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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赤壁》赏析 沈祖棻 杜牧《赤壁》赏析 沈祖棻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即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诗以地名为题,实则是怀古咏史之作。   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十月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其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三十四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乃是这次战役中的头号风云人物。   诗篇开头借一件古物来兴起对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在那一次大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支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经过了六百多年,还没有被时光销蚀掉,现在被人发现了。经过自己一番磨洗,鉴定了它的确是赤壁战役的遗物,不禁引起了“怀古之幽情”。由这件小小的东西,诗人想到了汉末那个分裂动乱的时代,想到那次重大意义的战役,想到那一次生死搏斗中的主要人物。这前两句是写其兴感之由。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两个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后来的诗论家对于杜牧在这首诗中所发表的议论,也有一番议论。宋人许《彦周诗话》云:“杜牧之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这一既浅薄而又粗暴的批评,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如《四库提要》云:“(许)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乃孙策妇,小乔为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故变其词耳。”这话说得很对。正因为这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   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如果按照许那种意见,我们也可以将“铜雀春深锁二乔”改写成“国破人亡在此朝”,平仄、韵脚虽然无一不合,但一点诗味也没有了。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   另外,有的诗论家也注意到了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如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云:“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也说:“杜牧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加以考虑的。杜牧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原载:《唐诗鉴赏大辞典》
杜牧《赤壁》赏析 沈祖棻 杜牧《赤壁》赏析 沈祖棻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即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诗以地名为题,实则是怀古咏史之作。   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十月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其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三十四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乃是这次战役中的头号风云人物。   诗篇开头借一件古物来兴起对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在那一次大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支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经过了六百多年,还没有被时光销蚀掉,现在被人发现了。经过自己一番磨洗,鉴定了它的确是赤壁战役的遗物,不禁引起了“怀古之幽情”。由这件小小的东西,诗人想到了汉末那个分裂动乱的时代,想到那次重大意义的战役,想到那一次生死搏斗中的主要人物。这前两句是写其兴感之由。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两个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后来的诗论家对于杜牧在这首诗中所发表的议论,也有一番议论。宋人许《彦周诗话》云:“杜牧之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这一既浅薄而又粗暴的批评,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如《四库提要》云:“(许)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乃孙策妇,小乔为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故变其词耳。”这话说得很对。正因为这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   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如果按照许那种意见,我们也可以将“铜雀春深锁二乔”改写成“国破人亡在此朝”,平仄、韵脚虽然无一不合,但一点诗味也没有了。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   另外,有的诗论家也注意到了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如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云:“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也说:“杜牧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加以考虑的。杜牧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原载:《唐诗鉴赏大辞典》
杜牧《赤壁》赏析 沈祖棻 杜牧《赤壁》赏析 沈祖棻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即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诗以地名为题,实则是怀古咏史之作。   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十月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其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三十四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乃是这次战役中的头号风云人物。   诗篇开头借一件古物来兴起对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在那一次大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支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经过了六百多年,还没有被时光销蚀掉,现在被人发现了。经过自己一番磨洗,鉴定了它的确是赤壁战役的遗物,不禁引起了“怀古之幽情”。由这件小小的东西,诗人想到了汉末那个分裂动乱的时代,想到那次重大意义的战役,想到那一次生死搏斗中的主要人物。这前两句是写其兴感之由。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两个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后来的诗论家对于杜牧在这首诗中所发表的议论,也有一番议论。宋人许《彦周诗话》云:“杜牧之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这一既浅薄而又粗暴的批评,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如《四库提要》云:“(许)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乃孙策妇,小乔为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故变其词耳。”这话说得很对。正因为这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   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如果按照许那种意见,我们也可以将“铜雀春深锁二乔”改写成“国破人亡在此朝”,平仄、韵脚虽然无一不合,但一点诗味也没有了。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   另外,有的诗论家也注意到了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如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云:“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也说:“杜牧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加以考虑的。杜牧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原载:《唐诗鉴赏大辞典》
岑参《春梦》赏析 沈祖棻 岑参《春梦》赏析  沈祖棻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俗语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思骨肉,念朋友,怀家乡,忆旧游,往往形于梦寐。这么一件人人都会在日常生活遇到的小事,经过诗人们的艺术处理,就会成为动人的形象,能够更深刻和真挚地表达出内心所蕴藏的感情,使读者感到亲切和喜爱。岑参这首诗,就是写梦而很成功的作品。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梦前之思。在深邃的洞房中,昨夜吹进了春风,可见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春回大地,风入洞房,该是春色已满人间了吧,可是深居内室的人,感到有些意外,仿佛春天是一下子出现了似的。季节的更换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尤其当寒冷萧索的冬天转到晴和美丽的春天的时候。面对这美好的季节,怎么能不怀念在远方的美人呢?在古代汉语中,美人这个词,含义比现代汉语宽泛。它既指男人,又指女人,既指容色美丽的人,又指品德美好的人。在本诗中,大概是指离别的爱侣,但是男是女,就无从坐实了。因为诗人既可以写自己之梦,那么,这位美人就是女性。也可以代某一女子写梦。那么,这位美人就是男性了。这是无须深究的。总之,是在春风吹拂之中,想到在湘江之滨的美人,相距既远,相会自难,所以更加思念了。   后两句写思后之梦。由于白天的怀想,所以夜眠洞房,因忆成梦。在枕上虽只片刻功夫,而在梦中却已走完去到江南(即美人所在的湘江之滨)的数千里路程了。用“片时”,正是为了和“数千里”互相对衬。这两句既写出了梦中的迷离惝恍,也暗示出平日的密意深情。换句话说,是用时间的速度和空间的广度,来显示感情的强度和深度。(宋晏几道《蝶恋花》云:“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即从此诗化出。)在醒时多年无法做到的事,在梦中片时就实现了,虽嫌迷离,终觉美好。谁没有这种生活经验呢?诗人在这里给予了动人的再现。 原载:《唐诗鉴赏大辞典》
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赏析 沈祖棻 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赏析  沈祖棻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此诗,通过人们在长安一座道士庙——玄都观中看花这样一件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   永贞元年(805),即贞元二十一年,刘禹锡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到了元和十年(815),朝廷有人想起用他以及和他同时被贬的柳宗元等人。这首诗,就是他从朗州回到长安时所写的,由于刺痛了当权者,他和柳宗元等再度被派为远州刺史。官是升了,政治环境却无改善。   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而为了要突出这些现象,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陌本是田间小路,这里借用为道路之意。紫陌之紫,指草木;红尘之红,指灰土。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衬托出了大道上人马喧阗、川流不息的盛况。写看花,又不写去而只写回,并以“无人不道”四字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则桃花之繁荣美好,不用直接赞以一词了。它不写花本身之动人,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真是又巧妙又简炼。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如此众多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去国十年,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开花了,因此,回到京城,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   再就此诗骨子里面的,即其所寄托的意思来看,则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辛辣的,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此诗一出,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 原载:《唐诗鉴赏大辞典》
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清人词论小记之二 程千帆 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清人词论小记之二  程千帆  周邦彦[兰陵王]《柳》云: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这篇词自来被认为是《清真集》中代表作之一。宋人小说如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及毛开《樵隐笔录》已有关于它的传说和流传情况的记载。后代论家选家评选周词,也很少遗漏此篇。 在旧评中,使我最感兴趣的,乃是谭献在周济《词辨》卷一的评语中,对此词第三叠“斜阳冉冉春无极”句所下的一句话: “斜阳”七字,微吟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 这是什么意思? 从字面上看,它只是在说:这句词很值得玩索,应当仔细地加以体会。至于其值得玩索之处何在,玩索应当如何下手,则都没有下文。 陈匪石《宋词举》卷下云: “斜阳冉冉”七字,是别浦、津堠间情景。其情景交融之妙,有难以言语形容者。谭献谓“微吟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洵非过言。 此句是写别浦、津堠间情景,写来情景交融,这并不难体会,而当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从而发掘谭评的究竟义时,陈先生却以“有难以言语形容者”一笔带过。似乎谭评玄妙的措词,不但用不着解释,反而是这句词很恰当的赞语。这就未免使人感到遗憾,无法满足了。 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乙卷引梁启超云: “斜阳”七字,绮丽中带悲壮,全首精神振起。此评从两种风格的对立统一着眼,并指出了这一句对全篇情调所产生的“精神振起”的作用,其见解是很深刻的。我们将梁评看成是谭评的阐明,也未为不可,虽然梁氏下笔时也许并无此意。梁说见采于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简释》,沈祖棻《宋词赏析》说此句,也申梁以释谭,都证明梁评之精及其与谭评有相通之处。 但真正深明周词此句之佳处的,还得数俞平伯先生,其《唐宋词选释》卷中释“斜阳”句云: 一句中含两意,一日光景已近黄昏,春光却无限,也是无穷的。 俞释简而明,却可以说是直指心源,即看出了周邦彦当时面对那样一种难忘的景物而在心灵深处发出的微妙的悸动。而谭献,则正是由于周邦彦是如此完美而又素朴无华地表现了此景此情的交融而十分心折。 这句词所含两意为什么就值得谭、梁诸家的重视,这正是我想为之试拟一个答案的问题。 此词题为《柳》,实则借以写“久客淹留”(陈洵《海绡说词》说)或“客中送客”(谭献《<词辨>评》说)之感。这本来是一个极为古老的,从汉以来就不知道被多少人反复咏叹过的主题,是很难于写得出色的。但作者却凭借其对于行者居者双方心理状态的深刻体会、对自然景物的细致观察,以极为工巧的艺术手段将两者有机地融结在一起,依然出人头地地完成了这篇杰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陈洵《海绡说词》、陈匪石《宋词举》、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及沈祖棻《宋词赏析》对这篇词都作过较详尽的分析。诸家词学流派不尽相同,体会也有异同、深浅,而赞誉则如出一口。但诸家所说,都不足以解决上述问题,即旧评,特别是谭评的含义。 我认为,俞先生所指出的“斜阳”一句所含两意,除了它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之外,同时还是全词中许多对矛盾的象征。隋堤之柳,一方面,已被“折柔条过千尺”,而另一方面,却依然“烟里丝丝弄碧”。(顺便指出,这一抒写,极其明显地是受到了李商隐的启发。那位晚唐诗人在《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中写道:“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作者,一方面,已是“京华倦客”,而另一方面,又是有家归未得,只好“登临望故国”。至于这次送行,则一方面,是“月榭携手,露桥闻笛”等许多“旧踪迹”老是萦绕心头,无法排遣,而另一方面,又是当前的“酒趁哀弦,灯照离席”,以及无可避免的、正在出现“别浦萦回,津堠岑寂”的难堪的前景。凡此种种,物与人,情与景,本已错综交织,将若干对矛盾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较为丰富的境界;但只有将这许多细致的描绘与抒写,再统一在一个能够表现空间不断开拓与时间不断流逝的过程的浑然景象中,才能显示出其完整而深刻的意义。这正是“斜阳”一句在全篇显得突出的秘密,也是词人所赋予它的特殊艺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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