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雅学士 舒雅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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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记》 《昆虫记》作者:亨利·法布尔,法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 《昆虫记》是一部较早的全面研究和介绍各种昆虫的专著, 中文版的《昆虫记》以忠实于法文原著整体风貌及表达特色为选择原则, 让中国读者首次领略《昆虫记》的真实面目。 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不说是奇迹;而这些写“虫子”的书居然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读书界一次又一次引起轰动,更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 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写”。在本书中,作者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娓娓道来,在对一种种昆虫、曰常生活习性、特征的描述中体现出作者对生活世事特有的眼光。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本书的问世被看作动物心理学的诞生。 《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人”、“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等桂冠。 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蜘蛛”“黄蜂”“蝎子”“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昆虫记》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这样一个奇迹,在人类即将迈进新世纪大门、地球即将迎来生态学时代的紧要关头,也许会为我们提供更珍贵的启示。 内容简介: 《昆虫记》10大册,每册包含若干章,每章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等等。向人们展示了奇妙美丽的昆虫世界。
鲁迅和胡适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1927年,来自诺贝尔家乡的探测学家斯文·赫定到我国考察,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和他在近现代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科学家,与学者刘半农先生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知道此事后,于9月25日,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信中说: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鲁迅谦虚地说《小约翰》的作者荷兰作家凡·伊登也没获奖,谦虚地说中国作家都没资格获奖,包括鲁迅他自己,当时既然入鲁迅都“不配”,那还有谁配呢?鲁迅是个喜欢说反话的人,往往许多话要反过来理解,他“哀起不幸,怒其不争”,他说不配得奖,并不是真的自暴自弃,而是在激励中国作家要多努力罢了。鲁迅自己得不得奖无所谓,所以他便说“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名誉可以让之后来人,可谓用心良苦。
诺贝尔文学奖:王蒙渴望 鲁迅放弃  最近,在暨南大学演讲的作家王蒙在被问及有没有信心在有生之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有这样的回答:“我能不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大概不能,可能性很小,原因已经说过很多次。但是有人推荐也不算坏事。”此前王蒙曾公开表示:“诺贝尔奖好,不如文学作品本身写得好。我一直觉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能代表文学本身。作家写得好而得不到,那是诺贝尔奖的悲哀;写得不好反而得到了,那是诺贝尔奖的透支。”这应该是他一贯的思想——在2003年的深圳读书月论坛上,王蒙就曾这么回答过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王蒙在自己究竟能不能得到诺奖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首先,“大概不能,可能性很小”——在很不情愿地排除自己得奖的现实性的同时,却给人一种欲说还休临去回眸的不甘感,此中意蕴,耐人寻味。其次,在说明自己得不到这个奖的理由时,他认为不是自己作品不好不够格,而是因为诺奖有问题——“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人办的,18个评委中只有一个懂中文,这个人对中国的情况还不了解。试想,这样的评奖,大家要想想其分量”。最后,他还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奖项的蔑视——“诺贝尔奖好,不如文学作品本身写得好。我一直觉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能代表文学本身”,“诺贝尔文学奖伟大,文学更伟大,得到了,那算幸运;没有得,也没什么。因为我们靠的是作品,是文学,不是广告”,“作家写得好而得不到,那是诺贝尔奖的悲哀;写得不好反而得到了,那是诺贝尔奖的透支”。总之,我们从王蒙对诺贝尔奖的态度中,读出的是愤愤不平的激昂和念念不忘的酸劲。   于是,不禁想起另一个作家鲁迅对诺奖的态度来。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他回信道:“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对诺奖的态度也非常鲜明:首先,非常明确地认为自己不配得这项奖——不但自己不配,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作家也不配;其次,自己不配得到它是因为自己努力不够实力不够,而不是因为瑞典人偏见——“18个评委中只有一个懂中文,这个人对中国的情况还不了解”之类;最后,鲁迅还认为,诺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从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坛执牛耳者对诺奖的不同态度,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距离。(文/ 孙玉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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