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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故事】莫妮卡的自述我叫莫妮卡・莱温斯基。1998年以前，这个名字只属于我自己，属于那个在旧金山出生、在洛杉矶长大的加州女孩，属于那个有点胖、爱笑、总想被人喜欢的二十二岁姑娘。然而一夜之间，它不再是我的名字了。它成了一个笑话，一个形容词，一个全世界都可以拿来消费的标签。 1995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成为白宫实习生。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在南草坪上，我第一次见到他——比尔・克林顿，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人群里所有女人都在看他，我也在看。他朝我伸出手，我记得那双眼睛，记得那种被全场注视的气场。那年秋天，政府停摆，白宫大半的灯熄了，工作人员几乎都回了家。空荡荡的走廊里只剩下零星几个人，包括我，包括他。后来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1995年11月，我二十二岁，他四十九岁，我们之间开始了一段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我后来花了很多年才肯承认：那不是爱情，至少不全是。可那时的我以为它是。他记得我的名字，给我打电话，送我礼物——惠特曼的《草叶集》，一枚古董帽针。对全世界他是总统，对我他像是一个奇迹：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居然愿意把时间分给我。如今回想，那是我人生里最危险的错觉：我以为自己被选中了，其实我只是被 "使用" 了。 1996年4月，有人觉得我离总统太近了，我被调去五角大楼。我失魂落魄，告诉他我很痛苦，他说他也一样。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叫琳达・特里普的女人。她年长我许多，看起来像个可靠的阿姨。我把秘密告诉她，不是一次，是很多次，在电话里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我太需要一个出口，以至于忽略了：她一边安慰我，一边按下了录音键。 1997年3月，他结束了这段关系。我崩溃了。一段没有名分的秘密，连失恋都不能光明正大。之后的日子我浑浑噩噩，靠在电话里倾诉和幻想活着。只是我不知道，那些话都被录了下来。 1998年1月16日，星期五。琳达约我在一家商场见面，我等来的却不是她，而是FBI特工和检察官。他们把我带进丽思卡尔顿酒店的一个房间，盘问了我十几个小时。他们说，他们手上有二十多个小时的录音，如果我不配合，我可能面临长达二十七年的监禁。他们还告诉我，我的母亲已经被带走问话。我后来才知道，母亲在警察局里被问了十个小时。那一天我最害怕的不是牢房，不是失业，是母亲，因为女儿做了蠢事，也要被拖进这台绞肉机。五天后，德鲁奇报道把这件事捅到了网上，主流媒体随即跟上。我的名字登上了全世界的头版。 1998年1月26日，他在电视上，指着镜头说："我与那个女人没有性关系。” 我在电视里听见这句话。那一刻我甚至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彻底抹掉的感觉：他连我的名字都不肯好好说，他把我变成了 "那个女人"。接下来是漫长的一年。为了换取豁免，我出庭作证。那条蓝裙子——我早该扔掉它，可我没有，如今它替我作了证。1998年秋，斯塔尔报告被公开，连最私密的细节都被印在报纸上、传在网上，供全世界逐字阅读。同年12月，众议院弹劾了他；次年2月，参议院宣告他无罪。从头到尾，我都是这场政治风暴里的人质：没有工作，没有律师费，没有隐私，没有姓名。媒体给我起了无数绰号，脱口秀拿我取乐，漫画家把我画成**。人们在我家门外扎营，追着我跑过几条街，只为拍到我崩溃的脸。我后来对《名利场》的读者说，那一年我失去的不只是名誉，还有尊严，我甚至差一点失去生命。在最黑暗的夜里，我认真想过：是不是消失了，这一切就会停下来。 1999年3月，我和为戴安娜王妃写过传记的作家安德鲁・莫顿合作，出版了《莫妮卡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声音讲自己的版本：我不是媒体塑造的那个 "勾引总统的实习生"，我只是一个爱错了人、又被全世界羞辱了的女孩。书的收入大约五十万美元，大部分进了律师的口袋。媒体依然嘲笑我 "靠丑闻发财"，可我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我试过做手袋品牌，能卖掉一些，够生活而已。最安静的时候，我靠编织度过那些吵吵嚷嚷的日子。一针一线，把自己缝回一个完整的人。 2006年，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到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近十年，我几乎从公众视野里消失。那不是逃避，是重建：一个被拆掉的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把碎片拼回来。 2014年，我在《名利场》写了一篇文章，叫《羞耻与生存》。2015年3月，我站上TED的讲台，演讲《羞辱的代价》。我对台下的人说："我是全球范围内，名誉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摧毁的 ' 零号病人 '。" 我说，公开羞辱曾经是一场血腥运动，今天它在网上每天上演，对象变成了每一个普通人——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你的孩子。台下的人在鼓掌。他们不再只是猎奇地看我，他们在听一个幸存者说话。 2018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走出煤气灯之屋》。在那篇文章里，我终于说出了这些年想明白的事：那段关系，法律意义上也许是 "两厢情愿" 的，但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权力的滥用。他是我的老板，是当时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年长我二十七岁，事业如日中天；而我大学刚毕业，在一份实习岗位上，连拒绝的余地都没有。我曾经以为自己爱他，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爱上四十九岁的世界领袖，这里面有多少是爱，又有多少是被光环催眠。今天我已经五十多岁。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我依然会收到陌生人的善意，也依然会偶尔撞见那个标签，但我已经不再为它道歉。我的名字曾经是全世界的笑话，如今它属于我自己。名誉可以在一个晚上被摧毁，但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一寸一寸挣回来的。

【邮票故事】以男人的名字，活过整片海—— 玛丽・里德自述【邮票故事】以男人的名字，活过整片海 —— 玛丽・里德（1685—1721）自述铁窗外下着雨，牢房里烂稻草、石灰和血的气味混在一起。我发着烧，喉咙里像燃着火，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他们说我会死在这里。他们暂时不杀我，因为我的肚子里有个孩子。孩子，让我讲给你听，趁热度还没把我的脑子烧成灰。你母亲这一生，是怎么活成一个男人的。我生下来的时候，母亲哭了。不是喜极而泣，是因为我是个女儿。祖母是位有钱的寡妇，守着去世独子留下的一份年金。她接济我们母女，只因为她以为自己有个孙子。母亲不敢告诉她实情，于是剪了我的头发，给我换上男孩的衣裳，抱着我去见祖母：妈，这是您的孙子，马克。母亲教我：走路要迈大步，说话要压低声，哭要躲起来。祖母去世那年我十三岁。母亲望着我说：马克，你自由了，可以做回女孩了。可我已经不知道女孩该怎么走路了。我在伦敦一户人家当侍仆，少爷们常拿我取乐，说我眉清目秀，像个姑娘。我一声不吭，把羞辱咽下去。战争来了。征兵官站在码头上喊：为国王而战！我不想为谁而战，只是想离开。我报了名，他们给我一身军装、一支火枪和一块面包。战场上没人问你的名字，只问你的枪法。我见过太多死人，忽然明白，战争是这世上最公平的，它不看你的性别年龄，一视同仁地杀死每一个人。我在骑兵队当了小队长，学会了用男人的方式笑、骂人、醉酒。然后我遇见了他。他个子很高，会用三种语言唱水手歌。他总说：战争会结束的。我爱上他，是在一个雨夜。我受了伤，他守着我，换药的时候，他看见了我的身体。他愣了很久，握住我的手说：我早该知道的。没有一个男人，会有你那样的一双眼睛。我们在帐篷里交换了誓言。没有教堂，没有戒指。他说上帝看见了，上帝作证。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用女人的身份活过，只有短短几个月。战争结束那年，他死于疾病。我乘船去西印度群岛谋生。船到半路，被海盗劫了。海盗们搜刮财物，问船上的人：谁想入伙？谁想活命？我看着那面绣着骷髅的黑旗在海风里翻卷，觉得那是我见过最诚实的旗帜。它不问你从哪里来、叫什么。它只问：你敢不敢。我入伙了。船长绰号 "棉布杰克"，总穿一身花棉布衫。这人打仗不行，逃命第一。他身边有个女人，是整个加勒比海最危险的存在——安妮・邦妮。安妮以为我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凑过来逗我，我能闻见她头发上的火药和朗姆酒味。我低下头，在她耳边说了实话。她愣了一瞬，随即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好！好！这船上终于有个正经人了！从那天起，我们是搭档。抢商船，我们第一个跳帮；遇上官军，我们守在最前面。棉布杰克和他的男人们缩在船舱里喝朗姆酒，甲板上的活儿全是我们的。安妮说：玛丽，这世上的男人都是一路货色，只有你，比男人还男人。船上有个小伙子，不爱说话，却总在风浪里护着我。恶棍要跟他决斗，我替他接了，沙滩上刀对刀，我赢。小伙子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护过我。我们像当年那样，交换了誓言。没有教堂，没有戒指，上帝作证。上帝大概已经习惯了，见证我们这些亡命之徒的婚礼。我怀孕了。孩子，就是你。我们停在牙买加西海岸一处小湾过夜。男人们喝得酩酊大醉，横七竖八瘫在甲板上。安妮靠在我肩上，数着星星，忽然问：玛丽，你说自由到底是什么？我说：自由就是没人知道我是谁。话音未落，瞭望的水手喊起来：船！官军的船！是牙买加总督派来的武装单桅船，他们趁夜摸上来。我听见枪响，抓起弯刀冲上甲板，安妮跟在我身后。我砍翻一个又一个，喊杀声里，我听见船舱下面传来男人们的哭喊，他们缩在里头瑟瑟发抖，棉布杰克躲在酒桶后面。我气疯了，冲到舱口，朝下面放了一枪，嘶声喊：你们这群懦夫！但凡有一个敢像男人一样打，也不会像狗一样被吊死！船被夺了，我俩被捆起来，扔进货舱，和那些懦夫关在一起。安妮从头到尾没哭。她只是看着棉布杰克，眼神冷得像刀。牙买加，圣雅各德拉维加法庭。法官念我的名字：玛丽・里德，这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在众人面前，用这个名字——我真正的名字。没有人认识这个名字，可人们都知道 "那个女扮男装的海盗"。我没有辩解。抢了就是抢了，杀了就是杀了，海上的规矩，我一清二楚。判决，绞刑。狱吏来验身，我和安妮都怀孕了。绞刑暂缓，我们被送回监狱，等待孩子降生，等待另一场审判。棉布杰克没有这个运气。他上了绞刑架，穿着那身他最得意的花棉布衫。热度烧了三天了。狱卒说：你活不到明天。我知道罪孽深重，上帝不会饶恕我。我摸着肚子，感受那个小小的、还没学会踢我的生命。安妮转到了另一间牢房。有人说她父亲花钱把她赎了出去，有人说她回了南卡罗来纳，有人说她死在某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孩子，你母亲这一生，撒了太多的谎。我告诉祖母我是孙子，告诉军队我是男人，告诉安妮我是个水手，告诉自己我不怕死。可我现在怕了。我怕我死了，这世上就再没人记得，有个叫玛丽・里德的女人，她曾经用男人的名字，活过整片海。她偷过，抢过，杀过人，也被人爱过。她不是个好人，她是个自由的人，才三十六岁。狱卒说明天会有人来抬我。我听见远处的海，那么蓝，那么宽，蓝得像——自由。我闭上了眼睛。海风替我记住：我叫玛丽・里德，我是一个女人。

【邮票故事】一个诺曼底姑娘的最后三天一、马车上我叫夏洛蒂・科黛，今年二十五岁，诺曼底一个破落贵族家的女儿。车厢晃得厉害，我把那本普鲁塔克抱在膝上 —— 就是那本《希腊罗马名人传》。修道院里的修女们大概想不到，她们读给我听的那些古罗马人的故事，有一天会要了我的命。旁边的人大概以为我是去巴黎寻亲，或者去嫁人。没人知道，我的旅行包里，除了一本旧书，还会有一把崭新的餐刀。马车的颠簸，让我想起冈城那个空荡荡的广场。那一天，吉伦特派的议员们高喊着要起兵去剪除暴政，可广场上只稀稀拉拉站了十七个志愿兵。我站在那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 不是为他们难过，是为男人们的软弱。他们空谈自由，却没有人敢动手。那一瞬间我下了决心：既然没有人动手，那就我来。二、第二天到巴黎的第二天，我在一家刀具店里停下。我挑了一把最小的、刀刃最薄的餐刀，付了钱，把它藏进披肩底下。店员冲我鞠躬，他永远不会知道，他卖给一个穿素色长裙的姑娘的，不是切面包的东西。那天夜里，我写下一份《致法国人书》。我写得很慢，手很稳。我不是疯子，也不是杀人犯 —— 我读过卢梭，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巴黎有个叫马拉的男人，每天在报纸上喊着要更多的人头；九月那一千二百个没审判就死在监狱里的人，账要算在他头上；他还在往断头台上送一个又一个人。我对自己说：杀掉他一个，救十万人。我不怕死。我只怕我做不成。三、浴室傍晚，我第三次叩响那扇门。前两次，一个警惕的女人把我挡在门外。这一次，我隔着门喊出了那句话："我知道藏在冈城的吉伦特派名单。" 门开了。一股药味扑面而来。浴缸里泡着一个男人，头上缠着湿布，皮肤白得吓人 —— 那就是马拉。他浑身是病，听说只有泡在药水里才喘得过气。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是一种急切的、饥渴的光。 "报名字吧。" 他说。我一个一个地报。他俯在缸沿上记，笔尖沙沙地走，嘴角甚至翘起来："很好，用不了几天，他们就都上断头台了。" 就在他低头写字的那一刻，我抽出了刀。四、那一刀我刺得很准。刀刃扎进他的胸膛，切断了什么温热的东西，血一下子涌出来，染红了他盖在身上的白布。他喊了半句话："救救我，亲爱的朋友" 就歪了下去。我没有逃。我把刀丢在地上，走到隔壁房间，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静静地等。我听见那个女人的哭声，听见脚步声，听见有人撞开门的声音。警察冲进来的时候，我甚至没有站起来。他们搜我的身，想找出我和冈城那些议员的联系。可他们什么也找不到 —— 我本来就是一个人来的。他们从我包里翻出那本书，还有我带的针线。那个搜查我的警察愣住了：你带针线做什么？我告诉他：我怕被捕的时候衣服扯破了，到了牢里，自己缝。他大概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女人。五、那幅画据说消息传到国民公会时，画家达维特正在那里。他和马拉是同党，立刻赶往那间小屋。他看到的真实景象其实并不好看：七月酷暑，尸体迅速腐烂，脸上的痛苦都凝固变形了。可当他用了三个月把这一切画成油画时，他没有照搬那具腐烂的躯体。他想画的不是一桩凶杀案，而是一尊革命者的圣像。于是画面上，马拉的头温柔地向后仰去，搭在一块白巾上，像基督从十字架上被放下；左臂无力地垂在缸沿，手里还攥着一封信；右手垂落缸外，羽毛笔仍夹在指间。那道伤口小而干净，一滴血顺着胸肋缓缓流下。达维特抹去了一切杂乱。很遗憾我根本没有出现—— 观众只能在浴缸前的地板上看到我遗落的那把匕首，和马拉手中我用来骗他进门的那封信。信上，达维特写下一句楚楚可怜的话："我只要够不幸，便有权得到您的关照。"—— 正是这句博取同情的话，把我送到了浴缸旁边。六、法庭上开庭那天，旁听席挤得水泄不通，都想看看 "杀人女魔" 长什么样。我站在那里，穿一件红色的长裙 —— 他们告诉我，红色是杀人犯的颜色。我把每一个细节都讲了，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法官问我："你为什么要杀马拉？" 我说："为了共和国的和平。" 他又问："你早就在计划了？" 我说："从他们把吉伦特派议员送上断头台的那一天起。" 他最后问："你知道这是犯罪吗？" 我看着他，很平静地说："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才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才杀了一个大恶人。我从来不是杀人犯 —— 我是在替天行道。" 陪审团几分钟就定了罪：死刑。七、囚车行刑前的几个小时，一个画家给我画像。他还没画完，刽子手桑松走进来，手里拿着剪刀和那条红裙子。我脸色白了一下，声音有点抖："到时候了？" 可我马上又稳住了。他剪下我的一绺金发。我把它递给他："我没有什么能谢你的，这个，留个纪念吧。" 囚车走得很慢。天上忽然下起雨，把我淋得透湿，红裙子紧紧贴在身上。我听见路边有人骂我，也有人 —— 我看得出来 —— 眼里是另一种东西，是敬，是怕，说不清。桑松故意挡在我身前，不让我看见断头台。我说："请让我看一眼，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东西。" 他的心软了，让开了。我看着那把刀锋，心里很静。八、最后后来的事，人们替我说了。他们说，我的头落下去之后，一个崇拜马拉的木匠，把它拎起来扇耳光 —— 哪怕是最粗野的观众，都替我不平。他们还说，那个被扇的头颅，脸颊忽然红了，像在发怒。那当然是错觉。可我宁愿他们那么想。因为我知道一件事：马拉的画像是活下来了，被人供在画布上，涂成一个圣徒；而我 —— 一个二十五岁、抱着一本普鲁塔克、独自去巴黎的姑娘 —— 也活下来了。两百年后，人们还记得，在那个酷热的七月，有一个女人，为了她心目中的共和国，提了一把餐刀，走进了一间飘着药味的浴室。我没有后悔。

【邮票故事】无名女郎一一八八三年的圣彼得堡，冬天来得格外早。涅瓦大街上的霜雾还没散尽，一辆敞篷马车碾着薄雪，缓缓驶过亚历山大剧院的柱廊。剧院门口的煤气灯还亮着，昨夜散场后遗落的戏票被风卷到街角，像一只只折翼的白蛾。马车里坐着一个女人。她穿一件深色天鹅绒大衣，皮草的镶边衬着苍白的下颌。一顶 "弗朗西斯" 式小帽斜压在眉梢，上面缀着一绺蓬松的鸵鸟白羽。她的手插在暖手笼里，腕上露出半截金镯。她没有看路，也没有看行人 —— 她微微侧过脸，目光越过所有围观者的头顶，落在某个谁也看不见的地方。那目光里有傲慢，有倦怠，还有一丝被深深藏起来的、几乎难以察觉的脆弱。画室里，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克拉姆斯柯依放下了画笔。他后退两步，看着画布上这个女人，久久没有说话。油彩还没干透，冬日的微光从天窗斜射进来，落在她的眼睛上 —— 那双几乎是纯黑色的眼睛，仿佛盛着一整个没有星星的夜晚。门被轻轻推开。他的学生探进头来："老师，特列季亚科夫先生派人来问，这幅画…… 叫什么名字？" 克拉姆斯柯依沉默了一会儿，用抹布擦了擦手指上的铅白，低声说： "就叫 ——《无名女郎》。" 二她是怎么走进这间画室的，连克拉姆斯柯依自己也说不太清。好像是十一月的一个黄昏，一个中间人带来的。她裹着一件灰色斗篷，面纱压得很低，只露出下巴和嘴唇。中间人在门口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克拉姆斯柯依没听清，只记得那中间人说话时神情很谨慎，像在传递一件不该被人知道的东西。她坐下，摘了手套，却没有摘面纱。 "夫人，" 克拉姆斯柯依说，"画肖像，我需要看见您的脸。" 她沉默了片刻，抬手，缓缓揭开了面纱。后来克拉姆斯柯依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 —— 只有一句，没有上下文，像是无意中从笔尖漏出来的："她的脸，我见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 他没有问她的名字。她也没有说。只是每次来，她都带着一种奇怪的准时 —— 不是钟表的准时，而是某种更隐秘的、像潮汐一样的节奏。有时她来得很早，晨雾还挂在窗棂上；有时她深夜才到，身上带着剧院后台那种脂粉与煤气混合的气味。她的装束每次都不同，但都极其考究 —— 不是那种新贵暴发户式的堆砌，而是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恰到好处的奢华。有一次，她坐在窗边，光线落在她袖口的貂毛上。克拉姆斯柯依一边调颜料，一边状似随意地问："夫人常去亚历山大剧院？" 她的睫毛微微动了一下。 "画家先生，" 她说，声音很轻，像隔着一层水，"您画我就好。别的，不必问。" 他便不再问了。他是个聪明人。在圣彼得堡生活了半辈子，他知道有些女人的名字是不能问的 —— 她们的名字与某些宫殿、某些包厢、某些深夜里的马车联系在一起，说出来就是祸水。他只是画她。画她的眼睛，画她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画她坐在马车里时那种 "全世界都在看我，但我谁也不在乎" 的姿态。画到最后，他自己也恍惚了 —— 他画的到底是这个女人，还是他想象中的某种东西？三一八八三年春天，第十一届巡回展览画派画展在圣彼得堡开幕。《无名女郎》一挂出来，展厅就炸了。不是因为画技 —— 克拉姆斯柯依的技法向来无可挑剔。炸的是画里的人。 "这是谁？" "一个女人独自坐马车？没有丈夫陪着？" "你看她那身打扮 —— 最新潮的帽子、最时兴的大衣，正经贵族女人谁这么穿？" "我看啊，就是涅瓦大街上的…… 那种女人。" "不对，你们看背景 —— 那不是亚历山大剧院吗？说不定是剧院里的女演员！" "女演员？哪个女演员敢这么看人？这眼神…… 倒像安娜・卡列尼娜。" 人群里议论纷纷。有人认出了背景里的阿尼奇科夫宫，有人说那顶帽子是今年冬天巴黎最流行的款式，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他在大剧院的包厢里见过这个女人 —— 是某位大公的情妇。最愤怒的是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这位全俄罗斯最有权威的艺术批评家，站在画前，脸色铁青。他是巡回画派的精神导师，一向主张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要揭露社会的丑恶。可眼前这幅画 —— 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坐在豪华马车上，用那种轻蔑的眼神看着所有人 —— 这算什么？这是对巡回画派理想的背叛！ "马车上的妓女！" 斯塔索夫拂袖而去，丢下这句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舆论一边倒地附和。有人说这幅画 "伤风败俗"，有人建议 "不要带年轻人来看"。就连一向支持克拉姆斯柯依的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在画前站了很久，最终也摇了摇头，没有为他的画廊买下这幅画。克拉姆斯柯依站在展厅的角落里，抽着烟，看着人们在他的画前指指点点，一言不发。有人走过来，是个年轻的记者，鼓足勇气问："克拉姆斯柯依先生，请问…… 画中的这位女士，究竟是谁？" 克拉姆斯柯依吐出一口烟，烟雾在冬日的空气里散开，像一层薄纱。 "一位无名女士。" 他说。 "可是…… 有人说她是大剧院的芭蕾舞演员，有人说她是大公的情妇，还有人说……" "年轻人，" 克拉姆斯柯依打断他，目光越过记者的肩膀，落在画布上那个女人的眼睛上，"你觉得她是谁，她就是谁。" 说完，他掐灭烟头，转身走了。四那天深夜，画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他坐在画前，桌上摊着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信是写给一个人的 —— 那个人他不能写名字，只能在信的开头画一个小小的、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他想起很多事。想起一八八一年的春天，亚历山大二世在涅瓦大街遇刺，炸弹的硝烟散了整整一个星期。想起那个女人 —— 多尔戈鲁科娃，沙皇的情妇，皇后死后被贵庶通婚的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 —— 在沙皇下葬后不久，就被新皇亚历山大三世驱逐出国，带着孩子，在一个深夜里悄悄离开了圣彼得堡。他教过皇室的孩子们画画。他见过那个女人。他想起阿尼奇科夫宫 —— 那是亚历山大三世还是皇储时的居所。如果画里的背景真是阿尼奇科夫宫，如果画里的女人真是多尔戈鲁科娃…… 那这幅画就是一封公开的挑战书，向那个驱逐她的新皇、向那个不接纳她的宫廷、向所有窃窃私语的贵族社会。他不能说。说了，不只是她 —— 连他自己，连同他的家人，都会被拖进深渊。他又想起另一个可能。他想起自己的女儿索菲亚。去年他给她画过一幅肖像，叫《姑娘与猫》。画里的索菲亚抱着一只猫，眼神纯净，像一汪没有被污染的泉水。可《无名女郎》里的这双眼睛…… 仔细看，确实有几分像索菲亚。是他在画的时候，不自觉地把女儿的五官融了进去？还是 —— 他故意这样做，用女儿的脸做掩护，好让真正的模特不被认出来？他自己也说不清了。他只知道，当他画这双眼睛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女人。他想的是圣彼得堡冬夜里那些亮着灯的窗户，那些窗帘后面不为人知的故事；想的是那些被社会唾弃、却又比任何人都骄傲的女人；想的是托尔斯泰笔下卧轨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疯癫的娜斯塔西娅；想的是这个时代 —— 这个把女人捧上王座又推入泥沼的时代。他熄灭了灯。黑暗中，画布上的女人仿佛还在看着他。五四年后，一八八七年，克拉姆斯柯依去世了，年仅四十九岁。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画笔。据说他是在给一位医生画肖像时，突然倒下的 —— 画笔从指间滑落，在画布上留下一道长长的、无法修复的痕迹。他带走了那个秘密。《无名女郎》几经辗转，最终还是进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 那个曾经拒绝购买它的人，最终还是承认了它的价值。一百多年过去了。每天都有无数人站在这幅画前，仰着头，问同一个问题： "她是谁？" 有人说她是大剧院的芭蕾伶娜叶卡捷琳娜・奇斯洛娃，尼古拉大公的情妇；有人说她是另一位芭蕾演员安娜・库兹涅佐娃，康斯坦丁大公的女人；有人说她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多尔戈鲁科娃，被新皇驱逐的秘密皇后；有人说她是画家自己的女儿索菲亚；有人说她是别斯图热夫那个出身农奴的妻子马特廖娜；有人说她是格鲁吉亚公主瓦尔瓦拉，为亚历山大一世自杀的薄命红颜；还有人说，她谁也不是，她就是安娜・卡列尼娜 —— 那个从托尔斯泰的小说里走出来、坐在马车上回望整个俄罗斯的女人。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每一种说法都没有证据。她就那样坐在画布上，坐在那辆永远行驶在涅瓦大街上的马车里，背景是亚历山大剧院的柱廊和阿尼奇科夫宫的红墙。冬日的雾气永远没有散尽，她的鸵鸟白羽永远在微风中颤动，她那双深黑色的眼睛永远看着画外 —— 看着每一个试图猜透她的人。她的嘴角有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微笑。那微笑好像在说：你们猜吧。猜一百年，猜一千年。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是谁。因为 —— 正如那个叫博博雷金的人所说的 —— 我不是某一个女人。我是整个时代。

求教：怎样取得自己网名的使用权限？我入吧时在个人资料中上传了自己的logo图和网名，但系统一直不给我使用权限，我只能用系统分配给我的logo图和网名。直到发帖达到一定数量后，系统才自动更换了我的logo图，但是网名始终不予更换。我看吧友们都能使用自己的网名，其中还包括积分比我低的。想请教，怎样取得自己网名的使用权限？是不是要付费？

【邮票故事】圆舞曲之王的趣闻轶事

【集邮故事】四十六载，金猴依旧又到新春时节，拿出珍藏多年的集邮册，轻轻翻开，那枚出自黄永玉大师之手的金猴邮票，霎时撞入眼帘。红底色依旧鲜妍如昔，印金纹路分毫未褪，熠熠生辉，票面上的金猴圆睁着灵动的大眼睛，仿佛含着笑意，正静静地望着我。恍惚间，思绪便乘着这方寸间的灵韵，飘回到遥远的旧时光…… 那是 1963 年，七岁的我初入校门。期末考试那天，偏巧被感冒发烧缠上，浑身乏力的我只能卧病在床，无缘踏入考场。正当我蔫蔫地对着天花板发呆时，班主任徐老师拿着语文、算术两张考卷，专程登门。昏黄的灯光里，我倚靠床头，在老师鼓励的目光下，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这份特殊情境下的答卷，竟让我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双百分。母亲奖励给我的是一本崭新的集邮册，蓝色的封皮，烫着金色的纹路，在那个物资不丰裕的年代，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就是这本集邮册，为我叩开了集邮世界的大门，从此，方寸邮票里的山河岁月、人间百态，便成了我心心念念的爱好。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家父无端受到冲击。而我那本视若珍宝的集邮册，只因里面夹着几枚苏联邮票和其他外国邮票，便也没能逃过劫难。两年多积攒下的心血，一张张精心收藏的邮票，尽数付之东流。对于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而言，那不仅仅是邮票，更是一个小心翼翼搭建的童话世界，一朝崩塌，失落与委屈几乎将我淹没。可心底对集邮的热爱，却像深埋在石缝里的种子，未曾有半分泯灭。买不到新的集邮册，我便找来硬纸板，糊上透明纸，自己动手装订成册；没钱买新邮票，就去搜罗旧信封，轻轻洗下邮票，抚平晾干，再郑重其事地夹进自制的册子里。就这样，我重新拾起了这份热爱。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80 年年初。那天我路过邮局，习惯性地朝柜台里望了一眼，一抹明艳的红色瞬间抓住了我的目光 —— 那是刚发行的庚申年猴票。那年我24岁，恰逢本命年，望着票面上那只活灵活现的金猴，喜爱之情油然而生。我当即掏出 8 分钱，买下了这枚邮票。后来常有邮友惋惜地问我：“才 8 分钱！当初你怎么不多买几枚？” 他们哪里知道，那时我的月工资不过 36 元，买一张上下班用的公交月票，就花去六分之一的收入，每天的开销必须精打细算，控制在 1 元以内。更何况我兴趣广泛，买书、买画材、买胶卷，处处都要花钱。平日里集邮，我向来只收不花钱的信销票，这枚猴票，纯粹是因为满心喜欢，才舍得买下新票，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一存就是四十六年，从未舍得拿出来使用。那时的我，自然不会料到，这枚小小的邮票，日后会身价暴涨，在收藏市场上经历一番平步青云又跌宕起伏的 “过山车” 行情。约莫两年后，我在华侨商店的柜台里，竟又见到了它的身影 —— 一个猴票四方联，竟要凭侨汇券才能购买，标价 5 元。这个价格让我大吃一惊，却未曾想，这不过是它身价飙升的开端。此后的岁月里，这枚猴票的价格如同坐上了直升机，一路扶摇直上，最高时单枚竟涨到一万三千多元。一时间，邮友们都为之沸腾，有人迫不及待出手变现，狠赚一笔；有人不惜重金收购，盼着它再创新高；更多人则只能望 “猴” 兴叹，可望而不可及。近年来，邮市遇冷，猴票的价格也跌落到高峰时的零头，曾经的喧嚣渐渐散去。可无论它的身价如何起起落落，我都始终不为所动。于我而言，它从来不是牟利的工具，而是伴我走过半生的老友，是我要相守终身的宝贝。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的光阴悄然逝去。当年那个捧着自制集邮册的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可我对集邮的热爱，却从未有半分消减，反而愈发醇厚。退休之后，我的最大乐趣，便是沉下心来探寻每一枚邮票背后的故事，收集史料，整理成文，再通过网络分享给天南海北的邮友。如今集邮者越来越少，许多同龄的老邮友，都纷纷清理掉手中的收藏，与这份爱好作别。但我仍愿守着这一块方寸天地，守着这枚金猴邮票。因为我知道，这小小的邮票里，藏着我的青春岁月，藏着我大半生的爱好，更是我余生里最珍贵的快乐源泉。

【邮票故事】幽默大师丘吉尔的趣闻轶事提起温斯顿·丘吉尔，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他作为英国首相，在二战中振臂高呼、带领民众抵抗法西斯的坚毅身影，是他那震撼人心的演说和诺贝尔文学奖加持的笔墨。然而这位铁血首相的一生，充满了让人捧腹又心生敬佩的趣闻轶事，他的幽默与机智，就像黑暗中的星光，照亮了动荡的时代，也让这个伟大的人物变得格外可爱。最广为流传的，莫过于那次演讲台上的巧妙反击。那是一场万众瞩目的公开演说，丘吉尔正慷慨激昂地讲述着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台下却传来一张小纸条。他拿起展开，上面只有两个潦草的字——“傻瓜”。台下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看首相如何应对这份公然的挑衅。丘吉尔面不改色，高高举起纸条，用他那洪亮又略带诙谐的声音对全场说道：“刚才有人传来一张纸条，可是他太粗心了，忘了写内容，只签了自己的名字。”一句话瞬间化解了尴尬，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个暗中挑衅的人，反倒成了全场的笑柄。这份临危不乱的机智，正是丘吉尔幽默的最好写照。丘吉尔的幽默，从来都不分场合，哪怕是在严肃的政治交锋中，也能信手拈来。有一次，在议会上，保守党议员乔因森希克斯演说时，看到丘吉尔频频摇头表示反对，便不满地说道：“我想提请尊敬的议员注意，我只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丘吉尔立刻回怼：“我也想提请演讲者注意，我只在摇我自己的头。”简单一句话，既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又不失幽默，让对方无言以对。这位首相不仅擅长反击，更懂得用幽默化解生活中的尴尬与失意。1945年二战胜利后，丘吉尔信心满满地参加大选，却意外失利，被迫下台。当时，皮姆爵士专程来看望他，小心翼翼地把大选结果告诉他。而丘吉尔正躺在浴缸里泡澡，听到这个坏消息后，没有丝毫沮丧，反而笑着说道：“他们完全有权利把我赶下台，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奋斗争取的东西！现在——劳烦您把毛巾递给我。”这份豁达与从容，在幽默的包裹下，更显人格魅力。还有一次，英国国会提议，为了表彰他保卫英伦的卓著功绩，拟塑造一尊他的铜像，放在公园供众人景仰。丘吉尔却笑着回绝：“多谢大家的好意，我怕鸟儿喜欢在我的铜像上拉屎，所以还是请免了吧！”一句玩笑话，既拒绝了殊荣，又不失风趣，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不过铜像后来还是建了起来。更有趣的是他与出租车司机的一段小插曲。有一次丘吉尔急于赶到议院发表演说，叫了一辆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他对司机说：“我在这里大约要耽搁一个钟头，你等我一下吧。”司机却坚决拒绝：“不行，我要赶回家去，好在收音机里收听丘吉尔的演说。”首相一听，又惊喜又好笑，除了照价付了车资，还重重赏了司机一笔小费。司机看着这笔意外之财，立刻改变了主意，笑着对丘吉尔说：“我想了一下，还是在这里等着送你回去吧。管***什么丘吉尔！”丘吉尔听后，也哈哈大笑，丝毫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这个司机格外可爱。丘吉尔的幽默，有时还带着一丝温情与智慧。二战初期，英国军队要搭建空中防御系统，修建机场跑道需要征用百姓的土地，大多数人都主动搬走了，只有一个叫韦尔的农户，死活不肯离开祖上留下的老宅。有人建议负责此事的军官强行拆除，军官犹豫不决时，丘吉尔打来电话：“在没有得到韦尔的允许下，绝对不能动他家的一砖一瓦。实在不行，就修改跑道的规划吧。”军官不解地问：“修改规划要多花很多钱，国家如今这么困难，您为什么要这么做？”丘吉尔叹了口气说：“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与德国打仗，不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家园吗？如果我们现在强拆了他们的家，那跟敌人有什么区别？”最终，跑道规划被修改，韦尔的老宅得以保留，这份藏在原则背后的温情，让人深深动容。丘吉尔还是一位极具天赋的业余画家，绘画不仅是他的消遣，更是他人生低谷时的精神救赎。丘吉尔40岁那年，政治生涯首遭重创，被免去海军大臣职务，心情沉郁。在一次聚会上，看到亲戚作画的身影，他心中一动，萌生了尝试绘画的念头，妻子为了让他走出低谷，立刻买回了大批画具。可初次握笔的他却格外紧张，面对画布，执笔重如千斤，只敢战战兢兢地画了一个豆粒大的墨点，便再也不敢下笔。妻子在身后轻声鼓励：“画呀！这可不像你，亲爱的！”这句话唤醒了他的勇气，他重拾果敢，在画布上肆意涂抹，从此彻底爱上了绘画。丘吉尔的绘画天赋远超常人，即便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却进步神速。1925年，他匿名参加一场业余画家竞赛，凭借一幅风景画，赢得了三位评委的一致认可，最终斩获一等奖，评委们甚至怀疑作品出自专业画家之手。这份意外的荣誉，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一生留下了530多幅作品，多以风景为主。1943年与罗斯福会晤后，他特意多停留一天，画下了马拉喀什的景色，作为生日礼物赠予罗斯福，这幅画后来拍出了828.5万英镑的高价，创下了他个人画作的拍卖纪录。而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还发生过一段格外“坦诚”的趣味会面，成为两国盟友情谊中的一段佳话。二战期间，丘吉尔专程前往白宫，希望说服美国给予英国全面的军事援助，以应对法西斯的进攻。一天，他刚在白宫的浴室泡完澡，正光着身子在浴室里踱步思索援助事宜，突然听到敲门声，他随口喊道：“进来吧，进来吧！”门一打开，出现在门口的竟是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看到丘吉尔一丝不挂的模样，顿时有些尴尬，连忙转身想要退出去。谁知丘吉尔却毫不在意，张开双臂笑着呼喊：“进来吧，总统先生！大不列颠的首相，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对美国总统隐瞒的。”一句话瞬间化解了尴尬，两人相视大笑，这份不加掩饰的从容与坦诚，也让后续的援助谈判变得更加顺畅，最终英国成功获得了美国的全面军事支持。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二战进入关键转折点。丘吉尔赴加拿大发表反法西斯演讲，旨在鼓舞英联邦士气并巩固美英加三国同盟。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安排摄影师卡什为丘吉尔拍摄官方肖像，用于战时宣传，向世界展示英国领导人的坚定意志。33 岁的卡什深知这张照片的历史意义，提前在议长厅布置好大型座机、聚光灯和背景布，等待丘吉尔到来。丘吉尔结束演讲，兴致勃勃地喝着白兰地、抽着雪茄，却发现被安排了额外的拍照环节，显得十分不悦，直言 "只给你两分钟，只能拍一张"。卡什认为叼着雪茄的丘吉尔显得过于悠闲，无法体现战时领袖的坚毅与斗志。他尝试让丘吉尔放下雪茄，但遭到拒绝。卡什突然上前从丘吉尔口中夺下雪茄，被激怒的丘吉尔怒目圆睁，表情骤变，卡什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时机按下快门，摄影史上最著名的肖像杰作就此产生。丘吉尔很快冷静下来，甚至露出难得的笑容，卡什又拍下了另一张《微笑的丘吉尔》，两张照片间隔仅一分钟。事后丘吉尔幽默地对卡什说：“你甚至能让一头怒吼的狮子站着拍照”，这也成为照片正式名称的由来，这就是当时许多报刊争相刊登的，名为《咆哮的雄狮》的照片，加拿大曾将此照片印成邮票。罗斯福总统看到这张照片后深受震撼，将其挂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称其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照片之一”。卡什因这张照片一夜成名，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像摄影师之一。丘吉尔后来也认可了这张照片，认为它准确捕捉了战时领袖应有的气质。2022年这张照片的原作在渥太华洛里耶宫饭店被盗，两年后年被警方追回，再次引发全球关注。这位一生充满传奇的首相，用幽默对抗困境，用豁达面对得失，用温情守护初心。他的趣闻轶事，就像一颗颗珍珠，串联起他不平凡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伟大的人物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他们也有可爱、有趣的一面。丘吉尔用他的一生证明，幽默不是软弱，而是智慧的体现；豁达不是妥协，而是格局的彰显。直到今天，提起他的这些趣闻，我们依然会忍不住发笑，而在笑声背后，是对这位铁血首相最深的敬佩与怀念。

【邮票故事】罗斯福：从白宫到方寸之间的传奇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位被镌刻在美国历史丰碑上的总统，出生于纽约一个优渥家庭——父亲是百万富翁，母亲则比父亲年轻26岁。凭借过人的天赋与努力，他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1910年，罗斯福踏入政坛，当选纽约州参议员；1913年，他出任海军部副部长，在任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政务经验。然而，命运的考验悄然而至，1921年，他不幸患上脊髓灰质炎，从此落下终身残疾，但这份磨难从未击垮他，反而淬炼出他坚韧不拔的意志。 1928年，罗斯福当选纽约州州长，凭借出色的执政能力赢得民众广泛认可；1932年，他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彼时美国正深陷经济大萧条的泥潭，他力推“罗斯福新政”，多措并举提振经济、安抚民生，成效卓著，也因此接连赢得1936年、1940年、1944年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在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立场坚定，提出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牵头构想建立联合国，这些主张均得以落地实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63岁的罗斯福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留给世界无尽的缅怀。罗斯福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深受民众的爱戴与敬仰，他身残志坚的形象，成为无数人前行的力量。二战期间，他作为美国代表，两次参与盟国“三巨头”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与远见卓识。除了政坛成就，这位总统还有两个广为人知的小插曲，藏着他的智慧与谦逊。二战期间，物资短缺问题严峻，罗斯福下令实施物资配给制，咖啡作为重要物资也被纳入定量供给范围，每人每天仅能饮用一杯。一次，罗斯福在招待记者时，无意间提及自己早晚各喝一杯咖啡，这立刻引发了记者们的不满，纷纷质问他为何能例外。面对质疑，罗斯福从容淡定地解释：“我的确早晚各喝一杯，但晚上那杯，是将早晨煮过的咖啡重新煮一次。”从此，“罗斯福咖啡”便成了煮过两次的咖啡的代名词，也让人们看到了这位总统严于律己的一面。 1944年，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尽管此时他已身患重病，在连任72天后便不幸离世。当时，《先驱论坛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他，询问其连任后的感想。罗斯福并未直接回答，而是笑着请记者吃一片三明治。记者深感殊荣，立刻吃完；随后，罗斯福又递上第二片，记者受宠若惊，再度吃下；当第三片三明治递来时，记者虽已饱腹，却仍硬着头皮吃完。这时，罗斯福才微笑着说道：“现在，你无需再问我的感想，因为你已经亲身感受到了。”一句巧妙的回应，既化解了尴尬，也含蓄地道出了连任背后的责任与不易。而罗斯福与邮票的不解之缘，更是为他的传奇人生增添了一抹温情与雅致。他一生酷爱集邮，这份爱好不仅陪伴他度过了患病后的艰难岁月，更让他积累了广博的历史、地理知识。有一次，总统办公室收到一份前线战报，称美国军队已开进所罗门群岛。一位参谋连忙走到地球仪前说：“总统先生，请允许我为您指出所罗门群岛的位置。”罗斯福却微笑着摆手：“不必了，别忘记，我是个集邮者。”罗斯福坚持每晚用半小时整理邮票，累计收藏约80万枚邮票，分存于150部邮册。更为难得的是，罗斯福还是一位高产的邮票设计师，一生中共设计了183枚邮票，其中8枚还斩获奖项，世界上第一枚母亲节纪念邮票，便出自他之手。正因他与邮票的深厚渊源，不少国家都曾发行过以他集邮为主题的邮票，直观生动地再现了这位“集邮总统”观赏邮票时的专注风采。其中，一枚“六指”罗斯福邮票，更是成为世界经典错票之一，流传下一段温情佳话。 1947年，摩纳哥发行了一枚邮票，主图是罗斯福总统欣赏邮票的场景：他坐在书桌前，右手持放大镜，正仔细端详左手所持的邮票。这枚邮票采用雕刻版单色印制，面世后不久，便有人发现了一个小失误——罗斯福拿邮票的左手，竟有六个指头！这枚邮票也因此成为著名的错票，此后每当人们谈及罗斯福集邮的故事，总会提及这枚特殊的邮票。后来人们发现，从邮票设计所依据的原始照片来看，所谓的“第六指”，其实是罗斯福衬衣的袖口，因印制工艺的偏差，被误认成了一根手指。这枚邮票的设计者是一位年轻画家，当他得知美国人误以为自己是有意贬损他们爱戴的总统时，心中惶恐不安，连忙给健在的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写信道歉，恳请她原谅自己的失误。不久后，年轻画家便收到了埃莉诺的回信，信中写道，她在梦中将这件事告诉了天堂里的丈夫，罗斯福不仅一点也不生气，还说：“那位年轻人只是给我多画了一个手指，不像某些政客，在我死后还朝我身上泼污水。”埃莉诺还在信中转达了罗斯福的“预言”：在将来的邮票史上，抬高罗斯福身价的，或许不是他当过美国总统的身份，而是这根多出的手指。一枚方寸邮票，承载着一位总统的爱好与情怀；一个无心失误，见证了一份宽厚与温情。罗斯福的一生，有政坛的传奇与担当，有身残志坚的坚韧，更有与邮票相伴的温柔。而这枚“六指”错票，也让这位伟大的总统，在历史的长河中，多了一份亲切与温情，被永远铭记在方寸之间，流传于岁月之中。

【邮票故事】荒诞末代王：法鲁克一世与一枚带横杠的邮票 1936年，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蒂恩角宫张灯结彩，16岁的法鲁克一世戴上镶满宝石的王冠，成为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末代国王。彼时的他，坐拥1亿美元财产、200辆豪车和7.5万英亩肥沃土地，却没人能想到，这位全球最年轻的君主，会用一生演绎一场荒诞又悲情的闹剧，最后连印着他头像的邮票，都要被三条横杠轻轻“抹去”痕迹。法鲁克的荒诞，从“吃”开始就自带传奇色彩。他天生食量惊人，仿佛要把整个王宫的美食都装进肚子里，身边人私下里都偷偷叫他“法鲁克吨”——16岁登基时，他身高仅1.65米，体重却已达98公斤，圆滚滚的肚皮撑起绣金朝服，活像一颗被绸缎包裹的蜜枣。据王宫侍从回忆，法鲁克一顿饭能轻松吃掉7大碗炒饭、40只鹌鹑和十余瓶啤酒，每天花在进食上的时间至少4个小时，偶尔兴起，甚至能从正午吃到深夜。最离谱的是他1965年的最后一餐，12只大龙虾、10颗牡蛎、8条鱼、5碗炒饭，再加上数不清的奶酪、果酱和水果，食物总量足以供应一支小军队，最终这位“饕餮君主”因急性心力衰竭猝然离世，用一场暴饮暴食为自己的荒诞人生画上了句号。比起惊人的食量，法鲁克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怪癖，是“偷窃成癖”。堂堂一国之君，坐拥无数珍宝，却偏偏痴迷于偷别人的小东西，甚至专门从监狱里请来了顶尖扒手，潜心学习偷窃技巧，连老扒手都称赞他“极具天赋”。他偷东西从不分场合，宫廷宴会、外交场合，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顺手牵走，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赃物收藏室”，当成珍贵的战利品珍藏。最出名的一次，是194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埃及时，法鲁克盯上了丘吉尔祖传的怀表。在严肃的外交会议上，他趁众人不备，悄悄顺走了怀表。等到丘吉尔焦急地四处搜寻时，他才得意洋洋地主动承认，满脸都是“我技艺高超”的炫耀。直到丘吉尔发火扬言要动用外交手段，法鲁克才不情不愿地归还了怀表。更荒唐的是，1944年伊朗国王的葬礼上，他竟趁人不备，从国王的遗体上偷来了不少陪葬品。这些“赃物”后来装满了30多个箱子，被他当成宝贝一样珍藏着。偷窃和暴食之外，法鲁克的奢靡更是登峰造极。他沉迷于享乐，频繁举办铺张的宴会，加冕礼上，他一挥手撤掉了象征“万民甘饴”的千层蜜枣蛋糕，换成了带金箔碎的巧克力喷泉，让300名宾客边喝热巧克力，边看他用权杖当搅拌棒，搅出漫天可可泡沫，当年王室巧克力的采购额，甚至超过了军费预算的4.7%。他收藏了1500双定制皮鞋、6000块怀表，还有200辆豪车，每辆车都染成红色，只为让全国人民在路上看到红色车辆就主动让道，把公路当成自己的私人赛车场。他还花光国库五分之一的积蓄，买下12艘豪华游轮，改装成“移动皇宫”，经常邀请女明星登船狂欢，把治国理政抛到九霄云外。法鲁克的荒诞统治，早已让埃及民众怨声载道。彼时的埃及，底层民众饱受贫困与饥饿之苦，而王室却挥霍无度，连军费都被他挪用享乐。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法鲁克领导的埃及军队惨遭大败，丢失大片土地，国民对他的信任彻底崩塌。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叛军兵不血刃地包围了蒂恩角宫，众叛亲离的法鲁克深知大势已去，被迫签署退位诏书，将王位传给年仅六个月的儿子福阿德二世，自己则携家眷和大量财宝，仓皇流亡意大利。 1953年6月18日，埃及军事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埃及共和国，延续了148年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彻底终结。此时，埃及邮政部门面临着一个难题：库房里还积压着大量印着法鲁克一世头像的邮票，扔掉太过浪费，继续使用又不合时宜——没有人愿意再使用一位被推翻的末代国王的邮票，这既是对新共和国的不尊重，也会勾起民众对荒诞王室的不满。经过反复商议，邮政部门想出了一个巧妙又无奈的办法：在所有印着法鲁克头像的邮票上，加盖三条粗粗的黑色横杠，将他的头像彻底“注销”。这三条横杠，像是历史对这位末代国王的无声评判，抹去了他的王权印记，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原本平平无奇的普通邮票，因为这三条横杠变得独一无二，成为集邮界少见的加盖票，被全球集邮爱好者争相收藏，而这枚邮票，也成了法鲁克一世荒诞一生最特别的注脚——他曾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挥霍无数财富，最终却只留下一堆荒诞的轶事，和一枚被三条横杠覆盖的邮票，被历史轻轻铭记，又悄悄调侃。流亡意大利的法鲁克，并未收敛自己的本性，依旧沉迷于美食和享乐，却失去了王室财富的支撑。1954年，第二任妻子纳里曼与他离婚，心灰意冷的他在罗马街头四处求婚，却早已没了当年的权势与魅力。为了维持奢靡生活，他甚至倒卖古董，还曾把镀铜铁皮制成的图坦卡蒙金面具“复刻版”当成真品卖给美国收藏家，赚得20万美元。1965年3月18日，这位荒诞了一生的末代国王，在罗马的圣卡米洛医院猝然离世，年仅45岁，最终被安葬于开罗，结束了他被殖民操控、以荒诞反抗、最终被历史抛弃的一生。如今，每当人们拿起那枚带三条横杠的邮票，总会想起那位食量惊人、偷窃成癖的末代国王。他的一生，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旧秩序崩塌的象征，那些荒诞的癖好背后，藏着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君主的空虚与无奈。而那三条横杠，不仅覆盖了邮票上的头像，更覆盖了一个奢靡腐朽的王朝，让尼罗河的流水，带着这段荒诞的历史，滔滔向前，再也不回头。

【集邮故事】四十六载，金猴如故又到新年伊始，拿出珍藏多年的集邮册，轻轻翻开，那枚出自黄永玉大师之手的金猴邮票，霎时撞入眼帘。红底色依旧鲜妍如昔，印金纹路分毫未褪，熠熠生辉，票面上的金猴圆睁着灵动的大眼睛，仿佛含着笑意，正静静地望着我。恍惚间，思绪便乘着这方寸间的灵韵，飘回到遥远的旧时光…… 那是 1963 年，七岁的我初入校门。期末考试那天，偏巧被感冒发烧缠上，浑身乏力的我只能卧病在床，无缘踏入考场。正当我蔫蔫地对着天花板发呆时，班主任徐老师拿着语文、算术两张考卷，专程登门。昏黄的灯光里，我倚靠床头，在老师鼓励的目光下，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未曾想，这份特殊情境下的答卷，竟让我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双百分。母亲奖励给我的是一本崭新的集邮册，蓝色的封皮，烫着金色的纹路，在那个物资不丰裕的年代，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就是这本集邮册，为我叩开了集邮世界的大门，从此，方寸邮票里的山河岁月、人间百态，便成了我心心念念的爱好。好景不长，两年后，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家父无端受到冲击。而我那本视若珍宝的集邮册，只因里面夹着几枚苏联邮票和其他外国邮票，便也没能逃过劫难。两年多积攒下的心血，一张张精心收藏的邮票，尽数付之东流。对于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而言，那不仅仅是邮票，更是一个小心翼翼搭建的童话世界，一朝崩塌，失落与委屈几乎将我淹没。可心底对集邮的热爱，却像深埋在石缝里的种子，未曾有半分泯灭。买不到新的集邮册，我便找来硬纸板，糊上透明纸，自己动手装订成册；没钱买新邮票，就去搜罗旧信封，轻轻洗下邮票，抚平晾干，再郑重其事地夹进自制的册子里。就这样，我重新拾起了这份热爱。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80 年年初。那天我路过邮局，习惯性地朝柜台里望了一眼，一抹明艳的红色瞬间抓住了我的目光 —— 那是刚发行的庚申年猴票。那年我24岁，恰逢本命年，望着票面上那只活灵活现的金猴，喜爱之情油然而生。我当即掏出 8 分钱，买下了这枚邮票。后来常有邮友惋惜地问我：“才 8 分钱！当初你怎么不多买几枚？” 他们哪里知道，那时我的月工资不过 36 元，买一张上下班用的公交月票，就花去六分之一的收入，每天的开销必须精打细算，控制在 1 元以内。更何况我兴趣广泛，买书、买画材、买胶卷，处处都要花钱。平日里集邮，我向来只收不花钱的信销票，这枚猴票，纯粹是因为满心喜欢，才舍得买下新票，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一存就是四十六年，从未舍得拿出来使用。那时的我，自然不会料到，这枚小小的邮票，日后会身价暴涨，在收藏市场上经历一番平步青云又跌宕起伏的 “过山车” 行情。约莫两年后，我在华侨商店的柜台里，竟又见到了它的身影 —— 一个猴票四方联，竟要凭侨汇券才能购买，标价 5 元。这个价格让我大吃一惊，却未曾想，这不过是它身价飙升的开端。此后的岁月里，这枚猴票的价格如同坐上了直升机，一路扶摇直上，最高时单枚竟涨到一万三千多元。一时间，邮友们都为之沸腾，有人迫不及待出手变现，狠赚一笔；有人不惜重金收购，盼着它再创新高；更多人则只能望 “猴” 兴叹，可望而不可及。近年来，邮市遇冷，猴票的价格也跌落到高峰时的零头，曾经的喧嚣渐渐散去。可无论它的身价如何起起落落，我都始终不为所动。于我而言，它从来不是牟利的工具，而是伴我走过半生的老友，是我要相守终身的宝贝。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的光阴悄然逝去。当年那个捧着自制集邮册的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可我对集邮的热爱，却从未有半分消减，反而愈发醇厚。退休之后，我的最大乐趣，便是沉下心来探寻每一枚邮票背后的故事，收集史料，整理成文，再通过网络分享给天南海北的邮友。如今集邮者越来越少，许多同龄的老邮友，都纷纷清理掉手中的收藏，与这份爱好作别。但我仍愿守着这一块方寸天地，守着这枚金猴邮票。因为我知道，这小小的邮票里，藏着我的青春岁月，藏着我大半生的爱好，更是我余生里最珍贵的快乐源泉。

【邮票故事】麦田与画布的诀别——塞尚与左拉的友谊悲歌 1857年的夏风里，法国艾克斯的麦田翻着金浪。18岁的塞尚攥着半截炭笔，在速写本上勾勒光影，身后传来清脆的脚步声。“你画的这片麦田，比真实的还要亮。”17岁的左拉叼着一根麦秆，探头看向画纸。塞尚猛地回头，指尖的炭粉蹭到了脸颊，却在看清左拉眼中的好奇与赞许时，紧绷的肩膀松弛下来。这是两人友谊的起点。彼时的他们，一个敏感孤僻，唯有画笔能安放内心；一个热情爽朗，怀揣着文学梦渴望闯荡。艾克斯的街巷、普罗旺斯的阳光，都成了他们共享的背景。塞尚会带着左拉去写生，教他分辨不同光影下色彩的变化；左拉则会给塞尚念自己写的随笔，鼓励他冲破家庭的阻挠，去巴黎追求真正的艺术。“总有一天，你的画布会震惊整个巴黎，而我的文字也会被所有人读到。”左拉拍着塞尚的肩膀，眼神坚定。 1861年，两人一同抵达巴黎。出租屋的墙壁斑驳，冬天没有暖气，塞尚冻得手指发僵，仍在画布前坚持创作；左拉则伏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笔一划地打磨文字。最艰难的时候，两人共用一块面包，左拉会把大部分留给塞尚，笑着说：“你要画油画，得有体力；我写文字，靠脑子就行。”塞尚不言不语，却会在左拉熬夜写作时，悄悄煮一杯热咖啡放在桌边，画布上偶尔也会出现左拉伏案的身影——那是他能想到的，对挚友最真挚的致敬。左拉的文字先一步获得认可。他的自然主义作品逐渐走红，从默默无闻的撰稿人变成了文坛新贵，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公寓。他没有忘记塞尚，依旧定期给塞尚寄钱，邀请他来家中做客，甚至在文艺沙龙上极力推介塞尚的画作。可塞尚的艺术之路，却始终布满荆棘。他的画作跳出了传统的桎梏，色彩浓烈、笔触厚重，被主流艺术界嘲讽为“疯子的涂鸦”，连画展都难以入选。境遇的落差，悄悄在两人之间埋下裂痕。左拉看着塞尚日渐孤僻、反复修改一幅画却始终不愿展出的模样，内心的担忧渐渐变成了怀疑。他以自然主义的视角审视塞尚的坚持，觉得这种脱离大众审美的探索毫无意义，甚至私下劝塞尚：“不如收敛一点风格，贴合市场才能被认可。”可这话在塞尚听来，却像是对自己艺术信仰的亵渎。他红着眼眶反驳：“艺术不是迎合，是对永恒的追求！你根本不懂我的画！”争吵过后，是长久的沉默。曾经无话不谈的挚友，渐渐多了隔阂。塞尚依旧会收到左拉的资助，却再也没有主动开口求助。他搬到了巴黎郊区的小木屋，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画布中，笔下的静物、风景愈发厚重坚实，却也愈发孤独。而左拉，将对塞尚的观察与担忧，悄悄融进了创作里。他觉得，塞尚的“失败”是时代下艺术家的悲剧，是绝佳的文学素材。 1886年的秋天，一本名为《杰作》的小说摆在了塞尚的桌前。扉页上，是左拉熟悉的签名。塞尚怀着期待翻开，可越读，心越沉。小说里的画家克劳德·兰蒂尔，性格偏执、创作反复，耗尽一生也未被认可，最终在自己未完成的画布前绝望自杀。兰蒂尔的故乡是艾克斯，青年时赴巴黎闯荡，有一个文坛好友——所有的细节，都精准地指向了自己。 “他把我的挣扎当成悲剧素材，把我的坚持当成偏执，把我的理想当成笑话！”塞尚猛地将书摔在地上，书页散落一地，如同他破碎的友谊。他想起两人在麦田里的约定，想起巴黎出租屋里的热咖啡，想起左拉曾经的鼓励与支持，如今都变成了锋利的刀刃，刺穿了他最后的信任。他提笔给左拉写了最后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震怒与失望：“你从未理解我，也从未真正尊重我的艺术。从此，你我恩断义绝。” 信寄出后，塞尚烧毁了所有与左拉相关的书信和画作，彻底断绝了与左拉的所有联系。左拉收到信后，或许有过辩解，或许有过遗憾，但他最终没有再回应。两人如同两条曾经相交的直线，此后朝着各自的方向，越走越远。日子一天天过去，塞尚依旧在孤独中坚守。他的画作无人问津，却从未停下画笔。而左拉，继续在文坛深耕，成为了享誉欧洲的文学巨匠。1902年，一则消息传来——左拉因煤气中毒意外去世。塞尚在画室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手中的画笔“啪”地掉在地上。他愣了许久，突然蹲下身，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他没有去参加左拉的葬礼，也没有对任何人提及自己的悲痛，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常常对着艾克斯方向的天空，久久沉默。又过了几年，塞尚的画作终于被世人发现。人们惊叹于他笔下色彩的张力与构图的革新，称他为“现代艺术之父”。那些曾经被嘲讽的画作，成了艺术史上的瑰宝。可塞尚却再也没能等到与左拉和解的机会。他时常站在画布前，看着笔下的麦田——那是他与左拉相识的地方，如今只剩下无尽的遗憾。 1906年，塞尚在写生时淋雨生病，不久后离世。他的画室里，还放着一本被摔得破旧的《杰作》，扉页的签名早已模糊，就像那段曾经炽热、最终破碎的友谊。麦田依旧金黄，画布依旧厚重，可曾经共享阳光与梦想的两人，却再也没能重逢。他们的友谊，成了艺术史与文学史上最令人惋惜的悲剧，提醒着世人：最深刻的伤害，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而最珍贵的理解，在隔阂面前，竟如此脆弱。

【邮票故事】灵魂二重奏：当音乐遇见文学柔弱的肖邦碰上男人婆乔治桑！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恋情？ 1838年12月的某日，著名女作家乔治桑带着儿子去买日用品，留下男伴肖邦看家。出门时天气尚佳，没想到刚买完东西，暴雨却倾盆而下，马车夫因积水难行，竟在半途中将这对母子搁下，要他们自行想办法回家，乔治桑与儿子只能赤脚涉水，直到夜晚才抵达家门。岂料一回到家，乔治桑就被肖邦吓到了。因为当时肖邦正一边留着眼泪，一边弹奏着未曾听过的动听乐曲，脸上尽是绝望的神情。乔治桑告诉肖邦他们归途中的惊险，肖邦也向乔治桑透露在漫长等待中，梦到他们母子发生意外，于是自己在梦中弹琴使自己沉静下来，但没想到却又陷入梦中梦，梦见自己溺死在湖上，有冰冷的水滴规律地滴落在他的胸膛。当然，肖邦梦中的水滴，应是听到屋檐落下的雨滴声所产生之幻觉。而那晚他所弹奏之乐曲，即是他的24首前奏曲中之第15曲，遂得到《雨滴前奏曲》的昵称。《雨滴前奏曲》只是肖邦受乔治桑影响下所写作之众多作品中的其中一首，她究竟是何方神圣，可以带给肖邦无限的灵感呢？乔治桑出生于巴黎，任职军官的父亲在她4岁时不慎坠马而死，幼年的乔治桑在居住于诺昂的祖母身边成长，18岁时与杜德万男爵结婚，婚后育有儿子莫里斯和女儿索朗。1835年乔治桑和丈夫离婚，取得了一双儿女的监护权，迁居巴黎，开始写起小说。乔治桑并不算美女，然而浓眉大眼、长发披肩，加上豪爽性格，也另有一番魅力。在巴黎生活期间，乔治桑时常穿男装出入各种公开场合，喝酒抽烟骑马击剑，尤其是出席一些禁止女性参加的集会，这在19世纪的法国是一种惊世骇俗的举动，尤其为上流社会所不容许，因此成为巴黎社交界备受争议的作家。尽管如此，特立独行的乔治桑仍结交不少当时活耀于巴黎艺文界的名人，钢琴家李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乔治桑迷上了风度翩翩且才华洋溢的李斯特，无奈当时的李斯特身边已有女友达古伯爵夫人。达古伯爵夫人早就看出乔治桑图谋李斯特，因此怂恿男朋友介绍肖邦给乔治桑。肖邦在李斯特介绍下认识了乔治桑，初次见面，肖邦就问李斯特：”她真的是女人吗？”过了几天，李斯特在家里办了一场音乐轰趴，特别邀请肖邦跟他一起表演钢琴四手联弹，肖邦与李斯特皆容貌俊雅、风度翩翩，声音与画面太过美妙，迷倒了乔治桑。她心里想着：”既然李斯特名草有主，那肖邦也很赞！”达古伯爵夫人的计谋成功了。当晚，乔治桑立刻展开追求，肖邦难以招架，渴望爱情的心逐渐被掳获。他在日记里写着：”我见过她三次。在我演奏时，她的眼睛深情地看着我。我演奏一首有点阴郁的曲子，而她忧郁而奇怪的眼睛老是盯着我，这双眼睛在说什么呢？她倚在钢琴旁，灼热的眼光使我全身发烫。我们被鲜花围绕，我的心被征服了！我又见过她两次，从此，她爱上了我……” 乔治桑与肖邦认识几个月后，他们就同居了，当时肖邦27岁，乔治桑33岁。1838年10月，肖邦的肺结核病似乎又要复发，乔治桑认为西班牙的马约卡岛天气较暖和，适合养病，于是，同年11月，乔治桑带着自己的二个孩子莫里斯、索朗，以及褓姆阿梅莉亚，连同肖邦一共5人从巴塞罗那搭船，翌日清晨抵达了马约卡首府巴尔马。肖邦是如此形容当地景色：”像土耳其一样蔚蓝的晴空，琉璃般透明的海洋，绿宝石似的重峦叠翠，天国一样的清新空气。” 事实上，他们在马约卡岛上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找不到像样的房子，而当地居民看到一个男人婆带着两个小孩，再加上一名病奄奄的柔弱男子，都觉得很厌恶，最后他们被迫安身于瓦德摩莎村的一座简陋修道院，居室没有壁炉，屋里非常冰冷潮湿。当雨季开始时，肖邦的咳嗽加重了，岛上的三位医生来看他，肖邦自己颇幽默的说：”第一个医生说，我死了；第二个医生说，我快死了；第三个医生说，我必死无疑。” 由于住处连一些像样的日用品都没有，若要采购又要到12公里外的巴尔马，乔治桑出入常需长途跋涉，遇上暴风雨时更几乎寸步难行，前文提到的《雨滴前奏曲》便是在这个时期谱写出来的。然而，在修道院住了一段时日，肖邦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他们等不到春天降临，便于隔年2月打道回府，前后算来，肖邦和乔治桑在马约卡岛总共待了98天。尽管住的并不舒适，肖邦仍于此处创作了24首《前奏曲集》的部份、F大调叙事曲、升c小调诙谐曲、波兰舞曲等。同样，乔治·桑著名的田园小说《魔沼》，也诞生在她和肖邦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男主人公热尔曼身上不难找到来自于肖邦敏感纤细的特质。肖邦和乔治桑两人的性格形成了奇妙的互补：肖邦敏感细腻，乔治・桑豁达务实；肖邦沉迷于音乐的精神世界，乔治・桑则为他撑起现实的保护伞。他们的居所也成为文艺界的沙龙据点，雨果、缪塞、德拉克洛瓦等文豪、画家都是座上宾。这段看似完美的关系，终究抵不过性格差异与现实的侵蚀。乔治・桑的强势与独立，在长期相处中逐渐让敏感的肖邦感到压抑；而肖邦的病弱与多愁善感，也让乔治・桑的耐心慢慢耗尽。乔治・桑与女儿的关系破裂，肖邦在这场家庭纠纷中选择了中立，这让乔治・桑心生不满；而肖邦对乔治・桑儿子的纵容，也加剧了两人的隔阂。肖邦的肺结核日益严重，身体的痛苦让他变得愈发孤僻、易怒，两人的争吵越来越频繁。1847年，在一次激烈的争执后，乔治・桑带着孩子离开，两人彻底决裂，此后再未相见。分离后的肖邦身体状况急转直下，1849年在巴黎病逝，年仅39岁。他临终前，手中还握着乔治・桑写给她的信。乔治・桑则在诺昂庄园度过余生，她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肖邦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遇见”，字里行间满是怀念与遗憾。她始终珍藏着肖邦的手稿与遗物，直到去世。肖邦与乔治・桑的故事，不仅是一段才子与才女的爱情传奇，更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艺术史。乔治・桑为肖邦提供了创作的土壤，而肖邦的音乐也成为乔治・桑文学创作的灵感之一。这段关系见证了天才的诞生，也道尽了爱情里的美好与遗憾。当再次听到《升c小调圆舞曲》《幻想即兴曲》《夜曲》这些熟悉的旋律时，也许，除了感叹音乐大师的才华，你也会想起琴声背后的这段令人叹惋的故事吧！

【邮票故事】“20世纪最受欢迎的艺术家” 诺曼·洛克威尔 (1894 -1978)是美国20世纪早期的重要画家，作品横跨商业宣传与爱国宣传领域。他一生中的绘画作品大都经由《周六晚报》刊出，其中最知名的系列作品是在1940和50年代出现的，如《四大自由》。洛克威尔从16岁开始成为一个插画家，直到82岁，一生创作不断，曾被《纽约时报》誉为"本世纪最受欢迎的艺术家"。洛克威尔的作品纪录了二十世纪美国的发展与变迁：从炎炎夏日的赤足男孩，到踏上月球的太空人；从慵懒的小镇店面，到摩天大楼办公室；从五彩的童话故事书，到闪亮的电视屏幕……他的作品，不只涵盖了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以及美国的经济萧条与种族问题，还包括从肯尼迪到卡特等历届总统，电影明星，以及童子军等题材。洛克威尔最喜爱的主题，是纯真的孩子。"我不知道自己到底画了多少个孩子……我猜，大概有几千个吧！可是我依然乐此不疲。" 1943年洛克威尔在七个月内完成了《四大自由》系列画作，体重也下降了15磅。此系列画作是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全球人权演说:“人有四种自由，分别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画作由《周六晚报》出版，美国财政部随后在16个城市中举行画作巡回展览，以推销战争公债。同年洛克威尔的画室起火，损失了不少画作和财产。 1953年洛克威尔的妻子玛莉骤逝，他过度伤心而暂停绘画，并开始撰写自己的传记。此书在1960年出版，《周六晚报》以8本精选集的方式陆续推出，第一本的封面就使用了洛克威尔广为人知的《三人自画像》。《三人自画像》画的是洛克威尔对着一面镜子画他自己，但又不是真的一板一眼地把镜子里的自己画在画板上。画板上的洛克威尔没有戴眼镜，而镜子里他的双眼却藏到了眼镜的后面。如果再仔细观察，你还能注意到，其实这上面不只是三个洛克威尔，左上角还有好几张他画的草图，加起来一共有九个。画家画自画像古已有之。洛克威尔在这幅作品中还巧妙地把其他画家的自画像嵌入在画中。比如右上角的第一张小图是丢勒的自画像，还有一张是梵高众多自画像中的一幅，第三张是毕加索的作品，第四张是伦勃朗的作品。如果把这些都加起来的话，那么一共应该是十三个。《三人自画像》是洛克威尔的代表作之一，它表现出了作者的幽默，而幽默贯穿了画家整个一生。1976年5月23日，洛克威尔82岁生日，他居住的小镇举行盛大的游行，镇上一万人全都参加。游行长达两小时，乐声伴着气球到处飞扬，所有游行的人员都打扮成洛克威尔画中的人物，并且尽量请原先的模特儿如童子军、救火队、圣诞老人、顽童、钓鱼者、运动员、警察、铁匠、木匠、水手、牛仔、老师、医生、清洁工、法庭职员、店员、大学生、马戏团小丑全部出现。当年最热门的题材，如火箭升空、登陆月球、彩色电视、毕业舞会、从军归乡、四大自由、电影明星、两次大战……往事一幕幕重现，令老迈的洛克威尔感动得热泪盈眶。虽然他坐在靠椅上欣赏，可是比平日作画时显得还累，因为洛克威尔动了真情。这是他的荣耀与骄傲，是他一生中无法忘怀的时刻。1977年洛克威尔获得了总统自由奖章，这是美国公民的最高荣誉。隔年他以84岁高龄去世。在他去世15年后发行这枚邮票小全张以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包含了《四大自由》组画和《三人自画像》，使我们得到了一次了解这位杰出画家的机会。

【邮票故事】理智与情感的痛苦博弈 1896年，63岁的勃拉姆斯拖着病重之躯，绝望而痛苦地奔波于欧洲大陆，从瑞士急匆匆地赶往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一场葬礼。由于行色匆忙，他乘上了相反方向的列车，火车载着他离目的地越来越远。当他赶到法兰克福的时候，那场葬礼已经结束。十字架后面睡着他永远无法再看到的人。　　天苍苍，野茫茫。他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墓前，把小提琴架在肩上，拉了一首无人知晓的小提琴曲，倾诉着43年的情愫与40年的思念。　　听者唯有墓中人。　　这位墓主的名字叫克拉拉，一位钢琴演奏家，音乐家舒曼的妻子，勃拉姆斯的师母。　　1853年，20岁的勃拉姆斯初次见到大他14岁，并且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克拉拉，勃拉姆斯对克拉拉一见钟情。在此后几年内，勃拉姆斯一直同克拉拉一起照顾生病的舒曼以及他和克拉拉的孩子，直到1856年，舒曼在精神病医院里死去。　　几年的朝夕相处加深了勃拉姆斯对克拉拉的感情。但是，克拉拉是自己的师母，是他始终尊重如同父兄的老师舒曼的妻子。理智压制了勃拉姆斯的感情，他用空间隔绝的方式把自己的爱也隔绝在无望的思念里。所以，他选择离开，永不相见。　　那一年，1856年。　　勃拉姆斯身体离开了克拉拉，但他的心是不是也离开了，无人知道。离开克拉拉的勃拉姆斯，曾经资助克拉拉全国巡回演奏舒曼的所有作品；他曾经无数次给克拉拉写情书，却始终没有寄出去；他一直和克拉拉保持联系，时刻关心着对方的生活；1875年，他完成献给克拉拉的《C小调钢琴四重奏》，前后用了20年；他一生所创作的每一份乐谱手稿，都寄给克拉拉；他一生未婚。　　爱情爆发时如同洪水猛兽，势不可挡。但是，勃拉姆斯始终没有让自己爱欲的浪涛漫过理智的大坝。他把这种思念全部用音乐呈现。他说：“我最美好的旋律都来自克拉拉。” 　　1858年，也就是勃拉姆斯和克拉拉分别的第三年，勃拉姆斯在哥丁根合唱团遇到一位年轻可爱的女歌手阿加特，她非常喜欢勃拉姆斯的歌曲。勃拉姆斯一生创作的歌曲有200余首，可见他对歌曲创作的热情，便与阿加特一起研究歌曲的创作和演唱，由此产生了感情。但是最终，勃拉姆斯和阿加特只是有花无果。他在写给阿加特的信中说：“我渴望将你拥抱，但结婚是不可能的。”也许，在他心中，永恒的还是克拉拉吧！后来阿加特还是另嫁了他人。　　5年后，勃拉姆斯把一首G大调六重奏献给阿加特。曲中第二主题用阿加特的名字作为基本动机：A—G—A—DE，寄予他对阿加特并未忘怀的感情。　　10年后，阿加特生下她第二个孩子，勃拉姆斯从一本画报中挑选了一首童谣编成歌送给阿加特和她的孩子，这就是那首著名的《摇篮曲》：　　宝宝睡啊快快睡／外面天黑又风吹／宝宝睡啊快快睡／妈妈唱个催眠曲……

【邮票故事】随风而逝　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生在美国亚特兰大，是著名女作家。她短暂的一生并未留下太多的作品，但只一部《飘》足以奠定她在世界文学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米切尔将在南北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绽放的爱情描绘得如此扣人心弦，这与她的成长经历和不幸的爱情有着莫大的关系。　同书中主人公斯嘉丽一样，米切尔也曾经历过曲折的感情路。她在豆蔻年华时，与一位年轻的少尉相爱，可战争夺去了他的生命。童话般的恋情化为心底的伤口。　后来她嫁给了母亲闺蜜的儿子。然而他却是个酒鬼，风流成性，对她打骂凌辱。三个月后他们离婚了，救她出苦海的正是婚礼上的伴郎约翰。　她从童话的初恋跌落，从黑暗的地狱中挣脱。约翰终于将她接回了人间，让她体会到了真切的温暖。约翰不仅给她生活上的体贴，更欣赏、尊重她的才华，让她的灵魂有所归依。　约翰供职于美联社，是一名优秀的编辑。他倾慕米切尔的才华，鼓励她写作，还帮她在《亚特兰大新闻报》找了一份记者的工作。　她体重45公斤，娇小玲珑，却蕴含巨大能量，不仅能出色完成采访任务，文笔也让读者和同行称赞，不久就成了报社的大牌记者。总编对她赞赏有加，甚至让人将桌腿锯短，来适应米切尔的身高。　在充实、快乐的工作中，米切尔终于再次恢复活力。1925年，25岁的米切尔嫁给了30岁的约翰。婚后他们搬到了亚特兰大一所三层小楼里居住。与她从小长大的庄园相比，这所小楼有点简陋，米切尔亲切地称其为“垃圾堆”。然而，“垃圾堆”里的生活，却是温暖而甜蜜的。夫妻俩在工作之余，一起看书，一起写作，一起畅谈理想，“垃圾堆”里充满了欢声笑语。约翰给了娇妻极大的包容，甚至允许她不随夫姓，这在当时的美国可谓是“离经叛道”之举。　米切尔当了4年记者，发表了129篇专题文章、 85篇新闻报导。她十分热爱这份工作。然而因为一次意外，她的脚踝受伤留下后遗症，无法再去采访，只好回家当主妇。　习惯了东奔西跑的米切尔，突然像被关在笼中的小鸟，心里难受极了。她只能一本接一本地看书，让灵魂在书海中徜徉。约翰便不辞辛苦，一趟又一趟地去图书馆为妻子借书。有一天约翰对妻子说：“与其看别人的书，你为什么不自己写一本书呢？”　丈夫的话打动了她的心。她想起了外婆讲的那些故事，童年、少女时代的回忆，潮水一般涌来。她坐在打字机前，颤抖着敲下了第一行字。第一次写长篇小说，背景又是宏大的南北战争，她写起来毫无头绪，想到什么情节就写什么。她最开始写的那章文字，其实用在了书的最后一章。　每当写完一部分，丈夫就成了她的第一读者。而约翰给出的意见，总是既带着鼓励，又有专业建议，这让她坚持写了下去，一写就是8年。约翰不仅是她的读者、老师，还充当了她的秘书、编辑。那时约翰已成为广告经理人，工作十分繁忙。每天忙完自己的工作，他仍坚持帮妻子整理书稿。有朋友问他累不累，他说：“我愿放弃一切，去拥抱妻子的天赋。”也许这部小说永远不会出版，那又如何？他们已经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沉甸甸的幸福。　1935年，一位出版商敲开了“垃圾堆”的门。他听说有位家庭主妇在写小说，并且是南北战争题材的，便登门拜访。米切尔不敢相信，自己第一次写长篇小说，就能引起出版商的注意。在约翰的鼓励下，她颤抖着将稿样交给出版商。出版商读着读着，手也开始颤抖起来。他意识到，这将是一部伟大的畅销作品！当场就跟这对夫妇签了合同。夫妻俩激动不已，他们加班加点编辑校对，终于在第二年将完整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　果然，《飘》刚一出版便迅速风靡。人们被小说的情节所震撼，被女主角的倔强与勇气而感动，信件像雪片般涌来……彷佛在一夜之间，米切尔成了一名巨星！　1937年，米切尔凭借《飘》一书，获得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奖。1939年，根据《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上映，引起轰动效应，获得近十项奥斯卡奖。　米切尔也从一位家庭主妇变成备受瞩目的大作家，频频出现在各类媒体上。米切尔的女佣人回忆说：“小说出版的当天，电话铃每三分钟响一次，每五分钟有人敲门，每七分钟有一份电报送来。公寓门口总是站着十几个崇拜者，他们在静候着米切尔出来，以便请她在小说上签名。”要求采访的，邀请米切尔去各地讲演的，要求她为慈善事业捐款的，络绎不绝。仅第一周就有300本《飘》从各地寄到她的手里，崇拜者希望她签名后再给他们寄回去。此后几年，接踵而来的版权纠纷，翻译权的纠纷又把她纠缠到一系列的法律事务中。　 1949年8月11日晚上，她与约翰看完电影散步回家，被风吹起的长围巾挂住了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她被拉起后又重重地摔在地上，温热的血从伤口涌出。渐渐地，她听不见爱人的呼唤了，她的灵魂就像自己为那本书起的书名：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　约翰心如刀割，泪流成河。米切尔没有为他留下孩子，而《飘》就是他们情感的结晶。在余生，约翰一直守护着这个“孩子”，一直到他也归于尘土……

【集邮故事】战斗民族的母亲形象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为大家介绍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塑像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碑主体塑像，坐落于俄罗斯伏尔加河畔马马也夫高地上。斯大林格勒曾经叫察里津，现为伏尔加格勒。塑像建立于苏联时期的196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塑像之一，超过了美国自由女神像的高度。美苏争霸的冷战，在艺术作品上也能体现。　　塑像是为了纪念残酷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同时标志着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曾计划建造一座巨大的纪念碑，作为胜利的象征，并纪念苏联阵亡士兵。 1963年，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20周年之际，苏联政府决定在此建造纪念建筑群。由当年指挥战役的朱可夫元帅担任顾问，雕塑家武切季奇和建筑师别洛波利斯基负责创作设计。　塑像并没有直接展示欢呼胜利的喜悦之情，而是通过悲愤和张力来表现崇高和敬畏感。母亲张开双臂，右手高擎宝剑，左手向后平展，像在回头召唤儿女们前进。她迈出左腿，上身转向左侧，头转向后方，这些动势增强了作品的感召力。母亲是祖国的象征，寓意着祖国的召唤，也是苏联人民奉献牺牲精神的体现。　在她的脚下，沉睡着七千多名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普通士兵。这是对侵略、苦难的仇恨和抗争，也是对于终极社会理想的歌颂。不远处，伏尔加河缓缓流过，它也是俄罗斯的母亲河，深沉而柔和。站在这里，我们耳边似乎又听到了那首《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邮票故事】自强不息的生命赞歌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1948年创作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是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绘画的经典，更因对人类精神困境与坚韧的深刻表达，成为艺术史上的标志性作品。怀斯的创作深受个人经历驱动:1945年他因车祸痛失两岁儿子与敬爱的父亲，精神几近崩溃;不久又罹患严重肺炎，命悬一线。1948年夏在缅因州乡间，他遇见患小儿麻痹症的克里斯蒂娜，因疾病无法正常行走，却倔强地以双臂支撑身体，向山坡上的家爬行。她的坚毅，与怀斯的人生低谷形成强烈共鸣:个体面对苦难的不屈，竟有如此的力量!这份触动，促使他以克里斯蒂娜为原型创作此画。这幅画超越了对个体苦难的描绘，成为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象征:荒原象征人生的荒芜、无常与困境;远处的农舍是希望、归属、精神庇护所的隐喻，代表人类对家园的渴望;爬行既是身体的局限，更是精神的跋涉，象征人类在困境中向死而生的抗争。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爬行，而这份向希望奔赴的倔强，正是生命中最动人的光芒。

【邮票故事】来自遥远国度的天使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到我国。对此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是：这些人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务，是向中国人民灌输精神鸦片的坏人。而现在展示的这枚邮票，则彻底颠覆了我原先的认知。票中人是英国医学传教士莉莲・玛丽・格兰丁博士（1876-1924），出生于英属泽西岛的基督教家庭，1904年成为该岛首位女医生。1905年她响应教会号召，以医学传教士身份赴华，目标是中国最偏远的云南昭通地区。当时的昭通交通闭塞、疫病横行，而她是当地唯一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她的行程堪称传奇：从上海乘船溯长江至重庆，再骑马穿越三个月的险峻山路，最终抵达海拔6000英尺的昭通。格兰丁在昭通设立多处民众诊所，并创建了云南第一间麻风病院，收留被社会遗弃的患者。当时麻风病人常遭活埋或焚烧，她不仅提供医疗救助，更以人道主义关怀改变了当地对患者的歧视。她从英国引进牛痘接种技术，在乌蒙山区免费推广，有效控制了这一致命疾病的流行。她向民间医生传授现代医学知识，培训助产士和护理人员，并为妇女讲解卫生常识，从根本上提升了当地医疗水平。她深入苗、彝等少数民族山寨，与村民同吃同住，用医药和善意赢得信任。许多少数民族村民因她的行为而改信基督教，至今昭通仍是当地基督徒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1912年，她与英国作家埃德温・丁格勒（中文名丁乐梅）结婚。丁格勒的著作《徒步穿越中国》记录了昭通的风土人情，而格兰丁协助他完成了《中国地图及地理词典》的编纂，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了珍贵资料。 1924年昭通爆发斑疹伤寒，格兰丁在救治病人过程中不幸感染，最终殉职，年仅48岁。她的牺牲被当地民众视为“天使般的奉献”。昭通博物馆收藏有她的碑文拓片，凤凰山上的墓地至今仍被当地民众凭吊。她被誉为 “昭通的白求恩”，其事迹成为近代中外医疗合作的典范。她的人道主义精神超越了殖民时代的背景，被铭记为 “用生命守护中国边疆的医者”。 1976年泽西岛为纪念格兰丁百年诞辰发行四枚邮票，描绘了她从上海到昭通的艰辛旅程及医疗场景。这里展示的是其中的第一枚，地图上标注了她从上海到昭通的这一段行程。有全套邮票的邮友，欢迎跟帖补充。感谢您的光临和指导。

可遇而不可求：巧戳巧盖的趣味邮票。

求教：请问这幅画的作者

求教：这幅画的作者目录上查不到，左下角作者名是“塞维利亚学院”，显然不是作者名。而右下角的“哈里森”也不是作者名，因为同一套票中右下角都有这个“哈里森”，但是其他票作者是明确的。这只能求教于大佬，这幅画的作者是谁？不然我都不知道此票该放在什么位置了。谢谢在先。

邮票上的国际组织logo，欢迎跟帖补充。

跪求这张照片的清晰版：

请问：服用二甲双胍体重速降，正常吗请问：确诊糖尿病半年，服用二甲双胍每天二粒，近二月体重明显下滑有二十斤，正常吗？

【老申集藏】戳上怪字汝识否？一楼不敢惹

特38金鱼漏色变体票的发现与分析　　我是一名七旬老人，八岁开始集邮。当年的我可以说是身无分文，集的都是不花钱的信销票。一套金鱼全部是常用低面值票，是纪特六珍中最容易集齐的。我这套金鱼是自己亲手从信封上洗下来的，那时候不懂保留实寄封。　　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看邮票的志号，听人说金鱼邮票有12枚，我还和人家争辩说不对，有13枚！并且把自己的金鱼拿给人家看。人家对志号，这才发现了漏色变体票，硬要我出让给他，我坚决拒绝，一把把邮票抢了回来。　　后来我也多次就此问题求教于人，大都说是晒褪色了。但我自己知道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半个多世纪我保存得好好的，从来没有让它晒过。但苦于孤票没有旁证，难以服众。　　最近在百度查资料，偶然进入了集邮吧，从中学到不少。今天看到这个帖子，十分意外又惊喜：这不就是和我的漏色金鱼同一版的变体票吗！楼主的父亲没有说错，金鱼有一版漏色变体票，数量极少，以至于未见报道，但绝不是孤票无旁证，我们之间可以相互佐证！　　我看到的帖子：

请各位资深邮友看看，这是什么票？看文字应该是阿拉伯文，无面值，但可实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