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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三国人物散论》读后感-芮传明拜读了新出版的方诗铭先生遗著《三国人物散论》，得益匪浅。是书颇多高见和新解，对于后生之辈，实有不可多得的教益。以此之故，即使未曾专治过三国史，也不揣谫陋，撰此短文，庶几与同好共享这份“遗产”。作者根据现存史料，仔细考辨，以人物为中心，以散论为形式，撰成多篇论文或札记，汇为一集，便成《三国人物散论》的主体，力图还许多三国人物的本来面目。全书围绕二十余位核心人物，以其业绩或人事关系为线索，分别在各短文中论述，共计七十篇，主人公则多为妇孺皆知的著名人物。作者夹叙夹议，言简意赅，充分利用了“散论”形式的长处。围绕重大历史事件而逐步展开人际关系或者人物的深层思想，既运用了丰富而确凿的史料，却又要言不繁，恰到好处。同时，巧妙地把握住读者的思路，适时提出问题，逐一解答。娓娓道来，犹如行云流水，遂令读者了解历史真相，悟出严肃道理。一辩证看待历史公允评论人物若要研究和评论某段历史，对其时人物的分析和评价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散论》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历史人物，努力揭示出客观的历史真相。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对曹操的评论。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几乎始终是个篡夺汉朝政权的“逆臣”和狡计百出的“奸相”。而现代的史学家，则颇多为他“翻案”者，以至高度赞颂者亦不乏其人。《散论》的作者则根据史料，结合当时的客观政治环境，对曹操作出合情合理的分析，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曹操，而不是被过度丑化或美化的曹操。从《散论》对曹操与袁绍之双边关系的发展过程的描绘中，可以领悟到，什么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曹操和袁绍最初是亲密朋友。为什么他俩会成为好朋友？其“贵公子”出身、“游侠”的性格志趣和共同的政治目的——“反对宦官，解救东汉王朝的政治危机”（第35页）——固然是原因，但最为重要者则是:当时的情和势都迫使曹操必然与反对宦官的政治集团首领袁绍密切联合:“东汉末年的动乱时代中，在统治阶级内部，如前所说，人们都把斗争矛头集中到宦官身上。谁能够挺身而出反对宦官，谁就能够得到信任和拥护。当时，每个统治阶级中有才能的人，都面临着选择。当宦官家族窃据高位，横行郡国，为人们所切齿时，曹操所能够选择的道路，不是同流合污或默默无闻，就是起而反对宦官。二者必居其一。”（第37页）显然，曹操与袁绍结合成“好朋友”的主要或关键因素，乃是东汉末年客观的政治形势，而非双方的出身和爱好。《散论》如此说，令人信服。此后，曹操的事业确实颇得力于袁绍及其政治集团之助。然而，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曹、袁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曹操在京师以外的地方谋求实力的增强，他借助于袁绍集团中的得力干将，时任陈留太守的张邈之力，建立了五千人的武装，后又获得袁绍的支持，出任东郡太守，开始了稳定和发展。嗣后矛盾逐渐转化，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内部出现裂痕:袁绍作为盟主，渐生骄气，张邈责备之，袁绍因此忌恨，要曹操杀死张邈。曹操身处两个昔日的好朋友之间，出面调停，使袁、张之间的矛盾不致趋于激化。然而，曹操调停二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即，考虑到天下未定之际，集团不宜内讧。十分明显，曹操与袁绍的“亲密关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政治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而并不以私人感情为转移。这是符合客观现实的论断。正因为如此，由于政治利益方面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也相当顺理成章。

【披坚执锐】《三国人物散论》读后感-芮传明拜读了新出版的方诗铭先生遗著《三国人物散论》，得益匪浅。是书颇多高见和新解，对于后生之辈，实有不可多得的教益。以此之故，即使未曾专治过三国史，也不揣谫陋，撰此短文，庶几与同好共享这份“遗产”。作者根据现存史料，仔细考辨，以人物为中心，以散论为形式，撰成多篇论文或札记，汇为一集，便成《三国人物散论》的主体，力图还许多三国人物的本来面目。全书围绕二十余位核心人物，以其业绩或人事关系为线索，分别在各短文中论述，共计七十篇，主人公则多为妇孺皆知的著名人物。作者夹叙夹议，言简意赅，充分利用了“散论”形式的长处。围绕重大历史事件而逐步展开人际关系或者人物的深层思想，既运用了丰富而确凿的史料，却又要言不繁，恰到好处。同时，巧妙地把握住读者的思路，适时提出问题，逐一解答。娓娓道来，犹如行云流水，遂令读者了解历史真相，悟出严肃道理。一辩证看待历史公允评论人物若要研究和评论某段历史，对其时人物的分析和评价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散论》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历史人物，努力揭示出客观的历史真相。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对曹操的评论。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几乎始终是个篡夺汉朝政权的“逆臣”和狡计百出的“奸相”。而现代的史学家，则颇多为他“翻案”者，以至高度赞颂者亦不乏其人。《散论》的作者则根据史料，结合当时的客观政治环境，对曹操作出合情合理的分析，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曹操，而不是被过度丑化或美化的曹操。从《散论》对曹操与袁绍之双边关系的发展过程的描绘中，可以领悟到，什么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曹操和袁绍最初是亲密朋友。为什么他俩会成为好朋友？其“贵公子”出身、“游侠”的性格志趣和共同的政治目的——“反对宦官，解救东汉王朝的政治危机”（第35页）——固然是原因，但最为重要者则是:当时的情和势都迫使曹操必然与反对宦官的政治集团首领袁绍密切联合:“东汉末年的动乱时代中，在统治阶级内部，如前所说，人们都把斗争矛头集中到宦官身上。谁能够挺身而出反对宦官，谁就能够得到信任和拥护。当时，每个统治阶级中有才能的人，都面临着选择。当宦官家族窃据高位，横行郡国，为人们所切齿时，曹操所能够选择的道路，不是同流合污或默默无闻，就是起而反对宦官。二者必居其一。”（第37页）显然，曹操与袁绍结合成“好朋友”的主要或关键因素，乃是东汉末年客观的政治形势，而非双方的出身和爱好。《散论》如此说，令人信服。此后，曹操的事业确实颇得力于袁绍及其政治集团之助。然而，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曹、袁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曹操在京师以外的地方谋求实力的增强，他借助于袁绍集团中的得力干将，时任陈留太守的张邈之力，建立了五千人的武装，后又获得袁绍的支持，出任东郡太守，开始了稳定和发展。嗣后矛盾逐渐转化，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内部出现裂痕:袁绍作为盟主，渐生骄气，张邈责备之，袁绍因此忌恨，要曹操杀死张邈。曹操身处两个昔日的好朋友之间，出面调停，使袁、张之间的矛盾不致趋于激化。然而，曹操调停二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即，考虑到天下未定之际，集团不宜内讧。十分明显，曹操与袁绍的“亲密关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政治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而并不以私人感情为转移。这是符合客观现实的论断。正因为如此，由于政治利益方面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也相当顺理成章。

【雪夜短兵】三国会要道路

【雪夜短兵】三国会要复除

【深明大义】三国会要弭盗贼【第601页→】太祖以郑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妷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者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郑浑传》。）田豫迁南阳太守。先时，郡人侯晋反，聚数千人在山中为群盗，大为郡患。前太守收其党与五百余人，表奏皆当死。豫悉见诸系囚，慰喻，开其自新之路，一时破械遣之。诸囚皆叩头，愿自效，郎相告语，群贼一时解散，郡内清静。具以状上，太祖善之。（《田豫传》。）王观为涿郡太守。涿北接鲜卑，数有寇盗，观令边民十家以上屯居，筑京侯。时或有不愿者，观乃假遗朝吏，使归助子弟，不与期会，但敕事讫各还。于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劝，旬日之中，一时俱成。守御有备，寇钞以息。（《王观传》。）孙礼迁荥阳都尉。鲁山中贼数百人，保固险阻，为民作害；乃徒礼为鲁相。礼至官，出俸谷，发吏民，募首级，招纳降附，使还为间，应时平泰。（《孙礼传》。）治豪猾建安九年九月，重豪强兼并之法。（《武纪》。）王修初平中，孔融召以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修将吏民围之，孙氏拒守，吏民畏惮不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第602页→】与同罪。”孙氏惧，乃出贼。由是豪强慑服。胶东多贼寇，复令修守胶东令。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修独将数骑径入其门，斩卢兄弟，公沙氏惊愕莫敢动。修抚慰其余，由是寇少止。（《王修传》。）建安二年，赵俨为朗陵长。县多豪猾，无所畏忌。俨取其尤其者，收缚案验，皆得死罪。俨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并著。（《赵俨传》。）满宠为许令。通志作“许昌令”。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白太祖，太祖召许主者。宠知将欲原，乃速杀之。太祖喜曰：“当事不当尔邪?”（《满宠传》。）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末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干人，令就田业。（同上。）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贼盗，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第603页→】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司马芝传》。）《仓慈传》：敦煌以乱隔绝，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杨〕

【披坚执锐】三国会要弭盗贼【第601页→】太祖以郑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妷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者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郑浑传》。）田豫迁南阳太守。先时，郡人侯晋反，聚数千人在山中为群盗，大为郡患。前太守收其党与五百余人，表奏皆当死。豫悉见诸系囚，慰喻，开其自新之路，一时破械遣之。诸囚皆叩头，愿自效，郎相告语，群贼一时解散，郡内清静。具以状上，太祖善之。（《田豫传》。）王观为涿郡太守。涿北接鲜卑，数有寇盗，观令边民十家以上屯居，筑京侯。时或有不愿者，观乃假遗朝吏，使归助子弟，不与期会，但敕事讫各还。于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劝，旬日之中，一时俱成。守御有备，寇钞以息。（《王观传》。）孙礼迁荥阳都尉。鲁山中贼数百人，保固险阻，为民作害；乃徒礼为鲁相。礼至官，出俸谷，发吏民，募首级，招纳降附，使还为间，应时平泰。（《孙礼传》。）治豪猾建安九年九月，重豪强兼并之法。（《武纪》。）王修初平中，孔融召以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修将吏民围之，孙氏拒守，吏民畏惮不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第602页→】与同罪。”孙氏惧，乃出贼。由是豪强慑服。胶东多贼寇，复令修守胶东令。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修独将数骑径入其门，斩卢兄弟，公沙氏惊愕莫敢动。修抚慰其余，由是寇少止。（《王修传》。）建安二年，赵俨为朗陵长。县多豪猾，无所畏忌。俨取其尤其者，收缚案验，皆得死罪。俨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并著。（《赵俨传》。）满宠为许令。通志作“许昌令”。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白太祖，太祖召许主者。宠知将欲原，乃速杀之。太祖喜曰：“当事不当尔邪?”（《满宠传》。）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末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干人，令就田业。（同上。）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贼盗，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第603页→】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司马芝传》。）《仓慈传》：敦煌以乱隔绝，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杨〕

【深明大义】三国会要恤力役【第599页→】景初间，王肃上疏曰：“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已后，傥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宁使更发，无或失信。（《王肃传》。）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后有军事，受敕当行，以疾病为辞。诏怒曰：“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高柔见弘信甚羸劣，奏陈其事，宜加宽贷。帝乃诏曰：“孝哉弘也，其原之。”（《高柔传》。）明帝方修宫室，而节气不和，天下少谷。孙礼固争，罢役，诏曰：“敬纳谠言，促遣民作。”时李惠监作，复奏留一月，有所成讫礼礼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要民，帝奇其意而不责也。（《孙礼传》。）《魏略》：颜斐为京兆太守，起文学，听吏民欲让书者复其小徭。〔杨〕按魏法：凡士籍得免役。《晋书•苻坚载记》云：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魏略》则云：诸生避役，冬来春去。王隐《晋书》言：王褒门人为县所役，自往送馁，令乃放遣诸生，则犹未能尽免也。〔杨〕太元元年十二月，韶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杨〕正始七年八月己酉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第600页→】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当期于通利，闻乃挝捶老小，务崇修饰，疲困流离，以至哀叹。吾岂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庙邪?自今以后，明申敕之。”〔杨〕嘉禾三年正月诏曰：“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杨〕赤乌三年正月诏曰：“倾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冬十一月，民饥，韶开仓廪以振贫穷。〔杨〕

【披坚执锐】三国会要恤力役【第599页→】景初间，王肃上疏曰：“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已后，傥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宁使更发，无或失信。（《王肃传》。）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后有军事，受敕当行，以疾病为辞。诏怒曰：“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高柔见弘信甚羸劣，奏陈其事，宜加宽贷。帝乃诏曰：“孝哉弘也，其原之。”（《高柔传》。）明帝方修宫室，而节气不和，天下少谷。孙礼固争，罢役，诏曰：“敬纳谠言，促遣民作。”时李惠监作，复奏留一月，有所成讫礼礼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要民，帝奇其意而不责也。（《孙礼传》。）《魏略》：颜斐为京兆太守，起文学，听吏民欲让书者复其小徭。〔杨〕按魏法：凡士籍得免役。《晋书•苻坚载记》云：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魏略》则云：诸生避役，冬来春去。王隐《晋书》言：王褒门人为县所役，自往送馁，令乃放遣诸生，则犹未能尽免也。〔杨〕太元元年十二月，韶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杨〕正始七年八月己酉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第600页→】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当期于通利，闻乃挝捶老小，务崇修饰，疲困流离，以至哀叹。吾岂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庙邪?自今以后，明申敕之。”〔杨〕嘉禾三年正月诏曰：“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杨〕赤乌三年正月诏曰：“倾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冬十一月，民饥，韶开仓廪以振贫穷。〔杨〕

【披坚执锐】三国会要魏百官杂录黄初六年，诏曰：“喜轩辕建四面之号，周武称‘予有乱臣十人’，斯盖先圣所以体国君民，亮成天工，多贤为贵也。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至于元戎出征，则军中宜有柱石之贤帅，辎重所在，又宜有镇守之重臣，然后车驾可以周行天下，无内外之虑。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其以尚书令颖乡侯陈长文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若吾临江授诺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禄行尚书事；皆假节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人。”（《文纪》注引《魏略》。）景初二年春正月，诏太尉司马宣主帅众讨辽东。（《明纪》）。散骑常侍何曾表曰:“臣闻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则置假辅，陈师命将，则立监贰，宣命遣使，则设介副，临敌交刃，则参御右，盖以尽谋思之功，防安危之变也。今懿奉辞诛罪，步骑数万，道路回阻，四千余里，虽假天威，有征无战，寇或潜遁，消散日月，命无常期，人非金石，远虑详备，诚宜有副。今北边诸将及懿所督，皆为僚属，名位不殊，素无定分，卒有变急，不相镇摄。存不忘亡，圣达所戎，宜选大臣名将威重素著者，盛其礼秋，遗谐懿军，进同谋略，退为副佐。虽有万一不虞之灾，军主有储，则无患矣。”（注引《魏名臣奏》。）时以毋丘俭为宣王副也。（注引《毋丘俭志记》。）安定太守孟达荐涿郡太守王雄，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偷辈。讶曰：“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案：此在明帝时）曹仁，以议郎督骑。（《曹仁传》。）甘露二年六月甲子，诏曰：“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高贵乡公纪》。）科禁长吏擅去官。吉黄闻司徒赵温薨，自以为故吏，违科奔丧。为司隶钟繇所收，遂伏法。（《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台制：疾满百日，当解禄。（《夏侯玄传》注引《魏略》。）孙丞为黄门侍郎，与顾荣俱为侍臣。归命世内侍多得罪尤，惟荣、丞独获全。常使二人记事，丞答顾问，乃下诏曰：“自今已后，用侍郎皆当如今宗室丞、顾荣畴也。（《孙桓传》注引《文士传》。）

【深明大义】三国会要魏百官杂录黄初六年，诏曰：“喜轩辕建四面之号，周武称‘予有乱臣十人’，斯盖先圣所以体国君民，亮成天工，多贤为贵也。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至于元戎出征，则军中宜有柱石之贤帅，辎重所在，又宜有镇守之重臣，然后车驾可以周行天下，无内外之虑。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其以尚书令颖乡侯陈长文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若吾临江授诺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禄行尚书事；皆假节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人。”（《文纪》注引《魏略》。）景初二年春正月，诏太尉司马宣主帅众讨辽东。（《明纪》）。散骑常侍何曾表曰:“臣闻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则置假辅，陈师命将，则立监贰，宣命遣使，则设介副，临敌交刃，则参御右，盖以尽谋思之功，防安危之变也。今懿奉辞诛罪，步骑数万，道路回阻，四千余里，虽假天威，有征无战，寇或潜遁，消散日月，命无常期，人非金石，远虑详备，诚宜有副。今北边诸将及懿所督，皆为僚属，名位不殊，素无定分，卒有变急，不相镇摄。存不忘亡，圣达所戎，宜选大臣名将威重素著者，盛其礼秋，遗谐懿军，进同谋略，退为副佐。虽有万一不虞之灾，军主有储，则无患矣。”（注引《魏名臣奏》。）时以毋丘俭为宣王副也。（注引《毋丘俭志记》。）安定太守孟达荐涿郡太守王雄，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偷辈。讶曰：“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案：此在明帝时）曹仁，以议郎督骑。（《曹仁传》。）甘露二年六月甲子，诏曰：“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高贵乡公纪》。）科禁长吏擅去官。吉黄闻司徒赵温薨，自以为故吏，违科奔丧。为司隶钟繇所收，遂伏法。（《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台制：疾满百日，当解禄。（《夏侯玄传》注引《魏略》。）孙丞为黄门侍郎，与顾荣俱为侍臣。归命世内侍多得罪尤，惟荣、丞独获全。常使二人记事，丞答顾问，乃下诏曰：“自今已后，用侍郎皆当如今宗室丞、顾荣畴也。（《孙桓传》注引《文士传》。）

【深明大义】晋书王祥列传王祥，字休徵，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　　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灸，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　　汉未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居丧毁瘁，杖而后起。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祥年垂耳顺，固辞不受。览劝之，为具车牛，祥乃应召，虔委以州事。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高贵乡公即位，与定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从讨毋丘俭，增邑四百户，迁太常，封万岁亭侯。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　　及高贵乡公之弑也，朝臣举哀，祥号哭曰“老臣无状”，涕泪交流，众有愧色。顷之，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户。　　及武帝为晋王，祥与荀顗往谒，顗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祥曰：“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武帝践阼，拜太保，进爵为公，加置七官之职。帝新爱命，虚己以求谠言。祥与何曾、郑冲等耆艾笃老，希复朝见，帝遣侍中任恺谘问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逊位，帝不许。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阙朝会礼，请免祥官。诏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后逊让，不从所执，此非有司所得议也。”遂寝光奏。祥固乞骸骨，诏听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禄赐如前。诏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宜复苦以朝请。其赐几杖，不朝，大事皆谘访之。赐安车驷马，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帐簟褥，以舍人六人为睢陵公舍人，置官骑二十人。以公子骑都尉肇为给事中，使常优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洁清素，家无宅宇，其权留本府，须所赐第成乃出。” 　　及疾笃，著遗令训子孙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Я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披坚执锐】晋书王祥列传王祥，字休徵，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　　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灸，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　　汉未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居丧毁瘁，杖而后起。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祥年垂耳顺，固辞不受。览劝之，为具车牛，祥乃应召，虔委以州事。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高贵乡公即位，与定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从讨毋丘俭，增邑四百户，迁太常，封万岁亭侯。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　　及高贵乡公之弑也，朝臣举哀，祥号哭曰“老臣无状”，涕泪交流，众有愧色。顷之，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户。　　及武帝为晋王，祥与荀顗往谒，顗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祥曰：“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武帝践阼，拜太保，进爵为公，加置七官之职。帝新爱命，虚己以求谠言。祥与何曾、郑冲等耆艾笃老，希复朝见，帝遣侍中任恺谘问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逊位，帝不许。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阙朝会礼，请免祥官。诏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后逊让，不从所执，此非有司所得议也。”遂寝光奏。祥固乞骸骨，诏听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禄赐如前。诏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宜复苦以朝请。其赐几杖，不朝，大事皆谘访之。赐安车驷马，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帐簟褥，以舍人六人为睢陵公舍人，置官骑二十人。以公子骑都尉肇为给事中，使常优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洁清素，家无宅宇，其权留本府，须所赐第成乃出。” 　　及疾笃，著遗令训子孙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Я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深明大义】孔融和王粲的诗文孔融（153至208年），字文举，年幼，即以颖悟有才辩著称，后官至虎贲中郎将。会董卓擅权，融常忤卓意，被外调为北海相。时值战乱，而融干能非所长，在北海六年，屡遭挫败，召至许，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终图汉室，常执异议。操忌而杀之，诛及妻小。　　曹丕爱融文辞，以为不减班固、扬雄。尝以金帛购求融文。《典论•论文》将融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　　孔融文章，气势充溢，文笔隽永流畅，其《论盛孝章书》尤为人所传诵。盛宪，字孝章，会稽人，器量雅伟。曾为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忧其不能免祸，乃与曹操书，请辟用之。制命未至，宪已为孙权所害。孔融在书中强调了招揽贤才的重要，突出尊贤贵在行动，并以齐桓公、燕昭王的招贤建功实例催促曹操迅速采取行动。此书立意高远，文笔隽拔雅致，情理委婉动听，时至今日，仍有诵读价值。　　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阳高乎人，出身名门，少有异才，博闻强记。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赏识，许身后赠以家藏书籍。值时战乱，自长安流寓荆州。曹操为魏公，以粲为侍中，博物多识，典掌兴造制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随操征吴，途中遇疫身亡。　　王粲的诗，以《七哀诗》最有名，今录其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叙述经过战争洗劫的关中，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无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对战乱制造者的痛恨与诅咒。其中叙饥妇弃子后，“挥涕独不还”，说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当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饥妇一人，令览者倍感凄切伤神。　　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楼赋》，是在荆州避乱时所写，内中描述他思乡和怀才不遇的沉郁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畅，具有浓厚诗意，摆脱了已往汉赋雕砌堆积的陈旧气息。　　孔融和王粲的文学造诣，在建安七子中是较高的。陈寿《三国志》独为粲立传，其他魏国文人只附带叙及，或只寥寥数语，其重视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披坚执锐】孔融和王粲的诗文孔融（153至208年），字文举，年幼，即以颖悟有才辩著称，后官至虎贲中郎将。会董卓擅权，融常忤卓意，被外调为北海相。时值战乱，而融干能非所长，在北海六年，屡遭挫败，召至许，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终图汉室，常执异议。操忌而杀之，诛及妻小。　　曹丕爱融文辞，以为不减班固、扬雄。尝以金帛购求融文。《典论•论文》将融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　　孔融文章，气势充溢，文笔隽永流畅，其《论盛孝章书》尤为人所传诵。盛宪，字孝章，会稽人，器量雅伟。曾为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忧其不能免祸，乃与曹操书，请辟用之。制命未至，宪已为孙权所害。孔融在书中强调了招揽贤才的重要，突出尊贤贵在行动，并以齐桓公、燕昭王的招贤建功实例催促曹操迅速采取行动。此书立意高远，文笔隽拔雅致，情理委婉动听，时至今日，仍有诵读价值。　　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阳高乎人，出身名门，少有异才，博闻强记。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赏识，许身后赠以家藏书籍。值时战乱，自长安流寓荆州。曹操为魏公，以粲为侍中，博物多识，典掌兴造制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随操征吴，途中遇疫身亡。　　王粲的诗，以《七哀诗》最有名，今录其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叙述经过战争洗劫的关中，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无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对战乱制造者的痛恨与诅咒。其中叙饥妇弃子后，“挥涕独不还”，说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当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饥妇一人，令览者倍感凄切伤神。　　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楼赋》，是在荆州避乱时所写，内中描述他思乡和怀才不遇的沉郁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畅，具有浓厚诗意，摆脱了已往汉赋雕砌堆积的陈旧气息。　　孔融和王粲的文学造诣，在建安七子中是较高的。陈寿《三国志》独为粲立传，其他魏国文人只附带叙及，或只寥寥数语，其重视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外交】曹彰吧回访祝贵吧蒸蒸日上

【深明大义】阮籍及其《酒狂》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不但在文学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在音乐上也独步当时。　　受其父阮瑀影响，阮籍是一名弹琴能手，其《咏怀》诗曰：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表现了他在司马氏黑暗统治下坚决不与之合作所产生的苦闷忧伤。　　作为有个性特征的文学创作，阮籍的诗歌表现得隐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但作为音乐作品，阮籍则可以以这种足以抒发感情的形式表现内心无限情感。相传他创作的《酒狂》，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阮籍在司马氏大肆杀戮、排斥异己的黑暗统治下，且恐且忧、且怒且避的真实心态。　　据朱权《神奇秘谱》解题谓：“是曲也，阮籍所作也。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妙在于其中，故不为俗子道，达者得之。”这段话道出了阮籍《酒狂》的真实底蕴。　　《酒狂》载于《神奇秘谱》（1425年）及《风宣玄品》（1539年）、《重修真传》（1585年）等多种琴谱中。据姚丙炎先生打谱（参考《管乐艺术》 1981牢第一期，姚丙炎《七弦琴曲＜酒狂＞打谱经过》），《酒狂》采用三拍子的节奏，这在古琴音乐中是罕见的。　　这一主题的特点是将调式主音和属音等稳定音作为每拍首尾的支点，中间嵌入大跳音程，从而造成节拍轻重颠倒的效果，刻画出饮酒者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神态。之后，两小节反复的过渡句以强调不稳定的调式音和变节奏为特征，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绝望与痛苦。全曲通过五个段落的循环变奏，使感情不断深化，将主人公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借醉酒者的形象表达得非常充分。乐曲手法简练，形象丰满，思想深刻，这也正是文人高度的文化修养在音乐中的反映。《酒狂》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音乐中的珍品。　　阮籍除了音乐作品《酒狂》之外，还有音乐理论著作《乐论》。结台阮籍思想，可以发现，《乐论》具有明显的儒家说教色彩，它反映了阮籍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如他认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对于“郑卫之音”阮籍也一概斥之为“妖淫之曲”、“**之声。”这种思想认识当然与司马氏黑暗政治有明显联系，但是，它并非是孤立的。阮籍的思想深处，其实仍然有着不少他表面上所反对的内容。如他儿子阮浑“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阮籍尝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曰：‘仲容（阮籍侄阮咸字）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这一点，沈约看得很清，他说：“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已之所以为达也”（《竹林七贤论》）。阮籍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抗司马氏的。即，他本来是维护礼教的，但因不满司马氏专权，所以故意表现得放诞怪异，由此可见，他是忍受着内心的极大痛楚来反抗司马氏的。阮籍的这种思想与行为两面性的表现，其实也正是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的“人”的表现。

【披坚执锐】阮籍及其《酒狂》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不但在文学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在音乐上也独步当时。　　受其父阮瑀影响，阮籍是一名弹琴能手，其《咏怀》诗曰：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表现了他在司马氏黑暗统治下坚决不与之合作所产生的苦闷忧伤。　　作为有个性特征的文学创作，阮籍的诗歌表现得隐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但作为音乐作品，阮籍则可以以这种足以抒发感情的形式表现内心无限情感。相传他创作的《酒狂》，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阮籍在司马氏大肆杀戮、排斥异己的黑暗统治下，且恐且忧、且怒且避的真实心态。　　据朱权《神奇秘谱》解题谓：“是曲也，阮籍所作也。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妙在于其中，故不为俗子道，达者得之。”这段话道出了阮籍《酒狂》的真实底蕴。　　《酒狂》载于《神奇秘谱》（1425年）及《风宣玄品》（1539年）、《重修真传》（1585年）等多种琴谱中。据姚丙炎先生打谱（参考《管乐艺术》 1981牢第一期，姚丙炎《七弦琴曲＜酒狂＞打谱经过》），《酒狂》采用三拍子的节奏，这在古琴音乐中是罕见的。　　这一主题的特点是将调式主音和属音等稳定音作为每拍首尾的支点，中间嵌入大跳音程，从而造成节拍轻重颠倒的效果，刻画出饮酒者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神态。之后，两小节反复的过渡句以强调不稳定的调式音和变节奏为特征，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绝望与痛苦。全曲通过五个段落的循环变奏，使感情不断深化，将主人公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借醉酒者的形象表达得非常充分。乐曲手法简练，形象丰满，思想深刻，这也正是文人高度的文化修养在音乐中的反映。《酒狂》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音乐中的珍品。　　阮籍除了音乐作品《酒狂》之外，还有音乐理论著作《乐论》。结台阮籍思想，可以发现，《乐论》具有明显的儒家说教色彩，它反映了阮籍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如他认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对于“郑卫之音”阮籍也一概斥之为“妖淫之曲”、“**之声。”这种思想认识当然与司马氏黑暗政治有明显联系，但是，它并非是孤立的。阮籍的思想深处，其实仍然有着不少他表面上所反对的内容。如他儿子阮浑“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阮籍尝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曰：‘仲容（阮籍侄阮咸字）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这一点，沈约看得很清，他说：“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已之所以为达也”（《竹林七贤论》）。阮籍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抗司马氏的。即，他本来是维护礼教的，但因不满司马氏专权，所以故意表现得放诞怪异，由此可见，他是忍受着内心的极大痛楚来反抗司马氏的。阮籍的这种思想与行为两面性的表现，其实也正是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的“人”的表现。

【雪夜短兵】吴国的少数民族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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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刘备与公孙瓒刘备是涿郡涿县人，当时涿郡属于河北地区的幽州。幽州与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邻接或杂居。“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后汉书·铫期传》)由于不断受到少数民族贵族的掠夺，为了抵抗，因而人们普遍富于战斗力。作为“好交结豪侠”，并为“少年争附”的刘备，当然属于幽州的“精勇”之士，当时人们即称誉过他的“武勇”。此后成为中原群雄之一，刘备仍然以“勇”著称于世。同时，刘备又是著名经学家同郡卢植的学生。卢植是经学大师马融的弟子，与另一经学大师郑玄为同学。不同于马融或郑玄，卢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当时他还以北中郎将镇压过黄巾起义。刘备虽然曾在卢植门下，但“不甚乐读书”，当然不可能在经学方面接受卢植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不可否认，卢植的刚毅性格和政治抱负，必然曾给刘备以影响，从此后刘备争霸中原的经历来看，有的即是这一方面影响的反映。刘备“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曾被曹操称为“卖履舍儿”(《三国志，魏志·曹彰传》注引《魏略》)。据《史记·李将军列传》索隐：“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如淳的话当来自汉律。“贩履”属于“商贾”，“织席”属于“百工”，因而刘备一家不是“良家”，刘备也不是“良家子”。当然，东汉末年这个战乱时代，人们已不完全受“良家”或非“良家”这种法律约束，但习惯势力仍然存在，因而当时人们看来，刘备是一名不齿于齐民的卑**物，如曹操所讥的“卖履舍儿”，刘备曾自称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胜子刘贞，汉武帝元狩六年封为涿县“陆城亭侯”，从此成为涿县人(《三国志·蜀志·刘备传》)。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末年，其间已数百年，即使属实，刘备与汉家皇室的关系已经极为疏远，而且这个自述的真实性，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因为“亭侯”之封始于东汉。当刘备已跻身于中原群雄之列，人们仍然很少提到他的家族来自皇室，如诸葛亮在《隆中对》所说“将军(刘备)既帝室之胄”这类敬重的语言。即是说，当时人们是不很相信刘备所自称的皇族世系的。在这个历史时代，刘备所走过的道路，尽管与曹操、袁绍等人类似，但是，既缺乏社会地位，更缺乏政治上的凭借。据《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最初，刘备在涿县得到河北中山大商人“金财”上的资助，才得以招募徒众，组成一支不大的武装，并随从校尉邹靖参加对黄巾的战争。《太平御览》卷八七○引《英雄记》说：“公孙瓒与破虏校尉邹靖俱追胡，靖为所围。瓒回师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围。乘胜穷追，日入之后把炬逐北。”这里的破虏校尉邹靖，即是刘备随同与黄巾作战的校尉邹靖。公孙瓒是辽西令支人，辽西郡属于幽州，不但与刘备同乡里，而且曾被辽西太守“遣诣涿郡卢植读经”，与刘备又属同门。“(公孙)瓒深与先主(刘备)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时公孙瓒任辽东属国长史，与在幽州共同作战的邹靖之间，应该关系密切，刘备得以参加邹靖的部队，也应该是通过公孙瓒的关系。汉灵帝光和七年黄巾大起义时，幽州是“莫不毕应”的八州之一，因此，刘备初次参加军事活动即在幽州。刘备以“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安喜属于中山国，在冀州。后以杖击郡督邮，“弃官亡命”。不久，刘备又随同都尉册丘毅赴丹阳募兵，“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丞”。下密属于北海国，在青州。弃官之后又为高唐尉，高唐属于平原郡，也在青州。显然，当时刘备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所依附的，不过是校尉邹靖、都尉毋丘毅这类并非显赫的人物；所担任的，也不过是安喜、高唐两县县尉这类“主盗贼”的小武官，下密丞也仅是县令长的副手，“署文书，典知仓狱”而已(《续汉书，百官志》五)。而且，这些职位不是在冀州，即是在青州，都在河北，而不是在中原地区。《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注引《英雄记》曾说：“灵帝末年，(刘)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曹操)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如上所说，刘备在家乡招募徒众，在幽州参与对黄巾的战争，其后为县尉、县丞，都是在河北的冀、青两州。其间仅随从母丘毅赴丹阳募兵，曾到过徐州的下邳，册丘毅其人不详，可能也是河北人，为刘备所素识。因而，从刘备的经历来看，不可能去过洛阳，更不可能与曹操结识，随之还沛国募兵，并随从起兵参加讨伐董卓的战争。《英雄记》的记载是否真实，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此后刘备从高唐县尉迁为县令时，“为贼所破”，又被迫从青州回到幽州，目的是寻求公孙瓒的助力。在长期对少数民族贵族的战争中，公孙瓒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以幽州为根据地，逐渐成为河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割据者之一。刘备被公孙瓒任为别部司马，参与公孙瓒与冀州牧袁绍争夺河北地区的战争。由于阻击袁绍势力在青州的发展，刘备以战功任青州的平原相。当公孙瓒的同盟者徐州牧陶谦遭到曹操攻击时，向公孙瓒所署置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援，刘备又同田楷驰援徐州(《三国志，蜀志·刘备传》)。刘备随即投靠陶谦，而他的同乡兼同门，并曾给以大力援助的公孙瓒，从此不再出现在刘备的个人史册上。尽管现存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实际上，这次投靠陶谦的行动，是对公孙瓒的背叛，也是刘备“枭雄”性格的最早反映。陶谦推刘备为豫州刺吏，以豫州所属的沛国沛县(小沛)为其屯驻之地。当然，这不能满足刘备—贯的“志大”愿望，他所窥伺的，是陶谦统治下的徐州，作为“枭雄”来说也必然如此。

【披坚执锐】刘备与公孙瓒刘备是涿郡涿县人，当时涿郡属于河北地区的幽州。幽州与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邻接或杂居。“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后汉书·铫期传》)由于不断受到少数民族贵族的掠夺，为了抵抗，因而人们普遍富于战斗力。作为“好交结豪侠”，并为“少年争附”的刘备，当然属于幽州的“精勇”之士，当时人们即称誉过他的“武勇”。此后成为中原群雄之一，刘备仍然以“勇”著称于世。同时，刘备又是著名经学家同郡卢植的学生。卢植是经学大师马融的弟子，与另一经学大师郑玄为同学。不同于马融或郑玄，卢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当时他还以北中郎将镇压过黄巾起义。刘备虽然曾在卢植门下，但“不甚乐读书”，当然不可能在经学方面接受卢植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不可否认，卢植的刚毅性格和政治抱负，必然曾给刘备以影响，从此后刘备争霸中原的经历来看，有的即是这一方面影响的反映。刘备“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曾被曹操称为“卖履舍儿”(《三国志，魏志·曹彰传》注引《魏略》)。据《史记·李将军列传》索隐：“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如淳的话当来自汉律。“贩履”属于“商贾”，“织席”属于“百工”，因而刘备一家不是“良家”，刘备也不是“良家子”。当然，东汉末年这个战乱时代，人们已不完全受“良家”或非“良家”这种法律约束，但习惯势力仍然存在，因而当时人们看来，刘备是一名不齿于齐民的卑**物，如曹操所讥的“卖履舍儿”，刘备曾自称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胜子刘贞，汉武帝元狩六年封为涿县“陆城亭侯”，从此成为涿县人(《三国志·蜀志·刘备传》)。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末年，其间已数百年，即使属实，刘备与汉家皇室的关系已经极为疏远，而且这个自述的真实性，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因为“亭侯”之封始于东汉。当刘备已跻身于中原群雄之列，人们仍然很少提到他的家族来自皇室，如诸葛亮在《隆中对》所说“将军(刘备)既帝室之胄”这类敬重的语言。即是说，当时人们是不很相信刘备所自称的皇族世系的。在这个历史时代，刘备所走过的道路，尽管与曹操、袁绍等人类似，但是，既缺乏社会地位，更缺乏政治上的凭借。据《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最初，刘备在涿县得到河北中山大商人“金财”上的资助，才得以招募徒众，组成一支不大的武装，并随从校尉邹靖参加对黄巾的战争。《太平御览》卷八七○引《英雄记》说：“公孙瓒与破虏校尉邹靖俱追胡，靖为所围。瓒回师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围。乘胜穷追，日入之后把炬逐北。”这里的破虏校尉邹靖，即是刘备随同与黄巾作战的校尉邹靖。公孙瓒是辽西令支人，辽西郡属于幽州，不但与刘备同乡里，而且曾被辽西太守“遣诣涿郡卢植读经”，与刘备又属同门。“(公孙)瓒深与先主(刘备)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时公孙瓒任辽东属国长史，与在幽州共同作战的邹靖之间，应该关系密切，刘备得以参加邹靖的部队，也应该是通过公孙瓒的关系。汉灵帝光和七年黄巾大起义时，幽州是“莫不毕应”的八州之一，因此，刘备初次参加军事活动即在幽州。刘备以“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安喜属于中山国，在冀州。后以杖击郡督邮，“弃官亡命”。不久，刘备又随同都尉册丘毅赴丹阳募兵，“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丞”。下密属于北海国，在青州。弃官之后又为高唐尉，高唐属于平原郡，也在青州。显然，当时刘备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所依附的，不过是校尉邹靖、都尉毋丘毅这类并非显赫的人物；所担任的，也不过是安喜、高唐两县县尉这类“主盗贼”的小武官，下密丞也仅是县令长的副手，“署文书，典知仓狱”而已(《续汉书，百官志》五)。而且，这些职位不是在冀州，即是在青州，都在河北，而不是在中原地区。《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注引《英雄记》曾说：“灵帝末年，(刘)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曹操)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如上所说，刘备在家乡招募徒众，在幽州参与对黄巾的战争，其后为县尉、县丞，都是在河北的冀、青两州。其间仅随从母丘毅赴丹阳募兵，曾到过徐州的下邳，册丘毅其人不详，可能也是河北人，为刘备所素识。因而，从刘备的经历来看，不可能去过洛阳，更不可能与曹操结识，随之还沛国募兵，并随从起兵参加讨伐董卓的战争。《英雄记》的记载是否真实，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此后刘备从高唐县尉迁为县令时，“为贼所破”，又被迫从青州回到幽州，目的是寻求公孙瓒的助力。在长期对少数民族贵族的战争中，公孙瓒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以幽州为根据地，逐渐成为河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割据者之一。刘备被公孙瓒任为别部司马，参与公孙瓒与冀州牧袁绍争夺河北地区的战争。由于阻击袁绍势力在青州的发展，刘备以战功任青州的平原相。当公孙瓒的同盟者徐州牧陶谦遭到曹操攻击时，向公孙瓒所署置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援，刘备又同田楷驰援徐州(《三国志，蜀志·刘备传》)。刘备随即投靠陶谦，而他的同乡兼同门，并曾给以大力援助的公孙瓒，从此不再出现在刘备的个人史册上。尽管现存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实际上，这次投靠陶谦的行动，是对公孙瓒的背叛，也是刘备“枭雄”性格的最早反映。陶谦推刘备为豫州刺吏，以豫州所属的沛国沛县(小沛)为其屯驻之地。当然，这不能满足刘备—贯的“志大”愿望，他所窥伺的，是陶谦统治下的徐州，作为“枭雄”来说也必然如此。

奸商出列，谁了解数码相机？要入手一款，给点意见

【深明大义】曹植作品《九愁赋》嗟离思之难忘，心惨毒而含哀。践南畿之末境，越引领之徘徊。眷浮云以太息，顾攀登而无阶。匪徇荣而愉乐，信旧都之可怀。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词。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顾，心怀愁而荒悴。念先宠之既隆，哀后施之不遂。虽危亡之不豫，亮无远君之心。刈桂兰而秣马，舍余车于西林。愿接冀于归鸿，嗟高飞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响一绝而不还。伤时俗之趋险，独怅望而长愁。感龙鸾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窜江介之旷野，独渺渺而泛舟。思旅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岂天监之孔明，将时运之无常！谓内思而自策，□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见黜，信毋负于时王。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党而妒贤，俾予济乎长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继怀，怛惨惨而情挽。旷年载而不回，长去君兮悠远。御飞龙之婉蜒，扬翠霓之华旌。绝紫霄而高鹜，飘弭节于天庭。披轻云而下观，览九土之殊形。顾南郢之邦壤，咸芜秽而倚倾。骖盘桓而思服，仰御骧以悲鸣。纡予抉而长涕，仆夫感以失声。履先王之正路，岂淫径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顾旋复之无轨，长自弃于遐滨。与麋鹿以为群，宿林薮之威蓁。野萧条而极望，旷千里而无人。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践蹊隧之危阻，登岧峣之高岑。见失群之离兽，觌偏栖之孤禽。怀愤激以切痛，苦回忍之在心。愁戚戚其无为，游绿林而逍遥。临白水以悲啸，猿惊听而失条。亮无怨而弃逐，乃余行之所招。

【披坚执锐】曹植作品《九愁赋》嗟离思之难忘，心惨毒而含哀。践南畿之末境，越引领之徘徊。眷浮云以太息，顾攀登而无阶。匪徇荣而愉乐，信旧都之可怀。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词。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顾，心怀愁而荒悴。念先宠之既隆，哀后施之不遂。虽危亡之不豫，亮无远君之心。刈桂兰而秣马，舍余车于西林。愿接冀于归鸿，嗟高飞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响一绝而不还。伤时俗之趋险，独怅望而长愁。感龙鸾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窜江介之旷野，独渺渺而泛舟。思旅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岂天监之孔明，将时运之无常！谓内思而自策，□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见黜，信毋负于时王。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党而妒贤，俾予济乎长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继怀，怛惨惨而情挽。旷年载而不回，长去君兮悠远。御飞龙之婉蜒，扬翠霓之华旌。绝紫霄而高鹜，飘弭节于天庭。披轻云而下观，览九土之殊形。顾南郢之邦壤，咸芜秽而倚倾。骖盘桓而思服，仰御骧以悲鸣。纡予抉而长涕，仆夫感以失声。履先王之正路，岂淫径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顾旋复之无轨，长自弃于遐滨。与麋鹿以为群，宿林薮之威蓁。野萧条而极望，旷千里而无人。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践蹊隧之危阻，登岧峣之高岑。见失群之离兽，觌偏栖之孤禽。怀愤激以切痛，苦回忍之在心。愁戚戚其无为，游绿林而逍遥。临白水以悲啸，猿惊听而失条。亮无怨而弃逐，乃余行之所招。

【深明大义】曹植作品《玄畅赋》夫富者非财也，贵者非宝也。或有轻爵禄而重荣声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异情，杨、墨殊义。聊作斯赋，名曰玄畅。[庶以司马相如为《上林赋》，控引天地古今，陶神知机，擒理表微……]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该仁圣之上义，据神位以统方。补五帝之漏阙，缀三代之维纲。[口口口口口口，絙日际而来王。]侥余生之幸禄，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于稷卨，降合颖于伊望。思荐宝以继佩，怨和璞之始镌。思黄钟以协律，怨伶夔之不存。嗟所图之莫合，怅蕴结而延伫。希鹏举以抟天，蹶青云而奋羽。舍余驷而改驾，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轨而致策，顾后乘而安驱。匪逞迈之短修，取全贞而保素。弘道德以为宇，筑无怨以作藩。播慈惠以为圃，耕柔顺以为田。不愧景而惭魄，信乐天之何欲。逸千载而流声，超遗黎而度俗。

【披坚执锐】曹植作品《玄畅赋》夫富者非财也，贵者非宝也。或有轻爵禄而重荣声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异情，杨、墨殊义。聊作斯赋，名曰玄畅。[庶以司马相如为《上林赋》，控引天地古今，陶神知机，擒理表微……]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该仁圣之上义，据神位以统方。补五帝之漏阙，缀三代之维纲。[口口口口口口，絙日际而来王。]侥余生之幸禄，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于稷卨，降合颖于伊望。思荐宝以继佩，怨和璞之始镌。思黄钟以协律，怨伶夔之不存。嗟所图之莫合，怅蕴结而延伫。希鹏举以抟天，蹶青云而奋羽。舍余驷而改驾，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轨而致策，顾后乘而安驱。匪逞迈之短修，取全贞而保素。弘道德以为宇，筑无怨以作藩。播慈惠以为圃，耕柔顺以为田。不愧景而惭魄，信乐天之何欲。逸千载而流声，超遗黎而度俗。

【雪夜短兵】周瑜与赤壁之战

【雪夜短兵】鲁肃的早年生涯

【深明大义】吕布的最后吕布刺杀董卓后，并州与凉州两支军事力量之间更势同水火。《后汉书·董卓传》说："（李）傕、（郭）汜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之。”李傕、郭汜是凉州军的重要人物，他们采取杀尽军中并州人的残酷行动，是必然的。《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说："（吕）布自杀（董）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长安。”从吕布说来，排斥凉州军的李傕、郭汜等人，这也是必然的。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战争，以吕布失败率军退出长安而宣告结束。《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张）杨及部曲诸将，皆受（李）傕、（郭）汜购募，共图（吕）布。布闻之，谓杨日：‘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傕、汜爵宠。’（张）杨于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吕）布为颍川太守。”当吕布被袁绍利用，为其大破黑山军张燕之后，险为袁绍谋害，从而来到河内依靠张杨。并州军的吕布、张辽、张杨**在一起，对凉州军的李傕、郭汜来说，当然是严重威胁。他们首先进行分化，诱使张杨及其部曲诸将杀死吕布。在张杨看来，这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因为不但可与凉州军暂时和解（他在河内，与吕布不同，没有与凉州军直接冲突过）,而且可以兼并吕布部队，以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吕布的这番话，指出他与张杨同属并州军事集团，唇齿相依，如果内部火并，吕布被杀，张杨也必然势孤，无疑将为凉州军所攻灭。权衡轻重，张杨不得不放弃这个如意算盘。表面上，他敷衍李傕、郭汜，实际却大力保护吕布。在这种情况下，李傕、郭汜只得反过来笼络吕布，任他为颍川太守。吕布得到颍川这块地盘，有了立脚之地，而颍川、河内两郡又相互邻接，从此，并州军事集团力量也日益壮大。割据兖州的曹操与陈留太守张邈，以及当地大姓豪族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曹操谋士、也是当地大姓豪族代表人物的陈宫，乘曹操东征徐州陶谦的有利时机，勾结反对曹操的一批人，准备起兵，将曹操逐出兖州。《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说："（陈）宫说（张）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亦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俊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遂从之。”陈宫的建议很明白，他们之所以利用吕布，是看中他的“善战无前”。实际上，陈宫对吕布是轻视的，仅将他当作一名“壮士”使用，陈宫说词中用了一个“权”字，就可以清楚的说明这一点。曹操谋士程昱也看出，陈宫等人对吕布是“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三国志·魏志·程昱传》)，不过是利用吕布而已。尽管濮阳一战，曹操十分狼狈，几乎为吕布的军队所俘，但在袁绍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大败吕布，收复兖州。这次战争，吕布被利用，失败后只得东奔徐州依附刘备，不久即攻破刘备，夺取徐州。由于吕布仅是一名“轻侠”型的人物，一贯为当时的大姓豪族所轻视，在徐州，大姓豪族对吕布仍是反对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陈珪、陈登父子。陈珪是下邳淮浦人，“历世著名”。《后汉书·陈球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说："（陈）球弟子珪，字汉瑜。举孝廉，剧令，去官。举茂才，济北相。（陈）珪子登，字元龙，学通今古，处身循礼，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异略，一领广陵太守。”当吕布与袁术准备联合之际，陈珪深恐“徐、扬合从，将为国难”，因劝说吕布投靠已控制东汉政府的曹操，并说服吕布派遣陈登到许县“奉表谢恩”，从而陈登得以建议曹操及早消灭吕布。曹操当然十分高兴，任陈登为广陵太守，并命“阴合部众以为内应”(《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当曹操进攻吕布时，陈登即率领广陵郡兵“为军先驱”(《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在曹操消灭吕布的战争中起了一定作用。吕布为曹操所杀，张辽投降，后来成为曹操的五员名将之一。至于张杨，《三国志·魏志·张杨传》说："（张）杨素与吕布善，太祖（曹操）之围布，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其将杨丑，杀杨以应太祖。（张）杨将睦固杀丑，将其众，欲北合袁绍。太祖遣史涣邀击，破之于犬城，斩固，尽收其众。”说明当吕布被围时，张杨曾拟援救，以河内、徐州之间距离遥远，是不可能的，只得“出兵东市，遥为之势”。这里的“东市”，《三国志集解》引胡三省说：“野王县东市也。”又引赵一清说：“河内郡野王有射犬聚，东市亦当在其处。”都认为这是野王县的市。如果张杨仅出兵野王县东市，对被围困在徐州的吕布来说，如何能“遥为之势”呢？这是难于理解的。联系到当时形势，很可能“东市”是“东郡”之误。东郡属于兖州，是军事要地，张杨出兵进攻曹操后方，借此缓和曹操对徐州的围攻，这样才能够与吕布遥相呼应。不久，部将杨丑杀死张杨，响应曹操，而杨丑又为张杨部将睦固所杀。当睦固准备将这支并州军拖回河北投奔袁绍时，为史涣所破，睦固被杀，这支军队也可能为曹操收编，并入张辽所部。

【披坚执锐】吕布的最后吕布刺杀董卓后，并州与凉州两支军事力量之间更势同水火。《后汉书·董卓传》说："（李）傕、（郭）汜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之。”李傕、郭汜是凉州军的重要人物，他们采取杀尽军中并州人的残酷行动，是必然的。《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说："（吕）布自杀（董）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长安。”从吕布说来，排斥凉州军的李傕、郭汜等人，这也是必然的。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战争，以吕布失败率军退出长安而宣告结束。《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张）杨及部曲诸将，皆受（李）傕、（郭）汜购募，共图（吕）布。布闻之，谓杨日：‘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傕、汜爵宠。’（张）杨于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吕）布为颍川太守。”当吕布被袁绍利用，为其大破黑山军张燕之后，险为袁绍谋害，从而来到河内依靠张杨。并州军的吕布、张辽、张杨**在一起，对凉州军的李傕、郭汜来说，当然是严重威胁。他们首先进行分化，诱使张杨及其部曲诸将杀死吕布。在张杨看来，这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因为不但可与凉州军暂时和解（他在河内，与吕布不同，没有与凉州军直接冲突过）,而且可以兼并吕布部队，以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吕布的这番话，指出他与张杨同属并州军事集团，唇齿相依，如果内部火并，吕布被杀，张杨也必然势孤，无疑将为凉州军所攻灭。权衡轻重，张杨不得不放弃这个如意算盘。表面上，他敷衍李傕、郭汜，实际却大力保护吕布。在这种情况下，李傕、郭汜只得反过来笼络吕布，任他为颍川太守。吕布得到颍川这块地盘，有了立脚之地，而颍川、河内两郡又相互邻接，从此，并州军事集团力量也日益壮大。割据兖州的曹操与陈留太守张邈，以及当地大姓豪族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曹操谋士、也是当地大姓豪族代表人物的陈宫，乘曹操东征徐州陶谦的有利时机，勾结反对曹操的一批人，准备起兵，将曹操逐出兖州。《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说："（陈）宫说（张）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亦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俊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遂从之。”陈宫的建议很明白，他们之所以利用吕布，是看中他的“善战无前”。实际上，陈宫对吕布是轻视的，仅将他当作一名“壮士”使用，陈宫说词中用了一个“权”字，就可以清楚的说明这一点。曹操谋士程昱也看出，陈宫等人对吕布是“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三国志·魏志·程昱传》)，不过是利用吕布而已。尽管濮阳一战，曹操十分狼狈，几乎为吕布的军队所俘，但在袁绍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大败吕布，收复兖州。这次战争，吕布被利用，失败后只得东奔徐州依附刘备，不久即攻破刘备，夺取徐州。由于吕布仅是一名“轻侠”型的人物，一贯为当时的大姓豪族所轻视，在徐州，大姓豪族对吕布仍是反对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陈珪、陈登父子。陈珪是下邳淮浦人，“历世著名”。《后汉书·陈球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说："（陈）球弟子珪，字汉瑜。举孝廉，剧令，去官。举茂才，济北相。（陈）珪子登，字元龙，学通今古，处身循礼，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异略，一领广陵太守。”当吕布与袁术准备联合之际，陈珪深恐“徐、扬合从，将为国难”，因劝说吕布投靠已控制东汉政府的曹操，并说服吕布派遣陈登到许县“奉表谢恩”，从而陈登得以建议曹操及早消灭吕布。曹操当然十分高兴，任陈登为广陵太守，并命“阴合部众以为内应”(《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当曹操进攻吕布时，陈登即率领广陵郡兵“为军先驱”(《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在曹操消灭吕布的战争中起了一定作用。吕布为曹操所杀，张辽投降，后来成为曹操的五员名将之一。至于张杨，《三国志·魏志·张杨传》说："（张）杨素与吕布善，太祖（曹操）之围布，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其将杨丑，杀杨以应太祖。（张）杨将睦固杀丑，将其众，欲北合袁绍。太祖遣史涣邀击，破之于犬城，斩固，尽收其众。”说明当吕布被围时，张杨曾拟援救，以河内、徐州之间距离遥远，是不可能的，只得“出兵东市，遥为之势”。这里的“东市”，《三国志集解》引胡三省说：“野王县东市也。”又引赵一清说：“河内郡野王有射犬聚，东市亦当在其处。”都认为这是野王县的市。如果张杨仅出兵野王县东市，对被围困在徐州的吕布来说，如何能“遥为之势”呢？这是难于理解的。联系到当时形势，很可能“东市”是“东郡”之误。东郡属于兖州，是军事要地，张杨出兵进攻曹操后方，借此缓和曹操对徐州的围攻，这样才能够与吕布遥相呼应。不久，部将杨丑杀死张杨，响应曹操，而杨丑又为张杨部将睦固所杀。当睦固准备将这支并州军拖回河北投奔袁绍时，为史涣所破，睦固被杀，这支军队也可能为曹操收编，并入张辽所部。

【深明大义】吕布与并州军事集团识拔吕布的并州刺史丁原，是并州军统帅，他与凉州军统帅董卓，都得到大将军何进的重视。《后汉纪》卷二五说："（何）进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将兵向京师，以胁太后。”这是袁绍为何进所作的建议，即召集拥有强兵劲旅的猛将，率兵前来京师洛阳，威胁太后同意诛灭宦官。董卓这时虽已被任为并州刺史，并未上任，所统率的仍是凉州兵；丁原离开并州，这时以武猛都尉名义屯驻河内，所统率的也仍旧是并州旧部。并、凉两支劲旅，成为何进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并州与凉州的士兵勇敢善战，当时被称为“并凉劲兵”。由于并、凉两州边邻匈奴、西羌等少数民族，这里的广大人民经常处于与这些少数民族贵族的战斗当中，甚至妇女也可以“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当时人们看来，并、凉士兵属于“天下之权勇”，为“百姓素所畏服”（《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并州是产生“武勇”之士的地区，也是“武勇”之士得以发挥他们才力的地区。在丁原的并州军中，属于吕布这种类型的人物也不止一个，这不但加强了并州军的战斗力量，并为此后以吕布为中心组成并州军事集团创造了条件。与吕布出身和经历相同的，可以从《三国志》中找到两人，这就是张杨和张辽。（张杨传》说：“张杨字稚叔，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并州刺史丁原遣（张）杨将兵诣（蹇）硕，为假司马。”《张辽传》说：“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少为郡吏。汉末，并州刺史丁原以（张）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都。”从籍贯上说，吕布是五原人，张杨是云中人，张辽是雁门人，五原、云中、雁门三郡都属于并州，这是其一。其二，吕布“骁武”，张杨“武勇”，张辽也“武力过人”，才力完全相同。其三，他们都以这方面的才力为丁原所赏识，在并州得到“司马”（吕布的职位，《三国志》、《后汉书）的《吕布传》都作“主簿”，这里根据《后汉纪》卷二五，《资治通鉴》卷五九也从《后汉纪》）、“武猛从事”或“从事”这种高级武职。后来他们成为并州军事集团的主要人物。不久，董卓利用吕布，诱使背叛并杀死丁原，从而兼并了并州军。尽管董卓极力拉拢吕布，“誓为父子”，但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仍存在矛盾，甚至处于敌对状态。《后汉书·董卓传》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董）卓遣将胡轸(zhen)、吕布攻之。布与轸(zhen)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zhen)、布败走。”李贤注引《九州春秋》说："（董）卓以东郡太守胡轸(zhen)为大督，吕布为骑督。（胡）轸(zhen)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吕）布等恶之、宣言相警云‘贼至’，军众大乱奔走。”胡轸(zhen)字文才（《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英雄记》），属于所谓’‘凉州大人”(《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在凉州军中具有崇高地位。在这次战争中，胡轸(zhen)为“大督”，位置在担任“骑督”的吕布之上，是全军统帅。由午胡轸(zhen)和吕布的“不相能”，尤其是胡轸(zhen)对并州军的敌视，“要当斩一青绶”，所谓“青绶”指吕布。《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以（吕）布为骑都尉。”《续汉书·百官志》说骑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秩比二干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因此，胡轸(zhen)所说的“青绶”当然即是吕布。这更引起吕布等人的仇恨，从而导致全军不战自溃。这是并、凉军事力量相互矛盾和敌视的典型事例。《太平御览》卷五五引《典略》说：“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醉则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后止。”《后汉书，吕布传》说："（吕布）尝小失（董）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吕布对董卓的暗中不满，以及内心的“益不自安”，对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来说，更起了直接激化的作用。东汉政府中密谋诛杀董卓的大官僚王允等人，利用了这个矛盾。如前所说，王允麴意结纳吕布，并诱使刺杀了董卓。从此，并州军从凉州军的束缚压制下解脱出来，重新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并逐渐形成并州军事集团。以吕布为主的并州军事集团，其成员为：（一）张辽张辽是并州所属雁门郡人，其出身和早年经历应该与吕布相似。后来，张辽为并州刺史丁原所派遣，率领并州劲旅前赴京师洛阳，又受大将军何进委派回到河北募兵。待到从河北重返洛阳时，丁原已死，并州军为董卓所兼并，张辽也率部归附董卓。吕布杀死董卓之后，张辽“以兵属吕布”，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并州军事集团的主要力量之（二）张杨张杨是并州所属云中郡人，其出身和早年经历也应该与吕布类似。后来并州刺史丁原响应东汉政府号召，派张杨率领并州劲兵前赴京师洛阳。与张辽相同，他也受大将军何进委派，回并州募兵。当丁原被害、并州军遭到董卓兼并时，他留在并州的上党郡，拉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起兵反对董卓，并与匈奴单于放夫罗联合。丁原的部队曾经屯驻河内，这里本来是并州军的地盘。不久，张杨即在河内站定脚跟，又从董卓所控制的东汉政府取得河内太守名义。“（张）杨素与吕布善”，他的这支部队后来也成为并州军事集团的主要力量之一。从史籍留下的记载，至少可以知道，在摆脱凉州军控制后逐渐形成的并州军事集团，包括了吕布、张辽、张杨等三支武装力量。张杨的地盘在河内，与吕布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张辽虽然“以兵属吕布”，但他以北地太守或鲁相名义（《三国志·魏志·张辽传》，同书《蜀志·刘备传》注引《英雄记》)，在吕布军中仍保持相对的独立地位。吕布、张辽、张杨三人组合的并州军事集团，他们拥有强劲武装，先后取得一定地盘，成为当时重要的割据势力之一。

【披坚执锐】吕布与并州军事集团识拔吕布的并州刺史丁原，是并州军统帅，他与凉州军统帅董卓，都得到大将军何进的重视。《后汉纪》卷二五说："（何）进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将兵向京师，以胁太后。”这是袁绍为何进所作的建议，即召集拥有强兵劲旅的猛将，率兵前来京师洛阳，威胁太后同意诛灭宦官。董卓这时虽已被任为并州刺史，并未上任，所统率的仍是凉州兵；丁原离开并州，这时以武猛都尉名义屯驻河内，所统率的也仍旧是并州旧部。并、凉两支劲旅，成为何进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并州与凉州的士兵勇敢善战，当时被称为“并凉劲兵”。由于并、凉两州边邻匈奴、西羌等少数民族，这里的广大人民经常处于与这些少数民族贵族的战斗当中，甚至妇女也可以“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当时人们看来，并、凉士兵属于“天下之权勇”，为“百姓素所畏服”（《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并州是产生“武勇”之士的地区，也是“武勇”之士得以发挥他们才力的地区。在丁原的并州军中，属于吕布这种类型的人物也不止一个，这不但加强了并州军的战斗力量，并为此后以吕布为中心组成并州军事集团创造了条件。与吕布出身和经历相同的，可以从《三国志》中找到两人，这就是张杨和张辽。（张杨传》说：“张杨字稚叔，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并州刺史丁原遣（张）杨将兵诣（蹇）硕，为假司马。”《张辽传》说：“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少为郡吏。汉末，并州刺史丁原以（张）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都。”从籍贯上说，吕布是五原人，张杨是云中人，张辽是雁门人，五原、云中、雁门三郡都属于并州，这是其一。其二，吕布“骁武”，张杨“武勇”，张辽也“武力过人”，才力完全相同。其三，他们都以这方面的才力为丁原所赏识，在并州得到“司马”（吕布的职位，《三国志》、《后汉书）的《吕布传》都作“主簿”，这里根据《后汉纪》卷二五，《资治通鉴》卷五九也从《后汉纪》）、“武猛从事”或“从事”这种高级武职。后来他们成为并州军事集团的主要人物。不久，董卓利用吕布，诱使背叛并杀死丁原，从而兼并了并州军。尽管董卓极力拉拢吕布，“誓为父子”，但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仍存在矛盾，甚至处于敌对状态。《后汉书·董卓传》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董）卓遣将胡轸(zhen)、吕布攻之。布与轸(zhen)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zhen)、布败走。”李贤注引《九州春秋》说："（董）卓以东郡太守胡轸(zhen)为大督，吕布为骑督。（胡）轸(zhen)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吕）布等恶之、宣言相警云‘贼至’，军众大乱奔走。”胡轸(zhen)字文才（《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英雄记》），属于所谓’‘凉州大人”(《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在凉州军中具有崇高地位。在这次战争中，胡轸(zhen)为“大督”，位置在担任“骑督”的吕布之上，是全军统帅。由午胡轸(zhen)和吕布的“不相能”，尤其是胡轸(zhen)对并州军的敌视，“要当斩一青绶”，所谓“青绶”指吕布。《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以（吕）布为骑都尉。”《续汉书·百官志》说骑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秩比二干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因此，胡轸(zhen)所说的“青绶”当然即是吕布。这更引起吕布等人的仇恨，从而导致全军不战自溃。这是并、凉军事力量相互矛盾和敌视的典型事例。《太平御览》卷五五引《典略》说：“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醉则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后止。”《后汉书，吕布传》说："（吕布）尝小失（董）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吕布对董卓的暗中不满，以及内心的“益不自安”，对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来说，更起了直接激化的作用。东汉政府中密谋诛杀董卓的大官僚王允等人，利用了这个矛盾。如前所说，王允麴意结纳吕布，并诱使刺杀了董卓。从此，并州军从凉州军的束缚压制下解脱出来，重新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并逐渐形成并州军事集团。以吕布为主的并州军事集团，其成员为：（一）张辽张辽是并州所属雁门郡人，其出身和早年经历应该与吕布相似。后来，张辽为并州刺史丁原所派遣，率领并州劲旅前赴京师洛阳，又受大将军何进委派回到河北募兵。待到从河北重返洛阳时，丁原已死，并州军为董卓所兼并，张辽也率部归附董卓。吕布杀死董卓之后，张辽“以兵属吕布”，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并州军事集团的主要力量之（二）张杨张杨是并州所属云中郡人，其出身和早年经历也应该与吕布类似。后来并州刺史丁原响应东汉政府号召，派张杨率领并州劲兵前赴京师洛阳。与张辽相同，他也受大将军何进委派，回并州募兵。当丁原被害、并州军遭到董卓兼并时，他留在并州的上党郡，拉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起兵反对董卓，并与匈奴单于放夫罗联合。丁原的部队曾经屯驻河内，这里本来是并州军的地盘。不久，张杨即在河内站定脚跟，又从董卓所控制的东汉政府取得河内太守名义。“（张）杨素与吕布善”，他的这支部队后来也成为并州军事集团的主要力量之一。从史籍留下的记载，至少可以知道，在摆脱凉州军控制后逐渐形成的并州军事集团，包括了吕布、张辽、张杨等三支武装力量。张杨的地盘在河内，与吕布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张辽虽然“以兵属吕布”，但他以北地太守或鲁相名义（《三国志·魏志·张辽传》，同书《蜀志·刘备传》注引《英雄记》)，在吕布军中仍保持相对的独立地位。吕布、张辽、张杨三人组合的并州军事集团，他们拥有强劲武装，先后取得一定地盘，成为当时重要的割据势力之一。

【深明大义】“气侠”之士袁术袁术与他的堂兄袁绍齐名，当时被称为“二袁”。《后汉书·何进传》说：“(何进)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袁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袁)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袁绍、袁术兄弟两人，凭借“汝南袁氏”的名望和号召力，而且袁绍是“游侠”，袁术也“尚气侠”，说明在何进心目中，“二袁”是并列的。何进是控制朝政炙手可热的大将军，策动反宦官斗争的领导人物。袁绍、袁术得到何进的重用，并积极投身于这次斗争。这是来自同一营垒中对“二袁”所显示的重视；而来自敌对者方面，也同样如此。宦官被消灭之后，政权落入凉州军事集团领袖董卓手中，包括“二袁”在内的关东牧守当然不会甘心，迅即展开了讨伐董卓的战争。当时，董卓曾认为“但杀二袁儿，则天下自服矣”(《后汉纪》卷二六)。其时参加讨伐董卓战争的为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伯、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行奋武将军曹操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董卓没有将其他关东牧守放在眼里，在他的心目中，仅袁绍、袁术是具有号召力的人物，“但杀二袁儿”，天下即可自行降服。董卓对袁绍、袁术的重视，与何进完全相同。尽管“二袁”并列，并同时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二袁”之间，不但相互敌对，而且性格才能也有极大差异。对袁术，综其一生，都与他的“气侠”性格有关。因此，什么是“气侠”?这是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三国志·魏志·袁术传》说：“袁术字公路，司空(袁)逢子，(袁)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由于家庭是显赫的世族高门，从“举孝廉”到“虎贲中郎将”，一帆风顺，跻身于东汉政府的高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袁术之所以著称于当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高门或高位，“以侠气闻”，这才是主要的。“侠气”即前引《后汉书·何进传》的“气侠”，所谓“气”其含义如何?《吕氏春秋·审时》注说：“气，力也。”但是，游侠中的“气侠”又不完全以气力为其特点，这可以从史籍中找到有关事例。《史记·季布列传》叙述西汉初期的著名游侠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后汉书·王涣传》说：“(王)涣少好侠，尚气力。”又《戴良传》说：“(戴遵)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又《张堪传》说：“张堪、廉范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厄，有足壮者。”不难看出，所谓“为气任侠”、“好侠尚气力”、“尚侠气”，简言之，即是“气侠”。这是这类游侠之士的特点。但是，又不尽如此，“季布一诺”超过黄金百，戴遵“食客常三四百人”，而张堪、廉范更能够“振危急，赴险厄”。所有这些，说明“气侠”还另有其特点，即下可以济人们之难，如季布、戴遵，上可以赴国家之急，如张堪、廉范。因此，在游侠中，“气侠”的层次应该是较高的，戴遵被尊为“关东大豪”即其一例。作为“气侠”的袁术，其行径正是如此。《堂书钞》卷六一设官部“公路以气高人”条引《魏志》说：“袁术字公路，为长水校尉，好奢淫，骑盛车马，以气高人，语曰：‘路中捍鬼袁长水。’”此条不见《三国志》的《魏志》，当为王沈《魏书》之误。值得注意的是，袁术“以气高人”，与奉布的“为气任侠”，王涣的“尚气力”，以及戴遵的“尚侠气”，完全一致；与前引《何进传》、《袁术传》的袁术“尚气侠”、“以侠气闻”，也完全一致。至于“路中捍鬼袁长水”一语，有如后世所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与前引赞誉季布的“楚人谚曰”，戴遵的“时人为之语曰”相同，这是人们从袁术的游侠行径提炼出来的，亦即“气侠”的“尚气力”。这是袁术的一个方面。作为“以气高人”的袁术，还有其另外一面。东汉末年是——个游侠横行的时代，“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是游侠之士的最高准则。其时，东汉王朝危机四伏，统治阶级面临空前的严重灾难。宦官横行无忌，迫害忠良，被认为是灾难的根源。反对宦官，这是“救时难”；至于“济同类”，则是拯济参加反宦官斗争而受到迫害的人们。“以救时难而济同类”，正是上述“气侠”的“振危急，赴险厄”。当彻底消灭宦官的策划泄露，何进被害，反宦官斗争面临严重考验之际，袁术挺身而出，配合何进的部曲将吴匡、张璋，“欲将兵入宫，宫阁闭。袁术与(吴)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阁。会日暮，(袁)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 (张)让等”(《后汉书·何进传》)。尽管当时宦官从暗道逃走，但在这次战斗中，袁术表现了“振危急，赴险厄”的“气侠”性格。这时，“气侠”之士袁术，不但崭露头角，并从此揭开了生涯中的另一页。

【披坚执锐】“气侠”之士袁术袁术与他的堂兄袁绍齐名，当时被称为“二袁”。《后汉书·何进传》说：“(何进)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袁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袁)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袁绍、袁术兄弟两人，凭借“汝南袁氏”的名望和号召力，而且袁绍是“游侠”，袁术也“尚气侠”，说明在何进心目中，“二袁”是并列的。何进是控制朝政炙手可热的大将军，策动反宦官斗争的领导人物。袁绍、袁术得到何进的重用，并积极投身于这次斗争。这是来自同一营垒中对“二袁”所显示的重视；而来自敌对者方面，也同样如此。宦官被消灭之后，政权落入凉州军事集团领袖董卓手中，包括“二袁”在内的关东牧守当然不会甘心，迅即展开了讨伐董卓的战争。当时，董卓曾认为“但杀二袁儿，则天下自服矣”(《后汉纪》卷二六)。其时参加讨伐董卓战争的为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伯、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行奋武将军曹操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董卓没有将其他关东牧守放在眼里，在他的心目中，仅袁绍、袁术是具有号召力的人物，“但杀二袁儿”，天下即可自行降服。董卓对袁绍、袁术的重视，与何进完全相同。尽管“二袁”并列，并同时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二袁”之间，不但相互敌对，而且性格才能也有极大差异。对袁术，综其一生，都与他的“气侠”性格有关。因此，什么是“气侠”?这是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三国志·魏志·袁术传》说：“袁术字公路，司空(袁)逢子，(袁)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由于家庭是显赫的世族高门，从“举孝廉”到“虎贲中郎将”，一帆风顺，跻身于东汉政府的高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袁术之所以著称于当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高门或高位，“以侠气闻”，这才是主要的。“侠气”即前引《后汉书·何进传》的“气侠”，所谓“气”其含义如何?《吕氏春秋·审时》注说：“气，力也。”但是，游侠中的“气侠”又不完全以气力为其特点，这可以从史籍中找到有关事例。《史记·季布列传》叙述西汉初期的著名游侠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后汉书·王涣传》说：“(王)涣少好侠，尚气力。”又《戴良传》说：“(戴遵)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又《张堪传》说：“张堪、廉范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厄，有足壮者。”不难看出，所谓“为气任侠”、“好侠尚气力”、“尚侠气”，简言之，即是“气侠”。这是这类游侠之士的特点。但是，又不尽如此，“季布一诺”超过黄金百，戴遵“食客常三四百人”，而张堪、廉范更能够“振危急，赴险厄”。所有这些，说明“气侠”还另有其特点，即下可以济人们之难，如季布、戴遵，上可以赴国家之急，如张堪、廉范。因此，在游侠中，“气侠”的层次应该是较高的，戴遵被尊为“关东大豪”即其一例。作为“气侠”的袁术，其行径正是如此。《堂书钞》卷六一设官部“公路以气高人”条引《魏志》说：“袁术字公路，为长水校尉，好奢淫，骑盛车马，以气高人，语曰：‘路中捍鬼袁长水。’”此条不见《三国志》的《魏志》，当为王沈《魏书》之误。值得注意的是，袁术“以气高人”，与奉布的“为气任侠”，王涣的“尚气力”，以及戴遵的“尚侠气”，完全一致；与前引《何进传》、《袁术传》的袁术“尚气侠”、“以侠气闻”，也完全一致。至于“路中捍鬼袁长水”一语，有如后世所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与前引赞誉季布的“楚人谚曰”，戴遵的“时人为之语曰”相同，这是人们从袁术的游侠行径提炼出来的，亦即“气侠”的“尚气力”。这是袁术的一个方面。作为“以气高人”的袁术，还有其另外一面。东汉末年是——个游侠横行的时代，“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是游侠之士的最高准则。其时，东汉王朝危机四伏，统治阶级面临空前的严重灾难。宦官横行无忌，迫害忠良，被认为是灾难的根源。反对宦官，这是“救时难”；至于“济同类”，则是拯济参加反宦官斗争而受到迫害的人们。“以救时难而济同类”，正是上述“气侠”的“振危急，赴险厄”。当彻底消灭宦官的策划泄露，何进被害，反宦官斗争面临严重考验之际，袁术挺身而出，配合何进的部曲将吴匡、张璋，“欲将兵入宫，宫阁闭。袁术与(吴)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阁。会日暮，(袁)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 (张)让等”(《后汉书·何进传》)。尽管当时宦官从暗道逃走，但在这次战斗中，袁术表现了“振危急，赴险厄”的“气侠”性格。这时，“气侠”之士袁术，不但崭露头角，并从此揭开了生涯中的另一页。

【深明大义】袁绍是如何覆灭的兼并冀州，是袁绍在河北地区扩张的起点，他的第二个目标是夺取幽州。占据幽州的公孙瓒，本来与袁绍交好，袁绍兼并冀州还得到过他的助力。界桥一战，袁绍消灭了公孙瓒的主力，后来公孙瓒困守易京，穷迫自杀，幽州也就置于袁绍统治之下。不久，他又据有并州和青州，成为当时割据势力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当袁绍雄据河北时，曹操也基本上统一了关东。一个要南下，一个要北上，当年同属一个政怡集团的老朋友，不得不以兵戎相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这次战争以袁绍的失败而告终。分析这次战争的很多，但是一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袁绍内部两个集团的矛盾和火并。许攸背叛和张郃投降，正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这是导致袁绍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说，许攸是追随袁绍到河北去的，两人关系很密切。颍川、南阳两郡邻近，同在现在的河南；因此，南阳的许攸和颍川的荀湛、辛评、郭图等人，当然属于同一集团。曹操谋士荀彧对许攸的评价是“贪而不治”，并预测当逢纪、审配在官渡之战中“留知后事”时，“若（许）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不纵，攸必为变”。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说：“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审配属于河北集团，对颍川集团许攸家族的处理，不能说完全是为公，因为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所说，审配的家族就是一个“藏匿罪人，为通逃主”的“豪强擅态”之家，同样是“不法”的，可能还超过许攸。因此，审配如此对付许枚一家，只能是两个集团矛盾的结果。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长期相持，“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在这个关键时刻，许攸背叛袁绍来归，对曹操取得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对此有较详的描述。首先，曹操听说许攸前来，就迫不及待地“跣出迎之”，并“抚掌笑日：‘子远，卿来，吾事济矣！"，可见曹操对许攸的重视（两人在洛阳时是朋友）。接着，许攸针对曹军的弱点，提出使曹军从被动变为主动的计策，他说，曹军“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fan)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曹操果然取得这一计策的胜利。《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注引《魏略》说："（袁）绍破走，（曹操）及后得冀州，（许）攸有功焉。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曹操）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说明曹操大破袁绍取得冀州，许攸所起作用的巨大，即是曹操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张郃的投降同样如此。《三国志·魏志·张郃传》说：“张郃字隽乂，河间郸人也。汉末应募讨黄巾，为军司马，属韩馥。馥败，以兵归袁绍。绍以都为校尉，使拒公孙瓒。瓒破，郃功多，迁宁国中郎将。太祖（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郭）图惭，又更谮郃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俱，乃归太祖。”这里所记载，在张郃投降曹操的时间上，与《武帝纪》和《袁绍传》不同，裴松之的注已指出这一点：“案《武纪》及《袁绍传》并云：袁绍使张郃、高览攻太祖（曹操）营，郃等闻淳于琼破，遂来降，（袁）绍众于是大溃。是则缘郃等降而后绍军坏也。至如此传，为绍军先溃，惧郭图之谮，然后归太祖，为参错不同矣。”至于为什么参错不同？《三国志集解》所引姜宸英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认为：“此必（张）郃家传自文其丑，故与《武纪》、《绍传》互异。”即是说，袁绍在官渡最后失败，是由于张郃的投降曹操，家传中有意识的回避了这一点。《三国志·魏志·荀攸传》同样说：“太祖（曹操）自将攻破之，尽斩（淳于）琼等。（袁）绍将张郃、高览烧攻橹降，绍遂弃军走。（张）郃之来，（曹）洪疑不敢受，攸谓洪曰：‘郃计不用，怒而来，君何疑？'乃受之。”这个问题，对了解官渡之战中袁绍为什么最后全军溃败，是重要的。至于张郃投降的动机，则是由于他和郭图之间的矛盾。张郃是河间鄚县人，河间属于冀州，在颍川集团的郭图看来，他是敌对的河北集团的成员。郭图的排斥和攻击张郃，是两个集团矛盾的反映。早在这个事件之前，郭图对于河北集团的沮授，也有过类似行动，并借此夺取沮授的军队，见《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河北集团的审配打击颍川集团的许攸，颍川集团的郭图打击河北集团的张郃，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许攸、张郃分别向曹操投降，最后使袁绍失败。当然，袁绍在官渡之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忽视这个主要的因素。

【披坚执锐】袁绍是如何覆灭的兼并冀州，是袁绍在河北地区扩张的起点，他的第二个目标是夺取幽州。占据幽州的公孙瓒，本来与袁绍交好，袁绍兼并冀州还得到过他的助力。界桥一战，袁绍消灭了公孙瓒的主力，后来公孙瓒困守易京，穷迫自杀，幽州也就置于袁绍统治之下。不久，他又据有并州和青州，成为当时割据势力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当袁绍雄据河北时，曹操也基本上统一了关东。一个要南下，一个要北上，当年同属一个政怡集团的老朋友，不得不以兵戎相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这次战争以袁绍的失败而告终。分析这次战争的很多，但是一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袁绍内部两个集团的矛盾和火并。许攸背叛和张郃投降，正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这是导致袁绍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说，许攸是追随袁绍到河北去的，两人关系很密切。颍川、南阳两郡邻近，同在现在的河南；因此，南阳的许攸和颍川的荀湛、辛评、郭图等人，当然属于同一集团。曹操谋士荀彧对许攸的评价是“贪而不治”，并预测当逢纪、审配在官渡之战中“留知后事”时，“若（许）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不纵，攸必为变”。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说：“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审配属于河北集团，对颍川集团许攸家族的处理，不能说完全是为公，因为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所说，审配的家族就是一个“藏匿罪人，为通逃主”的“豪强擅态”之家，同样是“不法”的，可能还超过许攸。因此，审配如此对付许枚一家，只能是两个集团矛盾的结果。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长期相持，“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在这个关键时刻，许攸背叛袁绍来归，对曹操取得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对此有较详的描述。首先，曹操听说许攸前来，就迫不及待地“跣出迎之”，并“抚掌笑日：‘子远，卿来，吾事济矣！"，可见曹操对许攸的重视（两人在洛阳时是朋友）。接着，许攸针对曹军的弱点，提出使曹军从被动变为主动的计策，他说，曹军“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fan)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曹操果然取得这一计策的胜利。《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注引《魏略》说："（袁）绍破走，（曹操）及后得冀州，（许）攸有功焉。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曹操）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说明曹操大破袁绍取得冀州，许攸所起作用的巨大，即是曹操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张郃的投降同样如此。《三国志·魏志·张郃传》说：“张郃字隽乂，河间郸人也。汉末应募讨黄巾，为军司马，属韩馥。馥败，以兵归袁绍。绍以都为校尉，使拒公孙瓒。瓒破，郃功多，迁宁国中郎将。太祖（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郭）图惭，又更谮郃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俱，乃归太祖。”这里所记载，在张郃投降曹操的时间上，与《武帝纪》和《袁绍传》不同，裴松之的注已指出这一点：“案《武纪》及《袁绍传》并云：袁绍使张郃、高览攻太祖（曹操）营，郃等闻淳于琼破，遂来降，（袁）绍众于是大溃。是则缘郃等降而后绍军坏也。至如此传，为绍军先溃，惧郭图之谮，然后归太祖，为参错不同矣。”至于为什么参错不同？《三国志集解》所引姜宸英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认为：“此必（张）郃家传自文其丑，故与《武纪》、《绍传》互异。”即是说，袁绍在官渡最后失败，是由于张郃的投降曹操，家传中有意识的回避了这一点。《三国志·魏志·荀攸传》同样说：“太祖（曹操）自将攻破之，尽斩（淳于）琼等。（袁）绍将张郃、高览烧攻橹降，绍遂弃军走。（张）郃之来，（曹）洪疑不敢受，攸谓洪曰：‘郃计不用，怒而来，君何疑？'乃受之。”这个问题，对了解官渡之战中袁绍为什么最后全军溃败，是重要的。至于张郃投降的动机，则是由于他和郭图之间的矛盾。张郃是河间鄚县人，河间属于冀州，在颍川集团的郭图看来，他是敌对的河北集团的成员。郭图的排斥和攻击张郃，是两个集团矛盾的反映。早在这个事件之前，郭图对于河北集团的沮授，也有过类似行动，并借此夺取沮授的军队，见《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河北集团的审配打击颍川集团的许攸，颍川集团的郭图打击河北集团的张郃，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许攸、张郃分别向曹操投降，最后使袁绍失败。当然，袁绍在官渡之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忽视这个主要的因素。

【深明大义】袁绍在冀州袁绍登上政治舞台后，在他的率领下消灭了宦官势力，但是，政权却落入凉州军事集团的董卓手中。他们之间矛盾的激化，是从废立问题上开始的。董卓准备废少帝立陈留王（即后来的献帝），作为世族高门代表的袁绍，以“废嫡立庶”为理由，坚决反对。争执当中，"（袁）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后汉书·袁绍传》）。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他所代表的是世族高门，但仍旧表现了他的游侠和豪杰的性格。董卓为巩固所掌握的政权，不得不与站在他对立面的游侠豪杰妥协。（《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说：“〔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说明董卓也兼有游侠身分，但他属于凉州集团，与关东集团是对立的。）因此，在他擢用的“群士”当中，就有吏部尚书周泌、侍中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伍琼、何颙是袁绍的“奔走之友”，如前所说，他们和袁绍一样，是当时的游侠。周泌一作周毖，《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周毖字仲远，武威人”，后为董卓所杀。至于郑泰，据《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注引张璠(fan)《汉纪》："（郑）泰字公业，少有才略，多谋计，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郑泰“家富于财”，与袁绍的另一“奔走之友”张邈相同，也应该是一名游侠之士。《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说：“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阴为（袁）绍，乃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购之急，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拜绍渤海太守，封邟乡侯。”说明袁绍投奔河北，取得渤海这样的地盘，虽然凭借“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以他的游侠身份，能够“收豪杰以聚徒众”，振臂一呼，使关东地区有脱离董卓统治的可能；同时，在京城洛阳，可以暗中为袁绍出力，迫使董卓给以渤海地盘的，不是四世三公的袁氏亲族如袁隗等人，也是伍琼、何颙、郑泰等游侠之士。在东汉末年的战乱时代里，即以汝南袁氏这样一个显赫的世族而论，风云人物不是身任三公的袁隗，而是作为游侠豪杰的袁绍。与董卓绝裂后，袁绍为什么要远奔河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袁）绍与公（曹操）共起兵，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日：‘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日：‘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日：‘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集解》引清代学者何焯说："（袁）绍见光武资河北以定海内，故图据之。”这个说法颇有见地。根据当时形势，袁绍占据河北以南争天下的策划，应该是富有远见的。从《武帝纪》看来，袁绍和曹操的这番对话，是在起兵讨伐董卓时，即是在袁绍已经到达河北之后。但是，袁绍占据河北的策划，决不是突然形成的。袁绍在洛阳的“奔走之友”,并与河北豪杰有联系、又随他偕赴河北的许攸，可能就是参与策划的主要人物之一。同时，在东汉末年，河北的冀州是一个富庶的地区。据《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当袁绍初到河北时，谋士逢纪就说过，“冀部强实”，后来高斡、荀湛也说，“冀州天下之重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说：“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袁绍传》也说：“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这应该是袁绍这个策划的一项重要根据。所有这些，说明与董卓绝裂之后，袁绍不投奔他处，而特意选中河北，绝不是偶然的，冀州的富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如前所说，随袁绍投奔河北的，有他的“奔走之友”许攸，此外，还有在洛阳“与同腹心”的逢纪。《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逢）纪字元图。初，（袁）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与共举事。”前引《后汉书·何进传》所说当时博征的“智谋之士”，除逢纪外，还有何颙和荀攸。，荀攸属于颍川荀氏，与袁绍没有密切的关系。至于何颙，如前所说，本来就是袁绍的“奔走之友”，与许攸相同，并同属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很有可能，逢纪与袁绍、何颙、许攸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史料中没有提到逢纪的籍贯，东汉初年的“逸民”逢萌，是北海都昌人（《后汉书·逸民传》），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九认为逢“姓出北海”,《集韵》等书也如此说，看来逢纪应该是北海人，是关东而不是河北的豪杰之士。袁绍在河北，有渤海作为根据地，有与“袁氏故吏”冀州牧韩馥的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且身边还有逢纪、许攸等人。从此，袁绍在河北开始站定了脚跟。

【披坚执锐】袁绍在冀州袁绍登上政治舞台后，在他的率领下消灭了宦官势力，但是，政权却落入凉州军事集团的董卓手中。他们之间矛盾的激化，是从废立问题上开始的。董卓准备废少帝立陈留王（即后来的献帝），作为世族高门代表的袁绍，以“废嫡立庶”为理由，坚决反对。争执当中，"（袁）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后汉书·袁绍传》）。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他所代表的是世族高门，但仍旧表现了他的游侠和豪杰的性格。董卓为巩固所掌握的政权，不得不与站在他对立面的游侠豪杰妥协。（《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说：“〔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说明董卓也兼有游侠身分，但他属于凉州集团，与关东集团是对立的。）因此，在他擢用的“群士”当中，就有吏部尚书周泌、侍中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伍琼、何颙是袁绍的“奔走之友”，如前所说，他们和袁绍一样，是当时的游侠。周泌一作周毖，《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周毖字仲远，武威人”，后为董卓所杀。至于郑泰，据《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注引张璠(fan)《汉纪》："（郑）泰字公业，少有才略，多谋计，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郑泰“家富于财”，与袁绍的另一“奔走之友”张邈相同，也应该是一名游侠之士。《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说：“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阴为（袁）绍，乃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购之急，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拜绍渤海太守，封邟乡侯。”说明袁绍投奔河北，取得渤海这样的地盘，虽然凭借“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以他的游侠身份，能够“收豪杰以聚徒众”，振臂一呼，使关东地区有脱离董卓统治的可能；同时，在京城洛阳，可以暗中为袁绍出力，迫使董卓给以渤海地盘的，不是四世三公的袁氏亲族如袁隗等人，也是伍琼、何颙、郑泰等游侠之士。在东汉末年的战乱时代里，即以汝南袁氏这样一个显赫的世族而论，风云人物不是身任三公的袁隗，而是作为游侠豪杰的袁绍。与董卓绝裂后，袁绍为什么要远奔河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袁）绍与公（曹操）共起兵，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日：‘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日：‘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日：‘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集解》引清代学者何焯说："（袁）绍见光武资河北以定海内，故图据之。”这个说法颇有见地。根据当时形势，袁绍占据河北以南争天下的策划，应该是富有远见的。从《武帝纪》看来，袁绍和曹操的这番对话，是在起兵讨伐董卓时，即是在袁绍已经到达河北之后。但是，袁绍占据河北的策划，决不是突然形成的。袁绍在洛阳的“奔走之友”,并与河北豪杰有联系、又随他偕赴河北的许攸，可能就是参与策划的主要人物之一。同时，在东汉末年，河北的冀州是一个富庶的地区。据《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当袁绍初到河北时，谋士逢纪就说过，“冀部强实”，后来高斡、荀湛也说，“冀州天下之重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说：“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袁绍传》也说：“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这应该是袁绍这个策划的一项重要根据。所有这些，说明与董卓绝裂之后，袁绍不投奔他处，而特意选中河北，绝不是偶然的，冀州的富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如前所说，随袁绍投奔河北的，有他的“奔走之友”许攸，此外，还有在洛阳“与同腹心”的逢纪。《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逢）纪字元图。初，（袁）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与共举事。”前引《后汉书·何进传》所说当时博征的“智谋之士”，除逢纪外，还有何颙和荀攸。，荀攸属于颍川荀氏，与袁绍没有密切的关系。至于何颙，如前所说，本来就是袁绍的“奔走之友”，与许攸相同，并同属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很有可能，逢纪与袁绍、何颙、许攸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史料中没有提到逢纪的籍贯，东汉初年的“逸民”逢萌，是北海都昌人（《后汉书·逸民传》），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九认为逢“姓出北海”,《集韵》等书也如此说，看来逢纪应该是北海人，是关东而不是河北的豪杰之士。袁绍在河北，有渤海作为根据地，有与“袁氏故吏”冀州牧韩馥的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且身边还有逢纪、许攸等人。从此，袁绍在河北开始站定了脚跟。

【雪夜短兵】丹阳成为孙策平定江东的根据地

【雪夜短兵】“精兵之地”与“丹阳兵”

【深明大义】“奉天子以令不臣” “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三国志·魏志·曹植传》注引《魏略》），这是曹操的老友丁冲给其书信中的一句话。从表面上看这并不露骨，实际上却是打着“匡佐”旗号，将当时的小皇帝汉献帝掌握在手里，控制东汉政权，说明这是曹操“平生”的既定策划。最早公开向曹操提出这种建议的是毛玠，他认为当前是战乱不已的时代，“兵义者胜”,最好的办法即是从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从陈寿的《三国志》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十分重视毛玠的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从割据者之一成为东汉政府的实权人物，对曹操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这里不否认毛玠曾作过这样的建议，曹操也曾“敬纳其言”。但如果说这个策划完全出自毛玠，为曹操所采纳，却远不是事实。只能这样认为，毛玠的建议符合了曹操’‘平生”的既定策划，并十分露骨地加以说明而已。其实，“奉天子以令不臣”，当东汉王朝摇摇欲坠之际，手握重兵的割据者萌发这种意图没有什么可以奇怪之处。曹操以前的董卓，以及继承董卓的李傕、郭汜即是如此，汉献帝是凉州军事集团的傀儡。与曹操同时的袁绍，其谋士沮授曾提出“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与毛玠的建议也相同。甚至企图建国江东的孙策，其谋士张紘亦曾向他建议“诛除群秽，匡辅汉室”(《三国志·魏志·孙策传》注引《吴历》)，尽管不像毛玠或沮授那样露骨，实际与“奉天子以令不臣”或“挟天子而令诸侯”相同，还是将汉献帝掌握在手，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削平其他割据者而已。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有的如董卓，虽曾“挟天子”，但终于失败。有的如袁绍，仅有建议而未能实现。其中成功者只有曹操一人，这不能不归结于曹操所具有的卓越政治才能。探索曹操如何运用其政治才能，将汉献帝夺取过来，有必要首先说明这时汉献帝掌握在谁手里，其力量如何，即曹操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本来是董卓废掉原来的小皇帝所立的，并将他从洛阳迁到长安，是董卓手中的傀儡。当董卓被杀之后，其大将李傕、郭汜等人攻进长安，“擅朝政”，汉献帝又落到他们手中，东汉政权继续为凉州军事集团所控制。曹操早在取得兖州之初，就曾与李傕、郭汜控制下的长安政府通使。《三国志·魏志·钟繇传》说：“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曹操）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黄门侍郎钟）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李）傕、（郭）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这次遣使是曹操在袁绍支持下取得兖州刺史职位，并以武力驱逐东汉政府所任命的刺史金尚之后，十分明显，这一行动表明曹操不承认李傕、郭汜所控制的东汉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什么遣使到长安？首先，曹操企图与李傕等人和解，目的在于他的兖州刺史一职需要得到正式承认，以便进一步跻身于东汉政府；其次则是，联络东汉政府的大臣，尤其是钟繇，当然还有老友丁冲在内，借以探听长安虚实，以及如何对付李傕等人的办法。曹操派遣的使者是他的心腹王必（《三国志·魏志·钟繇传》注引《世语》）。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所载曹操的“令”说：“领长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由此可见，曹操派遣王必出使长安，不但表明他重视与李傕等人的和解，而且很可能还交付王必以别的重大秘密使命。

【披坚执锐】“奉天子以令不臣” “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三国志·魏志·曹植传》注引《魏略》），这是曹操的老友丁冲给其书信中的一句话。从表面上看这并不露骨，实际上却是打着“匡佐”旗号，将当时的小皇帝汉献帝掌握在手里，控制东汉政权，说明这是曹操“平生”的既定策划。最早公开向曹操提出这种建议的是毛玠，他认为当前是战乱不已的时代，“兵义者胜”,最好的办法即是从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从陈寿的《三国志》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十分重视毛玠的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从割据者之一成为东汉政府的实权人物，对曹操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这里不否认毛玠曾作过这样的建议，曹操也曾“敬纳其言”。但如果说这个策划完全出自毛玠，为曹操所采纳，却远不是事实。只能这样认为，毛玠的建议符合了曹操’‘平生”的既定策划，并十分露骨地加以说明而已。其实，“奉天子以令不臣”，当东汉王朝摇摇欲坠之际，手握重兵的割据者萌发这种意图没有什么可以奇怪之处。曹操以前的董卓，以及继承董卓的李傕、郭汜即是如此，汉献帝是凉州军事集团的傀儡。与曹操同时的袁绍，其谋士沮授曾提出“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与毛玠的建议也相同。甚至企图建国江东的孙策，其谋士张紘亦曾向他建议“诛除群秽，匡辅汉室”(《三国志·魏志·孙策传》注引《吴历》)，尽管不像毛玠或沮授那样露骨，实际与“奉天子以令不臣”或“挟天子而令诸侯”相同，还是将汉献帝掌握在手，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削平其他割据者而已。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有的如董卓，虽曾“挟天子”，但终于失败。有的如袁绍，仅有建议而未能实现。其中成功者只有曹操一人，这不能不归结于曹操所具有的卓越政治才能。探索曹操如何运用其政治才能，将汉献帝夺取过来，有必要首先说明这时汉献帝掌握在谁手里，其力量如何，即曹操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本来是董卓废掉原来的小皇帝所立的，并将他从洛阳迁到长安，是董卓手中的傀儡。当董卓被杀之后，其大将李傕、郭汜等人攻进长安，“擅朝政”，汉献帝又落到他们手中，东汉政权继续为凉州军事集团所控制。曹操早在取得兖州之初，就曾与李傕、郭汜控制下的长安政府通使。《三国志·魏志·钟繇传》说：“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曹操）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黄门侍郎钟）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李）傕、（郭）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这次遣使是曹操在袁绍支持下取得兖州刺史职位，并以武力驱逐东汉政府所任命的刺史金尚之后，十分明显，这一行动表明曹操不承认李傕、郭汜所控制的东汉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什么遣使到长安？首先，曹操企图与李傕等人和解，目的在于他的兖州刺史一职需要得到正式承认，以便进一步跻身于东汉政府；其次则是，联络东汉政府的大臣，尤其是钟繇，当然还有老友丁冲在内，借以探听长安虚实，以及如何对付李傕等人的办法。曹操派遣的使者是他的心腹王必（《三国志·魏志·钟繇传》注引《世语》）。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所载曹操的“令”说：“领长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由此可见，曹操派遣王必出使长安，不但表明他重视与李傕等人的和解，而且很可能还交付王必以别的重大秘密使命。

【深明大义】曹操再次保卫兖州的战争董卓控制东汉政府的大权之后，曹操逃离洛阳来到陈留，主要是寻求当时在这里任太守的张邈的支持。“太祖（曹操）、袁绍皆与（张）邈友”，说明张邈不但是曹操的朋友，也是袁绍的朋友，并同属于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袁绍、张邈之间出现了矛盾。《三国志·魏志·张邈传》说：“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张）邈正议责绍。绍使太祖（曹操）杀邈，太祖不听，责绍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遂知之，益德太祖。”曹操没有听从袁绍，保护张邈。但是，当曹操据有兖州之后，与张邈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即张邈深恐曹操在袁绍的支持下从自己手里夺走陈留，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张邈的“心不自安”，从当时形势来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曹操任兖州刺史，一部分兖州豪族是不满的，仅是屈从于袁绍的强大军事压力，张邈同样如此。为了与曹操、袁绍对抗，张邈必须寻求有力的支援。他所选中的，是既拥有一定武装，又是兖州豪族代表人物的王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说："（王）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会（何）进败，匡还州里。起家，拜河内太守。”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与王匡同属游侠之士。在京师洛阳时，两人应该就是朋友。讨伐董卓的战争中，王匡曾以河内太守率所部“泰山兵”参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谢承《后汉书》说："（王匡）其年为（董）卓军所败，走还泰山，收集劲勇得数干人，欲与张邈合。”泰山是兖州属郡之一，王匡所率泰山劲旅一旦与张邈联合，对曹操来说，这是腹心之患，将成为安定兖州的严重威胁。在对策上，曹操利用了与王匡有宿怨的当地另一豪族势力，即胡母班家族。《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汉末名士录》说："（胡母）班字季皮，太山人，少与山阳度尚、东平张邈等八人并轻财赴义，振济人士，世谓之‘八厨’。”所谓“轻财赴义，振济人士”，与张邈的“振穷救急”、王匡的“轻财好施”相同，属于“游侠”行为的一种表现，说明胡母班也是一名游侠之士。在反董卓战争中，胡母班为王匡所杀，对其家族来说，王匡是属于“不胜愤怒”的仇家，张邈联结王匡，也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兖州豪族集团内部的这种矛盾，很自然的为曹操所利用。他与胡母班家族“并势”，不但攻杀了王匡，也打击了张邈，终于解除了王、张联合这个心腹之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谢承《后汉书》）。除张邈、王匡外，向曹操挑战的，还有前九江太守边让。《太平御览》卷二一三引《典略》说：“边让字文礼，陈留人。将军何进闻其名，欲以礼辟，恐不肯来，乃托以军事召之。到署令史，（何）进以礼见之。（边）让占对闲叙，声气如流，其时坐席宾客有百数，皆高慕之。”说明边让既是当时名士，在京师洛阳时得到何进的敬重；陈留是兖州属郡，边让又应该是兖州士族的代表人物。《后汉书·边让传》说：“初平中，王室大乱（边）让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说：“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曹操），太祖杀让，族其家。”王匡、边让之死，对反对曹操的兖州豪族是一个信号，他们不是完全屈服，就是联合起来反对曹操的统治，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在兖州，等待曹操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风暴。

【披坚执锐】曹操再次保卫兖州的战争董卓控制东汉政府的大权之后，曹操逃离洛阳来到陈留，主要是寻求当时在这里任太守的张邈的支持。“太祖（曹操）、袁绍皆与（张）邈友”，说明张邈不但是曹操的朋友，也是袁绍的朋友，并同属于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袁绍、张邈之间出现了矛盾。《三国志·魏志·张邈传》说：“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张）邈正议责绍。绍使太祖（曹操）杀邈，太祖不听，责绍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遂知之，益德太祖。”曹操没有听从袁绍，保护张邈。但是，当曹操据有兖州之后，与张邈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即张邈深恐曹操在袁绍的支持下从自己手里夺走陈留，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张邈的“心不自安”，从当时形势来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曹操任兖州刺史，一部分兖州豪族是不满的，仅是屈从于袁绍的强大军事压力，张邈同样如此。为了与曹操、袁绍对抗，张邈必须寻求有力的支援。他所选中的，是既拥有一定武装，又是兖州豪族代表人物的王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说："（王）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会（何）进败，匡还州里。起家，拜河内太守。”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与王匡同属游侠之士。在京师洛阳时，两人应该就是朋友。讨伐董卓的战争中，王匡曾以河内太守率所部“泰山兵”参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谢承《后汉书》说："（王匡）其年为（董）卓军所败，走还泰山，收集劲勇得数干人，欲与张邈合。”泰山是兖州属郡之一，王匡所率泰山劲旅一旦与张邈联合，对曹操来说，这是腹心之患，将成为安定兖州的严重威胁。在对策上，曹操利用了与王匡有宿怨的当地另一豪族势力，即胡母班家族。《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汉末名士录》说："（胡母）班字季皮，太山人，少与山阳度尚、东平张邈等八人并轻财赴义，振济人士，世谓之‘八厨’。”所谓“轻财赴义，振济人士”，与张邈的“振穷救急”、王匡的“轻财好施”相同，属于“游侠”行为的一种表现，说明胡母班也是一名游侠之士。在反董卓战争中，胡母班为王匡所杀，对其家族来说，王匡是属于“不胜愤怒”的仇家，张邈联结王匡，也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兖州豪族集团内部的这种矛盾，很自然的为曹操所利用。他与胡母班家族“并势”，不但攻杀了王匡，也打击了张邈，终于解除了王、张联合这个心腹之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谢承《后汉书》）。除张邈、王匡外，向曹操挑战的，还有前九江太守边让。《太平御览》卷二一三引《典略》说：“边让字文礼，陈留人。将军何进闻其名，欲以礼辟，恐不肯来，乃托以军事召之。到署令史，（何）进以礼见之。（边）让占对闲叙，声气如流，其时坐席宾客有百数，皆高慕之。”说明边让既是当时名士，在京师洛阳时得到何进的敬重；陈留是兖州属郡，边让又应该是兖州士族的代表人物。《后汉书·边让传》说：“初平中，王室大乱（边）让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说：“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曹操），太祖杀让，族其家。”王匡、边让之死，对反对曹操的兖州豪族是一个信号，他们不是完全屈服，就是联合起来反对曹操的统治，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在兖州，等待曹操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风暴。

【深明大义】曹操再次保卫兖州的战争在军事上，兖州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曹操既然能觉察到，其他的割据者有的也是觉察到的。这时，袁绍以河北的冀州为根据地，其主要对手公孙瓒则以幽州为根据地，彼此争夺河北地区，此外，他们也插手河南。早在曹操据有兖州之前，袁绍、公孙瓒两人就各自企图夺取兖州。《三国志·魏志·程昱传》说：“是时（初平中）,（兖州刺史刘）岱与袁绍、公孙瓒和亲，绍令妻子居岱所，瓒亦遣从事范方将骑助岱。后绍与瓒有隙，瓒击破绍军，乃遣使语（刘）岱，令遣绍妻子，使与绍绝。别敕范方：‘若岱不遣绍家，将骑还。吾定绍，将加兵于岱。”'"（刘岱从程昱计与公孙瓒绝）范方将其骑归，未至，瓒大为绍所破。”这里所说的公孙瓒大为袁绍所破．指的是界桥之战，说明公孙瓒很早就曾派遣幽州骑兵驻扎兖州，企图伺机占据其地。袁绍不惜以妻子为人质，以支持曹操，目的也是企图控制兖州。《后汉书·公孙瓒传》说："（公孙）瓒乃自署其将帅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县守令，与（袁）绍大战于界桥。”《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也说："（公孙瓒）进军界桥，以严纲为冀州，田楷为青州，单经为兖州，置诸郡县。”这也说明，界桥之战时，公孙瓒不仅企图消灭袁绍，占据冀、青两州，而且企图加兵刘岱，同时夺取兖州。因此，公孙瓒所任命的刺史，除冀、青两州，兖州刺史单经就是准备取代刘岱的。除公孙瓒外，南阳的割据者袁术也在窥伺兖州。袁术是袁绍的从弟，长期以来，两人处于敌对的地位。《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吕）布初入徐州，书与袁术，术报书曰：‘……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将军破兖州，（袁）术复明目于遐迩，其功二也。”’同传注又引《典略》说："（金）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与同郡韦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号为‘三休’。尚，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而太祖（曹操）已临兖州，（金）尚南依袁术。”这里，涉及了三个间题：第一，金尚为兖州刺史，是出于东汉政府的任命，还是袁术所派遣？第二，袁术为什么要“将（率领）金元休向兖州”,目的何在？第三，袁术“甫诣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进走，几至灭亡”，是指的哪一次战争？这里需要作某些必要的探讨。对第一个问题，讨伐董卓的战争开始后，参加这次战争的关东州牧郡守，当然不再承认在凉州军事集团控制下的东汉政府（包括董卓所立的汉献帝在内）；同样，凉州军事集团也不再承认这些牧守的合法职位。兖州刺史刘岱是参加反董卓战争的牧守之一，金尚在东汉政府任命下前赴兖州，代替刘岱为刺史，这是符合逻辑的。见于记载的，东汉政府还任命过壶寿为冀州牧。《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袁绍）斩（于）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因此，金尚只是在前赴兖州途中，为袁术所控制，而不是出于袁术的任命。如果说，这个问题可以如此理解，那末第二个间题就容易解决了。袁术得到金尚这张牌，当然要立即加以运用。这时，曹操已在袁绍支持下占据兖州，袁术“将金元休向兖州”，是企图以武力支持金尚接任，打击袁绍、曹操，并借以扩大自己的地盘。至于第三个问题，这里有必要多加说明。对东汉政府所任命的兖州刺史，曹操当然不会承认，当袁术率军抵达陈留郡的封丘县时，即遭到迎头痛击，以致“流离进走，几至灭亡”。袁术在答吕布信中，回忆这次战争时，还心有余悸或心有余痛，可以看出失败的惨重。这次袁术、曹操争夺兖州的封丘之战，是否还见于其他记载呢？应该说这是有的，只是后来为《三国志》作注者没有注意而已。记载这次封丘之战较为详细的，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初平四年）,（袁）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转夫罗等佐之。（袁）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曹操）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袁）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未合，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走宁陵，又追之，走九江。”其次是《袁术传》："（袁术）引军入陈留，太祖（曹操）与（袁）绍合击，大破术军，术以余众奔九江。”这两条记载所叙述的是同一次战争。前条对战争的描述特别详细，突出袁术节节败退，逃奔到九江的狼狈情况；后条虽然较前条简略，但有一点却是前条所没有的，即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是出于“太祖（曹操）与（袁）绍合击”。由于前条系《武帝纪》，当时史官们为了突出曹操的战绩，从而有意识的将袁绍“合击”这一事实加以隐讳，《三国志》所据的史源中，这种事例是较多的。如果以《英雄记》所载的袁术答吕布书，与《武帝纪》、《袁术传》对比，不难看出，所叙述的显然是同一次战争。从此，东汉政府所任命的那个兖州刺史金尚，也就依附袁术，最后为袁术所害。

【披坚执锐】曹操再次保卫兖州的战争在军事上，兖州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曹操既然能觉察到，其他的割据者有的也是觉察到的。这时，袁绍以河北的冀州为根据地，其主要对手公孙瓒则以幽州为根据地，彼此争夺河北地区，此外，他们也插手河南。早在曹操据有兖州之前，袁绍、公孙瓒两人就各自企图夺取兖州。《三国志·魏志·程昱传》说：“是时（初平中）,（兖州刺史刘）岱与袁绍、公孙瓒和亲，绍令妻子居岱所，瓒亦遣从事范方将骑助岱。后绍与瓒有隙，瓒击破绍军，乃遣使语（刘）岱，令遣绍妻子，使与绍绝。别敕范方：‘若岱不遣绍家，将骑还。吾定绍，将加兵于岱。”'"（刘岱从程昱计与公孙瓒绝）范方将其骑归，未至，瓒大为绍所破。”这里所说的公孙瓒大为袁绍所破．指的是界桥之战，说明公孙瓒很早就曾派遣幽州骑兵驻扎兖州，企图伺机占据其地。袁绍不惜以妻子为人质，以支持曹操，目的也是企图控制兖州。《后汉书·公孙瓒传》说："（公孙）瓒乃自署其将帅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县守令，与（袁）绍大战于界桥。”《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也说："（公孙瓒）进军界桥，以严纲为冀州，田楷为青州，单经为兖州，置诸郡县。”这也说明，界桥之战时，公孙瓒不仅企图消灭袁绍，占据冀、青两州，而且企图加兵刘岱，同时夺取兖州。因此，公孙瓒所任命的刺史，除冀、青两州，兖州刺史单经就是准备取代刘岱的。除公孙瓒外，南阳的割据者袁术也在窥伺兖州。袁术是袁绍的从弟，长期以来，两人处于敌对的地位。《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吕）布初入徐州，书与袁术，术报书曰：‘……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将军破兖州，（袁）术复明目于遐迩，其功二也。”’同传注又引《典略》说："（金）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与同郡韦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号为‘三休’。尚，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而太祖（曹操）已临兖州，（金）尚南依袁术。”这里，涉及了三个间题：第一，金尚为兖州刺史，是出于东汉政府的任命，还是袁术所派遣？第二，袁术为什么要“将（率领）金元休向兖州”,目的何在？第三，袁术“甫诣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进走，几至灭亡”，是指的哪一次战争？这里需要作某些必要的探讨。对第一个问题，讨伐董卓的战争开始后，参加这次战争的关东州牧郡守，当然不再承认在凉州军事集团控制下的东汉政府（包括董卓所立的汉献帝在内）；同样，凉州军事集团也不再承认这些牧守的合法职位。兖州刺史刘岱是参加反董卓战争的牧守之一，金尚在东汉政府任命下前赴兖州，代替刘岱为刺史，这是符合逻辑的。见于记载的，东汉政府还任命过壶寿为冀州牧。《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袁绍）斩（于）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因此，金尚只是在前赴兖州途中，为袁术所控制，而不是出于袁术的任命。如果说，这个问题可以如此理解，那末第二个间题就容易解决了。袁术得到金尚这张牌，当然要立即加以运用。这时，曹操已在袁绍支持下占据兖州，袁术“将金元休向兖州”，是企图以武力支持金尚接任，打击袁绍、曹操，并借以扩大自己的地盘。至于第三个问题，这里有必要多加说明。对东汉政府所任命的兖州刺史，曹操当然不会承认，当袁术率军抵达陈留郡的封丘县时，即遭到迎头痛击，以致“流离进走，几至灭亡”。袁术在答吕布信中，回忆这次战争时，还心有余悸或心有余痛，可以看出失败的惨重。这次袁术、曹操争夺兖州的封丘之战，是否还见于其他记载呢？应该说这是有的，只是后来为《三国志》作注者没有注意而已。记载这次封丘之战较为详细的，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初平四年）,（袁）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转夫罗等佐之。（袁）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曹操）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袁）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未合，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走宁陵，又追之，走九江。”其次是《袁术传》："（袁术）引军入陈留，太祖（曹操）与（袁）绍合击，大破术军，术以余众奔九江。”这两条记载所叙述的是同一次战争。前条对战争的描述特别详细，突出袁术节节败退，逃奔到九江的狼狈情况；后条虽然较前条简略，但有一点却是前条所没有的，即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是出于“太祖（曹操）与（袁）绍合击”。由于前条系《武帝纪》，当时史官们为了突出曹操的战绩，从而有意识的将袁绍“合击”这一事实加以隐讳，《三国志》所据的史源中，这种事例是较多的。如果以《英雄记》所载的袁术答吕布书，与《武帝纪》、《袁术传》对比，不难看出，所叙述的显然是同一次战争。从此，东汉政府所任命的那个兖州刺史金尚，也就依附袁术，最后为袁术所害。

【深明大义】涂秀虹：论《三国志》在三国题材艺术中的肇始之功摘要：《三国志》具有并列三国的外结构和俯瞰形势的内结构，其对人谋的推重，对历史人物多元复合性格以及精神气质的表现，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深沉地规范着此后三国历史的叙述，为此后三国题材的文学艺术奠定了基本的人物谱系和历史情景。关键词：三国志；结构；智谋；人物谱系；历史情景中图分类号：Ｉ０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　２００４　０４－００８０－０４作者简介：涂秀虹（１９６９－），福建长汀人，文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 陈寿《三国志》有着很高的史学地位，在廿四史中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最为世人所推重。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赞曰：“惟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　１　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观念与叙事艺术对后来三国题材的文学艺术影响极大。一、结构：并列三国与把握形势《三国志》的重要创造意义首先在于它的结构。“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的隐义之所在。他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说，结构是极有哲学意味的构成，甚至可以说，极有创造性的结构是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的。”２陈寿《三国志》最具深意的结构在于并列魏、蜀、吴三国，名之为《魏书》、《蜀书》、《吴书》，总其名为《三国志》。这一结构隐含了陈寿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与思考。陈寿之前的史著有纪传体、编年体，有通史、断代史，有国别史。当三国之时，有各国各记其事的史书，包括杂传。三国之后，陈寿的同时代作史者，因晋禅魏而来，因而眼中只有魏，以魏为正统。陈寿作《三国志》时所依据的各国史书有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典略》，在陈寿之后有孙盛《魏氏春秋》、王隐《晋书》、环济《吴纪》、张勃《吴录》、王崇《蜀书》、习凿齿《汉晋春秋》、王隐《蜀记》、皇甫谥《帝王世纪》、常璩《华阳国志》等，而陈寿却“迥拔乎流俗之表”，“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　３，独创出融国别与纪传、断代为一体的新体例。这除了历史的独特见解与著述的独创思维之外，尤其还需要敢于正视历史、不畏当权的过人胆识。对于陈寿列魏主为“纪”，于蜀汉、孙吴之主则列“传”，后之论者多所诟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论较为允当：“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其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４　每一种观念倾向都有其历史选择、民心向背、社会心理的具体内在的原因。从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只有陈寿并列魏、蜀、吴正其名为“三国”，才可能有后来的东晋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才可能有后来平话戏曲小说中的尊蜀贬魏，这是史学与艺术思维前进的必不可少的每一环。并列魏、蜀、吴名之为“三国”，这是《三国志》的外结构。而以历史形势的变化为线索，把握三国时期历史存在的本质特征，则是《三国志》的内结构。　　

【披坚执锐】涂秀虹：论《三国志》在三国题材艺术中的肇始之功摘要：《三国志》具有并列三国的外结构和俯瞰形势的内结构，其对人谋的推重，对历史人物多元复合性格以及精神气质的表现，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深沉地规范着此后三国历史的叙述，为此后三国题材的文学艺术奠定了基本的人物谱系和历史情景。关键词：三国志；结构；智谋；人物谱系；历史情景中图分类号：Ｉ０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　２００４　０４－００８０－０４作者简介：涂秀虹（１９６９－），福建长汀人，文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 陈寿《三国志》有着很高的史学地位，在廿四史中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最为世人所推重。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赞曰：“惟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　１　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观念与叙事艺术对后来三国题材的文学艺术影响极大。一、结构：并列三国与把握形势《三国志》的重要创造意义首先在于它的结构。“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的隐义之所在。他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说，结构是极有哲学意味的构成，甚至可以说，极有创造性的结构是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的。”２陈寿《三国志》最具深意的结构在于并列魏、蜀、吴三国，名之为《魏书》、《蜀书》、《吴书》，总其名为《三国志》。这一结构隐含了陈寿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与思考。陈寿之前的史著有纪传体、编年体，有通史、断代史，有国别史。当三国之时，有各国各记其事的史书，包括杂传。三国之后，陈寿的同时代作史者，因晋禅魏而来，因而眼中只有魏，以魏为正统。陈寿作《三国志》时所依据的各国史书有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典略》，在陈寿之后有孙盛《魏氏春秋》、王隐《晋书》、环济《吴纪》、张勃《吴录》、王崇《蜀书》、习凿齿《汉晋春秋》、王隐《蜀记》、皇甫谥《帝王世纪》、常璩《华阳国志》等，而陈寿却“迥拔乎流俗之表”，“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　３，独创出融国别与纪传、断代为一体的新体例。这除了历史的独特见解与著述的独创思维之外，尤其还需要敢于正视历史、不畏当权的过人胆识。对于陈寿列魏主为“纪”，于蜀汉、孙吴之主则列“传”，后之论者多所诟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论较为允当：“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其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４　每一种观念倾向都有其历史选择、民心向背、社会心理的具体内在的原因。从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只有陈寿并列魏、蜀、吴正其名为“三国”，才可能有后来的东晋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才可能有后来平话戏曲小说中的尊蜀贬魏，这是史学与艺术思维前进的必不可少的每一环。并列魏、蜀、吴名之为“三国”，这是《三国志》的外结构。而以历史形势的变化为线索，把握三国时期历史存在的本质特征，则是《三国志》的内结构。　　

【深明大义】详说刘备在徐州的经历说说刘备在徐州的事情，今天看书，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赶紧记录下来。汉献帝初平4年（公元193年），曹操以报父仇的名义进攻陶谦的徐州。陶谦向公孙瓒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时在公孙瓒手下担任平原国相的刘备与田楷一同前去营救。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田豫等部下，带着1000多的汉族步兵，以及在公孙瓒处担任别部司马时获得的一些乌桓骑兵，向陶谦报到。陶谦看到刘备时非常高兴，给了刘备自己最亲近的家乡的4000名丹阳兵。刘备随即脱离田楷，到了陶谦帐下效力。陶谦和刘备死守徐州刺史部所在的东海郡郯县，曹操因为缺粮，被迫退军。在曹操退军后，陶谦向李傕、郭汜把持的长安朝廷上了一道表，举荐刘备担任豫州刺史。李傕、郭汜为了向陶谦表示好感，立即批准了这次举荐。刘备因此带着他的部队前往豫州沛国的沛县，作为自己豫州刺史的治所。刘备的豫州刺史从初平4年（公元193年）一直做到兴平元年（公元194年）10月，到陶谦病死时为止。因为他之后得到糜竺、陈登、孔融等人的拥戴，接替陶谦担任了徐州牧一职。刘备在豫州的工作刘备的豫州刺史得到长安朝廷的承认，是名副其实的，并且拥有实权。在豫州的1年多时间里面，刘备和豫州人士颇有结交，他聘请颍川郡许县人陈群担任自己的助手兼顾问，这个陈群就是后来向曹魏提出著名的《九品中正法》的那位，他的儿子陈泰后来长期和蜀汉大将军姜维作战。与此同时，刘备还推举了豫州陈郡人袁涣为本州的茂才，和袁涣一同被刘备推举的还有袁绍的儿子、豫州汝南郡的袁谭。后来因为宫廷桃色事件，被后主刘禅杀掉的刘琰，是豫州鲁国人，此时被刘备用为自己刺史部的分部主管。而未来的永安都督陈到，则是豫州汝南郡人，这个时候也被刘备选拔进入军队。从行政角度上来看，刘备在这1年多的确是真正的豫州刺史，拥有最高的行政权，但刘备是否同时拥有最高的军事决定权，还是一个疑问。而且此时的刘备依然是陶谦的附庸。刘备的豫州刺史治所不在规定的沛国谯郡，而在沛国沛县，原因只有一个，沛县紧邻徐州的东海郡和彭城郡，实际上是陶谦的军事势力范围，而谯郡离曹操所在的兖州很近，刘备很难在那里立足。此外，沛县在兖州和徐州之间，成为了陶谦事实上的前哨。有大材的田豫在刘备刚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不久，就要求离去，因为刘备已经不准备再回幽州，而田豫十分恋家。原本田豫打算为刘备效命一生，却因为思乡告别，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后来田豫为曹操所用。刘备接替陶谦陶谦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10月病故，他死前的遗言是，让刘备接管徐州。有人怀疑这是刘备和糜竺等人串通后，篡改了陶谦的遗嘱。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被世人称为孤傲的陈登、孔融等人，都间接的证实了陶谦的遗嘱就是让刘备接管徐州，而且陶谦的2个儿子，陶商和陶应，都没有做官，这可能是陶谦的保家之法。其实在刘备做豫州刺史，到接任陶谦的徐州牧之间，还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天，来到东海郡郯县帮助陶谦抵御曹操的第2次进攻。和刘备一同作战的还有陶谦手下的将官曹豹，刘备与曹豹一起在郯县城东和曹操决战，结果惨败而归。这一仗让陶谦丧失信心，已经决定逃回老将扬州丹阳，但因为曹操因为吕布袭取兖州，被迫退军，徐州之围才得解脱。刘备在决定是否接受徐州牧时，曾经有过一番思想斗争。陈群劝刘备别去，因为其时袁术身在淮南，必定向东争夺徐州地。陈群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此时袁术已经在用兵掠取江东地盘。随后陈群向刘备指出，假如他到徐州之南和袁术作战，那么身在兖州的吕布很可能进行偷袭。刘备起初采纳陈群的话，拒绝了陶谦的遗嘱。但陈登向刘备表示，徐州户口百万，颇有钱粮，是成大事的地方。孔融又说，徐州军队不下10万，要干大事，就该来这里。本就不平凡的刘备，终于决定前往徐州。刘备在整个兴平2年（公元195年）都是平静的度过，他获得了徐州的军政大权，是真正的徐州牧，这与之前的豫州刺史又有不同。但是徐州之人对这位客将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欢迎，刘备在聘用徐州名士中，仅有孙乾留名。而此时陈群因为刘备不用其言，虽然和刘备一起到了徐州，但不久就离开了刘备，去广陵投靠自己的父亲陈纪。

【披坚执锐】详说刘备在徐州的经历说说刘备在徐州的事情，今天看书，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赶紧记录下来。汉献帝初平4年（公元193年），曹操以报父仇的名义进攻陶谦的徐州。陶谦向公孙瓒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时在公孙瓒手下担任平原国相的刘备与田楷一同前去营救。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田豫等部下，带着1000多的汉族步兵，以及在公孙瓒处担任别部司马时获得的一些乌桓骑兵，向陶谦报到。陶谦看到刘备时非常高兴，给了刘备自己最亲近的家乡的4000名丹阳兵。刘备随即脱离田楷，到了陶谦帐下效力。陶谦和刘备死守徐州刺史部所在的东海郡郯县，曹操因为缺粮，被迫退军。在曹操退军后，陶谦向李傕、郭汜把持的长安朝廷上了一道表，举荐刘备担任豫州刺史。李傕、郭汜为了向陶谦表示好感，立即批准了这次举荐。刘备因此带着他的部队前往豫州沛国的沛县，作为自己豫州刺史的治所。刘备的豫州刺史从初平4年（公元193年）一直做到兴平元年（公元194年）10月，到陶谦病死时为止。因为他之后得到糜竺、陈登、孔融等人的拥戴，接替陶谦担任了徐州牧一职。刘备在豫州的工作刘备的豫州刺史得到长安朝廷的承认，是名副其实的，并且拥有实权。在豫州的1年多时间里面，刘备和豫州人士颇有结交，他聘请颍川郡许县人陈群担任自己的助手兼顾问，这个陈群就是后来向曹魏提出著名的《九品中正法》的那位，他的儿子陈泰后来长期和蜀汉大将军姜维作战。与此同时，刘备还推举了豫州陈郡人袁涣为本州的茂才，和袁涣一同被刘备推举的还有袁绍的儿子、豫州汝南郡的袁谭。后来因为宫廷桃色事件，被后主刘禅杀掉的刘琰，是豫州鲁国人，此时被刘备用为自己刺史部的分部主管。而未来的永安都督陈到，则是豫州汝南郡人，这个时候也被刘备选拔进入军队。从行政角度上来看，刘备在这1年多的确是真正的豫州刺史，拥有最高的行政权，但刘备是否同时拥有最高的军事决定权，还是一个疑问。而且此时的刘备依然是陶谦的附庸。刘备的豫州刺史治所不在规定的沛国谯郡，而在沛国沛县，原因只有一个，沛县紧邻徐州的东海郡和彭城郡，实际上是陶谦的军事势力范围，而谯郡离曹操所在的兖州很近，刘备很难在那里立足。此外，沛县在兖州和徐州之间，成为了陶谦事实上的前哨。有大材的田豫在刘备刚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不久，就要求离去，因为刘备已经不准备再回幽州，而田豫十分恋家。原本田豫打算为刘备效命一生，却因为思乡告别，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后来田豫为曹操所用。刘备接替陶谦陶谦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10月病故，他死前的遗言是，让刘备接管徐州。有人怀疑这是刘备和糜竺等人串通后，篡改了陶谦的遗嘱。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被世人称为孤傲的陈登、孔融等人，都间接的证实了陶谦的遗嘱就是让刘备接管徐州，而且陶谦的2个儿子，陶商和陶应，都没有做官，这可能是陶谦的保家之法。其实在刘备做豫州刺史，到接任陶谦的徐州牧之间，还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天，来到东海郡郯县帮助陶谦抵御曹操的第2次进攻。和刘备一同作战的还有陶谦手下的将官曹豹，刘备与曹豹一起在郯县城东和曹操决战，结果惨败而归。这一仗让陶谦丧失信心，已经决定逃回老将扬州丹阳，但因为曹操因为吕布袭取兖州，被迫退军，徐州之围才得解脱。刘备在决定是否接受徐州牧时，曾经有过一番思想斗争。陈群劝刘备别去，因为其时袁术身在淮南，必定向东争夺徐州地。陈群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此时袁术已经在用兵掠取江东地盘。随后陈群向刘备指出，假如他到徐州之南和袁术作战，那么身在兖州的吕布很可能进行偷袭。刘备起初采纳陈群的话，拒绝了陶谦的遗嘱。但陈登向刘备表示，徐州户口百万，颇有钱粮，是成大事的地方。孔融又说，徐州军队不下10万，要干大事，就该来这里。本就不平凡的刘备，终于决定前往徐州。刘备在整个兴平2年（公元195年）都是平静的度过，他获得了徐州的军政大权，是真正的徐州牧，这与之前的豫州刺史又有不同。但是徐州之人对这位客将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欢迎，刘备在聘用徐州名士中，仅有孙乾留名。而此时陈群因为刘备不用其言，虽然和刘备一起到了徐州，但不久就离开了刘备，去广陵投靠自己的父亲陈纪。

【深明大义】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三国演义》的一段… ——从史书到小说：事实的叙述与事实的构造晚树历史小说和历史，好像一张面孔的两种表情。历史是严肃的，却有可能在正言厉色下面潜藏着陷阱；而历史小说那带着笑的轻松神态，也未免不能传递出一种真实。之所以这样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的难以确定性。自现代史学的变革以来，“历史”一词似乎注定了要徘徊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它一方面由客观的存在演化而成，是一种（至少曾经）客观存在过的主体；但另一方面，作为人们描述中的历史和历史学之中的历史，它又具有间接性和主观性。在讨论史实对历史小说的影响之前，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所谓的“史实”，有可能已经是渗透了权力而远离真实的话语。　　这一问题在三国的历史中倍加鲜明。不同的史书可能记载下相似的事实，然而价值判断却可能完全相异。《后汉书》于三国前期史实多录《三国志》，然而各自判断却迥然不同，比如下文所列，对于两次“谋反”的记录：《三国志》　　《后汉书》　　《武帝纪》：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1]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2] 　　《先主传》：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3] 　　《孝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4] 　　《董卓传》：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5] 《武帝纪》：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6] 　　《孝献帝纪》：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7] 在这里，造成二者价值判断的根本区别，便是以汉为正统还是以魏为正统。《后汉书》以汉为正统，自然无可置疑；然而《三国志》所贯彻的各为正统而尊魏的策略，却不能不说含有一定的内在矛盾，比如在《武帝纪》中，对汉献帝的衣带诏只字不提，反而在《先主传》中重提。也就是说，在其叙述的过程中，为了强调魏的正统性而忽略了汉的正统性，以隐匿衣带诏这一事实而使董承的“伏诛”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而“春秋书法”的运用，更是在字里行间昭示着价值的取向。自然，价值取向不等于史实，但是价值取向必然影响史实的取舍乃至叙述。晋代之后，为了确立晋的正统地位，长期以来便把魏作为正统；直到宋朝理学勃兴，才开始重新树立蜀汉的正统位置。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其一》[8]曰：　　东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纲。西园植奸秽，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时起陆梁。当涂转凶悖，炎精遂无光。桓桓左将军，仗钺西南疆。伏龙一奋跃，凤雏亦飞翔。祀汉配彼天，出师惊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图不偏昌。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世无鲁连子，千载徒悲伤。　　可以想见，当时对于蜀汉正统的强调，无疑和南宋政权的偏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的感叹，与其说是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不如说是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曹魏正统论建立在“占有中原”的基础之上，按此推理，则会威胁到南宋政权的正统性。而曹魏作为“篡位者”的事实，在宋朝这个弘扬正统儒家思想的时代，也必然遭到贬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曹操为“久蓄不臣之心”，朱熹并在《资治通鉴纲目》中采用蜀国纪年。这一系列的举动，可以说没有改变事实；但是不可否认叙述的方法已经变化了。这是由于观念的变化而引起，也必然导致更为剧烈的观念变化。　　在讨论历史之后，让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题——《三国演义》。对于历史叙述真实性的讨论对于主题而言似乎有过于繁冗之嫌，但却是我讨论《三国演义》与史实的关系的前提。我不想简单地讨论《三国演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偏离了客观历史，而是想讨论作为历史小说在史实的叙述策略上和正统历史叙述的差别。我想要证明，《三国演义》和历史叙述的不同不仅仅是对于事实的改动，更大程度上是不同叙述策略的运用，从而导致了事实变化的后果。　　《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卜周易管辂知机讨汉贼五臣死节”的下半回是一段较为不引人注意的情节，集中叙述了耿纪、韦晃、金祎、吉邈、吉穆五人欲诛曹操，于元宵节举火起兵事。而细考《三国志·武帝纪》，虽然正文中述及此事的仅有一句（“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但其中裴注引《三辅决录注》曰：　　

【披坚执锐】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三国演义》的一段… ——从史书到小说：事实的叙述与事实的构造晚树历史小说和历史，好像一张面孔的两种表情。历史是严肃的，却有可能在正言厉色下面潜藏着陷阱；而历史小说那带着笑的轻松神态，也未免不能传递出一种真实。之所以这样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的难以确定性。自现代史学的变革以来，“历史”一词似乎注定了要徘徊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它一方面由客观的存在演化而成，是一种（至少曾经）客观存在过的主体；但另一方面，作为人们描述中的历史和历史学之中的历史，它又具有间接性和主观性。在讨论史实对历史小说的影响之前，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所谓的“史实”，有可能已经是渗透了权力而远离真实的话语。　　这一问题在三国的历史中倍加鲜明。不同的史书可能记载下相似的事实，然而价值判断却可能完全相异。《后汉书》于三国前期史实多录《三国志》，然而各自判断却迥然不同，比如下文所列，对于两次“谋反”的记录：《三国志》　　《后汉书》　　《武帝纪》：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1]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2] 　　《先主传》：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3] 　　《孝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4] 　　《董卓传》：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5] 《武帝纪》：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6] 　　《孝献帝纪》：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7] 在这里，造成二者价值判断的根本区别，便是以汉为正统还是以魏为正统。《后汉书》以汉为正统，自然无可置疑；然而《三国志》所贯彻的各为正统而尊魏的策略，却不能不说含有一定的内在矛盾，比如在《武帝纪》中，对汉献帝的衣带诏只字不提，反而在《先主传》中重提。也就是说，在其叙述的过程中，为了强调魏的正统性而忽略了汉的正统性，以隐匿衣带诏这一事实而使董承的“伏诛”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而“春秋书法”的运用，更是在字里行间昭示着价值的取向。自然，价值取向不等于史实，但是价值取向必然影响史实的取舍乃至叙述。晋代之后，为了确立晋的正统地位，长期以来便把魏作为正统；直到宋朝理学勃兴，才开始重新树立蜀汉的正统位置。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其一》[8]曰：　　东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纲。西园植奸秽，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时起陆梁。当涂转凶悖，炎精遂无光。桓桓左将军，仗钺西南疆。伏龙一奋跃，凤雏亦飞翔。祀汉配彼天，出师惊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图不偏昌。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世无鲁连子，千载徒悲伤。　　可以想见，当时对于蜀汉正统的强调，无疑和南宋政权的偏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的感叹，与其说是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不如说是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曹魏正统论建立在“占有中原”的基础之上，按此推理，则会威胁到南宋政权的正统性。而曹魏作为“篡位者”的事实，在宋朝这个弘扬正统儒家思想的时代，也必然遭到贬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曹操为“久蓄不臣之心”，朱熹并在《资治通鉴纲目》中采用蜀国纪年。这一系列的举动，可以说没有改变事实；但是不可否认叙述的方法已经变化了。这是由于观念的变化而引起，也必然导致更为剧烈的观念变化。　　在讨论历史之后，让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题——《三国演义》。对于历史叙述真实性的讨论对于主题而言似乎有过于繁冗之嫌，但却是我讨论《三国演义》与史实的关系的前提。我不想简单地讨论《三国演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偏离了客观历史，而是想讨论作为历史小说在史实的叙述策略上和正统历史叙述的差别。我想要证明，《三国演义》和历史叙述的不同不仅仅是对于事实的改动，更大程度上是不同叙述策略的运用，从而导致了事实变化的后果。　　《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卜周易管辂知机讨汉贼五臣死节”的下半回是一段较为不引人注意的情节，集中叙述了耿纪、韦晃、金祎、吉邈、吉穆五人欲诛曹操，于元宵节举火起兵事。而细考《三国志·武帝纪》，虽然正文中述及此事的仅有一句（“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但其中裴注引《三辅决录注》曰：　　

【深明大义】都官长史考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二》：“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自林始。”《献帝起居注》的这一段文字，史家句读不尽相同，解释也多有歧义，本文所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大概是通行的版本。　　　　前引《献帝起居注》所述为建安八年一桩人事任命引出的朝堂班位调整，但其行文疑点颇多，问题主要在于如何理解“都官长史”这一称谓的含义。　　　　公车司马令，据《续汉志》载秩“六百石”。从建安八年卫林任公车司马令时起，与公车司马令一并“位从将、大夫”的“都官长史”，秩次又如何呢？实际上，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献帝起居注》所谓“都官长史”，究竟是指都官、长史两项职务（读为“都官、长史”），还是都官长史一项职务（读为“都官长史”）？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都官长史”指都官与长史两项职务，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先看前一项职务“都官”，当时也称“中都官”，颜师古释为京师之官[1]，是不错的。但京师之官名目繁多，秩次也相差悬殊，如列卿均为都官，秩皆中二千石，而太史诸令（与公车司马令同样隶属列卿）也是都官，秩则仅六百石。[2] 　　　　再看第二项职务“长史”，其分别为公、卿属官，秩次也是参差不齐。如诸公长史皆千石，或比千石，[3]诸二千石长史则为六百石。[4]《献帝起居注》指的是哪一种都官或长史，似不甚明确。不过，按照《献帝起居注》的说法，“都官、长史”或“都官长史”，既然与公车司马令一并“位从将、大夫”，其官秩应该就有所限定，我以为不大可能是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列卿，也不大可能是六百石以下诸官，[5]估计就与公车司马令相当，秩六百石，至多为千石。　　　　那么，有无可能是第二类情况，即“都官长史”仅指都官长史一项职务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献帝起居注》所言都官长史当时是否为一项限定的职务，或者说在制度上能否与其它都官长史不相混淆？　　　　《汉书·淮南王传》记淮南王谋反事，有一条与“都官”有关的材料：“乃令官奴入宫中，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云云。其中与“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并举的有所谓“吏中二千石都官”，可知早在西汉武帝时，都官中的中二千石在官方文书里就已被正式单独提出，以至与都官中的二千石（如太子太傅、少傅、将作大匠、詹事、大长秋、典属国、水衡都尉、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非都官的二千石（如所谓“郡国二千石”[6]）形成对照，出现“中二千石都官”这样一种固定的称谓。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列中二千石有奉常（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中尉（执金吾），即所谓“列卿”或“九卿”，一律都是“都官”。该《表》“中二千石”诸卿条下谓其“丞皆千石”，未载有长史。　　　　《百官公卿表》所记百官公卿中属吏为长史的只有两类，一是诸公，二是边郡守。同《表》“郡守”条云：“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7]边郡守是《续汉志》说的“郡国二千石”，不在都官之列，其长史当然也就不是“都官长史”。又同《表》“相国、丞相”条云：“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太尉（大司马）”、“太傅”、“太师”、“太保”条下皆曰：“有长史，秩千石。”“御史大夫（大司空）”条称其长史即御史中丞，秩亦“千石”。东汉时御史大夫另设长史一人，官秩则不明。[8]问题是“丞相、御史大夫、将军”虽然与“吏中二千石都官”同样都在京师，但从班固以“丞相、御史大夫、将军”与“吏中二千石都官”并称的例子推断，前者即“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当时是既不称“吏”也不称“都官”的。换句话说，《汉书·淮南王传》所言“都官”，指的仅仅是京师的中二千石以下诸官。

【披坚执锐】都官长史考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二》：“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自林始。”《献帝起居注》的这一段文字，史家句读不尽相同，解释也多有歧义，本文所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大概是通行的版本。　　　　前引《献帝起居注》所述为建安八年一桩人事任命引出的朝堂班位调整，但其行文疑点颇多，问题主要在于如何理解“都官长史”这一称谓的含义。　　　　公车司马令，据《续汉志》载秩“六百石”。从建安八年卫林任公车司马令时起，与公车司马令一并“位从将、大夫”的“都官长史”，秩次又如何呢？实际上，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献帝起居注》所谓“都官长史”，究竟是指都官、长史两项职务（读为“都官、长史”），还是都官长史一项职务（读为“都官长史”）？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都官长史”指都官与长史两项职务，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先看前一项职务“都官”，当时也称“中都官”，颜师古释为京师之官[1]，是不错的。但京师之官名目繁多，秩次也相差悬殊，如列卿均为都官，秩皆中二千石，而太史诸令（与公车司马令同样隶属列卿）也是都官，秩则仅六百石。[2] 　　　　再看第二项职务“长史”，其分别为公、卿属官，秩次也是参差不齐。如诸公长史皆千石，或比千石，[3]诸二千石长史则为六百石。[4]《献帝起居注》指的是哪一种都官或长史，似不甚明确。不过，按照《献帝起居注》的说法，“都官、长史”或“都官长史”，既然与公车司马令一并“位从将、大夫”，其官秩应该就有所限定，我以为不大可能是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列卿，也不大可能是六百石以下诸官，[5]估计就与公车司马令相当，秩六百石，至多为千石。　　　　那么，有无可能是第二类情况，即“都官长史”仅指都官长史一项职务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献帝起居注》所言都官长史当时是否为一项限定的职务，或者说在制度上能否与其它都官长史不相混淆？　　　　《汉书·淮南王传》记淮南王谋反事，有一条与“都官”有关的材料：“乃令官奴入宫中，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云云。其中与“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并举的有所谓“吏中二千石都官”，可知早在西汉武帝时，都官中的中二千石在官方文书里就已被正式单独提出，以至与都官中的二千石（如太子太傅、少傅、将作大匠、詹事、大长秋、典属国、水衡都尉、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非都官的二千石（如所谓“郡国二千石”[6]）形成对照，出现“中二千石都官”这样一种固定的称谓。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列中二千石有奉常（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中尉（执金吾），即所谓“列卿”或“九卿”，一律都是“都官”。该《表》“中二千石”诸卿条下谓其“丞皆千石”，未载有长史。　　　　《百官公卿表》所记百官公卿中属吏为长史的只有两类，一是诸公，二是边郡守。同《表》“郡守”条云：“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7]边郡守是《续汉志》说的“郡国二千石”，不在都官之列，其长史当然也就不是“都官长史”。又同《表》“相国、丞相”条云：“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太尉（大司马）”、“太傅”、“太师”、“太保”条下皆曰：“有长史，秩千石。”“御史大夫（大司空）”条称其长史即御史中丞，秩亦“千石”。东汉时御史大夫另设长史一人，官秩则不明。[8]问题是“丞相、御史大夫、将军”虽然与“吏中二千石都官”同样都在京师，但从班固以“丞相、御史大夫、将军”与“吏中二千石都官”并称的例子推断，前者即“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当时是既不称“吏”也不称“都官”的。换句话说，《汉书·淮南王传》所言“都官”，指的仅仅是京师的中二千石以下诸官。

【深明大义】界桥会战(4) 弩是中国古代发明的射击兵器，产生于战国前期。迤至汉、晋，弩分小弩和强弩两种。小弩采用擘张，靠臂力拉开，发出箭矢的力量比弓箭还小，只有瞄准简易的优点（命中率也不高，力度不够，箭矢会飘离目标）。强弩则需发力蹶张，即以足踏强行张开：用双手拉住弦，上脚猛踏系在弓（弩机上的弓）上的吊带，硬是将弩机踹开。因此强弩要比硬弓的力量大得多。一手撑弓，一手拉弦，只能开数石力量的硬弓。强弩却至少有十二石的力量。强弩的瞄准更简单，箭矢的轨迹低伸平直，不必经过长期的特殊训练，瞄准目标，稍稍抬高一点，用手指轻轻扣动扳机，命中率就很高。后世出现腰开弩，力量更大，人坐在地上，用腰上的带子钩住弦，双手扶带以保持稳定，使双脚蹬弓，靠绷直腰和腿的力量撑开弩，往往可达二十五石以上。后世还有超巨型弩机，如唐朝有弓长十二尺的大车弩，使用绞车张弩；宋朝有双弓床弩，三弓床弩。三弓床弩虽采用绞张，但仍需七十人操作，简直就像古战场上的重型加农炮。自从出现强弩以后，中国古代军人就很少投掷标枪了力度（一半的重量乘以速度的平方）与重标枪相埒，近距离足以侵彻贯穿重铠，远距离对非重铠的战斗人员仍有致命杀伤力，其有效射程不用说比标枪，就是比弓箭也远得多。在界桥战场上，严纲率领白马义从疾驰而来这些骑弓手，对付轻骑兵是非常有效的，不但可以迎面痛击，还能够以追杀歼灭之，但马弓侵彻力、贯穿力尚且不及站在地面上射击的步弓，怎能与强弩匹敌立刻遭到有力狙杀，转瞬间千余骑战死，严纲本人也阵亡。其余的白马义从溃散，冲动后面步兵的阵脚。曲义乘胜转入进攻，一举击溃公孙瓒的步兵主力，追到界桥。就在曲义获胜的同时，袁绍却处于险境。公孙瓒的骑兵在追击之后，返身回战时，困住了袁绍本人。当时，袁绍身旁只有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余人。别驾从事田丰劝袁绍进入空垣躲避，袁绍将兜鍪脱下掷于地上，大声叫道：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侍卫们见主将如此，无不拼死抵抗。对方的骑兵不知袁绍就在此间，看到箭矢太猛，不愿造成过大伤亡，没有冒死强攻。不久，袁绍方面有得胜归来的步兵到达，公孙瓒的骑兵撤走。在界桥上，公孙瓒收敛余众再战。然而，步兵已经七零八落，单靠骑兵致多仅能牵制，因此公孙军终不得不撤退。曲义顺势斩断公孙军大旗，攻破其大营。由于公孙瓒自己在战阵中央兵力部署不当，也由于袁绍方面的曲义揣清对方阵形、骁勇善战，这场十分壮观的步、骑会战，胜负在几个时辰内立见分晓。如果白马义从部署在战阵中央步兵的后方，充作总预备队，步兵没那么快崩溃，两翼的骑兵驱散对方骑兵返回后，从背后突击，将有类似古罗马史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在坎尼的战果。看来，公孙瓒只是万人敌级别的将才，而非帅才；只会猛冲猛打，对兵学没有精益求精，思想上不具备高深境界；如果到达讨伐董卓战争的前线，碰到董卓亲自上马，肯定不是对手；就其能力而言，大概同吕布不相上下，有一拼。界桥之战是中国古代一次经典的平原会战。这一仗，表明曲义是个极为优秀的军人，如果能很好地使用这样的人才，又有冀州雄厚的实力，天下或可平定。　　

【披坚执锐】界桥会战(4) 弩是中国古代发明的射击兵器，产生于战国前期。迤至汉、晋，弩分小弩和强弩两种。小弩采用擘张，靠臂力拉开，发出箭矢的力量比弓箭还小，只有瞄准简易的优点（命中率也不高，力度不够，箭矢会飘离目标）。强弩则需发力蹶张，即以足踏强行张开：用双手拉住弦，上脚猛踏系在弓（弩机上的弓）上的吊带，硬是将弩机踹开。因此强弩要比硬弓的力量大得多。一手撑弓，一手拉弦，只能开数石力量的硬弓。强弩却至少有十二石的力量。强弩的瞄准更简单，箭矢的轨迹低伸平直，不必经过长期的特殊训练，瞄准目标，稍稍抬高一点，用手指轻轻扣动扳机，命中率就很高。后世出现腰开弩，力量更大，人坐在地上，用腰上的带子钩住弦，双手扶带以保持稳定，使双脚蹬弓，靠绷直腰和腿的力量撑开弩，往往可达二十五石以上。后世还有超巨型弩机，如唐朝有弓长十二尺的大车弩，使用绞车张弩；宋朝有双弓床弩，三弓床弩。三弓床弩虽采用绞张，但仍需七十人操作，简直就像古战场上的重型加农炮。自从出现强弩以后，中国古代军人就很少投掷标枪了力度（一半的重量乘以速度的平方）与重标枪相埒，近距离足以侵彻贯穿重铠，远距离对非重铠的战斗人员仍有致命杀伤力，其有效射程不用说比标枪，就是比弓箭也远得多。在界桥战场上，严纲率领白马义从疾驰而来这些骑弓手，对付轻骑兵是非常有效的，不但可以迎面痛击，还能够以追杀歼灭之，但马弓侵彻力、贯穿力尚且不及站在地面上射击的步弓，怎能与强弩匹敌立刻遭到有力狙杀，转瞬间千余骑战死，严纲本人也阵亡。其余的白马义从溃散，冲动后面步兵的阵脚。曲义乘胜转入进攻，一举击溃公孙瓒的步兵主力，追到界桥。就在曲义获胜的同时，袁绍却处于险境。公孙瓒的骑兵在追击之后，返身回战时，困住了袁绍本人。当时，袁绍身旁只有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余人。别驾从事田丰劝袁绍进入空垣躲避，袁绍将兜鍪脱下掷于地上，大声叫道：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侍卫们见主将如此，无不拼死抵抗。对方的骑兵不知袁绍就在此间，看到箭矢太猛，不愿造成过大伤亡，没有冒死强攻。不久，袁绍方面有得胜归来的步兵到达，公孙瓒的骑兵撤走。在界桥上，公孙瓒收敛余众再战。然而，步兵已经七零八落，单靠骑兵致多仅能牵制，因此公孙军终不得不撤退。曲义顺势斩断公孙军大旗，攻破其大营。由于公孙瓒自己在战阵中央兵力部署不当，也由于袁绍方面的曲义揣清对方阵形、骁勇善战，这场十分壮观的步、骑会战，胜负在几个时辰内立见分晓。如果白马义从部署在战阵中央步兵的后方，充作总预备队，步兵没那么快崩溃，两翼的骑兵驱散对方骑兵返回后，从背后突击，将有类似古罗马史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在坎尼的战果。看来，公孙瓒只是万人敌级别的将才，而非帅才；只会猛冲猛打，对兵学没有精益求精，思想上不具备高深境界；如果到达讨伐董卓战争的前线，碰到董卓亲自上马，肯定不是对手；就其能力而言，大概同吕布不相上下，有一拼。界桥之战是中国古代一次经典的平原会战。这一仗，表明曲义是个极为优秀的军人，如果能很好地使用这样的人才，又有冀州雄厚的实力，天下或可平定。　　

【深明大义】界桥会战(3) 骑兵部队在给人装备上重铠的同时，也给马匹套上铠甲，从而切实提高单兵个人的整体防护力。东汉晚期及三国时期的马铠是皮甲。部件齐全，前身是当胸，后身是搭后，中间马鞍下是马身甲，马头上有面帘，脖子上有鸡颈，尾巴也护以寄生。全身上下，把马匹包裹得严严实实。不会轻易受到伤害。马铠必须与马鞍、马镫相配套。马铠不似马皮，不是长在马身上的肉，没有马鞍和马镫，人骑在上边会滑动，坐不安稳。身着玄甲之类的大铠，骑在无鞍、无蹬之马上已相当艰难，再加上马铠，在马背上比起美国西部牛仔呆在狂牛背上，好不了多少。目前发现有关马镫的出土文物，最早的是匈奴人的壁画。中原汉族人似应在东汉时期受匈奴人的影响开始装备马镫。汉族出土文物中，东晋的乐师骑马陶俑，仅在左边有一个镫，但不可以据此推断，马镫出现于南朝。先有为了上马方便的一个踏脚处，然后才有两边都能踩的马镫，是错误的理解。乐师不懂马术，上马后如果双脚都踩在马镫上，是相当危险的。那陶俑连缰绳都没有，因为是马弁替他牵行。应当这样考虑，马铠与马镫是相伴而生的，只要发现出土有真正意义上的马铠，就有马镫。反倒是一只脚可以踩的马踏是参考了马镫之后才出现的，此前，只有由人或其他物品垫背助人上马，不然就放弃骑马，乘车奏乐。有了马镫，双腿可以操控马匹，人、马成为一体，骑兵才能进行真正意义的搏战，否则只能以射箭为主。譬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骑马冲锋，下马搏战。又譬如，罗马骑兵，在用兵器突向敌人的霎时间，必须松手，否则人会被撞下马来。一般说，欧洲是八世纪以后才有马镫的，但笔者认为，五世纪时，哥特人受匈奴人影响，似乎有了马镫，所以他们的骑兵冲锋非常凶悍。六世纪时，匈奴王上帝之鞭阿提拉的军队更应有马镫。原本不骑马的法兰克人，到八世纪以后才有马镫。即八世纪以后法兰克人有了马镫，而欧洲则可能在五世纪，最迟在六世纪已经出现马镫。马镫出现前，战车似乎比骑兵在冲锋中更有效。重装骑兵除了玄甲、马铠和矛、戟等兵器外，还有盾牌，平时挂在马的身后，称之为旁牌。旁牌用于防御弓、弩发出的箭矢，至于近战格斗，还是双手挥舞兵器更来劲，因为旁牌太小，不足以挡住抡圆了的大戟猛啄，也未必能抵得住狠刺过来的长矛。重骑兵的旁牌，直到明朝，因火枪出现（挡不住枪弹），才不再使用。由此可见，中国同欧洲的古代重骑兵之装备宏观上是极其相像的，区别在微观上，战争的需要，血的经验决定了人们的宏观选择，具体的条件差异决定了人们的微观选择。公孙瓒的二万步兵及一些轻骑兵，系来自冀州、青州新附的部队。袁绍肯于进行会战，是因为在千里大平原上，无险可依，不能听任公孙瓒军长驱直入。但骑兵居于劣势，胜算何在？靠步兵的数量优势。袁绍寄希望于公孙瓒的骑兵在追击自己骑兵之后再调头来对付自己的步兵之前，将公孙瓒的步兵击败，使其骑兵失去立脚的根基。会战开始时，公孙瓒将骑兵部署在战阵的两翼；中间是步兵方阵。他对新附的步兵颇无信心，便在中央的诸步兵方阵前面部署上白马义从，由大将严纲率领。公孙瓒的玄甲数量毕竟有限，不可能一翼重骑兵，另一翼轻骑兵，似应在左右两翼都配备上一些重骑兵，用作骑兵之先锋，以尽快击溃袁绍的骑兵。袁绍军两翼的骑兵很快就被击溃了，公孙瓒的骑兵转入追击。但在中央，袁绍军的抵抗异常顽强。袁绍任命大将曲义为先登。袁绍、曲义似乎算准了公孙瓒必在中央的步兵方阵前面部署白马义从。曲义久在凉州，所部士兵皆善战，对付轻装骑弓手颇有办法。他以八百步兵伏于长方盾后，将前后数排长矛伸出，实施坚决防御，维持战阵的稳定；后面是一千张强弩，以猛烈射击大量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为步兵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披坚执锐】界桥会战(3) 骑兵部队在给人装备上重铠的同时，也给马匹套上铠甲，从而切实提高单兵个人的整体防护力。东汉晚期及三国时期的马铠是皮甲。部件齐全，前身是当胸，后身是搭后，中间马鞍下是马身甲，马头上有面帘，脖子上有鸡颈，尾巴也护以寄生。全身上下，把马匹包裹得严严实实。不会轻易受到伤害。马铠必须与马鞍、马镫相配套。马铠不似马皮，不是长在马身上的肉，没有马鞍和马镫，人骑在上边会滑动，坐不安稳。身着玄甲之类的大铠，骑在无鞍、无蹬之马上已相当艰难，再加上马铠，在马背上比起美国西部牛仔呆在狂牛背上，好不了多少。目前发现有关马镫的出土文物，最早的是匈奴人的壁画。中原汉族人似应在东汉时期受匈奴人的影响开始装备马镫。汉族出土文物中，东晋的乐师骑马陶俑，仅在左边有一个镫，但不可以据此推断，马镫出现于南朝。先有为了上马方便的一个踏脚处，然后才有两边都能踩的马镫，是错误的理解。乐师不懂马术，上马后如果双脚都踩在马镫上，是相当危险的。那陶俑连缰绳都没有，因为是马弁替他牵行。应当这样考虑，马铠与马镫是相伴而生的，只要发现出土有真正意义上的马铠，就有马镫。反倒是一只脚可以踩的马踏是参考了马镫之后才出现的，此前，只有由人或其他物品垫背助人上马，不然就放弃骑马，乘车奏乐。有了马镫，双腿可以操控马匹，人、马成为一体，骑兵才能进行真正意义的搏战，否则只能以射箭为主。譬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骑马冲锋，下马搏战。又譬如，罗马骑兵，在用兵器突向敌人的霎时间，必须松手，否则人会被撞下马来。一般说，欧洲是八世纪以后才有马镫的，但笔者认为，五世纪时，哥特人受匈奴人影响，似乎有了马镫，所以他们的骑兵冲锋非常凶悍。六世纪时，匈奴王上帝之鞭阿提拉的军队更应有马镫。原本不骑马的法兰克人，到八世纪以后才有马镫。即八世纪以后法兰克人有了马镫，而欧洲则可能在五世纪，最迟在六世纪已经出现马镫。马镫出现前，战车似乎比骑兵在冲锋中更有效。重装骑兵除了玄甲、马铠和矛、戟等兵器外，还有盾牌，平时挂在马的身后，称之为旁牌。旁牌用于防御弓、弩发出的箭矢，至于近战格斗，还是双手挥舞兵器更来劲，因为旁牌太小，不足以挡住抡圆了的大戟猛啄，也未必能抵得住狠刺过来的长矛。重骑兵的旁牌，直到明朝，因火枪出现（挡不住枪弹），才不再使用。由此可见，中国同欧洲的古代重骑兵之装备宏观上是极其相像的，区别在微观上，战争的需要，血的经验决定了人们的宏观选择，具体的条件差异决定了人们的微观选择。公孙瓒的二万步兵及一些轻骑兵，系来自冀州、青州新附的部队。袁绍肯于进行会战，是因为在千里大平原上，无险可依，不能听任公孙瓒军长驱直入。但骑兵居于劣势，胜算何在？靠步兵的数量优势。袁绍寄希望于公孙瓒的骑兵在追击自己骑兵之后再调头来对付自己的步兵之前，将公孙瓒的步兵击败，使其骑兵失去立脚的根基。会战开始时，公孙瓒将骑兵部署在战阵的两翼；中间是步兵方阵。他对新附的步兵颇无信心，便在中央的诸步兵方阵前面部署上白马义从，由大将严纲率领。公孙瓒的玄甲数量毕竟有限，不可能一翼重骑兵，另一翼轻骑兵，似应在左右两翼都配备上一些重骑兵，用作骑兵之先锋，以尽快击溃袁绍的骑兵。袁绍军两翼的骑兵很快就被击溃了，公孙瓒的骑兵转入追击。但在中央，袁绍军的抵抗异常顽强。袁绍任命大将曲义为先登。袁绍、曲义似乎算准了公孙瓒必在中央的步兵方阵前面部署白马义从。曲义久在凉州，所部士兵皆善战，对付轻装骑弓手颇有办法。他以八百步兵伏于长方盾后，将前后数排长矛伸出，实施坚决防御，维持战阵的稳定；后面是一千张强弩，以猛烈射击大量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为步兵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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