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起航但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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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LC同人图
【深明大义】曹植作品:责躬 小序臣植言。 臣自抱亹归藩。 刻肌刻骨。 追思罪戾。 昼分而食。 夜分而寝。 诚以天网不可重罹。 圣恩难可再恃。 窃感相鼠之篇。 无礼遄死之义。 形影相吊。 五情愧{赤皮}。 以罪弃生。 则违昔贤夕改之劝。 忍垢苟全。 则犯诗人胡颜之讥。 伏惟陛下。 德象天地。 恩隆父母。 施畅春风。 泽如时雨。 是以不别荆棘者。 庆云之惠也。 七子均养者。 鸤鸠之仁也。 舍罪贵功者。 明君之举也。 矜愚爱能者。 慈父之恩也。 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敢自弃者也。 前奉诏书。 臣等绝朝。 心离志绝。 自分黄耈永无执珪之望。 不图圣诏猥垂齿召。 至止之日。 驰心辇毂。 僻处西馆。 未奉阙庭。 踊跃之怀。 瞻望反侧。 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谨奉表并献诗二篇。 词旨浅末。 不足采览。 贵露下情。 冒颜以闻。 臣植诚惶诚恐。 顿首顿首。 死罪死罪。 于穆显考。 时惟武皇。 受命于天。 宁济四方。 朱旗所拂。 九土披攘。 玄化滂流。 荒服来王。 超商越周。 与唐比踪。 笃生我皇。 奕世载聪。 武则肃烈。 文则时雍。 受禅于汉。 君少万邦。 率由旧则。 广命懿亲。 以藩王国。 帝日尔侯。 君兹青土。 奄有海滨。 方周于鲁。 车服有辉。 旗章有叙。 济济隽乂。 我弼我辅。 伊予小子。 恃宠骄盈。 举挂时网。 作藩作屏。 先轨是隳。 傲我皇使。 犯我朝仪。 国有典刑。 我削我绌。 将寘于理。 元凶是率。 明明天子。 时惟笃类。 不忍我刑。 暴之朝肆。 违彼执宪。 哀予小臣。 改封兖邑。 于河之滨。 股肱弗置。 有君无臣。 荒淫之阙。 谁弼予身。 茕茕仆夫。 于彼冀方。 嗟予小子。 盈罹斯殃。 赫赫天子。 恩不遗物。 冠我玄冕。 要我朱绂。 光光大使。 我荣我华。 剖符授玉。 王爵是加。 仰齿金玺。 俯执圣策。 皇恩过隆。 只承怵惕。 咨我小子。 顽凶是婴。 逝惭陵墓。 存愧阙庭。 匪敢傲德。 实恩是恃。 威灵改加。 足以没齿。 昊天罔极。 生命不图。 常惧颠沛。 抱罪黄垆。 愿蒙矢石。 建旗东岳。 庶立毫厘。 微功自赎。 危躯授命。 知足免戾。 甘赴江湘。 奋戈吴越。 天启其衷。 得会京畿。 迟奉圣颜。 如渴如饥。 心之云慕。 怆矣其悲。 天高听卑。 皇肯照微。 应诏肃承明诏。 应会皇都。 星陈夙驾。 秣马脂车。 命彼掌徒。 肃我征旅。 朝发鸾台。 夕宿兰渚。 芒芒原隰。 祁祁士女。 经彼公田。 乐我稷黍。 爰有樛木。 重阴匪息。 虽有糇粮。 饥不遑食。 望城不过。 面邑不游。 仆夫警策。 平路是由。 玄驷蔼蔼。 扬镳漂沫。 流风翼衡。 轻云承盖。 涉涧之滨。 缘山之隈。 遵彼河浒。 黄阪是阶。 西济关谷。 或降或升。 騑骖倦路。 载寝载兴。 将朝圣皇。 匪敢晏宁。 弭节长骛。 指日遄征。 前驱举燧。 后乘抗旌。 轮不辍运。 鸾无废声。 爰暨帝室。 税此西墉。 嘉诏未赐。 朝觐莫从。 仰瞻城阈。 俯惟阙庭。 长怀永慕。 忧心如酲。
【披坚执锐】曹植作品:责躬 小序臣植言。 臣自抱亹归藩。 刻肌刻骨。 追思罪戾。 昼分而食。 夜分而寝。 诚以天网不可重罹。 圣恩难可再恃。 窃感相鼠之篇。 无礼遄死之义。 形影相吊。 五情愧{赤皮}。 以罪弃生。 则违昔贤夕改之劝。 忍垢苟全。 则犯诗人胡颜之讥。 伏惟陛下。 德象天地。 恩隆父母。 施畅春风。 泽如时雨。 是以不别荆棘者。 庆云之惠也。 七子均养者。 鸤鸠之仁也。 舍罪贵功者。 明君之举也。 矜愚爱能者。 慈父之恩也。 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敢自弃者也。 前奉诏书。 臣等绝朝。 心离志绝。 自分黄耈永无执珪之望。 不图圣诏猥垂齿召。 至止之日。 驰心辇毂。 僻处西馆。 未奉阙庭。 踊跃之怀。 瞻望反侧。 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谨奉表并献诗二篇。 词旨浅末。 不足采览。 贵露下情。 冒颜以闻。 臣植诚惶诚恐。 顿首顿首。 死罪死罪。 于穆显考。 时惟武皇。 受命于天。 宁济四方。 朱旗所拂。 九土披攘。 玄化滂流。 荒服来王。 超商越周。 与唐比踪。 笃生我皇。 奕世载聪。 武则肃烈。 文则时雍。 受禅于汉。 君少万邦。 率由旧则。 广命懿亲。 以藩王国。 帝日尔侯。 君兹青土。 奄有海滨。 方周于鲁。 车服有辉。 旗章有叙。 济济隽乂。 我弼我辅。 伊予小子。 恃宠骄盈。 举挂时网。 作藩作屏。 先轨是隳。 傲我皇使。 犯我朝仪。 国有典刑。 我削我绌。 将寘于理。 元凶是率。 明明天子。 时惟笃类。 不忍我刑。 暴之朝肆。 违彼执宪。 哀予小臣。 改封兖邑。 于河之滨。 股肱弗置。 有君无臣。 荒淫之阙。 谁弼予身。 茕茕仆夫。 于彼冀方。 嗟予小子。 盈罹斯殃。 赫赫天子。 恩不遗物。 冠我玄冕。 要我朱绂。 光光大使。 我荣我华。 剖符授玉。 王爵是加。 仰齿金玺。 俯执圣策。 皇恩过隆。 只承怵惕。 咨我小子。 顽凶是婴。 逝惭陵墓。 存愧阙庭。 匪敢傲德。 实恩是恃。 威灵改加。 足以没齿。 昊天罔极。 生命不图。 常惧颠沛。 抱罪黄垆。 愿蒙矢石。 建旗东岳。 庶立毫厘。 微功自赎。 危躯授命。 知足免戾。 甘赴江湘。 奋戈吴越。 天启其衷。 得会京畿。 迟奉圣颜。 如渴如饥。 心之云慕。 怆矣其悲。 天高听卑。 皇肯照微。 应诏肃承明诏。 应会皇都。 星陈夙驾。 秣马脂车。 命彼掌徒。 肃我征旅。 朝发鸾台。 夕宿兰渚。 芒芒原隰。 祁祁士女。 经彼公田。 乐我稷黍。 爰有樛木。 重阴匪息。 虽有糇粮。 饥不遑食。 望城不过。 面邑不游。 仆夫警策。 平路是由。 玄驷蔼蔼。 扬镳漂沫。 流风翼衡。 轻云承盖。 涉涧之滨。 缘山之隈。 遵彼河浒。 黄阪是阶。 西济关谷。 或降或升。 騑骖倦路。 载寝载兴。 将朝圣皇。 匪敢晏宁。 弭节长骛。 指日遄征。 前驱举燧。 后乘抗旌。 轮不辍运。 鸾无废声。 爰暨帝室。 税此西墉。 嘉诏未赐。 朝觐莫从。 仰瞻城阈。 俯惟阙庭。 长怀永慕。 忧心如酲。
【深明大义】曹植作品:正会诗 初岁元祚。 吉日惟良。 乃为嘉会。 燕此高堂。 尊卑列叙。 典而有章。 衣裳鲜洁。 黼黻玄黄。 清酤盈爵。 中坐腾光。 珍膳杂沓。 充溢圆方。 笙磬既设。 筝瑟俱张。 悲歌厉响。 咀嚼清商。 俯视文轩。 仰瞻华梁。 愿保兹善。 千载为常。 欢笑尽娱。 乐哉未央。 皇室荣贵。 寿若东王。
【披坚执锐】曹植作品:正会诗 初岁元祚。 吉日惟良。 乃为嘉会。 燕此高堂。 尊卑列叙。 典而有章。 衣裳鲜洁。 黼黻玄黄。 清酤盈爵。 中坐腾光。 珍膳杂沓。 充溢圆方。 笙磬既设。 筝瑟俱张。 悲歌厉响。 咀嚼清商。 俯视文轩。 仰瞻华梁。 愿保兹善。 千载为常。 欢笑尽娱。 乐哉未央。 皇室荣贵。 寿若东王。
【资料】同人作品中的史昂
【深明大义】曹植作品:孟冬篇 孟冬十月,阴气厉清。武官诫田,讲旅统兵。 元龟袭吉,元光著明。蚩尤跸路,风弭雨停。 乘舆启行,鸶鸣幽轧。虎贲采骑,飞象珥鶡。 钟鼓铿锵,箫管嘈喝。万骑齐镳,千乘等盖。 夷山填谷,平林涤薮。张罗万里,尽其飞走。 趯趯狡兔,扬白跳翰。猎以青骹,掩以修竿。 韩卢宋鹊,呈才骋足。噬不尽緤,牵麋掎鹿。 魏氏发机,养基抚弦。都卢寻高,搜索猴猿。 庆忌孟贲,蹈谷超峦。张目决眥,发怒穿冠。 顿熊扼虎,蹴豹搏貙。气有余势,负象而趋。 获车既盈,日侧乐终。罢役解徒,大飨离宫。 乱曰: 圣皇临飞轩,论功校猎徒。死禽积如京,流血成沟渠。 明诏大劳赐,太官供有无。走马行酒醴,驱车布肉鱼。 鸣鼓举觞爵,击钟釂无余。绝网纵麟麑,弛罩出凤雏。 收功在羽校,威灵振鬼区。陛下长欢乐,永世合天符。
【披坚执锐】曹植作品:孟冬篇 孟冬十月,阴气厉清。武官诫田,讲旅统兵。 元龟袭吉,元光著明。蚩尤跸路,风弭雨停。 乘舆启行,鸶鸣幽轧。虎贲采骑,飞象珥鶡。 钟鼓铿锵,箫管嘈喝。万骑齐镳,千乘等盖。 夷山填谷,平林涤薮。张罗万里,尽其飞走。 趯趯狡兔,扬白跳翰。猎以青骹,掩以修竿。 韩卢宋鹊,呈才骋足。噬不尽緤,牵麋掎鹿。 魏氏发机,养基抚弦。都卢寻高,搜索猴猿。 庆忌孟贲,蹈谷超峦。张目决眥,发怒穿冠。 顿熊扼虎,蹴豹搏貙。气有余势,负象而趋。 获车既盈,日侧乐终。罢役解徒,大飨离宫。 乱曰: 圣皇临飞轩,论功校猎徒。死禽积如京,流血成沟渠。 明诏大劳赐,太官供有无。走马行酒醴,驱车布肉鱼。 鸣鼓举觞爵,击钟釂无余。绝网纵麟麑,弛罩出凤雏。 收功在羽校,威灵振鬼区。陛下长欢乐,永世合天符。
【深明大义】曹植作品:平原懿公主诔 俯振地纪,仰错天文。悲风激兴,霜猋雪雰。凋兰夭蕙,良干以泯。 於惟懿主,瑛瑶其质。协策应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寔朗寔极。 在生十旬,察人识物。仪同圣表,声协音律。骧眉识往,俛首知来。 求颜必笑,和音则孩。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褓,不停帏床。 专爱一宫,取玩圣皇。何图奄忽,罹天之殃。魂神迁移,精爽翱翔。 号之不应,听之不聆。帝用吁嗟,呜呼失声。 呜呼哀哉! 怜尔早殁,不逮阴光。改封大郡,惟帝旧疆。建土开家,邑移藩王。 琨佩惟鲜,朱绂斯煌。国号既崇,哀尔孤独。配尔君子,华宗贵族。 爵以列侯,银艾优渥。成礼于宫,灵輀交毂。生虽异室,殁同山岳。 爰构玄宫,玉石交连。朱房皓壁,日曜电鲜。饰终备卫,法生象存。 长埏缮修,神闺掩扉。二柩并降,双魂孰依?人谁不殁,怜尔尚微。 阿保激感,上圣伤悲。城阙之诗,以日喻岁。况我爱子,神光长灭。 扃关一阖,曷其复晰。
【披坚执锐】曹植作品:平原懿公主诔 俯振地纪,仰错天文。悲风激兴,霜猋雪雰。凋兰夭蕙,良干以泯。 於惟懿主,瑛瑶其质。协策应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寔朗寔极。 在生十旬,察人识物。仪同圣表,声协音律。骧眉识往,俛首知来。 求颜必笑,和音则孩。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褓,不停帏床。 专爱一宫,取玩圣皇。何图奄忽,罹天之殃。魂神迁移,精爽翱翔。 号之不应,听之不聆。帝用吁嗟,呜呼失声。 呜呼哀哉! 怜尔早殁,不逮阴光。改封大郡,惟帝旧疆。建土开家,邑移藩王。 琨佩惟鲜,朱绂斯煌。国号既崇,哀尔孤独。配尔君子,华宗贵族。 爵以列侯,银艾优渥。成礼于宫,灵輀交毂。生虽异室,殁同山岳。 爰构玄宫,玉石交连。朱房皓壁,日曜电鲜。饰终备卫,法生象存。 长埏缮修,神闺掩扉。二柩并降,双魂孰依?人谁不殁,怜尔尚微。 阿保激感,上圣伤悲。城阙之诗,以日喻岁。况我爱子,神光长灭。 扃关一阖,曷其复晰。
【资料】死睡同人作品
【手绘】漫画版黄金圣衣
【资料】圣斗士cos
【深明大义】王基与王基碑 王基(?~261),字伯舆,三国时魏国东莱曲成(今招远县西部一带)人。 王基少年丧父,靠叔父抚养成人。黄初(文帝曹丕年号,220—226)年间,举为孝廉,先后在青州刺史王凌、大将军曹爽手下为官,后召秘书郎,擢中书侍郎。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魏明帝继位后,盛修宫室,百姓劳瘁,王基上疏谏诤,语言激切,明帝有所收敛。任安丰太守时,恩威并行,加强边防,边境百姓得以安宁。任荆州刺史时,明制度,整军农,兴学校,深受称颂。 诸葛诞任扬州刺史时,吴国集兵建业(今南京市),扬言进攻扬州。诸葛诞与王基商量对策。王基认为,吴国嫡庶纷争,大臣不协,将才缺乏,集兵建业不过是安定内部,不敢贸然出击,结果不出所料。 公元249年(魏嘉平元年),王基加封扬烈将军,随征南将军王昶击吴。王昶率大军至江陵,王基率部攻夷陵。夷陵守将闭门自守,基佯为进攻,暗派精兵奇袭雄父(吴军粮仓所在地),城中守军失粮,不攻自破,王基因功赐爵关内侯。 当时,朝中伐吴之声甚高。明帝征求王基的意见。王基分析形势,认为军粮储备不足,运输河道修治不利,虽积兵江内,无经久之势,难以渡江作战。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曹髦立,封王基为常乐亭侯。 255年(正元二年),毋丘俭、文钦作乱。王基任监军,随大将军司马师前往讨伐。俭、钦以勇称于世,魏军多有怯敌之意,朝廷诏令王基停军观望。王基认为南顿有大粮仓,占据南顿为平贼之要,于是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率军抢占南顿,对平贼起了很大作用。叛乱乎息后,迁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 257年(甘露二年),诸葛诞在寿春叛乱。王基与司马昭进围寿春,吴国派遣朱异来救诞。时,诏令王基引军转据北山,基认为撤寿春之围,则使敌内外会合,而自己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遂围城不懈。诸葛诞突围不成,城中粮尽,军心大乱,寿春遂拔。司马昭遣诸将轻兵深入,王基力谏:“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不宜穷追。”司马昭遂罢。 261年,王基病逝,追赠司空,谥曰景侯。皇帝下诏称赞他著德立勋,治身清素,久在重任,家无私积,身没行显,足用励俗。陈寿《三国志》作王基传,称其为“国之良臣、时之彦士”。 全称《东武侯王基碑》。隶书,三国·魏,魏元帝景元二年(261)四月立。在洛阳关林。清乾隆初年,河南洛阳城北十五里处农民掘地得之,后移至洛阳城明德中学中,嵌于壁间。初出土时,仅刻其半,碑之上段尚未刻凿,朱书灿然。惜因未加保护,书丹之字很快磨灭。这块碑因此成了一块很特殊的碑。清毕沅《中州金石记》云:“三国时刻石惟有《九真太守》、《天玺纪功》(《天发神谶》)、《国山碑》及《受禅》、《上尊号》、《封孔羡碑》数种,久为世所传摹。迩年创见诸碑尤多,奇伟若予在关中访得褒城李苞《石门》题字,孙孝廉星衍游句容访得吴《衡阳太守葛祚碑》及此皆金石家所未著录;足与史传发明,殊可宝也。”同时,它虽然是一块残缺不全的碑,但却成为汉魏时碑刻系先书丹后镌字的有力的实证。碑主王基,字伯舆,东莱(魏治掖,今山东掖县)曲城(故城在今掖县东北)人。历文帝、明帝、齐王、高贵乡公、元帝五代,文武兼备,勋著魏室。官至东武侯,魏元帝景元二年卒,追赠司空,谥“景侯”。《三国志·魏志》有传,业绩、官职与碑文多合。 《王基碑》的书法与魏之《受禅表》、《上尊号》以及《曹真残碑》近似,结法严整,用笔斩截,风神雄健清隽。其运用所谓“折刀头”的笔法更为强烈(参见《受禅表》条),不少字的形貌已直如楷书,故评家亦指其“上托隶源,下开魏齐风范(由云龙《定庵题跋》)。
【披坚执锐】王基与王基碑 王基(?~261),字伯舆,三国时魏国东莱曲成(今招远县西部一带)人。 王基少年丧父,靠叔父抚养成人。黄初(文帝曹丕年号,220—226)年间,举为孝廉,先后在青州刺史王凌、大将军曹爽手下为官,后召秘书郎,擢中书侍郎。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魏明帝继位后,盛修宫室,百姓劳瘁,王基上疏谏诤,语言激切,明帝有所收敛。任安丰太守时,恩威并行,加强边防,边境百姓得以安宁。任荆州刺史时,明制度,整军农,兴学校,深受称颂。 诸葛诞任扬州刺史时,吴国集兵建业(今南京市),扬言进攻扬州。诸葛诞与王基商量对策。王基认为,吴国嫡庶纷争,大臣不协,将才缺乏,集兵建业不过是安定内部,不敢贸然出击,结果不出所料。 公元249年(魏嘉平元年),王基加封扬烈将军,随征南将军王昶击吴。王昶率大军至江陵,王基率部攻夷陵。夷陵守将闭门自守,基佯为进攻,暗派精兵奇袭雄父(吴军粮仓所在地),城中守军失粮,不攻自破,王基因功赐爵关内侯。 当时,朝中伐吴之声甚高。明帝征求王基的意见。王基分析形势,认为军粮储备不足,运输河道修治不利,虽积兵江内,无经久之势,难以渡江作战。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曹髦立,封王基为常乐亭侯。 255年(正元二年),毋丘俭、文钦作乱。王基任监军,随大将军司马师前往讨伐。俭、钦以勇称于世,魏军多有怯敌之意,朝廷诏令王基停军观望。王基认为南顿有大粮仓,占据南顿为平贼之要,于是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率军抢占南顿,对平贼起了很大作用。叛乱乎息后,迁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 257年(甘露二年),诸葛诞在寿春叛乱。王基与司马昭进围寿春,吴国派遣朱异来救诞。时,诏令王基引军转据北山,基认为撤寿春之围,则使敌内外会合,而自己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遂围城不懈。诸葛诞突围不成,城中粮尽,军心大乱,寿春遂拔。司马昭遣诸将轻兵深入,王基力谏:“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不宜穷追。”司马昭遂罢。 261年,王基病逝,追赠司空,谥曰景侯。皇帝下诏称赞他著德立勋,治身清素,久在重任,家无私积,身没行显,足用励俗。陈寿《三国志》作王基传,称其为“国之良臣、时之彦士”。 全称《东武侯王基碑》。隶书,三国·魏,魏元帝景元二年(261)四月立。在洛阳关林。清乾隆初年,河南洛阳城北十五里处农民掘地得之,后移至洛阳城明德中学中,嵌于壁间。初出土时,仅刻其半,碑之上段尚未刻凿,朱书灿然。惜因未加保护,书丹之字很快磨灭。这块碑因此成了一块很特殊的碑。清毕沅《中州金石记》云:“三国时刻石惟有《九真太守》、《天玺纪功》(《天发神谶》)、《国山碑》及《受禅》、《上尊号》、《封孔羡碑》数种,久为世所传摹。迩年创见诸碑尤多,奇伟若予在关中访得褒城李苞《石门》题字,孙孝廉星衍游句容访得吴《衡阳太守葛祚碑》及此皆金石家所未著录;足与史传发明,殊可宝也。”同时,它虽然是一块残缺不全的碑,但却成为汉魏时碑刻系先书丹后镌字的有力的实证。碑主王基,字伯舆,东莱(魏治掖,今山东掖县)曲城(故城在今掖县东北)人。历文帝、明帝、齐王、高贵乡公、元帝五代,文武兼备,勋著魏室。官至东武侯,魏元帝景元二年卒,追赠司空,谥“景侯”。《三国志·魏志》有传,业绩、官职与碑文多合。 《王基碑》的书法与魏之《受禅表》、《上尊号》以及《曹真残碑》近似,结法严整,用笔斩截,风神雄健清隽。其运用所谓“折刀头”的笔法更为强烈(参见《受禅表》条),不少字的形貌已直如楷书,故评家亦指其“上托隶源,下开魏齐风范(由云龙《定庵题跋》)。
【资料】阿尔贝里希の作品
【披坚执锐】西晋初年的新生活运动 魏元帝咸熙二年 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晋朝,史称西晋。立国之初,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道理的司马炎觉得有必要纠正魏国的奢侈风尚,以达到“矫以仁俭”,于是下达了严禁奢侈浪费的诏令。司马炎自己以身作则,有一次,太医献给他一件色彩斑斓,用野雉头毛做成的“雉头裘”,司马炎将这件华贵服饰带到朝堂,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一把火烧了,并说,穿这样服饰有违自己严禁奢侈浪费的诏令,还当场宣示,今后谁敢违背诏令,定当重罚不饶。 然而,好景不长,晋朝君臣很快就陶醉于江山一统的“丰功伟绩”和社会繁荣的“大好局面”,开始了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新生活运动”。当初提倡“仁俭”的司马炎更是一马当先,“率先垂范”,于273年禁止全国嫁娶,大规模地挑选美女充实后宫,还收留了吴主孙皓宫中5000多名妃嫔宫女,这样他的后宫佳丽就超过了1万名。后宫美女如此之多,司马炎无暇一一顾及,他便想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办法:每晚他坐在山羊拉着的小车上,在后宫随意溜达,山羊在某个妃嫔的闺房门口停下,司马炎就下车进房和这个妃嫔共度良宵。妃嫔们为了让皇帝“幸”上自己一回,便在闺房的门口种上或者干脆插上新鲜的绿草,并将盐撒在这些草上,以引诱贪吃的山羊停在自己的门口。 俗话说得好,上行则下效,既然有“专事游宴,怠于政事”的皇帝,就会有奢靡无度的臣子。于是乎,朝中大臣聚在一起时,谈论的话题不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而是最近谁买了豪宅谁换了马车之类的“新生活运动”的新情况、新进展。太尉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何劭则更进一步,“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而尚书任恺的奢侈更是超过何曾,他的每顿饭就要花去万钱。《世说新语》中的“汰侈”十二则,讲的都是晋初大臣的纸醉金迷、竞相斗富的荒唐和奢靡。有一次,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去做客,侍宴的一百多个婢女都穿着绫罗绸缎。菜肴中有一道乳猪,味道异常鲜美,他就向王济打听烹调的方法。王济却悄悄地说:“这是用人乳喂养,又是用人乳烹制的。”至于这一时期王恺、石崇两人用麦芽糖水洗锅和以蜡烛当柴做饭的斗富故事更是千古穷奢极欲的“典型”。就这样,晋朝初年“新生活运动”引发纵欲主义流行,导致整个社会处于狂迷放纵的氛围之中。
【深明大义】西晋初年的新生活运动 魏元帝咸熙二年 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晋朝,史称西晋。立国之初,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道理的司马炎觉得有必要纠正魏国的奢侈风尚,以达到“矫以仁俭”,于是下达了严禁奢侈浪费的诏令。司马炎自己以身作则,有一次,太医献给他一件色彩斑斓,用野雉头毛做成的“雉头裘”,司马炎将这件华贵服饰带到朝堂,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一把火烧了,并说,穿这样服饰有违自己严禁奢侈浪费的诏令,还当场宣示,今后谁敢违背诏令,定当重罚不饶。 然而,好景不长,晋朝君臣很快就陶醉于江山一统的“丰功伟绩”和社会繁荣的“大好局面”,开始了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新生活运动”。当初提倡“仁俭”的司马炎更是一马当先,“率先垂范”,于273年禁止全国嫁娶,大规模地挑选美女充实后宫,还收留了吴主孙皓宫中5000多名妃嫔宫女,这样他的后宫佳丽就超过了1万名。后宫美女如此之多,司马炎无暇一一顾及,他便想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办法:每晚他坐在山羊拉着的小车上,在后宫随意溜达,山羊在某个妃嫔的闺房门口停下,司马炎就下车进房和这个妃嫔共度良宵。妃嫔们为了让皇帝“幸”上自己一回,便在闺房的门口种上或者干脆插上新鲜的绿草,并将盐撒在这些草上,以引诱贪吃的山羊停在自己的门口。 俗话说得好,上行则下效,既然有“专事游宴,怠于政事”的皇帝,就会有奢靡无度的臣子。于是乎,朝中大臣聚在一起时,谈论的话题不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而是最近谁买了豪宅谁换了马车之类的“新生活运动”的新情况、新进展。太尉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何劭则更进一步,“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而尚书任恺的奢侈更是超过何曾,他的每顿饭就要花去万钱。《世说新语》中的“汰侈”十二则,讲的都是晋初大臣的纸醉金迷、竞相斗富的荒唐和奢靡。有一次,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去做客,侍宴的一百多个婢女都穿着绫罗绸缎。菜肴中有一道乳猪,味道异常鲜美,他就向王济打听烹调的方法。王济却悄悄地说:“这是用人乳喂养,又是用人乳烹制的。”至于这一时期王恺、石崇两人用麦芽糖水洗锅和以蜡烛当柴做饭的斗富故事更是千古穷奢极欲的“典型”。就这样,晋朝初年“新生活运动”引发纵欲主义流行,导致整个社会处于狂迷放纵的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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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五小强圣衣
【资料】卡路迪亚同人作品
【披坚执锐】袁绍在何处诛杀宦官? “何进被谋杀后,袁绍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太监,看见不长胡子就一刀砍将过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裤子,‘验明正身’……弄得人心惶惶。”(《品三国》44页) 袁绍是在什么地方诛杀宦官的?按照易中天的说法:是在京城里杀的。皇宫区以外称为京城,为百姓和商贾聚居之处。那就是说:袁绍杀宦官,不是在皇宫杀的,而是率兵跑到京城的大街上去了。大街上行人很多,其中不长胡须的男人不在少数。除了年轻人,成年人也有不长胡须的,现在北方人称为“老公嘴”。如果官兵来到大街上,以有无胡须为标准一路杀下去,那就不知道要误杀多少人;而且也会出现争着脱裤子,亮出镇家之宝的壮观场面,岂非成为千古奇闻!再者说:宦官都在皇宫里,你杀宦官跑到大街上来干什么! 从《三国志·袁绍传》来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在哪里杀的宦官,但按照情理来推论,那肯定是在宫中,不可能在京城的大街上。而《后汉书·何进传》却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扑宦官,无少长皆杀之。” 可见,并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宫中杀的。《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同,当是取材于《后汉书》。
【深明大义】袁绍在何处诛杀宦官? “何进被谋杀后,袁绍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太监,看见不长胡子就一刀砍将过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裤子,‘验明正身’……弄得人心惶惶。”(《品三国》44页) 袁绍是在什么地方诛杀宦官的?按照易中天的说法:是在京城里杀的。皇宫区以外称为京城,为百姓和商贾聚居之处。那就是说:袁绍杀宦官,不是在皇宫杀的,而是率兵跑到京城的大街上去了。大街上行人很多,其中不长胡须的男人不在少数。除了年轻人,成年人也有不长胡须的,现在北方人称为“老公嘴”。如果官兵来到大街上,以有无胡须为标准一路杀下去,那就不知道要误杀多少人;而且也会出现争着脱裤子,亮出镇家之宝的壮观场面,岂非成为千古奇闻!再者说:宦官都在皇宫里,你杀宦官跑到大街上来干什么! 从《三国志·袁绍传》来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在哪里杀的宦官,但按照情理来推论,那肯定是在宫中,不可能在京城的大街上。而《后汉书·何进传》却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扑宦官,无少长皆杀之。” 可见,并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宫中杀的。《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同,当是取材于《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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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三国遗址话三国合肥新城述旧事 如今的合肥三国遗址公园,正是在三国时期“合肥新城”遗址上新建的。上周末合肥三国历史文化研究会年会在合肥举行,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怀宇表示,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合肥新城”是曹魏征东大将军满宠的军事战略,但其“幕后”的决策者,应该是魏明帝曹睿。“过去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合肥新城’是满宠的军事战略,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不深刻也不准确。”周怀宇提出,满宠确实是提交“合肥新城”方案的人,后来也是实施这个方案的人,但他并非决策者,更不是全局的指挥者,而且其在实施“合肥新城”战略计划的关键时刻甚至还出现过微小的动摇。真正认真思考、谋定而后动的决策者应该是魏明帝曹睿。 对于自己的这个判断,周怀宇提出了支撑的理由。其一,曹睿两次主持朝廷会议,研究决定“合肥新城”的战略计划。第一次会议,是满宠精密设计并提交魏明帝审核决策的。不过,在这次会议中,这一计划却遭到否决。“魏明帝虽然即位不久,但是在他心目中,合肥是扬州治所所在地,是很受重视的。有人批评满宠的计划是逃跑,这跟魏明帝重视合肥的基本思想有冲突,所以‘合肥新城’这个计划才被否定。”第二次,满宠再次提交“合肥新城”计划,魏明帝弄明白了这一计划的实质是在军事上“以退为进”,所以欣然批准,并付诸实施,这才有了后来的“合肥新城”。 周怀宇还说,魏明帝在公元234年亲征“合肥新城”,直接指挥战役,挫败了孙权的军事挑衅。其后他还御驾淮南寿春,亲自为“合肥新城”战役有功将士颁奖并抚恤阵亡士卒。 而在战后,“合肥新城”战略又在曹睿的领导下,继续推行和巩固。周怀宇认为,这些史实都可以证明“合肥新城”是曹睿之功,而且有了“合肥新城”,老合肥城才能在战火中“幸免”。(陈丽卿)
【披坚执锐】三国遗址话三国合肥新城述旧事 如今的合肥三国遗址公园,正是在三国时期“合肥新城”遗址上新建的。上周末合肥三国历史文化研究会年会在合肥举行,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怀宇表示,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合肥新城”是曹魏征东大将军满宠的军事战略,但其“幕后”的决策者,应该是魏明帝曹睿。“过去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合肥新城’是满宠的军事战略,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不深刻也不准确。”周怀宇提出,满宠确实是提交“合肥新城”方案的人,后来也是实施这个方案的人,但他并非决策者,更不是全局的指挥者,而且其在实施“合肥新城”战略计划的关键时刻甚至还出现过微小的动摇。真正认真思考、谋定而后动的决策者应该是魏明帝曹睿。 对于自己的这个判断,周怀宇提出了支撑的理由。其一,曹睿两次主持朝廷会议,研究决定“合肥新城”的战略计划。第一次会议,是满宠精密设计并提交魏明帝审核决策的。不过,在这次会议中,这一计划却遭到否决。“魏明帝虽然即位不久,但是在他心目中,合肥是扬州治所所在地,是很受重视的。有人批评满宠的计划是逃跑,这跟魏明帝重视合肥的基本思想有冲突,所以‘合肥新城’这个计划才被否定。”第二次,满宠再次提交“合肥新城”计划,魏明帝弄明白了这一计划的实质是在军事上“以退为进”,所以欣然批准,并付诸实施,这才有了后来的“合肥新城”。 周怀宇还说,魏明帝在公元234年亲征“合肥新城”,直接指挥战役,挫败了孙权的军事挑衅。其后他还御驾淮南寿春,亲自为“合肥新城”战役有功将士颁奖并抚恤阵亡士卒。 而在战后,“合肥新城”战略又在曹睿的领导下,继续推行和巩固。周怀宇认为,这些史实都可以证明“合肥新城”是曹睿之功,而且有了“合肥新城”,老合肥城才能在战火中“幸免”。(陈丽卿)
【资料】迪斯马斯克同人作品
【资料】阿布罗狄同人作品
【披坚执锐】陶谦名士风流 笮融,丹杨(治今安徽宣城)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 我们要注意,笮融是陶谦的老乡,都是丹杨人,所以用方言沟通无障碍,比较容易有好感。 再加上这个笮融还颇有江湖大哥的派头,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能聚集数百弟兄,也是不小的一股势力,基本上和当年赵云差不多。 鉴于这种情况,陶谦就比较看重笮融这个小老乡,于是让笮融督运广陵、下邳、彭城粮食,但是,笮融得到此三郡粮食和封国进贡物品后,并没有送到当时徐州的郡城郯县去,反而中饱私囊占为己用。基本上属于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所以这也让陶谦的声名受到极大损毁。 但我仍然要说,笮融的罪过还是不能怪在陶谦头上,你要说陶谦政治才能不够,不大识人还好,但是你要说陶谦品德有问题,就要亲信笮融这样的小人我不大同意。 因为笮融做这样的事情对陶谦自己也没有利益,笮融把三群粮食劫走,对徐州的官府运作是极大伤害,而笮融本人势力强大,陶谦一时半会可能也无法拿笮融怎么样,加上内外忧患,笮融又是自己的小老乡,所以陶谦对此事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 笮融得到三郡粮食之后,胆子越来越大,便大修浮屠寺,即佛寺,《后汉书·陶谦列传》记载“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由上文可见,笮融修建佛寺的排场有多大。 这里要提一句,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在上层社会颇为流行,可于汉明帝时代,发生了楚王刘英谋反一案,而楚王刘英偏偏又是个佛教信徒,结果因此案“坐死徙者以千数”。 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但由于中国佛教“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比起“太平道”的“苍天已死”自然是大好,所以在东汉民间也极为盛行。 而笮融截三郡粮食,从目前的记载来看,大多数都是用于修建佛寺和赈济灾民。 那么我们再问一句,笮融的行为有没有得到陶谦的支持或者说是默许? 目前有说法是说笮融是得到陶谦默许的。 我认为,此事还要分阶段来看。 首先,笮融劫三郡粮食,肯定是陶谦不知情而且不能容忍的,这种事情换谁都不能容忍,因为这已经是变相的作乱。 但是,笮融为了讨好陶谦,为了不那么引起陶谦的敌视,所以他把部分粮食拿出来修建佛寺和赈济灾民,这个事情,肯定是投陶谦之所好,所以才得到了陶谦的一部分谅解。 我们知道,陶谦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忠君爱民无庸置疑,赈济灾民是他很乐意做的事情。 至于提倡佛教,目前的资料很难证明陶谦是佛教徒,但是同样也没有资料证明陶谦不是佛教徒,所以我们只能推测陶谦对佛教的盛行是采取包容的态度,否则他治下的徐州就不可能发展出数万佛教徒。 综上所述,笮融和陶谦的关系是既有对抗又有合作,不管怎么说,都谈不上笮融是受陶谦指使来行此违法之事。 如果说笮融上面的行为还不算劣迹斑斑的话,下面这件事才是真正让士大夫们不耻,让陶谦声誉毁于一旦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在曹操东击徐州时,连陶谦都只能据城自保,徐州地区遭遇了巨大的战争蹂.躏,这时候笮融做了一件事,聚集了数万名百姓、三千匹战马逃往广陵避难。 我们前文说过,此时的广陵太守正是劝陶谦和李傕、郭汜结盟而被重用的赵昱。 赵昱见笮融到来,对他还是挺客气,史载“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 虽然赵昱挺好客,但是他的这个客人却显然是个不速之客,《后汉书·陶谦列传》记载: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 从这一句我们便可以看出,真正杀赵昱的凶手,正是笮融这个乱世中的大混混。 我们常说,国之将亡,必生妖孽。 像笮融这种人,如果在太平时期,陶谦可能根本就不会重用。 我相信,陶谦之所以重用笮融,就是因为这是乱世,而笮融是江湖大哥,有好几百个弟兄,又生而好勇斗狠,才被陶谦留下以备将来之用。 可是在徐州无事的时候,笮融只是截留公款,但还知道修建佛寺赈济灾民,但是一到徐州大乱,笮融这样的江湖大哥就想着趁乱捞一把,于是就看中了广陵的金银财宝,索性杀了广陵太守赵昱,并纵兵大肆抢掠。 从这整件事情看来,赵昱的死绝对算不到陶谦头上,因为凶手是笮融,而笮融最开始就截断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粮食,根本谈不上是陶谦的人。 赵昱的死与其要怪别人,不如怪他自己对笮融这样的江湖大哥不设防。 事实上在乱世里,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前面有孙坚杀荆州刺史周颙和南阳太守张咨,后面有公孙瓒杀幽州牧刘虞,都是以下犯上。 所以你要说笮融的事情有多恶劣,恐怕也说不上,因为乱世就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赵昱这种谦谦君子生在乱世就是被吃的命。 我们不能因为孙坚和公孙瓒做成了大事,就忘记谴责他们,如果笮融后来也占据一方成了诸侯,也许他杀赵昱就会成了美德。 我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秦末项梁和项羽起兵的时候,最早就是先杀了会稽郡守殷通才成的事,而殷通就是在项梁的指使下,由项羽亲自提刀斩杀的。 请问,笮融和项羽有区别吗? 有也只有一个,就是项羽成了事,笮融没成事。 事实上,笮融所杀的大人物不只是赵昱一个,《后汉书·陶谦列传》还记载:因以过江,南奔豫章,杀郡守朱皓,入据其城。 这一句,我们就可以明白地看到,笮融不仅杀了赵昱,还杀了豫章(今江西南昌附近)太守朱皓。 所以笮融和典韦、夏侯惇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杀人惯犯,如果说他杀赵昱是陶谦指使的,那么请问他杀朱皓又是谁指使的呢?! 既然笮融我扯了这么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被史学家指为“忠直名士”的赵昱又是何样人物。 首先,和汉朝许多名士一样,赵昱是个大孝子。 谢承《后汉书》曰:(赵)昱年十三,母尝病,经涉三月。昱惨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祷泣血,乡党称其孝。 这里面对赵昱大孝的记载我就不多记述了,看着头疼,总体说来,赵昱的大孝堪比明朝那个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他老妈一生病他就不吃不睡还祈祷吐血,也不知道是他母亲病了还是他病了。 赵昱的另外一个故事如下: 《后汉书·陶谦列传》还记载:(赵)昱字元达,琅邪人。清己疾恶,潜志好学,虽亲友希得见之。为人耳不邪听,目不妄视。太仆种拂举为方正。 这里面看着就有些恐怖了,这个赵昱学习都学到连亲友都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而且竟然达到了“耳不邪听,目不妄视”的圣人境界,相比于赵昱,让我们这些一到夏天就盯着美女的大.腿和低.胸裙猛瞅流口水的俗人情何以堪! 前文说过,王允已经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怪胎了,以有限的历史记载来看,赵昱的迂腐和顽固比王允还要高一个段位,让他当一个广陵太守都能把自己当死了,如果让他再居啥重要岗位,还不知道要生出多少事端,王允就是一个明证,太注重德操而不知变通的人,在太平时期可以为世人表率,可是在乱世,却注定会成为一个又一个的杯具。 这样的人,陶谦先是聘为从事,后来又派出去出使长安,然后在长安被封个广陵太守,我认为,正是陶谦和朝廷的重用才害了他,否则让他在深山老林里不看女孩子超短裙一直读书不是挺好吗? 至少那样不会丢了性命。 所以说陶谦不重用赵昱而疏远他,这是彻底的谎言。 好了,对陶谦盖棺定论时影响舆论的两个重要人物都已经说完,我想大家对陶谦这位徐州牧也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一些了解。 不管怎么说,陶谦其实和赵昱一样,都是不大适合这个乱世的。 所以,他的离去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陶谦虽然去世了,但是徐州需要有人来掌管,而陶谦在临死前是指定了让34岁的刘备来继任徐州牧。 前文讲过,陶谦可以说是刘备真正参与中原逐鹿这个大战场的领路人。 虽然公孙瓒是刘备的同学,但在公孙瓒手下,刘备最大的官是做到平原相,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不上不下,比县长要大一些,但是比太守是差了不止一点两点,因为平原相远称不上是一方诸侯,而一郡太守就是一个军阀。 而他一投奔徐州,陶谦也不让他太守了,直接升两级担任豫州刺史,这也是后世称刘备为“刘豫州”的最早由来,现在在陶谦死的时候,更是从豫州刺史升任徐州牧。 东汉一共才十三个州,刘备先是担任豫州刺史,然后再领徐州牧,虽然他实际能掌控多少地盘是未知数,但是这个身份说出去就有点吓人了,因为他此时的身份已经和袁绍和曹操、刘表这些人平起平坐了。 我们平心而论,曹操、袁绍、刘表、公孙瓒,包括袁术,他们要掌控一州,成为刺史、州牧花了多少心血经历多少次浴血战斗和生死博奕?而刘备何德何能,打了几次重要的战斗,就能官居徐州牧呢?
【深明大义】陶谦名士风流 笮融,丹杨(治今安徽宣城)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 我们要注意,笮融是陶谦的老乡,都是丹杨人,所以用方言沟通无障碍,比较容易有好感。 再加上这个笮融还颇有江湖大哥的派头,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能聚集数百弟兄,也是不小的一股势力,基本上和当年赵云差不多。 鉴于这种情况,陶谦就比较看重笮融这个小老乡,于是让笮融督运广陵、下邳、彭城粮食,但是,笮融得到此三郡粮食和封国进贡物品后,并没有送到当时徐州的郡城郯县去,反而中饱私囊占为己用。基本上属于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所以这也让陶谦的声名受到极大损毁。 但我仍然要说,笮融的罪过还是不能怪在陶谦头上,你要说陶谦政治才能不够,不大识人还好,但是你要说陶谦品德有问题,就要亲信笮融这样的小人我不大同意。 因为笮融做这样的事情对陶谦自己也没有利益,笮融把三群粮食劫走,对徐州的官府运作是极大伤害,而笮融本人势力强大,陶谦一时半会可能也无法拿笮融怎么样,加上内外忧患,笮融又是自己的小老乡,所以陶谦对此事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 笮融得到三郡粮食之后,胆子越来越大,便大修浮屠寺,即佛寺,《后汉书·陶谦列传》记载“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由上文可见,笮融修建佛寺的排场有多大。 这里要提一句,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在上层社会颇为流行,可于汉明帝时代,发生了楚王刘英谋反一案,而楚王刘英偏偏又是个佛教信徒,结果因此案“坐死徙者以千数”。 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但由于中国佛教“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比起“太平道”的“苍天已死”自然是大好,所以在东汉民间也极为盛行。 而笮融截三郡粮食,从目前的记载来看,大多数都是用于修建佛寺和赈济灾民。 那么我们再问一句,笮融的行为有没有得到陶谦的支持或者说是默许? 目前有说法是说笮融是得到陶谦默许的。 我认为,此事还要分阶段来看。 首先,笮融劫三郡粮食,肯定是陶谦不知情而且不能容忍的,这种事情换谁都不能容忍,因为这已经是变相的作乱。 但是,笮融为了讨好陶谦,为了不那么引起陶谦的敌视,所以他把部分粮食拿出来修建佛寺和赈济灾民,这个事情,肯定是投陶谦之所好,所以才得到了陶谦的一部分谅解。 我们知道,陶谦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忠君爱民无庸置疑,赈济灾民是他很乐意做的事情。 至于提倡佛教,目前的资料很难证明陶谦是佛教徒,但是同样也没有资料证明陶谦不是佛教徒,所以我们只能推测陶谦对佛教的盛行是采取包容的态度,否则他治下的徐州就不可能发展出数万佛教徒。 综上所述,笮融和陶谦的关系是既有对抗又有合作,不管怎么说,都谈不上笮融是受陶谦指使来行此违法之事。 如果说笮融上面的行为还不算劣迹斑斑的话,下面这件事才是真正让士大夫们不耻,让陶谦声誉毁于一旦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在曹操东击徐州时,连陶谦都只能据城自保,徐州地区遭遇了巨大的战争蹂.躏,这时候笮融做了一件事,聚集了数万名百姓、三千匹战马逃往广陵避难。 我们前文说过,此时的广陵太守正是劝陶谦和李傕、郭汜结盟而被重用的赵昱。 赵昱见笮融到来,对他还是挺客气,史载“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 虽然赵昱挺好客,但是他的这个客人却显然是个不速之客,《后汉书·陶谦列传》记载: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 从这一句我们便可以看出,真正杀赵昱的凶手,正是笮融这个乱世中的大混混。 我们常说,国之将亡,必生妖孽。 像笮融这种人,如果在太平时期,陶谦可能根本就不会重用。 我相信,陶谦之所以重用笮融,就是因为这是乱世,而笮融是江湖大哥,有好几百个弟兄,又生而好勇斗狠,才被陶谦留下以备将来之用。 可是在徐州无事的时候,笮融只是截留公款,但还知道修建佛寺赈济灾民,但是一到徐州大乱,笮融这样的江湖大哥就想着趁乱捞一把,于是就看中了广陵的金银财宝,索性杀了广陵太守赵昱,并纵兵大肆抢掠。 从这整件事情看来,赵昱的死绝对算不到陶谦头上,因为凶手是笮融,而笮融最开始就截断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粮食,根本谈不上是陶谦的人。 赵昱的死与其要怪别人,不如怪他自己对笮融这样的江湖大哥不设防。 事实上在乱世里,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前面有孙坚杀荆州刺史周颙和南阳太守张咨,后面有公孙瓒杀幽州牧刘虞,都是以下犯上。 所以你要说笮融的事情有多恶劣,恐怕也说不上,因为乱世就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赵昱这种谦谦君子生在乱世就是被吃的命。 我们不能因为孙坚和公孙瓒做成了大事,就忘记谴责他们,如果笮融后来也占据一方成了诸侯,也许他杀赵昱就会成了美德。 我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秦末项梁和项羽起兵的时候,最早就是先杀了会稽郡守殷通才成的事,而殷通就是在项梁的指使下,由项羽亲自提刀斩杀的。 请问,笮融和项羽有区别吗? 有也只有一个,就是项羽成了事,笮融没成事。 事实上,笮融所杀的大人物不只是赵昱一个,《后汉书·陶谦列传》还记载:因以过江,南奔豫章,杀郡守朱皓,入据其城。 这一句,我们就可以明白地看到,笮融不仅杀了赵昱,还杀了豫章(今江西南昌附近)太守朱皓。 所以笮融和典韦、夏侯惇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杀人惯犯,如果说他杀赵昱是陶谦指使的,那么请问他杀朱皓又是谁指使的呢?! 既然笮融我扯了这么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被史学家指为“忠直名士”的赵昱又是何样人物。 首先,和汉朝许多名士一样,赵昱是个大孝子。 谢承《后汉书》曰:(赵)昱年十三,母尝病,经涉三月。昱惨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祷泣血,乡党称其孝。 这里面对赵昱大孝的记载我就不多记述了,看着头疼,总体说来,赵昱的大孝堪比明朝那个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他老妈一生病他就不吃不睡还祈祷吐血,也不知道是他母亲病了还是他病了。 赵昱的另外一个故事如下: 《后汉书·陶谦列传》还记载:(赵)昱字元达,琅邪人。清己疾恶,潜志好学,虽亲友希得见之。为人耳不邪听,目不妄视。太仆种拂举为方正。 这里面看着就有些恐怖了,这个赵昱学习都学到连亲友都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而且竟然达到了“耳不邪听,目不妄视”的圣人境界,相比于赵昱,让我们这些一到夏天就盯着美女的大.腿和低.胸裙猛瞅流口水的俗人情何以堪! 前文说过,王允已经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怪胎了,以有限的历史记载来看,赵昱的迂腐和顽固比王允还要高一个段位,让他当一个广陵太守都能把自己当死了,如果让他再居啥重要岗位,还不知道要生出多少事端,王允就是一个明证,太注重德操而不知变通的人,在太平时期可以为世人表率,可是在乱世,却注定会成为一个又一个的杯具。 这样的人,陶谦先是聘为从事,后来又派出去出使长安,然后在长安被封个广陵太守,我认为,正是陶谦和朝廷的重用才害了他,否则让他在深山老林里不看女孩子超短裙一直读书不是挺好吗? 至少那样不会丢了性命。 所以说陶谦不重用赵昱而疏远他,这是彻底的谎言。 好了,对陶谦盖棺定论时影响舆论的两个重要人物都已经说完,我想大家对陶谦这位徐州牧也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一些了解。 不管怎么说,陶谦其实和赵昱一样,都是不大适合这个乱世的。 所以,他的离去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陶谦虽然去世了,但是徐州需要有人来掌管,而陶谦在临死前是指定了让34岁的刘备来继任徐州牧。 前文讲过,陶谦可以说是刘备真正参与中原逐鹿这个大战场的领路人。 虽然公孙瓒是刘备的同学,但在公孙瓒手下,刘备最大的官是做到平原相,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不上不下,比县长要大一些,但是比太守是差了不止一点两点,因为平原相远称不上是一方诸侯,而一郡太守就是一个军阀。 而他一投奔徐州,陶谦也不让他太守了,直接升两级担任豫州刺史,这也是后世称刘备为“刘豫州”的最早由来,现在在陶谦死的时候,更是从豫州刺史升任徐州牧。 东汉一共才十三个州,刘备先是担任豫州刺史,然后再领徐州牧,虽然他实际能掌控多少地盘是未知数,但是这个身份说出去就有点吓人了,因为他此时的身份已经和袁绍和曹操、刘表这些人平起平坐了。 我们平心而论,曹操、袁绍、刘表、公孙瓒,包括袁术,他们要掌控一州,成为刺史、州牧花了多少心血经历多少次浴血战斗和生死博奕?而刘备何德何能,打了几次重要的战斗,就能官居徐州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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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秦汉魏晋南北朝山西的手工业、农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中幸存的手工业者沦为军将豪右们的私属部曲,官府所需大量手工业制品,特别是兵器和大量屯田农具更需自行冶铸,这就使此期官府手工业得到了发展。 北魏是山西手工业发展比较辉煌的时期。从拓跋氏建国起,就很注重对百工技巧的搜刮,并改少府为太府,专事执掌官府的金帛仓库和营造器物的手工业部门。北魏政府还规定,官属工匠有专门的匠籍,世代相袭,不能脱离;严禁私人占有手工工匠,限制极严。北魏手工业部门主要有矿冶、丝织、陶瓷、造酒、琉璃制造及煮盐等。 矿冶业 西汉时山西矿业已很发达。从北魏拓跋珪开始,就设置官冶,铸造兵器;还专门设置银官,负责开采山西北部白登山地区银矿。延至北齐,山西地区钢铁生产已具一定规模,成为北齐的主要冶铁地区。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昔在晋阳为监馆”的綦毋怀文的炼钢术。《北齐书·綦毋怀文传》说他“又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溶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可知当年冶炼、淬火技术已非同一般。北朝时,山西对煤炭的开采与利用也是较为普遍的。《水经·■水注》载:“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太平寰宇记》说,“火山在(云中)县西五里”。云中县即今大同市。■河即今桑干河,源出山西代县。这就是说,山西人至迟北魏时已开始了煤炭的开采利用。 丝织业 当时,河东丝织业已有一定发展。河东郡(治蒲坂县,今永济市西南蒲州镇)、平阳郡(治白马城,今临汾市)每年送往京师的贡品就是“锦绢及丝”等丝织品。并州、肆州(治所在今忻州西北)、汾州(治所蒲子城,今隰县)及雁门郡(今代县)、灵丘郡(治所在今灵丘县)、蒲阪、汾阳县等“皆以麻布充税”。北齐时,又专设司染署,“别领京坊、河东、信都三局丞”。 陶瓷业 北朝时期,太原地区的陶瓷等手工业较兴盛。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地区陆续发现了不少此期瓷器。尖草坪发现绿釉汉壶,董茹发现半陶半瓷的褐釉陶,市区发现褐釉瓷壶,龙山发现绿釉空心壶。墓葬出土陶器文物有757件,工艺水平都很高。 酿造业 北魏时民间酿酒业已相当盛行。当时名牌“桑落酒”产于永济市,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它的酿制方法。当时创制于洛阳的名牌酒“白堕酒”,是河东人刘白堕将酿造技术从河东带去的。到北齐时,又出现山西另一名酒“汾清”,即今汾酒。另外,北朝时,芮城县酿酒业也较兴盛,该地生产的名噪一时的“堆美酒”被誉为仙酒。先秦时,醋已成为一种贵重调味品,汉代渐趋普遍。北魏时,醋行专卖。《齐民要术》对其酿造法作了详细记载,这说明当时包括山西在内的北魏统治区域造醋业工艺水平已经很高。 造毡业 当时河东民间还有一种独立的手工业,即造毡业。《北史·樊逊传》说,河东北猗氏人樊逊之兄樊仲以造毡为业,其收入除供自己消费外,常“优饶”于其弟樊逊。 南北互市 北魏统一中国后,出现短暂相对安定时期,商业有所恢复。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呈现出一些活跃景象,南北政权也往往通过互派使者进行交易,互通有无。南北互市主要限于官府,一般民间贸易不多,受到官府禁止。
【披坚执锐】秦汉魏晋南北朝山西的手工业、农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中幸存的手工业者沦为军将豪右们的私属部曲,官府所需大量手工业制品,特别是兵器和大量屯田农具更需自行冶铸,这就使此期官府手工业得到了发展。 北魏是山西手工业发展比较辉煌的时期。从拓跋氏建国起,就很注重对百工技巧的搜刮,并改少府为太府,专事执掌官府的金帛仓库和营造器物的手工业部门。北魏政府还规定,官属工匠有专门的匠籍,世代相袭,不能脱离;严禁私人占有手工工匠,限制极严。北魏手工业部门主要有矿冶、丝织、陶瓷、造酒、琉璃制造及煮盐等。 矿冶业 西汉时山西矿业已很发达。从北魏拓跋珪开始,就设置官冶,铸造兵器;还专门设置银官,负责开采山西北部白登山地区银矿。延至北齐,山西地区钢铁生产已具一定规模,成为北齐的主要冶铁地区。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昔在晋阳为监馆”的綦毋怀文的炼钢术。《北齐书·綦毋怀文传》说他“又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溶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可知当年冶炼、淬火技术已非同一般。北朝时,山西对煤炭的开采与利用也是较为普遍的。《水经·■水注》载:“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太平寰宇记》说,“火山在(云中)县西五里”。云中县即今大同市。■河即今桑干河,源出山西代县。这就是说,山西人至迟北魏时已开始了煤炭的开采利用。 丝织业 当时,河东丝织业已有一定发展。河东郡(治蒲坂县,今永济市西南蒲州镇)、平阳郡(治白马城,今临汾市)每年送往京师的贡品就是“锦绢及丝”等丝织品。并州、肆州(治所在今忻州西北)、汾州(治所蒲子城,今隰县)及雁门郡(今代县)、灵丘郡(治所在今灵丘县)、蒲阪、汾阳县等“皆以麻布充税”。北齐时,又专设司染署,“别领京坊、河东、信都三局丞”。 陶瓷业 北朝时期,太原地区的陶瓷等手工业较兴盛。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地区陆续发现了不少此期瓷器。尖草坪发现绿釉汉壶,董茹发现半陶半瓷的褐釉陶,市区发现褐釉瓷壶,龙山发现绿釉空心壶。墓葬出土陶器文物有757件,工艺水平都很高。 酿造业 北魏时民间酿酒业已相当盛行。当时名牌“桑落酒”产于永济市,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它的酿制方法。当时创制于洛阳的名牌酒“白堕酒”,是河东人刘白堕将酿造技术从河东带去的。到北齐时,又出现山西另一名酒“汾清”,即今汾酒。另外,北朝时,芮城县酿酒业也较兴盛,该地生产的名噪一时的“堆美酒”被誉为仙酒。先秦时,醋已成为一种贵重调味品,汉代渐趋普遍。北魏时,醋行专卖。《齐民要术》对其酿造法作了详细记载,这说明当时包括山西在内的北魏统治区域造醋业工艺水平已经很高。 造毡业 当时河东民间还有一种独立的手工业,即造毡业。《北史·樊逊传》说,河东北猗氏人樊逊之兄樊仲以造毡为业,其收入除供自己消费外,常“优饶”于其弟樊逊。 南北互市 北魏统一中国后,出现短暂相对安定时期,商业有所恢复。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呈现出一些活跃景象,南北政权也往往通过互派使者进行交易,互通有无。南北互市主要限于官府,一般民间贸易不多,受到官府禁止。
【深明大义】史书记载曹丕君臣经历过的灵异事件 魏文帝曹丕喜欢将自己的喜好和见闻辑录成书,比如:他如何学习武术并击败当时江湖豪杰,如何在张绣反叛、哥哥被杀时全身而退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列异传》当中收录了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灵异事件,其中就有他手下大臣的亲身经历。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生喜好撰写灵异事件的一代帝王,自身竟也成为灵异事件的主角。 曹丕的《列异传》记载的 蒋济为亡儿走后门的事很有意思,也极为诡异。 蒋济任中领军的时候,他死去的儿子给母亲托梦说,儿子生时为卿相子孙,死后担任幂界泰山伍伯,如今憔悴困辱实在受罪,现在太庙有个唱赞的叫孙阿的人已经被任命为泰山令,不日就要赴任,请母亲向父亲诉说儿子的不幸,让他嘱咐孙阿给我换个好差事。其母惊醒就把做梦的事告诉了 蒋济, 蒋济不以为然。第二天,儿子又给母亲托梦说,我奉命来迎接新任的泰山令,因时辰未到特回家来看看,新任的泰山令明天中午当死,到时候我就没时间了,从此永别,请母亲再次向爹爹通报一声,不论真假可以试一试嘛。其母再次向 蒋济诉说, 蒋济觉得试一试也无妨,于是来到太庙按照儿子说的孙阿的长相,果然找到了孙阿,此时 蒋济似有感悟说,差点辜负了我儿,于是宴请孙阿,把儿子托梦的事向孙阿说了一遍,哪知孙阿竟然不痛惜自己马上死去,反而对自己死后将成为泰山令喜不自禁,他问 蒋济:如果真像你说的,我做了官,不知令郎想调换什么样的工作岗位? 蒋济说:只要是成天快乐没什么烦忧就可以。孙阿说:那好办,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去办。 蒋济厚赏了孙阿,让他回到太庙, 蒋济心中没底,他想知道如此蹊跷的事到底是真是假,于是在中领军府衙至太庙之间每十步派一个人,发现情况立即报告。结果辰时传来孙阿心痛的消息,巳时心痛剧烈,到了中午果然闭气而亡。 蒋济哭泣着说:“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一个月后,其子又一次给母亲托梦说:泰山令已经提拔我做了录事。一家人喜不自胜,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翻版。 另外,华歆曾做过太尉、宰相,《列异传》说,华歆为学生时曾经露宿别人门外,恰巧主人家的媳妇夜里生产,有两个吏役模样的人要进入,看到华歆突然一愣说:公如何在此。踌躇良久向华歆作揖下拜,然后才敢进去,少顷两人出来说,这家孩子只能活到三岁,说罢两人消失。天亮以后华歆也离去,后来,华歆前来打听,那孩子果然三岁就死了,华歆觉得灵验,由此知道自己将位至公卿。 为《三国志》作注的南北朝时人裴松之对华歆的际遇也深信不疑,他说:按晋阳秋说魏舒少时寄宿事,亦如之。以为理无二人俱有此事,将由传者不同。今宁信列异。 曹丕不仅喜欢记载灵异事件,他自己还亲身经历了一些灵异的事情。《三国志》说,有一次曹丕骑马外出,侍郎朱建平说,陛下为何骑一匹死马?曹丕没搭理他,结果半道从马身上摔了下来,盛怒之下,曹丕抽出佩剑将马杀死。 曹丕还没做皇帝时曾问过朱建平自己的寿数,朱建平说,寿当八十,但四十岁时将有小疾。后来曹丕四十岁时病重,临终突然想起朱建平的话,幽默的对左右人说,原来朱建平说的“寿当八十”是昼夜都算啊
【披坚执锐】史书记载曹丕君臣经历过的灵异事件 魏文帝曹丕喜欢将自己的喜好和见闻辑录成书,比如:他如何学习武术并击败当时江湖豪杰,如何在张绣反叛、哥哥被杀时全身而退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列异传》当中收录了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灵异事件,其中就有他手下大臣的亲身经历。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生喜好撰写灵异事件的一代帝王,自身竟也成为灵异事件的主角。 曹丕的《列异传》记载的 蒋济为亡儿走后门的事很有意思,也极为诡异。 蒋济任中领军的时候,他死去的儿子给母亲托梦说,儿子生时为卿相子孙,死后担任幂界泰山伍伯,如今憔悴困辱实在受罪,现在太庙有个唱赞的叫孙阿的人已经被任命为泰山令,不日就要赴任,请母亲向父亲诉说儿子的不幸,让他嘱咐孙阿给我换个好差事。其母惊醒就把做梦的事告诉了 蒋济, 蒋济不以为然。第二天,儿子又给母亲托梦说,我奉命来迎接新任的泰山令,因时辰未到特回家来看看,新任的泰山令明天中午当死,到时候我就没时间了,从此永别,请母亲再次向爹爹通报一声,不论真假可以试一试嘛。其母再次向 蒋济诉说, 蒋济觉得试一试也无妨,于是来到太庙按照儿子说的孙阿的长相,果然找到了孙阿,此时 蒋济似有感悟说,差点辜负了我儿,于是宴请孙阿,把儿子托梦的事向孙阿说了一遍,哪知孙阿竟然不痛惜自己马上死去,反而对自己死后将成为泰山令喜不自禁,他问 蒋济:如果真像你说的,我做了官,不知令郎想调换什么样的工作岗位? 蒋济说:只要是成天快乐没什么烦忧就可以。孙阿说:那好办,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去办。 蒋济厚赏了孙阿,让他回到太庙, 蒋济心中没底,他想知道如此蹊跷的事到底是真是假,于是在中领军府衙至太庙之间每十步派一个人,发现情况立即报告。结果辰时传来孙阿心痛的消息,巳时心痛剧烈,到了中午果然闭气而亡。 蒋济哭泣着说:“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一个月后,其子又一次给母亲托梦说:泰山令已经提拔我做了录事。一家人喜不自胜,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翻版。 另外,华歆曾做过太尉、宰相,《列异传》说,华歆为学生时曾经露宿别人门外,恰巧主人家的媳妇夜里生产,有两个吏役模样的人要进入,看到华歆突然一愣说:公如何在此。踌躇良久向华歆作揖下拜,然后才敢进去,少顷两人出来说,这家孩子只能活到三岁,说罢两人消失。天亮以后华歆也离去,后来,华歆前来打听,那孩子果然三岁就死了,华歆觉得灵验,由此知道自己将位至公卿。 为《三国志》作注的南北朝时人裴松之对华歆的际遇也深信不疑,他说:按晋阳秋说魏舒少时寄宿事,亦如之。以为理无二人俱有此事,将由传者不同。今宁信列异。 曹丕不仅喜欢记载灵异事件,他自己还亲身经历了一些灵异的事情。《三国志》说,有一次曹丕骑马外出,侍郎朱建平说,陛下为何骑一匹死马?曹丕没搭理他,结果半道从马身上摔了下来,盛怒之下,曹丕抽出佩剑将马杀死。 曹丕还没做皇帝时曾问过朱建平自己的寿数,朱建平说,寿当八十,但四十岁时将有小疾。后来曹丕四十岁时病重,临终突然想起朱建平的话,幽默的对左右人说,原来朱建平说的“寿当八十”是昼夜都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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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天界篇序章同人图
【外交】黑暗四天王吧驻冥斗士吧大使馆 愿两吧友谊长存,多有交流,欢迎大家多来黑暗四天王吧交流意见。
【连载殿】冥王神话ND第十二话 杯座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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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坚执锐】贾逵两改进兵方向 兼论贾逵石亭之战援救迟缓问题 作者:柴门一柳 贾逵两改进兵方向 ----兼谈贾逵援救迟缓问题 三国志贾逵传记载魏明帝太和二年魏吴石亭之战,有“帝使逵---从西阳直向东关”一语(注1),其中东关所在何地,曾读燕京晓林《魏吴石亭之战》一文,辩正传统误说,认为此处东关非位于濡须之东关,而应位于武昌附近或夏口一带。此论很有道理,对于解读贾逵在此次战役中行动和功绩,至关重要,阅读时的疑惑豁然开朗。本文对贾逵两改进兵方向的分析,即以“此东关非彼东关”高论为前提。(注2) 所谓的第一次改变进兵方向:贾逵最初按战役计划南向进击东关,途中得到明帝的新指示,要求贾逵东向与曹休合兵,共同进军。 而此时贾逵根据侦查所得情报,知东关无备,估计曹休受骗,“深入与贼战,必败”,但王命不可违,仍然必须执行东向会合的指令。 第二次改变进兵方向:贾逵东向会合曹休途中,得俘虏口供,知曹休已经兵败。为了保住曹休败军退路,不待指示,果断处置,再次改变攻击方向,攻占夹石。 这第二次改变,尤其是贾逵功劳之关键。 1.贾逵根据变化的战场态势,果断改变原有作战计划,轻军勇往,占据关键地点,避免了曹休全军覆没。“及夹石之败,微逵,休军几无救也”(贾逵传)。实际上,如果贾逵及时按照明帝指示赶到会合地点,共同深入,则豫州军亦同样是全军覆没。 2.根据战场紧急事态,不待新的王命,不等待后军,果敢轻兵疾进,更表现了贾逵的机智和胆量。 正因为如此,贾逵传对这次战役给予详细叙述,而战役主帅曹休的传记,对此次战役的记载则惜字如金。 另外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贾逵增援是否及时。我以为该问题应表述为;贾逵根据战场态势,采取了正确策略,不但避免了我军安全,也为援助友军创造了条件,理由如下: 1.对于当时的曹休来说,立功心切,他是希望贾逵所部快一些再快一些行动,立即归自己节制的。所以,对于贾逵是否行动迅速,当事人曹休的感受最急切。贾逵传注引魏略:“休嫌逵进迟,乃呵责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弃仗。-----(逵)遂与休更向表奏”。此事只能发生于曹休兵败之前。曹休兵败后赖贾逵而逃得生命,似不再有脸面表奏贾逵进迟。即使曹休有此厚脸皮,依然不依不饶地上表要求治贾逵进迟之罪,也无从令其“往拾弃仗”。 2.贾逵在第一次改变方向之前,已经根据侦查,“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那么,他必定也能料到,自己所率的豫州军如果也共同深入,后果亦将不堪设想。作为一个大军统帅,是不会孤注一掷地率部进入包围圈,最佳方案应该是相机处理。最起码他不会带领全军,昼夜兼程,火速往明知已有的口袋里钻。他也定会将情报以及自己的判断上报朝廷。当时作此类判断并表报明帝者,并非仅贾逵一人。(注3) 3.贾逵得俘虏口供,知曹休已经战败,决定做第二次改变方向时,曾发生有关是否轻军往攻夹石的争论:“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这个“后军’一词,颇值得玩味,所指者何部呢?只能是贾逵属下的豫州军主力。 如此看来,前此贾逵是以少量兵力在前,主力军在后,向曹休缓缓靠近的。如此作法,也是为了避免全军与曹休一同钻入敌方布下的口袋。贾逵的作法是应当肯定的。 因此,贾逵只是在第二次改变方向后,奇袭夹石,才“兼道进军”,才“疾进,出其不意”的;而在第一次改变方向,去和曹休会军途中,则是谨慎行事,分兵前后渐次行进的。 总结一下贾逵援救迟缓有无的问题:在尚未兵败的曹休看来,至少是未按预定时间或未如曹休所期望的的那样迅速到达指定位置。而从贾逵方面看,或自整个战场局势论,恰是对突发事态的妥当的应对之举。 注1:见三国志贾逵传。 注2:也曾读到《孙吴武昌又称东关考》一文,确指此贾逵所向的东关乃武昌,论述亦详尽而精当。文见宋杰著《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注3;见满宠传和蒋济传。
【深明大义】贾逵两改进兵方向 兼论贾逵石亭之战援救迟缓问题 作者:柴门一柳 贾逵两改进兵方向 ----兼谈贾逵援救迟缓问题 三国志贾逵传记载魏明帝太和二年魏吴石亭之战,有“帝使逵---从西阳直向东关”一语(注1),其中东关所在何地,曾读燕京晓林《魏吴石亭之战》一文,辩正传统误说,认为此处东关非位于濡须之东关,而应位于武昌附近或夏口一带。此论很有道理,对于解读贾逵在此次战役中行动和功绩,至关重要,阅读时的疑惑豁然开朗。本文对贾逵两改进兵方向的分析,即以“此东关非彼东关”高论为前提。(注2) 所谓的第一次改变进兵方向:贾逵最初按战役计划南向进击东关,途中得到明帝的新指示,要求贾逵东向与曹休合兵,共同进军。 而此时贾逵根据侦查所得情报,知东关无备,估计曹休受骗,“深入与贼战,必败”,但王命不可违,仍然必须执行东向会合的指令。 第二次改变进兵方向:贾逵东向会合曹休途中,得俘虏口供,知曹休已经兵败。为了保住曹休败军退路,不待指示,果断处置,再次改变攻击方向,攻占夹石。 这第二次改变,尤其是贾逵功劳之关键。 1.贾逵根据变化的战场态势,果断改变原有作战计划,轻军勇往,占据关键地点,避免了曹休全军覆没。“及夹石之败,微逵,休军几无救也”(贾逵传)。实际上,如果贾逵及时按照明帝指示赶到会合地点,共同深入,则豫州军亦同样是全军覆没。 2.根据战场紧急事态,不待新的王命,不等待后军,果敢轻兵疾进,更表现了贾逵的机智和胆量。 正因为如此,贾逵传对这次战役给予详细叙述,而战役主帅曹休的传记,对此次战役的记载则惜字如金。 另外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贾逵增援是否及时。我以为该问题应表述为;贾逵根据战场态势,采取了正确策略,不但避免了我军安全,也为援助友军创造了条件,理由如下: 1.对于当时的曹休来说,立功心切,他是希望贾逵所部快一些再快一些行动,立即归自己节制的。所以,对于贾逵是否行动迅速,当事人曹休的感受最急切。贾逵传注引魏略:“休嫌逵进迟,乃呵责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弃仗。-----(逵)遂与休更向表奏”。此事只能发生于曹休兵败之前。曹休兵败后赖贾逵而逃得生命,似不再有脸面表奏贾逵进迟。即使曹休有此厚脸皮,依然不依不饶地上表要求治贾逵进迟之罪,也无从令其“往拾弃仗”。 2.贾逵在第一次改变方向之前,已经根据侦查,“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那么,他必定也能料到,自己所率的豫州军如果也共同深入,后果亦将不堪设想。作为一个大军统帅,是不会孤注一掷地率部进入包围圈,最佳方案应该是相机处理。最起码他不会带领全军,昼夜兼程,火速往明知已有的口袋里钻。他也定会将情报以及自己的判断上报朝廷。当时作此类判断并表报明帝者,并非仅贾逵一人。(注3) 3.贾逵得俘虏口供,知曹休已经战败,决定做第二次改变方向时,曾发生有关是否轻军往攻夹石的争论:“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这个“后军’一词,颇值得玩味,所指者何部呢?只能是贾逵属下的豫州军主力。 如此看来,前此贾逵是以少量兵力在前,主力军在后,向曹休缓缓靠近的。如此作法,也是为了避免全军与曹休一同钻入敌方布下的口袋。贾逵的作法是应当肯定的。 因此,贾逵只是在第二次改变方向后,奇袭夹石,才“兼道进军”,才“疾进,出其不意”的;而在第一次改变方向,去和曹休会军途中,则是谨慎行事,分兵前后渐次行进的。 总结一下贾逵援救迟缓有无的问题:在尚未兵败的曹休看来,至少是未按预定时间或未如曹休所期望的的那样迅速到达指定位置。而从贾逵方面看,或自整个战场局势论,恰是对突发事态的妥当的应对之举。 注1:见三国志贾逵传。 注2:也曾读到《孙吴武昌又称东关考》一文,确指此贾逵所向的东关乃武昌,论述亦详尽而精当。文见宋杰著《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注3;见满宠传和蒋济传。
【资料】Marco Albiero圣斗士G作品
【深明大义】钟繇书法对后世的影响和启示意义 钟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历来与草圣张芝,书圣王羲之并称“钟张”、“钟五”,然而享有如此高的地位又并非偶然,从师承上看,他上承曹喜、蔡邕,在继承隶书笔法的同时,刻苦探究用笔之法,努力找寻创新之路。他的成功虽然和许多士大夫一样,有政治上的优越背景,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在书法上的重大突破,追求变法的勇气和对后世深远的启示意义。 在书法上,他开创了行书,并为正书成为官方的规范正体字作出了贡献。其次,他还为行书立法,使行书在魏晋间得以广泛的流传和普及,为“魏晋风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王羲之的崛起起到推动作用。钟繇对后世书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正是因为他在楷书、行书上的开宗立派之举,才使他在我国书法史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钟书的启示意义之一。 其二,钟繇的楷书在当时并非是很成熟的,那时的楷书在钟繇手上尚处于草创阶段,没有后来二王的高度成熟。但如若没有钟繇的过度,没有他承前启后的贡献,就没有光彩照人的“二王”时代的到来,亦无复产生“魏晋风韵”的美学境界。 其三,创新勇气及其精神的倡导,可以说是钟繇对后世的又一个启示。在隶书时代的笼罩下、在草书之风的倡行下,钟繇独自走了一条新路,开展正书,并努力使之成为官方认可的“章程书”,在夹缝之中创造了辉煌,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其四,钟繇的作品向世人揭示了“古质而今妍”的相对性。首先与隶书相比,其草创的正书则是新妍之体,而与后世的“二王”楷书参照则又是古朴质实的,可以说这更加突显了钟书承前启后的过度性。 其五,个性审美形象的确立,钟繇的书法古朴自然,其书处于变势之中。用笔取横势,结体趋纵势,为后人的取法提供了经典范式。东晋二王,北宋苏东坡及元明清许多书家,在楷书上无不以此为取法对象。所以说,他不仅奏响了楷书发展的序曲,而且为后世书家创立了一个与二王书风相别的流派。这种独立的审美追求和鲜明的个性形象,使钟繇及其书法成为一种书法历史的符号,为中国漫长的书法流变增添了耀眼的光辉。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和演变史中,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之于书法史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三国时期魏国最著名的书家,他不仅学习和总结了前代的书法,而且还创立了独特的楷书、行书艺术风格,对以后的两晋南北朝乃至今天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为二王父子的成功提供了启示和铺垫作用。
【披坚执锐】钟繇书法对后世的影响和启示意义 钟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历来与草圣张芝,书圣王羲之并称“钟张”、“钟五”,然而享有如此高的地位又并非偶然,从师承上看,他上承曹喜、蔡邕,在继承隶书笔法的同时,刻苦探究用笔之法,努力找寻创新之路。他的成功虽然和许多士大夫一样,有政治上的优越背景,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在书法上的重大突破,追求变法的勇气和对后世深远的启示意义。 在书法上,他开创了行书,并为正书成为官方的规范正体字作出了贡献。其次,他还为行书立法,使行书在魏晋间得以广泛的流传和普及,为“魏晋风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王羲之的崛起起到推动作用。钟繇对后世书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正是因为他在楷书、行书上的开宗立派之举,才使他在我国书法史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钟书的启示意义之一。 其二,钟繇的楷书在当时并非是很成熟的,那时的楷书在钟繇手上尚处于草创阶段,没有后来二王的高度成熟。但如若没有钟繇的过度,没有他承前启后的贡献,就没有光彩照人的“二王”时代的到来,亦无复产生“魏晋风韵”的美学境界。 其三,创新勇气及其精神的倡导,可以说是钟繇对后世的又一个启示。在隶书时代的笼罩下、在草书之风的倡行下,钟繇独自走了一条新路,开展正书,并努力使之成为官方认可的“章程书”,在夹缝之中创造了辉煌,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其四,钟繇的作品向世人揭示了“古质而今妍”的相对性。首先与隶书相比,其草创的正书则是新妍之体,而与后世的“二王”楷书参照则又是古朴质实的,可以说这更加突显了钟书承前启后的过度性。 其五,个性审美形象的确立,钟繇的书法古朴自然,其书处于变势之中。用笔取横势,结体趋纵势,为后人的取法提供了经典范式。东晋二王,北宋苏东坡及元明清许多书家,在楷书上无不以此为取法对象。所以说,他不仅奏响了楷书发展的序曲,而且为后世书家创立了一个与二王书风相别的流派。这种独立的审美追求和鲜明的个性形象,使钟繇及其书法成为一种书法历史的符号,为中国漫长的书法流变增添了耀眼的光辉。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和演变史中,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之于书法史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三国时期魏国最著名的书家,他不仅学习和总结了前代的书法,而且还创立了独特的楷书、行书艺术风格,对以后的两晋南北朝乃至今天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为二王父子的成功提供了启示和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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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公孙瓒与“商贩庸儿” 与世族、豪杰的代表人物袁绍不同,公孙瓒所依靠的,不是当地的大姓豪族,而是所谓“商贩庸儿”。《三国志· 魏志· 公孙瓒传》 注引《英雄记》说:" (公孙)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间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态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zeng)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麴周、灌婴之属以譬也。”刘纬台是“卜数师”,即所谓“庸儿”;李移子、乐何当两人,一个是贩卖丝绸的商人,一个是“贾人”,都是所谓“商贩”。为什么公孙瓒会依靠他们,“定兄弟之誓”,并结成儿女婚姻关系?十分明显,因为他们“富皆巨亿”,是拥有巨额资财的“富室”。 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鸠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董)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连叶陌,以还相吞灭。”这里所描写的是,当董卓控制了东汉朝廷的大权以后,关东起兵讨伐。在“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飘扬云会,万里相赴”的人们中,曹丕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列举了四类,除“名豪”(著名的豪杰)、“大侠”(声威显赫的游侠)、“强族”(强大的大姓豪族)之外,“富室”也卷进了“人人皆得讨贼”的战争中。公孙瓒所依靠的‘’富皆巨亿”的“商贩庸儿”,就是属于“富室”这一类型的人物。对公孙瓒所依靠的“商贩庸儿”刘纬台、李移子、乐何当三人,还没有其他史料能够作较为具体的说明。但不难看出,刘纬台等三人应该属于大商人而兼大地主,是掌握武装力量的“富室”。在东汉末年的战争年代,这类“商贩庸儿”与公孙瓒联合,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与公孙瓒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公孙瓒需要他们“富皆巨亿”的财力支持,他们也需要借助公孙瓒的力量,从而跻身于政治舞台。 至于前引《英雄记》所说,对“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公孙瓒“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并说“今取衣冠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按照当时通例,刺史、太守、县令等地方长吏,是由朝廷任命的;但是,他们的属吏却必须由地方大姓豪族,即所谓“衣冠子弟”来充任。关于这一点,唐长孺先生在《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 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中华书局版),这里不拟多说。公孙瓒的行动,却是反对这个惯例。如果进一步加以申论,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公孙瓒为什么反对这个惯例?从他个人的遭遇来看,由于母亲出身微残,自己也被轻视,不能跻身于“衣冠子弟”之列,因此,当他成为割据者之后,也就必然会对“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加以压抑,“使困在穷苦之地”。作这样解释,当然可以,也具有一定理由,但却是不够的,需要全面地来加以分析。 在幽州境内,公孙瓒的对手是幽州牧刘虞;在河北地区,对手是冀州牧袁绍。如前所说,刘虞是东汉王朝的宗室,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当时最为显赫的世族之一,都具备当地大姓豪族支持他们的条件,事实上,他们也得到这种支持。刘虞在幽州能够站稳脚跟,所依靠的,就是渔阳大姓豪族的代表鲜于辅、鲜于银等人,他们分别担任了幽州的重要职位。尤其是鲜于辅,他所任的是州从事,从《后汉书》的《戴就传》 、《史弼传》 、《桥玄传》,以及《三国志》的《刘繇传》 、《潘浚传》 等来看,在东汉末年刺史拥有重权的情况下,州的“部从事”同样拥有重权,甚至可以使“一郡震惊”。在幽州,鲜于辅不但具有如此巨大的政治权力,还可以发动“州兵”。公孙瓒最后失败,就是由于“瓒以母贱”得不到这类大姓豪族的支持;同时,公孙瓒又不像袁绍那样,尽管与其有共同出身,但却能够为自己广造舆论,借此掩盖母亲的“傅婢”身分,竭力争取大姓豪族的支持。由于这种错综情况,公孙瓒压抑幽州的大姓豪族,并转而向“富室”寻求支持,其根本原因应该在这里,而公孙瓒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也应该在这里。
【披坚执锐】公孙瓒与“商贩庸儿” 与世族、豪杰的代表人物袁绍不同,公孙瓒所依靠的,不是当地的大姓豪族,而是所谓“商贩庸儿”。《三国志· 魏志· 公孙瓒传》 注引《英雄记》说:" (公孙)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间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态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zeng)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麴周、灌婴之属以譬也。”刘纬台是“卜数师”,即所谓“庸儿”;李移子、乐何当两人,一个是贩卖丝绸的商人,一个是“贾人”,都是所谓“商贩”。为什么公孙瓒会依靠他们,“定兄弟之誓”,并结成儿女婚姻关系?十分明显,因为他们“富皆巨亿”,是拥有巨额资财的“富室”。 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鸠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董)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连叶陌,以还相吞灭。”这里所描写的是,当董卓控制了东汉朝廷的大权以后,关东起兵讨伐。在“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飘扬云会,万里相赴”的人们中,曹丕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列举了四类,除“名豪”(著名的豪杰)、“大侠”(声威显赫的游侠)、“强族”(强大的大姓豪族)之外,“富室”也卷进了“人人皆得讨贼”的战争中。公孙瓒所依靠的‘’富皆巨亿”的“商贩庸儿”,就是属于“富室”这一类型的人物。对公孙瓒所依靠的“商贩庸儿”刘纬台、李移子、乐何当三人,还没有其他史料能够作较为具体的说明。但不难看出,刘纬台等三人应该属于大商人而兼大地主,是掌握武装力量的“富室”。在东汉末年的战争年代,这类“商贩庸儿”与公孙瓒联合,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与公孙瓒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公孙瓒需要他们“富皆巨亿”的财力支持,他们也需要借助公孙瓒的力量,从而跻身于政治舞台。 至于前引《英雄记》所说,对“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公孙瓒“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并说“今取衣冠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按照当时通例,刺史、太守、县令等地方长吏,是由朝廷任命的;但是,他们的属吏却必须由地方大姓豪族,即所谓“衣冠子弟”来充任。关于这一点,唐长孺先生在《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 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中华书局版),这里不拟多说。公孙瓒的行动,却是反对这个惯例。如果进一步加以申论,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公孙瓒为什么反对这个惯例?从他个人的遭遇来看,由于母亲出身微残,自己也被轻视,不能跻身于“衣冠子弟”之列,因此,当他成为割据者之后,也就必然会对“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加以压抑,“使困在穷苦之地”。作这样解释,当然可以,也具有一定理由,但却是不够的,需要全面地来加以分析。 在幽州境内,公孙瓒的对手是幽州牧刘虞;在河北地区,对手是冀州牧袁绍。如前所说,刘虞是东汉王朝的宗室,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当时最为显赫的世族之一,都具备当地大姓豪族支持他们的条件,事实上,他们也得到这种支持。刘虞在幽州能够站稳脚跟,所依靠的,就是渔阳大姓豪族的代表鲜于辅、鲜于银等人,他们分别担任了幽州的重要职位。尤其是鲜于辅,他所任的是州从事,从《后汉书》的《戴就传》 、《史弼传》 、《桥玄传》,以及《三国志》的《刘繇传》 、《潘浚传》 等来看,在东汉末年刺史拥有重权的情况下,州的“部从事”同样拥有重权,甚至可以使“一郡震惊”。在幽州,鲜于辅不但具有如此巨大的政治权力,还可以发动“州兵”。公孙瓒最后失败,就是由于“瓒以母贱”得不到这类大姓豪族的支持;同时,公孙瓒又不像袁绍那样,尽管与其有共同出身,但却能够为自己广造舆论,借此掩盖母亲的“傅婢”身分,竭力争取大姓豪族的支持。由于这种错综情况,公孙瓒压抑幽州的大姓豪族,并转而向“富室”寻求支持,其根本原因应该在这里,而公孙瓒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也应该在这里。
【深明大义】“规大河以南以待其变”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曹操以属于“赘阉遗丑”,出身于大宦官家庭,最初并不是一个具有特殊号召力的人物。他所以能够跻身于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并成为仅次于袁绍的重要人物;以后,在反董卓的战争中,又取得东郡地盘,继而获得兖州刺史这样的高位,所有这些,主要都是出于袁绍的大力支持。尽管曹操与袁绍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袁绍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而曹操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袁)绍与公(曹操)共起兵,绍问公日:‘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日:‘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日:‘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日:‘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袁绍毫不隐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即占据河北地区,再以此为根据地,渡河而南,最后夺取天下,统一全国。袁绍不但如此策划,也是如此行动的。当他与董卓在京师洛阳决裂后,不投其他地区,而是直奔河北。在讨伐董卓的战争后不久,袁绍即兼并了“民人殷盛,兵粮优足”的冀州,实现了策划的第一步。同时,曹操也拒绝董卓的羁绊,“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他不在家乡沛国的谯县,而是投奔兖州的陈留,在那里“散家财,合义兵”,投入反董卓的战争。为什么曹操不在沛国,而去陈留?按照当时惯例,大姓豪族总是凭借在乡里的声望和号召力以招集武装力量,在此以前,曹操就曾“还沛国,募召合众”(《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注引《英雄记》),在乡里募集过军队。这次一反惯例,说明曹操与袁绍相同,也有自己的野心和策划,上引他与袁绍的对话,即是很好的证明。不过,曹操不像袁绍那样毫不隐讳,没有将自己的策划宣示,仅对袁绍说了一番应付性的空话而已。“且可规大河以南,以待其变”,这是兖州豪族代表人物鲍信在反董卓战争中向曹操所作的建议(《三国志·魏志·鲍勋传》注引《魏书》)。这个建议所以得到曹操赞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完全符合曹操的野心,也完全符合曹操的既定策划。曹操不在沛国,而投奔在河南担任陈留太守的张邈,其原因就在这里。袁绍的策划是,经营河北,南争天下;与袁绍相反,曹操则是“规大河以南”,等待时机。因此,袁绍与曹操之间的和好关系,从而得以维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在陈留,曹操依靠张邈和当地豪族代表人物卫兹的助力,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不久,汴水一战,被董卓部将徐荣大败,卫兹战死,曹操也为“流矢所中”,仅以身免。后来,曹操又带同乡夏侯惇到扬州才募集了一支四千多人的精兵;但是,曹操只有一个袁绍给他的行奋武将军的空头军衔,没有地盘,处境十分困难。这时,曹操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袁绍的支持。 出面大力支持曹操的正是袁绍。谢承《后汉书》说:“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刘公山(刘岱)为兖州,公山为黄巾所杀,乃以(曹)操为兖州刺史。”(《文选》卷四四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李善注引)袁绍不但将本属兖州刺史刘岱的东郡给予曹操,并正式任命他为东郡太守。不久,袁绍又乘刘岱为黄巾军所杀的有利时机,又任命曹操为兖州刺史。既取得兖州这样的地盘,又拥有精良的军队,从此,曹操逐渐开展了他的“规大河以南”的既定策划。 东汉末年,属于兖州的凡八个郡国:陈留、东郡、东平、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包括今天山东省的西南部和河南省的东部,这是一个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州。“昔高祖(刘邦)保关中,光武(刘秀)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这是曹操的主要谋士荀彧策划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他将曹操所据有的兖州,看作是汉高祖和汉光武帝的关中、河内,这是夺取天下的根据地。苟彧更进一步申论了兖州的重要性,认为黄河、济水所流经的这一地区,“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属于“天下之要地”。荀彧这个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也符合曹操的既定策划。因此,保卫兖州,对曹操来说,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
【披坚执锐】“规大河以南以待其变”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曹操以属于“赘阉遗丑”,出身于大宦官家庭,最初并不是一个具有特殊号召力的人物。他所以能够跻身于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并成为仅次于袁绍的重要人物;以后,在反董卓的战争中,又取得东郡地盘,继而获得兖州刺史这样的高位,所有这些,主要都是出于袁绍的大力支持。尽管曹操与袁绍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袁绍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而曹操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袁)绍与公(曹操)共起兵,绍问公日:‘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日:‘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日:‘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日:‘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袁绍毫不隐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即占据河北地区,再以此为根据地,渡河而南,最后夺取天下,统一全国。袁绍不但如此策划,也是如此行动的。当他与董卓在京师洛阳决裂后,不投其他地区,而是直奔河北。在讨伐董卓的战争后不久,袁绍即兼并了“民人殷盛,兵粮优足”的冀州,实现了策划的第一步。同时,曹操也拒绝董卓的羁绊,“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他不在家乡沛国的谯县,而是投奔兖州的陈留,在那里“散家财,合义兵”,投入反董卓的战争。为什么曹操不在沛国,而去陈留?按照当时惯例,大姓豪族总是凭借在乡里的声望和号召力以招集武装力量,在此以前,曹操就曾“还沛国,募召合众”(《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注引《英雄记》),在乡里募集过军队。这次一反惯例,说明曹操与袁绍相同,也有自己的野心和策划,上引他与袁绍的对话,即是很好的证明。不过,曹操不像袁绍那样毫不隐讳,没有将自己的策划宣示,仅对袁绍说了一番应付性的空话而已。“且可规大河以南,以待其变”,这是兖州豪族代表人物鲍信在反董卓战争中向曹操所作的建议(《三国志·魏志·鲍勋传》注引《魏书》)。这个建议所以得到曹操赞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完全符合曹操的野心,也完全符合曹操的既定策划。曹操不在沛国,而投奔在河南担任陈留太守的张邈,其原因就在这里。袁绍的策划是,经营河北,南争天下;与袁绍相反,曹操则是“规大河以南”,等待时机。因此,袁绍与曹操之间的和好关系,从而得以维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在陈留,曹操依靠张邈和当地豪族代表人物卫兹的助力,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不久,汴水一战,被董卓部将徐荣大败,卫兹战死,曹操也为“流矢所中”,仅以身免。后来,曹操又带同乡夏侯惇到扬州才募集了一支四千多人的精兵;但是,曹操只有一个袁绍给他的行奋武将军的空头军衔,没有地盘,处境十分困难。这时,曹操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袁绍的支持。 出面大力支持曹操的正是袁绍。谢承《后汉书》说:“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刘公山(刘岱)为兖州,公山为黄巾所杀,乃以(曹)操为兖州刺史。”(《文选》卷四四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李善注引)袁绍不但将本属兖州刺史刘岱的东郡给予曹操,并正式任命他为东郡太守。不久,袁绍又乘刘岱为黄巾军所杀的有利时机,又任命曹操为兖州刺史。既取得兖州这样的地盘,又拥有精良的军队,从此,曹操逐渐开展了他的“规大河以南”的既定策划。 东汉末年,属于兖州的凡八个郡国:陈留、东郡、东平、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包括今天山东省的西南部和河南省的东部,这是一个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州。“昔高祖(刘邦)保关中,光武(刘秀)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这是曹操的主要谋士荀彧策划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他将曹操所据有的兖州,看作是汉高祖和汉光武帝的关中、河内,这是夺取天下的根据地。苟彧更进一步申论了兖州的重要性,认为黄河、济水所流经的这一地区,“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属于“天下之要地”。荀彧这个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也符合曹操的既定策划。因此,保卫兖州,对曹操来说,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
【资料】jerome alquie作品——北欧
【深明大义】被遗忘的刘焉牧伯制建议 扫盲版的《品三国》也好,史学家的研究也罢,其实都忽略了一个对汉末军阀割据以及三国鼎足起到决定性的人物和事件: 刘焉和他的牧伯制建议。两汉基于历史教训制定了郡国制度,其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效防止诸侯王以及地方大军阀的割据,因为地方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郡太守或相当于郡太守的诸侯王国的国相手里,即使他们想要对抗中央,以一个郡或王国的实力也是难以形成大军阀的。小子前文《莫论隆中对且说讨董卓》也提到过,东汉的州刺史是监查郡守们的,他们起初并没有军政的实权。东汉之初,州刺史的薪水是600石,甚至级别低于郡守,到汉成帝以后才提高到和郡守同等待遇的2000石。刘焉的牧伯制建议被采纳后,管辖数郡的一州就可以有了掌握了军政实权的州牧,这是打破郡国制度的开端,推动了地方大军阀快速生成,最终导致了鼎足三分。 公元188年即汉灵帝中平5年,太常刘焉向中央政府建议,四方的兵乱是由于州刺史的实权太小,不能有效地阻止郡守们的胡作非为,建议中央将刺史提升为州牧,遴选有名望的重臣作州牧并扩大州牧的军政实权。[注1] 其实刘焉这么倡议是有他的小算盘的,他本人后来就因此第一个作了益州牧并且开始了"杀汉使绝汉道"的割据。从小子前文《莫论隆中对 且说讨董卓》里所列讨董卓的13家诸侯联军名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关东诸侯们绝大多数还是太守级的小军阀,其中包括后来囊括幽州,冀州,并州,青州4个州的大军阀袁绍,当时也只是个渤海郡太守。但是随着讨董联军的瓦解和内杠,郡守级的小军阀或被消灭,或效仿刘焉成了州牧级的大军阀: 曹操 - 从东郡太守进而成为兖州牧 陶谦 - 从徐州刺史成为徐州牧[注2] 公孙瓒 - 杀了不做皇帝的刘虞成为幽州牧 袁绍 - 巧取豪夺了韩馥的冀州成为冀州牧 刘表 - 从荆州刺史成为荆州牧 刘璋 - 接老爹刘焉的班,成为益州牧 吕布 - 偷袭了不中用的刘备成为徐州牧 袁术 - 封丘一战被曹操打出中原,跑到南方自领扬州兼称徐州伯 孙策 - 虽未正式自称州牧,但总共保有6个郡,可以算是州牧级的军阀了。 刘备 - 和其他军阀屡战屡败,但袭了刘璋的益州鼎足一隅 等等诸如此类,郡守级的小军阀们快速地生成为州牧级的大军阀了。时下热门话题的各个版本的《隆中对》虽然有战略家们的智慧,但毕竟是大军阀们进一步吞并的过程和必然性,不能作为华夏分裂的理由。所以小子以为三国鼎足的成因是: 第一,黄巾暴动促成了郡守们的扩军,使之成为小军阀 第二,董卓的暴政使中央的权威丧失,小军阀们走出自己的地盘,开始纵横天下;即使没有董卓,汉末宦官们的擅政也足以使使中央的权威丧失,导致小军阀们的走出自己的地盘的。 第三,刘焉倡导的州牧制推动了出动的小军阀生成割据的大军阀 第四,大军阀间的吞并,导致了三国鼎立;各版本的《隆中对》只不是这吞并过程中的策略,是不足以被夸大为导致分裂的。 如果只有小军阀的盘踞,一旦出现曹操这样的英雄人物,国家是完全可以在短时内统一的,就像曹操剿灭广陵太守张超一样。但是,大军阀的出现,其所保有的经济军事实力强大,给国家统一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甚至曹操这等豪杰和大军阀作战中也流露出出了"得陇望蜀","鸡肋"一般的厌战感叹。所以说,刘焉的牧伯制建议是导致汉末大军阀割据,三国鼎足的关键所在。 ------------------------------------------------------------------------- 注1: 《后汉书刘焉传》: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 注2: 本文中的州刺史指没有军政实权的监查官员,州牧指掌握州军政实权的州长。史书中的州刺史,州牧有时混为一谈,要细心区别。比如,孙坚杀的荆州刺史王睿,黄巾杀的兖州刺史刘岱,就是监查官员,没有太大的军事实权,所以轻易被杀;刘表之徒有时称刺史,有时称州牧,但实际是掌握了军政大权的州牧。
【披坚执锐】被遗忘的刘焉牧伯制建议 扫盲版的《品三国》也好,史学家的研究也罢,其实都忽略了一个对汉末军阀割据以及三国鼎足起到决定性的人物和事件: 刘焉和他的牧伯制建议。两汉基于历史教训制定了郡国制度,其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效防止诸侯王以及地方大军阀的割据,因为地方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郡太守或相当于郡太守的诸侯王国的国相手里,即使他们想要对抗中央,以一个郡或王国的实力也是难以形成大军阀的。小子前文《莫论隆中对且说讨董卓》也提到过,东汉的州刺史是监查郡守们的,他们起初并没有军政的实权。东汉之初,州刺史的薪水是600石,甚至级别低于郡守,到汉成帝以后才提高到和郡守同等待遇的2000石。刘焉的牧伯制建议被采纳后,管辖数郡的一州就可以有了掌握了军政实权的州牧,这是打破郡国制度的开端,推动了地方大军阀快速生成,最终导致了鼎足三分。 公元188年即汉灵帝中平5年,太常刘焉向中央政府建议,四方的兵乱是由于州刺史的实权太小,不能有效地阻止郡守们的胡作非为,建议中央将刺史提升为州牧,遴选有名望的重臣作州牧并扩大州牧的军政实权。[注1] 其实刘焉这么倡议是有他的小算盘的,他本人后来就因此第一个作了益州牧并且开始了"杀汉使绝汉道"的割据。从小子前文《莫论隆中对 且说讨董卓》里所列讨董卓的13家诸侯联军名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关东诸侯们绝大多数还是太守级的小军阀,其中包括后来囊括幽州,冀州,并州,青州4个州的大军阀袁绍,当时也只是个渤海郡太守。但是随着讨董联军的瓦解和内杠,郡守级的小军阀或被消灭,或效仿刘焉成了州牧级的大军阀: 曹操 - 从东郡太守进而成为兖州牧 陶谦 - 从徐州刺史成为徐州牧[注2] 公孙瓒 - 杀了不做皇帝的刘虞成为幽州牧 袁绍 - 巧取豪夺了韩馥的冀州成为冀州牧 刘表 - 从荆州刺史成为荆州牧 刘璋 - 接老爹刘焉的班,成为益州牧 吕布 - 偷袭了不中用的刘备成为徐州牧 袁术 - 封丘一战被曹操打出中原,跑到南方自领扬州兼称徐州伯 孙策 - 虽未正式自称州牧,但总共保有6个郡,可以算是州牧级的军阀了。 刘备 - 和其他军阀屡战屡败,但袭了刘璋的益州鼎足一隅 等等诸如此类,郡守级的小军阀们快速地生成为州牧级的大军阀了。时下热门话题的各个版本的《隆中对》虽然有战略家们的智慧,但毕竟是大军阀们进一步吞并的过程和必然性,不能作为华夏分裂的理由。所以小子以为三国鼎足的成因是: 第一,黄巾暴动促成了郡守们的扩军,使之成为小军阀 第二,董卓的暴政使中央的权威丧失,小军阀们走出自己的地盘,开始纵横天下;即使没有董卓,汉末宦官们的擅政也足以使使中央的权威丧失,导致小军阀们的走出自己的地盘的。 第三,刘焉倡导的州牧制推动了出动的小军阀生成割据的大军阀 第四,大军阀间的吞并,导致了三国鼎立;各版本的《隆中对》只不是这吞并过程中的策略,是不足以被夸大为导致分裂的。 如果只有小军阀的盘踞,一旦出现曹操这样的英雄人物,国家是完全可以在短时内统一的,就像曹操剿灭广陵太守张超一样。但是,大军阀的出现,其所保有的经济军事实力强大,给国家统一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甚至曹操这等豪杰和大军阀作战中也流露出出了"得陇望蜀","鸡肋"一般的厌战感叹。所以说,刘焉的牧伯制建议是导致汉末大军阀割据,三国鼎足的关键所在。 ------------------------------------------------------------------------- 注1: 《后汉书刘焉传》: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 注2: 本文中的州刺史指没有军政实权的监查官员,州牧指掌握州军政实权的州长。史书中的州刺史,州牧有时混为一谈,要细心区别。比如,孙坚杀的荆州刺史王睿,黄巾杀的兖州刺史刘岱,就是监查官员,没有太大的军事实权,所以轻易被杀;刘表之徒有时称刺史,有时称州牧,但实际是掌握了军政大权的州牧。
【资料】Carlos Alberto Lam Reyes的圣同人作
【披坚执锐】《白话版三国》之《萧墙之祸起三家》 曹爽在汉中闹了个灰头土脸后,回去似乎老实了一阵,魏国的政坛平静了一阵。然而,曹魏在内政上的衰败有如瘟疫,立刻向吴蜀传播了过去。江东的孙权在这个时候也走了下坡路。在此前几年,孙权曾经宠信过一个叫吕壹的官员,任命他为中书郎处理各地的文书。这个吕壹于是作威作福,经常在大臣的表章上吹毛求疵玩弄文字游戏,今天诽谤这个明天诋毁那个,群臣都是又气愤又害怕,谁也不敢得罪这个小人。孙权的太子孙登挺身而出屡次向孙权揭发吕壹的罪行,但孙权对其十分宠信,连亲儿子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吕壹得意忘形胆大妄为,甚至开始造丞相顾雍的谣,而孙权果然怒气冲冲地要责问顾雍。有人看不下去,跑过去问吕壹:“顾丞相的案子,您打算怎么办?”吕壹冷笑:“无法美言。”这个人又问:“顾丞相倒台后,继任者是谁?大概是太常卿潘浚(注1)吧?”吕壹心里咯噔一下:“差不多。”他当即就明白了:这个潘太常,和陆逊一样经常上奏孙权历数自己的罪行,对自己几乎是咬牙切齿。如今顾雍一旦倒台,不是把自己的死对头推上丞相的位置吗?因此,顾雍才逃过一劫。太常卿潘浚对横行不法的吕壹恨之入骨,曾打算趁群臣朝会时亲自手刃这个混蛋,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为国除害。遗憾的是,动手前泄了密,吕壹连忙请了个病假躲开。然而,这位作威作福的吕大人却栽在了一件和自己关系不大的案子上。左将军朱据的部下应当有所封赏,这笔军饷却被工匠冒领。吕壹怀疑朱据实际上领到了这笔财物,亲自审问负责人。这本是公事,但吕壹因为审不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一怒之下把这个人给打死了。朱据出于怜悯,厚葬了这个无辜的人,却被吕壹向孙权添油加醋地告了一状,胡说这个人为朱据隐瞒事实因此朱据才厚葬他。孙权大怒,怒斥朱据,而这位倒霉的左将军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为自己辩护,只有闭着眼睛等着孙权将自己治罪。谁知道,几天后他的军饷被人冒领一事被别人查清,孙权大为感叹,朱据是我的女婿(孙权的两个女儿,一个先嫁给了周瑜的儿子周循,周循去世后改嫁全琮;另一个嫁给了朱据),都蒙受不白之冤,看来我朝廷中欺上瞒下的事情相当严重,于是他开始着手调查。就这样,吕壹的罪行被调查清楚,当即下狱,而审讯他的恰恰就是丞相顾雍。顾雍并没有落井下石在个人恩怨上费口舌,而是和颜悦色,有人要侮辱吕壹时他还亲自制止,仅以国家的法律将其训斥了一番。这样,这位横行一时的吕大人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杀公孙渊同时)冬伏法,东吴的朝廷一时间有了起色。 然而,好景不长。正始二年(公元241年)五月,孙权的太子孙登去世。孙权哀痛之余,也必须安排新的太子人选。他在第二年春正月立孙和为太子,同时又相当溺爱孙和的同母弟弟孙霸,并封他为鲁王。孙权对这两个儿子一视同仁,让他们居住在一起,还命令群臣对他们要有同样的礼节。但私情虽为兄弟,一个是太子一个是亲王,说起来还是君臣,这样的安排怎么能长久?正始六年(公元245年)孙权终于命令他们分居不同的宫殿,从此这两个兄弟互相心存芥蒂,并开始各树党羽。当年袁绍的一幕在江南重现,难怪三国演义这部电视连续剧会让饰演袁绍的演员接着饰演孙权,嘿嘿。东吴的卫将军(将军中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的高官)全琮依附于孙霸,陆逊(顾雍潘浚此时已经去世,陆逊升任丞相)劝他这样无论公私都不妥,恐怕招致祸端。全琮不但听不进去,还从此开始怨恨陆逊。陆逊全琮都是当时东吴举足轻重的人物,又是江东的大族,如此将相不和加上孙霸也积极地拉拢群臣,东吴群臣从此一分为二,逐渐分成了太子(孙和)党和鲁王(孙霸)党。从此后,孙权无论怎么对待太子一事,废这个立那个也无法改变内部分裂的局面。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东吴群臣很快就为此纷纷倒霉。全琮的夫人是孙权的长女,她和孙和的母亲王夫人素有积怨。如今看到王夫人的儿子成了太子,害怕对手的报复就整天找茬诋毁王夫人和孙和(真是不明白,孙和孙霸一母所出,全琮坑这个拍那个...)。王夫人因此忧郁而亡,而孙权也动摇了对孙和的信任。远在武昌的陆逊上表据理力争,诚恳的言词却得罪了孙权,顾雍的儿子陆逊的外甥太常卿顾谭也因此惹火了孙霸。正始二年孙权趁曹爽胡来时曾派遣四路大军攻魏,顾谭的弟弟顾承以及张休(张昭次子,太子孙和妃的叔父)在此一役中都立了些战功,回来后却因此和全琮的儿子全端全绪争吵不休。孙权听信全氏的一面之词,发配顾氏兄弟和张休去了交州。半路上大概觉得不解气,派人追上去赐张休一死。为此事孙权杀贬功臣完全胡来,连陆逊都倒了霉整天被孙权派人诘问。陆逊愤愤不平,不久后气闷病死。这位让蜀魏大吃苦头屡次救东吴于水火的名将就这么离开了人世。然而,盖了棺也不能定论。他的儿子陆抗扶灵柩回京时,孙权余怒为息反复质问。陆抗不卑不亢回答得体,总算让孙权气消了一点。
【深明大义】《白话版三国》之《萧墙之祸起三家》 曹爽在汉中闹了个灰头土脸后,回去似乎老实了一阵,魏国的政坛平静了一阵。然而,曹魏在内政上的衰败有如瘟疫,立刻向吴蜀传播了过去。江东的孙权在这个时候也走了下坡路。在此前几年,孙权曾经宠信过一个叫吕壹的官员,任命他为中书郎处理各地的文书。这个吕壹于是作威作福,经常在大臣的表章上吹毛求疵玩弄文字游戏,今天诽谤这个明天诋毁那个,群臣都是又气愤又害怕,谁也不敢得罪这个小人。孙权的太子孙登挺身而出屡次向孙权揭发吕壹的罪行,但孙权对其十分宠信,连亲儿子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吕壹得意忘形胆大妄为,甚至开始造丞相顾雍的谣,而孙权果然怒气冲冲地要责问顾雍。有人看不下去,跑过去问吕壹:“顾丞相的案子,您打算怎么办?”吕壹冷笑:“无法美言。”这个人又问:“顾丞相倒台后,继任者是谁?大概是太常卿潘浚(注1)吧?”吕壹心里咯噔一下:“差不多。”他当即就明白了:这个潘太常,和陆逊一样经常上奏孙权历数自己的罪行,对自己几乎是咬牙切齿。如今顾雍一旦倒台,不是把自己的死对头推上丞相的位置吗?因此,顾雍才逃过一劫。太常卿潘浚对横行不法的吕壹恨之入骨,曾打算趁群臣朝会时亲自手刃这个混蛋,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为国除害。遗憾的是,动手前泄了密,吕壹连忙请了个病假躲开。然而,这位作威作福的吕大人却栽在了一件和自己关系不大的案子上。左将军朱据的部下应当有所封赏,这笔军饷却被工匠冒领。吕壹怀疑朱据实际上领到了这笔财物,亲自审问负责人。这本是公事,但吕壹因为审不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一怒之下把这个人给打死了。朱据出于怜悯,厚葬了这个无辜的人,却被吕壹向孙权添油加醋地告了一状,胡说这个人为朱据隐瞒事实因此朱据才厚葬他。孙权大怒,怒斥朱据,而这位倒霉的左将军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为自己辩护,只有闭着眼睛等着孙权将自己治罪。谁知道,几天后他的军饷被人冒领一事被别人查清,孙权大为感叹,朱据是我的女婿(孙权的两个女儿,一个先嫁给了周瑜的儿子周循,周循去世后改嫁全琮;另一个嫁给了朱据),都蒙受不白之冤,看来我朝廷中欺上瞒下的事情相当严重,于是他开始着手调查。就这样,吕壹的罪行被调查清楚,当即下狱,而审讯他的恰恰就是丞相顾雍。顾雍并没有落井下石在个人恩怨上费口舌,而是和颜悦色,有人要侮辱吕壹时他还亲自制止,仅以国家的法律将其训斥了一番。这样,这位横行一时的吕大人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杀公孙渊同时)冬伏法,东吴的朝廷一时间有了起色。 然而,好景不长。正始二年(公元241年)五月,孙权的太子孙登去世。孙权哀痛之余,也必须安排新的太子人选。他在第二年春正月立孙和为太子,同时又相当溺爱孙和的同母弟弟孙霸,并封他为鲁王。孙权对这两个儿子一视同仁,让他们居住在一起,还命令群臣对他们要有同样的礼节。但私情虽为兄弟,一个是太子一个是亲王,说起来还是君臣,这样的安排怎么能长久?正始六年(公元245年)孙权终于命令他们分居不同的宫殿,从此这两个兄弟互相心存芥蒂,并开始各树党羽。当年袁绍的一幕在江南重现,难怪三国演义这部电视连续剧会让饰演袁绍的演员接着饰演孙权,嘿嘿。东吴的卫将军(将军中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的高官)全琮依附于孙霸,陆逊(顾雍潘浚此时已经去世,陆逊升任丞相)劝他这样无论公私都不妥,恐怕招致祸端。全琮不但听不进去,还从此开始怨恨陆逊。陆逊全琮都是当时东吴举足轻重的人物,又是江东的大族,如此将相不和加上孙霸也积极地拉拢群臣,东吴群臣从此一分为二,逐渐分成了太子(孙和)党和鲁王(孙霸)党。从此后,孙权无论怎么对待太子一事,废这个立那个也无法改变内部分裂的局面。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东吴群臣很快就为此纷纷倒霉。全琮的夫人是孙权的长女,她和孙和的母亲王夫人素有积怨。如今看到王夫人的儿子成了太子,害怕对手的报复就整天找茬诋毁王夫人和孙和(真是不明白,孙和孙霸一母所出,全琮坑这个拍那个...)。王夫人因此忧郁而亡,而孙权也动摇了对孙和的信任。远在武昌的陆逊上表据理力争,诚恳的言词却得罪了孙权,顾雍的儿子陆逊的外甥太常卿顾谭也因此惹火了孙霸。正始二年孙权趁曹爽胡来时曾派遣四路大军攻魏,顾谭的弟弟顾承以及张休(张昭次子,太子孙和妃的叔父)在此一役中都立了些战功,回来后却因此和全琮的儿子全端全绪争吵不休。孙权听信全氏的一面之词,发配顾氏兄弟和张休去了交州。半路上大概觉得不解气,派人追上去赐张休一死。为此事孙权杀贬功臣完全胡来,连陆逊都倒了霉整天被孙权派人诘问。陆逊愤愤不平,不久后气闷病死。这位让蜀魏大吃苦头屡次救东吴于水火的名将就这么离开了人世。然而,盖了棺也不能定论。他的儿子陆抗扶灵柩回京时,孙权余怒为息反复质问。陆抗不卑不亢回答得体,总算让孙权气消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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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白话版三国》之《六国蚩蚩,为嬴弱姬》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在彻底击败公孙瓒后,集中了十万精兵和一万匹马(骑兵)打算进攻许昌。然而,手下人对此却议论纷纷,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那个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沮授这时却表示了反对:“打公孙瓒打了这么多年,百姓疲惫,军粮耗尽,一点积蓄也没有,不能轻举妄动。现在还是应该先务农安抚百姓。先派使者向天子献上击败公孙瓒的捷报,如果遭到曹操的阻挠,那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动武。一面进军黎阳从正面施加压力,一面派遣轻骑不停骚扰曹操的后方。那样,不废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曹操打败。”旁边的郭图审配听得直摇头:“象袁将军这么英明神武,我们又兵强马壮,直接动手就行了,何必如此费事!”沮授解释:“除暴安良的军队,称为义兵,而恃强凌弱的人马,则为骄兵。义者无敌,骄兵必败。如今曹操奉天子号令天下,无缘无故地攻打他,实在是不合情不合理。曹操法令严明士卒精炼,不是公孙瓒那种废物。如今放弃稳妥的方案而兴师动众,我实在担心将来的结局!”沮授的这番话倒是合情合理,就是太直率了,这不是在直指袁绍恃强凌弱骄横无理吗?郭图审配看到袁绍脸上晴转多云,赶快又说:“武王伐纣,总是义兵吧?更何况我们是讨伐曹操。如今袁将军如此强大,不趁机进取将来后悔莫及。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您的计策虽然老成持重,但并不适合现在。”一个说袁绍骄横无理,一个把袁绍比作周武王,你说袁绍愿意听谁的?他当即决定当英明的周武王,采纳了郭图审配的方案。 曹操在许昌,听说袁绍要兴兵,手下的人马都有点害怕。曹操给部下打气:“袁绍的为人我很清楚,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虽然土地粮食不少,不过是给我们准备的罢了。”孔融看看荀彧,有点担心:"袁绍兵多地大,田丰许攸是足智多谋,审配逢纪忠心耿耿,颜良文丑勇冠三军,不那么容易赢吧?"荀彧倒是胸有成竹:"袁绍虽然兵多但并不整齐。田丰刚直犯上,许攸贪婪难改,审配专横无谋,逢纪刚愎自用。这几个家伙互不相容早晚会窝里斗。颜良文丑不过是匹夫之勇,一战可擒,没什么可担心的。"客观地看,曹操荀彧的这一番话,虽然有给自己打气的部分,但基本是事实。曹操本人和袁绍一直是好友,荀彧又是从袁绍手下投靠曹操的,他们对于这位老朋友确实相当了解。孔融则是个投降派,这时的作为和赤壁时的张昭没什么两样。这样,曹操进兵黎阳准备迎战。然而,从八月到九月,袁绍却没有什么动静。曹操派部将把守关口,自己又回到了许昌。 原来,袁绍在动兵之前,也想来个远交近攻,先派使者去拉拢张绣。张绣和曹操有深仇大恨,一看到强大的袁绍来拉拢他,高兴得不得了,当时就要答应。使者当然把袁绍天花乱坠地吹了一通,说他如何礼贤下士怎样神文圣武。谁知道,贾诩当着使者的面毫不客气:“回去告诉袁绍,他们兄弟两个都不能融洽相处,还胡扯什么礼贤下士!”“文和,你这是干什么!?”张绣第一次对贾诩表示了气急败坏。“袁绍那里才是火坑,不如去投降曹操。”贾诩反而劝他去投降曹操,“袁强曹弱,曹操的长子又是死在我手上的,去投降他,凭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要去投降他的原因。第一,曹操奉天子号令天下,归降他就是归降了天子,您总不能跑到袁绍那里和天子作对吧?第二,袁绍强,必定不把你我放在眼里;曹操弱,必定会尽力拉拢你我。第三,曹操有争霸天下的雄心,不会顾及过去的私人恩怨。您就放心吧。”这时的张绣,还有有别的出路吗?于是,当年十一月就忐忑不安地拉着人马投靠了曹操。果然,曹操对他相当的亲热,又是封官又是结亲。张绣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张绣的投靠,是曹操的重大收获,并不仅仅因为增加了一股强悍的势力。曹操曾经因为报父仇而把陶谦的徐州杀了个血流成河,大家当然会认为他是个记私仇的人。这可不是个好印象。曹操即使想改变这一切,也不是那么容易。这次的张绣也是曹操的仇人,曹操的长子就是死在他手里。他能来投靠,而且曹操确实也没有亏待他,那个尽出“馊主意”的贾文和甚至后来作到了太尉。曹操扯破喉咙也难以让大家相信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记私仇的曹阿瞒了,但这样的事实却轻易地做到了。真是事实胜于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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