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ce田伟 Bruce田伟
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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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 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曹操派兵清剿,诸葛亮在这里放了一把著名的火,史称“火烧新野”。 这个偏处一隅的农业县再度出名,是因为最近一个北大博士的学术论文披露的——161个政治家族把持了该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一个叫冯军旗的社会学博士。他在新野挂职县长助理,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官员,最终写下一部长达20万字的学术论文,名为《中县干部》,对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进行细致研究,被认为触及了政治领域最核心的地带,但最终引起关注的,却是政治家族。 作为中国县域政治的缩影,新野政坛的161个政治家族,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形成了怎样的生态和控制模式?作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冯军旗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今年9月,冯军旗的《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只有5000余字见报文章,只是其20余万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的一个章节。 尽管该文隐匿了具体的人名和地名。但好奇的网友很快就搜索到,文章作者冯军旗在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曾在河南新野挂职锻炼,担任过上港乡副乡长和新野县县长助理。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 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 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 直到今年,地方政府进行换届,新野县委书记方显中上调南阳市任职,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县,冯才同意发表该文。冯军旗说,网友对号入座后,学术论文变成了变相曝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 姻亲葡萄藤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 一,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二,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三,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有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 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 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 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在《中县干部》的扉页上,冯军旗为中县(新野)的干部写了一首小诗,题为《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 飘着的,是命运 落下的,是人生 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大陆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的天空中飘动。落在地上的,则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近期,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引起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冯军旗为完成博士论文,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他借“职务之便”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以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论文“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有评论称:这份基层政治研究论文,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基层官场到底有多真实、多残酷? * *   1. 吃喝,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
南阳白河有座投资4000多万只能看不能同行的桥 白河是南阳境内一条主要的河流,从南阳市卧龙区的石桥镇与方城县的博望镇之间穿过。多年来,隔河相望的两岸群众主要依靠当地村民修建的数座简易的漫水桥往来,并且还要向建桥方缴纳数额不等的“过桥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座已经建成两年多的现代化大桥却禁止通行——迟迟不投入使用。  4月11日,记者来到方城县博望镇一座跨白河的小桥,桥头有三位老人正在守候,一位老人拉起细绳将车辆拦住。他们说,轿车过桥收费五元。  攀谈中,老人告诉记者,这桥是他们村十二户村民为了方便过往车辆自筹资金修建的,“我们花了十几万元,总得要有个收益吧。”按照他们的收费标准,汽车过往一次收五元,摩托车收两元,行人和自行车收一元。如果是经常过往的车辆,还可以打包办理“年卡”,年费是500元。  一位老人说,他在这里收“过桥费”快20年了。方城县这边的几个村庄,由于离博望镇较远,村民一般都去河对岸的卧龙区石桥镇办事儿。在没修桥时,主要靠渡船过河,但随着白河水位的降低,大型渡船行不通了,村民才集资修了这座简易桥。  记者看到,这座简易的漫水桥桥面只有三四米宽,仅容一辆汽车单向通行,桥面距离水面一米左右,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去年夏天白河涨水,把原来的漫水桥冲毁了一段,又花了四万多块钱,修了修。” 采访时,过往的车辆行人不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向老人缴纳了数额不等的“过桥费”。有村民告诉记者,如果不从这座桥上通过,就要绕道多走几十里路,交几块钱也算划算。 不仅这一座桥收费,附近还有几个类似的简易桥,统统收费。记者顺着河边行驶,果然又见到一座漫水桥,这里是一位女性村民把守在桥头,她手里拉着一根拦在桥头的绳子,正向过往的车辆收费。 令人不解的是,就在距前一座漫水桥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座现代化的桥梁横跨白河两岸,但是禁止通行。当地村民说,这座大桥是政府投资4000多万元建的,可能是由于工程款不到位,有些什么纠纷,尽管在两年前就修好了,可到现在还被施工方封堵着,一直没有启用,不让通过。  记者随即来到这座大桥上,只见桥面已经铺装完毕,路面有十多米宽,两旁的护栏和路灯都已经安装完毕,与此前的简易小桥有着天壤之别。桥口被水泥墩封堵,上写“禁止通行”四个大字。  然后,记者又来到该大桥工程的业主方方城县交通局采访,该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说,该项目为X013线大桥——博望白河大桥,也是南阳市交通公路骨架网规划中的重要控制性工程。之所以现在不让通行,主要是由于在建设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经济纠纷,目前纠纷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他们也希望大桥早日交工,尽快通行。 来源:河南日报
人民的公益 几栋30多层的高楼,矗立在一群低矮建筑物当中,异常突兀。张欣仪指着远处的这几个庞然大物,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那是莱阳市的“地标”建筑,但已几近烂尾。 张欣仪是来自北京的民营企业家。3年前,她以借款给莱阳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形式投资当地,如今连本金都难拿回来。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春节前,她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围堵,人身受限竟长达30个小时。 堪比人身受限的是,张欣仪目前代管的企业正在被捆住手脚,原本属于企业的500套房产已被拿走,有关部门正催办手续,将这500套商品房备案成安置房。 “这是赤裸裸的抢劫!”她已经出离愤怒,“如果把企业仅存的那点家底都掏空,我们还怎么活?” 过去两个多月,她给莱阳市委市政府先后写了多封信件反映情况,字数近万,但直到今日,也没得到任何回复。 500套房产被拿走 事发地“仕中心大楼”,如今已更名为中央公园。莱阳中房联合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莱阳中房”)客服吴怡对2017年1月23日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吴怡当天看到,一大群人拥入二楼,大概有三四十人,直奔董事长办公室,原本狭小的楼道被挤得水泄不通,连楼梯都堵满了人。他们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夺门而入,把张欣仪逼进了一个狭窄的角落里。 作为外地人,张欣仪第一次走入莱阳是在2014年。那年,张欣仪将7100万资金分三批借给了莱阳中房后,项目进展顺利。 但万建民的加入,改变了一切。万建民是烟台人,于2015年11月出资700万入股莱阳中房,成为姜海翔股份内的隐形小股东。而恰恰就是这个隐形的小股东,取代姜海翔成了莱阳中房的实际控制人。 加入不到一个月,万建民取得了莱阳中房的实际控制权,并承诺收购所有股东的全部股权,受让全部债务。 股东反映,万建民没有兑现当初许下的承诺,反而变本加厉地挖空公司,2017年1月10日万建民离开时,莱阳中房账户上只剩下1800块钱。 之前离开的股东们早已察觉到了风险。2016年12月,姜海翔、张伟、邓斌三个股东向城厢街道办寻求“保护”,背着当时的实际控制人万建民,与城南村村民委员会在城厢街道办的见证下签了一份协议,同意将511套商品房用于回迁安置,借此把企业所有可预售房屋暂时“冻结”。 邓斌告诉《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原想寻求街道办“保护”,先暂时“冻结”所有可预售房屋,可后来房管部门假戏真做将500套商品房备案成了安置房,这样,使企业500套房由“冻结”变成了从企业真正拿走。 作为莱阳中房最大的债权人,张欣仪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她对此颇有微词:他们有没有权力擅自通过改变这500套房屋的商品房属性将房产从企业拿走?这样做是不是损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是不是侵占了公司的财产? 在2017年1月22日上午召开的中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高层论坛上,有专家建议,莱阳应改善投资环境和法制环境,“不要认为别人来莱阳投资是来莱阳抢钱的”,要有整合内外部资源、合作共赢的观念。 当时台下坐着莱阳市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李少伟。据在场人士介绍,没等会议结束,李少伟就中途离场了。 22日下午,莱阳中房股东和张欣仪接到城厢街道办通知,要求他们第二天上午到仕中心大楼开会。 人身受限30小时 第二天,1月23日上午9时许,张欣仪和姜海翔、邓斌、张伟如约抵达会议地点,城厢街道办没有来人。这多少有些出乎她的意料。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11时左右,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闯入仕中心大楼,张欣仪被限制在董事长办公室内,由20多个人看守,不允许出门。从他们的嘴里,张欣仪得知,是来要钱的。现场还有施工单位京鑫建设公司的项目经理岳勇的叔叔。 张欣仪现场答复他们说,已超额支付了施工单位京鑫公司工程款。她告诉记者,按照合同约定,莱阳中房应按工期进度支付京鑫70%的工程款,但当时实际已支付了85%的工程款,超过合同约定的15%。 “听到现场有人喊‘是街道办让我们过来的’,于是我就给(城厢)街道办相关领导打了多次电话请求他们过来制止,街办领导回答说‘我们不管’。”张欣仪说。 《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就此事向城厢街道办主任逄晓周核实,他说他1月23日下午才知道。逄晓周告诉本报记者,23日下午派出所的警察给他打过电话,他嘱咐其不得出现人身安全问题,让他们自己协商。 据张欣仪回忆,正是姜戌光向逄晓周做的请示,因为当时她就在姜戌光的旁边。姜戌光是文化路派出所所长,同时兼任城厢街道办副主任一职。 1月23日下午2点左右,张欣仪从被限地董事长办公室转移到同样在仕中心大楼二层的贵宾厅。 “后来警察来了,我要求警察解救我出去,跟他们走,但警察并未采取解救我的行动。”张欣仪未能摆脱人身受限的境地。下午5时许,吴怡下班,据吴怡回忆,“当时很多人还在楼道和楼梯里,堵在贵宾厅门口。” 张欣仪说,直到当天晚上11点多,城厢街道办武装部部长杜雷宁才来到事发地。逄晓周对记者说,是他让杜雷宁过去的。 午夜12点多,由于一天未进食,加之风寒,张欣仪胃病突发,她的随同人员立刻拨打120,医院急救人员到达现场,但被阻止在外,无法进入仕中心大楼二层。 记者获取的一段时长约21分钟的录音显示,张欣仪多次恳求限制她人身自由的人放过她。她说她曾试图摆脱人身受限,但没有冲出去。 张欣仪说,她和她的一个亲戚从1月24日凌晨零点到上午8点多,给莱阳市报警电话和分管派出所值班电话打过100多次,但都没有人接听。张欣仪向《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提供了当时的通话记录。 张欣仪说,“其他人都可以随便出入,包括莱阳中房的股东,唯独我不行。” 24日下午,逄晓周来到仕中心大楼进行“协调”,最终,张欣仪和莱阳中房的股东同意把公司账户仅存的180万汇到某个人账户。据张欣仪和莱阳中房多位高管介绍,城厢街道办提供的账户是街道办一工作人员的账户。 张欣仪离开被限制地点已是1月24日下午5时许,已经整整过去了30个小时。 走到前台的债权人 从纯粹的财务投资者,到“加冕”准职业经理人,张欣仪“转身”的时间节点,发生在2017年1月8日。 就在这一天,来自城厢街道办、城南村村民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与莱阳中房的股东和张欣仪召开了一次协调会。当天的会议纪要显示,莱阳中房股东一致同意张欣仪代为管理运营城南村旧村改造项目。 走到前台,张欣仪发现,越来越多的风险暴露在她眼前,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其实风险由来已久。 “莱阳中房当时拿下城南村旧村改造项目所发生的费用,折合土地价格每亩350多万元,而一年后,2014年下半年在同一区域开发莱阳国际公馆拍净地,每亩却只有168万元,不知其中有何玄机?这样,也致使项目先天不足。”张欣仪说。 也有来自地产界人士的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内外有别”。莱阳中房的多位高管向《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反映,当地人可以用比外地人低得多的价格拿到土地,甚至不乏违规操作,有些房企在没有取得土地证的情况下就先拿到了预售许可证。 作为莱阳中房的实际股东,姜海翔、邓斌、张伟、周朝霞和万建民,都不是莱阳人。 股东们反映,万建民利用住房担保抵押(网签)借款、莱阳中房提供担保借款、挪用按揭款、直接抵顶房产等方式,导致项目资金和固定资产损失达上亿,除了少部分用于项目外,大部分资金直接流失,估计在6000万元以上。在万建民作为实际控制人管理的1年多时间,民间高息借款从之前的900万元飙升至3850万元,而且,“老万借的都是高息,月息高达4%-5%,折合年化率高达48%-60%。” 据莱阳中房多位高管介绍,过去一年多来,售房网签被基本卡死,预售许可证也被吊销了。 “在莱阳当地买房必须通过指定的担保公司的担保,担保费高达房屋成交价的1%-1.5%,开发商按揭销售一套房子,从签约到按揭款到账至少需要2个月以上,导致资金流补偿周期过长,严重制约开发进程,这在全国房地产销售历史上是罕见的。”张欣仪说。 张欣仪告诉记者,去年10月,逄晓周曾找到她,想让她全面接盘城南村旧改项目,她当时一头雾水,“我明明是个债权投资人,为什么让我来接盘?” “街道办现在还找我接盘,要我再拿钱来投资,一方面是我作为债权人身份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再投资接盘,最多只能暂时代管。”她说。 据莱阳中房股东介绍,万建民目前因涉嫌寻衅滋事已被当地公安通缉,现已失联。 风险重重,困难重重,张欣仪最终却还是选择接受代管走上“前台”,而不是申请破产。 张欣仪向记者吐露了她内心的想法:走申请破产的程序非常简单,但莱阳中房在建的这几栋楼房属于半成品,如果走拍卖程序,根本不值钱,这样的话,股东、债权人、政府、老百姓等多方的利益都会受损。 “像被掐住了脖子” 过去的两个多月,张欣仪不止一次地给莱阳市委市政府写信,反映她所遭遇的问题,寻求有关部门的援助,但均未得到任何回复。 她现在最着急的是,那500套被拿走的房产,企业现在所处的境遇就像她当初人身受限一样,这是莱阳中房仅存的那一点家底,除此之外就只剩负债了。 邓斌说,近两天房管部门正让他抓紧完善协议,把安置房备案手续尽快补充完整,把以前万建民作为实际控制人时请求街办“保护”“冻结”的房产坐实,真正从企业拿走。 据张欣仪介绍,作为拿走莱阳中房自有500套房产的依据,是一份补充协议,“这份补充协议既不是莱阳中房签的,又没有盖公章,股东签字也不全,同时没有通过股东会,而且作为莱阳中房最大债权人,我没有在协议上签字,这样的协议能有法律效力吗?”她说。 张欣仪并不同意将原本属于莱阳中房企业资产的500套商品房备案成安置房,“这样做就把企业彻底掏空了。” 逄晓周以安置房缺口为由,表示至少要把2号地已建成的140-150套商品房备案为安置房,因为之前协定的5号地在建的300套住宅无法满足全部安置。莱阳中房的股东们反对逄晓周的意见,因为按照规划,2号地在建的均为企业的商品房,这样安排有违规划。 “所谓安置房缺口其实是个伪命题。”张欣仪告诉记者:缺的那146套安置房是另外78亩土地规划的项目,但这块地由于政府未按合同约定完成拆迁,至今仍未挂牌。记者实地看到,这78亩地还未完成平整,部分房屋仍未搬迁。 逄晓周当面向《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和莱阳中房股东表示,已和相关部门研究过这78亩土地日后挂牌的问题,未必会给莱阳中房。莱阳中房股东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已缴纳的款项里面已经涵盖了这78亩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为什么我们交了钱还不按合同约定给我们土地?” 新年过后,莱阳中房还没卖出一套房子。张欣仪说,500套房产都被拿走,无房可卖,已影响到企业正常运营,不返还企业房产,就无法到银行抵押融资,资金链已经断裂。 记者获得一份2017年2月16日莱阳市建筑业管理处发给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的通知,要求其停止万旭·仕中心项目的施工,万旭·仕中心就是中房·中央公园的前身。该项目因此至今仍未施工,4月1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工地大门紧锁,见不到工人的影子,吊车静静地一动不动。 就在停工前3天的2月13日,张欣仪给莱阳市政府和城厢街道办报送了一份4400多字的报告,分析了该项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尤其是详尽列举了接管该项目的12个步骤和与政府相关联的7个问题,请求城厢街道办和莱阳市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截至目前,莱阳市政府和城厢街道办尚未给予张欣仪正式的答复。不知要等到何时,500套被拿走的房产才能归还企业?未履行合约的78亩土地,何时才能完成拆迁,落实到企业? 眼前的一切,让张欣仪看不到希望。 “企业的手脚都被捆绑住了,就像被掐住了脖子,透不过气来。” 张欣仪很无奈。 运营人员: 靳美晨 MZ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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