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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这个问题不该由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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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若12强赛改赛会制 不利于中国这种亚洲顶级队 据报道,亚足联有意将12强赛改为赛会制,即12支队分成两个小组进行主客场制的比赛决出名次,小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界杯资格,第三名进行附加赛胜者再进行跨洲附加赛。   贺晓龙:   据体坛周报记者皇家马德兴老师透露,由于今年的亚洲区预选赛可能推迟到明年,未来12强赛可能采取赛会制。   个人认为,赛会制容易爆冷,对弱队有利,不利于中国这种亚洲顶级强队。先给中国排一个阵容,门将颜骏凌;后卫布朗宁(高准翼)、梅方、张琳芃、李学鹏,中场李可、吴曦、高拉特,前锋艾克森、费南多、武磊 。   如果谁说这套阵容在亚洲不算顶阵,基本上是在说恒大、上港、国安在亚冠小组赛面对日韩球队处于劣势。国足这套攻击线在亚洲无与争锋,后卫确实很差,但考虑到上港防线由石柯、贺惯、王燊超这么渣的后卫(和中前场核心外援相比的确很渣)组成,他们在亚冠照样和日韩匹敌,国足头重脚轻不是太大问题。   国足这套阵容世界杯无法出线,基本相当于恒大上港在亚冠小组赛无法出线,主教练对这套阵容没有信心,相当于卡纳瓦罗亚冠小组抽签后愁眉苦脸地说,“对手有日韩,我们和日韩不在级别上。”   不要再讨论国足能否进12强的话题,朋友圈里有人骂方方有人捧孙杨,我都不介意,价值取向的问题和审美观一样,没法统一,就好比恒大新球场的外观设计,有人称道有人鄙视。但谁要说国足可能进不了12强赛,我直接拉黑,(不经常看球的除外)。经常看球的球迷如果有这种怀疑,基本相当于对恒大能不能过马来西亚柔佛这一关忧心忡忡。你成天看球看成都这样了,还不赶紧拉黑你。
不可能打工男出狱之后拒掉多家网红公司,称做梦都想成家 2020年4月18日,36岁的周立齐结束了自己的第四次刑期。获释出狱。 此前,在看守所接受当地电视媒体采访时,周立齐曾“一语惊人”。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 “在家里面一个人很无聊,都没有朋友、女朋友玩 ,进了里面(指看守所)去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在里面。” 这些被认为离经叛道的表述却被一些网友奉为“经典语录”,在社交网络流传。 四年多来,他过着与网络绝缘的牢狱生活,但随着出狱日期的临近,他的热度陡然而起。出狱当天,一些网红公司的经纪人赶来监狱门口“迎接”他,希望与他洽谈合作事宜 。 “很多网络公司来找我,但我不想跟他们聊。”周立齐告诉记者,自己至今没有正式见过网络公司的任何人,他仍坚持“不给别人打工”的想法,只希望好好陪陪家人,在老家做些种植、养殖之类的生计,然后尽早成家。 针对网红公司对周立齐的追捧,4月21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文称,众多网红经纪公司无视公序良俗、道德底线,恶意进行流量炒作,引发社会舆论和流量“狂欢”,给网红群体和直播行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以此为噱头炒作的网红经纪公司将会被纳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的负面清单。 4月18日早晨六点半,周立齐走出了监狱大门,在此之前,他已按监狱要求完成了14天的隔离。狱方没有让他跟随家属直接回家,而是让他户籍地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把他接回了老家的镇司法所。 出狱的前一天晚上,周立齐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饮食、睡眠“一切正常”,“心情与平时一样,毕竟不是第一次刑满释放了。” “有些东西已经麻木了。”他说,和自己同天出狱的人看起来很兴奋,但自己的“感觉是很自然的”,没有想太多东西,只想第一时间回家看到亲人。 周立齐告诉记者,他一出监狱大门,就看到几十辆车已经排满路口,其中不乏“豪车”,路边也站了很多人。但他不认识这些人,也不知道这些人和车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坐着司法局的车离开了。当天,周立齐的二哥周立景也在监狱门口等弟弟。周立景说,早晨八点,就有四五批豪车陆续来到监狱门口,有人得知他是周立齐的家属后,主动过来找他攀谈。 周立景说,他被告知,有一家公司本来想找30辆豪车和一班“兄弟”来迎接周立齐,但考虑到疫情防控期间,聚集太多人在监狱门口,“搞得太风光”过于张扬,因此只来了几辆车,人也来得少了些。 回到老家的镇司法所,工作人员问了周立齐后续的生活规划,并告诉他,如果需要政府帮助就提出来,政府“能帮就帮”。 晚八点,政府工作人员把周立齐送回家里。按当地风俗,家人为他举行了“跨火盆”的欢迎仪式,并用树叶沾水洒在了他的身上,意在祝他“回来后,顺顺利利”。 当晚,周立齐和母亲、大姐、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吃了晚饭。“有白切鸡、清蒸罗非鱼…...好多菜,很久都没见过那么多菜了,还是挺开心的。”周立齐说,他的父亲因为还在住院,没能回来。 出狱之后,周立齐才知道,自己成了“网红”。很多网络公司一直在找他,想签约合作。 “我知道很多人来找我,但是我不想跟他们聊。”4月20日,周立齐说,他至今没有与任何网红公司的人见过面。 周立景算了一下,他弟弟出狱前后,已经至少有30家各类公司的人找到他们家,希望与周立齐合作。 “从4月8日到18日,一直都有人开着“豪车”到村里找我们家,有的时候都是晚上十一二点了。”周立景说,这些人当中既有网红公司的,也有开酒吧、KTV,或是卖汽车的,还有卖电瓶车、卖锁、做电商卖果子的…...总之,都是想找他弟弟“做广告”。“虽然当时我弟还没出狱,但人家说是先来谈一下,不然到时候连见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 周立景理解这些公司为什么对他弟弟如此追捧。他觉得,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的生意都不好做,“有些公司如果没有网红、头牌捧场,(收入)几乎都顶不了花销。” 一家网红公司的人告诉他,今年的情况下,一些资金庞大的网红公司还可以撑下去,如果资金不到位,再没有网红“帮忙做事”,“几乎一个月左右就顶不了了,面临破产。” 不同公司向周家人提出了各类合作方式,比如请周立齐做代言人、做广告,也有的提出愿意许以周立齐公司股份,收入四六开或三七开,甚至平分;一家湖南的房地产公司想请他去销售,待遇让他开价,可以一次性满足。 还有人表示,不管周立齐和哪家公司签约,他们公司都可以派一个8人团队来为周立齐服务。“给他量身打造,这块我们是专业的。” “来的人都是同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钱。”周立景说。 周立齐的冷淡态度并没有打消众多“淘金者”的热情,一些公司开始走“曲线救国”战略,把公关目标锁定在了周立齐的亲属身上。 周立景说,在他弟弟出狱前10天左右,南宁的一家网红公司就通过多个中间人联系上了他,弟弟出狱后,这家公司在4月19日晚上再度约他见面,想直接和他签约。 周立景说,当时他正在五塘镇卫生院照顾生病住院的父亲。他事先没有和弟弟及家人商量这件事,在卫生院门口借着手机灯光就把合同签了。 合同里约定,该公司每个月给周立景发一万块钱的工资和视频平台上20%的打赏分红,而他“随便发什么视频都可以,跟周立齐无关也行”, “想回家就回家,想去哪里玩儿就去哪里玩儿”。合同为期一年。 对方提出让他帮忙拍一个声明视频,周立景也照做了,他们把拍摄地点选在了卫生院附近一家奶茶店的二楼。“我是网称‘窃.格瓦拉’周立齐的哥哥周立景,感谢大家对我弟弟的关注和支持。我弟弟恢复自由后,一切都好,下一步我将通过官方唯一通道xx影视,对全网进行独家发布。”视频里,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把身份证举了起来。 周立景说,这是一段对方给他写好的台词,他读了两三遍才背下来。按他的理解,对方暂时无法和周立齐合作,因此想和他们家里任何一个兄弟姐妹先合作,然后把他弟弟“拉拢过去”。 当晚,这段视频就开始在各大网络平台疯传:“重磅!‘电瓶哥’周立齐震撼出道:1500万年薪签约××影视”、“窃.格瓦拉被××影视以1500万年薪签约”…...诸多被冠以类似标题的网帖至今仍随处可见。 周立景告诉记者,第二天,他就在电话里被弟弟骂了一顿。“他强烈反对我签约,说我不是这块料,让我不要再东搞乱搞。”周立景说,挂了电话后,弟弟又赶到医院,责怪他没有和自己及家人商量就自作主张。 这是周立齐出狱后,俩兄弟为数不多的一次见面。 周立景觉得自己受到了“蒙骗”,他说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对方会对外宣称以1500万签约了他弟弟。 “都是他们乱安上去的。”周立景说,该公司从来没和他提过“1500万”的事情。 周立齐家位于南宁市兴宁区某村,一个居住面积约40平方米的院落。 主屋被分成了面积不等的五间小屋,最小的一间堆放了旧衣服、凉席、竹梯等各种杂物,电线露在外面,有的悬于半空,有的搭在地上;客厅的墙壁没有完全刮白,地面是凹凸不平的石灰地,墙壁上的白灰已开始斑驳脱落,接近房顶的一段则是裸露的红砖,房顶由钢管、木梁、石棉板架构而成,偶有缝隙透进阳光;院里的三扇窗户都还没有安装玻璃,均用钢管和布帘与屋外相隔。 周立景说,这几间房子建成已有四五年,弟弟周立齐当时已经入狱,从来没有住过。除了父母,周家一共兄弟姐妹六人,周立齐排行老五,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但兄弟四个都还没有成家。“我家孩子太多,孩子多了东西就不够吃了。”周立景说,他和三弟周立齐相差两岁,两人小时候关系很好,经常一起捉青蛙、泥鳅、黄鳝来卖,补贴家用。在同伴里,三弟总是捉得最快、最多的一个,“我们没捉到时他就捉了半桶。” 在周立景眼里,这些童年回忆是三弟从小就“会找钱”、“不一般”的表现。“性格开朗,口才好,很老实,很听父母的话”是他对幼年周立齐的评价。 小学三年级只上了半年,周立齐就辍学了。13岁时,周立齐就开始离家到社会闯荡。 对于三弟此后在社会上的生活状态,周立景说自己当时也已辍学打工,两人不在一起,他所知并不多。但他说三弟平时会给父亲买烟买酒,对家里也很关心,只是平时回家少。他记得,2007年,三弟第一次入狱时,自己在外打工,过节回家时才听说弟弟坐了牢,他和家人都“感觉很惊讶”,“应该是跟了坏人了。” 周立景表示,他和家人也曾劝诫过三弟,让他好好找份工作。周立齐告诉他,“工作肯定会做的,只是要看什么工作,挣不挣钱。” “他说我们做的工作不适合他,太辛苦,比如在建筑队,我们只能做些捞浆、搬砖之类的活儿,又辛苦工钱又不多。”这让周立景觉得,“一切都只能顺其自然”,三弟自己选择的路,他们该说的都说了,多说也没用。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07年起,周立齐因盗窃、抢劫先后四次被判刑,累计刑期七年五个月。 2012年,周立齐第二次因偷盗电瓶车被抓,在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时,周立齐“一语惊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看守所里面个个是人才”等话语经电视台播出后逐渐在网络蹿红。 这些“惊人之语”,加上他的一脸络腮胡子以及玩世不恭的表情,让周立齐被网友冠以“窃.格瓦拉”的名号,他的照片被做成表情包、海报,在网上流传。 周立景并不知道三弟是从什么时候成为网红的,他对网红也没有概念,“城市的人可能会感兴趣,农村人谁会关心网红这些事情”。不过,一些亲戚还是陆续看到了周立齐的那段受访视频,给周父打来电话,他们觉得周立齐不该那样说话,让周父劝他好好找份工作,不要再做那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关心我们家的亲戚都认为那是不好的事情。”周立景说,他也不认同三弟所说“一辈子不给人打工”之类的话,他对那些话“感到很奇怪”,在他看来,那只是弟弟被抓进去后“随口一说”的话,他从来不知道弟弟有这类想法。 据他回忆,三弟并非从来没给人打过工。“他曾经给别人打工,但没干多久,就觉得老板总是让他加班加点,工资又低,不干了。”周立景说,2008年,周立齐去工地学习开挖掘机,但他感觉那个工作也不适合。因此用一个星期学会开挖掘机后就离开了。周立齐似乎并不喜欢被关注。与他亲近的一位同村朋友告诉记者,自出狱后,周立齐已疲于应付各路人等,连日来,为了躲人,他没敢回家住,而是辗转住宿于朋友家和南宁市区的几家宾馆。 为了不被媒体和各路公司的人认出,他去医院探望父亲时会戴好帽子和口罩,找人少的地方进入医院。 4月20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在距村约五公里远的一块荒地上见到了周立齐,这是他选定的见面地点,他说这里没人能找到他。现场只有两位陪同他的朋友。 周立齐穿着一身黑白条纹的衬衫和休闲裤,昔日视频中乱蓬蓬的长发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寸头发型,依稀可见白发。采访全程,周立齐一直戴着口罩,并拒绝拍照和拍摄视频。 周立齐说,两天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朋友家住着,空闲时会和朋友打牌、聊天。 “我现在刚回来,没有想太多。”周立齐说,以后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去生活,可能会做些种植、养殖之类的生计,“过点小生活”。目前还需要和家里人、村里人多交流,“大家研究一下务农做什么比较挣钱。”服刑期间,他一直有个愿望,希望在村里开个小超市。“毕竟这辈子都没做过什么生意,在村里开超市,农忙之时,家人还可以帮忙照看。” 成家则是他现在“做梦都想”的事情。他希望找个普通人,不用太聪明,也不用多漂亮,只要老实,年龄和他差不多,能居家过日子就行。 谈及自己当年那些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语录”,周立齐表示,自己当时之所以会觉得住在看守所更好,是因为家庭条件太困难,而看守所吃住不愁,当时觉得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现在,他已经不这么认为,服刑期间,他的愿望是“想刑期过得快一点,早点回家”。 只是,“这辈子不可能打工”仍是他现在坚持的想法,也是他至今拒绝和网红公司签约的原因。“这个话既然说出来了,就要遵守承诺,毕竟说过的话要负点责任,对自己也要有一点信心。” “很多网红公司来找我,有些人说会给我50万、100万、200万…...只要我和他们签约,就可以拿到那么多钱,但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也不想和他们聊这种东西。”周立齐说,他知道各路公司的人远道而来找他是想通过他赚些钱,但他至今没有和任何网红公司的人正式见过面,对网络上的事情也一窍不通。 他认为,一旦和公司签了合同,就是给别人打工,而他从小的习惯就是不给别人打工。“我就算每天在家里吃白粥,也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如今回想起来,周立齐觉得,自己年轻时是因为没有想太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才会说出那些被网民“追捧”的话。现在,他只想在家,老老实实过平静的生活。 “该种点什么就种点什么,毕竟每个人都要面对现实。虽然说家里贫困,但是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做点事情,不违法不犯罪,好好过日子。”周立齐说,自己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压力还是很大的。
意大利小镇已产生群体免疫?49%受测者呈新冠阳性,2/3无症状 在意大利北部博尔扎诺山区,一个名为奥蒂塞伊的小镇49%的受测者经过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中三分之二没有症状。有专家预测,该小镇部分居民已产生“群体免疫”。《赫芬顿邮报》报道称,奥蒂塞伊小镇有约4800位居民。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老板从中国购买了1000份血清检测设备,并请来专业医生,打算为酒店及配套设施的员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在检测结束后,还剩下不少检测用品,于是该酒店决定对外开放,进行检测。当地市民只需要支付30欧元成本费用,即可进行检测。 截止目前,该酒店共检测了456名20-59岁的村民,其中49%呈阳性。但三分之二的受测者,没有任何症状。目前,该小镇的血清检测还在以每天100人次的速度进行。49%的阳性比例,即使是在意大利这个欧洲疫情重灾区,也是惊人的高。根据意大利民防17日公布的数据,当天意大利检测6.5万次,是疫情暴发以来测试量最大的一天。其中阳性病例近3493例,占比5.3%。 在小镇进行检测的医生科斯特纳介绍,检测团队包括另一名医生和一位护士。他们预计在下周末,做完1000份检测材料。 科斯特纳指出,根据该小镇目前的情况看,部分居民已产生群体免疫能力的可能性很大。 当地时间18日,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意大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175925例、死亡病例达23227例,分别比上一日新增3491例和482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为4月12日以来最少。现有患者中的住院人数也继续减少。疫情给意大利带来的影响是惨痛的。紧急情况专员戴梅纳科在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二战期间伦巴第地区有两千余名平民丧生,而疫情期间,两个月内伦巴第地区有11851人死亡,是二战期间的五倍。 意大利从1月31日开始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以应对疫情。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该国从3月10日起进入全国“封城”状态,从3月12日起关闭全国除食品店和药店以外的所有商铺,从3月21日起关闭所有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 意大利已两次延长“封城”措施,目前的“封城”措施将持续到5月3日。威尼托大区主席曾于17日表示届时将“安全重启”,解除封锁。 不过,意媒预计,以当前的卫生状况,直到9月份,意大利学生才能复课。
印媒:印度167名疑似病例找不到了 据新德里电视台18日报道,印度旁遮普邦卢迪亚纳市卫生部门首席医务官拉杰什·巴加表示,该市仅有29名疑似新冠病毒患者被成功追踪,而至少有167名疑似病例“失联”。 旁遮普邦卫生部门表示,此前他们收到一份近期从国外返回印度的人员名单,并负责根据名单“按图索骥”,对其进行医学追踪。巴加介绍说,“当地警方和卫生部门分成两组进行追踪,警方一组负责寻访119人,目前已找到12人。卫生部门负责寻访77人,目前已找到17人”。但巴甲承认,剩下还有167人在卢迪亚纳,“但无法联系上他们”。 巴加解释说,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旅客并未提供“正确的联系电话和居住地址”,“也有可能是他们更换了联系方式”。巴甲保证称,“我们的团队仍在全力以赴寻找,并将很快追踪到这批疑似患者”。 然而,这已经不是旁遮普邦第一次无法对新冠病毒的疑似患者进行医学追踪了。据印度《经济时报》上周报道,旁遮普邦此前在收到一份多达450人的疑似患者名单并被要求采取追踪措施后,至少有7人无法找到。当时的报道称,警方在到达这7个人的居住地时,发现房门紧锁。 印度Times Now网站16日也披露称,在孟买一家医院接受隔离的11名疑似新冠病毒患者从医院“逃离”。报道称,这些人此前去迪拜参加了板球比赛,在返回印度后就立即被隔离检查。《今日印度》报道称,孟买市政府和警方已经采取了搜查行动,但至今尚未通报最新进展。 截至18日,印度已确诊151例新冠肺炎病例,也有专家担心印度有可能面临疫情大规模暴发,但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18日表示,截至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疫情出现社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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