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不卖书留自读的个人资料

【泛史学·社会学】《江村经济》给我们的三个启迪丁元竹 70年前，费孝通教授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深入的实地研究，并在两年后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这一被国际上誉为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奠定了他在人类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江村经济》也成为当代学者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虽然时间已经跨越半个世纪又二十年，今日重读《江村经济》，品味20世纪初期先辈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的调查和思考，对探索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备感启迪，思源致远。　　启迪之一　应当用农业来促进工业，以工业来维护农业　　重读《江村经济》，回顾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民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种种艰难探索，深感中国农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农村建设的艰巨性。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单独成篇，全面阐述，成为“十一五”规划的鲜明特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考虑了农村生产发展，也考虑了农民生活、乡村文明、村容建设、基层民主等，是一个农村全面发展的规划。而且，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城”和“乡”一并考虑，缺一不可。科学发展观在这里得到了全面体现。　　农村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症结。70年来，这个症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有不同的表现，但基本内核似乎变化不大，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农民现状一直是核心问题。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的最后结论中对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总结道:“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针对这个判断，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在后来的探索中，他更加从发展农村副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城乡一体化寻求解决之道。　　费孝通教授对于农村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学术领域的反映，特别是对当时乡村建设经验的反映，尤其是对他的姐姐费达生开展乡村建设经验的总结。费达生长费孝通7岁，早年从苏州女子蚕校毕业，1920年赴日本学习缫丝，1923年回国，指导和帮助当地蚕农用新法养蚕缫丝。1929年，在开弦弓村成立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时为国内外各界所瞩目。1936年夏天，费孝通在其姐的丝厂进行实地研究。秋天，他赴英伦留学，在英伦期间，他整理这次调查的笔记，并不断与姐姐沟通，进一步明确了在调查中不能确定的问题。从此，费孝通在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息地跋涉直到去世。　　费孝通教授于1938年学成回国，就职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在当地继续开展他的农村研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完成了《禄村农田》的调查。不管是在江村还是在禄村，费孝通教授总是把乡村的发展与城市联系起来，认为农村的发展，不能离开城市。可见，城乡关系问题在20世纪前期已经是中国农村发展关注点之一。　　基于城乡关系的分析，费老把视角拓展到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上。1943年，在准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战后经济座谈会上，他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城乡协调发展的建议:“我主张今后的政策不但要使乡村和都市的发展不相冲突，而且应当用农业来促进工业和以工业来维护农业。”这样，在整个20世纪初期，基于实地研究和调查，费孝通及其他先辈对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对于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路径，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提出了基本的对策。这些判断和对策在我们现在看来依然具有鲜活的价值。　　启迪之二　“三农”问题依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有了快速发展，我们成功地解决了两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和大部分农民的小康问题。但是，农村问题依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农民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是城乡差距仍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并没有很好地享受改革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民工问题，依然是我们目前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尚不完善的城市化政策，使他们缺乏接近基本公共服务和完全融入城市社区的机会。今后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在农村强大推力和城市强大拉力下，大量农村人口别无选择地迁移到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由于体制分割，迁移人口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纳入城市体制还有一段路要走，过去的二元分割造成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新的分割还将造成新的问题，社会不平等，甚至不平等程度加剧在一个时期内是存在的。大量迁移人口进入城市，基本的公共服务供应不足，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既不符合公平与公正原则，还将会产生若干严重社会问题。在人口规模继续扩大，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的背景下，处在这个阶段的工业化特征是，重化工业不能大量吸纳就业，城市建设不断进行，但不能从根本上安置迁移人口。实现城市化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15－30年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挑战之一。

【学术史】中国社会学一百年韩明谟一、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分期中国之有社会学，究竟始于何时，过去大多认为可以从严复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算起；这些年来经学者们进一步认真考证，认为康有为1891年在长兴学舍所讲的群学就是社会学，这样，中国社会学产生的最早时间距今已100多年了。也许有人说：“当时康有为所讲的群学，不是货真价实的西方社会学，而是把一鳞半爪的社会学常识和中国传统的群的观念揉合起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所谓‘新学’而已，离西方社会学的原型甚远。”〔1〕这点，我觉得要请后来人一方面持原谅的态度，一方面还要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看待问题。所谓持“原谅”态度，就是要考虑到一个学科产生的最初启蒙阶段，不应过高要求它的专业化水平。所谓历史地看待问题，就是要把问题摆在当时的历史中去考察。清朝末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康有为等，企图从中西思想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融合而成一种新的见解，名曰：“群学”，实是一种创造。没有这种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何谈学问？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一语，并不一定要理解为贬意，其实际语意也许可以理解为“不象中国的，也不象西方的；而又象中国的，又象西方的。”如果这种理解是对的，说它是“融合中西”的成品，有何不可！我说这话，也非毫无根据。因为梁氏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他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2〕显然，梁氏是赞美“即中即西”的。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100多年的发展过程，能不能找到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呢？我觉得这完全是可以的。因为社会学发展的坎坷历史，的确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但究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又因各家的观点不同，分法各异。本文根据史实和过去的分类，认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第一阶段　发轫期　1891—1910年　持续20年第二阶段　幼苗期　1911—1927年　持续17年第三阶段　成长期　1928—1951年　持续24年第四阶段　停滞期　1952—1978年　持续27年第五阶段　恢复期　1979年至今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所谓历史的分期，只是为了说明学科发展历程的方便才作出的。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总是连续不断，往往很难把时间划分开来的，不过是一定时期有某些重点而已。再者，如上的分期，其基本思路是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结合了中国社会学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特点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来考虑的。这种思路的根据是：任何学科的发生发展，往往都是与这个学科发生发展时期的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这个学科所在地、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关联的，并且也一般地与它同时代的一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相关联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近代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起来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封建地主王朝的统治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是分不开的。一门社会科学，象社会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特定的历史情况的反映。因此，社会学的内容，一定程度体现为文学家所说的“时代的脉搏”。　　　　二、发轫期的两簇社会学火花阐述中国社会学早期的历史，许多人都喜欢称那段历史为“输入期”。我的视角则宁愿多看看自己的力量。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 〕如果能从我们的内因上多探讨些情况，也许对了解那段历史，更能贴近实情，而不是局限在一些“输入”的表面现象上。说那时中国已经有了社会学，那是言过其实；说那时已经有些先行人物，热心鼓动宣传，并迸发出一些社会学的火花，这确是历史的事实，这就是康有为的“社会改良”思想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的“群学”概念。

很诚恳地问二吧主一个问题历史主义法学派于20世纪在美国受到许多攻击并最终湮没``请骑士给我讲讲其历史主义学派的内在缺陷`通常的提法是“民族主义”和“否定立法者的推动力”你作为法学专业的`能否给我讲详细一点？

【学术史】反思社会学：社会学的自我救赎 ---略论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几个特征李兰甲内容提要：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充分体现了布迪厄的方法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观，他对二元对立的超越，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呼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自身的反思，为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事业提供了复杂而有创意的思想成果。本文意在通过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阐释，通览布迪厄的“积极活动着的心灵”，从而提倡一种关照社会现实的研究旨趣。关键词：实践　关系性　模糊性总体性　反思性布迪厄[1]的思想是一个庞杂而又不系统的理论集合，他一生建树颇丰，研究也涉及到众多领域，从对阿尔及利亚农民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到对１９世纪的艺术家、作家的社会学分析，再到对于现代法国社会的语言、教育、消费者与文化趣味、宗教以及科学的社会学分析。[2]他提出的“惯习”、 “场域”、文化资本等概念为社会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正如华康德所说的，布迪厄所从事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意义并不在于他所提出的一些个别概念、某些实质理论、几条方法论规定或一些经验性的考察结果，而在于他用以产生、使用这些概念、理论、方法论规定和经验材料，并使之相互关联的方式。他的社会学的独创性来源于他的“做法”(modus operandi)，而非“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3] 正是因为布迪厄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关照，所以他的实践理论也值得我们格外关注。总的来讲，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一关系性—-对二元论的超越传统的哲学社会学科学经历了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传统，因此而造成了必须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4]之间必选其一的困境，而布迪厄则在试图超越这种二元的对立。可以说从社会学最初成为独立的学科之时起，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理论就带有了客观主义的色彩，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事实”，[5]而社会事实的外在性、强制性的特点都显示出了涂尔干对外在的社会世界客观结构的重视，相对之下，行动者和主体性却被忽视或放在了一个较低的位置。布迪厄队客观主义的批判主要包括对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唯智主义。但是布迪厄并不因为批判客观主义而滑向主观主义，除了与客观主义决裂之外，他还要力图做到与主观主义决裂。布迪厄对主观主义的批判主要包括对萨特的唯意志论、互动理论以及理性行动者理论[6]的批判。布迪厄认为这些理论关注能动性而忽视结构。布迪厄想做的就是在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之外找到一条综合道路，将二者包容。于是布迪厄把关注点放在了“实践”上，在他看来，这是结构和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的结果。这种实践理论综合了（实践的）物质的与符号的方面，因此强调社会生活的基本统一性。[7]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体现在“惯习”“场域”[8]两个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惯习是社会世界结构内化的产物，我们可以把惯习看作是内化了的社会结构，它是社会结构的具体化，它反映了分类结构，如年龄群体，性别群体和社会阶级。惯习是由于在社会世界中长期占据特定的位置而获得的。而场域中的位置也是因为有了不同的惯习才得以产生和区别。例如，审美趣味不同的人往往处于不同的位置。一方面可以说是因为所处位置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惯习，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惯习的不同使得人们处在了不同的位置。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型构[9]。正是在这些位置上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益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在“惯习”“场域”的分析中，布迪厄一方面强调惯习的产生是外在结构（即各种各样的场域）的内化，另一方面则强调是因为不同的惯习造就了不同的场域。对于这种解释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相互支撑的嫌疑，但是这恰恰就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特点，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世界本身就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惯习与场域之间，各个子场域之间都处于一个关系的网络之中，惯习与场域是在相互关系中得到确证的。关系性思维为布迪厄的整个理论体系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学术史】转型社会与转型社会学来源：中国社会学网作者：沈原发布时间：2007-11-15 沈原　　这里收录的十篇文章，是我从1998年以来陆续写下的。虽说时间拖得很长，但还是可以看出，全部文章都是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一是“市场”，二是“阶级”，三是“社会”。因此，本书的标题，也就定为《市场、阶级与社会》。在我看来，这正是我国转型期所面临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宏大实践课题。当然，这三个主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所关心的对象。我在这里，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触及这三个课题。在我看来，它们构成转型社会学所亟待处理的三个关键议题。市场问题　　我们所从事的改革事业可以称之为“市场改革”或“市场取向的改革”，对于这一判断，时至今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识。用国际社会学界通用的术语来说，这个改革就是指从 “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我们所言说的“社会转型”，也是指基于经济体制的市场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变化。对于“社会转型”的概念，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严格的界定，而不能泛泛而论。　　既然当下的改革主要是市场改革，而社会转型又主要由市场转型所引发，那么，对于什么是市场，如何理解市场的运作机制以及怎样把握市场与其他社会领域的交互作用，就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以市场为中心而展开的。　　本书的第一篇文章题为《社会学的市场概念》，是在我未发表的博士论文部分内容基础上摘录而成的。这篇博士论文写成于1997年，题目是《新经济社会学的市场理论》，在国内当属较早地系统探讨和介绍新经济社会学的文献之一。在本书中，我把这篇论文中有关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市场概念章节挑拣出来，略加梳理，形成一章，力求揭示两个学科关于“市场”概念的联系和区别，突显社会学市场概念的理论意涵和实践意义。　　按照著名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维德博格 (R.Swedberg)的描述，经济学的市场概念起先是具体的，包含着地域、买卖者的交往等因素。“边际革命”净化了市场概念，将之变成抽象的价格机制。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增强了市场概念的分析能力而简化了其具体内容。所以，在以后的发展中，许多经济学的努力都是通过引入各式各样的因素，推动市场概念重返具体(Swedberg，1994)。　　与经济学相比较，社会学虽然对市场制度触及不多，但从古典时代起就已奠立了从自己学科的视角出发处理市场问题的理论基础：把市场理解为一定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在“物与物交易关系”的背后看出“人与人社会关系”的马克思，还是强调人们的理解型的经济行动构造了市场的竞争关系与权力关系的韦伯，就实质而论，都是在单纯的交易关系、价格机制之外，看到了更多的社会要素，并且努力把这些要素与价格机制连接起来加以理解。到了近代社会学，波兰尼(K．Polanyi)首先提出了“嵌入性”概念，而后被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系统地发展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纲领。按照这一纲领以及按照哈里森•怀特(H.White)等人的研究结果，市场制度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它不仅有其社会性起源，而且其运作就本质而言也是一个深受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作用的社会学过程。在这些社会学家看来，那种把社会关系当成“摩擦系数”而加以舍弃的经济学观点走得太远了，以至于经济学家手中的“纯净模型”(clean model)难以把握日常生活现实。　　新经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不仅停留在概念的界定上，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田野研究。我在文章中引用的三个研究案例，分别是格兰诺维特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博特(R．Burt)对市场竞争的研究，以及格兰诺维特和马克盖尔(McGaire)对美国电力市场之形成的研究。如果说，三项研究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把社会结构的观点引入市场分析，把市场概念构造得更为具体，更为真实，从而证实了格兰诺维特的宣言：在市场分析中不仅应当有社会学的一席之地，而且社会结构的观点在分析市场问题时还是必需的(格兰诺维特，2005／1985：315)。

【解释学史学·考古】岩画·鹿石·嬴秦民族寻根孙新周新华文摘2007/23 内容提要：鸱鸦黥面像是赢秦民族的祖神——颛顼的原型，鹿石是秦先人神话人物——飞廉的纪念碑；源于东夷的秦人，在向西部迁徙过程中与斯基泰人联姻，变成骁勇善战的半游牧民族；嬴秦民族源于东夷，兴于西戎，盛于中原。很难想象。当年崛起于华夏大地西戎边陲的赢秦民族，原只不过是一个给周王朝牧马的默默无闻的弱小民族，竟然能异军突起，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完成了创建大秦帝国的赫赫霸业。虽然秦帝国仅存在了15年，但是它千古伟业的锋芒，却穿越了千年。至今还能感受到它的余威。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民族，在它的兴衰之中，充满了悬念。尤其是有关秦民族族源的探索，更是吸引了诸多学者的目光。赢秦民族历史的错综复杂，使得秦民族族源的探索变得扑朔迷离。虽然归纳起来大体有两家：“赢秦本为西戎说”和“嬴秦源自东夷说”。但是学者们的推论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借助岩画、鹿石和神话的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此问题提出自己的判断。赢秦民族的祖神——太阳神颛顼对于一个民族族源的探索，也就是寻根。对于“寻根”来说，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查找他们的祖神。古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和“非是族，不在祀典”之说。所以，我们最应当注意的是，虽然秦人居西戎之地，但他们奉祀的却是东方的太阳神——少昊和颛顼。《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太史公一开篇就指明嬴秦族人是颛顼的后代，接着又说：“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种吞鸟卵生子的神话。与商族简狄吞玄鸟卵的神话如出一辙。显然是东夷族鸟崇拜的明白宣示。但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他们祖神颛顼在其族源历史定位上的价值。 (一)颛顼——东方太阳神。颛顼是东北亚各族共同尊奉的祖神。对于东夷族群而言，颛顼不过是其奉祀的众多太阳神之一。其他的太阳神还有舜、喾、少昊、太昊，等等。按照后世儒家华夏一元化古史体系的排列，颛顼被列人五帝之一。然而，有不少学者指出，如果按照《史记》所排列的世系，前后矛盾，辈分混乱，因此不足信。这其实是神话与历史观的矛盾。赢秦不但以颛顼为祖，同时还祖少昊。《封禅书》载，秦襄公“居西垂，自以为祖少昊之神”。史料上之所以出现颛顼、少昊、舜、喾和夔等不同的名字。很多学者已经发现他们其实都是一身的分化。确切地说是一个神的不同称谓。这种认识已渐成共识。如《淮南子》的《原道训》和《天文训》中，帝喾和颛顼就可以互指为一人；而《山海经》也是多处将“帝俊”与“帝喾”混为一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远古至上古时期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语言称谓。这些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用语言相近的汉字来记录它们。这对于我们理解古代称谓的复杂情况是很有帮助的。 (二)舜、喾、高祖夔——不同民族对太阳神称谓的音写0远古时代，不同民族共居于中原地区．他们对太阳的称谓有着不同的发音。“舜”是阿尔泰——通古斯语族对太阳的称谓。在满族的神话里，太阳为“顺”(Sun)，与古代东夷人首领“舜”音同。而“喾”可能就是“太阳”的突厥语族的发音。夏人与商人不同，他们是北方操突厥语的阿尔泰人，他们称“太阳”为“昆”(Kun)。因此，有学者指出，“鼓、雇、胡、匈、鬼都是突厥语KUN(太阳)的音写”。“而喾即为鼓”。由此，笔者有理由判断“喾”(Ku)也就是突厥语太阳的音写，而舜、喾等都是不同民族语言中“太阳神”的不同音记。 (三)颛顼——鸱鸮黥面太阳神。但颛顼并不是太阳神的音记，而是太阳神的“形”记。首先，这两个字的组成都有部首“页”。在汉字中，“页”是表示人的头脸。《说文》：“页，头也。”虽然对颛顼的解释各种各样，但所有的解释最终归纳的看法却是：“总之与头部的异征有关。颛顼之得名肯定与头形有关。”其次，颛顼的头形到底是何等模样，却是一个颇费功夫的寻找。在比较各家的意见之后，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应当是周清泉先生所持的观点。他认为，颛顼是黥额，“黥额”是东夷人成童的一种变形巫礼仪式。《太卜》郑注云：“‘玉兆’帝颛顼之兆”，即指额上黥有“玉兆”．也就是脸上黥有玉的裂纹状纹样。丁山先生说，颛顼、尧、舜、俊“其实都是高祖夔一名的分化”，而高祖夔的原型是鸱鸮(猫头鹰)，是太阳神的生命意象。喾“自言其名曰鵕”，《大戴礼．五帝德》：“鼓亦化为鵕鸟，其状如鸱。”既然喾即“鼓”，俱状如“鸱”，那么，高祖夔、舜、颛顼、喾，其原型皆为鸱鸮无疑。如果我们将此种考证与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鸮形拟人黥面像两相对照，就不难看出它与前述的颛顼玉兆通渠之像的特征十分吻合(见图1)，应当就是东夷人的祖神——颛顼的形象。既然颛顼是太阳神的黥面形式，而在他的老家辽河流域发现的黥面太阳神像也应当是颛顼神像(见图2)。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太阳神面像旁边也有与连云港岩画一样的钨面像。鸱鸮是商族高祖“夔”太阳神的原型和图腾。但这里的高祖夔是以鸦面形式出现的，而颛顼则不过是以鸱鸮黥面像的形式出现的太阳神罢了。黥面纹是成童巫礼仪式的标志，因此颛顼也称“孺帝”。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在甘肃礼县西垂秦墓中出土的8件鸱鸮金饰片(高52厘米，宽32厘米)，它是用来装饰秦王棺椁的。如此隆重的装饰非图腾主神莫属。这鸱鸦(猫头鹰)也正是东夷族人所共同崇拜的太阳神夔和颛顼的象征。

【生物史】我国发现世界上最原始鸟类化石 ■　林　英 ------------------------------------------------------------ 《新华文摘》2005年第9期　　　　　　我国科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原始的鸟类化石，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华美金凤鸟（新属、新种）。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华美金凤鸟比140多年前德国发现的始祖鸟还要原始，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我国鸟类起源研究再次获得重大进展，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也有力地支持了鸟类“陆栖”飞行起源的理论。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季强博士今天向记者发布新闻说：“我们是在河北省丰宁晚中生代的地层中发现这一鸟类化石的，其地层在层位上要比辽西产出的中华龙鸟等珍稀化石的地层低一些”。记者看到，化石标本保存十分完整，从头到尾长度约为54.8厘米，与始祖鸟一样，全身被覆着清晰的羽毛印痕，头颅侧面轮廓呈三角形，吻较短，上下颚各发育18颗光滑无饰的牙齿。华美金凤鸟化石保存了12节颈椎、11节背椎和23节尾椎，其中尾长约27.3厘米，约为身体总长的50%。　　季强介绍说，根据从205个特征对华美金凤鸟进行的支序分析表明，华美金凤鸟处于初鸟类谱系树的基部，比德国始祖鸟略微原始，与后者为姊妹群关系。奔龙、窃蛋龙等兽脚类恐龙是金凤鸟和始祖鸟的外类群，它们又是中华神州鸟等原始鸟类的外类群。这说明华美金凤鸟处在恐龙向鸟类演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是世界上迄今所发现的最原始的初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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