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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之汉政序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我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但由于国家大局之动荡，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忙，以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本来想再就讲演记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不幸讲演完成，我及负伤养病，在此期间，没有精力对此讲稿，再事改进。只得就原记录稿有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润饰了。将来若偿宿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属至幸，而此书得以抢先呈教于读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并在此致谢何先生之美意。若无何先生这一番督命，连此小书，也不会有仓促完成之望的。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养病时。嗣后又有邀约，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两税制，明代的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入，较原稿稍微充实，然恐尚多疏漏谬误，切盼读者之指正。一九五五年八月钱穆于香港

庆祝五一，我也来劳动一下--英雄无敌与天汉群星~ 一楼献给亲爱的百度~

【史评】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ZZ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但仅有此定语，而无实际战功，则不足以服众。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抑或另有隐情，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细考《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泽于汉定天下后受封为令武侯，说明他在武功一道上建树可观。而在《史记》的主要篇章中，吕泽的这一称号并没得到有力的材料支持。幸亏司马迁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简称《功臣表》）时，录用大量朝廷档案，从而为吕氏的功劳，保留了一些蛛丝马迹。现在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让我们来看一看，吕氏、主要是吕泽，在秦楚之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一、吕氏武装的存在理由及其组成吕氏武装应该在反秦作战时期就已存在，而有关吕氏主要是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却史无明文。依《功臣表》的说法，吕泽也仅是以刘邦客的身份参与反秦事业的。此界定显然与其佐高祖定天下的评语不符，更不支持其作为一支独立武装的事实。但《功臣表》记东武侯郭蒙有“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一事，表明吕泽是带兵将领。在《功臣表》的“某属某”句式中，后一某字，代表了一支独立部队。如乐成侯丁礼属灌婴，台侯戴野属将军（刘）贾，赤泉侯杨喜属淮阴(韩信)，等等均是，而该句式后面提到的三人，均在一个时期作为一支独立部队作战。依此例，有人属吕泽，亦表明吕泽武装的独立性。郭蒙是在反秦战事中唯一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在楚汉战争中被直接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就多了，如丁复、蛊逢（《汉书》作虫达）、朱轸、冯无择、周信、吕婴。值得注意的是，博成侯冯无择是悼武王郎中，成陶侯周信为吕氏舍人，这两个职衔在刘邦功臣中为数不少，充分说明了吕氏亦自有一套完整的官职体系。至于丁复为大司马一职，与刘邦体系迥异，倒是项羽部有大司马曹咎、大司马周殷，此事表明，较之刘邦集团，吕氏所部的官职更接近楚制。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并不能穷尽吕氏武装组成人员的全部，因为所有没有标明属性的功臣，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属于刘邦。但只要考虑到吕氏是一支独立部队，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刘邦的功臣及功劳，或有相当一部分要考虑其是否属于吕泽了。刘邦的主要战将的击秦记录，现有记载不外乎曹参、周勃、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而傅宽、靳歙的事迹主要在楚汉战争时期。根据《高祖本纪》及《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刘邦起兵之初的作战轨迹大致可以确定。但《功臣表》中一些人的早年事迹，则与上述内容不符。据《高祖本纪》，刘邦于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此月为当年的最后一月，刘邦的作战似只有战胡陵、方与（《汉书》将此事放在二年，与《秦楚之际月表》同），余均不可见，亦不可能。那么，在此年参加刘邦部、又非起事于丰、沛、砀者，均应考虑其加入的是刘部的支属吕泽部。具体来说，这些人有陈豨（前元年从起宛朐）、阿陵侯郭亭（《汉书》作河陵侯，前元年从起单父）、菌侯张平（同前）、厌次侯元顷（前元年从起留）。只是在秦二世二年，刘邦才于上述地点作战。倒是吕氏的作战范围到过单父，其证据为《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成陶侯周信，其“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这里单父与吕氏得到了有机的联系。如果说上述记载是可信的话，只能认定以上人等所加入的是吕泽部队。另外，信武侯靳歙亦为从起宛朐者，估计当时是陈豨部下（理由详后）。成侯董渫功比厌次侯，亦可能属吕泽。阳陵侯傅宽从起地横阳，亦非刘邦作战轨迹，只是其从属时间不详。汾阳侯靳强“以郎中骑将前二年（即秦二世二年）从起阳夏”。而与阳夏地望相近处为雍丘，估计刘邦与项羽战秦将李由于雍丘时，吕泽所部或在阳夏作战。（《汉书》之功臣表，以靳强为前三年起栎阳，显然是误记。因为栎阳在咸阳以东，刘邦于汉元年至霸上，前三年不得至此。）在前二年加入刘邦武装的功臣还有谷陵侯冯溪，起事地点为柘。《惠景间侯者年表》之梧侯阳成延从起郏，时间不详。前述四地在刘邦及其主要战将的作战轨迹上均无所见，则可认为其以加入吕泽所部而间接加入到刘邦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