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楚小将琥璟明的个人资料

邺南城朱明门遗址的新发现邺南城朱明门遗址新出土的甲胄样本较多，种类也比1986年出土的更丰富。这次得到的样本都是残甲，没有一件完整的，但好在样本数量足够，可以推测复原，其中的人甲已形成初步复原方案。另外，一同出土的长刀也正在修复中。这批文物极有可能属于北齐“百保鲜卑”的遗物。

唐代连体长身甲门襟的闭合方式之一唐代时期前开襟的铠甲有部分在闭合处没有系带或扣袢，根据壁画推测应是采用腰带及胸部束带来约束。

袴帑（袴奴）是一种加于长裤之外的套裤，常用于戎装及乐舞服饰。其样式为两条分置的裤管，穿着时通过顶部的系带与腰带相连。袴帑多数是穿在外衣之内，还有一种穿法是加于外衣之上，将外衣的下摆纳入裤管，这种特殊的穿着方式可以收拢外着长衣的下摆，便于行动。在唐代，头系红抹额，下着袴帑为军人的正式着装，即具帑抹。（注：随着字音的演变与发展，“帑”这一义项读音从nú变成了tǎng。）

湖北荆州夏家台M258出土髹漆皮甲湖北荆州夏家台M258出土的髹漆皮甲是截至目前保存状态最好的一件，漆皮、皮芯、编绳、包边、内衬均有保存。过去发现的战国皮甲多数皮芯腐朽，只剩漆皮及少量编绳的残留。战国皮甲纵向的悬挂编绳是大量外露的，过去发现的实物样本也有相关证据。

溯洄从之：中国古代装束复原展展览时间：2025年1月18日～2025年4月7日（免费参观）展览地点：金华市博物馆

关于明代连体长身甲的开衩连体长身甲即胸甲与甲裙相连，整体长度超过大腿中部的铠甲。连体长身甲的甲裙分瓣一般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前后开衩，另一种是侧后方双开衩。但一般不在正侧面开衩，这是因为甲裙的防御意义是遮蔽大腿，若是在正侧面开衩，在站立及乘骑状态下都会暴露大腿，导致防御失效。在描绘仪仗场景的图画中（如《出警入跸图》），存在一种表面有甲片纹理，但前、后、左、右四向开衩的着装。此类着装当是罩甲，但需要明确一点，罩甲非甲，罩甲是一种衣服，而非铠甲。在罩甲表面装饰甲片纹饰，即“有织就金甲者”《酌中志》，或在罩甲表面缝缀极小的金属鱼鳞状甲片，都是仪仗甲的制作方式。这类特殊的罩甲用于仪式场合，没有明显的防御性，不具有战争属性。观察连体长身甲是否在甲裙的正侧面存在开衩，是区分二者的重要参考。

曾侯乙墓出土皮甲人胄复原方案的重要调整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及对以往资料的再次整理，曾侯乙墓出土人胄的复原方案有一处重要修正，胄体前额饰片的方向调整为两角朝上。连接前额饰片的垂缘在前方有一缺口，正好对应前额饰片的主体部分。从外观及装饰语言进行推测，东周人胄上的此类前额饰片应是对西周胄前青铜兽面的简化处理。

甘肃宁县石家墓地M218出土彩绘皮甲的研究进度宁县石家墓地M218为春秋中期秦墓，墓中出土有彩绘皮甲，经实验室考古初步确认有人甲、马甲、战车用甲。是中国北方东周时期墓葬中保存状态相对较好的甲胄实物样本。目前相关的仿制复原工作也已经开始。此前的项目中期评估会新闻报道: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s%3A%2F%2Fmp.weixin.qq.com%2Fs%3F__biz%3DMzU0MTc2MDU1NQ%3D%3D%26mid%3D2247549465%26idx%3D1%26sn%3Dfcfdeb2a1ebe5df79b5e96b72a9419f0%26chksm%3Dfa459181707f0f0e6f8f406592ffd096a8cd7951db83d916477841ec93493e516075c08484d7%26scene%3D27&urlrefer=505f1d19f7200baba800d08d8f5f0069

关于慕容智墓出土铁甲胄复制件的简短讨论慕容智墓出土铁甲胄的复制件已在新闻媒体展示，本人将针对这件甲胄的色彩及样式做简短讨论。从色彩的角度看，若甲片原先是亮银色的，可以称为“明光”，若甲片原先是黑色的，则可称为“乌鎚”，鎚除了铁锤的字义外，还有锻造的含义（《玉篇》）。复制件的甲片颜色为黑色，这是从美观的角度做出的选择。表面有高温氧化层的铁甲片及经过除锈抛光的铁甲片锈蚀产物是一致的，目前的检测技术还不能通过最终的锈蚀产物推测出甲片表面的初始状态，也就无法知道原先甲片是黑灰色还是银色。从长度看，这件铁甲为短甲，短甲在隋唐可称为“蜀铠”。《隋书》：“勇（杨勇）尝文饰蜀铠”。从结构的角度看，这件铠甲的身甲与甲裙由两种不同的甲片编连，区别很明显，可称为”襦铠“。襦即上下分裁的短衣，其下为腰（襕）。《述异记》：“乾罗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著金银襦铠，骑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鲜卑神之，推为君长。”

从龙穿璧纹到琐子纹在见于宗教艺术的甲胄造型中，用以装饰甲胄的图案除了常见的“三棱琐子”外，还有一种连环图案。这类图案也在“琐子”的类目下，一般称为联环或罗地龟纹，由汉代的龙穿璧图案演变而来。龙穿璧图案初始相对独立，反映了汉代的求仙思想，神巫色彩浓厚。后逐步演变为二方连续图案、四方连续图案，在此过程中，玉璧抽象为一个圆环，龙抽象为与玉璧交织的直线。后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添细节，使之衍生为多个图案。总之，这种图形的产生与铠甲及甲片均无关系。

关于参考宗教艺术造型制作甲胄见于宗教艺术的甲胄造型是东西方甲胄、服饰元素多次融合，历代工匠创作的叠加产物，属于造型艺术，在现实中不存在对应的被模仿对象。与实战甲胄的样式及演变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形象的产生好比龙形象，如果将其拆分成构成元素，部分在现实中确有原型，但作为一个整体就不存在对应的实体。站在艺术史的角度是可以讨论龙形象的，但是站在生物学的角度去讨论龙是没有意义的。古代也有模仿见于宗教艺术的甲胄造型的行为。对此，有两点需要明确。第一，先有宗教造型，再有模仿行为，这个先后关系很重要。第二，这种模仿的产物一般用于仪仗，属于借鉴了宗教艺术的仪仗甲。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见于宗教艺术的甲胄造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不能将其等同于仪仗甲。现今如果出于表演目的，需要参考见于宗教艺术的甲胄造型制定神仙造型，最合理的方式是按照电影道具的思路去制作，做到视觉外观相似即可，完全不必要参考真实甲胄的制作思路和方法。古代扮神仙的道具用的也是绢布皮革之类的替代材料，放到现代完全有更好的替代材料可以选择。

制作中古札甲需要的甲片类型做一套讲究的札甲需要的甲片种类，中古的札甲需要使用多种甲片组合实现结构的细腻变化以及整体的贴身。

【装束复原】晚唐归义军甲士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主室南壁下部绘有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此图创作于晚唐时期，是为了纪念收复河西的敦煌英雄张议潮而绘制的一幅纪实性历史题材长卷。壁画从西端开始，由一百余人组成，在横吹乐队的后方绘有甲骑十人，分两列，执旗、矟。我们主要参考该壁画内容，结合敦煌文献及同时期的服饰、甲胄资料对河西归义军的戎装、甲胄进行了研究复原。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文书来看，戎装的上身由汗衫、半臂（或长袖）、衫（袍）组成，下身由裈、袴、袴帑组成。有研究认为至少在晚唐时期，敦煌地区就已经开始种植棉花，纺织棉布了，当时的棉布称为緤或白叠，棉布中的官布曾是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征收的地税之一。此次复原的绿布衫即采用棉布缝制。唐代的甲胄以披挂式为主，一套防护全面的甲胄至少包含胄、上臂甲、身甲、前臂甲。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归义军的甲胄来源有官府发放及私人置办两种，即官甲、私甲，其制作材质以钢铁为主，皮革为辅。壁画所描绘的甲骑穿着蓝白相间的甲胄，这是一种高度概括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中白色部分表现的是银白色甲片，蓝色部分表现的是纵向连接甲片的绳带。将甲片打磨抛光，使其具有明显的金属光泽，即为明光铠。画中骑士所用的胄防护严密，只在前方露出穿戴者的面部。在低戒备状态下还可将颈部护甲向上翻折，形成别具特色的外观。

血渭一号墓甲胄研究的阶段性收获血渭一号墓历史上曾多次被盗，但已经保留了部分珍贵文物，其中就包含一批甲胄实物样本。血渭一号墓的墓主推测为莫贺吐浑可汗，吐蕃扶持的第二代吐谷浑可汗，16岁即可汗位，死亡时间在唐玄宗天宝三年左右，年龄55-60岁，根据骨骼推测身高166厘米。墓中出土甲胄具有吐蕃特色，有皮、铜、铁三种材质，其中皮甲有精美纹饰。人甲与慕容智墓出土的铁甲存在相似，但局部构造及装饰语言存在差异。皮甲及铜甲均有装饰，整体风格华丽，但这些装饰不会妨碍甲胄本身的活动性及防御性，去除这些装饰甲胄的构造依旧成立。血渭一号墓及慕容智墓的墓主都是吐谷浑的统治阶层，身份显赫，所出土的甲胄虽在细节上存有差异，但总体而言符合实战甲胄的演变规律，二者均与同时期的宗教甲胄造型明显不同。

鉴别形象资料中甲胄造型是否写实的一种方法研究甲胄史或者制作史实的甲胄，选择合适的参考对象是很重要的。考古发现的甲胄实物毫无疑问的应作为优先级的参考对象，但是某些历史时期实物匮乏，此时便可选取形象资料作为参考。这类资料在使用前需要对其进行研究与筛选，例如在丧葬艺术中就包含神煞与象生两种性质不同的形象，在宗教艺术中同样需要考虑对象是神仙还是世俗的供养人。形象资料中甲胄造型如果能与同时期的实物或文献记载相吻合那问题就相对简单，但我们遇到的多数情况是当中的甲胄造型找不到可以与之比较的对象。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另辟蹊径，从图像中的其他形象入手，例如其中的天帝和仙官形象，因为这类形象往往是身着礼仪性服饰，世俗世界的同类型服饰一般可以找到写实的图像或官方的制度记载，通过比对就可以知道对象的写实程度有多高。古代的绘画艺术，在一个画面中是风格统一的，如果其中有部分形象的服装造型可以判定为不写实，那剩余部分同样可以推测为不写实。例如将永乐宫壁画中的天帝与仙官与世俗世界的帝王、官员服饰比对，可以发现二者的差异很大，相似度低。接下来就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其中天将的甲胄造型为非写实风格。

关于西藏地区的传世甲胄目前所见西藏地区的传世甲胄多为清代重编或修补过，对于札甲而言，重编或修补都有可能会明显的改变其原始状态，因此这类样本应视作是一类“清甲”。这类样本与内地唐宋时期的甲胄存在继承关系，但差异也很明显，具体可表现在结构及细节处理上。所以直接挪用其结构、工艺去复原唐宋甲胄是不可取的。

孔中绳带严密方为得法对于札甲而言，绳带应填满孔眼，逆光而视，无明显漏光即可。

慕容智墓出土铁甲胄的等比例仿制件此件模型参考实物等比例仿制，原件的甲片为钢质，没有上漆。古代的钢质甲片存在两种处理，一种是没有打磨掉热处理产生的高温氧化层，这种表面为深灰色。另一种是将表面的氧化层打磨去除，露出金属的银色，为明光铠。但高温氧化层及金属本体经过长时间的环境侵蚀，其锈蚀产物一致，目前的技术还无法确定这种铁甲曾经的颜色。只是从视觉搭配的角度考虑，黑色更美观，故选用黑色。甲片的横编采用原色羊皮绳，纵编采用蓝、紫两色丝带，这些丝带出土时存有色彩，并做了色素的成分检测。此套模型即根据检测结果还原了编绳的初始色彩。胄体的保存状态较差，应是过去被倒塌的灵帐构件压碎，只有胄顶保存相对完好。胄体是根据残存的碎片拼接还原。身甲的保存较好，除局部甲片破碎，关键部位及连接关系都有保存。图片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新闻照片。

慕容智墓出土铁甲胄的等比例仿制件图片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新闻照片。

慕容智墓出土铁铠甲的2.0版纸模型这是官方最近公开的图像，此前展示的是1.0版的半成品。2.0版的纸模型进行了结构调整，是前年制作的。这套铁铠甲的最终复制品于今年的3月完成并交付，就看什么时候公开。另外，血渭一号墓出土的甲胄实物也在今年年初开始了实验室考古，目前进展顺利。

国内甲胄研究工作的近况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皮甲胄的复原报告即将完成，慕容智墓出土铁甲胄已完成整理、保护工作，仿制复原也已经完成，相关报告正在准备中。海昏侯墓出土铁甲已完成第一阶段的实验室考古。血渭一号大墓出土甲胄已开始进行实验室考古。《甲胄复原（增订本）》的续编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近些年国内考古出土的甲胄文物在数量上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但相关的保护和研究存在人员短缺的情况，目前已有数件文物在排队等待修复。

对“琐子纹”与“天王甲”性质的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可以先来看一个有关龙的讨论。当我们讨论龙是否为真实存在的生物时，有些人会找来历史上龙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他们会说如果龙不存在，那不同地区的龙在造型上如何做到高度统一，工匠没有实物参考如何做出龙的形象，龙只是藏在了地球上某个从未被人类探索过的区域，没有把地球找个遍，不能说龙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暂不回答，接下来正式进入主题，“琐子纹”与“天王甲”的问题。 “琐子纹”是一类构成简单尺寸较小的四方连续图形统称，其中的三棱锁子是被错误解读最严重的一个图案。这个问题本不应该是问题，因为无论是古代的文献还是现今的美术史对“琐子纹”的认识都是很明确的，就是一种装饰图案，可用于建筑、雕塑、织物等的装饰，在宗教造型艺术中也常用于护法神甲胄的装饰。在塑像中琐子纹常作立体表现，这是古代雕塑的一种常见艺术手法，塑像衣服上的纹饰往往也作立体表现。元代和清代的文献明确记载了这种图形在仪仗甲胄上的使用，清代更是留下了不少的实物资料。错误的认识只发生在现今甲胄爱好者这个小圈子内部，因为早年某些书籍的考证不严导致以讹传讹。 “天王甲”属于宗教造型艺术中的甲胄形象，对其进行溯源研究不难发现“天王甲”属于中、西造型艺术融合的产物。我们先说其中的西来元素，“天王甲”的源头来自犍陀罗艺术，这种佛教造型在东传过程中在我国西部与西域服饰融合。东方元素则来自仪仗甲胄。战汉时期并无实战、仪仗甲胄的区分，至南北朝时期才衍生出一种专用于仪式场合的甲胄，这类甲胄用柔性材料模仿实战甲胄的造型，在装饰上更为华丽，但没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型艺术在进一步的东传过程中，又与本土的仪仗甲胄融合。由于仪仗甲胄属于实战甲胄的衍生，因此可以说本土“天王甲”确实拥有一些实战甲的基因，但在发展过程中实战、仪仗、宗教甲胄在造型、功能上都呈现出了各自的分野，故而不能将三者混为一谈。在外观上，“天王甲”与仪仗甲在南北朝至初唐这段时间内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似度，但随着佛教造型艺术的日趋成熟，二者的差异与日俱增，仪仗甲对“天王甲”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小。大约在南宋时期，这一艺术形式走向成熟并最终固化。我们对明、清时期的仪仗甲的认识更充分，与同时期的“天王甲”比较就能发现，此时的仪仗甲对“天王甲”的影响已非常微弱。同时，现实中的仪仗甲也有受到“天王甲”的反向影响，例如五代时期就出现过宫卫衣甲模仿“天王甲”的现象，这实际是谶纬之学在现实中的一种表现，并非出于对甲胄的优化改造。总体而言，“天王甲”对现实中仪仗甲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于古代的朝鲜和日本，也大量接触过汉传佛教的造型艺术，而且这些国家的出土、传世甲胄实物较多，通过整理可以发现其在实战、仪仗、宗教甲胄造型上的分轨发展与中国相同。“天王甲”与龙的造型演变有一定的相似度，并非写生而来，而是历代叠加创作的产物。再回到开篇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找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可以回答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生物。“琐子纹”是一种装饰图案而不是甲片，“天王甲”作为一个整体在现实中不存在对应的实体。这样的结论对于部分人而言或许有点反直觉。对此我想直接引用柯南·道尔在《四签名》中为福尔摩斯写的那句经典台词：“除去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

“山文甲”错误认识的一个源头图书《中国甲胄》第93页对唐代典籍所记载的“山文甲”有一段阐释，但考证并不严谨，引用部分的出处亦不明确。由于传世文献并未指明“山文甲”的样式，具体所指至今仍有争议，此处不展开讨论。过去被误作“山文甲”的实际是琐子纹，这是一种常见的装饰图案，本身并不是铠甲，自然也不存在作为甲片的结构或组合关系，有关这种图案的源头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属于外来。文段中引用“制成全甲甚至不需要一个甲钉、一缕丝线”并未给出明确出处，但可以确定不是出自古代文献。

慕容智墓出土铁铠甲最新公开资料慕容智墓出土的铁铠甲最近又公开了一部分的文物数据，包含甲片的锈蚀情况、X射线成像、金相分析等。身甲甲片为12孔，披膊甲片有8孔和9孔两种，甲裙甲片为10孔。甲片制作材质推测为铸铁脱碳钢。

浅谈公众对中国古代甲胄的主要误区通过长期的观察及调研，笔者发现公众对中国古代甲胄的误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是参考对象的选择，第二是甲胄的防御，第三是甲胄防御面积与身份等级的关系。参考对象的选择：研究古代甲胄的资料大致有三大类，第一是实物，第二是文献记载，第三是形象资料。实物又可分为出土实物和传世实物两大类，是研究古代甲胄最为直接的资料。文献记载一般作为辅助参考，单独使用文献往往不足以支持复原制作。此二者都有较高的专门门槛，对于多数爱好者而言，若非科研目的，直接采用考古或研究报告就足够了。形象资料包含平面绘画及立体塑像，大众认识误区主要也集中在这里。形象资料里面所反映的甲胄对象有实战甲胄、仪仗甲胄、宗教艺术中的甲胄。其中实战甲胄的形象最为少见，仪仗甲胄的形象要略多，此二者都属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甲胄种类，从甲胄复原的角度出发，这些是最具有参考价值的，但这类资料往往不易获得或者内容与公众的心理预期存在较大出入，从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形象资料里面占比最多，能被多数人接触到的是宗教艺术中的甲胄，这类造型是多数人对古代甲胄的“第一印象”，毕竟在宗教场所、民俗活动中都不乏这类形象的身影。但现实却是反常识的，通过溯源研究，不难发现这类造型的起源与犍陀罗艺术及西域服饰有关，在中国本土的演变过程中又吸收了一些实战甲胄和仪仗甲胄的元素，总体非常杂糅，自成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反映现实中的甲胄样式和演变规律。从甲胄复原的角度出发，并不能将这类形象作为主要参考对象。甲胄的防御：多数人对于中国古代甲胄的防御认识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防御是全方位的，非常周到的，在古代的一些小说中也有相似的认识，另一类是受了影视作品的影响，认为甲胄的防御能力很弱，形同摆设。其实二者认识都存在片面性。中国古代甲胄的防御是存在侧重点的，最优先考虑的是防御远射类兵器，其次是穿刺和劈砍类兵器，不重视或不考虑对钝器的防御。这一防御思路适用于整个东亚国家的常见甲胄类型。甲胄防御面积与身份等级的关系：如果将甲胄的防御面积与身份等级进行关联，确实能获得一种简单且容易辨识的秩序，在电子游戏及电影造型设计中常用这种思路。事实上，甲胄防御面积的大小与身份等级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例如通过考古发掘的一些高等级墓葬，用于陪葬的甲胄属于短甲，这显然不是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不够或没有足够的财力，而是使用者自己的选择。甲胄的防御面积与灵活性呈反比，如果使用者自己不参与危险性很高的战斗，往往会在防御与便利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再比如在西汉初年的杨家湾兵马俑中，骑士大多不着甲胄，少数着短甲，且这种短甲的防御面积明显小于步兵，这并非是骑士的地位低于步兵，而是受到了当时军事技术的制约。因为当时的马具还不成熟，此时给骑士穿重甲，会增加骑士坠马的风险。所以说甲胄防御面积与身份等级之间不存在必然关联，甲胄的防御面积与兵种及作战方式的关联性要更大一些。

北朝时期的仪仗马甲此仪仗马甲是对实战马甲的一种模仿，整体为织物制作，表面贴金箔或银箔以模仿金属甲片。在同时期的棺板画上有这类仪仗马甲的完整穿戴形象。从两晋开始，仪仗甲胄与实战甲胄明显分化，仪仗甲胄一般使用柔性材料制作，表面装饰华丽，其中部分以贴金、银箔的形式模仿甲片。这种仪仗甲胄美观华丽且重量轻，适合仪式场合人、马的长时间披挂。后世仪仗若不作特别说明，大多用的也是这类。

关于甲片的弧度问题甲片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弯曲弧度直接决定一种甲片的造型效果，与尺寸、孔位一起构成一种甲片的基本参数。对于身甲、腿裙、披膊、顿项等主体部位的甲片而言，两个方向上的弧度均不能太大。若在以上部位的主体部分使用纵向弧度过大的甲片，特别是甲片本身的尺寸还较大时，整体造型会呈现出“米其林娃娃”效果。腿裙则会严重内收，需要在腿裙中部额外进行牵引才可缓解，其根本原因就出在所使用的甲片在纵向上的弧度过大。若甲片在横向上的弧度过大，在腿裙上的不良影响最为明显，会造成腿裙两侧的边缘向内卷曲，此时只能将编绳放松来缓解。甲片弧度过大在编连时虽有一些缓解措施，但这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凑合，而且整体造型的别扭是无法改变的。有一点需要注意，从出土文物的角度进行考察，横、纵弧度较大的甲片确实存在，但一般用于特殊部位的衔接或者是马甲，并不能在人甲的主体部位使用。甲片作为构成一件铠甲的最基本元件，对于自制爱好者而言，有必要认真对待，谨慎购买。同时也能指导选购成品甲胄，对甲片的正确使用是最能看出制造商水准的。

曹操墓出土的部分铁甲片

关于“龟壳胸甲” 唐宋时期是否存在由整块材料制成的“龟壳胸甲”。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在宋代小范围的存在过。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描述大理国的甲胄即有：“前后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龟壳，其披膊以中片皮相次为之，其护项以全片皮卷圈成之，其它则小片如中国之马甲叶。”象皮厚且坚硬，因此身甲（掩心）采用整块材料制成，前后各一，形似龟壳。这种皮甲是根据特殊材料选择的特殊工艺，并不具有普遍性。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将小型甲片缝缀或叠加于“龟壳胸甲”之外的做法。现今看到的类似做法，是套用了日式剑道护具结构的产物，与中国古代的甲胄并无继承关系。

海昏侯墓出土铁铠甲的实验室考古启动这段时间在南昌协助清理海昏侯墓出土铁铠甲。这件珍贵的文物刷新了汉甲的记录，非常具有启发性。

日本靖国神社旧藏朝鲜蟒纹盔，与之相似的盔还有另外几件，但真伪不明。这种盔的样式及装饰应是清中期的风格，到不了明代。

【简讯】海昏侯墓出土铁铠甲实验室考古第一阶段结束海昏侯墓随葬的铁铠甲采用整体铲取的方式提取，并封箱保存。近日在实验室对其展开了提取、研究工作。在工作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取得重要发现。具体的考古报告预计在明年发表。

关于实战、仪仗甲胄讨论的补充最近公开讨论的古代仪仗铠甲（简称“仪仗甲”）问题，引起了一部分甲胄爱好者的关注。也有人在评论或私信里告诉我古代典籍中有“天王甲”和华丽实战甲胄的记载。我想说的是，这些文字我看过，但因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一直未能展开讨论。这些爱好者的疑问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混合了几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是现代商品“天王甲”的问题，这类现代制作的铠甲商品，原型多来自小人书中的人物造型，只是在产品营销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小人书不够上台面，所以用佛教美术或敦煌IP来装点一下门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中，历史上的“天王甲”造型和现代商品“天王甲”不可简单的等同，二者只是共用了一个名词。这与西周的“共和”纪年和现代的“共和”政体之间不可等同是一样的道理。然后是后唐末代皇帝李从珂“选诸军之魁伟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卫。”（详见《册府元龟》）的记载。这段文字描述的使用场合很重要，是宫廷警卫，不是战场。宫廷警卫在正常情况下并不穿戴甲胄执勤，故这种“天王甲”的主体有较大概率为非金属材质。并且从佛教造型艺术的角度看，护法神所用甲胄造型，长期与实战甲胄保持较大差异，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宗教造型艺术中的甲胄在现实中不存在对应的实体。李从珂的做法在历史上非常少见，目前也仅见此一例，此举的动机又与谶纬有一定的关系。最后是史载后梁军队装配有华丽的实战甲胄“梁有龙骧、神威、拱宸等军，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铠仗，费数十万，装以组绣，饰以金银，人望而畏之。”（详见《旧五代史·庄宗纪一》）这种以金银、锦绣为饰的实战甲胄存有出土实物。在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丛葬坑、2018血渭一号墓、明定陵均发现有保存相对完整的甲胄实物，这些甲胄的规格极高，有以上华丽装饰。通过对这些出土实物的观察和总结，不难发现其本体结构及材质均与同时期的其它实战甲胄相同或相似，华丽装饰只是附加其上，且使用相当克制。若将这些装饰物全部去除，甲胄的防御性并不受影响。反观现代，一些自称实战的甲胄商品，若将其上的装饰物去除，则周身遍布漏洞，甚至连结构都无法成立，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明代的仪仗兵器《大明会典》对皇帝卤簿所用器械有明确记载，其中较为常见的的班剑、仪刀、金钺、骨朵皆为木雕。这些仪仗部分在《出警图》上有表现。其他皇室成员及官员的仪仗是在这个基础上减等而来。在仪仗场合以木雕代替部分实用兵器的做法始于东晋、刘宋，并一直延续至清代。我们并不能孤立的通过图像资料去研究古代的甲胄和兵器，其中的部分存有对应的文字记载。通过对历代图、文的梳理，可以总结出演变的规律。将实战兵器用在仪仗场合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一般数量较少，外观也并不特殊。而专为仪仗设计制作的器械多数情况下就是非金属材质，这类一般外观浮夸脱离实用器械。

古代甲胄研究的方法古代甲胄研究的对象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实物、图像资料、文献记载，三者的权重为实物＞图像资料＞文献记载，可以说古代甲胄研究更为重视实物。当实物与其余二者出现矛盾时，当以实物为准。实物可以直接反映甲胄的样式、材质、编连方式、装饰手法。实物又可分为出土和传世两种，出土实物因埋藏环境的差异，保存情况差别很大，多数情况不能保存有机质部分，需要根据微痕迹进行推测。传世实物的保存状态相对会好一些，但普遍的年代较近。图像资料所包含的内容最为丰富，研究的难度也很大。从图像资料入手研究古代甲胄需要对我国的艺术史有一定的了解，分清写实图像和非写实图像非常重要。比如在宗教造型艺术中，表现供养人、世俗生活场景（或参照世俗绘制的经变故事）的部分是写实的，而神佛造型是非写实的。佛教护法神使用的甲胄造型来源非常复杂，其中是有一些元素来自真实的甲胄，但作为一个整体则是在现实中不存在对应实体的。而且这类造型大约在南宋就已经固化，和外界的交流逐渐放缓，并形成了多个造型流派，各自都有其传承的粉本。所以我们看不到穿布面甲的护法神造型，甚至在当代，这些造型依旧在延续着各自的造型套路。所以说将这类造像上的甲胄等同于军械，或置于战争语境中讨论是非常荒谬的。而在墓葬出土的图像资料中，又可分为象生形象和神煞形象两大类，象生形象是写实的，对应的甲胄多数是仪仗类，实战的较为少见。神煞形象在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上的写实程度又各不相同。在传世绘画中，又有纪实性绘画和“文人画”之分，其中的纪实性绘画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需要对画面的内容进行判断，分清是仪仗还是战争。总体而言，在目前所见的写实性图像资料中，绝大多数表现的是仪仗，表现实战的画面非常少见。文献记载可视作是对前两者的一种补充说明，研究者需要有一定的古文献阅读能力。对于那些仅有文字说明而无对应实物和图像资料的甲胄，推测性复原的难度很大。

清初铁盔封盖的一处工艺细节去年我们对一批馆藏的清初铁盔进行了研究，具体的实验测绘数据目前尚未公开。可以提前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胄顶制造工艺的发现，这种近似圆柱形（或轻微收腰）的封盖并非整体锻造，而是由侧壁和顶部两部分组成。先将侧壁顶部的内壁切削一部分，再将顶部的圆片放置其中，通过锻造方式使二者相互咬合，最后对外表进行打磨。从外观并不容易观察到这个接缝，生锈后更难以发现。但使用X射线拍照可以观察到这个接缝。并且部分残损的胄顶可以观察到断裂处的更多细节。

一生致力古代甲胄修复（薪火相传）——白荣金先生访谈转发自《人民日报》（ 2022年04月16日第 08 版）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刚刚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项开始于2019年的考古首次发现了木质胡床、六曲屏风等罕见的唐代文物，最让人意外的是还有一套完整的唐代铁甲胄。86岁的古代甲胄修复专家白荣金被甘肃省考古所请到了兰州，“考古出土的唐代完整铁甲很少，这个墓没有被盗，一起出土的还有其他武备，我们边清理、边保护、边修复，大家非常期待看到1600年前的铠甲实物。” 从195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算起，白荣金从事文物修复已经66年了。他和同事们修复过阿尔巴尼亚的国宝羊皮书、满城汉墓中的金缕玉衣、殷墟妇好墓中的嵌绿松石象牙杯……不过，他用情最深、用力最多的还是古代甲胄修复。中国古代甲胄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缺乏实物资料。库藏兵甲在朝代更迭和战乱中都散尽毁坏。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陆续出土一些古代甲胄实物。但古代的皮甲胄或铁甲胄，在地下埋藏千百年后，都已严重腐蚀，成为不可识别的朽皮烂铁。1968年8月，在满城汉墓一号墓身服金缕玉衣的墓主刘胜的棺床下，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卷成一团的铁甲。最早写出《中国古代的甲胄》一书的考古学家杨泓回忆说，见到这铁甲时“真是又喜又痛”，“喜的自然是终于获得了西汉时的铁铠甲实物标本，痛的是它锈结得如此严重，想恢复原貌除非有奇迹出现。”奇迹真的出现了，创造奇迹的是白荣金和他的同事。白荣金从一个个基本上自成单元的局部下手，用小刀、小铲、小锤、小竹签剔剥出一片片甲片。甲片逐一编号，同时配以同样的纸质甲片。甲片上有不同数量的小孔，是绳索连缀的痕迹。一遍遍试验它的编织方法，最后掌握了先横向编织成片再纵向串连的规律。此次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课题放到了满城汉墓的考古报告中出版。从夏商至秦代，以皮甲为主。皮甲更容易糟朽，更不易发现和修复。幸运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皮甲胄。白荣金介绍：“零散的甲片漂浮着，装了几十竹筐。只有下层贴近椁底的两个部分保存状况较好，可以整块装箱封存。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长夏鼐的协调，两箱皮甲标本运到北京。”从许多甲片上显示出的复杂形态推断，这些甲片在当初制作时曾经使用过模具，模具压出的甲片随环境中湿度和温度的变化，极易翘曲变形和干裂，于是又通过涂刷大漆来防腐蚀。再用宽不足一厘米的丝带编连成甲，丝带用朱砂染成朱红色，正是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组甲三百，被练三千”。最后共清理出13套较完整的人甲和2套不完整的马甲。通过这两次修复，白荣金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古代甲胄修复方法。之后，很多遗址都发现有甲胄遗存。经白荣金的指尖修复的甲胄名单也越来越长：吉林榆树老河深墓铁甲胄、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铁铠甲、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皮甲胄、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墓铜甲…… 1996年白荣金退休了，但甲胄整理复原工作并未有丝毫停歇。这一年，筹划多时的中国古代甲胄研究会成立，女儿白云燕也是成员之一，成为父亲最得力的助手。两人第一次合作完成的是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铠甲复原。这批出土铁甲胄是目前已知西汉诸侯王陵中随葬甲胄数量最多、种类最为丰富的，有53种、上万件铁甲残片。它的保护与复原是国家重点文物科研课题。在白荣金指导下，课题组用3年时间完成了两顶铁胄和札甲、大鱼鳞甲、小鱼鳞甲、小刀鱼鳞甲的复原，重现了2000年前楚王铁甲的风采。秦始皇陵的兵马俑阵显示，当时横扫天下的秦军身披各类铠甲，这些铠甲的真实样貌是怎样的？幸运的是，1998年秦始皇陵园发现了一处石铠甲坑，出土了80领石质铠甲和30顶石胄。白荣金整理复原的一套石甲胄，现收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石铠甲由612片组成，石胄共有胄片72片，材料为青灰色岩溶性石灰石，质地细密，四角钻孔后，再用青铜丝将其连缀起来。这么沉的甲胄不适合实战，应该是根据皮甲制作出的陪葬物。”白荣金说。在白荣金的带领下，出土甲胄的修复成为中国文物保护科学中一个专门领域。2003年中国科学院策划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甲胄复原》被列为其中重要的一册。在白云燕帮助下，白荣金把自己修复的甲胄案例都写在了书中。2008年，含有数十万文字及数百幅插图和图版的专著出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994年和2000年两次请白荣金给考古专业的学生开课，讲授相关理论与实践。2018年和2019年，在老友、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华觉明的策划下，白荣金和白云燕尝试开办了两期甲胄制作技艺研习班，以解决甲胄复原后继乏人的现状。自称已经离不开字典、词典和助听器、放大镜、手电筒的白荣金，一直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甲胄博物馆。“古代甲胄的大量考古发现及复原，足可以支撑起一个包含各个历史时期、传承有序的甲胄博物馆。除了展示，博物馆最好还能有手工作坊，可以铸造甲片、编织甲衣。还要有个实验场，可以试试不同甲胄的防护功能，能不能经得起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器的进攻。”好消息越来越多，“甲胄修复的技艺传承已经申报了非遗，出土甲胄最多的湖北博物馆也有意建立一个中国甲胄馆。”我们期待他的梦想早日成真。

关于兽吞的几点认识就目前已有的资料看来，兽吞最早的形象资料出现在中国。早期的兽吞并非是属于甲胄的装饰，其后在造型艺术中与甲胄的结合可视作一种装饰元素的挪用。从演变的过程不难看出兽吞从始至终并不存在防御补充的功能。兽吞自诞生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存在于造型艺术中，在现实中并无对应的实体。兽吞的实体化发生的比较晚，且仅在仪仗甲中小范围存在。

【视频】慕容智墓出土铁铠甲的阶段性成果展示这是转发的官方视频.视频中展示的是第一版(未完成)纸模型,第二版(修正版)的模型正在制作中.清理,修复,复原报告争取今年发表.这是一套制作非常精良的实战铠甲,有丰富的细节信息.以至于现在做模型都非常麻烦,工艺的复杂也是高水准的一种体现.就样式而言,可以找到从东周→汉晋→南北朝→隋唐→宋→明初的演变脉络,可以说传承有序. 【视频】慕容智墓出土铁铠甲的阶段性成果展示_百度贴吧来自：http://tieba.baidu.com/p/7788150690?sharefrom=tieba

慕容智墓出土铁铠甲的阶段性成果展示

对明定陵出土铁甲胄身甲部分的几点补充说明近期本人在向白荣金先生汇报工作进度的时候，向白先生请教了有关明定陵出土铁甲胄身甲部分的一些疑问。白先生根据当年发掘的原始数据对其中的部分问题做出了解答。这套铁甲发现时与其他兵器共同置于一个木箱中，铁甲表面未见纺织物残余或朽痕，但在反面发现有织金锦衬里。胸、背圆护采用绳带缝缀于身甲之外，二者之间未发现夹有纺织物。据此可以确定这件身甲的甲片是裸露的，可以排除布面暗甲的可能性。甲片表面涂有黑色大漆，原先应是黑色。身甲门襟、底摆、侧面的包边有残留，且在对应甲片上开有包边定位孔。身侧发现有系带残留。包边、侧身采用系带闭合的方式明确。用于闭合前襟的纽扣亦有部分残留。肩部甲片碎裂严重，复原方式存在讨论空间。这套铁甲胄自出土后，曾进行过数次仿制，工艺水平不一。

《大驾卤簿图书》中所反映的将领及仪卫的着装《大驾卤簿图书》是一件细节充分、可靠的纪实性绘本，之前已对其中细节做过简谈，现在又稍作补充。其中一段的队列中绘有两位身体魁伟的着甲武士，榜题“长人长上”，长（cháng）人指的即是身材高大之人，长（zhǎng）上是低阶武官的称号。图像、榜题、文献记载三者均可相互印证。至于高阶武官也就是到将军一级的穿着在这幅绘本中亦有表现，将军穿着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袍服式礼服。并不穿着这种浮夸的仪仗甲。

关于仪仗甲，基于《大驾卤簿图书》的简谈《大驾卤簿图书》旧作北宋绘本，但仔细考察画面中的人物着装，有元代特征。故此画应为元代绘本。又因元代卤簿承宋制，在缺少宋代绘本的情况下，可借用元代的绘本来推演宋代制度。宋制有：“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甲以布为里，黄絁表之，青绿画为甲文，红锦褖，青絁为下裙，绛韦为络，金铜鈌，长短至膝。前膺为人面二，自背连膺，缠以锦螣蛇。具装，如常马甲，加珂拂于前膺及后鞦。”絁是一种厚实的平纹丝织物，这里描写很清楚，这种仪仗甲是将甲片图案描绘在丝绸表面。文中特征与《大驾卤簿图书》描绘的“白泽旗队”部分吻合，这里是因为仪仗所持白泽旗缘故，甲的底色改为白色，与旗相应。在队列边缘的副杖穿着即是符合这段记载的黄色彩绘甲，只是官方公开的图像清晰度不够。最后还需注意“甲骑具装”作为一个固定组合的名词，与其相关的文字记载多见于卤簿仪仗，目前尚未见到应用于实战的描述。需要注意的是，北宋仪仗所用“甲骑具装”在宋初其实就已经失传，这个制度的复活来自礼仪使陶毂。而陶毂又是依据五代后梁贞明五年河内尹张全义所献仪仗甲而来。在中国古代的仪仗中，最高规格的要数皇帝所用“大驾卤簿”，相关的记载见诸典籍。仪仗所用兵器多为木质彩绘的道具。这个并非是仪仗的简化或者是“下游”而是最高级别的皇室礼仪所用。在古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非军事行动不能在人民的面前亮出兵器耀武扬威，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这也是古代帝王的出行仪仗追求热烈欢快氛围的原因所在。至于帝王的身边是否会配备一些操持实用兵器的安保人员，只能说可能存在，但超出制度范围，绘画也没有表现。我们不能孤立的研究一个对象，应该将其置于相应的历史背景中，在时空上进行综合比对。找到一件事物在演变上的连贯性和变化性。《大驾卤簿图书》中还有其他有趣的细节可以去探索，例如里面穿着华丽仪仗甲的并非是将军，而是普通的仪卫或者是军吏，而将军的礼仪着装在图像中也有表现。科学很多时候会反常识，有时候不太好理解，但也不是不能理解。

对仪仗甲胄的一些思考对于中国古代甲胄而言，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有实战和仪仗两大类。实战铠甲因为有相对充分的理论研究及实物作为支撑，加之部分历史、军事爱好者对其也有科学的认知，所以学界及民间的制作相对要规范一些。仪仗铠甲因为清代之前的实物较少，加之长期与宗教造型艺术混淆，从学界到民间对其认识相对模糊。这导致一些个人或商品化的制作会有意无意的将一些没有历史依据或自己创作的甲胄归到仪仗铠甲名下。这对于甲胄研究的学科建设及文化的传播都是不利的。仪仗甲胄也是一大门类，有着自身的历史和演变过程，需要被认真对待。对此，我认为今后有必要加大对仪仗甲胄的研究投入，引导公众对其建立科学的认知。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有令人激动的新发现。将研究工作做扎实，才能避免仪仗甲胄沦为打着史实幌子实则主观编造者的遮羞布。

关于凤翅、兽吞、三棱琐子纹的概述凤翅源自波斯王冠，与琐罗亚斯德教有关。在佛教艺术中与胄的结合在隋代，初唐时期开始出现在现实中的冠上。至于与现实中仪仗甲胄结合的时间，目前比较确凿的是北宋初年，但不排除在中唐就已经发生，但未成气候。凤翅一词最先出现在北宋初年的文献中，之前的名词目前不明。兽吞的早期形态是长在身体上的，并非甲胄部件。兽吞很长时间都被当做夜叉或恶鬼的身体特征。兽吞在造型艺术中与甲胄的结合在初唐。在现实中与仪仗甲胄的结合则在南宋之后。琐子纹是一类细小琐碎用作地纹的图案统称，其中的三棱琐子纹出现于唐高宗时期，并历代沿用。就目前所获得的确凿证据全部指向装饰图案。仅在晚清甲胄已失去战争意义的时候才以装饰铆钉的形式出现过金属实物。此三项若展开讨论，不是一篇论文所能收容，所以此文只是概述。从图像资料研究甲胄，最先要了解的是我国的艺术史，其次才是了解甲胄。在图像资料中，有宗教艺术和丧葬艺术的分别，在丧葬艺术中又有象生形象和神煞形象的差异。如果不对它们加以区分，则难以洞察真相。宗教艺术和丧葬艺术中的部分神煞形象可以用龙来类比，龙身上各部位的造型部分在现实中存在原型，但龙作为一个整体，则在现实中不存在对应的实体。即便历代有很多表现龙的图像资料，但不代表龙是现实存在的生物。

慕容智容貌复原

今天官方公开的慕容智墓内棺文物慕容智墓的内棺资料官方今天也公开了部分。内棺的有机质文物保存较好，慕容智身着紫色花绫襕衫下葬，成套的服饰都保存完整。内棺随葬有一套精美的弓箭，包含胡禄、弓韬，以及当中的箭矢、角弓，为同时期保存状态最好的实物。很荣幸参与了此次的考古，待正式的报告发表后，可再作分享。

慕容智墓出土铁甲胄的简要说明慕容智墓出土的这套铁甲胄年代及使用者的身份明确，未经盗扰，是截至目前考古出土的保存状态最为完好的一套铁甲胄实物样本。现场采取了整体铲取装箱的提取方案，使更多的文物信息得以保存。这件铁甲在下葬时为完整状态，所以各部位的连接关系，甲片的编连方式及编连所使用的绳带材质都是非常明确的，通过研究可以获得多方面的文物信息，这在此前发现的铁甲胄样本中是没有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遗憾之处，比如胄体和披膊的保存状态相对较差。胄体在过去应是被坍塌的帷幄砸中，导致破损严重。披膊因摞在身甲的上层，绳带腐朽后散乱严重。还有墓葬所在地的土壤盐含量较高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甲片基本矿化，只剩少许铁芯。需要借助X射线拍照才能观察到甲片的完整外轮廓及孔眼分布。这套铁甲胄从墓室取出后，因为保存环境的骤变，锈蚀速度明显加快，若不进行科学的保护，不久后便会崩解为一堆碎屑。所以实验室的提取和保护是同步进行的，每一片提取下来的甲片都需要做脱盐和封护。纪录片说三年，实际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

中唐时期锁子甲

陵墓神道旁的石雕所反映的是大将造型吗？从北宋开始，陵墓的神道旁开始采用穿着甲胄的造像，这类形象属于丧葬艺术中的象生形象，也就是写实的造型。那这类形象所反映的是现实中的大将吗？答案是否定的。这类造型在元、明有更多的传世绘本作为相互的对照，通过比对可知其造型为仪仗人员。明代称为“大汉将军”，这个制度还有个更早的源头，即是北宋的“宽衣天武”。实际上穿着这种样式甲胄的并非大将，而是一些低阶武官甚至是没有爵位的卫士。在仪仗场合，将领并不穿着这种甲胄，这点在《大驾卤簿图书》中有直观的反映。当然古代也有专门用于阅兵的着装，只是对其样式鲜有文字描述。古代上层的着装非常讲究分别等级次序，对应普通仪卫使用的着装样式，将领便不会去使用。虽然这还是无法回答将领阅兵时的着装，但至少可以排除这种样式。可能还有人会说，如果古代就是有某些将领喜欢这个，去穿一下会如何。我们确实无法彻底排除这种可能性，毕竟古代的着装是“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当然古人真去这样做的概率微乎其微。那这种仪仗甲胄的材质是什么，相关的记载不多，但能见的文献明确为非金属材质。《旧唐书》记载李晟“每将合战，必自异，衣锦裘、绣帽前行，亲自指导。”这里李晟只是穿着华丽的衣服，还未穿着外观浮夸的甲胄，然同行的李怀光告诫说“将帅当持重，岂宜自表饰以啖贼也！”这是一个特殊案例，但从侧面能看出对将帅着装有个共识就是“持重”。古代百姓寻常能见到的多数是帝王或官员的出行仪仗，真正的军队校阅是难以得见的，所以民间便容易将穿着华丽仪仗甲胄的人识别为将军。明代将原先的天武改为大汉将军多少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认识上的存在的问题。然宗教造像多数也以此为参照进行创作，这又是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了。

中国古代甲胄甲片纵向连接方式简谈我国古代的甲胄若按制作方式划分，存有两种常见的样式，即“编连式”、“缝铆式”。“编连式”即只采用绳带对甲片进行连接，虽然部分采用“编连式”制作的甲胄反面也设有内衬，但这种内衬主要是改善穿着的舒适性或装饰作用，并无结构意义，采用“编连式”制作的甲胄即便不使用内衬其结构依旧可以成立。“缝铆式”即是采用绳带缝缀或铆钉铆接的方法将甲片固定在内衬上，内衬起到了连接甲片的作用，采用“缝铆式”制作的甲胄脱离内衬其结构便不能成立。 “编连式”为本土起源，有着明确的演变谱系，也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主体。“缝铆式”或为外来输入，在明代之前“缝铆式”在我国非常少见，但从明代开始的布甲（甲片位于衬布反面）为典型的“缝铆式”。 “编连式”对甲片的串联方式又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编连，一种是伸缩编连。二者为相对的概念，固定编连只允许相邻甲片之间小幅度的活动，而伸缩编连允许相邻甲片之间大幅度的活动。就目前能见到的出土实物而言，甲片的横向连接均采用孔孔相对的固定编连。所以两种不同的编连方式便主要反映在对甲片的纵向连接上。伸缩编连初见于西周晚期，此时的伸缩编连多用于人身甲的甲裙部分及上臂甲部分，为纵向走绳，即编绳由上至下依次串联每层甲片。同时存在与横连孔共用穿孔的现象，相对比较原始。至战国晚期伸缩编连开始出现横向走绳的方式，即编绳在相邻两层甲片之间上下来回依次串联，单一甲片的顶部有两个横向并列的悬挂孔。这一串联方式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西汉晚期出现了另一种纵向串联方式，即悬挂孔位于甲片的上端，但无中心挂孔。这种方式要一直延续至南北朝，其后才逐渐退出主流。这种类型的甲片在境外也有发现，多数被复原成上下重叠面积很大的固定编连，这是错误的。而使用中心挂孔的横向走绳编连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出现，并在南北朝时期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至近现代。采用伸缩编连的铠甲纵向编绳会在表面大量裸露，所以有条件时会对这些编绳进行审美上的修饰。固定编连也有两种，一种是孔孔相对，采用这种方式编成的部分上下活动性很小。另一种是错孔相对，即单孔对双孔或纵双孔对横双孔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编成的部分上下层之间可以小范围的伸缩。固定编连一般用于人身甲的胸、背部分或特殊的胄下垂缘。

关于“天王甲”的简谈 “天王甲”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我的理解是一类出现于宗教护法神形象上的甲胄。在造型艺术中这类甲胄出现于十六国并一直延续至今。至于“天王甲”是否属于实战铠甲？目前这个答案是明确的，不是。在众多高等级墓葬出土的实物中，还有纪实性的绘画中，没有这个。有人可能会说，只是目前还未发现。我们确实也不能完全排除历史上真有人这样做，这个问题看似永远不会有答案。但我们或许可以引入一个概念“概率”，未来的某一天即便真的发现了，根据已有的样本总量，我们便可以说这属于小概率事件，也就是非主流。 “天王甲”是怎么来的，真的可以做到“无中生有”吗？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曾思考过的问题。怎么来的，最初当然存在某种原型，然后历代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增减而来，至于这个原型和后来增添的元素都不一定非得是实战甲胄上的。其实我们用龙来类比就能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龙以一个我们很难弄清楚的原型不断发展，从古至今不同艺术流派创造的龙都各不相同，不仅如此，还有进一步衍生出了“龙生九子”，艺术不仅做到了“无中生有”还发展出了丰富的内容。所以，“天王甲”怎么来的，想想龙吧。 “天王甲”本身以及历代增添元素的原型可以找到吗？这个研究很有难度，但我相信可以找到其中的一部分。不过站在甲胄制作的角度，“天王甲”中的某个构成元素，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它在实战甲胄上的源头，那何不直接参考这个更加准确的源头。 “天王甲”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在发展阶段确实与仪仗甲胄存在一些互动，大致在五代至北宋成熟。一种艺术形式一旦成熟，与客观事物的互动就会逐步减弱，后期的延续可视作一种吃老本行为。明中晚期至清初的实战甲胄以布甲为主，但此时我们却看不到“天王甲”与布甲元素的互动了。研究“天王甲”有意义吗？当然是有意义的，不过这个意义主要会在造型艺术上，对甲胄制作并不具有指导意义。“天王甲”应置于艺术史的范畴展开研究，而非甲胄史。

【简讯】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铠甲的实验室考古已经提上日程 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铠甲的实验室考古已经提上日程。唐代甲胄又将增添新的材料。

中国古代甲胄的“收腰” 先秦时期中土地区的铠甲是没有收腰结构的，且多数甲裙宽大呈锥形，这是因为当时皮甲的甲片尺寸普遍较大，处理收腰结构比较麻烦。当时的铠甲多为战车上的甲士使用，加之皮甲本身重量不大，收腰设计便无必要。当然，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也应存在较为贴身的铠甲。目前依据出土实物复原的先秦皮甲并无结构性错误，不存在混入马甲甲片的情况。这是因为保存较好的墓葬，人甲与马甲的甲片组合关系相对明确，且马甲甲片尺寸更大，一般是人甲的一倍以上。西汉前期的铠甲多数身甲呈筒状，也无收腰。至汉武帝时，在腰间开始出现外观类似收腰的甲片，但这种甲片在纵向上没有内凹弯曲，只是形似收腰甲片，但并无实际的收腰效果。真正意义上的收腰结构要从东晋十六国才开始广泛出现，收腰这一构造为外来的可能性较大。此外，中土历代存在过的铠甲，从文献记载到出土实物均未发现身甲部位存在空腔缓冲结构。

慕容智墓墓志铭慕容智墓的发掘简报已经发表，其墓志铭内容如下：《大周故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府君墓志铭并序》王讳智，字哲，阴山人。拔勤豆可汗第三子也。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方礴凝形，玉塞列藩维之固。其有守中，外沐淳和，贵诗书，践仁义，则王家之生常矣。廓青海，净湟川，率荒陬，欵缶朔，则主家之积习矣。故能爪牙上国，跨蹑边亭，控长河以为防，居盘石而作固。灵源茂绪，可略言焉：祖丽杜吐浑可汗。父诺曷钵，尚大长公主，驸马都尉、跋勤豆可汗。王以龟组荣班，鱼轩懿戚。出总戎律，敷德化以调人；入奉皇猷，耿忠贞而事主。有制曰：慕容智，鲜山贵族，昂城豪望，材略有闻，宜加戎职，可左领军将军，俄加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望重边亭，誉隆藩邦。西园清夜，敬爱忘疲，东阁芳晨，言谈莫倦，诚可长隆显秩，永奉宸居！岂谓齐桓之痾，先侵骨髓，晋景之瘵，已入膏肓。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灵府之官舍，春秋卌有二，即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礼也。上悬乌兔，下临城阙，草露朝清，松风夜发。泣岘山之泪，隋悲陇水之声，咽呜哀哉！乃为铭曰：丹乌迅速，白兔苍茫，两楹流奠，二鉴经殃。崩城恸哭，变竹悲伤，一铭翠琰，地久天长。

甲胄研究的几点杂谈多数公众甚至是一些甲胄爱好者对于实战甲胄的认识是存有问题的。多数人对古代甲胄的第一印象来自小人书、连环画或者是寺庙的神像。在未经深入思考和学习的情况下就容易将这些视觉形象想当然的视为实战甲胄，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是较难纠正的。古代的仪仗甲胄有个规律，造型越是浮夸的，主体为金属材质的可能性越小。宗教造型中的甲胄属于层累创作，不同时代都在上面叠加新的元素，新的元素和最初的原型一部分也是与甲胄无关的。实战甲胄在清代以前以出土实物居多，这其中不乏一些帝王级的甲胄样本。东周时期有曾侯乙、九连墩楚墓出土的皮甲，汉代王侯的甲胄实物就更为丰富，其中以长安武库及海昏侯墓的铁甲制作最为精良。东汉末年的曹操墓也出土有铁甲。十六国时期有冯素弗墓出土的铁甲，甲片种类和编连方式都很丰富，但因盗扰影响未能整体复原。唐时期的慕容智墓及2018血渭一号墓均有出土不同类型的甲胄实物。明代的定陵及南京、四川、云南地区的一些高等级墓葬也有出土铁甲实物。总体来看，历代出土的样本种类丰富，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数量。从这些样本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实战甲胄的“高级”具体会体现在结构、材质、加工精度三个方面。甲片的加工与细节处理，编绳的选择，编连的方式是根本也是真正的讲究之处。当然有些也会适当做点装饰，例如在甲片表面贴金、鎏金，彩绘或雕刻一些花纹，再或者在边角处用贵金属装饰一下，仅此而已。实战铠甲会把主要的财力和精力放在铠甲本身的防御性上，要做装饰往往相当的克制，不会做一些看似浮夸实际画蛇添足的部件。

慕容智墓的考古简报即将发表这座墓葬的等级较高，且未被盗扰。出土的文物种类丰富，其中有些还属于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出土有成套的服饰、精美的武器还有床榻帷幄等。出土的多数文物还需在实验室完成修复与保护，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所以正式的报告还需等待一些时日。

以图像资料为视角的甲胄研究的几点讨论图像资料即是视觉上的参考资料，包含雕刻、绘画等形式。对于甲胄研究而言，图像资料是所有类型资料里面最丰富的一种。对于年代稍近的朝代，部分的图像资料还可以与文献记载、出土实物相互印证，满足多重证据法。但年代越早的朝代，同一类证据就越显孤立，不能满足多重证据法，这时我们就有必要在一类证据的内部进行讨论。例如敦煌壁画里面就有不少甲胄形象，在讨论甲胄之前有必要先弄清壁画本身的绘画内容。根据壁画的表现内容，可以确定里面的形象所属场景（神域、仪仗、战争），这些对判断甲胄造型的虚实有很大影响。把不同时代里面的造型按场景区分开，在时间轴上可以观察到他们各自的演变脉络或者是相互的交叉影响。以图像资料为视角研究甲胄，还需要一些艺术史基础。东西方的艺术形式存在区别，因此并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认为中国宗教及丧葬艺术中的甲胄形象都来自实战铠甲属于一厢情愿或者是先入为主的认识，本身缺乏严谨性。这个假设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他们参考的是哪一种实战铠甲?而且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即通过对画面场景的分析，结合前后的演变规律找出这种实战铠甲的样式，这个样式是经过理论推演得出，而不是主观的“指定”。对于某些问题，我们难以用有无来回答，但也并非无法作答，这时可以引入概率。这个问题可以举个例子，秦始皇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问题在没有找到秦始皇的遗体之前其实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目前已知的证据入手，通过各方证据的占比，用概率回答，秦始皇有极大的概率是男性。秦始皇是具有唯一性的，而我们讨论的甲胄样式是具有普遍性的，对于讨论普遍性问题，引入概率的意义更大一些。用概率可以回答佛教神王的甲胄造型为“非实战”的概率较大，其中部分还存在“非现实”的可能。琐子纹为装饰图案的概率较大，为密集金属形式的概率很小。

木兰的衣橱：中国南北朝服饰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