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鲁牙轻语 wily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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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今年是“蜗牛年” “易生灾祸”的说法是真的吗? 按照哈萨克人传统的生肖纪年法,2024年是12年一度的“蜗牛年”。同时,根据当前历法来看,这一年还是一个“闰年”。换句话说,今年的天数将比平常年份多出一日,为366天。 民俗学家同时指出,按照哈萨克人传统的生肖纪年法和历法来说,实际上当下还没有正式进入十二生肖中的“蜗牛年“。 - 3月的21日-22日,是黑夜与白昼时长对齐的日子,也正是在那时,才是蜗牛年正式开始的日子。- 波拉特·波派吾勒说。 值得一提的是,十二生肖是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尤其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诸族——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民族自古传承至今的文化传统。 哈萨克人的生肖纪年法每十二年轮转一次。 哈萨克人的十二生肖分别是:鼠、牛、猎豹、兔、蜗牛、蛇、马、绵羊、猴、鸡、狗、野猪。 关于十二生肖的动物排序,哈萨克斯坦有一个独有的传说故事:相传在很久以前,许多动物聚集在一起,想知道即将到来的年份好坏,于是决定进行一次比赛,看谁先看到新的一年的到来。从此,便以动物看到新年的先后顺序命名年份。骆驼因个子高大,原本最有希望先看到,但老鼠偷偷窜到骆驼耳朵上,最终比别的动物都先看到新年,骆驼便一生气走开了。 因此,哈萨克斯坦人有句谚语:“骆驼个儿虽大,十二生肖里却没有它”。
【书讯】英文版《史记》最新卷集出版 2023年12月,由著名汉学家倪豪士教授主持的《史记》英译本《第六卷·世家三》和《第七卷·汉前列传》顺利出版,这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史记》外译出版工程”取得的新成果。《第六卷·世家三》的内容包括《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到卷六十《三王世家》的完整内容,《第七卷·汉前列传》的内容包括《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的完整内容。 倪豪士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荣休讲座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同时,致力于《史记》、杜诗、唐传奇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到访南京大学,是最早访问中国的美国汉学家之一。2016年,倪豪士再次访问南京大学,并在文学院举办《史记》英译工作坊,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本科生、硕博士研究生、青年教师百余人参加翻译工作。在翻译《史记》过程中,倪豪士教授团队不仅进行了细致的文本考订,还广泛寻求与各国专家的合作,参考了现有的翻译与研究成果。这种跨文化、跨领域的合作模式,使得这套《史记》的译本更具学术性和权威性。2019年5月起,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启动了《史记》的外译出版计划。截至目前,英译《史记》已出版9册,内容包括《本纪》《世家》《列传》《年表》以及《书》等《史记》的核心内容。2020年,由于在《史记》英译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倪豪士教授荣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史记》的后续翻译工作正积极推进中。
【科研速递】2023年匈奴研究新发期刊论文 关键词:匈奴;阿尔泰山;冶金;咸海; 【1】《考古科学期刊》:公元第一个千纪间阿尔泰山区大规模的镜铁矿石的开采与熔炼 Vodyasov EV, Stepanov IS, Vavulin MV, et al. Large-scale mining and smelting of specularite ores in the Altai mountains during the 1st millennium AD.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23;158:105838.摘要:研究调查公元一千纪间阿尔泰山东南部(俄罗斯境内)的一个主要的铁器生产区,发现350个古代开采的矿坑,共计开采了2500吨铁矿石。放射性碳分析显示,这一地区最早的铁矿勘探和冶炼始于公元1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可能与匈奴扩张有关。分析进一步发现,矿坑的分散以及距离冶金点距离遥远可能与游牧冶炼者的生计方式有关:这种季节性的冶金生产伴随着游牧民寻找草场和燃料。 【2】Istorii͡a:咸海东部Jetyasar考古文化人群面部骨骼变化的几何形态计量学研究 Mednikova M, Evteev A, Chechyotkina O, et al. A Geometric Morphometric Study of the Facial Skeleton Variation in the Jetyasar Archaeological Culture Population of the Eastern Aral Region. Vestnik Volgograd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Serii͡a︡ 4, Istorii͡a. 2023;(4):72-93. 摘要:Jetyasar文化人群的来源一直存在研究争议。一般认为,匈奴渗透咸海地区并参与到当地人群的成型。本次研究旨在研判,相较于铁器时代早期人群和匈奴-萨尔玛泰时期人群,Jetyasar人群颅骨变化的幅度。分析发现,形态学上,Jetyasar人群与来自中国,蒙古,西西伯利亚和南西伯利亚的颅骨存在差异。唯一例外是,一个Jetyasar人群颅骨与一个内蒙古出土的颅骨(战国时期,前5世纪-3世纪),一个蒙古颅骨(匈奴时期),一个图瓦颅骨(阿尔然2号墓)相似。因此认为,匈奴移民可能是这一地区人群遗传演化与混合的催化剂。 (以上是最新科研速报)
【考古】“鹿石碑以及相关青铜时代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据文化部新闻办消息, 9月10日至25日在沙特阿拉伯王国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5届会议上,决定 “鹿石碑以及相关青铜时代遗址” 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鹿石碑对于认知青铜时代中亚游牧民族创造的文化空间,形成对游牧民族血统、社会、经济、文化、部落间关系等多方面的记忆发挥重要作用,蕴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艺术、审美和认知信息,是一份珍贵、独特、无与伦比的宝贵遗产。 为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并将其留给子孙后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截至2023年,已有192个国家加入该公约,共有167个国家的1157处自然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900处,自然遗产218处,混合遗产39处。自1990年蒙古国加入上述公约以来,乌布苏湖盆地(2003年)、达古尔自然保护区(2017年)、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2004年)、蒙古阿尔泰山岩画群(2011年)、布尔罕和乐敦圣山及其周围景观(2015年)等5处遗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着鹿石碑以及相关青铜时代遗址登记为遗产地,蒙古国6处自然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1972年公约,要被列入世界遗产,文化或自然遗产必须具有无与伦比的全球价值,且需要满足10项标准中的一项或多项。 此外,遗产还必须具备“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特征。
【书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高清彩图版全新推出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项目成果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藏敦煌文献来源与价值 若论敦煌文献的大宗收藏,依据获取的先后,排在前四位的无疑是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而以综合的学术价值的占比来衡量收集品的质量,四家中数量最少的法藏文献应当排名第一。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无疑是法藏敦煌文献的攫取者伯希和(paul pelliot)比他的先行者英国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精通汉语,而又比中国清政府的官员和俄国奥登堡(s. oldenburg)院士捷足先登。 1908年2月,伯希和来到敦煌莫高窟,进入藏经洞进行翻检。他知道不能将其中所存全部带走,于是定立了三个选择标准,即佛教大藏经未收的藏外佛典、带有纪年的写本、非汉语的文书,这其中还包括最大限量的非佛教的四部典籍、公私文书、景教和摩尼教文献、早期拓本和印本,以及各种质地的绘画品。 伯希和敦煌西域所获文献资料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后,其中敦煌文献大致按语言分成几个“文库”(fonds),包括伯希和藏文文库,编号为pelliot tibétain或 p.t.1-2225, 3500-4451;伯希和汉文文库,编号为pelliot chinois 或p.2001-6040,其中p.4108-4499, 5044-5521预留给其他语言写卷而未用,成为空号;伯希和粟特文文库,编号为pelliot sogdien 1-30;伯希和回鹘文文库,编号为pelliot ouigour 1-16;伯希和梵语文库,编号为pelliot sanscrit 1-13;希伯来文只有一件,编为pelliot hébreu 1。于阗文写本没有单独编号,而是按照其另一面所写的汉文或藏文而编入汉文或藏文文库。此外,在法图对敦煌文献的整理修复过程中,把粘贴在写卷背面的一些裱补残纸揭下,在本号之下又形成bis和若干pièce分号。有些不同编号的写本在修复过程中已经缀合。本书所收为伯希和汉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诸文库,其中也包括编入汉文文库的于阗文、藏文等其他文字材料,但藏文文库数量较多,本书不予收录。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版黑白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35册),这部分的彩色高清版将另行出版。 法藏敦煌文献中有很多珍贵文献。不论是6世纪的早期典籍、各类纪年写本,还是大量藏外佛经、儒家经典《论语》《尚书》《尔雅》及韵书、道教文献《老子化胡经》等,对于传世文献均具有补充和重要校勘价值。《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图经文献、寺庙账历、占卜文书、法律文书,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面貌。大量非汉语的文书,语言种类非常丰富,包括粟特语、于阗语、藏文、回鹘文、梵文等。唐太宗《温泉铭》、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欧阳询书法拓本、龙朔二年尉迟宝琳捐写经、草书佛经经疏等书法作品,白画、经变图卷、佛像、木牌画、绢本画等精美绘画,也体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本书为《敦煌文献全集》之一种,是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藏敦煌文献的高清彩色图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代出版的黑白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总34册)图录的提升版,也是该项工作的继续。 本书所收范围包括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所获全部汉文文献,以及原列入汉文文库的粟特语、于阗语、龟兹语、梵语和部分回鹘语文献;部分汉、藏文同卷共存,既有汉文文献编号也有藏文文献编号的,早年被抽出列入藏文文库,现抽回汉文文库刊出。年代上起魏晋,下讫宋元,内容丰富,蔚为大观,既包括佛教典籍、道教佚书、四部文献,也包括公私文书、绢纸绘画等。 全书图版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拍摄、提供的全彩高清图版,高度还原原卷面貌。文献题名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次由荣新江教授为首的编纂团队全部重新研究定名。
【干货】最 后 的 中 央 塞 人 考古学家所称的“中央塞人”,指繁盛于哈萨克斯坦草原的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畜牧人群。哈萨克斯坦草原也被称为“中央草原”,因此这些塞人被称为“中央塞人”,以区别于“欧洲斯基泰人”和“天山塞人”。 随着匈奴的急速崛起,塞人时代随之落幕。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欧亚草原格局剧变,首先在图瓦,随之在天山与哈萨克斯坦草原,塞人的墓葬突然“消失”了。这个消失与匈奴崛起与扩张进入中亚紧密衔接。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在中央草原繁盛近一千纪的草原民族渺无踪影。 2018年以来,科学家通过分析欧亚草原人群遗传关系的迭代发现,塞人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了匈奴。塞人“消失”是一种“文化转型”。进而,科学家从西部匈奴部落里检测出中央塞人的遗传成分。 以下在哈萨克斯坦出土的文物属于这些最后的中央塞人,以此纪念成为匈奴之前塞人最后的身影。黄金武士(服装和武器复原) 年代:公元前4-3世纪 材料:金属、皮革 工艺:冲压 尺寸:高228厘米,宽66厘米 重量:51公斤 发现地:伊塞克墓葬 收藏单位: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 简介:1969-1970年,在考古学家凯末尔·阿基舍夫的领导下,阿拉木图市附近伊塞克冢型墓葬出土了“黄金武士”(俗称“金人”)。“黄金武士”是斯基泰-萨卡动物艺术珠宝的杰出代表。武士的服装由4000多件金片组成,采用多种金属加工工艺,包括铸、锻、锤、压花、雕刻、造粒和凿刻。
【传承】蒙古国呼吁“蒙古治世”的传统理念 蒙通社讯,应蒙古国总统乌·呼日勒苏赫之邀正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梵蒂冈教皇方济各于9月2日向公众发表讲话时,多次强调蒙古人呼吁世界和平的传统理念“蒙古治世”。 教皇方济各表示,蒙古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建设和平的重要作用,并强调蒙古国向世界宣布成为无核武器国家,不扩散核武器的决定。蒙古国不仅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以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为使命的国家。愿上天保佑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愿像“蒙古治世”建立、所有冲突消失的那个时代一样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在13世纪,蒙古帝国就在世界建立和平并提出“蒙古大和平”即“蒙古治世”的理念。当时留下的历史中强调,“在蒙古帝国控制的领土上从东到西和从西到东,出行没有任何障碍,即使10头骆驼满载黄金,也能安全到达目的地。” 世界是如此和平、没有恐惧和冲突也被平息的时候。近年来,许多历史研究者们强调这一点,以及蒙古人也一直在宣传上述历史。例如,2022年庆祝成吉思汗诞辰860周年时和2023年以“蒙古大和平”为号召下举办第十二届国际蒙古学研究者大会,从而正世界冲突的时候,引起公众对和平问题的关注。 蒙古国在21世纪继续实施从其祖先传承下来的"蒙古治世",并成为珍视和平理念的领导者。教皇方济各指出,“蒙古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国际舞台上致力于建设和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去年访蒙时说过,“蒙古国是和平象征”。 教皇在蒙古大草原向世界发出呼吁,“愿世界各地像兄弟一样共处的愿望消失战争的乌云,通过对话解决矛盾,强化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教皇还呼吁,“我们应该为未来的和平而努力”。
【争鸣】蒙海亮:匈奴核心人群的兴起 原文:《多学科融合与古代民族谱系研究》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0期。 作者:蒙海亮,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后(上海 200433)。 关键词:古代民族;谱系研究;分子人类学;匈奴核心人群 目次 一、“古代民族”与“民族谱系研究”的概念 二、民族谱系研究方法与评析 三、案例研究:匈奴核心人群的兴起 余 论 在匈奴兴起以前,阴山一带、鄂尔多斯及其邻近的陇山地区广泛分布“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这些遗存的居民与蒙古高原石板墓居民是什么关系?与文献记载经常提到林胡、楼烦、义渠、北狄等是什么关系?林胡、楼烦被匈奴吞并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能否在匈奴统治中心找到相关考古遗存?体质人类学和对“匈奴墓”出土遗骸的DNA检测,证实了“匈奴墓”墓主由多个不同血缘群体构成,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群体哪些是匈奴的核心成分,部众与核心人群是什么关系,不同群体怎样融入并成为“匈奴”,当政权式微后这些群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同时期/后世周边人群是什么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尽可能动态、量化地考察“民族”的发展演变。从学科角度来说,对出土遗骸的DNA检测我们可以做跨越时空的“血缘关系鉴定”,深化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就是探索“古代民族形成与演变的机制”,为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前沿】伊比利亚铜器时代地位最高个体为女性 中新网北京7月7日电 (记者孙自法)施普林格·自然旗下开放获取学术期刊《科学报告》最新发表一篇考古学论文称,研究人员通过一项多肽分析研究发现,在伊比利亚铜器时代的古代社会里,地位最高的个体是一名女性,而不是之前认为的男性。 这名个体现被称为“象牙女士”(IvoryLady),其所葬墓地发现该地区规模最大的珍稀陪葬品,包括象牙、高品质燧石、鸵鸟蛋壳、琥珀和一把水晶匕首。分析结果显示,这名女性在当时的古代社会里可能享有很高的地位。该论文介绍,2008年,西班牙巴伦西亚市的一个墓地发现一名约3200年-2200年前铜器时代的个体遗骸。除了属于罕见的单人占用埋葬,该墓地还含有大量贵重物品,显示这位最初被认为是一名年龄在17岁至25岁年轻男性的个体在社会里享有极高的地位。 论文通讯作者、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史前史与考古学系MartaCintas-Peña和同事及合作者一起,他们利用釉原蛋白多肽分析技术,在该样本的牙齿中检测两性异形、能形成釉质的釉原蛋白。进一步对一颗臼齿和一颗门齿的分析检测到AMELX基因,该基因能产生釉原蛋白,位于X染色体,这说明该个体是女性,而非男性。 论文作者总结指出,考古研究目前尚未发现伊比利亚铜器时代有同样高地位的男性。该地区铜器时代唯一同等奢华的墓地紧挨着“象牙女士”的墓地,葬有至少15名女性,被认为是自称“象牙女士”的后人所建造。这表明,“象牙女士”在伊比利亚铜器时代社会里享有领袖地位。(完)
【重磅!】哈萨克斯坦将为外籍哈萨克人推出新《先祖之路》卡 哈通社/阿斯塔纳/6月6日 – 哈萨克斯坦将为外籍哈萨克人提供《先祖之路(Ата жолы)》卡,持卡人可在入境后享有为期10年的长期居住权。 从2023年7月1日开始,拥有外国国籍的哈萨克族裔人士可申请获得《先祖之路》卡,并借此拥有更加便利的入境哈国渠道。 设立《先祖之路》卡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世界各地哈萨克族裔人士与历史祖国之间的联系,延续民族文化,吸引海外哈萨克族裔专业人士和成功的企业家在哈萨克斯坦发挥自身的潜力。该卡奖授予持有外国国籍的哈萨克族裔,无需其变更国籍身份。 持有《先祖之路》卡的哈萨克族裔与拥有《血亲同胞(кандас)》身份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国籍身份,即始终保持外国国籍,在其他方面,将与哈萨克斯坦公民和血亲同胞所享有的权利一致。 《先祖之路》卡的持有人,享有以下权利: ·在医疗救助保障额度内,接受医疗机构提供的社会支付和服务; ·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就业; ·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开展商业活动; ·在哈萨克斯坦国家教育机构享受免费提供的中等教育,可公立特殊和/或高等教育机构接受基于竞争基础上提供的免费的中等和/或高等教育,可在私立教育机构接受其提供的有偿教育; ·获得国家保障的法律援助; ·可以通过简化办理流程,获得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身份国籍。 在申请获得哈萨克斯坦公民身份(国籍)后,持有人的《先祖之路》卡将自其成为公民之日起作废。
【经典】匈奴扩张模型 长期以来,匈奴语属于何种语言一直备受争议。普遍认为,突厥语元素最早出现在匈奴语言里。但是由于古代语料的缺乏,很难确认匈奴语的系属。分子人类学技术的发展让匈奴语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2018年,《自然》(Nature)刊发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团队领衔发表的论文“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欧亚草原的137个古人类基因》),首次提出匈奴扩张模型(即,突厥语扩张模型),认为匈奴语是一种早期的突厥语。现代突厥语的差异是由于多次突厥语人群迁徙所致的:这些人群与各地人群融合,形成了突厥语的不同分支,但这一过程以伊朗语的萎缩为代价。下图:匈奴扩张模型(第373页)研究发现,匈奴个体属于两个差异很大的群体:一个源自东亚,另一个与西欧亚人群有相当程度的混合。在Damgaard的模型里,中央塞人(Central Sakas)可以接纳为【西匈奴】的祖源。相较于乌孙,早期的塞人和后来的匈人均拥有更多的东亚祖先成分。因此,怀疑乌孙和康居群体是青铜时代畜牧人群的后裔,这些人群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土库曼斯坦东部的BMAC文明存在互动。同时也认为,2000年前斯基泰人和塞人的消失是一种【文化转型】,这个转型与匈奴往中亚的迁徙吻合。匈奴【入侵】还导致天山东南部人群的流离失所。 公元前一千纪至两千纪之间,内亚草原很可能主要居住着伊朗语人群。横跨欧亚大陆的突厥语分布揭示,2000年前源自蒙古腹地的大规模移民(large-scale migrations)。始于匈奴的东亚移民与模型契合:早期的突厥语是匈奴人群的主要语言。因此,基因史揭示欧亚草原逐渐从西欧亚祖源的青铜时代畜牧人群向拥有更多东亚祖先成分的马背战士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延续至有历史记载的时期。
【考古】山西发现北魏汾州刺史薛怀吉墓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9日对外公布运城市万荣县西思雅村北魏墓发掘资料,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为北魏汾州刺史薛怀吉,墓葬内出土大量陶俑。 该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贾村乡西思雅村北约300米处,地处黄河东岸、汾河以南,属古河东汾阴地区。2017年8月-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现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万荣县文物旅游局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 该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方形单室砖墓,是北魏洛阳时代高等级墓流行的墓葬形制。墓葬由墓道、过洞、天井、墓门、甬道及壁龛、石门、墓室及耳室等组成。在墓门上方原有砖砌的仿木构门楼,其建筑形式沿袭中原地区汉民族传统。 墓室内残存有头宽尾窄的梯形石棺一具,石棺由盖板、头挡、足挡、左右帮板和底板组成。头挡、足挡及左右帮板的外立面线刻图像,内容是以四神、升仙、神兽为主的北朝晚期流行题材。经体质人类学鉴定,现场采集的人骨属于两个个体,一男一女,应为墓主夫妇合葬。 该墓出土器物共300余件(组),包括陶俑、泥塑俑、陶动物及模型明器、陶器、铜器等。出土器物以大量陶出行仪卫俑群为核心,反映出迁洛后北魏司州辖区内墓葬文化内涵的高度一致。薛怀吉墓出土的墓志,墓志上刻有662字。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此外,出土的墓志上刻有662字。据志文可知,墓主为薛怀吉,河东汾阴人,正光四年卒于汾州下宅,享年五十三岁,孝昌二年(526年)归葬汾阴故里。陶舞俑。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前沿】《科学进展》:“女性是匈奴帝国的推动者” 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00年间,匈奴统治着如今从中国边境到哈萨克斯坦的欧亚草原。正是匈奴的屡屡进犯,促成了长城的修建。 然而匈奴却很神秘,他们没有给后世留下文字记录,只有少量文物。但研究人员通过遗传学和考古学,揭开了匈奴不同寻常的权力架构,即由高地位女性维系起匈奴庞大的多民族联盟,这是匈奴几个世纪以来成功统治草原的关键所在。相关研究4月14日发表于《科学进展》。 “女性是这个帝国的推动者。”论文作者之一、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考古学家Bryan Miller说。 2007年,考古学家在曾经的匈奴帝国边境挖掘出了两座陵墓。其中一座是豪华的贵族陵墓,位于阿尔泰山脉,靠近如今的蒙古国和中国边界,另一座则是不太精致的精英墓地。 基因测试表明,最大、最深的坟墓里埋葬的是女性遗骸,墓内陪葬品丰富,有金盘、青铜战车以及陪葬的马、羊、牛遗骸。 基因分析还表明,埋葬在匈奴边境宫殿式坟墓中的女性,与匈奴核心人群关系密切,与王室血统有关。 “在匈奴边缘地区,似乎只有女性与王室血统有关联。这是一种远距离、大规模的联盟。”Miller说。 上述证据表明,匈奴依靠高地位女性将地域分散且广阔的王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匈奴统治者,很可能派遣女性亲属与地方领导者结成联盟。 “如果你想统治一个广阔的地区,就必须在各地安排值得信赖的人。统治者通过这些高地位女性控制着当地精英。遗传学让我们了解了匈奴这个多民族帝国维系的真实故事。”论文作者之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地质人类学研究所考古学家Bayarsaikhan Jamsranjav说。 与此同时,大型陵墓中的文物表明,这些高地位女性并非处于被动地位。其陵墓中陪葬的马鞍、缰绳和青铜战车等是游牧民族的重要工具,原本与男性和权力相关。 在其中一个案例中,研究人员曾根据陪葬的马钉、铁皮带扣,将墓主认作男性。但新的基因证据却表明,墓主是女性。 “现在我们知道,男人并不是唯一拥有这些物品的人。这些女性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这个社会的重要角色。”Miller说。 韩国首尔大学遗传学家Choongwon Jeong指出,与华丽的女性墓葬相比,男性墓葬则简单得多,而且男性墓葬围绕在女性墓葬周围。通过将女性墓主基因与欧亚大陆各地人群基因进行对比,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女性都有着相似的基因背景,但男性的基因是多样的,分布地域覆盖了整个草原及其邻国。 Warinner说,这种多样性表明,无论是通过经济激励还是武力征伐,匈奴都有意将其族人与其他人口混合在一起,以巩固对草原的控制。在塔克希尔廷霍特戈尔遗址的64号精英墓中,研究者发现的一具棺材上装饰着金色的太阳和月亮图标,这是匈奴权力的象征。 金色的太阳和月亮图标,这是匈奴权力的象征。 其中一个坟墓里有六匹马和一辆战车的遗骸。
【前沿】小河墓地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最新进展 举世闻名的小河墓地位于我国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以南约60公里的荒漠之中,是20世纪初被生活在当地的罗布猎人奥尔德克发现的。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奥尔德克的引导下来到小河墓地,并对其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小河墓地的宏大规模、奇特葬俗及其蕴含的丰富的罗布泊地区早期文明信息,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吉林大学朱泓教授负责并带领课题组对小河墓地的人骨资料开展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古人口学、古人种学、牙齿人类学、古病理学、分子考古学以及人体测量学等方向,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人类骨骼考古学的视角分析罗布泊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人群的人口学、体质特征、健康状况、遗传学构成以及人群的迁徙与来源等方面的许多信息,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小河墓地的考古学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人种学信息   颅骨的形态学研究是人种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人类骨骼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颅骨形态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人群间遗传关系远近和影响颅骨形态的环境因素有关的信息,并进一步开展关于人类进化、人群迁移与源流、人类种族识别等的研究。课题组的聂颖等人选取48例颅骨(多数属于小河墓地早期人群),进行非测量性状和测量性状的多元统计分析后发现,小河墓地早期人群的颅骨非测量性状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欧罗巴人种性质,又显示出一定的现代蒙古人种特征。   综合来看,小河墓地人群应是属于欧罗巴人种与亚美人种之间的过渡人种,主体应与来自南西伯利亚的欧罗巴人种古欧洲类型有关,在进入我国时与蒙古人种的人群产生了长时间的基因交流,在小河墓地古代居民的先人到达罗布泊地区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人群。 分子考古学信息   分子考古学是指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质谱技术等对考古遗存中发现的、博物馆保存的、永久冻土层中以及洞穴沉积物里保存的生物学材料(如人类的骨骼、牙齿以及动物遗骸、植物遗存等)和古代人类制作、加工或者使用过的工具及其上面附着的残留物(如生活使用品陶器内部的食物残渣、艺术品的岩画颜料、石器、动物毛皮上所附的残留物等)中的生物大分子进行提取和鉴定。再基于群体遗传学的研究背景,对获得的遗传物质进行分子水平的分析和比较,进而研究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古代人口的迁移和混合、墓葬中个体的性别、亲属关系鉴定、古代社会的组织和结构、古代人类的病理与饮食习惯、动植物的驯养和进化过程等一系列的考古学问题,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十分热门的研究方向。   在分子考古学研究中,课题组的李春香等人曾在前期对小河墓地出土的人类遗骸进行了母系线粒体分析及父系Y染色体分析,获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近年来,课题组的张帆等人又选取来自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克里雅河北方墓地的共计19例人骨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研究工作。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测试样本来自三个不同遗址,但三个人群的遗传结构是非常相似的,他们可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群体,这为进一步探讨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和克里雅河北方墓地三者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同时还发现,小河墓地人群应属于一个有效群体数量较少的远亲人群,是特殊的沙漠环境使小河墓地人群经历了长期的遗传隔绝,即小河墓地早期人群与周边的其他古代人群并不存在基因层面的交流。通过计算,研究者还发现小河墓地人群在遗传上代表着一支欧亚大陆古老的谱系,是古老的古北欧亚人群与古代东北亚相关人群混合形成的,其形成时间大概在距今10000—6000年之间,可能是我国西部地区最早的古代人口之一。 青铜时期欧亚草原人群与中亚农业人群和小河墓地早期人群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遗传联系,在遗传上否定了之前考古学研究提出的“草原假说”和“绿洲农业假说”。
【传承】蒙外长在托普卡珀皇宫博物馆欣赏拉希德的作品《史集》 3月12日外交部长巴·巴特策策格访问土耳其期间参观了托普卡珀皇宫博物馆并了解蒙古伊利汗国合赞汗宰相拉希特编纂的《史集》著作。 公元1301年,阿鲁浑汗长子合赞汗下诏让他的宰相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拉希特于1311年与包括蒙古人、中国人、土耳其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内的占星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共同创作了上述作品。 《史集》由三部组成。第一部分是“Tarikh-IMubarek-iGhazani”即从人类起源到合赞汗的历史。这部讲述蒙古族起源故事的额尔古纳历史,也是如孛兒帖赤那、豁埃马阑勒、阿兰豁阿、孛端察儿、忽图剌汗、俺巴孩汗和也速该等其他相关资料中未含的有关成吉思汗伟大祖先历史的重要资料。 显而易见《蒙古秘史》的蒙古文来源,用来书写从蒙古人起源到成吉思汗征伐的历史。前言中还提到,它是引用专门给蒙古王和黄金家族后裔阅读的国家历史文件《金册》中的内容。 其后,在写窝阔台、贵由、僧人、忽必烈汗的部分时,除了伊利汗国宫内的蒙古文资料外,还广泛使用了从与上述汗同时代生活或遇到的在世证人口中所见所闻的信息。在《史集》结尾部分,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文献讲述了蒙古帝国联盟元朝、钦察汗国、察合台、海都国和伊尔汗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在现代历史科学中,拉希特的《史集》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写成的“世界通史”。
【前沿】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州可能曾是西匈奴的政治中心 哈通社/阿克托别/3月16日 – 主题为《研究、保存、复兴和宣传阿克托别州文化历史遗产中的主要问题》研讨会日前在阿克托别州举行,来自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多个国家的历史学者与会。会上,来自耶迪特佩大学的史学教授阿赫梅特·塔沙格勒提出了其关于《西匈奴政治中心可能曾位于阿克托别》的理论。据悉,阿克托别州此前制定了旨在研究和发展当地文化历史遗迹的2023~2025年路线图。为系统全面的开展相关工作,吸引了来自哈萨克斯坦国内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这些学者参与了在阿勒托别开展的许多遗迹考古工作。 哈萨克斯坦玛尔古兰考古研究所阿斯纳塔分部负责人阿扎特·阿伊特哈利表示,相关人员对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初期,直至匈奴崛起的历史时期各类的历史遗迹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根据这位学者的说法,阿克托别州有许多匈奴时代遗留的历史文化遗迹,对这些遗产的考证将有助于证明当地曾是匈奴人政治活动中心区域的假说。哈萨克斯坦史学界对匈奴时代的历史研究较少。为了完善相关领域的考证工作,学者们正在积极的推动各项系统性任务。通过对相关资料文件的研究,学者们打算对其中一些考古发现再度进行实地考察,并计划在2023年的9月于阿克托别州举办国际性的历史研讨会。
【前沿】发现欧洲新人种“富尔诺勒人” 迄今为止关于欧洲冰川期狩猎采集者最大规模的遗传学研究,发现了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人种——“富尔诺勒”。 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欧洲人种经历了上一个冰川期最冷的时候,但在大约1.5万年前欧洲开始变暖后消失了。 这一发现来自迄今为止关于欧洲冰川期狩猎采集者最大规模的遗传学研究。 在过去10万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欧洲都被冰川覆盖。从大约4.5万年前开始,狩猎采集者从非洲经近东抵达欧洲,他们度过了末次盛冰期(约2.5万年至1.9万年前),即上一个冰川期中最寒冷的时期。 考古学家通过他们留下的文物了解最早的欧洲现代人。然而,这些早期文化中留存下来的人类化石很少,因此,人们对这些古人如何迁徙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 为了弄明白这个远古时期的情况,科学家们收集了已知最大的史前欧洲狩猎采集者基因组数据库。他们分析了356名曾经生活在现在的34个欧洲国家、距今3.5万年至5000年前的远古狩猎采集者的基因组。这其中包括116个人的新数据。 研究人员意外地发现,约3.3万年前至2.6万年前生活在欧洲的格拉维特人,是由两个群体组成的,尽管他们使用类似的武器,制作类似的艺术品,但他们的基因完全不同。论文第一作者、德国图宾根大学古遗传学家科西莫·波斯特说,这出乎他们的意料。 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格拉维特人分支——富尔诺勒人——曾居住在今天的法国和西班牙。另一个分支——维斯特尼采人——居住在今天的捷克和意大利。 富尔诺勒人是欧洲已知最早的狩猎采集者——奥瑞纳人的后裔,奥瑞纳文化存在于大约4.3万年至3.3万年前。而维斯特尼采人的祖先是曾经生活在更东边的科斯捷尼基和孙吉尔族群,他们生活的区域位于现在的俄罗斯西部。 这两个人种间存在一些文化差异。波斯特说,例如,富尔诺勒人把死去的人埋在洞穴里,可能还有将人死后的尸骨切割的习俗。而维斯特尼采人会使用随葬品。 新的基因组研究显示,与后来出现的一些人种相比,富尔诺勒人和维斯特尼采人的肤色和眼睛颜色可能更深。 富尔诺勒人的遗传特征在上一次冰川期中存在了至少2万年。他们的后人曾在末次盛冰期到现在的西班牙和法国南部避难,后来又向东北方向迁徙,足迹扩大到欧洲其他地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斯特尼采人灭绝了。此前,科学家们认为,在末次盛冰期,意大利半岛曾是格拉维特人避难的地方,这些人最终形成了旧石器晚期文化。然而,新研究表明,在末次盛冰期之后,再也检测不到维斯特尼采人的基因。 这项研究发表于3月1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
【文化】蒙古国总统乌·呼日勒苏赫发表“兔年”新春致辞 具有主权和自由民主的蒙古国公民和同胞们,祝大家节日快乐! 蒙古的白月节是蒙古民族的伟大节日,自匈奴以来一直受到尊崇,是具有悠久传统的伟大民族节日,是游牧民族文明、习俗、团结的宝贵遗产。 在白月节期间,蒙古人为历史、传统和价值观感到自豪,尊重我们的祖先和后代、尊重风俗习惯、爱国主义传给后代,并向世界宣传蒙古民族的独特文化遗产。 今年是蒙古国对外合作关系不断扩大、蒙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不断增长和地位进一步巩固的历史性特殊的一年。 兔年是和平的象征,对蒙古人来说将是发展进步的一年,事业蒸蒸日上,繁荣兴旺。 在即将到来的兔年,祝愿全体蒙古人民信心满满、身体健康、事业丰盛。 愿祖国繁荣! —————————————————————————————————————————————— 相传在匈奴时代,游牧人的“察安萨日”在夏季。他们把畜群赶到地势较高、气候凉爽的高山草甸地带,或者是背阳的山川和谷地中,度过一年中最欢乐和舒心的季节——牲畜吃饱了新鲜的青草,**产仔,奶水充足,人们也做了大量新鲜奶食品。所以说,“察安萨日”即是洁白富裕之月。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游牧人的“察安萨日”逐渐和中原地区农历春节在同一时间了。节选自《尧熬尔人的“察安萨日”》
【经典】蒙古塔旺陶勒盖黄金家族墓地考古研究 关键词:黄金家族;考古;古DNA;成吉思汗 研究2016年刊发于PLOS ONE,研究团队为韩国中央大学文化遗产科学系、生命科学系,蒙古国立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韩国东亚大学考古学与艺术史系。塔旺陶勒盖墓地是目前唯一推测为黄金家族的墓地。摘要:蒙古帝室(黄金家族)被安葬在神秘的墓地。2004年,我们首次发现5座属于黄金家族的墓地,位于蒙古东部的塔旺陶勒盖(Tavan Tolgoi)。Y-SNP和Y-STR分析显示受检的男性个体属于R1b-M343单倍群。尽管具有蒙古人种的外表,古DNA分析显示这些个体是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的混合。塔旺陶勒盖R1b-M343个体的现代后裔主要分布在西欧亚,在曾经属于蒙古汗国的地区呈现高频。因此,我们认为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携带单倍群R1b-M343,常见于西欧亚。此外,塔旺陶勒盖个体也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部与汪古部或弘吉剌部联姻的后代,说明这些个体是成吉思汗的直系亲属或者近亲。 历史背景: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建立之后,铁木真以蒙古高原为腹地向外发动战争,最终征服大部分的欧亚大陆。蒙古帝国扩张成为人类历史上连续土地面积最大的帝国,覆盖从东欧到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大蒙古帝国(the Pax Mongolica)影响了13至14世纪欧亚大陆上的所有文明,其文化、社会、经济影响力持续至今。为了巩固帝国的基业,成吉思汗采取2种策略。第一,成吉思汗把广大的土地分封给其家族成员,以独立汗国进行统治。成吉思汗的儿子年幼,所以他把汗国的统治权赋予女儿。他把蒙古高原的内部区域分封给4位女儿,其中包括阿剌海必姬(“必姬”是公主的意思)。阿剌海必姬后来统治蒙古东部的汪古汗国。终其一生,必姬们代表他们的父亲管理着各自的汗国。成吉思汗的第二个策略是使用亲家(quda,蒙古传统的联姻体系)制度,把其子女婚配给相邻的王国,比如汪古汗国。他迫使金刀驸马们参加战争,留下必姬们监国。这样,成吉思汗把王国的统治权传给他的女儿,而不是女婿。金刀驸马们很可能长期回不到自己的故乡,并且有很高的概率战死在岳父大人的战争中。通过这样的联姻体系,必姬们统治了各自的汗国,进而巩固蒙古汗国之间的联盟,为父亲的扩张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必姬,成吉思汗是不可能建立蒙古帝国的。虽然有着这样的成就,必姬们的名字和成就从后期蒙古的编年史里消失了。
【考古】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旧石器地点99个 中新网鄂尔多斯12月23日电 (记者 李爱平)记者23日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今年以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与该院联合对鄂尔多斯东乌兰木伦河流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发现旧石器地点99个,取得了重要收获。 23日,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包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本次考古调查共发现旧石器地点99个,采集石制品近万件。部分地点仍有原生地层,石制品的分布、构成保存较好,为解决这批材料的年代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进一步探讨古人类行为提供了较好的实物资料。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刘扬认为,本次考古调查发现最大的亮点是:所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分布具有一定的群聚成团现象;采集石制品总体上能够反映石制品打制过程大致面貌,石核、石片、工具等是一个基本完整的石制品组合;尽管各个地点石制品在数量和类型上都有差异,但总体上工具类型是以锯齿刃器、刮削器和凹缺器为代表的石器工业组合。 刘扬说,在此次考古调查中,考古专家发掘到的工具类型中有两类加工十分精致,且加工技术均采用了软锤法,“第一类是两面精修且去薄的两面器,第二类是单面精致修理的刮削器,这两类标本在中国鲜见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考古调查中,考古专家发现的有典型的细石叶石核和细石叶,显示调查标本可能是多个时期不同文化石制品的混合体,至少存在旧石器中和晚期两个时段。 内蒙古文物学会副会长王大方23日受访时表示,鄂尔多斯高原在中国乃至世界旧石器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此次在东乌兰木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取得的重要考古收获,极大地充实了该地区旧石器考古材料和旧石器文化内涵,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完)
【考古】哈萨克斯坦召开“匈奴开发咸海-里海”国际学术会议 哈通社/阿克托别/11月25日 – 主题为《欧亚历史和文化框架下的咸海-里海地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阿克托别举行。 来自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法国、美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中国、蒙古国等10个国家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化领域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为研讨会开幕式致辞时,阿克托别州州长耶拉勒·托赫詹诺夫表示,此次会议将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居住在咸海-里海地区的人民的历史和文化提供新的动力。 州长同时指出,根据考古学证据显示,仅在阿克托别州境内,就有1000多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许多属于匈奴时代的冶金遗迹,显示了当地人民在青铜器时期就已经掌握了先进而复杂的冶金生产技术。 耶拉勒·托赫詹诺夫表示强调指出,一个不知道其历史的国家的未来是暗淡的。他认为,有必要通过认真研究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理清历史的文化脉络弘扬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价值观。 在此次会议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咸海-里海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涵义、民族文化和政治问题的分析、对该地区文物古迹的研究等主题发表了演讲并进行了讨论。 与会学者们指出,阿克托别州拥有欧亚大陆最古老和最庞大的两个采矿和冶金中心中的一个,在青铜时代当地曾拥有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据初步估计,青铜时代这里出产铜1.35万吨。目前,一个地质考古团队正在当地开展研究工作。 会议期间,为了更好地研究阿克托别地区这片历史上最早拥有人类定居点的区域,与会者建议在2023年组织关于欧亚大陆匈奴历史问题的国际科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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