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这座城市 在意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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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着出殡!!!!!!!!! 笑着出殡     我承认这个题目有点恶毒,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该用什么更贴切的字眼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水滴那块漂亮的场地,承载不了中国队的无能。在媒体和一片“大有希望”“我们活着”的中国足球,就像一个被人家强行从并病榻上拽起来的植物人,打了几个强心剂,被以中国足协为首的“赶尸团伙”,再一次赶到了赛场上。    于是在众目睽睽下,在天津人民的关切的目光中,水滴终于成为泪滴,那泪滴写满了苍凉和荒唐,也写满了滑稽和低能。现在我只想问问那些“爱国者”,还算么?还算算我们怎么靠着算计小分就能算出去么?还算要在伊拉克和澳大利亚人身上拿六分么?痴人说梦不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意淫。赢不下来本来应当赢的比赛,还奢望什么?     当杜伊下半时把表现趋于正常的杜振宇换下的时候,那一刻只不过是自己把自己头上原本有着一丝空气和光亮的棺材盖子彻底盖严实了。于是,天津人民“有幸”看到这样一幕,一把拽掉了自己周身的管子的中国队,直挺挺的栽倒在绿茵,终于圆满地“归西”。     于是一个关于2010南非世界杯的故事,就成为本年度中国最大的笑料。我确实佩服谢亚龙先生,按照他的计划和设想,中国队终于“壮烈”的死了,死在自家门口,死在很明很白。     我一直觉得我友南山具有超凡脱俗的预知未来的能力,这个老东西会不会与哈里波特和魔法师有什么血统关系容待我慢慢考证,但是,经过他预测的基本百分百的“灵验”。    在半斤八两的中国球员中谁能告诉我,谁是中国足球的“真命天子”或者是横空出世的不二的“英雄”,中国足球的盐碱地,长出过这样的植物么?那些什披国字号球衣的球员们,何曾想过自己要对得起这身“皮”。每天400元的生活费标准,中国队成为培养低能儿和酒囊饭袋的温床,是谁,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    是谁赋予了中国足协如此的权利,是谁允许他们一次次明火执仗的玩弄手中权力的魔方,谢亚龙们的足球政治赌博,凭什么如此疯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谢罪买单 ”。我昨天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愤怒的认为:如果中国足球不能彻底解决它的体制问题,靠着足协这种官办和“伪民间”的机构,中国足球永无出头之日。不彻底改革中国足球的体制,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足球的根本的问题,一切做法都是缘木求鱼,不得其法。甭说2010的南非世界杯,就是2014,2018也没有希望。    这不是一个需要宽容的问题。韩鹏和李伟峰们的眼泪值得我们辛酸,但是,改变不了中国足球全面溃败的现实,我们没必要去怨恨伊拉克人,甚至我们要对他们表示足够的尊重,因为是他们,这些来自一个多灾多难国家的足球运动员们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站着生死,当我们还在手脚并用的测算中国足球的种种可能的时候,伊拉克人正在把不可能变为现实,这就是差距,我们现如今无法祈求的差距。     拉杜可以歇菜了,自以为有着什么妙法的杜伊,用一种疯狂的行为,五场比赛,五套阵容,翻遍世界足球史,闻所未闻,这种“创造”能力,令我们惊骇。敢情杜伊先生是把中国队当成他的试验田了,他想种萝卜就萝卜,他想种白菜就白菜。    此刻,蔚少辉之流的人物大可以闭嘴了,终于在你们的鼓噪声中,看到中国足球没实行安乐死,而良心发现的来了一次自裁。哪怕赛后,再有什么更衣室的故事,再有什么“党性的担保”,都统统地去他妈的吧,和死去的中国足球一起下葬,埋的越深越好。因为那些腐臭的,无聊的“故事”丝毫提不起我们任何的兴趣。     我不掩饰,我这个夜晚很高兴,我笑着看中国队出殡。     你可以说我恶毒,对不起,是你恶毒在先。     保皇的小丑们可以死去,中国足球如果不能深埋,它腐朽的臭气还会散发出来。     你死了我高兴,因为你该死。     可惜了天津那个水滴,可惜了那些球迷的真心真情。       2008年6月14日星期六23:00  
我的母亲 转『天涯杂谈』作者:鼻子老高 这世上,还有什么地方会比母亲的怀抱更温暖?        小时候家里穷,没什么吃的,母亲怕孩子斋着了,就舍不得给我们断奶,我哥哥和姐姐吃到3岁多,我最小,身体又差,一直吃奶到5岁。我们这些孩子,就象一台台抽血机,一直不停的轮番上阵的抽着母亲身体的精华,抽干了母亲的骨血,抽弯了母亲的腰身。而母亲则永远都是无怨无悔的无尽给予着。所以现在我对我的女人舍不得多喂儿子一天奶是无法理解和原谅的,也许,我们彼此的真正隔阂就从这里开始吧。虽然说我自己长大成人到了现在,也并没有给我母亲回馈什么,但感激是一直留在心底最深处的。        在鄱阳湖中下游平原这块美丽但贫穷的土地上,能够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是很困难的,更别说还要供我们每个孩子都去读书。这个重担压在我性格平和温润的父母身上,让他们疯一般的做事,日夜不停的连轴转着。当时的农村没有什么来钱的营生,于是我父母就在农闲时去几十里外的山上去帮人拉盖房子用的暴石。一板车暴石有2000来斤,别人一天只拉一车2块钱累得不行,我父母却硬挣着拉两车赚4块钱,在板车上坡下坡的挣扎里,前面拉的父亲挣出了痔疮,挣得经常胃出血。后面推的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样的打熬,越发加深了她的腰病。到现在,我每次回家经过这座暴石山,心里就象被石头碾过一样的沉重。        母亲有时也去拾稻穗,拾稻穗是为了养鸡。母鸡下了蛋却也不舍得吃一个,攒起来卖了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学费。偶尔会有母鸡没下蛋,母亲就会自言自语的左摸摸右摸摸去掏母鸡的屁股,然后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放了它去。记得有一次丢了两只母鸡,我母亲就象疯了一样,饭也不吃,到处去找,到了深夜回来依旧没找到,我分明看见她的眼神都变成灰色的。当时我小,看着母亲的眼神,心里好象被什么东西卡着,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只是死命往她怀里钻,母亲抱了我摸着我的头,一滴冰凉的泪滴在我的头发上。小时读书我很调皮,成绩不是很好,父亲的巴掌我不怕,他越煽我的头就昂得越高,但我就是怕我父亲说——你这伢子不争气一辈子都是闻牛屁股的命(指种田当农民),当然我最怕的还是母亲,她不说话,只是摸着腰,用那种灰灰的眼神冷冷的看我一眼——我就难过得要死,后悔啊,只想一下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献给母亲来做保证:妈妈,我错了,我一定认真读书不调皮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懂事早也会干活,我父母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也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帮到他们的,毕竟在田里,多上一只脚都是好的。我很小就会插秧了,记得那时蚂蝗很多,每次下田都要用硫磺泡过的布裹了脚,但是布在水里泡的时间长了,硫磺就不起作用了,每插一溜到头,就要上岸拨去脚上爬满的蚂蝗,我因为小,拔着拔着就吓得手软,于是每次我母亲都帮我先拔了,然后再去管自己的脚。但等到这时那些蚂蝗都一个个吸饱了。于是我就对这些吸了我母亲血的蚂蝗特别怨恨,想把它们用草茎翻转了晒死去。母亲是菩萨心肠,只让我算了。后来再长大些,我放假回家割水稻,赤着上身,一拢就六沟,猫着腰,撅起屁股,摆个猎豹的姿势,镰刀“喀喀喀”,一撂下去就是一大排,我就象一头西班牙公牛,冲在稻田的最前面。手臂让稻叶蚩出很多细长的血口子,血湿润着,但又不会渗成片。我顾不上痛,我只晓得我多割一沟爸妈就可以少割一沟。我知道妈妈的腰不好,割一溜到头就着水壶狠灌几口水就又开始冲锋,一下也舍不得歇。母亲心疼,在后面喊:“伢子,莫太森了,事儿不是一日就做得光啊。”我不理,一直森着。那时候,我还想,为了母亲我这一辈子要一直森下去。那时候,我真想变成一袋稻子让我母亲多些欢喜,或者溶进脚下这方黑土溃烂去,变成肥料肥沃大地让我母亲少些劳累。那时候,我一闭上眼,母亲弯着的腰身就象一把尖刀刺痛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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