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氏老方🐶 BLIBLI老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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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哲】大司命 人常谈命,所谓命便是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一切,一个人凡有得失离合,皆是这个人的命。有人大富大贵,人便说“这是命”,有人罹遭横祸,人便说“这是命”,有人众叛亲离,人便说“这是命”,有人众叛亲离,人便说“这是命”。若是一个人不满自己所遭遇的一切而又无力改变,就会有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拿出“命”的说法,说这是因为“命”他才这样的。 我们日常所见所说的“命”的体系并不同于简单的“宿命论”,即在一开始人的命运便由一个大他者规划好了,人所作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走,而无论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宿命”。我们通常所谈论的“命”更接近于唯心决定论,是有一个“上天”那样的大他者决定人的命运,祂会在所谓“冥冥之中”考察一切人的作为,给好人一个我们所说的“好”的命运,给恶人一个我们所说的“恶”的命运,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作为,便会被赋予什么样的命运,这就是所谓“报”。我们常说一个人有好报是因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善”,于是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上天看到了,就给他了好报;一个人有恶报是因为他是个恶人,因为他“额”,于是他做了很多坏事,上天看到了,就给了他恶报;这就是在告诉人们,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所身处的地位,是他们的作为决定的,而他们有什么作为,又是他们的本性决定的。所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便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上天”知人,人不知“上天”,“上天”对人如何安排的,人一无所知,故而说“命运难料”。 而这一切却又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便是我们所认定的好与坏全都是“上天”认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判断好与坏的一系列标准——我们称之为“天道”——完全由“上天”制定,才能保证标准的统一,因为如果真的存在“上天”这种大他者那就只能同时存在一个“上天”,自然只能同时存在一个“天道”,而且“天道”显然是没有什么理由去变化的——正如当年达尔文质疑神创论那样,我们也可以仔细琢磨琢磨为什么“上天”还要让“天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因民族地域的差异而不同;倘若“天道”会因时而变,人就难以及时知悉天道,进而就无法遵循天道;倘若“天道”会因地而变,则各地规矩不一,世界就要混乱。然而事实是时代不同,人们的道德观念可以说是“混乱无序”的,那便是所谓“天道无常”。倘若“天道”在不为常人所知的情形下有变化难料,哪怕那些知悉“天道”圣人们再奋力使天下恢复秩序,也只能被做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天道”自然也就被常人弃之不用了。 故而我们可以说:所谓“天”并不存在,所谓“天道”也不存在。所谓的“天道”其实还是人创造的。我们所谓“善”的人,是通过自己的作为利他的人,我们所谓“恶”的人,是通过自己的作为损人利己的人。然而“行善”的人未必因为“心善”而“行善”,其“行善”也未必损己;而所谓行善者之所以被称之行善,是因为其作为利人,让他人得了利益,故而人们称赞他,支持他而不考虑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得利或者受损(哪怕他行此善正是为了让自己得利)。凡是有行善没能够被惠及的人或是那些被这种“善行”损害了的人,便不会称赞他,甚至反对他;因为只有少数“善举”是增加了利益的总量,让所有人都能多分,多数只是利益的转移,本质上是让一部分人受损而去让另一部分人获利。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对于这些“善举”的受益者来说,那些做出善举的人就是善人,而对于这些“善举”的受害者来说,那些做出善举的人就是恶人。即对于个人来说,判断“善恶”的标准其实就是是否对自己有利,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判断善恶的标准就是是否对这个社会当中的统治者——那些生产的支配者,社会财富的掌握者们有利;所谓社会道德之类也都是建立在这样简单的基础之上的。 既然如此,其实也就无所谓“仁义道德”,无所谓“正确错误”,也就无所谓基于这些判断的“天命”了。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够使多数人受益,那么多数人就会支持他,并使他受到追捧,得到“好命”;一个人如果能让多数恃大者受益,那多数恃大者就会支持他,并使他受到拥护,得到“好命”;如果一个人能够使恃最大者受益,那恃最大者就会支持他,并使他得到庇护,得到“好命”;若是他损害了恃小者,则恃大者会保护他,若他损害了少数人,则多数人会保护他。反之,如果他损害了多数人,那么多数人就会反对他,并使他得到排挤,得到“苦命”;如果他损害了多数恃大者,那么多数恃大者就会反对他,并使他得到打压,得到“苦命”;如果他损害了恃最大者,那么恃最大者就会反对他,并使他得到驱逐,得到“苦命”。可见世上没有所谓“天命”的,决定人命运的是人的作为,且不只是一个人的作为,而是所有人的作为。而决定人作为的则是是否得利。
【中哲】尊者非尊 传统的观念里一个有品德的人一定会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热爱国家。一个人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热爱国家,这样的一个人才算是一个正派老实的人,一个正派老实的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才是有益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服从父母,师长,国家的管理。 父母,师长,国家不会做不利于我们的事情,这是我们传统认知的观点,也是在传统观点的语境之下评判一个如此做的人有品德的前提:我们的父母不会亏待我们,故而我们要顺从我们父母的意志,我们的师长不会误导我们,故而我们要听从师长的指导,我们的国家不会出卖我们,故而我们要服从国家的安排。如此我们各自干好各自的事情,才能彼此相安无事,人人生活美满。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父母对你好的行为是他们认为对你好的行为,并非真正对你好,师长对我们有益的指导是他们认为有益的指导,并非真的对你有益,国家对你有利的安排是国家认为有利的安排,并非真的对你有利。当他们的教诲、指导、安排确实有利于你时,你听从他们;若他们的教诲、指导、安排事实上有损于你时,你还听从他们,那么你就会受到损害。那么我们就要在他们的要求确实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听从他们,而在他们的要求不利于我们的时候自作主张。但不论如何,他们又是不允许我们自作主张的(主要对于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并非时时为我们着想,而在更多时候为自己着想。父母只有让子女服从于自己,才能让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为自己谋取利益;师长只有让晚生服从于自己,才能让晚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为自己谋取自己的利益;统治者只有让公民服从于国家,才能让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为自己谋取利益。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所谓的“为你好”多半是假话,哪怕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那么,子女就并不应该顺从父母,晚生就不应该顺从师长,公民就不应该顺从国家,因为这些“上”的指挥并不总是有利于他们的,有时还有害于他们。然而实情是,这些“下”的大多数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顺从于这些“上”的。这是为什么?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得到利益以保恃与得恃,于是任何人都会去利用自己已有的恃为自己争取利益。自然,如果一件事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利益,只是纯粹的负担,或者入不敷出,那么就不会有人愿意做这件事。通常,我们又认为,父母抚养子女,师长指导晚生,国家服务公民就是这样的事情;这显然与上述的观点相悖。于是就有如下的解释:父母承担了生养子女的义务,于是就有了管控子女的权力;师长承担了教导晚生的义务,于是就有了指挥晚生的权力;国家承担了庇护公民的义务,于是就有了命令公民的权力;于是我们说这种权力是他们承担了相应的义务才带来的,这些“上”出于保护“下”,维护“下”而做出了某些付出,故而有管控、命令“下”的权力。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子女要依靠父母生活,所以子女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而不得不服从父母;师长权势、实力大于自己并能够干涉自己,晚生为了保全自己所属的位置而不得不服从师长;统治者掌握了社会上的大量财富,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容被统治者有任何反抗甚至异议,于是被统治者也就是公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服从那些(由统治者本身背书的)国家与政府。于是我们可以看出,子女,晚生,公民对父母,师长,国家存在着一定的依附关系,故而这种权力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有恃,而非所谓“承担了义务”才产生的。 我们说子女要孝顺父母,晚生要尊重师长,公民要热爱国家,这是说他们有这种义务,然而他们真的有这种义务吗?不过是因为这样的依附关系而不得不做罢了。我们说父母生育了子女才有了孝顺的义务,是因为师长给予了关照所以才有了尊敬的义务,国家服务于公民并为公民“谋利”所以才有了“热爱”的义务。然而父母并非为了子女而生育子女,而是生育子女对自己有利才去这么做的;师长本身并无义务去特别的指导和关照晚生,是因为关照晚生对自己有利才去这么做的;国家本身并没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庇护,一个人本身也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因为庇护公民,将一个人并入一个国籍对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有利才这么做的。故而他们不是出于“善良”,不是出于“义务”、“天职”,而是出于利益才这么做的;不是因为“奋斗”,不是因为“能力”、“志向”,而是因为有恃才能够这么做的。于是说:父母养育孩子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求恃;师长关照晚生不是因为慈,而是因为求恃;国家庇护公民不是因为义,而是因为求恃。如果这样做了能够得恃,则父母爱护,师长呵护,国家庇护;若是不能得恃,若是不仅不能得恃,还会因此失恃,则父母压抑,师长打击,国家迫害。没人关心与自己利害无关的事物,但一定会关照或铲除对自己有利或者有害的事物。所以父母、师长、国家才会要求服从而反对叛逆,要求追求形式而反对深究实质,要求愚昧的忠诚而反对理性的判断,只有这样,这些“上”才能更好地控制住“下”,才能利用他们来求恃。至于“下”如何,他们不必过多在意,至多给那些有功劳或苦劳的“下”一些小恩小惠即可。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并不因为他们养育了子女而伟大,师长并不因为他们关照了晚生而尊敬,国家并不因为庇护了公民而崇高,只不过是因为有恃,让“下”不得不这么做罢了。而如果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的“上”对抗,那么他们就会被“上”以“不守规矩”这样的理由迫害。“上”为了管控“下”以让他们为自己求恃,于是从自己的先验王国中请来了邢和礼强迫“下”遵从,把它们尊为亘古不变的“真理”来钳制住“下”的思想与行动;而为了维护这套体系在“下”的一次次冲击下岌岌可危的合法性,他们又从先验王国中搬了救兵,在古代,这个东西叫神明,叫“天”;在现在,这东西叫“真理”,叫“规矩”,叫“大家都”,叫“就应该”。“下”当中胆量小的在他们的威压下屈服了,胆量大的被他们用自己的力量碾压了;有的“下”由于实力有所上升而成了一部份“下”的“上”,先前就有的“上”便容许他实力的上升甚至有意识地培养他,而不将他作为一种威胁去打击,并把这个当作一种恩典,于是借助这个恩典的权力,“下”们便不顾及“上”平日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了,只要还能从“上”那里获得恩典,无论谁都尽力想办法获得恩典而成为新的“上”而不惜和其他人相斗了。 于是所谓尊者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不过是他们有恃罢了。
【中哲】恃者有恐 有恃者有恐。 人常云有恃者无恐,大概是说人有了依靠便能成事,后来就成了一个人有背景,有靠山,便可以为所欲为。对于一个“有恃者”来说,他的“恃”使他能够达到他的目的;而没有“恃”就无法达到目的。我们平日也是一样,我们为了达成某些目的也需要“恃”,有的是钱物,有的是知识技能,有的是我们能够寻求帮助的人。有时我们有钱才能取得所需要的物品,有时我们有相应的知识技能才能完成需要完成的工作,有时我们需要他人的帮助才能找到途径。然而我们的目的(直接的目的)并非是一时的,比如保持一种状态,这与要我们保持自己具备相应的条件。比如我们要让自己存活就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健康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恃;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就要有足够的钱物来供给自己饮食,穿住与医疗,这些钱物就是我们的恃;我们要取得所需要的钱物就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我们的劳动能力就是我们的恃。正如大鹏也需要乘风才能直上九霄,任何人要立身处世,都必须要有外在的的“恃”作支持。 活着的人畏惧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富有的人畏惧自己的财富受到损害,权高的人畏惧自己的地位受到损害,这是因为这些损害会使他们失去“恃”。活着的人身体受到损害,可能会身死神散,富有的人财富受到损害,可能会债台高筑,权高的人地位受到损害,可能会众叛亲离。对人来说,失恃本身就是一种损害,故而活着的人畏死,富有的人吝啬,权高的人强势,如此才能够不失恃,才能保持自身“有恃”。一个人有着健康的身体才得以生活,有一定的财富才能保持安定,有知识和经验才能立身处世。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没有“恃”,就不能,于是人们都畏惧“失恃”。 我们周遭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所需要的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要我们有大恃的会变成只需要小恃,有时本来只要我们有小恃的会变成需要我们有大恃,有时原本用不上某个是的会变成必须有这个恃,有时最根本最重要的恃会变得无用;没人知道世界会怎样变化,更没人知道恃会怎么变化,故而人们往往不停求恃,来保证自己在世上有所凭借——保住自己现有的恃,并力求取得更大更多的恃。正如才华者徒多,财富者员多,权高者友多,而这些恃又能换来才,钱,权等恃,故而人们都希望自己得恃,有恃,多恃。然而恃来自外部世界,而不是人生造的;人靠探索,发掘外部世界来取得恃,这有需要人有恃;人所拥有的恃却是有限的,所以有人得恃就必然有人失恃。一人从人类社会中得恃,那么就会有人少得恃或者失恃,一人从自然界中得恃,这些人或是被夺走恃,或是被人类社会又赋予更多的恃。如此就会有恃的差异,有恃大的人,就会有恃小的人,有得恃多的人,就会有得恃少的人;身强力壮者比孱弱的人恃大,故他们能从劳动和战斗等活动中取得更多的恃;有知识的人比无知的人恃大,故他们在不停变动的环境中取得更多的恃,富有者比贫苦者恃大,故他们能从劳动成果的分配中取得更多的恃。所以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到更多,更大的恃,畏惧自己失恃,厌恶别人得到恃而比自己强大。 故云:有恃者有恐。
[实验性写法]恃者有恐 有恃者有恐。 人常云有恃者无恐,大概是说人有了依靠便能成事,后来就成了一个人有背景,有靠山,便可以为所欲为。对于一个“有恃者”来说,他的“恃”使他能够达到他的目的;而没有“恃”就无法达到目的。我们平日也是一样,我们为了达成某些目的也需要“恃”,有的是钱物,有的是知识技能,有的是我们能够寻求帮助的人。有时我们有钱才能取得所需要的物品,有时我们有相应的知识技能才能完成需要完成的工作,有时我们需要他人的帮助才能找到途径。然而我们的目的(直接的目的)并非是一时的,比如保持一种状态,这与要我们保持自己具备相应的条件。比如我们要让自己存活就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健康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恃;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就要有足够的钱物来供给自己饮食,穿住与医疗,这些钱物就是我们的恃;我们要取得所需要的钱物就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我们的劳动能力就是我们的恃。正如大鹏也需要乘风才能直上九霄,任何人要立身处世,都必须要有外在的的“恃”作支持。 活着的人畏惧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富有的人畏惧自己的财富受到损害,权高的人畏惧自己的地位受到损害,这是因为这些损害会使他们失去“恃”。活着的人身体受到损害,可能会身死神散,富有的人财富受到损害,可能会债台高筑,权高的人地位受到损害,可能会众叛亲离。对人来说,失恃本身就是一种损害,故而活着的人畏死,富有的人吝啬权高的人强势,如此才能够不失恃,才能保持自身“有恃”。一个人有着健康的身体才得以生活,有一定的财富才能保持安定,有知识和经验才能立身处世。如果没有,如果失去了“恃”,就不能,于是人们都畏惧“失恃”。 我们周遭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所需要的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要我们有大恃的会变成只需要小恃,有时本来只要我们有小恃的会变成需要我们有大恃,有时原本用不上某个是的会变成必须有这个恃,有时最根本最重要的恃会变得无用;没人知道世界会怎样变化,更没人知道恃会怎么变化,故而人们往往不停求恃,来保证自己在世上有所凭借——保住自己现有的恃,并力求取得更大更多的恃,正如才华者徒多。财富者员多,权高者友多,而这些恃又能换来才,钱,权等恃,故而人们都希望自己得恃,有恃,多恃。然而恃来自外部世界,而不是人生造的;人靠探索,发掘外部世界来取得恃,这有需要人有恃;人所拥有的恃却是有限的,所以有人得恃就必然有人失恃。一人从人类社会中得恃,那么就会有人少得恃或者失恃,一人从自然界中得恃,这些或是被夺走恃,或是被人类社会又赋予更多的恃。如此就会有恃的差异,有恃大的人,就会有恃小的人,有得恃多的人,就会有得恃少的人;身强力壮者比孱弱的人恃大,故他们能从劳动和战斗等活动中取得更多的恃;有知识的人比无知的人恃大,故他们在不停变动的环境中取得更多的恃,富有者比贫苦者有更大的恃,故他们能从劳动成果的分配中取得更多的恃。所以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到更多,更大的恃,畏惧自己失恃,厌恶别人得到恃而比自己强大。 故云:有恃者有恐。 (一时间不知道发哪里就发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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