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风伴明月 情风伴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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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爱国提理性 看看先烈是怎么做的 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其时,各城市的中华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了出现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的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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