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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惭愧,没有及早认识魏书生同志.我要是年轻一半,我一定要拜他为 谈谈魏书生同志吕叔湘我对魏书生同志有个认识过程.最初,一九八三年在北京召开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三次年会时,我看了他写的教改实验总结报告《发展差生智力问题初探》,感到他教语文很有办法,是个好语文教师,今人佩服.一九八四年又看了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年轻的教育改革家——魏书生》这本书,认识到他不仅是个语文教育家,还可以把"语文"二字去掉,说他是个教育家.他不光教书,还教人.他能使不爱学习的学生爱学习,使自甘暴弃的学生对前途充满信心,这就不只是一个语文教学问题了.魏书生同志还不是一个一般的教育家,他立志献身教育事业,有一种忘我精神,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也不是一般教育家都能做到的.他想着的是全体学生,要把所有的学生教育好才甘心,有一个学生没有教好心里也不安.他把学生看得比自己重要,自己可以忍受生活上的种种不便,种种困难,目的是把这些学生一个一个地教育成材.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宗教家的精神,就是牺牲自己,拯救别人.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很惭愧,没有及早认识魏书生同志.我要是年轻一半,我一定要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原载《魏书生语文教育改革杂志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秋
留学美国 反思北大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讲和写;第二件事,是如何读文献;第三件事,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回过头来看,北大究竟欠缺了什么?     我向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学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很有一些感触。据我的观察,北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调侃批评为主;而清华、科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赞美为主。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众多的校友已经唱了不少赞美北大的颂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会堂大大地张扬风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恶人,品评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维继母校长久以来的自由和批判的传统。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我想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   在北大学的课,不可谓不深不难。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读中渡过的。我念书的那几年,读书仍旧是校园里的头等大事,入校时本系的毕业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绩挑选。北大理科本科的课程,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如高等量子力学,可能连美国名牌大学中某些专业的物理教授都没学过。所以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生和考试,并不费力气。可能是基于同样原因,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课程并不费劲,因此而自傲并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几年里,我对科学的经验只是考试和做题,不要说没有学到如何做科研,听过多少科学报告,就是如何查文献也基本没有学过。有外宾的科学报告总有把门的,大四以前根本没有资格进资料室。顺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献大多是盗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导师不签字,研究生连复印机使用不成;从图书馆借英文科技书一般都是精装旧板,署着“燕京大学”的名,被同学们戏称为“珍本善本科技书”。现在北大似乎建了许多华贵的新楼,我但愿新瓶装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基本的讲和写。   语言的听和写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大陆留学生说话,总有《人民日报》的底子,哪怕说点儿简单普通的事,也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弄点什么理论来打底充气。所以在美国,搞文科的学“后现代”那几套最轻车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师,爱在芸芸学子面前,将科学讲得高深莫测,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参考书也是攀比的题目之一。实验课也是涵盖得越多越好,哪怕学生们其实是在机械地照单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动活泼的美国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学实验,中国的普通物理一上来便是抽象的教条,既象《易经》又象《圣经》。我在美国,才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懂。不信你便去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报告,再去听听研究生的资格口试,一定前者易后者难。可能,讲和写的方式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我们的老祖宗们便喜欢引经据点地把简单的想法复杂化和神秘化。同样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中国的“阴阳五行说”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说”要艰深博大得多。   不仅说话不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讲,北大的专业课程总是很难的,老师课堂上往往一句废话也没有,同学们下课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业,学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试成绩来定。不仅学生如此,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参加科学报告时,我经常看到老师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科学名人,几次看见因为一个不深入的提问,台下问的人灰溜溜地无地自容,台上讲的人趾高气扬地不屑一顾。偶尔听到老师谈老师,也是某某于某年某日向某个名人问了某个愚蠢的问题,或者是某某曾受到过某位名人的赞赏。一切有点象武侠小说里高手对掌,一口气喘不对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了,在专业上沉默是金;偶尔一开口,也一定要点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几年里,能听到的科学报告很少,倒是关于气功的讲座很多。总之,北大在做学问上,“认真”和“宽容”调和得并不好;学生和老师,在科学的领域里,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留学归来 主持人: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人与社会》节目,我是胜春。当前,自费出国留学可以说是社会的一大热点,有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仅2003年一年,出国留学人员就达到了11万人之多,这其中的93%为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一个更新的现象是,留学人员构成的年龄段越来越低。比如2003年,十万名左右的出国留学人员当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了一半。告别了父母,远离了故乡,在陌生的国度这些心智尚在发育当中的未成年人,是否能够把握好自己的生活学业,是否能够找到日后事业的基点,成长的目标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2005年12月4号,武汉仪表电子学校2005级双证班,正在进行国家数控技能等级考试。24岁的胡健也在其中,和平均年龄十七、八岁的同学比起来,胡健把这次考试看得更重。   胡健:我还是有一点点急,想快点学完。   自己曾走过好长一段人生的弯路,面对比自己小很多的同学们,他急切地想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   胡健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到大他都是一帆风顺,只是学业一直平平。2000年,胡健高考失利。他的父母格外忧虑,但是胡健却并不以为然,因为在和同学们的交往中,他萌发了一个想法。   胡健:我自己跟父母提出来的,是我当时等于说整个人当时一心想要出去,我心里已经搁不下任何事了。   胡健的想法一经提出,就让父母有些惊喜。他们认为,儿子的想法可能更长远。于是,为了筹集胡健的留学费用,父母没有跟他商量,就变卖了上一代留下的两套近百平米的房产。   胡健:具体价钱我不敢向我爸妈打听,只是大概的数字是十几万。总共才卖了十几万。   2001年12月,胡健踏上了德国的土地。迷人的欧洲风光,异样的风土人情,一切都预示着新的生活开始了。然而几天以后,胡健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面对学业,德国的公立大学是免费教育。但是不懂德语的学生,必须先到语言学校学习语言。   胡健:全是德语讲课,听不懂。   胡健的中国同学们,大多数家境优越。学习之余,他们经常到各地游览。胡健也加入到其中。   胡健:柏林去过,多尔多夫去过,慕尼黑也去过,然后欧洲那边还去过荷兰。一些历史建筑比如说科隆大教堂,然后再就是去了莱茵河,挺过瘾的。那边夏天有什么天然的什么浴场,很新鲜嘛!后来时间长了,没意思了,打麻将嘛。   在这样的日子里,胡健俨然已经把德语的学习,抛到脑后了。有时候坐在里面听天书,也不叫睡觉,也不想睡,就坐着。不仅如此,在国外一年多的时间,胡健把父母也淡忘在一边。   胡健:自己打过电话不超过几次,不超过三次。就只是没钱了,钱没了,就打个电话。反正有候过年打的话,也就是报喜不报忧。一切安好,放心。   这段日子,胡健可以说是在无忧无虑当中度过的,然而转眼一年多过去了,眼看着别的同学,学满了600个学时,准备参加考试了。而自己却连200个学时,都没有学满。他开始焦虑了,硬着头皮学吧。可心却总也无法安在学业上,越着急越不行。况且父母那边,恐怕再瞒也瞒不下去了。怎么办?百般无奈之后,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起来,回国。然而这事又怎么向父母张口呢?   在百般的犹豫和矛盾中,胡健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在那边不行了,就老实说不行了。我想回来,不想在外面呆了。电话这边父母听到他一无所获,要回国的消息,更多的是意外和愤懑。   胡健:我就问他同意不同意,他挺生气的,说实话。   父母的态度让胡健更加忐忑,此时他才意识到,父母为他在国外一年半的学习,经济上已经付出了太多。   胡健:当时准备了是将近三四十万。   此时胡健身上的钱,已经所剩不多。他不敢再跟父向要钱了。2003年6月的一天,对学业已彻底灰心的胡健,购买了回国的机票,临上飞机那一刻,他打消了告知父母的念头。回到曾经熟悉的城市,胡健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踏在家乡的土地上,他茫然不知去处。
【15岁少女的流浪堕落史】   在收容所看到宝儿的时候,阿阳着实吃了一惊,这个个子不高,脸上稚气未脱的小女孩不在学校里上学,竟然出现在这里。工作人员说,她的身世很可怜。话音未落,宝儿的眼泪已经涌了出来。 ·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我是两年前自己流浪到沈阳的,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只有15岁。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父母就天天吵架,而且吵得一年比一年凶。爸爸常常不在家,每次回家都是醉醺醺的,还经常把妈妈打得浑身是伤。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后来他们就离婚了。那时我只有13岁,我妈妈首先提出来不要我,爸爸无奈之下只好把我留在身边,我就和奶奶、爸爸一起生活。不到两年,爸爸又找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还带来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  我恨死那对母女了,尤其是那个女孩,她总跟我吵架,还强占我的东西。有一次,她甚至不让我上桌吃饭,还把我妈妈给我买的饭碗据为己有。我上去抢的时候,她故意把碗摔在地上。碗摔碎了,我哇哇大哭起来,嘴里喊着“妈妈”,爸爸听到了不但不来安慰我,还骂我捣乱,然后不分青红皂白狠狠打了我一顿。委屈的我跑到奶奶屋里跟奶奶哭诉,奶奶抹着眼泪说:“宝儿啊,有了后妈,委屈也得忍着啊……”  就这样,我和奶奶在那里生活了两个冬天,房子越来越旧,还经常漏风,我们一边要受冻,还得看那个女人的脸色生活。那女人总跟爸爸说我和奶奶是他们的负担,不想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了,终于有一天,他们搬出去了。  爸爸和女人走的时候,房子还有一个月就得还给房东了。奶奶和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我也不得不退学了。我们又等了两个月,房东再来要钱的时候,我和奶奶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奶奶不得已给叔叔打了电话,叔叔说来接我们,可婶婶却在电话那头叫:“把老太太接来可以,那孩子我绝对不要!”奶奶放下电话,看着我默默地流泪。  我对奶奶说:“奶奶,我都听见了,不要我就不要吧,你跟我在一起只能挨饿。”  “我要是不要你,你这么小能去哪儿啊?”奶奶流着眼泪问我。  我不知道我能去哪儿,我只是不想拖累奶奶。我知道奶奶肯定不忍心扔下我一个人走,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偷偷拿了奶奶的几十块钱跑了出来,坐进了出租车…… ·在沈阳的流浪生活  下车的时候,我已经身在沈阳了,交了50块钱车费以后,我兜里只剩下10块钱了。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看见一个小吃部门口写着“招服务员”的字样,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诱惑。  我走进了小吃部,在那里,一个中年女人对我进行了简单的“面试”。  “多大了?”  “15。”  “你会干啥?”  “我也不会干啥。”  “你念过几年书?”  “我没念几年。”  “那你认识字吗?”女人说着,递给我一张菜谱,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净是些我没见过的。  “不认识。”  女人打量着我:“我不能用你,你走吧。”  我只好继续往前走,边走边找工作,可哪里也不肯用我,到了下午,一整天没吃过东西的我蹲在路边哭了起来。这时一位好心的大娘走了过来,简单问了我的情况后对我说:“我看你挺可怜,我就告诉你一条路吧,有一个劳务市场离这里不太远,你打车去,10块钱就够了。”  我舍不得手里仅有的10块钱,就边打听边往那边走,到劳务市场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在那里,有几个人说要用我,但我看他们的样子很吓人,没敢跟他们走。到了晚上,我没有地方去,就躺在那里的一张长凳上准备将就过一宿。冬天的夜里很冷,周围漆黑一片,我也很害怕,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蒙蒙睡去。正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感到有人在叫我,我睁开眼,看见了一个女人。  “小孩儿,你打算上哪儿去找活啊?”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打算。”  “那你跟我回家吧!”
中学生过早公众化不值得庆贺 首届“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评选结果在人民大会堂揭晓。贾晓淳、章琦等10人被评为“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10月27日《新京报》) 在这中间,有中学生潘娜威和把生命献给绿化荒山事业的贾晓淳、被称为可可西里藏羚羊守护神的才嘎相比,发起收集废电池运动的潘娜威的事迹显得有些简单。但不少评论者认为,她的入选是一种象征:中学生开始进军公众人物行列,并认为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趋势。 如果在精神层面上,鼓励中学生关注公共事务,无可厚非,但在实际操作中,鼓动中学生在学业任务比较重的情况下亲历亲为,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捡废旧电池,我觉得有些得不偿失。 更何况,对于电池回收事业,人们还存在争论。在国内,针对电池回收,我国电池行业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集中回收一次性电池意义不大,在没有条件处理的情况下,集中回收造成集中污染;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哪类电池,都必须坚持回收。在争论至今没有定论的情况下,一个中学生发起的运动注定是一种探讨性的行为,并没有多高的现实意义。 我并不一律地反对中学生参与公共事务,但是,这样的参与首先得符合中学生的实际情况,必须是力所能及,而不能为制造公众效应而制造公众效应。现在不少策划活动盯上了中学生,指望中学生的参与能吸引更多眼球,这其实是可悲的现象。过早地让中学生参与公共事务,是拔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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