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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常识之--对仗 律诗的四联,各有一个特定的名称,第一联叫首联,第二联叫颔联,第三联叫颈联,第四联叫尾联。按照规定,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首联和尾联可对可不对。绝句的两联也是可对可不对。排律的首联可对可不对,中间各联都必须对仗,最后一联不对,以便结束。 对仗的第一个特点,是句法要相同。如《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是首、颔、颈都对仗。首联第一句没有谓语,第二句也用无谓语句式相对。颔联上句的句式是“主谓定宾状”,下句也用相同的句式相对。颈联用的也是相同的句式。 又如《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避,况乃未休兵。 颔联上句的写法是把“白露”一词拆散,下句的写法也相同,是把“明月”一词拆散。 对仗的第二个特点,是不能用相同的字相对。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种对仗,在词、曲中是允许的,在近体诗中则绝不允许。实际上,除非是修辞的需要,在近体诗中必须避免出现相同的字。 对仗的第三个特点,是词性要相对,也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代词对代词,虚词对虚词。如果要对得工整,还必须用词义上属于同一类型的词(主要是名词)来相对,比如天文对天文,地理对地理,数目对数目,方位对方位,颜色对颜色,时令对时令,器物对器物,人事对人事,生物对生物,等等,但不能是同义词。前面所举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星”对“月”是天文对,“野”对“江”是地理对,而“垂”对“涌”,“平”对“大”,“阔”对“流”,也都是在词义上属于相同类型的动词、形容词的相对。象这样的对仗,叫做工对。 有一些对仗,是借用了同音字形成工对,叫做借对。象《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首联“西”对“南”是方位对,“山”对“浦”是地理对,“三”对“万”是数目对,而“白”对“清”,则是借用“清”的同音字“青”,而构成了颜色对。这样的借对,也属工对。 这种谐音的借对,多见于颜色对。比如《秦州杂诗》其三: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珠汗落,胡舞白蹄斜。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 颈联以“珠”谐音“朱”,与“白”相对。又如《独坐》:悲愁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敛洲渚出,天虚风物清。沧溟恨衰谢,朱绂负平生。仰羡黄昏鸟,投林羽翮轻。 颈联以“沧”谐音“苍”而与“朱”相对。 一联之中,如果大部分字都对得很工整,其它字就可以对得马虎一点。比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玉不胜簪。 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时”和“别”算不上是相对,但其它各字都对得非常工整,合起来也还算是工对。 对于七言来说,第五字可以不拘。比如杜诗《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颈联“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第五字“天”和“老”未对。有一些对仗,表面上看起来不对,实际上是用了别义相对,象这一联,“朝”对“顾”用的是“朝”的别义来相对,“下”对“臣”,用的是“下”的别义来相对,而不是用它们在句中的意思。另外有一些对仗,要明白其出处才知道是相对。比如《曲江二首》之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颔联以“寻常”对“七十”似乎不对,其实“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寻常”两字也可当成数目字,与“七十”对得相当工整。象这样用了别义、典故,要拐一下弯才对上,出人意料的,也属借对,而且往往被认为是不俗的佳对,与灯谜的“求凰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联之中对仗的上下两句,一般内容不同或相反。如果两句完全同义或基本同义,叫作“合掌”,是作诗的大忌。但有时上下句有相承关系,讲的是同一件事,下句承接上句而来,两句实际是一句,这称为“流水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尾联下句描述的是紧接上句的行程,就是一流水对。又如《秋兴》其二: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查。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尾联也是一流水对。流水对一般也被认为是不俗的佳对,如果尾联要用对仗,经常就用流水对收住全诗。 有时候一句之中也有对仗。如《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一首诗四联全都用了对仗,而句之中又有对仗,第一句“风急”对“天高”,第二句“渚清”(“清”谐音“青”)对“沙白”,第七句“艰难”对“苦恨”,第八句“潦倒”对“新停”,都是先在本句自对,再跟对句相对。有趣的是,第一句因为押韵,跟第二句在平仄上就无法完全相对,而在字义上却对得天衣无缝。这首诗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即使仅从形式上看,也当得起此美称。
词体的格律与自由 李清照《词论》对词的音律提出很严格的要求:“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有些词调既押平韵,又押仄韵。仄声之中,有要求专押上、去或入声的。各个词调的句式的长短与句中词语的平仄也是有规定的。传统诗歌中,以律诗的格律最严,字数、平仄、对偶都按修辞、审美、音韵学原则规定。故元代方回《瀛奎律髓》说过:“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倚声填词,每个字都须按照曲拍的谱填写,在审音协律方面有比律诗要求更加严密之处,这使词的语言音调显得特别精美。然而词体之所以为广大作者所乐于运用、成功地运用,除精审的格律外,更因其在运用时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词律也有比诗律远为解放者。  首先,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据清康熙时编的《词谱》所载,有 826调、2306体,还有好多尚未收入。各种词调的长短、句式、声情变化繁多,适应于表达和描绘各种各样的情感意象,或喜或悲,或刚或柔,或哀乐交迸、刚柔兼济,均有相应的词调可作为宣泄的窗口。  再者,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创调与变体。康熙《词谱序》云:“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然试看《词谱》所载同一词调诸体的句式、平仄、押韵、字数常颇有出入,可见古人填写时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词韵常比诗韵宽,有时平仄以至四声可以通押或者代替,也有押方言音的。如《满江红》词调,一般押仄声中入声韵,以寄寓磊落不平之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抒发激烈的壮怀,读来使人慷慨悲愤,押的便是入声韵。然而姜夔的《满江红》(仙姥来时),遐想湖上女神,却换押平韵,声情遂变作缓和舒徐,富有潇洒优游的情趣。姜夔《长亭怨慢》自序云:“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该词中有句如:“阅人多矣,谁得以长亭树?树若有情,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写景抒情,卷舒自如,浑如散文。但由于作者深谙音律,故虽随意为长短之句,而自然合乎律度,适应歌者口吻。“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自由与规律高度统一的产物。  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南宋则越来越严密。各时期不同作家对审音协律也有不同要求。如有人认为苏轼的词不协音律,有则为之辩护。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 《跋东坡七夕词后》 又云:‘歌之曲终,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跋东坡七夕词后》又云:“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从其他记载也可看到苏轼的代表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也都被“善讴者”歌唱或赞赏过,说明还是合乐可歌的,只是有些地方突破声律的束缚。大凡过于不守音律也许失却词的韵味,遵律过严也会成为枷锁,重要的是运用音律为情意服务。如《声声慢》调在李清照以前作者多押平韵,而李清照却选押仄韵,又用了话多齿音、舌音字,创造了情景交融的特殊艺术效果。可见她要求作词的严辩音律,却正是自由地运用之以突破陈规进行创造,而不是作茧自缚。宋代许多绝妙好词,虽然长短错落,自由卷舒,有的类同口语、散文,而吟诵起来的韵味盎然,富有节奏感。个中奥妙是很值得我们体味的。有些例子,则未必可取。如张炎 《词源》 记其父张枢“作《惜花春早起》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按“深”“幽”与“明”情景大不相同,竟如此改来改去,即使改得完全适应歌喉,遵律虽严,却并是值得效法的文学创作态度。
词学概论 一、词的章法之开头 词的起调、发端要“工”。要象园林的门扉,使人一推开便能窥见佳景的一角,但又不能一览无余,这样才能引起一定要走进去、看下去的浓厚兴趣。宋词中有一些比较常见而又有特色的开头:  (1)造势:开门见山,直陈胸臆,一起句就道出词的主旨或概括词的内容。单从词句上看似乎平淡无奇,实似引弓待发,往往笔锋一转,便如悬崖飞瀑,一泻而下。称之为“造势”。这种方法不单豪放派词人指陈时事、言志咏怀时常常使用,就是婉约派的抒情作品也不乏其例。  柳永是很擅长铺叙的,他写钱塘一带壮丽景色和杭州繁华生活的名作《望海潮》,便有一个似乎颇为平直的开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象散文一样直陈而出,粗笔勾勒了全词所写对象的轮廓。接着镜头由远而近,写全景、写江湖、写市廛、写西湖、写游客,便都有了一条贯穿的主线,使读词者不能中辍。同时,作者先抹一粗笔,接着再皴染着色,精描细画,吟出“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精炼秀丽的名句,粗细相映,韵味更显丰厚。  有时开头虽全用平常词句,组织起来却显得奇特豪迈。如刘过的《沁园春》(寄辛承旨):“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使入一读便好象听到了词人的朗笑,摸到了词人的脾性。接着,笔锋突转,平空请出白居易等三位历史人物,传声肖形,借古人之言,表自己之志,全用赋法而带有很浓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果没有开头那样一个开门见山的起句,后文就会显得平淡了。  (2)造境:由写景入手,先造出一个切合主题的环境,然后因景生情,依景叙事,带出词的主体部分来。称之为“造境”。  张志和的《渔歌子》,一起手先画出一幅春江静秀和平的风景画——山前飞着白鹭,水底游着鳜鱼,多么自由而恬静啊!这样的开头正是给下文以渔父自况的作者出场造成一个典型的环境;作者也用这个环境寄寓自己要求超脱现实的思想感情。  写景为的是写情,是苍莽阔大还是静谧偏狭,全由主题需要决定。同是写秋景,范仲淹的《苏幕遮》写的是羁旅思亲,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开头,非常洗炼地描绘出一个寂寞、雕零的深秋景象,使人一看便产生羁旅难熬、心情调怅的感觉。辛弃疾的《水龙吟》主题宏大得多,他的开头是“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多么广阔的江南秋景,我们感到的是阔大苍郁而不是凄凉孤寂,因为只有这样的境界才切合作者宽阔的胸怀,才包容得了作者在词中寄寓的那种壮志难酬的激愤。  (3)造思:先设一问,或点出题意,或造一悬念,引入深思,使入急于要看下去。然后以答语形式引出词的主体。这是词人常用的一种开头方式,是渭“造思”。有时,先用一个反问句,明退暗进,随即把正意推出,有如引弓发丸一般。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重无数。(欧阳修《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李清照《临江仙》)  这两段都是先用一个特指句开头,说是“特指”,其实答案已隐含其中(烦恼无尽,庭院深深),因而下文都不正面作答,而用肠断、春归写出相思、怅恨,用柳烟、雾阁象征深院浓愁,意境比直陈深了许多。  这种以问开头的手法,比较适用于表达细腻的感情,但名手也能用来表现豪放的精神。例如: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苏轼《满庭芳》)  问语似乎平常,答语却出人意外,一问一答特别显得深情而豪迈。清郑文焯评他是以“健句八词,更奇峰突出”。  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辛弃疾《王楼春·戏赋云山》)  出语便很奇特,答语又故意含混,确能使人仿佛面对云峰,有神奇怪异变幻莫测之感。 二、词的章法之过片过片是词特有的章法。什么叫过片?除小令外,词都是分片的,而多数分为上下两片。它们是表现同主题的两个层次,其间必定要密切关联。关键就在上下片衔接之处,即下片的开头部分,称之为过片。过去写词、评词的人是很重视过片的,特别强调“过片不可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张炎)“承上接下”是个总的要求,要接得紧密、自然,又以能出新意为上。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若才高者方能发起新意,然不可太野,走了原意。”就是要人们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
何谓 词 【一、词】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它原来就是“辤”字。这个字,古籀文写作“□”,省作“辤”,现在写作“辞”,汉人隶书简化为“词”。所以,“诗词”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  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都是诗。诗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辤,或说歌辤。《诗经》中的诗,其实也都可以歌唱,在当时,诗就是辤。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辤或歌辤,简称为辤。“楚辤”就是从音乐性的观点来定名的,因为它是楚国人民中流行的歌辤,其实,如果从文字的观点定名,楚辤也就是楚诗。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辤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辤”字,魏晋时代,有白紵辤,步虚辤,明君辤等等。这个辤字,晋宋以后,都简化为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拓枝词、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三阁词,这一切“词”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还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我们在《花间集》的序文中知道,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表明这是菩萨蛮曲子的歌词。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牛娇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黄庭坚词序云:“坐客欲得小词。”又云:“周元固惠酒,因作此词。”苏东坡词序云:“梅花词和杨元素”,又有云:“作此词戏之。”类此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不是指一种文学形式。南宋初,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词》,今天我们说这是一部词的选集,但在当时,这个书名仅表示它是一部高雅的乐府歌词。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秦观的词集名为《淮海居士长短句》,欧阳修的词集名为《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词》的。  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它们认为属于诗的一种文体。“诗余”这个名词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已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换句话说,就是已把它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了。一部《草堂诗余》,奠定了这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不久,长沙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标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言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青真词》。  从此以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词”这个名词才确定下来,于是有了“诗词”这个语词。  文学史家,为意义明确起见,把歌词的“词”字写作“辞”,而把“词”字专用以代表一种文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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