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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古人的席坐姿态 魏晋以前及魏晋时期的“坐”,是指席地而坐,即坐在铺在地面上的草席之上。汉代贾谊的《新书》中,“容经”一节提到的“坐容”,便是席坐的姿态。 “坐容”也有经坐、恭坐、肃坐和卑坐之分: 坐以经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视平衡,曰:“经坐”。微俯视尊者之膝,曰“共(恭)坐”。仰首视不出寻常之内,曰“肃坐”。废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 所谓恭坐、肃坐、卑坐,其实,都是保持着经坐的姿态,仅仅是抬头、俯首要求合乎规矩。因此,贾谊对经坐,说得最详细。经坐,是通常的坐相,要求曲腿,膝盖着地,臀部坐在双足的后跟,两手放在膝前,胳膊不要一前一后,脚跟也不要乱动,眼睛向前平视。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玉人坐像,已经是端端正正的经坐了。《管子*弟子职》中,要求学生听讲的时候,“危坐乡师”,即朝着老师端坐。恭坐,则微微低头,能看到尊者的膝盖部位就行了。肃坐,就得地下都,垂下肘。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坐佣,更是形象地展示了秦人的恭坐。汉人坐姿,也有双手插入袖筒者。 古人的端坐,时间坐长了,也是不好受的。六朝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惧怕做官,理由之一,便是受不了办公时候的端坐。有一次,他的朋友山巨源要举荐他去当官,为了这件事,嵇康竟然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的绝交书。提到他之所以不愿为官,其中一条写得十分清楚:“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实在是“不堪也”。嵇康认为,端坐久了,双腿发麻却不能摆动摆动,何况他身上爬满虱子,搔起痒来没个完,又要穿着官服,还得端端正正去拜迎上级,这真是活受罪。 端坐的确是一种功夫。《三国志*魏书*管宁传》引《高士传》称: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管宁在榻上端坐,五十多年后,抵着膝盖部位的榻板,竟被抵出了窟窿。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奇迹。 箕股,又称箕踞。箕踞之势,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把臀部坐在地上,曲起双膝,足底着地。股墟遗址出土的石人像中,有箕踞石人,表明在商代已有了这种违礼的坐相了。另一种认为,臀部坐在地上,向前伸开双足,像只簸箕。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只要一屁股坐在地上,或屈膝蹲坐,或伸腿如箕舌,都是禁忌的。 古人又称跪为跽,这是变动坐姿,把臀部抬起,离开脚后跟,直起身子,也就是两膝着地而立身。《史记*范雎列传》记“秦王跽而请”;指原来坐着,为表敬意,或引起警惕,而抬起臀部跪在席上。现在人们坐在椅子上,遇到长者、客人或上级到他身边讲话,便站起来对答。这种动作,如同古代由坐而跪一样,表示有礼。 据史书记载,直到晋代,才逐渐有了由胡床演变而成的最初的椅子。
【藏钩】唐朝的“杀人游戏” 文/魏风华 唐朝时非常流行的一种游戏:藏钩。藏钩的游戏规则很简单:人们分两组,将一枚指环藏在其中一组的一个人手里,叫对方猜,猜中者即胜,负者多被罚酒。其中似乎还有其他规则,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认为这就是现在的“猜拳”游戏,但据明朝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所言,藏钩与猜拳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胡称:“今之戏具与古同,而盛行于世者,围碁、象戏、握槊而已,弹碁、樗蒲、打马、打彄、采选、叶子等俱不传。”也就是说,藏钩的真正玩法已经失传。 唐朝玩藏钩时,每组可多达五十多人,两组共一百多人。时有人叫高映,善玩藏钩,无所不胜,即使指环被同组人攥着,他也能准确地猜出在谁的手里。当时的志怪作家、博物学家段成式怀疑他有怪术,在游戏结束后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高映说:“要说怪术没有,但诀窍还是有的,那就是进行察言观色,注意对方的表情和举止,一如察辨罪犯,从心理学上对其进行洞察。”如此说来,这实在像现在城市里风行的“杀人游戏”了。 唐朝时,藏钩游戏盛行,是休闲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此游戏的规则很简单,但趣味性比较强,所以深得人们的喜爱,在一些夜宴之后,酒客们往往一戏,此戏尤其受到妇女的喜欢。当时,很多诗人写有这一题材的作品,如李商隐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皮日休诗:“投钩列座围华烛,格塞分朋占靓妆。”诗中不仅道出当时人们夜宴藏钩的场面,又道出妇女们对此游戏的热爱。除了高映外,唐朝时的另一大藏钩高手叫石旻。有一晚,他与诸多朋友又玩起藏钩游戏,每次都能猜中。朋友后来将指环藏在包头软帽一侧的褶皱里。石旻注视了一会儿,笑道:“你的两个拳头都是空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指环根本不在你手里。”朋友大惊。石旻继续凝视张又新,少倾道:“在你帽子的左翅中。”据说,当时的博物学家段成式曾向他请教藏钩之术,但终不可得。 除了藏钩外,唐朝时还流行樗蒲、斗鸡、马球等游戏,从民间到宫廷乐此不疲。这种游戏精神的内在传统,大约从唐朝建立之初就已经确定了。因为帝国的开创者李渊就是一个游戏的迷狂者。隋大业十三年,他和心腹裴寂在太原留守府后花园的大树下玩着樗蒲。樗蒲又称五木,五个木制的骰子往那一撒,以点分大小,输赢很快就看到了。此人正是一边玩着游戏,一边跟裴寂谈论着关于造反的事儿的。还好还好,终于以游戏的精神找到了这个帝国崇尚游戏的隐秘源头。当然是戏言。 其实,我想说的是:藏钩中藏着唐人生活文化中的游戏精神,而这种游戏精神则是一个豪迈自信的时代容易忽略的。(本文来源: 城市快报 )
古代儿童游戏   古时候的儿童虽然没有电子游戏、变形金刚和芭比娃娃可玩,也没有动画片、漫画书可看,但是他们的游戏乐趣一点不逊色于今天的小朋友。古代儿童弄竹马、放纸鸢、抓蟋蟀、追蝴蝶……那些游戏体现出贴近自然的生活情趣。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美丽的春天里,古代儿童放学归来,急不可待地跑到户外,趁着东风乍起,放飞风筝。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诗中所说的“竹马”是古代儿童最常见的游戏。盛夏时节,孩子们把竹竿放在胯下,一手握住竹竿,另一只手拿着柳条儿在后面装作拍马屁股的样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孩子们模仿着士兵的样子捉对厮杀,在游戏当中锻炼了身体。   溪边垂钓也是古代儿童夏季里喜爱的游戏之一。“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唐朝诗人杜甫在诗中描述小儿子为了去钓鱼不择手段,竟然把母亲做活儿的针敲弯了做钓钩。   “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我国古时候的乡村儿童总是和耕牛联系在一起。放牛虽然是一种劳动,但爱玩儿是儿童的天性,因此许多游戏又与放牛密不可分。牛背上一把短笛,信口吹来,孩子们足以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
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精神值得借鉴   李娜   11月9日至11日,由中国法律史学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联合海南大学法学院共合承办的“法律与国情:中华法制文明再探讨国际研讨会暨中国法律史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海口市举行。  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忠信做了“法制中国化:新世纪十年实践与争鸣之反省”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史料的考证等基础研究很重要,对这些基础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也很重要,二者不可偏废。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张中秋讲述了传统中国法的精神及其哲学:传统中国法的精神是道德人文精神,这在传统道德法中得到体现。比如《唐律疏议》,对中国传统“三纲五常”做了诠释。道是第一要素,德是第二要素。道德也就是仁义,道就是方法、秩序恰当,重在秩序。德就是生,表现对生命的重视。把秩序的重视概括为讲理,德概括为重生。中国法律传统思想中的道德表达了对秩序的追求和对生命重视的辩证统一。其产生的根源是从自然现象到自然法则,在抽象的法律原理中,自然现象是井然有序的,而其内部是生生不息,是自然的继续与生命力的合一。道德在中国现代具有现实意义,尽管世事变迁,但中国人还是认为道德是人的本质属性。中国古代传统的法律精神是值得借鉴的。(本报记者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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