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武天火 夜武天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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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贾雨村——制度化的人与人的制度化 贾雨村 红楼梦中,也是众多文学作品中颇具有共性特征的一个角色。 文学聚焦背后,反应的是一种压抑的人的制度化的趋势 这些人物,都是依照既定的社会制度的安排,通过制度内的等级阶梯,改变个人命运的典型 但是,他们的行动都最终背弃了其所受的道德—智识教育,他们的行为逻辑也背弃了自身群体的出身立场,从而形成一种底层文人知识分子的“吊诡”现象。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 1)他们从一开始所寻求的,仅仅是个人生存的位移,而非制度的改变,更非精神的洗礼。他们本身不是作为对不合理制度的否定(恰恰相反,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是非人制度的最卖力、最坚定的维护者)。 2)在一个历来标榜理想主义,却奉行极端实用主义的国度,制度化的趋势不仅可以将潜在的反对者吸纳到保卫者的位置,也可以随时根据优势者的意愿重新塑造他人 因此,要求他们以自身的学识来严格衡量自己,严格奉行的教化道德戒律,本身就是一种非历史的幻想,它难以回答以下问题: ①既然我‘苦读圣贤书“仅仅是为了迎合现有的权力制度,那么在等级阶梯的攀爬上,为什么不可以放弃一切工具化的道德—知识体系? ②如果权力等级者也只是将其作为既定秩序的稳定工具,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有何资格要求他人也相信? ③权力阶梯的攀爬规则本身决定了其行为者的行为逻辑,从整体论而言,个人的道德塑造必然屈从于权力的制度建构 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观察结论: 1)既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这一意识形态以激进的、批判的态度要求他人,却以极端无为主义的态度看待自己 2)压抑性的制度化趋势: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社会可以将那些本身处于下层的否定力量主动吸纳到保卫不合理的趋向中 3)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批判必然要让位于对制度的历史批判
【讨论】贾宝玉真的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吗? 在传统敌我视角二分视角下对《红楼梦》所做的政治解读中,贾宝玉被塑造成一个反封建制度的勇者,他只身勇敢地向整个特权制度挑战,如此无畏、而又如此可贵。 但细读之下,就发现这一解读并无法成立。贾宝玉不但是封建特权制度的获利者,也是这一制度的坚决的服从者。整本《红楼梦》所表述的他对过往幸福生活和感情的追忆,都是建立在这个特权制度为他们家族所带来的殷实的物质条件之上的。在《红楼梦》一书的具体描写中,他没有任何真正实际意义上的敢于反对封建制度的行动,在他的母亲一次又一次残酷地迫害他周围的女仆、丫鬟时,他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时。甚至在金钏这样一个丫头死于他的调情之下时,他也只是畏畏缩缩、迅速地躲在一边去自保了,说他向整个封建制度挑战,岂不过分荒唐。 事实上,贾宝玉所唯一反对的,就是他家庭对他学习考取科举的希望。但这一反对,绝非是因为贾本身有反科举的新思想,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特权阶层的纨绔子弟,他不愿费心去学习,而只愿意寄生在特权制度下,过属于自己个人的所谓“逍遥”生活。而他们的这些“逍遥”生活,其实是以整个封建制度的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为代价赚取的。 众人对贾宝玉的误读,源于此人的巨大的虚伪。他不像其他的封建卫道士表现的那样坚决和彻底,而是会用虚假的形式化的手段来掩饰。这点从金钏和晴雯之死就可以看出来,晴雯对贾宝玉的关心和付出可谓无微不至,但当晴雯重病(病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为他彻夜缝补雀金袭)且受难垂危时,他其实有很多种途径可以去帮助她免于灾难,他却都没有做,而是选择了最省事的办法——抹眼泪。因为抹眼泪既可以让自己免受内心的谴责,也是最没有风险、对自己最无害的手段。金钏完全因他而死,但在他母亲准备惩罚金钏时,他却选择了悄悄溜走。直到金钏死后,他所做的唯一的事是去庙里烧了柱香,烧香回来,在他面对金钏妹妹玉钏时,他没有任何的悲哀,就放佛是完成一件任务,一件可以使自己良心摆脱不安的任务。 在这里,眼泪已经成为一种躲避道德谴责的冠冕堂皇的手段。 注:这里只是就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而论的,至于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自我化身的态度,是否有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审视,亦或仅仅是自我追忆,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文学的现实化与现实化的文学 文学作为历史和现实记录的诗性表达,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同时保持了对现实双重向度的关怀和挤压。 但两难的困境在于,当文学内涵了对此岸世界的拒斥的同时,它所守护的彼岸世界的现实性如何展开。当它只是作为单面的、漂浮的自我弹唱而确立与现实的一致性时,它又如何展现自身的超越、否定价值? 文学需要审美,需要自律,需要独立,需要保持现实外的向度,但文学同样需要沉痛感、历史感和现实化。将文学当做美学来研究,以“美”为出发点的所作的理解剥夺了文学最沉重的一面。如果文学不能在反思自身的基础上使现实自我反思,那么文学仅仅是学院精英式的专利。它误读了过去,掩饰了现实,也不自觉地消解了未来。 就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度而言,文学曾经在现实的工具化(一元化、封闭化、独白化)中丧失了其内在价值,但是,去现实化的文学同样不可能成为可欲的愿景路径。在后改革时代,我们抛弃了整全性的意识形态及其所衍生的各种问题,但核心命题却只是被隐藏了。我们去除了禁锢文学的现实工具化锁链,却似乎让文学解构了自身的价值灵魂。从某种意义而言,文学的异化与现实的异化程度是相一致的。 生命有其不能承受之重,也有不能承受之轻。接受现代性洗礼的人们,会发现后者往往更为痛楚。非现实化的文学,需要对后者做出更令人信服的回答。 1889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1910年的托尔斯泰,1917年的列宁,文学不可能作为单纯的意识工具,不可能局限于沙龙、咖啡馆的浪漫探讨,更不可能仅仅是才子佳人式的个人表达。它要求否定一切单向度的消费,以自主的方式为自身寻找更为坚实的基础,重申文学的现实—政治维度。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思考 ——1)文学独立的现实性如何展开? 2)彻底的反现代性的文学逻辑是否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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