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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好好说——从岳飞说起（6）（六）岳飞并未大破“拐子马”　　什么是“拐子马”？　　《宋史·岳飞传》中载：“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　　首先要指出的是，作这段记载的史家，在军事学上是一个无知的糊涂虫。因为“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的战术，根本就不是用于对付“拐子马”的，而是典型的对付“轻骑兵”的作战方式。　　中国军事史上的骑兵建制，始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此前，中国的军制则以“车战”为主。而车战又是对付当时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的集团进攻最有效的战争手段。但车战的最大缺陷，就是它的不灵活及速度慢，顶多就是“击溃”骑兵，而不能“歼灭”骑兵。而自赵武灵王取游牧民族紧袖轻服的着装特点，学习骑马射箭并建立起骑兵部队后，中国的军事战术中，就有了以骑兵打步兵，以车战抗骑兵这样相辅相成的先进战术。不过，无论怎样先进，战争还是以步兵集团为主力的。于是，在长期的衍变中，车逐渐转向装运粮草器甲的随军运输工具，只在遇到骑兵时，才把它连接成“墙”，步兵隐在其后，用弓箭阻挡骑兵。　　然而，战争是以取胜为基本原则的。而取胜的最佳手段，就是偷袭或突袭。所以，当行进中的步兵或在战场上正厮杀的步兵突然遭到骑兵闪电般的突袭时，往往来不及或根本就不可能利用随军车辆，这就迫使步兵必须找到一种不依靠车辆、在野战中有效对付骑兵的战术。《宋史·吴玠传》载：　　“璘阅兵河池，以新战阵之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敌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陈如之。凡陈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替之。更替以鼓为之节，骑出两翼以蔽于前，陈成而骑兵退，谓之叠陈。诸将窃议曰：‘军其歼于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军法有之，诸君不识尔。得车战馀意，无过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房知车战之利，可用于平原旷野之间，而不得车战之法，其败固宜。敌骑长于奔冲，不尔，无有能抗之者。’”　　吴璘是吴玠的胞弟，这里是说他发明的一种对付金军骑兵优势的新战术，大意是遇金兵时，自己骑兵先从两翼出动，与敌对峙，步兵趁机布阵，前面两三排坐于地上，手持长枪，斜刺向前，后面一排弓弩手跪于地，再后是强弓硬弩，阵成，骑兵撤后。大家怀疑步兵坐在地上对骑兵，岂不是坐以待毙么？吴璘说，这是古代就有的战术啊，在军法上就写着，是从车战借鉴来的，在适宜平原旷野上对骑兵，你们只是不知道罢了。　　于此，我们不妨把这个“古之束伍令”称作步兵“点式小单位”战术。　　这种战术简单灵活，随时随地可实施，因为它是按照军制基本单位的“什人”建制而设定的，也就是今天的“一个班”。当发现大规模骑兵集团突袭时，只要指挥官一声号令，大家立即在各自所属的“什人长”带领下，以“什人”为单位，面对敌骑方向，前三名士兵席地而坐，将长枪末端顶在地上，两膝夹紧，双手紧握，枪尖斜刺向一人高的前方；第二排三名士兵，则以跪姿贴其后，双手紧握长枪，未端夹在腋下，枪尖直刺前方约一人半至两人高处，这样布阵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马的前冲及跨跃；而站在最后一排的三名士兵，则持弓放箭，负责射杀正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和马。　　这样的“什人”单位，就是战场上的“一个点”，而“点”的间距则数米至十来米不等，布局错落，看似随意，却散而不乱，迫使敌骑不得不在这些“点”中间乱窜，由战术上的主动攻击，转为战术上的被动挨打。而单个的步兵，由于是十人紧密挨在一起作战，以静制动，非常适应抑制人的紧张心理，故能使“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

有话好好说——从岳飞说起（5）（五）岳飞不可能直捣黄龙府　　公元一一四一年，即高宗十四年，金背盟攻宋，岳飞就是在这次的反击战中，率军打到了令后人振奋不已、跃跃欲试的朱仙镇的。然而，也正是这个朱仙镇，一千多年来却一直使我们错误的认为，如果岳飞不死，如果能让岳飞放开手去打，如果南宋不用十二道金牌把岳飞招回来，岳飞就一定能够彻底收复失地！真是这样吗？　　在南宋的五大主力中，岳飞的军队无疑是南宋最强的主力之一。大本营所以要把刘光世、张俊二人的军队放在整个战线中部，无非就是因为这两位进取不足，守成有余，关键时刻，万不得已把刀架在脖子上，他们还真能打几个象样的仗。而他们前据淮河，背依长江，能进则进，不能进则守，守不住则退，敌方一旦跟进，则即成孤军深入之势，钻进左有岳飞十万大军，右有韩世忠八万大军形成的口袋中。反之，如把他们放在岳、韩两侧，一旦溃退，则中部进攻之军立无退路，必将导致陕西战线、淮东战线连带崩溃，川蜀、江南亦将不保！　　而当高宗十三年郦琼叛变后，南宋中部防线，就只有张俊的八万人马，及原淮西方面军副将王德新补充的两万人马。还有就是刚刚赶到顺昌的刘锜的两万人。从名义上，王德归张俊节制，但王德向大本营明确表示了不愿归其指挥，而大本营基于郦琼正因此反叛，亦不敢强拗，故在金背盟后，高宗不得不再强命早已因畏战、厌战而罢职的刘光世重任淮西前线总指挥。而刘光世则勉强过江到和州，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一步了，这就造成了高宗十四年那场大战开战后，淮西各军实际上的各不统属。　　前面说过，当金兵渡河时，刘锜正在赶赴东京的行船上，接信即舍舟登车，只随行数人匆匆赶到顺昌城，急派人催所部并向大本营求援。天刚明，金军已到河南边城淮宁（今河南淮阳，古陈国，故又称陈州），幸亏所部两万兵已携家属于四更赶到。顺昌保卫战于此时正式开始，历时整整三十天，而岳飞派遣驰援的张宪、姚政，张俊派遣驰援的王德，却都是在保卫战结束后才赶到的。显然，南宋君臣根本就没有想到刘锜能在此打什么顺昌保卫战！也正是因为如此，秦桧才在刘锜击退金三路都统葛王褒数万大军后，金兀术十二万大军尚未合兵前，要其见好就收，撤回两万宋军及顺昌百姓，以免因实力过于悬殊致前功尽弃。那么，南宋大本营为什么不坚决反击呢？史载：　　“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丙戌，金人陷拱州，守臣王慥死之。撒离曷自河中趋永兴军，陕西州县官皆降。丁亥，金人陷南京，留守路允迪降。刘锜引兵至顺昌府。己丑，金人陷西京，留守李利用、副总管孙晖皆弃城走，钤辖李兴率兵拒战，不克。辛卯，胡世将自河池遣泾原经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敌金人。京、湖宣抚司忠义统领李宝败金人于兴仁府境上。癸巳，知亳州王彦先叛降于金。金人陷永兴军，趋凤翔。丁酉，命胡世将移陕西之右护军还屯蜀口。以福建、广东盗起，命两路监司出境共讨。己亥，命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庚子，以吴璘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听胡世将便宜黜陟、处置军事。辛丑，金人犯凤翔府之石壁砦，吴璘遣统制姚仲等拒却之。金人围耀州（今陕西铜川），郭浩遣兵救之，金兵解去。”　　看清楚，顺昌保卫战开始前，不仅岳飞正面的“河南诸州继降”，很少抵抗，更严峻的是岳飞的左翼陕西前线，也“陕西州县官皆降”！时陕西方面军总指挥吴玠，已于上年六月病逝，大本营派四川制置使胡世将统军，各将分兵驻屯各地，虽大本营已命吴璘将各军，但聚兵不及，只能勉强分兵三千迎敌。“蜀口”就是由秦岭进入四川的山口，“还屯蜀口”就是陕军已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倾全力保卫四川。　　那么，陕西、河南为什么不抵抗呢？　　这是因为此前的和议条约中，规定在金退还陕西、河南之地后，原金委任的官员，南宋不得无故撤职。金坚持这个条款，也是为了金本身的利益，目的无非是把这一带做为军事缓冲区，以防南宋背盟报复。而南宋为了实际上掌握这两地，在一年中已陆续向各主要城市派遣了一些官员，如刘锜及投降的东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和“弃城走”的西京留守李利用、副总管孙晖，“率兵拒战不克”的钤辖李兴等，但毕竟还是少数，故当金人背盟攻宋时，那些金任命的官员，怎么可能会舍命坚守呢？而南宋大本营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要刘锜击退金军后，见好就收，免得前功尽弃，难道真的就是畏敌如虎，投降卖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