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兵队总司令 哨兵队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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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这就是浣熊市的灵感来源吧 在伊拉克曾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食物中毒。 当时伊拉克从美国和墨西哥进口了大量小麦和大麦种子,这些种子都是用甲基汞杀真菌处理。 只是种子送到农民手里时已经错过了播种时间。 1971年在伊拉克分发的有毒小麦种子,图中可见包装袋上的标签为西班牙文,下方“NO USARLA PARA ALIMENTO”一句警示语意为“不可用于食品”。 尽管包装袋上用西班牙文(或英文)写有“不可食用”的标红字体,但是能看得懂的农民真是屈指可数。 再加上没有人和他们提到过毒性问题,这些种子都被做成了面饼销往全国各地。 人们吃下种子做的面饼,大规模汞中毒事件随之爆发,受害者出现感觉异常、失调和失明的症状,6530人入院治疗,459人救治无效身亡。 这种病与发生在日本的水俣(yǔ)病表现出的症状一模一样。 水俣病是世界八大公害病之一,因为发生在日本的熊本县水俣市而得名。 它的成因是有机水银中毒,主要造成脑部伤害,患者会手足**、运动障碍、失智、听力及言语障碍,因为结果不可逆,至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直至2012年7月,水俣病官方受理人数达48327人,死亡人数则不低于2000人。 从水俣病爆发到最终发表安全宣言,整整过去41年,不得不感慨当地政府工作“效率之低”。 时间回到1956年,当时水俣市还只是以数量庞大的水产闻名。 4月21日,水俣工厂附属医院的细川院长紧急向水俣市保健所报告了一起原因不明的疾病: 一名居住在水俣市月浦地区的少女,手足**、不能张嘴、不能进食,病情严重。 这一次报告被称为“水俣病的正式确认”,水俣市也从此多了个水俣病的标签。 其实早在6年前,这座城市就发生了不少诡怪的事情。 当地的猫纷纷跳起大致相同的舞蹈,状若疯狂,被当地人称为“猫舞蹈病”。 随后患病的猫越来越多,一些猫开始跳海自杀,一年时间里超5万只猫自杀丧命。 其他动物也或多或少出现了疯狂的症状,这个城市仿佛笼罩在“诅咒”里。 现在病情蔓延到人身上,“水俣病的正式确认”宛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越来越多人因怪病投医。 一些严重的人长时间卧床不起,失去意识期间便已然去世。 这种情况引起政府机构重视,由保健会、医师会、市立医院、水俣工厂附属医院、市卫生科组成了“水俣市怪病对策委员会”介入调查。 熊本县也委托熊本大学进行研究,组成科学研究组一同进行调查研究。 一开始时,他们曾怀疑是传染病,后来发觉中毒情况严重者多为渔民,于是他们注意到了这些水俣港湾出产的水产。 他们解剖了水俣病死者和大量海鲜进行检测,同时也检测了水俣湾的水。 从中他们发现了锰、硒、铅、汞等重金属,其中有机汞的毒性最强。 但研究只停留在致病原因上,竟然没有再深入调查发生源便停止了研究工作。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发生源就是日本窒素(Chisso)肥料株式会社(现名为智索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智索公司”)。 智索公司是一家氮生产企业,具有当时世界化工业的尖端技术,在日本也是举足轻重的大企业。 1936年,水俣市的智索肥料工厂开始生产氯乙烯、醋酸乙烯,为了压缩成本,工厂使用较为廉价的含汞催化剂。 这些含大量汞的工业废水被排放到了水俣湾,工业废水中的氯化汞、硫酸汞毒性一般,但经由海底泥里的细菌转化,就变成了剧毒的甲基汞。 微生物吸收了甲基汞,小鱼吃了微生物,大鱼吃小鱼,而人类和其他动物吃了大鱼,甲基汞从而在他们体内形成生物累积。 人体的汞安全浓度是1微克/10毫升,而只要达到5~10微克/10毫升就会有严重中毒。 要知道,此时的大鱼体内的汞含量已经达到水含量的几万倍之高! 生物累积:是指生物食用或体表吸收生活环境中的某些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没办法被代谢,便累积于生物体内,经由食物链中各阶层消费者的食性关系而累积,越高级消费者的体内其累积浓度越高的现象。 甲基汞被肠胃吸收,和胃酸反应生成氯化甲基汞。 人脑有着一道血脑屏障,能够防止吸收对大脑有害的物质。 但氯化甲基汞可以与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的巯基结合,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无法有效地拦截。 同时脑细胞含有大量类脂质,氯化甲基汞脂溶性强,对脑细胞有着很强的亲和力。 所以可在脑细胞中不停累积,直至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 同样的道理,氯化甲基汞也可以侵入孕妇肚子里的胎儿脑内,后果不言而喻。 智索公司的所作所为,渔民们当然不会放过他们。 但是缺乏政府和专家们的指证,智索公司的态度也就变得很暧昧。 一方面,他们接受政府要求,开始架设净化装置;另一方面,他们又拒绝承认水俣病与他们的工业生产有关。 无耻的是,这净化装置也不具备去除汞的功能。智索公司越来越强势,不仅阻扰相关的调查,还雇佣打手暴力吓阻。 政府也对这些事没有足够重视,甚至在是否封锁水俣湾、限制渔业的问题上都拿不定主意。 根据当时日本战后经济复苏的大形势合理推测:政府之所以不严惩智索公司是因为怕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通过柔和的手段一边安抚受害者、一边控制工业排放竟成为了最佳方案。 受害者们当然无法接受这种结果,水俣病患者家庭互助会应运而生。 在大量自发的抗争活动后,政府才开始主动介入调停。 渔业赔偿方面,智索公司在熊本县知事、水俣市市长的调停下签订了赔偿合同。 而至于水俣病患者的赔偿,智索公司自然也与互助会签署了合同。 只是合同上的一条内容:“将来即使确定水俣病是由智索公司的工厂排水引起,也不要求任何新的赔偿金”,反映出了政府大事化小的意图。 水俣市的相关纷争最终沉寂,水俣病问题也暧昧地从社会上消失。 直到1965年5月,在新潟县的阿贺野川下流,爆发了另一起水俣病事件。 新的事件再一次让重金属中毒问题受重视,虽然这一次的始作俑者“昭和电工”同样不太配合,但新潟县的居民们态度十分强硬。 包括污水处理、赔偿事宜、净化排放等工作都进行的相对顺利。 在新潟县受害者的帮助下,水俣市的受害者们再一次开始争取权益,要求政府出面解决现存问题。 最终在民众的努力下,受害者争取到了应得的赔偿,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救助政策。 最重要的是,水源水质问题得到重视,水俣市有望恢复渔产。但恢复渔产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直到首例水俣病正式确认后的第12年,甲基汞化合物等的排放量已经高达80~150吨。 据估算每年受损金额高达126亿3100万日元,而智索公司主动缴纳的防公害投资额才每年1亿2300万日元。 在距离1956年的41年后,熊本县知事终于发布了水俣湾的安全宣言,撤去了隔离网。 一场本可以快速制止的公害病事件,竟跨越41年完成治理,而完成对受害者的安抚则“仍需努力”。 那些曾经经历苦难的城市如今已是青山绿水,看不到水俣病、痛痛病的影子。 日本经历了这些环境污染的危机之后,也养成了闻名于世的“环保意识”。 只是那些被填埋的淤泥、附近工厂的排水道,始终提醒人们公害病仍未结束。 人类走错一步仍会再次引来公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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