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ien_yi vivien_yi
空谷幽兰
关注数: 141 粉丝数: 616 发帖数: 29,164 关注贴吧数: 134
有人觉得┃齐泽克: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精神分析的社会自我(二) 齐泽克 本文为齐泽克在南京大学的讲座——FREUD·LACAN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 卢布尔雅那大学 哲学系 佛家的要义在于从对象向思想者本人的反身性变换(reflexive change):首先我们把骚扰我们的对方、我们的痛苦的成因隔离开来;然后,我们改变——不是对象,而是——我们自身。我们与(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我们的痛苦的成因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要去除的只是对自我的虚假观念。我们总是这样理解幻觉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观察者的视角。”这一转换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它不只是解放,使走向[弗洛伊德]所谓“无界限感”(oceanic feeling)的乱伦之乐得一个步骤,也是一个人丧失其立足之本、告别他熟悉的存在舞台的震撼体验。 因此,佛家的觉悟过程的最佳出发点就是“无端受辱”的基本体验(自恋式的受虐狂思想):“她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我不配受到那样的对待”。第二步就是把它转换到自我本身即这些痛苦情绪的主体上来,明白它的转瞬即逝和无关紧要——不应反击引起的痛苦的对象,而应当把反击转向自我本身。我们不修补伤害:我们看穿了要修补的伤害不过是幻象。 那么,精神分析和佛家的观点究竟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面对佛家的基本谜团,其盲点:六道轮回(samsara)是如何发生的?要提的问题恰恰颠倒了佛家最关心的东西——我们如何摆脱六道轮回,进入涅磐?(这种转换类似于黑格尔颠倒古典形而上学问题——我们如何透过虚假的现象看到本质的现实?对黑格尔来说,问题恰恰相反:现象是如何从现实中产生出来的?)佛家对于驱动力(impetus)的性质和起源浑然不觉:它是从虚空中,并通过欲望(它的欺骗)而产生的,它指向了一种“打破涅磐的内部对成”的行动,并从“无”(nothing)中生出“有”(something)来——这跟“打破对称”的量子物理学[宇称不守恒]有同源关系。弗洛伊德的答案是驱力(drive):弗洛伊德称之为“驱力”的东西并不是佛教的生命轮回,并不是令我们臣服于世界之幻象的欲念。 相反,哪怕在主体“穿越了幻象”并且打破了对(失去的)欲望对象的欲念之后,驱力仍将继续存在。这里,和“硬科学”(hard sciences)的惊人类似能够再一次帮助我们理解问题。当代粒子物理学中广泛讨论的“希格斯场”(Higgs field)假说,将完美地展现驱力的悖论。任何物理系统只要能够和它所在的环境交换能量,最终就会达到一种能量最低的状态。 换句话说,从一个系统中拿走的质量越大,其能量就降得越低,直至最终达到能量为0的真空状态。可是这种现象迫使我们提出一个假说:一定存在一种东西(某些物质),如果我们不提高系统的能量,我们就不能从给定系统中取走这种东西(something)。这种“东西”就叫做希格斯场:这种场出现在一个已经抽成真空的容器之内,一旦将其温度降到最低限度,其能量就会进一步降低。这种“东西”(something)的能量低于“没有东西”(nothing),可以说是具有负能量的“东西”。说白了,这就是如何“无中生有”的物理学版本。 这就使拉康在强调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和所谓“涅磐原则”之间区别时的用意所在。根据所谓“涅磐原则”,所有的生命系统都倾向于最低的张力水平,最终朝向了死亡。但实际上,“空无”(虚空,什么内容物都没有)并不等于最低的能量水平,两者是矛盾的;坚持“有”反而要比坚守“无”(即最低的张力水平,或者说是消解了一种秩序的虚空)更“便宜”(消耗的系统能量更少)。这一差距构成了死亡驱力(即这种驱力本身,因为“任何驱力其实都是死亡驱力”):它与涅磐原则(消解一切生命张力的追求,回到原始空无的渴望)毫无共同之处,死亡驱力是超越和反对涅磐原则的一种张力。 换言之,涅磐原则并不是对立于快乐原则的,而是快乐原则的最高和最激进的表达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驱力代表了它的对立面,代表了“未死”的方面,即一种超越(生物)死亡的灵魂生活。 尽管如此,在认可大他者的不存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和佛教是一致的。从根本上说,大他者乃是现象的秩序。(The big Other is, at its most fundamental, the order of appearence.)现象是本质的东西,他们从来都不“仅仅是现象”。 这在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运作之中是最容易辨别的。人们往往把它当作最粗暴(ruthless)的政治体制,认为它最不晓得“仅仅是现象”。对斯大林的谴责一般有两种观点: (1)它是个犬儒,完全知道实际上发生的是什么(公审的被告是无辜的,等等); (2)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也就是说,他能够完全控制事态的发展。 但新近公开的档案表明,事情恰恰相反:斯大林基本上确实相信(官方意识形态、他的忠诚领袖地位、被告有罪,等等)而且他其实不能控制事态(他自己的措施和干涉往往引起令他震惊的后果)。拉尔斯?利(Lars T.Lih)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要是斯大林更犬儒一些,也许苏联人民的日子还要更好过一些。”——可是,对斯大林的“信念”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并不是他个人相信——他想要大他者相信。 可以用这个大他者来解释《苏联大百科全书》(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在1954年贝利亚垮台之后的著名事故。百科全书的字母B下面本来包含着“贝利亚”(Beria)这个词条,一篇2页长的文章,赞颂他是伟大的苏联英雄;在他成了叛徒和间谍之后,所有的订阅者都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信,要求他们把有关贝利亚的这页纸剪下来,寄回去;作为交换,他们迅速寄来一个2页纸的“白令海峡”(Bering pass)词条(附有照片),这样一来,只要把它插入卷中,其完整性就得到了恢复,历史就不再“开天窗”了……神秘的是:完整性(的假象)为谁而恢复?要知道,每个订阅者都知道这个猫腻(因为这是他们亲自干的)。 唯一的答案当然是:为了大他者的无辜凝视。在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主义在骨子里是神学;恰恰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主义拼命地维系合适的外观。这样的谜底使得我们摆脱了“斯大林是个信徒还是犬儒?”的两难问题:这完全是个假问题,其实他两这都是。就他个人来讲,很多时候当然明白官方说辞是撒谎;因此,他是犬儒,然而他同时也忠诚于自己他捍卫“大他者”的纯洁性和真实性的努力…… 然而,对大他者的这种依赖是不是我们经验的最终视域? 是的——在我们的神学中是这样的。 在对伊朗总统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一次有趣的采访中,有个问题是:如果他和布什举行公开辩论,他会对布什说什么?内贾德回答说:“我会问他,理性主义、精神还有人道主义和逻辑——对人来说是坏东西吗?为什么老是冲突?我们为什么要敌对呢?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每个人都能够爱他人……我说过,我们可以用逻辑来经营这个世界……炸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炸弹现在几乎没什么用了。我们需要逻辑。”而从伊斯兰的视角看来,不够“理性”的宗教恰恰是作为“爱的宗教”的基督教:它对爱的关切使得神太像人了,有了偏见:在基督的形象中。上帝亲自上阵,让基督拥有了一种激情,超出了造物主和宇宙主宰之逻辑的激情。相反,穆斯林的神是真正的理性之神;他是完全超验的——布什在肤浅的非理性主义的意义上,而是说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洞悉一切、主宰一切,因而无需带着偏见卷入尘世的纠纷。 伊斯兰的基本逻辑是:理性可能是奇怪的,但却是没有例外的;而基督教的基本逻辑是:我们的理性是靠一种“非理性”的例外(深不可测的神圣的神秘)来维持的——或者像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说的:“不仅发现了规则,而且预测到例外”:正是这样的例外使我们感受到宇宙法则之奇迹。切斯特顿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理性,而把理性黏着在作为其基础性的例外之上:没有了例外的理性就会堕落为一种盲目的、自我毁灭的怀疑论,简言之:堕落为总体的非理性主义。或者像切斯特顿反复说过的那样:如果你不信上帝,你很快就会轻易地相信任何东西,哪怕是对奇迹的最迷信的胡说八道……切斯特顿的基本观点和信念是:19世纪晚期的非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反对宗教之后的必然结果。 但是,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切斯特顿的致命缺陷,他自己后来也克服了这个缺陷。在对《约伯书》的精彩讨论中,他揭示了上帝为何要驳斥他的捍卫者,安慰约伯德那些“机械论和自大傲慢的人”。 上帝在这里不再是保证宇宙的常规性的那个神奇的“例外”,使得我们能够解释其他一切的那个不可解释的X;相反,他的创造物所充满的奇迹把他自己也惊呆了。仔细看来,我们的宇宙里没有什么是正常的东西——所有食物,任何细小的事物,都是一个神奇的“例外”;从适当的角度看来,一切征程的东西都是个畸形怪物。比方说,我们不应当把马看作正常的东西,独角兽是神奇的“例外”——就连马,世界上最普通不过的东西,都是一个shattering奇迹。 这一个渎神的上帝是现代科学的上帝,因为现代科学正是由这种对显而易见之物的好奇态度所支撑的。简言之,现代科学站在“相信一切”这一边:现代科学破坏了我们最基本的自然态度,并且促使我们相信(接受)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难道不正是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教给我们的东西之一吗?拉康的“并非全部”(non-All)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conundrum。切特斯顿显然依赖于普遍性的“男性气质”方面以及作为普遍性之组成部分的“例外”:一切都遵循自然因果律——仅有的例外是上帝,核心的神秘。 反之,现代科学的逻辑则是“女性气质”的:首先,它是唯物主义的,相信“没有什么能够摆脱自然因果律”这一公理,认为一切因果关系都能够加以理性的解释;但是,这种唯物主义公理的另一方面是“并非一切都是理性的、遵守自然法则的”——这不是说“存在着非理性的的事物,即摆脱了理性因果关系的事物”,而是说理性的因果秩序本身的“总体性”是不连贯的、“非理性的”,是“非全部”(non-all)。只有这个“非全部”才使得科学话语能够对惊奇、对“不可思议”的出现保持充分的开放性:在19世纪,谁能够设想相对论或者量子物理学之类的东西呢? 因此,天主教会一般总是站在常识的现实主义和宇宙的自然解释这一边,从切斯特顿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都同意了进化论(仅有的例外是上帝把不朽的灵魂注入人类身体的那个独特时刻)和当代宇宙论(仅有的例外是难以捉摸的宇宙大爆炸,那个自然规律不起作用的时刻——正因为如此,他恳求科学家们把神秘留给大爆炸)。难怪许多新托马斯主义者说,他们的本体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之间有一个奇特的相似性,这两者都捍卫一种天真的现实主义(我们感知的对象真的独立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之外)。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天主教和辩证唯物主义都在量子力学的“开放”本体论上陷入了麻烦。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解释所谓“测不准原理”呢? 按照这个原理,我们无法获得粒子在量子水平上的全部知识(同时测得粒子的速度和位置)。对爱因斯坦来说,测不准原理证明量子物理学没有提供对现实的全景描述,其概念工具错过了某些未知的特征。相反,海森堡、玻尔和其他人相信,我们对量子的知识的不完备性表明了量子现实本身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不完备性,这种主张把我们带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古怪本体论。如果我们想要用人为的(虚拟的、数码的)媒介来仿真现实,我们并不需要做到极致:我们只要复制出想象现实中的那些观众能看到的特征即可。 假定在背景上有座房子,我们在设计程序时不必把房子内部全部建构出来,因为我们估计参与者并不想进入房间;再举个例子,虚拟空间中的人的构造仅仅限于其外表——无需为内脏、骨骼之类费神。我们只要做个程序,就能在参与者的活动使之成为必要(比方说,如果他用刀切开虚拟人的身体)时,迅速弥补这个裂缝。这好比我们在电脑上阅读长文章时要翻屏一样:前面的页和后面的页在我们看它们之前并不预先存在;同样,在我们仿真一个虚拟的宇宙时,对象的微观结构可以暂付阙如,如果地平线上
1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