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º17 郑树标1
有的路,你必须一个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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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玮琳:那么到“文革”前夕,这些资本家的富有程度究竟如何?卢 潘玮琳:那么到“文革”前夕,这些资本家的富有程度究竟如何? 卢汉超:这是我研究中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刚刚举到的一些例子都是比较著名的人物了。普遍的情况如何需要用一些统计数字来说明。为此我通过查阅档案资料与访谈,调查了“文革”初期抄家的情况。为什么要了解抄家的情况?因为公私合营时期交出的企业是台面上的公开资产,难以隐瞒,而中国人除了我们一般看到的炫富陋习外,更有“藏富”的习惯,所以当时核定的资产并不能反映资本家财富的全貌。抄家从当时的意识形态上讲是为了破除四旧,而从实际效果上来说,是政府挖了资本家的“家底”,拿走了他们的私房钱。 从上海抄家的情况看,可谓“战果累累”。在1966年8、9月抄家最密集的时期,全上海抄出的纯金条是三万两千五百公斤,金银首饰九十万件,珠宝玉器三十万件,美钞三百三十四万,其他外币三百三十万,银元两百四十万枚,人民币现款、公债等三亿七千万元。“文革”中上海被抄家的资本家家庭是四万八千家,抄家物资中贵金属与现款的总价值约为四亿八千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当时上海每户资本家家庭的不动资产相当于一般工人二十年的收入,可见当时社会虽然经过解放后的种种运动,旨在消灭有产阶级,但实际上的财富差距仍然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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