工农革命军,击溃国民党一个正规团,受到过朱德的口头表扬。 因为斗争需要,刘厚总没有上井冈山,组织上让他在耒阳打游击。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时有一百多人。但是,无论人多人少,刘厚总满脑子“山大王”思想,为所欲为,最典型的莫过于他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强娶为妻。 1934年,刘厚总和谢竹峰等人组建了名震全国的湘南游击队,刘任大队长,谢竹峰任政委。游击队300多人,多次打破敌人围剿,发展越来越大。但是,1935年冬,游击队副大队长李育林在带领几名战士下山筹粮时,却无故被人射杀,壮烈牺牲。 几十年后,谢竹峰才得知真相:刘厚总不仅生性好强,而且心胸狭窄,他自以为武艺高强,但李育林也功夫了得。一次,刘厚总悄悄把李育林叫来切磋,却被摔倒在地上。随后一次大队干部会上,李育林无意中当着谢竹峰的面开玩笑说刘大队长功夫没他深,惹得刘厚总满脸通红。李育林又号称游击队军师,聪慧在刘厚总之上。因此,刘厚总趁李育林带人下山筹粮,埋伏在一架独木桥边,用驳壳枪将李育林及另外两个同志射杀。一位砍柴的老乡发现了内情,但他当时不敢讲出,直到1979年,耒阳市有关部门在了解湘南游击队活动情况时,老乡才说出当时的真实情形。 1937年,根据国共谈判结果,湘南游击队1938年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刘厚总出任特务营副营长,后又兼任副军长项英的副官。刘厚总对安排大为不满,觉得自己起码能当营长,现在当个伺候人的副官、无职无权,又不能去前方打仗出风头,真是毫无意思。他开始不求上进,以消极态度在项英的身边混日子。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副军长项英在谈判无望的情况下,率余部开始突围。1月14日在大康王附近,刘厚总同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相遇,随即一起行动,项英把他留在身边。 1月22,项英一行来到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北端,潜伏在一个名叫蜜蜂洞的山洞里。十几天后,由于饥寒交追,加之顽军团团围困,突围无望,刘厚总心生歹意。3月14日凌晨,刘厚总趁项英、周子昆、黄诚(警卫员)熟睡之际,开枪打死项英、周子昆,又抢走新四军的军费、钢笔等财物,下山投靠国民党。黄诚身中两枪,九死一生,幸免于难。 刘厚总杀害项英,自以为会受重大奖赏,但国民党并未将他放在心上。他曾在戴笠手下任中校副组长,多次流露不满情绪,被上报戴笠后,被缴枪软禁,直到抗战胜利才放出。 1946年春,刘厚总向中统徐恩曾请求,准其回家度余生。徐恩部给了他一些路费。刘厚总本要回老家耒阳,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乘船顺长江漫无目的来到江西九江,在酒店、青楼里尽情享受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寄人篱下,替人打打杂、管管账。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由新四军发展而来的第三野战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刘厚总急如热锅上的蚂蚁,通过结识的老乡陈次兴,跑到偏僻的江西新余县,在城西兴记盐铺混饭吃。新余解放后,刘厚总填上了当地户口,自以为可长期待下去。 直到1952年,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对每户人员历史进行全面了解调查。刚从部队下来的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惊喜地发现了这个叛徒刘厚总,并马上抓捕。 刘厚总被揪出来时,陈毅、谭震林都分别给有关部门致电,指示对叛徒刘厚总尽快处以极刑。8月,刘厚总即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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