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梦魇1 蓝色梦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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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这么大,还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待遇。”王家岭获救矿工的说话狠 “长这么大,还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待遇。”这是王家岭获救矿工农荣武对守护在旁边的医务人员轻声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的背景是一列专门运送获救矿工的专列抵达太原火车站,紧接着在专列停下的那一霎那,从山西各地紧急调来的60辆救护车整齐排成一条长龙,每一辆救护车只装载一员矿工!在这背景后面更大的背景是CCTV全程直播的镜头,还有各种各样晃来晃去的领导干部的脑袋!还有那些握不完的手,感谢不尽的语言!            这一刻的这些矿工的尊严在镜头下闪闪发光!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这一刻的矿工高贵的就像国宝熊猫一样,!棍棒底下出孝子,镜头面前出尊严,关注底下有人性....历史再一次证明,这还是那个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也不会改变!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王家岭事件平息下来,慢慢走出人们的记忆,然后,会有下一个不被关注,不被镜头的张家岭,李家岭或者赵家岭安静的掩埋生命。            血染的不是教训,是等待,等待下一个安静的灾难安静的来临,不需要CCTV,不需要镜头,不需要目光的时候,蝼蚁一样的生命安静的来又安静的掩埋!房价那么高,工资那么低,生活那么忙碌..谁也不会一直都去关注那些一次又一次的永不停歇的灾难,谁也不会把眼睛都一直放在离我们那么远的同胞身上!于是,生命再一次宣告,这还是那个生死由命的生命,这还是那个富贵在天的中国,唯一不同的是,你,轮回了几次而已!?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这些曾被深埋井下死而复生的矿工经历了他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经历的人上人的荣耀,这不是他们自己赚来的,这只是镜头下需要配合的一些道具而已!在闪光灯消失的那一刹那,这一切会随着暗去的闪光灯消失的无影无踪,很快,他们又会再回到那一口口熟悉而又害怕的矿井里,为了能活着,再一次用自己的生命去和运气搏斗!只是他们不知道,下一次,还有没有镜头再对着他们!?下一次,还是不是能用睁开的眼睛看着镜头!?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            能让人忘记悲伤的东西太多!那些镜头下的眼泪很快就会被风吹干,那些镜头前刚才还撕心裂肺无比痛苦的脸也会转眼就改变。坐在豪华的公务车上,嘴里品着香茗,怀里那个娇哼扭动的精灵,眼睛里那些动人的灯红酒绿,那栋气派无比的办公大楼,那些为了需要的行宫般的别墅,那些人民币上慈祥微笑的笑脸,都能让人很快,很快的就想不起曾经有王家岭这个名字了,这个世间需要记住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忘记王家岭比忘记自己养的那条名犬“波比”还要容易!            爬出来吧,给你安全。爬出来吧,给你尊严。当活着成为一种尊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选择自己需要或者不需要尊严!CCTV情绪激动的大喊着奇迹的时候,殊不知,这一个奇迹只是另一个大奇迹下的小奇迹而已,竟然还有人对早就习以为常的矿难惊奇,这才真的是奇迹!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人活着本来就已经是奇迹了!还好,人都是要死的,时代也一样!
一个母亲最后的力量 她已经87岁,到了衰老的时候,但当她得知65岁的大儿子因盗窃入狱后,她以最原始的方式,步行近百里地去看他。这个一生贫苦、没识过字的老妇人,背着馒头、西瓜和鸡蛋,一天内来回走了近两百里地,只为短短半个小时的探视——   赵巧云许多时候已经开始犯迷糊。蒲扇刚刚还拿在手上,可出去收了趟晒在院里的被子,就记不起搁哪儿了。蓝头巾前一天明明还在床头,第二天不知怎么到鸡窝上了。自己10个孩子的名字,她也甚至记不全。她已经87岁,渐渐“迷了,老了”,到了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时光。   但有个念头在她心里却一直很清晰——她想念儿子。   6月,她收到周口监狱的一封来信。邻居对着不识字、耳朵又背的老太太,足足喊了10多分钟,才让她明白,65岁的大儿子因盗窃罪入狱了。   这是大儿子第三次入狱,她并不太吃惊。“彪儿(大儿子乳名)打小都不学好。可好儿子,赖儿子,都是俺儿子。”她这样对村里人说。   因为不知道儿子在监狱过得怎么样,能不能吃饱穿暖,她决定去看望她的“彪儿”。她一点不清楚,从她家所在的河南省太康县大许寨乡黄寺村到周口监狱到底有多远,究竟要过几座桥,穿几个村,经几个县。她只知道,她得去看“彪儿”。   等两只母鸡下了8只鸡蛋,她决定上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要出远门,包括住在附近的小儿子。临走前一天,她亲手蒸了10多个馒头,又拿麦子换了两个西瓜,还用手团了4个酱豆饼,统统装进一只编织袋。   7月10日,天刚麻麻亮,赵巧云就准备出发。她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因为床头裸露着指针和电池的钟,已经好几年不走了。她从床边的红绳子上扯下一件旧得看不出底色的衣服,套上她瘦小的身板,又穿上一双带绊儿的绣花黑布鞋。她揣上几乎所有的积蓄,总共85元,这其中“还有一张是50元的大票子”。她把那只编织袋扛在背后,然后动身了。她打算走着去监狱,因为舍不得一出门就花钱。“老了,赚不来钱,一分钱看得跟磨盘一样大。”她总这样唠叨。   方圆数十里地,她很熟。年轻时,她在周围讨过饭,所以“路感”很好,甚至还能分出“南北”。但走出这片地后,她就迷路了,只好拿着监狱的来信四处问路,问路边开小店的,问豆子地里正在干活儿的农人,还不时拦下骑自行车的汉子。她不停地走,饿了,就从编织袋里掏出馒头,边啃边赶路。渴了,就去路边人家讨水。尽管两个小西瓜在背上滚来滚去,可她舍不得吃。   她固执地想:“那就该是给儿子的。”   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还有多远。她只是不停地走,就像出嫁前“淹三年、旱三年、蝗三年”那会儿,她跟母亲四处逃荒,走的路看不到头。   天越来越热,衣服湿透了,湿裤脚裹在腿上,害得她好几次都险些摔跤。脚上没有穿袜子,鞋浸着汗,一走就“咯吱咯吱”响。编织袋像雨布一样贴在背上,越来越沉。她不得不一次次歇下来,找一棵树,贴着树干蹲下,再脱下鞋,塞在屁股下,最后坐踏实。不过她很克制,歇不了一会儿,就又站起来走,因为怕“歇久了,腿软了,站不起来”。身上经常汗津津地发痒,她就在树上蹭蹭。   “跟牲口一样。”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她要去看望的“彪儿”,是她10个孩子中活下来的4个孩子之一。大女儿嫁到了河北,在她看来是孩子们中生活最好的,“生意做得大,发了大财,一年能赚一两万呢”。小女儿嫁在同村,如今在温州打工讨生计。快50岁的小儿子是个泥瓦匠,家里日子也紧巴。唯独大儿子最让她操心,也没少挨她打。村里人总能见到80多岁的母亲举着棍子、拿着鞋子追着60多岁的儿子打。前些年大儿子常年不回家,回一次,就往母亲手里塞钱塞礼物,但做母亲的拿着钱就往地上摔,说这钱不干净。“我啥也不要,我只要你好!”母亲苦口婆心地嚷嚷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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