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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渠与孙肇兴 令周总理怀念的文渠与莘县人孙肇兴 文/孙安国 淮安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 1960年,周总理在接见淮安县委领导刘秉衡同志时,回忆童年生活的情景,他说:“文渠呢,还有水吗?”“小时候,我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热闹呢!”可见文渠给这位伟人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刻。文渠 令周总理念念不忘的文渠原为淮安城内的通水沟渠,最初名为“市河”,即城市里的河流。后来,因为淮郡人文蔚起,士气民风蒸蒸日上,故士宦民众称之为“文渠”。 文渠的兴盛与莘县(今阳谷)人孙肇兴有关。清光绪《淮郡文渠志》 文渠渠水原由城西门之南的西水关引西湖(淮城西边原有湖泊叫西湖,即管家湖)水入城,并可出入小舟。自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于“城西管家湖凿渠二十里,运道改由城西,直达于淮”,因而西水关入城水量减小,不复如旧。明天启三年(1623)知府宋祖舜、知县孙肇兴采纳了“士民公议,凿宝带河水”由巽关入城,于是“民家之饮啜,园蔬之灌溉,舴艋(小船)之来往,一切称便” 自宋祖舜、孙肇兴重新引水进城后,文渠又焕发了生机。《壬戌科序齿录》 孙肇兴(1583-1661)山东省东昌府莘县(今山东省阳谷县定水镇双楼村)人。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登进士,6月授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累官至工部左侍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 山阳县有环碧堂,“堂东建奎照阁。时邑令孙肇兴亦来此堂议开地洞泄西湖、折时田为京田等事。” 孙肇兴所议开地洞泄西湖,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上任后就遇到一件麻烦事。 在万历九年(1581年),漕运总督凌云翼因个人恩怨公报私仇,以防备清河口黄河啮堤影响漕运为借口,从淮安城西南二里杨家庙至清河口对岸的武家墩开凿了一条长达数十里的“永济新河”。他故意将两岸河堤筑高,阻断了运河以西的水流,导致管家湖以西千余顷良田被淹没于水底,使当地百姓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运河以西田皆膏腴,有当道以私憾凿永济新河,自杨家庙达河口。东西筑堤,积水无所泄,田沉釜底,民苦逋负”—《淮安府志》 然而,数十年间,换了几任知县,竟没有一个敢惹漕督衙门,解民之忧的。 孙肇兴四处巡视,了解到百姓们艰难的处境,听到民间怨恨的呼声之后,感叹不已,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民除弊兴利。他叹息着告诉父老们:“我想趁着挑河的机会,挖穿漕河底部,让漕堤以西的水从涧河东边泄入海中。你们能用畚箕和铁锸来帮助我吗?”大家叩头欢呼表示同意。孙肇兴捐出自己的俸禄购买优质木材,请本县人何世爵主管这件事,把木材支成框架,上面盖上条石,取名叫“伏龙洞”。伏龙洞西端出口在西堤,东端出口在东堤,洞口上砌上石头,石头上再堆上四尺厚的土,然后在漕渠底部挖开堤坝,东边挖成水渠,引导水流汇合到许家闸进入涧河。工程竣工后,才向上官报告完成的情况。于是河西边成千上万顷的沼泽又变成了良田。清同治十二年《山阳县志。卷五。职官》 孙肇兴实心爱民,恿于任事。修建的伏龙洞是水利史上一个创举,两条水道相交,水流互不干扰。桥上是水,桥下也是水,南北交通并行不悖。运河水经上层南北流通,田间水自西向东经伏龙洞,流经运河底部以下,行船排水互不干扰。 经考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水上立交”。 虽然,这座直径不大的涵洞后来被泥沙淤塞了,但运河西的人民世世代代感激孙肇兴的恩德。这座运河上第一个穿运涵洞的遗址,就在现淮安水泥制品厂附近。淮安水上立交 2003年,在“伏龙洞”相距仅两百五十米左右的地方,古人的智慧得到了再一次运用——在淮安区城南京杭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交叉处,建成了一座横跨淮河的水路通道,这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水上立交工程。其结构与作用都和“伏龙洞”相仿,上槽下洞,上面的河流渡槽,下面的河流泄洪。 孙肇兴以他的智慧加实干在我国水利建筑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天下有雪 2024年2月11日
文渠与孙肇兴 文/孙安国 淮安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 1960年,周总理在接见淮安县委领导刘秉衡同志时,回忆童年生活的情景,他说:“文渠呢,还有水吗?”“小时候,我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热闹呢!”可见文渠给这位伟人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刻。文渠 令周总理念念不忘的文渠原为淮安城内的通水沟渠,最初名为“市河”,即城市里的河流。后来,因为淮郡人文蔚起,士气民风蒸蒸日上,故士宦民众称之为“文渠”。 文渠的兴盛与莘县(今阳谷)人孙肇兴有关。清光绪《淮郡文渠志》 文渠渠水原由城西门之南的西水关引西湖(淮城西边原有湖泊叫西湖,即管家湖)水入城,并可出入小舟。自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于“城西管家湖凿渠二十里,运道改由城西,直达于淮”,因而西水关入城水量减小,不复如旧。明天启三年(1623)知府宋祖舜、知县孙肇兴采纳了“士民公议,凿宝带河水”由巽关入城,于是“民家之饮啜,园蔬之灌溉,舴艋(小船)之来往,一切称便” 自宋祖舜、孙肇兴重新引水进城后,文渠又焕发了生机。《天启壬戌科进士同年序齿录》 孙肇兴(1583-1661)山东省东昌府莘县(今山东省阳谷县定水镇双楼村)人。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登进士,6月授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累官至工部左侍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 山阳县有环碧堂,“堂东建奎照阁。时邑令孙肇兴亦来此堂议开地洞泄西湖、折时田为京田等事。” 孙肇兴所议开地洞泄西湖,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上任后就遇到一件麻烦事。 在万历九年(1581年),漕运总督凌云翼因个人恩怨公报私仇,以防备清河口黄河啮堤影响漕运为借口,从淮安城西南二里杨家庙至清河口对岸的武家墩开凿了一条长达数十里的“永济新河”。他故意将两岸河堤筑高,阻断了运河以西的水流,导致管家湖以西千余顷良田被淹没于水底,使当地百姓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运河以西田皆膏腴,有当道以私憾凿永济新河,自杨家庙达河口。东西筑堤,积水无所泄,田沉釜底,民苦逋负”—《淮安府志》 然而,数十年间,换了几任知县,竟没有一个敢惹漕督衙门,解民之忧的。 孙肇兴四处巡视,了解到百姓们艰难的处境,听到民间怨恨的呼声之后,感叹不已,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民除弊兴利。他叹息着告诉父老们:“我想趁着挑河的机会,挖穿漕河底部,让漕堤以西的水从涧河东边泄入海中。你们能用畚箕和铁锸来帮助我吗?”大家叩头欢呼表示同意。孙肇兴捐出自己的俸禄购买优质木材,请本县人何世爵主管这件事,把木材支成框架,上面盖上条石,取名叫“伏龙洞”。伏龙洞西端出口在西堤,东端出口在东堤,洞口上砌上石头,石头上再堆上四尺厚的土,然后在漕渠底部挖开堤坝,东边挖成水渠,引导水流汇合到许家闸进入涧河。工程竣工后,才向上官报告完成的情况。于是河西边成千上万顷的沼泽又变成了良田。清同治十二年《山阳县志。卷五。职官》 孙肇兴实心爱民,恿于任事。修建的伏龙洞是水利史上一个创举,两条水道相交,水流互不干扰。桥上是水,桥下也是水,南北交通并行不悖。运河水经上层南北流通,田间水自西向东经伏龙洞,流经运河底部以下,行船排水互不干扰。 经考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水上立交”。 虽然,这座直径不大的涵洞后来被泥沙淤塞了,但运河西的人民世世代代感激孙肇兴的恩德。这座运河上第一个穿运涵洞的遗址,就在现淮安水泥制品厂附近。淮安水上立交 2003年,在“伏龙洞”相距仅两百五十米左右的地方,古人的智慧得到了再一次运用——在淮安区城南京杭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交叉处,建成了一座横跨淮河的水路通道,这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水上立交工程。其结构与作用都和“伏龙洞”相仿,上槽下洞,上面的河流渡槽,下面的河流泄洪。 孙肇兴以他的智慧加实干在我国水利建筑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天下有雪写于聊城摩天轮 2024年2月11日
孙家胡同 孙肇兴(1583-1661),字兴公,山东聊城西南六十里白塔村(今阳谷县定水镇双楼村)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 孙肇兴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初授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知县,入清后官至工部左侍郎。 孙肇兴的祖父孙朝臣,字思忠;父亲孙东阳,配邹氏,生五子,孙肇兴排行第五。孙肇兴,生于明万历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583年6月30日),少力学,刻意为文,试屡第一。考取秀才后即博览群书,以躬行实践、立说著书为己任,并不拘泥于八股文章。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考取第六十一名举人;天启二年(1622)考取第三甲第六十五名进士,授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知县,任期五年。期间,他广施德政,治理有方,兴利除弊,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界定地亩,均衡田赋。2、捐出薪俸,复田千顷。3、兴文课士,人才济济。 在山阳,孙肇兴不但督促县教谕和训导们办好教育,还常常挤出时间到县儒学为秀才们讲课。在孙肇兴的关怀培育下,明朝天启至崇祯年间,山阳县考取进士四人,举人十余人。其中,夏曰瑚在崇祯四年(1631)考取第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探花”;陈台孙在崇祯十三年(1640)考取第三甲第八十一名进士。   孙肇兴的显著政绩,赢得了山阳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调离山阳时,数以万计的民众夹道跪送,赠送一巨匾,上书:“民之父母”四个大字,落款是“江南山阳县绅民公送。”明天启七年(1627)岁次丁卯,孙肇兴任江南乡试同考官,所取多知名人士。 崇祯年间,孙肇兴历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兵部武库司主事、河南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在任兵部武库司主事期间,以国事为重,大义凛然,弹劾司礼太监张彝宪误国。崇祯却听信张彝宪的谗言,反加罪于孙肇兴,将其逮捕入狱,后发配军中戍边。崇祯八年(1635)八月,在众多文武大臣的力荐声中,崇祯帝收回成命,孙肇兴官复兵部武库司主事。 入清后,孙肇兴擢升天津兵备道。顺治二年(1645)二月二十七日,孙肇兴任山西督学,“出其所著《四书约说》、《选定文规》、《程墨正音》授诸生,晋人之文一变。”顺治三年(1646)四月二十六日,孙肇兴任江南布政司右参政管布政使事。   顺治八年(1651)七月八日至顺治九年(1652)七月五日,孙肇兴任广西左布政使。布政使是仅次于总督和巡抚的地方高官,官阶从二品,掌管财政和人事。后因病归。回乡后,闭门著书,以山林隐逸怀才报德。山东巡抚耿焞荐“肇兴学品可大用”。顺治皇帝福临召见并问以治平之策,孙肇兴立即进《用人惩贪疏》,受到顺治的赏识,任命他为宗人府府丞,掌管皇族的谱牒和族中事务。   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二十一日,孙肇兴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改工部左侍郎,官阶正二品。   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九日,孙肇兴因年迈退休,之后徙居聊城光岳楼南街路东孙家胡同。 顺治十八年九月二十日(1661年11月11日)戌时,孙肇兴在聊城逝世,享年七十九岁。“钦赐葬祭,树华表,具威仪,勒词丽牲于父墓之隧道,奉旨崇祀乡贤祠。”灵柩安葬在双楼村北两公里处,即今东昌府区沙镇前化庄西南百米许,墓前立碑刻石,修筑大量的石马、石羊、石香炉等。清廷特准在其故乡双楼村立碑纪念,并修建楼宇两座。 孙肇兴不但是一位清正廉明的好官,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所至与士子指画谈说,终日不倦。”所著《四书约说》、《四书题说》、《选定文规》、《程墨正音》等书作为钦定教科书,影响了一代士人。登门拜师求教者不计其数。 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刑部尚书任克溥,都是孙肇兴的学生。孙肇兴著名的弟子还有姚思孝、张采、赵士春。   孙肇兴的长子孙玉泽,字伯润,康熙五年(1666)顺天乡试中举,康熙二十一年(1682),考取第三甲第五十二名进士,授直隶河间府静海县知县。康熙二十一年(1682)即壬戌年,孙肇兴是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天启二年亦是壬戌年,父子二人考中进士相距六十年,所以状元礼部左侍郎邓钟岳题赠匾额曰“父子壬戌进士”,一时传为美谈。 孙肇兴的故居,朱红色的大门坐北朝南,门上悬掛着一块光彩夺目的金字匾额,上书“少司空第”四个大字,落款是“皇清状元东昌邓钟岳书”;厅堂大门上亦悬掛着一块光彩夺目的金字匾额,上书:“启文堂”三个大字,落款是“门生傅以渐敬书”;厅堂正中墙壁上悬掛着顺治皇帝钦赐的两块匾额:“理学名臣”、“斯文宗仰”,皆是御笔亲书。其他几块著名的匾额:“经元”,落款是“皇清状元傅以渐敬书”;“亚元”,落款是“皇清相国傅以渐敬书”;“经魁”,落款是“刑部尚书任克溥题赠。”孙玉泽的正厅匾额“嘉会堂”,落款是“愚孙婿邓钟岳书”。这些匾额标明了孙肇兴及孙氏家族历史地位之显赫。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东昌知府胡德琳购买了孙肇兴的曾孙孙启淑的宅院,经营四载,建成启文书院。启文书院曾聚集了众多名人讲学,翰林院庶吉士、江苏巡抚傅绳勋、翰林院编修朱学笃,晚年皆应邀到启文书院讲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启文书院改建为“东昌府中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东昌中学校”。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更名为“山东省立第二中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1949年5月,改办小学至今。从“省立二中”到今天的实验小学,又为国家造就了众多的人才和精英。著画家李苦禅、《红岩》小说中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都是聊城二中的学生。更有不少有志青年已经跨越国门,走向世界各地。 另外,古城西南还有一条孙家胡同,待考证。
李邦华《四书约说.序》 四书约说者,孙兴公清室之所著也,兴公生孔孟之乡,志圣贤之志,而刚肠筋骨,笃于天授,定识坚虑,本之学力,考其约说,可谓极深研密,析理无间之内,竖脊荼肝,透脉注脚之外,宜其觕以饰羔雉,拾青紫而精,以立性命酬国恩也,迩者中常侍,出典钱毂,口衔天宪,士大夫身斯任者,不得不相关白,或者蹙额仰息,或赋芊希光,与公独争面折,一罔所何?朝臣共股栗将乕,而兴公顾神色恬然,弗少挫,盖大节莫夺,塞于天地,其体认有素,故见义必为万人吾往,非义气所激,始盈终折者夫。 自昔,司马迁,班固,杨雄之流,不耻屈辱,有所论著,盖皆于文采不见于后世,故忍死为之,然于经传弥补,且忿而有言,语多偏至,惟文王演周易于羑里,深详吉凶悔吝之原,孔子修春秋于陈蔡,特严乳臣贼子之防,此忠孝大义,长不朽于千百亿世,兴公约说,意固将阐泽圣谛,用期不负所学。 今上日月遐幽微悉洞,寸云何繇掩大清虽暂见声色,而若急若缓,默默天地之仁,兴公行且如凤鸣朝阳,如凤翔霄际,无前伟竖,率从经传中,挹取不尽,所愿读者,得其觕为羔雉,拾青紫得其精,立性命,酬国恩,则约说匪仅同于文采,而兴公之意为不孤耳兴公之学渊矣,于恶乎知,乃心钦兴公之能用其学也,敢序一言并其首乎?夫邹鲁固多贤者哉。 吉水李帮华撰
对劝酒说不! 一到节假日,喝酒喝出来的事,一桩接着一桩。 前年春节,劝酒的人居然连只有两岁的小孩子都不放过,小家伙硬是被爸爸的朋友劝酒,最后,可怜的小孩被灌醉了,不治身亡。 显而易见,劝酒的事,把两岁孩子都劝得醉死的事情,比劝烟的危害性更大,更应该坚决禁止。吃饭喝酒算传统食文化,吃饭劝酒算糟粕陋习。可以不禁酒,但是要像禁烟一样轰轰烈烈禁劝酒。 活着的我们,怎么对劝酒说不?即将到来的元旦、春节,怎么不被劝酒? 过节就好好喝点小酒,为什么一定要喝大酒?喝酒就喝酒,为什么玩了命劝酒?劝酒就劝酒,一醉方休都不够,定要一死方休,但,这就不叫借酒浇愁,这叫做借酒杀人了; 比咱们贪杯的民族算不得少,俄罗斯人爱喝,但极少有两岁孩子这样被劝醉灌死的冤魂,多是自己和自己喝醉的醉汉。日本人爱喝,但想喝多少喝多少,随意自在,日本“防止醉酒扰乱治安法”第二条规定,强制劝酒行为将被处以48小时以下监禁,10000日元内罚款的处罚。 既然贪杯,好这一口酒,自己埋头苦喝就好,何苦像咱们有些人这样,自己死乞白赖就是不喝,死乞白赖要劝别人多喝,这就是逻辑不通,就是奇葩。 传统文化如此,所以,学会对劝酒说不,就成了一门学问。 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也不应该在同一个酒杯里,被别有用心的人把自己的脑袋摁进去醉好多回。 我就是拿出刘胡兰和江姐的精神,宁死不屈,滴酒不沾,任巧舌如簧,任威逼利诱,咬紧牙关,说不喝就不喝,一场场饭局坚持下来,大家就都知道,我是酒精过敏的,我不是看不起谁,我是没能力用喝酒来表达感情的,一年年坚持下来,大家就不劝我的酒了。 劝酒的把被劝的劝出了事,劝酒的可是脱不了干系的。 举案说法,一场大酒喝下来,某人喝丢了性命,某人的家属把一桌子酒肉朋友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是这样的: 某人成年,对酒精中毒死亡负主要责任,应承担赔偿责任的70%。 组织饭局者承担20%的责任,其余6名参与人共同承担剩余10%的责任,共计赔偿死者各项费者用3.5万余元。 类似案例一例又一例,总结一下,劝酒有风险,劝酒需谨慎。 1、逼迫式劝酒,不管对方酒量如何,都要对方喝酒。明明看着别人已经语无伦次,神志不清,还是劝啊劝; 2、明知对方不胜酒力,仍劝人酒精考验,或者明知对方有重大疾病,还是劝个不停,致使病情发作; 3、劝酒造成醉酒的后果后,一走了之,没有安全护送、陪伴、送诊醉酒者,导致被劝酒者遭遇意外; 4、明知被劝酒者喝醉了,不阻止酒后驾车,导致发生车祸; 5、被劝酒者因酒肇事。 以上种种,可以知道,劝酒的人是要负相当责任的。 如果你的亲友因为被劝而出事,可以将劝酒者告上法庭,为亲人讨回公道,阻止劝酒者的疯狂行为。 如果您有更好的,能对劝酒说不的好办法,请在评论里和大家分享。 自由是什么,就是有说不的权力,对劝酒说不,是自由之一种。
淮安第一座水上立交 自古以来,我国的大运河始终没有离开过淮安,淮安也随运河的前进而发展,淮安的中心城市随运口变迁而有所转移。淮安地区也随运河的变迁而演绎出许多闻名于世的奇迹。如,北宋在淮安创建世界上最早的船闸,它比欧洲的船闸早400年。今天被人们称之为亚洲第一的淮安水上立交工程,蜚声中外。然而,早在明代,淮安人就在运河上建成了第一座立体交叉工程——伏龙洞。 明万历漕运巡抚凌云翼,为预防黄河决堤,冲击清江浦河(里运河),危及漕运,于万历九年(1581)开永济河五十里,起自清口文华寺,接清江浦河,经武家墩,龙汪闸,至淮安城南运河以西的杨家庙,仍汇入运河。万历十一年,清江浦河修成长三百九十五丈的石堤,运河安全航行得到保障,永济河备而无用。因为运河东西两岸坚筑堤防,清口以东,清江浦运河以南,运河以西地区的积水被运河堤防所阻,积涝成灾。山阳县令孙肇兴,动员群众出工,自己则捐出俸禄,购置木石等材料。乘永济河施工的机会,建成穿越运河底部的木石结构的地下涵洞,名伏龙洞,运河以西的田间积水经过伏龙洞经运河底下排向运河以东,“使运河以西的千顷汪洋,复为良田”。 这是淮安历史上第一座水上立体交叉工程。洞身长三十五丈,进水口在运河西堤以西,出水口在东堤以东,并沿堤修建排水渠连接护城河排水经宝带河、涧河入射阳湖。涵洞口门高、宽各三尺。洞口砌石,石上加土。建成以后,实现运河水经上层南北流通,田间水自西向东经伏龙洞,流经运河底部以下,行船排水互不干扰。
二品大员群臣表 一代名儒状员师 林诗音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孙肇兴的人,他官居二品,清廉勤勉,才高学邃,桃李芬芳,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是他的门生,聊城的另一个状元邓钟岳是他的曾孙女婿。孙肇兴虽不是莘县人,但莘县以老宅为中心的孙姓却与孙肇兴家族同本共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有关史料记载,孙肇兴字兴公,号振宗,生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其先祖孙敬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自山西省洪洞县城南小董村迁至山东省莘县北银河店,以耕读为业,忠厚传家。后来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朱元璋的外甥李景隆率数十万军队在聊城、莘县、阳谷一带与燕王军队进行殊死搏杀,旷日持久,民不聊生,孙家二世祖孙惠携眷避居于河南归德府柘城县洪福集,一住就是几十年。后来,孙姓三世祖即孙肇兴的曾祖父考虑到莘县的祖墓无人祭扫,便带着岳母和妻儿回到莘县城东北十五里的聊城界之白塔村(今双楼村)定居,孙肇兴的祖父孙朝臣、父亲孙东阳一直在此居住。后来,又有孙氏后裔迁居莘县、阳谷等地。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肇兴退休后,举家迁至聊城光岳南街路东孙家胡同。 孙肇兴自幼聪慧过人,博览群书,以著书立说为己任,考试屡居榜首。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考取举人,时年三十五岁。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时年三十九岁。此后的三十五年中,在地方和朝中历任十任官职:第一任是淮安府山阳县知县,在任期间自捐薪俸兴修水利,大力兴办学馆,培养人才,获赠“民之父母”巨匾;第二任是工部虞衡司主事;第三任是兵部武库司盔甲主事,在任期间以国事为重,针锋相对地同宦官作斗争,毫不畏惧;第四任是天津兵备道河南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第五任是山西提学道副使;第六任是江南布政使司右参管布政使;第七任是广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是主管财赋和人事的最高行政长官;第八任是宗人府丞,期间曾做过太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太师;第九任是工部右侍郎;第十任是工部左侍郎,正二品,俸禄追加一级。他的著作《四书约说》、《四书题说》被皇帝颁行天下,成为全国科举士人的教科书,顺治帝称他是“理学名臣”,并钦赐“斯文宗仰”匾额。告老还乡后继续开办书院,教授学生。傅以渐就在此时成为他的门徒,傅以渐的学生、状元邓钟岳既是他的徒孙,又是他的曾孙女婿。缘此,莘县大街上一座为孙家妇人所立节孝牌坊上的对联就是由邓钟岳书写的。为了纪念孙肇兴,莘县的老百姓捐资在县城中立“皇清工部左侍郎加一级仍支从二品通丰大夫孙公振宗万民感恩碑”,并在县衙前建牌坊一座。 孙肇兴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聊城逝世,享年七十九岁,葬于双楼村祖茔。顺治帝钦赐葬祭,并恩准在其墓地立碑建楼纪念,牌位奉旨入祀乡贤祠。孙肇兴1622年中进士,长子孙玉泽1682年中进士,期间相隔六十年,正好这两个年头都是农历的壬戌年,故邓钟岳(孙玉泽的孙女婿)特增匾额“父子壬戌进士”,一时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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