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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汉字让人刻骨铭心 2007-12-19 10:03:04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      文/潮白    前几天,日本汉字能力鉴定协会评选出了年度汉字——伪。应该是受他们以及美国韦氏公司评选年度热门词汇的启发吧,现在,我们的网友也评选出了中国的年度汉字——涨。“伪”字在日本当选,在于即将过去的2007年,日本一些知名公司或老店相继发生食品材料、食用日期造假等丑闻,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社会越来越多的不真实。“涨”字在我们这里当选,绝对也是“实至名归”。  2007年,猪肉涨了,食用油涨了,液化石油气涨了,成品油涨了……物价水平一跃成为头号民生热点。我们广东稍好一点,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了6%,1至11月累计上涨了3.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涨幅在全国排在第四低位。但是,“涨”得少一点儿而已,关键的前提仍然是“涨”。一条调侃的短信说:“你可以跑不赢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其实,当CPI扶摇直上之时,跑得赢刘翔的人,也肯定跑不过它。跑得赢与否,取决于国家的方针政策,对任何个体而言只能被动接受。看报道说,“涨”字所以当选,不过区区4万多人次的投票里面占了2.7万多而已,如果按照13亿国人来比量,实在微不足道。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倘若“动员”全体国人参加评选,“涨”字想来也能独占字魁。这个字,在2007年度,给大众的刺激实在太深了。CPI上升的百分比,表示生活成本上升的百分比,表示手中货币的贬值,表示触动了所有人的切身利益。  年度世态汉字只选一个,尽管是借鉴的,还是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为什么呢?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国人有“十景病”、“八景病”,“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不要怪他老先生流露出不屑,今天哪里评选新景,还是非“十”即“八”,而且命名一定要用四个字,于是,凡大桥就是“××飞虹”或者“卧波”,单调乏味得很。看开一点,国人评选还有“十大”情结,不说别的,不同系统每年评选出的“十大××人物”就多如牛毛,眼花缭乱。年度世态汉字以“一”的姿态出现,或许正可以为“十”、“八”情结“正名”。因为,2007年我们有更多的汉字可以当选。“虎”字的落选,就有令人扼腕的感觉。这个字虽然关联着社会诚信、政府公信,但在民生问题面前,只有退避三舍了。“虎”,不要责怪国人在这个评选上抛弃固有情结吧。  日本自1995年开始,每临岁暮评选他们的年度汉字;我们则可能自2007年开始,形成自己的一个新的评选项目。日本为什么要评选年度汉字,而不是他们的“日字”?不大明白,但想来不会是像韩国那样跟我们争这抢那,动辄把“汉”的东西改成“韩”,企图把汉字弄成他们的发明吧。不管怎么说,这个评选本身还是很有意思的,透过一个字,让人们刻骨铭心地记住一年,何其直接、干脆! 文章来源: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nfgd/200712190472.asp
铁路部门“宰”了一只“替罪羊” 铁路部门“宰”了一只“替罪羊” 2008-01-24 10:12:25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池墨     由九江开往邵阳的N603次列车,由于到长沙火车站之前上了太多的乘客,以至于没有腾出长沙火车站预留的车厢,造成了长沙火车站100多名旅客有票上不了车。据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有关人士介绍,因为该事件,长沙火车站站长日前被撤职(1月22日新华网)。  1月14日,湖南农业大学学生等一批旅客购买了火车票,但在长沙却无法登车,原因就是这列由九江开往邵阳的N603次列车,在到长沙火车站之前就上了太多的乘客。乘车买票,凭票上车天经地义,长沙火车站应该“放行”。然而,现在乘客买了票却上不了车,长沙火车站确实负有责任,对火车站负责人进行追责,是必要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笔者认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就此事撤职长沙火车站站长,还是有失偏颇,有点矫枉过正。这些有票上不了车的乘客之所以上不了车,是因为上游火车站敞开“放人”的结果,他们甚至对无票的乘客也放行,这就直接造成了作为下游的长沙火车站的乘客面临着有票上不了车的尴尬。虽然长沙火车站拒绝买票的旅客上车不妥,但是,拒绝超员载客,这种安全理念还是值得赞许和倡导的。而因此撤掉长沙火车站站长的职,对于“被动”承担责任的长沙火车站来说是不公平的。长沙火车站固然有责任,但是,其上游的火车站责任更大。  而导致旅客有票上不了车,除了铁路部门管理混乱以外,更大的原因在于铁路部门有一个业内“惯例”,就是超员售票,这直接导致了火车的超载。因此,要想杜绝拒载,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除了根据季节、客流量的不同增加火车班次以外,还应该摒弃超员售票的陋习。而对所有的火车站进行加大管理,杜绝无序乘车,也是一个关键,岂可等到“出事”了才想起处理人?铁路部门这种事后救火的做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旅客买票却上不了火车,对于乘客来说利益受到了损害,铁路部门应该对这些乘客给予经济补偿。然而,面对这些乘客愤怒的投诉,铁路部门为了平息众怒,就拿基层的一个小小的火车站站长“出气”,实际上铁路部门玩的是丢卒保车的把戏,对于铁路部门来说是毫发无损。如果铁路部门真在反思,那么,应该反思自己的制度和管理,以便从中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怎么能“就事论事”,哪里出了事,就处理哪里的人呢?要知道,“毛病”虽然出在下边,但根子却在上面。因此,此次长沙火车站发生拒载乘客事件,是偶然中的必然。而处理长沙火车站站长,铁路部门只是“宰”了一只“替罪羊”,给人的感觉就是做做样子,并没有认真反思和把乘客的利益放在心里,而长沙火车站站长不过是铁路部门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zy/200801240836.asp
学术的民族使命感不能无限膨胀 2006-01-16 09:20:23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刘晗      黄禹锡神话的创造与强烈的民族感情密切相关   先哲但丁曾言:“人世的盛名不过是一场风。”在短短三周内,从万众拥戴到千夫所指,从“民族英雄”到“国家耻辱”,盘旋在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周围的盛名之风改变了方向,也改变了名字。1月12日,黄禹锡在首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其论文造假一事公开向韩国国民道歉,表示对论文造假负全部责任,请求得到宽恕。  这是三周以来黄禹锡首次公开露面。这三周里,合作伙伴、工作单位、发表论文的刊物、提供研究资金的政府,不断给黄禹锡带来沉重打击。去年12月15日,黄禹锡的合作伙伴卢圣一称,黄承认2004年和2005年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论文存在虚假成分;1月10日,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发表最终调查报告,认定黄禹锡干细胞研究论文均系造假;同日,美国《科学》杂志表示将撤除黄禹锡2004年发表的论文;11日,韩国政府决定取消黄“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去他担任的一切公职。  整个韩国陷入了沮丧、愤怒和怨恨。从主要媒体的头条到各大门户网站,铺天盖地的是悲观情绪和失望态度,甚至连股市也随之震荡。  诚然,黄禹锡神话的创造与韩国强烈的民族感情密切相关。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因专业领域的成就获如此殊荣,也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像诗人一样荣戴国家的桂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到世纪末的发达国家地位,再到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季军,韩国民族现代化途中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世界领先的学术。民众的强烈期许、政府的大力投入、媒体的热烈呼唤,使得黄禹锡无法冷静求索,急功近利的造假也是可想而知的。就在12日黄禹锡道歉之后,记者招待会场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在同时高喊口号,现场秩序一片混乱,这是造神时的喜悦和神话破灭后的失望两相胶合的一个缩影。  但仅将原因归之于民族性似乎过于简单。实际上,现代大学和学术体制本身就和民族国家紧密关联,其理想和目标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高效、迅速地为民族国家选择培养专业人才和科技精英:通过专业人才的流水线生产和科技英雄的塑造,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对内获得民族认同和爱国热情,对外以高扬的国民心态屹立于世界。  由此看来,黄禹锡事件不过是民族国家发展科技的普遍热情在韩国民族性和追赶心态下催生的一个极端案例。作为学术上的“发展中国家”,韩国急于获得学术先进国家或国际标准的承认,甚至超越(如果黄禹锡的成果真确,韩国将执世界生物学之牛耳),这种心态下的科学研究就不再是为科学而科学,而是服务于紧迫的国家利益,自然也就容易急功近利,甚至瞒天过海、欺世盗名。  科学与人文不同,当人文能够以诗性的感召传扬民族神话,甚至构建政治现实之时,科学或许更多的是在不分国界的实验室里和调查数据中进行冷静的操作。科学追求的是“真”,一旦人为塑造的科技神话被判为“假”,这个民族非但无法退到先前的平静状态,反倒会在大喜大悲的精神动荡中捶胸顿足、不能自持。所以,即使是为了爱国热情与民族情感这样崇高的理由,学术造假也是可耻的。 文章来自: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1sjpl/200601160162.asp
不想白投入,就停办哲学系 不想白投入就停办哲学系 今年暑期,天上馅饼掉向复旦大学哲学系,有人要捐资千万美元,在复旦建立相对独立的哲学院,取名“柏拉图学院”。复旦哲学系教师大喜过望,憧憬未来,豪情满怀。事到如今,经过校方出面与捐资人斡旋,馅饼却掉进了法学院的口中,捐资翻一番,改用于建立法学院。 这一则新闻看上去不过是学校内部纠纷,转载率却很高,因为它具有隐喻性,可以深入解读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大学要更人文还是更实用?外来捐资应该用于“扶贫”还是“傍富”?进一步还可以解读为:整个社会如何对待人文精神和实用技能的矛盾?虽然将法学当做人文精神的对立面实在是天大的冤枉,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它毕竟比哲学更实用也更能挣钱。 在复旦哲学系老师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要“拿出一部分经费用来邀请国内外一流哲学大师来此办讲座,成为国内第一、国际一流的精神中心”。 看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不禁哑然失笑。恰好也是在今年暑期,复旦哲学系两位老师跟我有过一点接触,原因是他们有一个机会请哈佛大学一位政治哲学大师来办讲座,但是出不起大约十万块钱的差旅费,希望我能找人赞助。 这十万块钱是人民币,也需要贵人相助,可以想见那一千万美元对这个哲学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当时的困惑是,为一位世界顶尖级学者找一点广告性质的赞助,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怎么能够忍受在哲学大师的讲坛上挂着房地产或者口服液的广告?因此这种赞助只能是无偿捐赠性质的。 应当看到,和法学院相比,愿意赞助哲学系的人更少一些,赞助所得到的回报也更少甚至全无。从这一点上说,复旦领导将这位热爱哲学的富翁的捐款唆使到法学院,实在是极不明智的。 该校哲学系主任说:“我可以理解学校的决定,毕竟法学院在人文学科中算是很有经济效益的院系,有投入就有产出,而哲学系就是投入多少都很难看见直接经济效益。”只是,复旦领导怎么好意思算这笔钱的投入产出? 投入的人是那位并不希望借此扬名的富翁,他要什么产出呢? 根据国外的经验,无偿赞助是大学经费的一大来源。如果大学校长都把这些赞助拿去搞投入产出,那就等于叫别人不要无偿赞助了。 无论复旦哲学系如何争辩该系出产过名企业家郭广昌、名记者闾丘露薇等,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哲学根本就不是实用学科,投入产出无从谈起。 至于有些学校拼命要把哲学往实用上靠,比如开设房地产哲学课,那等于宣告取消哲学课。 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的根本,乃在于思维的乐趣、逻辑的美。 站在实用的立场看,也就是些无用的闲情遐思。甚至也不能指望它未来能怎样有用。哲学有用了,就变成其他学科了。近代严复是将哲学和社会科学功能化的一个大家,但王国维曾讥讽他“所奉为英吉利之功利及进化论,不解纯粹哲学”。如果中国哲学确是“实用理性主义”,也就等于说中国没有哲学。 因此,哲学就是白投入。对于一所学校来说,不想白投入,就停办哲学系。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想白投入,就不会有哲学思想。 所谓白投入,不仅是金钱上不计回报,思想上也要不计现实利害,不顾现实羁绊。如果不想白投入,却又要办哲学系,这难道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吗? 作者: 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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