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ral j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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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是个商人,程序员是个政治家。 最初的时候,皮带眼光独到,抄底获利,然后明着暗着忽悠其他大老板进来玩,因为他明白,足球不是房地产,只有一队玩不转,还需要其他十几只球队一起玩才能玩得开。 大家一看恒大牛了,纷纷效仿,皮带暗暗冷笑。 足协其实看得清,但是一来恒大成绩给足协带来巨大的光环,二来皮带的个人势力也逐步壮大,三来足协也希望看到一个看似繁荣的足球市场,当然也许有更高层的原因。 于是各怀鬼胎的大戏就这么表演下去。 后来来了位程序员,作为一个非专业管理者,他比较矛盾,他看到这出戏总有演不下去的一天,他有改变现状的雄心,甚至他还带着更高人物的指示。但他的出身又让他不得不有所权衡,因为乡亲们的期望,是他一定要考虑的因素。因而他尽管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些政策,但又不得不对特定对象特定领域做了妥协。 那些后来参与游戏的人,也逐步看到投入和收益难以匹配,心生退意,加上多数盖房子的人近两年被家长看得紧,正好借着疫情,借着中性名这个时机选择断臂。 但是盘子已经太大了,没有别人愿意接手。资本逐利是天生的,不能得到好处(不一定是体现在赚钱),大家都不傻。至于社会后果,那不是资本太关心的事,但是却是足协、程序员伤脑筋的事。 皮带是个商人,只要有利可图,绝对不惜投入,不惜冒险,不惜改变规则,乃至不惜以身试法。商业的法则,就是利益最大化。大家一直在说恒大三年恒大五年,具体多少年大家都说不准,只要无利可图,皮带也随时会撤军。其实不止恒大,哪个资本都是如此。 指望资本“真心”投入足球,指望资本重视社会责任,指望资本有良心,都是不切实际的。也许确实有个别老板确实喜欢足球,但市场不能靠许多喜欢足球的老板做下去,推动市场前进的,只有利益。在利益面前,在生死存亡的时候,谈感情都是自欺欺人。 程序员更像个政治家,这应该得益于他从特定企业的环境中走出来,深谙权谋之道。他希望能够改变什么,希望能够在他在任的时候,能够带给中国足球一些变化,让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领导,这是作为政治家的雄心。于是他确实很硬气的推动了部分措施。然而与商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不同,政治家的基本原则是妥协,是权衡。他明白他的位置的稳固、他的政策的推动,需要背后有力量支撑,他只能对这股“背后力量“妥协。于是他至少在两方面做了退让:一是改革的推行尽量不损害背后力量的利益。二是在个别领域给予背后力量支持。作为政治家,妥协通常都是不得已的,不情愿的,是为了换取自己的好处,对于程序员,或许一碗水端平更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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