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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富者道德上的沦陷 8个癌症高发村 灾难来自何方?■■■ 河南省西平县吕店乡位于淮河的二级支流——洪河流域,大约从十几年前开始,该乡洪村铺等8个坐落于洪河畔的村庄逐渐开始被癌症的阴影所笼罩。灾难来自何方?  本报记者 张向永/图文    癌症  11月23日上午,记者刚一走进洪河岸边的邵庄村,就听见一阵送葬的鞭炮声,村民说是邵富德去世了,准备去火化。邵富德,60多岁,生前患有喉癌。村民们反映,前些年村里谁家有人去世,大家都会赶着去帮忙尽尽心意,这些年实在死人太多,帮衬不过来了,光这两年就死了20多个,基本都是癌症。 村民邵元如数着手指头说:“这几年村里有4个人得了和邵富德同样的病,都死了。”“都是喉癌?”记者问。“是。其他得肺癌、肝癌的也不少,像邵合雨一家,两年死了4口,他儿子邵海成才30岁,这一门绝户了。另外,死绝户的还有邵道群一家。这两家都是得了肝癌。”邵元如回答说。  在洪河岸边,李寨村村主任孙国成告诉记者:“村里总共2000余口人,去年死了18口,今年还没到头,已经死了23口,几乎全是癌症(患者)。”  然而,李寨村的死亡数字仅是冰山一角。根据吕店乡民政部门对1994年至2004年11月底沿河八村死亡情况的不完全统计,11年中死亡1838人,年平均死亡率达到了9.7‰,远高于5‰的正常死亡率。这份统计显示,年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今年前11个月沿河8村的死亡人数为209人,死亡率更是高达12.2‰。死亡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45—70岁之间。死亡原因主要是患肺癌、肝癌、消化系统癌症等。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沿河8村的残疾和其他疑难杂症也比较多。陈青芝是邵庄小学的教师,三四年前患上了“大脖子病”,出现脖子周围疼痛不止、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看了几家医院,仍无好转。而在该村,患“大脖子病”的有20余人。李寨村的张磊,刚过18岁生日,却有14年是在轮椅上度过的。他患的是骨纤维异常增殖病,全身畸形,医学界目前尚不能确定其病因。村主任孙国成告诉记者,村里一共有3人得这种病,目前已经死了一个。据吕店乡有关部门的统计,沿河8村新生儿死亡、残疾达1.5%。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癌症又来自何处?  顺着村民们手指的方向,记者将目光投向村边的洪河。  害河  洪河发源于舞钢市(县级市,属平顶山市管辖)南熬山,流经舞钢市、舞阳县(属漯河市管辖)和驻马店市西平县、上蔡县、新蔡县,全长254公里。  洪河在西平县吕店乡境内长约11公里,也称小洪河。村民们多是世代居住在这里,承袭了祖先“择水而居,临水而栖”的习惯。祖先的选择确实曾经为他们带来过福泽,但那是在洪河未被污染前。后赵村村民邵军德等人形容说:“以前,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成群,岸边还种了许多树木、芦苇、荻子,好看着哩。”吕店乡宋副乡长补充说:“每年秋天,光芦苇、荻子就能收8万多公斤,群众编成席子卖掉,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现在啥都没了。”  11月23日,记者在洪河吕店桥下看到,水面上白色的泡沫堆了一尺多厚,河水呈棕褐色,站在数十米外依然怪味刺鼻。据当地的群众介绍,这还是几天前刚下过一场雨,把泡沫冲去了不少,在下雨前堆得更厚。虽然时值初冬,岸上依旧青草茵茵,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被河水直接冲刷浸泡到的地方寸草不生。  宋副乡长指着桥下河北岸的一处废弃建筑告诉记者,当年吕店乡政府共筹措资金100多万元兴建了四处机灌站用以引水灌溉农田,这便是其中的一座,后来由于河水被污染,无奈常年闲置相继被毁。  被殃及的不仅仅是几座机灌站,据吕店乡干部们反映,有一年天气干旱,沿河村民无奈之下用河水灌溉农田,造成烟叶、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大面积枯死。邵湾村村民邵元生至今还念叨“俺家那年用河水浇灌的红薯都不扎根”。据吕店乡的相关统计,每年该乡因水污染受害农作物达5万余亩,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万元。
印度大学生素质比中国高 专家谈中印竞争力:记者:做为一位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学者,您对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力是如何感受和看待的?丁学良:谈到中印竞争力问题,让我们先从小处着眼。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印度大学生的素质普遍比中国大学生的高。我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地的大学里做研究和教学,我和同事们都发现,来自印度的学生一定是班上表现最好的学生。第一,他们对学习持续的认真态度和刻苦精神。第二,他们表现出色,不仅考试考得好,而且非常积极地发起和参与讨论。他们非常会提基于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问题。第三,印度裔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普遍高于华裔学生。 观察一个学生的天分和潜能,重要的是看他(或她)怎么提问题:从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可以看出他具备不具备抓住整个讨论中间最关键的环节的智慧穿刺力。印度裔学生在这方面的普遍表现,远超过我遇到的华裔学生。在学生身上看到的是这些,在其它领域,如商界、产业界、文化界、学术界看到的也是如此。单从我个人的视野望出去,在国际社会,印度裔的成功人士,远远比华裔人士更多,也更为抢眼。从这些方面来比,印度比中国更有优势。未来10年到15年期间,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们都会进入国家最重要的领域和部门。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印度在软件方面——这包括行政、法律、语言能力、教育和科研制度等方面,要比我们好得多。这些因素将对亚洲这两个最大的国家,将对这两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未来相对地位,产生非常重要的长远影响。这两国间的竞争,是21世纪最最关键的竞争之一。记者:这种差异似乎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那么造成差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丁学良: 就教育而言,重要的是教育目的有根本的不同。从中国历史上看,两千年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观念,所以多半以灌输的方式来进行。而印度的教育则更多地侧重于独立自由思考的能力,而且印度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多源和持续多样化的。这是造成两个民族学生质素重大差异长程的原因。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印度的教育部门较少受到官僚部门的制约和管理,是相对独立自主和多元的,没有强制的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我们知道,只有“自由竞争性”的方式,才会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第三点是他们的英语背景。印度好一点的学校都是用英语进行教学的(这并不排斥他们的母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根本地位)。英语是事实上的国际普通话;如果说每一种语言都是信息库,那么以英语来储存信息的这个“库”无疑是最大及最多源的,因此印度学生所接触的信息就比中国的学生更广泛更多样也更高素质。多种语言能力让他们能有更高更宽的起跑线。普遍的英语能力也是印度人在其他领域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语言上的优势让他们更为熟悉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结构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创业以及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最重要的要素。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比华人更容易与西方社会融洽。对中国的教育来说,也有通过改革赶上世界潮流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让教育机构、教育方式、教育体制多源和多元化。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出国回国,他们所接触的更为国际化、更为多元的教育方式和教室文化(classroom culture),能够让中国在十至十五年内就有非常大的积极变化,关键在于要开辟让他们做实事的制度环境。记者:在近两三年里,主要在英文研究界,有一派学者提出非常重要的新说法,论证印度在发展本国经济实力的政策和措施方面,从中长期的战略眼光看,总体的表现会赶上并且超过中国。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丁学良:简要说来,这派观点认为,在过去25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吸引外来投资(FDI)方面,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努力。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FDI,都愿意去做、并且经常是主动地去做很多在其他国家很难实行的事情。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律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实际政策,对于本国的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entrepreneurship)——在组织、制度和经营方式等等方面的创新——所给予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却长期地和明显地次于中国给予FDI施展身手的环境。因此,过去25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增长的动源,包括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和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绝大部分并非由中国自己的企业创新出来的,而是来自外商企业,主要是外来的和尚在念这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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