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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略论武德年间突厥入寇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作用-武德六年篇 笔者在前一段时间发表了《略论武德年间突厥入寇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相关作用-武德五年篇》（以下简称“武德五年篇”）。本文继续分析，讨论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的情况。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突厥入寇，主要集中在河东道的马邑，兼及关内道和河北道。本文以《资治通鉴》的记载为主线，同时补充其他史料的记载。 　　一、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上半年唐朝北方态势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初，刘黑闼、徐圆朗相继败亡。至此，还活跃在唐朝北方的割据势力，只剩下苑君璋、梁师都和高开道等少数几个了。其中，苑君璋割据马邑，威胁唐朝的河东道；梁师都割据夏州，威胁唐朝的关内道；高开道割据妫州，威胁唐朝的河北道。注意，本文为了行文方便，对于梁师都和高开道，一律以后来唐朝在其地设置的州名来称呼他们各自的割据地区。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上半年，这3个势力均有动向，并不同程度的导致了突厥在当年的大举入寇。现分别分析如下： 　　（一）马邑苑君璋 　　马邑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附图1中看，马邑地处河东道北部的朔州，是唐朝河东道的门户。对于马邑的重要性，唐朝将领弘农郡公刘世让有过专门论述。刘世让说，“突厥比数为寇，良以马邑为之中顿故也”（《资治通鉴》），何为“中顿”？胡三省对此做了注解：“中顿者，谓中道有城有粮，可以顿食也。置食之所曰顿”，也就是说，马邑是突厥入寇的一个重要的粮食补给基地。 　　正因为马邑重要，所以唐朝此前曾试图夺取马邑，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代州总管李大恩就曾试图夺占马邑，结果在突厥援军与苑君璋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兵败身死。 　　到了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刘世让再次提出了夺取马邑的新方略，“请以勇将戍崞城，多贮金帛，募有降者厚赏之，数出骑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馀，彼无所食，必降矣”。刘世让的方略，是派出勇将驻守崞城，崞城处于马邑以南，位于代州境内，具体位置可见附图1的代州。同时推进2种方法：一是用金帛收买苑君璋的部属，二是不断派兵抄略马邑，破坏其农业生产，造成马邑的粮食供应无法保障，从而迫使马邑投降。 　　李渊很赞赏刘世让的这一计划，就命令刘世让驻守崞城，亲自执行该计划，并取得了成效，《资治通鉴》说“马邑病之”。 　　对此，苑君璋曾试图使用军事手段打破这种局面，但是没有成功，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五月“戊戌，苑君彰将高满政寇代州，骠骑将军李宝言击走之”。 　　而到了六月，马邑内部却出现了问题，据《资治通鉴》记载，“六月，戊午（十四日），高满政以马邑来降。……是时，马邑人多不愿属突厥，上复遣人招谕苑君璋。高满政说君璋尽杀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从。满政因众心所欲，夜袭君璋，君璋觉之，亡奔突厥，满政杀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即苑君璋的部将高满政，驱逐了苑君璋，率部投降了唐朝。 　　高满政的投降，对唐朝来讲是个喜讯，但是，由此也招来了突厥在当年的大举入侵。关于这一点，下文详细分析。
(原创)略论武德年间突厥入寇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作用-武德五年篇 武德年间，特别是武德五年（公元 622年）以后，突厥对唐朝的大规模入寇逐渐增多。面对突厥的入寇，唐朝多次派出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出兵抵御。 按说他们二人抵御突厥，其作用和功劳都应该得到肯定。但是，近来不少人对二人的作用产生了比较偏颇的看法，有些人过于夸大李建成的作用，而忽视甚至否定李世民的作用。 我在本吧曾看到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太子建成到底为大唐立下了多少军功”，原文地址如下： http://tieba.baidu.com/p/1951761139?from=prin 文中引用的资料倒也平常，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房屋因有栋梁而安时，栋梁的功用并不明显，及拆去栋梁而房屋倒场后，栋梁的功用始显著的证明。唐隐太子建成捍卫北疆的军功，就如房屋之有栋梁一样。玄武门事变以前和以后的历史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 亦即认为太子李建成在武德年间抵御突厥的过程中起到了“栋梁”作用，也就是主要作用。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笔者分析对比了多种史料以后，对武德五年（公元 622年）后突厥的多次入寇、以及李世民和李建成在抵御突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一些浅显的分析。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由于本人行文可能比较琐碎，为方便大家阅读，本文专门讨论武德五年（公元 622年）的情况，以后各年的情况，将另著文分析。
（原创）浅析唐罗战争后新罗对高句丽故地的占领行动-汉州篇 新罗九州地图
(原创)浅析唐罗战争后新罗对高句丽故地的占领行动-朔州溟州篇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后，新罗开始较大规模的占领高句丽故地，新罗的占领行动，曾一度因唐朝与新罗的战争而被迫暂时停止。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新罗遣使谢罪，唐军主力撤走后，新罗再次开始对高句丽故地进行占领。 　　新罗在占领百济故地和高句丽故地后，最终设置了九州行政区划，即尚州、良州、康州、熊州、全州、武州、汉州、朔州和溟州。其中，汉州、朔州和溟州是在高句丽故地上设置的，最初分别称为汉山州、首若州和河西州，新罗景德王十六年（公元757年）改称汉州、朔州和溟州。 　　新罗占领汉山州（汉州）的过程，史料记载比较模糊，本文暂不作讨论，待充分获取资料后，再另著文详述。本文重点分析新罗对首若州（朔州）和河西州（溟州）所属的高句丽故地的占领过程。 　　本文选取首若州（朔州）和河西州（溟州）北部的3个郡，对新罗的这一占领行动进行一些简单分析。 　　对于首若州（朔州），本文选取了朔庭郡（原高句丽比列忽郡）和井泉郡（原高句丽泉井郡）进行分析；对于河西州（溟州），本文选取金壤郡（原高句丽休壤郡）进行分析。 　　先简单介绍一下选取的3个郡的地理位置。 　　据《三国史记》杂志第四地理志二记载： 　　“<朔庭郡>，本<高句丽><比列忽郡>”，位置约在现在的朝鲜安边郡一带。 　　“<井泉郡>, 本<高句丽><泉井郡>”，位置约在现在的朝鲜文川市一带（具体说应该是在原德源郡一带，德源郡于20世纪并入文川）。 　　“<金壤郡>, 本<高句丽><休壤郡>”，位置约在现在的朝鲜通川郡一带。
（资料存档）绀岳山神薛仁贵 最近闲来翻阅《高丽史》，发现了一段有关薛仁贵的比较有趣的记载。 据《高丽史》卷56地理志记载，“积城县本高句丽七重城，……有绀岳。[自新罗为小祀，山上有祠宇，春秋降香祝行祭。显宗二年以丹兵至长湍，岳神祠若有旌旗士马，丹兵惧而不敢前，命修报祀。谚传罗人祀唐将薛仁贵为山神云。]” 按照成书于李氏朝鲜时期的《高丽史》的说法，王氏高丽的积城县，亦即高句丽的七重城，境内有座山名叫绀岳山，山上有座岳神祠，当地民间传说是祭祀唐将薛仁贵的，他们将薛仁贵当作了绀岳山的山神。王氏高丽显宗二年（公元1011年），这里的岳神祠还发生过显灵事件。 七重城在公元675年的唐罗战争中是非常有名的，当年这里发生了七重城之战，唐军在刘仁轨的率领下，取得了重大胜利。 但是没想到七重城附近的绀岳山居然会祭祀薛仁贵。 带着疑问，我又查阅了朝鲜方面的其他史料，现汇总如下。
再论买肖城之战 响应“12345的美丽”网友的号召，另开贴讨论某位网友描述的买肖城之战。 这段时间频繁加班，比较忙，因此没怎么上网。今天略有闲暇，随便写几笔，权作抛砖引玉。 第一，“而从二十万这个数字我们也能揣测出，李谨行麾下的唐军总数应该不少，很可能多达十几万，否则也不会让新罗人记下二十万这样的数字。”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了，刘仁轨是怎么回国的？《资治通鉴》说得很明白，“仁轨引兵还”，李谨行接任的是个什么官职，是刘仁轨的鸡林道大总管吗？显然不是，而是安东镇抚大使，镇抚是什么意思？援引一段资治通鉴的记载足以说明问题，唐军灭亡高句丽之后，“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 据此判断，刘仁轨的主力唐军已经回国，李谨行率领的，不过是他以前带领的部队，最多加上高侃所部，总兵力约为4万人。 至于新罗人为什么写成了20万，我不多说，就引一段资料，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63年，“（高宗）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四十万, 至<德物岛>”，而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遣左威卫将军孙仁师统众浮海赴熊津，以益仁愿之众”。把一个普通的威卫将军率领的七千兵力，写成了40万，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 第二，“显而易见，唐军在买肖城之战中肯定遭遇了惨败，损失也绝不会小。”“就算唐军没有全军覆没 ，也多半确实大败而回，死伤无算”。 就在某位网友认为的唐军在李谨行率领下惨遭失败的时候，李谨行，这位丧师失地的败军之将，被立即调往西线主战场，由安东镇抚大使，转任积石道经略大使，从职务上讲，算是平调，但是对抗的已不再是次要敌人新罗，而是主要敌人吐蕃。如果唐军在买肖城惨遭失败，高宗为何对李谨行委以重任？当真是昏了头了。 我从来不认为唐军在买肖城取得所谓大捷，我一直认为，买肖城之战唐军是受挫的，但是不至于败得如此不堪。 第三，“在公元675年中，唐与吐蕃间根本没有爆发任何战事，是少有的平静之年，吐蕃反倒还于675年正月“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却反而遭到了高宗的断然拒绝”。 请某位网友自己判断一下，高宗拒绝吐蕃请和意味着什么，很明显，意味着唐朝要对吐蕃动手。实际上，唐朝至少从673年开始，已经在西线开始行动了，至675年，唐朝在安西地区的军事影响已逐步恢复。唐朝自己要对吐蕃主动出击，在新罗战场已经陷入胶着的情况下，收缩战线，集中兵力再正常不过。 第四，“而即使是在675年之后，大唐西线的压力也根本不迫切，676和677两年中吐蕃均未大举进攻，反倒是唐廷于677年末主动派遣大军攻打吐蕃，显然辽东战事受吐蕃的影响微乎其微，至少是并不急迫。” 我还是不多评论，单纯引用史料，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676年，闰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八月，乙未，吐蕃寇叠州”。如果某位网友手中有地图，不妨打开看看，吐蕃的这次入寇，几乎覆盖唐朝的整个河湟地区。 另外，某位网友说“反倒是唐廷于677年末主动派遣大军攻打吐蕃”，多谢这位网友自己解释了唐军为什么要从新罗抽身，678年的青海之战，是唐军对吐蕃的第二次战略性打击，唐军出动的总兵力达到18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唐朝还继续与新罗纠缠，非常不明智。 先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补充。
（原创）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讨伐焉耆之战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灭亡高昌之后，在其故地设置西州，又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以此作为唐朝向西域发展的前进基地。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军又继续西进，讨伐焉耆，进一步向西域发展。本文对唐军的这次作战进行简单整理。 　　一、焉耆臣属西突厥 　　焉耆，地处西域，“直京师西七千里而赢，横六百里，纵四百里。东高昌，西龟兹，南尉犁，北乌孙”（《新唐书》列传146）。焉耆的具体位置，可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朝“陇右道西部”图。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灭亡后，西突厥开始拉拢焉耆。据《旧唐书》列传148记载，“其年（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相为唇齿，朝贡遂阙”。另据《旧唐书》列传33记载，“焉耆王寻叛归欲谷可汗”。据此来看，在西突厥的拉拢下，焉耆开始与唐朝疏远，臣服于西突厥。 　　二、唐军出兵讨伐焉耆 　　当时，太宗非常关注西域的动态，命令安西都护郭孝恪时刻注意焉耆，相机征讨，“令孝恪伺其机便”（《旧唐书》列传33）。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郭孝恪请求出兵讨伐焉耆，“安西都护郭孝恪请击之，太宗许焉”（《旧唐书》列传148），“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帅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击之”（《资治通鉴》）。 　　下面对此战进行简单分析。 　　1、行军时间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九月，“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 　　据此看，郭孝恪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十一日，从西州出发，前去进攻焉耆，大约在八月二十日到达焉耆，数日之内击破焉耆，九月辛卯（二十一日）奏报抵达长安。
（原创）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对高句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此次进攻气势磅礴、威震敌胆，但是最终未能彻底平定高句丽。由于没有决定性战果，因此新旧唐书东夷传均对此战一笔带过，《资治通鉴》的记载还算系统，但是也较为简略，且存在一些令人疑惑之处。鉴于以上情况，本文综合各方资料，对这次进攻战的情况作一简单分析。 一、战前情况 1、唐朝方面 在西北方向，唐朝加强对西突厥的进攻。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军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后又陆续讨平其他反叛部落，至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朝在西北的军事压力大为减少，已经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经营东北方向了。 在东北方向，自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讨高句丽之后，唐军一直保持对高句丽的军事压力，多次在边境进行中等规模的会战，以此消耗和疲弊高句丽。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宗即位后，唐军与高句丽的局部作战发生过三次。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五月，壬午，名振等渡辽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名振等奋击，大破之，杀获千馀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馀级，捕虏百馀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十一月，“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破之”。 而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唐朝采取了一个更大的动作，那就是出兵讨平了与高句丽关系密切的百济，剪除了高句丽的羽翼，同时从南面对高句丽构成了威胁。 这些作战，削弱了高句丽的实力，为日后唐军的总攻作好了铺垫。 2、高句丽方面 唐太宗亲征大军从高句丽撤走后，唐朝放弃了占领的辽东土地，高句丽相应收复了以上地区，将其国境推回到辽水一带，但是，由于太宗撤退时迁走了7万人口，因此高句丽人口损失较大，实力有所削弱。 此后10多年，唐朝一直在边境对高句丽施加军事压力，高句丽始终不得休息，实力进一步下降。 但是，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尚在，高句丽内部未出现分裂，尚能集中全力一致对外。
（原创）公元647年和648年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后，太宗制定了新的征讨高句丽的计划，并因此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和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发动了两次对高句丽的战争。由于这两次战争规模不大，而且随着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去世，征讨高句丽的计划暂时停止下来，因此，这两次战争并不十分被人重视。但是，作为太宗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大规模打击的前奏，这两次战争在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笔者在此将有关这两次战争的史料简单整理如下。 　　一、唐朝放弃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所得辽东土地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唐朝曾占领了辽东的部分土地，并置州管理。据《新唐书》志33记载，“太宗亲征，得盖牟城，置盖州；得辽东城，置辽州；得白崖城，置岩州”。但是，此次亲征未能彻底灭亡高句丽，唐军在撤退时并未镇守新得的辽东土地，而是将这些地方的人口撤往内地，“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资治通鉴》贞观十九年），在撤退人口之后，唐朝暂时放弃了这些新得的土地，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闰三月，“戊戌，罢辽州都督府及岩州”。 　　这样，随着唐军的撤退，唐朝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占领的辽东土地也暂时放弃。唐与高句丽仍大致在辽水一线对峙。 　　二、唐与高句丽关系持续恶化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军撤退后，唐与高句丽的关系一直没有缓和。 　　唐军撤退时，太宗曾赐给泉盖苏文弓服，盖苏文因高句丽得以保全，颇为傲慢，虽然接受弓服，但是未遣使者谢恩，使得太宗颇为不悦，据《册府元龟》卷985记载，“先是十九年，帝之伐高丽也，以讨逆为名，及破驻跸陈，帝以御副弓服赐莫离支，虽服拜衔恩，而不遣亲近来谢天子，以暮秋边外诏六军班师。莫离支以王城获全，庶几可以自免，滋虐其主”。 　　此外，高句丽还在唐朝征讨大军撤退之后，挑起边境冲突，“又令伺我边隙，厥贡疏薄，失藩人臣大国之礼”（《册府元龟》卷985）。 　　另外，高句丽还违背唐朝的命令，侵逼新罗，“屡敕令勿攻新罗，而侵陵不止”（《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
（原创）公元647年和648年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后，太宗制定了新的征讨高句丽的计划，并因此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和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发动了两次对高句丽的战争。由于这两次战争规模不大，而且随着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去世，征讨高句丽的计划暂时停止下来，因此，这两次战争并不十分被人重视。但是，作为太宗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大规模打击的前奏，这两次战争在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笔者在此将有关这两次战争的史料简单整理如下。 　　一、唐朝放弃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所得辽东土地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唐朝曾占领了辽东的部分土地，并置州管理。据《新唐书》志33记载，“太宗亲征，得盖牟城，置盖州；得辽东城，置辽州；得白崖城，置岩州”。但是，此次亲征未能彻底灭亡高句丽，唐军在撤退时并未镇守新得的辽东土地，而是将这些地方的人口撤往内地，“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资治通鉴》贞观十九年），在撤退人口之后，唐朝暂时放弃了这些新得的土地，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闰三月，“戊戌，罢辽州都督府及岩州”。 　　这样，随着唐军的撤退，唐朝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占领的辽东土地也暂时放弃。唐与高句丽仍大致在辽水一线对峙。 　　二、唐与高句丽关系持续恶化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军撤退后，唐与高句丽的关系一直没有缓和。 　　唐军撤退时，太宗曾赐给泉盖苏文弓服，盖苏文因高句丽得以保全，颇为傲慢，虽然接受弓服，但是未遣使者谢恩，使得太宗颇为不悦，据《册府元龟》卷985记载，“先是十九年，帝之伐高丽也，以讨逆为名，及破驻跸陈，帝以御副弓服赐莫离支，虽服拜衔恩，而不遣亲近来谢天子，以暮秋边外诏六军班师。莫离支以王城获全，庶几可以自免，滋虐其主”。 　　此外，高句丽还在唐朝征讨大军撤退之后，挑起边境冲突，“又令伺我边隙，厥贡疏薄，失藩人臣大国之礼”（《册府元龟》卷985）。 　　另外，高句丽还违背唐朝的命令，侵逼新罗，“屡敕令勿攻新罗，而侵陵不止”（《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
（资料存档）徐敬业的后人 最近看书，看到了一段比较有意思的记载，是关于李世绩之孙徐敬业的后人的。现将其记录下来，算是个资料存档吧。 据《旧唐书》列传十七记载： 徐敬业叛乱之后，“绩诸子孙坐敬业诛杀，靡有遗胤，偶脱祸者，皆窜迹胡越。”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吐蕃陷麟州，驱掠民畜而去。至盐州西横槽烽，蕃将号徐舍人者，环集汉俘于呼延州，谓僧延素曰：“师勿甚惧，予本汉五代孙也。属武太后斫丧王室，吾祖建义不果，子孙流落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无忘于国。但族属已多，无由自拔耳。此地蕃汉交境，放师还乡。”数千百人，解缚而遣之。” 《资治通鉴》对此也有记载：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七月，“己丑，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僧延素为虏所得。虏将有徐舍人者，谓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孙也。武后时，吾高祖建义不成，子孙流播异域，虽代居禄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顾宗族大，无由自拨耳。今听汝归。”遂纵之。” 据此看，徐敬业的后人逃到了吐蕃，还担任了军职。
王孝杰米栅 据《新唐书》志30记载，“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 王孝杰米栅修筑于何时？大家有什么想法？
（原创）武则天时期唐与吐蕃的战争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高宗去世后，直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掌握大权，在此期间，唐与吐蕃多次发生战争，互有胜负。本文对照蕃汉多部史书的记载，将这一时期唐与吐蕃的战争进行简单整理。 　　在此预先说明一点，本文在提到唐朝方面时，不区分李唐与武周，一概称以唐朝。 一、垂拱年间唐朝弃四镇、吐蕃寇安西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新旧唐书并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很少，因此只能根据墓志及出土文书等做大致推测，而且史学界对此一直争议颇多。下面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一事件进行梳理如下。 　　（一）调露元年唐朝复置四镇（公元679年） 　　根据《册府元龟》卷967记载，“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与唐朝初置的四镇相比，此次复置四镇，多了碎叶，少了焉耆。 　　《册府元龟》的这条记载，是一条孤证，但是，结合其他史书来看，这条史料是有合理成分的。 　　1、据《资治通鉴》记载，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叛乱，“囚都支、遮匐以归，……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碎叶是西突厥统治中心地区，据《新唐书》列传140记载，“（西突厥）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人统之，人授一箭，号十设，亦曰十箭。为左、右：右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居碎叶东；右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西。其下称一箭曰一部落，号十姓部落云。”此外，王方翼所筑的碎叶城，是出于军事目的建设的，“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旧唐书》列传135）。在西突厥统治中心建设重要镇城，不可能不留重兵镇守。而《册府元龟》卷967的记载，恰好有碎叶镇，二条史料可以互相印证。 　　2、素罗汗山之战后，郭元振出使吐蕃，面见论钦陵时，论钦陵说，“往者高宗以刘审礼有青海之役，乃使黄仁素、贾守义来和。陵之上下将士，咸无猜忌，故边守不戒严。和事曾未毕，则为好功名人崔知辨从五俟斤路，乘我闲隙，疮痍我众，驱掠牛羊，盖以万计”（《通典》卷190）。 　　青海之役，发生于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崔知辨曾于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担任西州都督（资治通鉴），青海之役后，应仍在安西地区任职；五俟斤路，即西突厥五弩失毕部通往吐蕃的道路，论钦陵说，“俟斤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碛，骑士腾突，旬月即可以蹂践蕃庭，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通典》卷190）。 　　青海之役后不久，唐朝崔知辨就通过五俟斤路袭扰吐蕃，可见当时唐军在安西地区有一定的军事力量。这也为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朝复置安西四镇提供了佐证。 　　3、唐朝平定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的叛乱后，并未立即在西突厥重新册立可汗。据《旧唐书》列传144记载，“则天临朝，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散失”，《新唐书》列传140也记载，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平定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的叛乱后，“西姓自是益衰，其后二部人日离散”。在西突厥一盘散沙的情况，如果唐朝在安西无常驻军事力量，则面对虎视眈眈的吐蕃，唐朝很难确保安西地区的安全。而实际上，自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直到垂拱初年，唐朝是能够控制安西地区的局势的，因此，唐朝在这一时期在安西地区应该有常驻军队。 　　4、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到达西州后，“行俭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资治通鉴》）。如果当时唐朝在安西四镇无军事力量存在，在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已与吐蕃联合侵逼安西的情况，裴行俭未必能在西州顺利招来四镇诸胡酋长。 综合以上史料，笔者认为，《册府元龟》关于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朝复置安西四镇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二）唐朝计划放弃安西四镇 　　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掌握大权，此时安西地区再度出现动荡，据《旧唐书》列传47记载，郭元振有言，“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当时，武则天刚刚掌控大权，虽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平定徐敬业之乱，但是李氏诸王尚在，朝中大臣也并非完全被武则天控制，同时，武则天又杀死大将程务挺，流放熟悉安西情况的名将王方翼，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因此，在这一时期，武则天对外采取收缩战略，以便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内部问题。 　　对于这一时期武则天的对外政策，陈子昂在其《谏雅州讨生羌书》（《全唐文》卷212）中写道：“且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所以者何？盖以陛下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此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资治通鉴》将陈子昂此书记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有人考证此书写成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因无关本文大旨，在此不予详考。陈子昂描述的垂拱初年唐朝的对外政策，已明确提到“弃龟兹，放疏勒”，亦即放弃安西四镇。 　　当然，唐朝放弃四镇，并不是将整个安西地区弃置不要，而是改变统治方式，由原来唐朝直接派兵镇守四镇、保卫安西地区，改为扶持亲唐的西突厥贵族在安西进行统治。
陈群、魏征和马周的一点比较 最近在读裴松之作注的《三国志》，在《陈群传》中读到了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内容： 魏书曰：群前后数密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怒而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也，岂非所谓‘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欤！”答曰：“然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也。夫仁者爱人。施於君谓之忠，施於亲谓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爱之至者，君亲有过，谏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直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谓群於是乎长者矣。” 这篇小评论以陈群和杨阜作对比，阐述了忠臣与直臣的区别，其观点还是比较独特的。它认为，“仁者爱人”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忠孝等都是从这个原则衍生出来的，仁者把爱施于君王，就是忠，施于父母长辈，就是孝。而爱一个人的表现是，发现这个人有过失，会对其进行劝谏，但不会到处宣扬。 陈群正好符合这个标准，他多次劝谏君王，但是都不为外人所知，因此被认为是忠臣、长者；而杨阜违背了这个标准，宣扬君王的过失，因此被认为是直臣而非忠臣。 有意思的是，根据《旧唐书魏征传》的记载，“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其做法与陈群正好相反，两人似乎走了两个极端。 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又曾主持编写史书，因此应该读过《三国志》，但魏征却选择了与陈群完全相反的做法，据此来看，要么魏征不认同由“仁者爱人”推及忠孝的观点，要么他并不爱戴（忠于）唐太宗个人，而只是忠于社稷，同时致力于自我价值的实现。 又据《旧唐书马周传》记载，“周临终，索所陈事表草一帙，手自龘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马周于贞观二十二年去世，距魏征去世仅有5年。我觉得马周援引管晏旧事可能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可能另有所指，会不会就是指魏征呢？ 以上是看书时的一点感想，没什么条理，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史料存档）刘仁愿的结局 以前看过拜根兴所著的《刘仁愿事迹考述试论稿————以与新罗关系为中心》一文，对刘仁愿的生平进行了很详细的解读，但是，对于刘仁愿的结局，作者提到“然而就该年（公元668年）八月,刘仁愿受到“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的处罚。”此外再无更进一步的资料。 我从《册府元龟》卷447中找到了一段史料，可以作为补充： 刘仁愿，贞观中为右威卫将军、卑列道行军总管，与司空李绩期，会逗遛不赴，驿召至京。帝谓曰：“自古军法，后期皆死。”仁愿奏曰：“臣前后使四十馀人往李绩处，涂路荒梗，悉皆不达，最后一使始得至大军。臣又打得延津等七城，欲击平壤，李绩兵马遽以旋归。事有因缘，非臣之咎。”帝曰：“汝领兵万馀，咸劲卒，亡城下邑未有千人，以此分疏，更为矫诈。”遂令拽出，欲于庙堂斩之，仁愿号诉不辍声，帝以其有镇守东海之勤，特免死，配流姚州。 刘仁愿的后期不至，在征讨高句丽之战已接近尾声的时候，为何会招来高宗的雷霆之怒？欢迎大家讨论一下。
（原创）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唐与吐蕃青海之战始末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唐与吐蕃的青海之战，是继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大非川之战后，唐与吐蕃的又一次大规模会战。由于唐军在会战中表现不佳，因此各部史书对此次会战的记载均较为简单。但是，青海之战作为唐朝对吐蕃的第二次战略进攻，在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笔者现根据多部史书的记载，对青海之战进行整理如下。 一、大非川战后唐蕃双方的动向（公元670年至675年） 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大非川之战后，直到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唐与吐蕃前线相对比较平静。究其原因，对于吐蕃而言，尚需要对新占领的吐谷浑和西域的土地进行巩固，对于唐朝而言，由于海东地区高句丽出现叛乱，以及新罗对叛军的支援及对百济故地的侵逼，唐军不得不再次向海东调集兵力，暂时无暇在西线对吐蕃发起新的大规模战役。但是，这段时间，唐与吐蕃前线也并非一潭死水，双方都采取了一些行动，以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 首先来看唐朝。 唐军与吐蕃的对抗主要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个是青海河湟方向，这是主要方向，另一个是西域方向。因此，笔者就从这两个方向分别进行分析。 先说青海河湟方向，这个方向之所以是唐与吐蕃对抗的主要方向，因为该地区是向西连接西域，西南连接吐蕃的交通要道；且地势相对平坦，不像河西、安西地区有昆仑祁连之阻，剑南西疆有横断山脉之险；此外，该地区接近长安，一旦失守，对唐朝统治中心有较大的威胁。（参考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 大非川之战后，唐朝在这个方向主要有2个举动。 第一，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闰九月甲寅，“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资治通鉴》）。唐朝此举显然是防备吐蕃携大非川之战的余威进攻唐朝领土。对此，《新唐书》列传141记载，“诏司戎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出讨，会恪卒，班师。”此记载并不准确，据《旧唐书》本纪5记载，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二月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卒于河西镇守”。此时距其出任凉州道行军大总管已有1年有余，以此来看，姜恪应该不是准备大举出兵吐蕃，而是以备御为主。 第二，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二月，庚午，徙吐谷浑于鄯州浩亹水南。”唐朝原本的打算，应该是利用吐谷浑的余部，在鄯州地区防守吐蕃，鄯州地处河湟要冲，唐朝将吐谷浑配置在这里，可以在吐蕃与唐朝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区域，让吐谷浑协助掩护唐朝的河湟地区。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吐谷浑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狭，寻徙灵州，以其部落置安乐州，以可汗诺曷钵为刺史。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资治通鉴》）吐谷浑迁往灵州之后，唐军在河湟地区已经与吐蕃直接接触，冲突已不可避免。 再说西域方向，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朝罢安西四镇后，唐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但是，此后唐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恢复自己在西域的影响。主要行动有二： 第一，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唐军萧嗣业部进攻西域亲近吐蕃的弓月部，迫使弓月及疏勒二王入朝请降。“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来降。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诸部离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苏定方之西讨也，擒阿悉吉以归。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鸿胪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资治通鉴》） 第二，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唐朝又在于阗设置毗沙都督府，加强于阗与唐朝的关系。正月“丙寅，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以尉迟伏阇雄为毗沙都督，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伏阇雄有击吐蕃功故也。”（《旧唐书》本纪五） 综上所述，从大非川之战后，直到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唐朝在西线采取了一些局部行动，以使西线态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再看吐蕃。大非川之战后，直到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吐蕃在前线没有什么大的举动，但是也没有闲着，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这段时间吐蕃主要有以下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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