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爱搞笑 其实你们都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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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布艺沙发的小技巧 现代人选购沙发,都会选择布艺材质的因为,价格便宜,而且比真皮沙发更容易清洁。下面我将介绍大家如何清洁布艺沙发的小技巧。   首先,应该替布沙发定期吸尘,若能每周进行一次最好,沙发的扶、靠背和缝隙也必须顾及,当然也可用毛巾擦拭,但在用吸尘器时,不要用吸刷,以防破坏纺织布上的织线而使布变得蓬松,更要避免以特大吸力来吸,此举可能导致织线被扯断,不妨考虑用小的吸尘器来清洁。   其次,一年用清洁剂清洁沙发一次,但事后必须把清洁剂彻底洗掉,否则更易染上污垢。至于清洁剂的选择,可选含防污剂的专门清洁剂。有些硅酮喷雾剂具有防尘的效果,可每个月喷一次。   护套的布艺沙发一般均可清洗。其中弹性套不妨在家中洗衣机清洗,较大型棉布或亚麻布护套则可拿到洗衣店代劳。熨平护套时应注意有些弹性护套是易干免熨的,即使要熨也要考虑布料的外观,因而熨护套内侧较适宜。如果护套是棉质,则不宜熨烫。   不可拆卸布艺沙发清洁方法   一、灰尘的清洁:先用吸尘器吸净布艺沙发表的灰尘,再用毛巾轻轻擦拭。切记不可大量用水擦洗,免得水渗透到沙发里面而造成沙发里面的边框架受潮、变形、沙发布缩水。   二、咖啡等有色饮料的清洁:如果是咖啡等饮料滴到沙发布套上了,要马上拿毛巾蘸温水,将饮料从沙发布面上吸出来,而且是越早处理越好,如果一旦时间拉长变成玩渍就难处理了。   三、表面带绒布艺沙发的清洁:用干净毛刷蘸少许稀释的酒精扫刷一遍,再用电吹风吹干,如遇上果汁污渍,用少许苏打粉与清水调匀,再用布沾上擦抹,污渍也可清除。   可拆卸布艺沙发清洁方法   棉质布艺沙发清洁:可低温水洗,但尽量不要用洗衣机清洗,也不可使用漂白剂清洗以免褪色。   提花布:其优点是不容易褪色,可机洗。但若布料中加进人造棉、人造丝等,则必须干洗。   注意:无论印花布还是提花布,当布料的成分为麻、羊毛等易缩天然纤维时,也只能干洗。
房山区百名少年儿童用画笔涂鸦 迎接第55个“世界地球日” 4月21日,在第55个“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房山区的上百名少年儿童齐聚昊天广场,“以我心中的大美房山”为主题,在数十顶洁白涂鸦帐篷上,用五颜六色的画笔同时进行创作,把对家乡、对美丽家园的祝福和愿景用图画表达出来。活动现场设置了地质科普宣讲区、宣传资料发放区、地学知识互动区、文创产品展示区、儿童创意工坊、闲置物品交易市集,以发放宣传资料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居民讲解地学科普知识,倡导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践行低碳文明的生活方式。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宣传展板和动态视频,展示了房山世界地质公园、防灾减灾常识、低碳生活小妙招等内容,向公众推介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价值和保护意义,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今年,主办方还在长阳公园设置了地质科普展板,以期借助第二届郁金香文化节的举办,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 近年来,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已持续举办世界地球日纪念活动,开启夜鉴博物馆、踏春消费季的新模式,并推出了系列科普动画和短视频,开展科普进校园进社区等内容丰富的各类活动,倡导民众形成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改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活动,深入宣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活化景观与人文展示,为推动地区文旅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作为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重要文化区域和历史文化与地质遗迹相融合的代表性区域,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自成立以来,在保护地质遗迹与生态环境、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地学科学研究与知识普及、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原有景区品位与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国际交流深度与讲好中国故事等多方面,显现出积极而明显的综合效益,先后被授予“最佳实践奖”“国家自然资源科普基地”等荣誉称号。
章可笔下的北京城:用绘画和文字记录古代文化遗存 章可(1910年-1986年),字受之,学者,画家,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是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的长子。章可少年师从母亲的朋友、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者李大钊,学习古典诗文和社会学。1928年章可赴英国留学,翌年转赴德国学习语言,1930年入柏林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系,专习西方油画,四年后学成毕业,即在德国进行美术创作,1935年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绘画系深造。1937年回到祖国,在北平、天津、香港、重庆、上海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为救济湖南灾民举办过义卖。章可擅长风景、建筑、植物等题材的创作,绘画技法融合中西,有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和风格。1948年章可随父亲章士钊北上北平,参加新中国建设。20世纪50年代初,章可应北京市人民政府文物组的邀请,普查北京地区古代文物建筑遗址,遍访古碑,积累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当时北京图书馆曾请他报告古碑分布的情况。章可遗作总计300余幅,图片创作年代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其中个别作品延至七八十年代。创作者用了数十年时间走遍了北京的村镇城乡、大街小巷,对北京的宫城、皇家园林、衙署、庙宇等古代建筑进行了实地写生及考察。 章可本身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 兼有现代美术绘画的基本技能,因此他的画是西画的手法,中国画的意境,很有点儿像西方的那种插画和装饰画的感觉,他用绘画和文字两种不同方式系统记录了北京古代文化遗存,随着岁月变迁,有些遗迹今已不复存在。 《一个人的北京城》是一部考、绘结合的史书性的美术图卷,内容收录了章可对北京的古代建筑进行实地考察时绘制的图片,并根据北京地方史料对所绘古代建筑进行了考证。 编辑整理者现按图片内容将其分为寺庙建筑、皇家建筑、其他建筑三大类题材:其中寺庙建筑部分记录了当时北京内外城寺庙170余座,这些寺庙在北京地方史料中均有所记载,有些寺庙今已不存;皇家建筑包括天坛、颐和园、景山、十三陵、太庙、中华门、午门、端门、天安门等组图总计90余幅;其他建筑包括会馆、名人故居、城门、钟鼓楼、牌楼、古桥、丰绅济伦墓、碉楼等,总计50余幅。 难能可贵的是,章可的作品不仅仅为我们留下了图像印记,还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文字资料。章可不仅拥有极高的美术素养,同时兼具深厚的古文基础,他在用画笔记录的同时,遍览群书,查阅记载北京古代地方史料的《日下旧闻考》《燕都丛考》《宸垣识略》《天咫偶闻》《顺天府志》《藤荫杂记》,对所绘古代建筑进行诠释,二者结合图文并茂,如是者,前所未闻,堪称是独一无二的文化财富和可贵的历史资料。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作者原创思想和精神,对图片进行了核对、辨认,对文字进行了校对和必要的释文,个别之处或因年代久远或因记忆有误或因记录未详等,我们在“整理者注”中进行了必要的订正,力求最大限度保存作品的原貌,同时对章可作品所涉及的建筑情况,也通过查阅相关信息尽可能地进行了记录。章可在上世纪为我们记录下的有些建筑已经荡然无存,这就使得这些作品在今天弥足珍贵。 翻看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一幅幅承载着古都信息的历史画卷,唤起我们对古老北京的印象和记忆,这些记忆已经距我们十分遥远,却又如此清晰,让我们恍若置身其中。
不曾褪色——中西绘画中的青绿简史 约3—5世纪的波斯玻璃瓶 资料图片雷诺阿作品《伞》 资料图片莫里索作品《夏日》 资料图片维米尔作品《倒牛奶的女佣》 资料图片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资料图片正如《只此青绿》舞蹈中的长裙那样,中国古代“青绿山水”里的青是指蓝色。但要说明不同的“青”并非易事。同样,在西方绘画中,各种蓝色和绿色的颜料也经历了异常坎坷的演变。如今水彩、丙烯和中国画的颜料管上印着的颜色名字,都有着一份遥远的历史。一.花青、石青和石绿首先,“青绿”的“青”绝对不是“红橙黄绿青蓝紫”中的“青”,因为在彩虹般的可见光谱中,被叫作“青”的颜色既不是青苹果、青草那种偏黄的嫩绿,也不是蓝,而是偏蓝调一点的“薄荷绿”。我们古文中的“青”却大部分时候都是指一种深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就是,青色来自叫作“蓝”的植物,颜色却比它未提炼时更深。在我国不同地区,有许多种不同科的植物都曾经担当过“蓝”的角色。用得最广泛的蓝有蓼蓝、菘蓝,它们甚至到当代还在应用,是民间“扎染”俯拾即是的原料。其中的菘蓝还能当中药,它的叶子晒干了是清热解毒的大青叶,而它的根就是板蓝根。以这些植物提取出的蓝色颜料叫作花青、靛青,除了用于画画、染布,也是美人画眉的青黛。不过,中国画里青绿山水的“青”大部分时候都不是“青出于蓝”所指的植物颜料,而是矿物颜料。因植物颜料会溶于水,一经稀释,它便均匀地沉入织物的经纬之间,不会反光,没有遮盖度,所以一般用于没骨画法、大写意,而在山水画里只用于作底色。至于青绿山水山巅上那抹艳丽的蓝色,一般是来自蓝铜矿研磨出来的粉末,称为“石青”,而山腰上的绿色来自在蓝铜矿中常见伴生的孔雀石,称为“石绿”。它们共生在一起时,蓝绿两种宝石交相辉映,来到画上则如遇旧邻,相得益彰,如陆游诗云“螺青点出暮山色,石绿染成春浦潮”。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言:“石绿生铜坑内,乃铜之祖气也。铜得紫阳之气而绿,绿久则成石,谓之石绿。”这句话相当精辟地概括了蓝铜矿与孔雀石的共生和转化。以现代科学的说法,蓝铜矿因风化作用,在含水量增加时,易转变为孔雀石,反之,当铜矿的氧化层处在封闭、干燥和二氧化碳充足的环境中,孔雀石也能变成蓝铜矿。二者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可逆的互生关系。中国古人用得最广泛的矿物颜料恐怕就是石青和石绿了,矿石磨出来的粉在沉淀提取之时,以其颜色深浅划分为头青、二青、三青,石绿则是头绿、二绿、三绿。亚欧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可开采到这两种矿石,因此从敦煌到罗马,各地的壁画中都常见这两种颜料。哪怕敦煌壁画上的脸都黑没了,蓝绿色的飘带却还清清楚楚。既然蓝铜矿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后容易氧化成孔雀石,也就是说,石青会从一种清冷纯粹的深蓝色,渐渐“绿化”,转为一种较温暖浅淡的湖蓝色。我们如今看到的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中那些蓝色,已经是经年转化之后的效果了。难以想象,它在刚刚绘就的时代,该是怎样的一种韵致?蓝色会更深,画布更白,从而衬托出山谷间温暖的赭石色。《千里江山图》的设色方式之所以能成立——它看起来颜色浓重却并不俗气,正是因为石青的这种奇妙的冷感。中国古人的审美实在是灵活,在山谷凹处施加赭石这样有突出感的暖色,在凸处却施加一种有后退感的蓝色,这种技法和素描的明暗法恰恰相反。它又的确能让画面仿佛凸出于纸上,成就一种立体感,但这立体感倒更像是剪纸而非浮雕。习惯了油画技法的观众,会难以理解中国古人为什么能有如此奇妙的想象力。蓝色在油画里多被用于阴影色,在风景中,深蓝色常常和黑色、绿色配合起来作为暗色使用,浅蓝色才会用于天空或明亮水面上的波纹。但细腻的中国画师当然比油画家更了解自己的材料媒介,会将石青和花青截然区分对待,花青溶于水,它会和画面的底色融为一体,它才是用来表达阴影感的蓝色,而石青则是有覆盖性的,用了石青就如敷了一层蓝色的粉,对于讲究空白意境的水墨画来说,这么亮丽的颜色,只好用来表达凸出感了。从画家到收藏家,当然都知道这么深的蓝色顶在山巅上,既不真,也不像,但它却是这么铿锵有力,艳而不俗,令人过目不忘。我们不妨想象,石青和石绿的这种配合可能来自一些唐突的试验,它们的最终效果,如《千里江山图》所展现的,几乎是某种天作之合——它们恰好就适合这种皴法,这种笔触,这片山川。如果换掉笔触、皴法,或者换种构图,这种施色方式很可能就不合适了。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王希孟的功力,只是一般画匠亦步亦趋的模仿,其笔墨力道必然托不起如此娇艳的色彩对比。的确,在后人的许多画中,石青和石绿的搭配只适合小范围的画龙点睛,用于比较浅淡的对比,即便如此,也常常被施加过度,画蛇添足,俗不可耐。这也是后来水墨山水在艺术史中的地位似乎盖过了青绿山水的原因。在山水画中的书法笔触越来越突出个性之后,就不太能和一整套程式化的施色风格配合起来了。蓝铜矿被广泛应用在欧亚各地的古代艺术中,是最易于获得的蓝色颜料。但在潮湿的地中海气候下,原本深邃艳丽的蓝铜矿比在沙漠里更容易褪色。于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赞助人总是不惜重金,要为他们的宗教壁画增添另一种不会变的蓝色,它来自青金石。二.色相如天的青金石可能没有几种宝石的应用比得上青金石更古老了,有记载的开采使用可以上溯七千年,人们将青金石和黄金、玉石搭配在一起,点缀各种法器和饰品。甚至早在四千多年前希腊爱琴海的工艺品中,都出现了这种宝石。从帕米尔高原一直向西到地中海,这段漫长的贸易线路曾被人们叫作“青金石之路”,便是日后“丝绸之路”的西段。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屈浪拏国》曾记:“有山岩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后得之。”后人考据得出,玄奘所说的“金精”就是他所经过的今阿富汗北部山中出产的青金石。“金”字来源于这种蓝色宝石中常含的黄铁矿,呈现出闪烁的点点金色,使得研磨出的深蓝色颜料中仿佛也含有金粉。这种仿佛金子的黄铁矿也叫“愚人金”,但在深蓝色宝石中的金色斑点和条纹,却增加了这种宝石的魅力。地质学家章鸿钊先生在《石雅》中写道:“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烂,若众星丽于天也。”许多出自中亚、西亚的史诗中都有关于蓝色宝石的吟唱,有时也被中译者直接翻译为天青石。将这种神奇的深蓝和宗教感情结合起来,似乎是古时候各个民族都有的倾向。除了天空和少量蓝色的花朵,自然界中很少有其他蓝色的东西了,而深蓝色又是如此冷静、有超越性,宝石清冷坚实,流光溢彩,似乎自然带有某种神圣的属性,仿佛直接对应着天国。将这种珍贵的宝石研磨、纯化成颜料的技术,似乎直到12世纪才传向欧洲,之前它曾存在于从西亚到中亚、中国和印度的壁画,甚至拜占庭的手稿中。历经十来个朝代的敦煌壁画,几乎每一个朝代都使用了一些来自青金石的颜料——只是和蓝铜矿的应用比起来稀少得多。这鲜明的深蓝色在欧洲叫作ultramarine(中文译作“群青”),原文来自拉丁文的“海那一边”,魅力所向无敌,即便它按克计价,比黄金还要贵重(或者,正因为它比黄金还要贵重),画家和赞助人都欲罢不能地要为壁画上的圣母披上一件深蓝色的袍子(显然那时的布料不可能染得出这种蓝色)。它也的确物有所值,至今仍然保持着那份蓝得发紫的纯净。在那些没有圣母的宗教画中,读者还可以猜一猜,如果有一位人物穿着这种深蓝色,那一定是主角了,次主角衣服的颜色则可能是我们所说的石青或石绿。如今我们看文艺复兴前后的壁画,几乎能够从其中深蓝色的面积猜测出委托人的重视程度和经济能力,毕竟颜料是按克购买来给画家使用的。来自东方的货物要从意大利的港口上岸,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才涌现出大量身着群青色衣袍的圣母和圣徒,这在北欧的艺术中就很少看到。更何况贸易流动并非总是通行无阻,一旦有点局势动荡,就连最富有的画家都用不上群青了。如今人们最常说的,就是维米尔如何为了用群青而倾家荡产。的确,维米尔一生作品不多,销量也小,却使劲儿地在所有的画作里挥霍群青:女仆的围裙、抹布、窗帘和壁纸,当然还有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头巾。对于他的家人来说,他的群青情结真是个灾难,但对我们来说则是福气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矿石的分布是严重不均衡的,我国至今未曾发现青金石这种珍稀宝石的矿床,而西亚不但有这种珍稀蓝色宝石,还盛产能够烧出蓝色的优质钴矿。古波斯人的青金石要用来出口,自己也用不起,但为了满足对蓝色的爱,他们发现添加特定的矿物粉就能烧出美丽的蓝色玻璃和瓷片,正如2018年香港的一场大展“蓝色之路:来自波斯的瑰丽艺术”所展示的,蓝色几乎成了这种文明中标志性的颜色。最早传入我国的孔雀蓝釉陶器可以上溯到五代十国时期,而这种烧制技术和矿物原料——钴料,则是在唐代随着丝路的畅通繁荣才传入我国的。人们多以为青花瓷是典型的中国货,但其核心的蓝釉材料中最上等的“苏麻离青”,却正是从西域进口来的,其中一处钴矿离如今的德黑兰只有400公里。“苏料晕散斑钴胎,色度藏青不用猜。流淌流散又晕散,苏料进口贵应该”,此处提到的“苏料”就是来自古代波斯的钴矿。唐朝的宫廷不计成本地将丝绸和茶叶千里迢迢运去波斯,换回贵重的钴蓝釉料。在唐三彩中只有最精心塑造的艺术品才舍得大量用蓝釉,传世也极少。在“丝绸之路”中断的年代里,“宋三彩”之类的瓷器都少了那抹精妙的深蓝色。直到元代,贸易得以恢复,才有了元青花的技术成熟。到了明代,海上贸易的船只将大量烧制好的瓷器运向它们在西方的疯狂粉丝,再从西亚运回釉料,互惠互利,堪称古代对外贸易史的一段佳话。三.人工合成的“青绿自由”画家们没法如瓷器工匠那样自己烧制出蓝色来。于是到了18世纪,法国人打起了人工合成的主意,既然钴矿经由高温反应之后能变出蓝色来,有没有其他的法子让钴矿变蓝呢?在高价悬赏之下,最终有人合成了人工的深蓝色。这种深蓝色正是在瓷器蓝釉的启发之下,利用钴盐和氧化铝混合物来合成的,效果惊艳,成为后来广为使用的“钴蓝”。它和蓝铜矿、青金石的成分相去甚远,却有着相似的色相,画家们终于“实现了蓝色自由”。到了19世纪,合成蓝色特别是群青的技术更多了,管状颜料得以量产,连最穷的画家都可以痛痛快快地为身边的姑娘们安排上“圣母蓝”了。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在其转型时期绘制的作品《伞》是这种颜料的一个有趣范例。画面右边的一组四个人(包括一个小姑娘),是他所惯用的“经典雷诺阿式”印象派画法,用大量钴蓝色和黑色调在一起,早前他著名的《煎饼磨坊的舞会》中许多人物都使用了这种典型配色。然而在《伞》画面左边走向画外的姑娘,是他晚了一两年重新画就的,这标志着他的风格转型——他运用了他从好友塞尚那里吸取来的办法,将群青、白色和赭石色,以一种更有节奏感、更沉着的笔触编织起来,以确立人物纪念碑式的立体感。但合成绿色颜料的应用历史就坎坷多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绿色还比较单调,来自孔雀石和类似孔雀石的铜矿,天然绿的宝石还有绿松石,和青金石一样比较稀有又美丽,极少用作颜料。在中国的水墨画里,如果嫌石绿的颜色不够沉着,你总能将靛蓝的植物花青和藤黄混合起来,获得各种层次的有草木感的绿色。当然油画家们也会混色,但群青太贵,孔雀石如果不是最深的那种,再怎么调色,绿色也不可能更浓艳,只可能越来越灰暗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画家对鲜艳绿色的渴求与对深蓝的渴求不相上下,毕竟在一张风景画里,绿色才是真正的“刚需”,蓝色只需用一点点调开就足以铺满天空了。与钴蓝的发明一样,合成绿色也是化学家的功劳,在19世纪初,两种极其鲜艳的绿色被合成了——谢勒绿和祖母绿。这细腻的颜料比矿物更易于给布料染色,又比植物颜料更稳定,一下子征服了市场。但可怕的是这两种颜料都含砷,在那个时代,人们还不知道这种化合物的毒性。淑女们心爱的绿裙子上这种绿色涂料也并不牢固,一边走动还能一边掉下粉末,释放出如砒霜一般有毒的气体来。据后人统计,一条裙子上的染料就足以杀死六个追求者。19世纪初的人们尽情享受着新的“绿色自由”,连墙纸都换成了绿色的,甚至拿这种染料当食用色素,将孩子们吃的糖果染成漂亮的绿色。这样过了几十年,医生们逐渐发现了问题,许多不明原因的、奇怪的慢性病和死亡,渐渐地和染色女工们所患的砷中毒联系了起来,人们终于明白,哪怕不直接触摸,环境中一直脱落的色粉也会慢慢地导致患病。但当人们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已经有过多的产品流入了市场,它在油画颜料中也早已广泛应用,成了印象派画家们的宠儿。莫里索的《夏日》是运用祖母绿的突出代表,在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中,常常可见到这宝石般半透明的绿色。它证明了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和绿叶一样的颜色去画绿叶,颜色给人的感觉不单在于它本身,更在于它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以及与何种颜色的背景互相映照。可以说,没有机械化大生产的原料,就没有印象派的大放异彩。单靠两三位家世显赫的富有画家——如马奈、德加和莫里索——毕竟撑不起整个的艺术革命。莫奈和雷诺阿在艺术生涯的早期常常连画布也买不起,甚至需要把干掉的旧画给刮掉,重新利用画布。如果没有便宜的管状颜料,他们还如维米尔那样需要自己手动研磨贵如黄金的颜料,也就不可能小箱子一提就实现到处写生的自由和每天一张接一张作品挥霍颜料的自由,更不可能最终锤炼出印象派的洒脱笔触——就好像中国书法似的带动整张作品的节奏。东西方不同地区的艺术看似迥异,但从小小颜料的演变史上就可以看出,不但人们的审美情怀是相通的,各地也都享受到了充分交流和商贸往来的益处,使得各自的文化土壤更为丰饶。从几乎只有一个地方盛产的珍贵宝石,到价廉物美的合成工业品,颜料的演变诉说着时代的进步。发达的工农业生产力,让人们早已无须为某种无法替代的奢侈品去找遍千山万水。迟早,人们都会拥有充足的颜料,就像拥有充足的食物一样是理所应当之事。阿富汗的青金石曾经为欧亚大陆的各种艺术“粉身碎骨”地作贡献,反过来,当代的发达经济体,也将带着最新的科技,去滋养这里和其他地方的青山绿水。
画画可以减压吗减压的方法有三种 大家都知道现在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减压,那么你知道画画可以减压吗?(资料图)为什么画画可以减压绘画需要注意力很集中,再沉浸到绘画中后会忘记工作生活上的烦恼。执着于绘画的快乐,也能让平时的压力得到缓解,让自己更平和。作品完成之后还会让人有成就感;还能提高艺术修养、陶冶情操,培养文人气质,对工作和生活都有帮助。而且大家一起学习,也是一种沟通和交流。学习绘画、篆刻、音乐等,通过视觉、听觉上的刺激,让人的心灵得到沉淀,让人冷静、情绪稳定,从而解决心理问题。减压的方法开怀大笑研究表明,当你放声大笑时,会提升人体器官中的含氧量,加快血流速度,压力自然而然减轻了。比如,可以看最喜欢的影视剧,也可叫上三五好友,畅叙美好回忆。(资料图)陪伴宠物也许你不知道,花时间陪陪宠物也对身体大有好处。研究显示,陪伴宠物哪怕只有几分钟,人体也能释放出带来快感的荷尔蒙,诸如5-羟色胺、催乳素、催产素等,同时也降低应激激素的水平。这种激素的此消彼长能帮助降低血压,缓解焦虑,增强免疫力。远离喧嚣杂乱你是否被各种乱糟糟的杂物环绕,并没有在意这种情况?然而,一直生活在杂乱无章的地方会让你焦虑、心烦,最终导致压力。专家建议,整理出井井有条的环境,可以让你轻松无忧。
惊艳!小学生“躺平”式画画火了 躺着画画你见过吗?近日杭州的一名小学生火了因为一段躺着画画的视频↓↓孩子名叫高盛礼今年刚刚小学毕业因为画板比较高他要从画板底部开始画坐着不方便索性直接躺在地上画“巨作”还没画完里头藏着许多小心思高盛礼家的客厅里两块1米多高的画板拼成一幅未完成的画作这幅画里满满都是小细节、小心思而且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光停在树上的鸟就有八九种高盛礼说“有的是我去老家临安时看过的鸟,有的是从书上看到的。”从小喜欢画画老师赞他想象力丰富上幼儿园时高盛礼就喜欢上了画画家里的打印纸、草稿纸、报纸都是他的画板只要感兴趣,他都会画下来孩子妈妈说“昆虫啊、动物啊、玩具啊,甚至小区里的一扇门,自己穿的袜子都会变成他的画。”一年级时家里给他报了美术兴趣班高盛礼并不感兴趣之后就没报过课外班他的画画功底基本来自于学校的美术课课后的美术社团在美术社团老师陈宁宁眼中高盛礼是个有趣的男孩在画画方面他有着过人的观察力、想象力后来高盛礼在省市区各类比赛里得了不少奖还被选进了杭州钱塘区少年宫参赛班除了画画还有许多奇妙创作高盛礼家里有一艘他制作的木头军舰军舰后面的几门炮还能转高盛礼说这是在家里装修时他跟在木工师傅屁股后面完成的,“用的就是木工废弃的木头,大概做了一个星期。”高盛礼给军舰取名“扬威001”学校科技节时高盛礼拿出这艘军舰镇住了全场“比别人用乐高拼出来的军舰强多了”有段时间高盛礼还玩起了篆刻自己刻了两枚印章一枚刻着一只貔貅另一枚刻着名字高盛礼最喜欢的还是画画火出圈的这幅画是他去年寒假画的1.2米乘0.8米的画板他大概花了两周今年暑假高盛礼说自己“有了新思路”一收到新画板他就迫不及待开工了网友点赞“老天爷追着喂饭的少年啊!”
认真教书,潜心画画 吴冠英,祖籍广东中山,1955年生于广西南宁,2022年去世。1982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潢美术系,留校任教,2005年参与建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开设动画设计专业。著有《动画美术设计》《童趣二十四节气》等,以及连环画作品《带阁楼的房子》《邦斯舅舅》《古都》等。图片由作者提供吴冠英创作的连环画《邦斯舅舅》。图片由作者提供吴冠英创作的连环画《带阁楼的房子》。图片由作者提供吴冠英(前排右一)在给学生上课。图片由作者提供吴冠英的最后一幅画。图片由作者提供【述往】近些年,在清华大学、在圆明园、在什刹海,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圆脸庞,头发灰白,斯文儒雅而眼带笑意的老先生驻足写生。他高超的技艺常会引起人们的围观。老先生不以为意,专心致志地画着,仿佛融入了眼前的风景。旁观的人多半不认识这位老先生,其实,大家对他的作品恐怕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创作组主要成员。他设计的2008残奥会吉祥物“福牛乐乐”,兔年、蛇年邮票,都已成为经典之作。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先生就是著名动画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吴冠英。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作品,他还创作了许多插画、连环画,也是中国当代动画教育的奠基人之一。2022年年末,吴老师因病离世。这几个月来,我们访问了许多人,记录下吴老师生前的点滴。与画笔结缘1955年12月30日,吴冠英出生于广西南宁,家里六个孩子,他排行第五。上幼儿园时,老师奖励给他一本连环画《红日》,这是吴冠英获得的第一本艺术书籍,自此就与画笔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回忆:“我开始临摹一幅幅连环画,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长期的阅读、临摹,加上极高的天分,吴冠英的画作很快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高中毕业后,因画得一手好画,他成为苍梧县文化馆的临时工。当时同在县美术学习班工作的覃炜明至今清晰记得,“吴冠英一天除了创作就是埋头写生”。许是因为吴冠英画工突出,常常被“委任”辅导学生画画。在辅导学生时,趁大家画得入神,吴冠英会在旁边把各人埋头临摹的样子画到自己的速写本上。1975年,吴冠英被招进梧州地区礼堂,从事电影海报绘制工作,地区电影院的宣传画都出自他的手笔。很多人钦佩他的才华,也羡慕他有份好工作,但渴望知识的吴冠英没有放弃进行专业深造的想法,1978年,他考取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被录入装潢系书籍艺术设计专业。彼时的同学兼好友李萌追忆,在毕业创作阶段,为了收集素材,他们一起从北京奔赴陕西米脂高西沟村。在山西介休,二人冒雪坐着羊皮筏子闯过了黄河。“当时是冬天,冷得很,黄河水奔流得急,船家怕控制不住颠簸,把我们牢牢绑在羊皮筏子上,在两人的腰间又捆上五个充气的猪尿泡。小皮筏子漂移了上千米才到对岸,我们身上的棉袄全都湿透了,冻得哆哆嗦嗦的。”此后的行程也不轻松,两人背着画架、行李在黄土高原上徒步走了两三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暖暖的黄土高坡上,阳光穿过村口那棵高耸粗壮的百年老树。树下,一个年轻女孩儿,梳着长辫,扎着红头绳,穿着蓝印花布棉袄,牵着小毛驴儿一圈圈推着石碾子压玉米。面对这淳朴自然富有生机的景象,李萌迫不及待地按下了相机快门,吴冠英则拿起钢笔,在速写本上勾勒出一张草图,嘴里不慌不忙地感慨道:“多美呀!”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在对真实生活情境的近距离观察中,吴冠英的速写能力迅速提升,一种来自乡土的本真和温情在他的作品中生长。1982年,成绩优异的吴冠英留校任助教,还在《装饰》杂志做美术编辑。毕业后不久,吴冠英的女儿豆豆出生,李萌和同学郭运娟去他家中道贺,门一打开,只见吴冠英一手拿着奶锅,一手拿着几支画笔。李萌笑个不停,问道:“这是体验创新生活吗?”吴冠英也被自己逗乐了,回答:“一边要给出版社赶画稿,一边要给小娃娃热牛奶。”是的,彼时,等待吴冠英的不光有嗷嗷待哺的豆豆,还有全国各地的连环画读者呢。从连环画到动画据说,吴冠英之所以报考中央工艺美院,就是为了创作连环画。20世纪80年代,他的连环画创作成绩斐然:《带阁楼的房子》在全国第三届连环画评奖中获绘画创作二等奖;线描黑白画《古都》连环画(丛书)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奖特别金奖、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灰姑娘》插图获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银奖……从这一系列作品里可以看出,他年轻时的写实功底非常扎实,在构图取景、叙事语言上也都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天赋,而且风格极其多样,无论是素描、线描、水粉、水彩,他都能娴熟驾驭,不管写实、抽象、传统、现代,他都全面涉猎。每一个作品都以一种最恰当的艺术面貌去配合叙事,既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又有实验性。在新媒介的影响下,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影视镜头感。可以说,吴冠英是连环画时代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其实小时候就看过这些作品,但直到吴老师去世后才知道,它们的作者竟是他。如果拿如今的动漫分镜和插画去对比当年的连环画,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当代很多动漫作品在艺术高度上仍难与其相提并论。连环画是中国图像叙事发展的一座宝库,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而吴老师恰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和美国的动漫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连环画逐渐淡出大众读物行列,而中国本土动画也褪去了“中国学派”的辉煌,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期。此时,吴老师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联手成立动画工作室。1995年,他们完成了第一部动画片——74集的《飞天小猴王》,吴老师亲手画了上万幅图稿,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脑动画长系列片。接着是52集的《学问猫教汉字》,吴老师完成了全部造型、场景设计和部分动画设计稿,这部作品获得亚洲广播联合会电视金奖。《小明和王猫》主要造型和场景设计也出自吴老师的手笔,获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通过早年那段艰苦摸索,吴老师从实战中掌握了现代动画设计制作的方法和技术,也目睹了新一代动画人的成长。然而,当时中国连一本正式的动画教材都没有。于是,吴老师向朋友们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来编一套动漫专业系列教材!不久,在他和同人们的努力下,动画创制基础系列教材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动画教材。在大伙儿欢欣鼓舞之际,吴老师又有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创办动画专业!投身动画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专院校的动画专业极其稀少。其实,吴老师任教的中央工艺美院在动画设计领域曾有过一个辉煌时期。《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夹子救鹿》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品背后,离不开张光宇、张仃、刘巨德等中央工艺美院教授的大力支持。1999年,在吴冠英、张弓等老师的努力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恢复因“文革”中断的动画专业建设。2005年,在吴冠英和鲁晓波等教授的努力下又成立了信息艺术设计系动画专业。近些年,这个专业师资日渐雄厚,教学体系不断完善,优秀作品频频问世。吴老师的学术生涯正好跨越了中国本土图像叙事艺术从衰落到重新兴起的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探索新时期的中国动画美学”的目标,并且以大量的亲身实践和原创理论作出了贡献。吴老师关于动画美学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动画创作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中国动画方法论的构建。他研究和呼吁得最多的,是中国动画方法论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他说:“传统的东西不能丢,丢了就不是我们的艺术了。”现在很多美术院校学生受日韩艺术影响较多,而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较少。吴老师很赞赏《哪吒闹海》《大闹天宫》这样的传统动画作品,倡导弘扬张光宇先生、张仃先生的装饰艺术风格。在吴老师的作品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他在努力继承与活化中央工艺美院的装饰艺术美学精神,并将这一审美风格与崭新的时代气息相结合,以图案化、概括化、装饰化的艺术语言,融入书籍设计、邮票设计、动画和吉祥物的造型设计中。吴老师涉猎过众多设计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几乎都有论文发表。他特别能够从各门类的艺术中总结出相通的核心要素,并运用到研究和教学之中。他的文章很多,语言非常朴实,能切中要害,直指创作中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他发现,很多学生和从业者缺乏观察生活的习惯,依赖于网上的素材,便在许多场合呼吁大家回归生活本身去寻找情感的共鸣。他甚至早早就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行业的影响,并提出了超前的看法。他还在教学中带领学生研究世界各国的优秀影视作品,向学生介绍前卫的动画导演,并邀请国际一线动画艺术家来学校交流授课。他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设计思维和方法,而不是简单地模仿他们的风格。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吴老师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动画教育上,提出“动画教育要走在行业发展的前面”。2010年,他主持举办了一次以动画教育为主题的大型国际会议,这类主题的大型会议,在国内是首次,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因为吴老师的影响力,山村浩二、蔡志忠、河口洋一郎等名家都前来参会。这个会议促进了中国动画教育事业的国际化,大大提升了清华美院信息艺术设计系和动画专业的影响力,也使得动画教育问题在国际上开始受到重视。在学生们的印象中,吴老师的形象几乎是一致的:谦逊低调,儒雅随和,乐观通达,循循善诱,常用最平实的语言阐述一些深奥的理论,待人如春风入怀。清华园的生活紧凑忙碌,很多学生感到疲惫,而吴老师的课堂总是充满闲适的生活气息。他常把课堂搬到教室之外,带学生们在园子里边逛边讲,在更广的世界里观察和感受生活。荷塘、近春园、水木清华,清华园这些景色宜人之地都是吴老师的讲台。通常,他会先讲解景物速写的构图法则和色彩理论,然后进行示范,再让学生自己取景练习。做示范时,他边讲边画,落笔果断,间或停下来回答学生的问题。从远处看去,一群年轻人紧紧围绕在长者身边,时而安静,时而传出阵阵笑语。学生们记忆里这幅温暖而美好的画面,永远定格在了春天的清华园。吴老师留下的教诲从来没有什么大词,说得最多的就是“爱”。他说:“能不能学好,不在于你的基础有多好,而在于你对自己从事的这个专业是不是真的喜爱,真能作为你的人生目标一辈子追求下去。”有学生回忆:“吴老师话语不多,常常切中关捩。他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样的大师,无论什么样的风格改变,都是一步步从实践中走过来,绝不能贪图捷径,一蹴而就。艺术无捷径,唯有勤劳好学而已’。”大道至简,正如斯言。吴老师对学生不只有专业上的辅导,更有人生之路的指引。不用他多言,看到他一直安静地做事、画画,学生们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透出的光和热,不敢懈怠。吴老师的学生如今已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他们聚在一起聊起与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总能发现很多同样有所触动的小事和相似的教诲,那些关怀,有关学业,有关爱与人生。他笔下的形象都那么可亲可近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一个个震撼的场面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样被人们追捧的,还有吉祥物“福娃”。吴老师正是“福娃”创作组主要成员,还是五娃方案的最初提出者。当时,吴老师还接到了北京奥组委交办的修改设计残奥会吉祥物的任务。在五娃之外,用什么来作为残奥会的吉祥物呢?这可是一个大难题。有一天,吴老师去广西农村出差,注意到了田地里的耕牛。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勤劳勇敢、坚韧顽强的品格。用牛作为残奥会的吉祥物,不是最能体现残疾运动员的精神吗?就这样,“福牛乐乐”经由吴老师巧妙的构思和灵动的笔触顺利地诞生了。由于对这两个公共卡通形象的贡献,他的大名在业界声名远播,来工作室拜访的人络绎不绝,项目接踵而来。面对一股股热潮,吴老师对项目的选择更加谨慎起来,服务国家、面向公众、真正有设计价值成为他的选择标准。接连多年,吴老师都收到了设计生肖、拜年特种邮票、首日封的邀请。钟情中国传统元素的他,以中华传统吉祥文化为切入点,融入自己对动物形象的感知力与充沛的创作力,使得一个个可爱可亲的小动物呈现在大家面前,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辛卯年(兔年)邮票、癸巳年(蛇年)邮票和乙未年(羊年)邮票,而2023年贺岁邮票“小喜兔”和“全家福”,成为他留给世人最后的祝福。吴老师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传统文化在不断发展,中国人的审美并非停留在古代,而是表现为一种总体的中国精神,通过新的创作也可以反映出传统文化的审美,具有现代感的设计和图像可以缩短当代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增强认同感。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19年,中国金币总公司计划发行一套金银纪念币,主题为“民族大团结”。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主题,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如何用新颖而有纪念意义的方式进行阐释?前前后后多套方案都不尽如人意,人们想到了吴冠英。吴老师使用石榴、百合、牡丹三种象征“团结、和谐、繁荣”的鲜花,组成一个心形“团花”图形,再饰以缠枝纹结构的飘带,在心形“团花”图案上,又添加了中国结元素,表达“民族团结同心,普天欢颂国庆”的美好寓意。吴老师的作品数不胜数,具有很高的“国民性”。除了设计水平高超,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广受好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中有“人”,人们从他的作品中能感受到人的情感、人的温度。他设计的公共形象都有一种天真、善良、真诚、质朴的特质,从不高高在上,而是可亲可近——这正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他把自己的生命情感赋予一个个形象,把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融进一抹抹色彩,把对生活的热爱转化成鼓舞人心的力量。他的画里总有一缕阳光“认真教书,潜心画画”是吴老师的微博签名。他把教书育人作为最首要的责任,而到了晚年,在没课的日子里,他总会带上速写本和笔,穿梭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寒来暑往,吴老师积累了大量手稿,引起出版社的注意。手绘作品《童趣二十四节气》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留心生活的真实反映。二十四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周而复始,饱含着古人的劳动生活智慧。吴老师小时候插过秧、放过牛,这些让他记忆深刻的场景都幻化成笔尖稚气可爱的元素与线条,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每个节气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看到他的画,人们就知道,那是只有真实经历过的人才有的敏锐。吴老师在日常生活里也是“手不离笔,笔不离手”,走到哪画到哪,市井民情、景致风物全都被他记录下来。那些走过的路、听过的故事,都被定格成为永恒。吴老师说:“我几乎每天都要画一些速写,画速写必须去观察情景、人物、建筑,还有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没有观察,你的画就不像。比如,小朋友的动态并不是大人的缩小版,而是有自己独特的动作和神态,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创作很难表达出特别生动有趣、让大家产生共鸣的东西。”2020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老师的速写集《游画世界》,汇集了他几十年间的300张速写。我们都期待着吴老师下一本画集的出版,甚至期待他也许会重操旧业,给我们带来更美的插画或是动画作品。可他留下的最后一幅画作竟是去世前几日,挂在他家门上的一幅小纸片,画上有只可爱的小兔子,笑着“说”:“快递请放门口,小件请放纸盒里,谢谢!”这诚然不是吴老师最好的画,但也许是最感人的一幅。我们一度不理解,为什么吴老师退休之后更加勤奋地画画,现在似乎明白了。当艺术和艺术家们被生活改变了模样,人人争着挤进一抹雪亮而冰冷的聚光灯影里,吴老师却转身穿过形形色色的热闹,走到人人都可以分享的阳光中去。在那片灿烂里,他得以卸下一切荣誉与头衔,回归一个如痴如醉的画者。他的画,我们不需要用“一张张”来计数,而是可以用“一幕幕”来形容。也许,那一幕幕正是他人生的连环画,虽然他从未出现在画中,可是笔尖洋溢着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关切,无时无刻不在述说着他的所见所感、所走过的路……我们仿佛看见,在他留下的画作中,总有一缕阳光,照在每一级台阶上,照在每一片树叶上,照在每一朵花蕾上,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柔和而亲切,鲜明而坚定,穿透浮世凡尘的喧嚣,照在后辈踯躅而行的前路上。在人生的最后一幕里,合上速写本的先生,默默收拾了画笔,匆匆走向另一片天地,没留下片言只语。师者已远去,可每当我们打开他的画,那缕阳光就从书页上升腾,照进心里,心中回响起先生温和的话语:“你看,美,就在那里。”
用绘画和文字记录古代文化遗存 2005年,首都博物馆前辈魏三钢带来章可的图片遗作,这是章可用绘画和文字两种方式,系统记录北京古代建筑遗存的手稿,总计317幅,使我们有幸得以见到并参与编辑整理,在编辑整理过程中得到久居北京老城区、熟谙北京历史地理的史地专家李铁虎老师的鼎力襄助。 章可(1910年-1986年),字受之,学者,画家,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是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的长子。章可少年师从母亲的朋友、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者李大钊,学习古典诗文和社会学。1928年章可赴英国留学,翌年转赴德国学习语言,1930年入柏林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系,专习西方油画,四年后学成毕业,即在德国进行美术创作,1935年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绘画系深造。1937年回到祖国,在北平、天津、香港、重庆、上海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为救济湖南灾民举办过义卖。章可擅长风景、建筑、植物等题材的创作,绘画技法融合中西,有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和风格。1948年章可随父亲章士钊北上北平,参加新中国建设。20世纪50年代初,章可应北京市人民政府文物组的邀请,普查北京地区古代文物建筑遗址,遍访古碑,积累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当时北京图书馆曾请他报告古碑分布的情况。章可遗作总计300余幅,图片创作年代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其中个别作品延至七八十年代。创作者用了数十年时间走遍了北京的村镇城乡、大街小巷,对北京的宫城、皇家园林、衙署、庙宇等古代建筑进行了实地写生及考察。 章可本身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 兼有现代美术绘画的基本技能,因此他的画是西画的手法,中国画的意境,很有点儿像西方的那种插画和装饰画的感觉,他用绘画和文字两种不同方式系统记录了北京古代文化遗存,随着岁月变迁,有些遗迹今已不复存在。 《一个人的北京城》是一部考、绘结合的史书性的美术图卷,内容收录了章可对北京的古代建筑进行实地考察时绘制的图片,并根据北京地方史料对所绘古代建筑进行了考证。 编辑整理者现按图片内容将其分为寺庙建筑、皇家建筑、其他建筑三大类题材:其中寺庙建筑部分记录了当时北京内外城寺庙170余座,这些寺庙在北京地方史料中均有所记载,有些寺庙今已不存;皇家建筑包括天坛、颐和园、景山、十三陵、太庙、中华门、午门、端门、天安门等组图总计90余幅;其他建筑包括会馆、名人故居、城门、钟鼓楼、牌楼、古桥、丰绅济伦墓、碉楼等,总计50余幅。 难能可贵的是,章可的作品不仅仅为我们留下了图像印记,还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文字资料。章可不仅拥有极高的美术素养,同时兼具深厚的古文基础,他在用画笔记录的同时,遍览群书,查阅记载北京古代地方史料的《日下旧闻考》《燕都丛考》《宸垣识略》《天咫偶闻》《顺天府志》《藤荫杂记》,对所绘古代建筑进行诠释,二者结合图文并茂,如是者,前所未闻,堪称是独一无二的文化财富和可贵的历史资料。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作者原创思想和精神,对图片进行了核对、辨认,对文字进行了校对和必要的释文,个别之处或因年代久远或因记忆有误或因记录未详等,我们在“整理者注”中进行了必要的订正,力求最大限度保存作品的原貌,同时对章可作品所涉及的建筑情况,也通过查阅相关信息尽可能地进行了记录。章可在上世纪为我们记录下的有些建筑已经荡然无存,这就使得这些作品在今天弥足珍贵。 翻看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一幅幅承载着古都信息的历史画卷,唤起我们对古老北京的印象和记忆,这些记忆已经距我们十分遥远,却又如此清晰,让我们恍若置身其中。
宋代花鸟画的写实精神 写生珍禽图(中国画·局部) 赵 佶(北宋)小太平鸟 钱 斌摄杏花春鸟图(中国画) 林 椿(南宋)写生珍禽图(中国画) 黄 筌(五代)白鹡鸰(灰背眼纹亚种) 陈水华摄绣羽鸣春图(中国画) 佚 名(宋代)中国传统绘画可以大致分为人物、山水和花鸟三科。人物画起步较早,秦汉时,墓室壁画、帛画和画像砖上的作品,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逐渐完备;山水最初是人物画的背景,作为独立的绘画主体,出现在隋代,成熟于唐代;而花鸟这一题材,一开始,也只是人物画的装饰,作为独立的画科,发展于隋唐,至五代两宋,趋于巅峰。三科绘画不只是题材不同,在技法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比如人物突出线条,山水注重笔墨,花鸟偏倚色彩。传统的山水、人物和花鸟绘画作品中,我认为,宋代花鸟画最具备写实主义的特质。花鸟画,从五代至宋,工细设色,描摹自然,其写实程度至今仍可与身边的自然景物一一观照。这样的绘画传统,值得我们不断地研究和借鉴。在宋画中寻找鸟类:追慕曾经的博物传统宋代绘画到底有多写实,似乎是一个被时光掩埋的秘密。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文物局共同主持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文化工程中的《宋画全集》,帮助我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窗口。《宋画全集》目前收录宋画超过1000幅,我从鸟类主题出发,选定其中有鸟类图像的作品171幅,外加虽未收入《宋画全集》,但被认为可信的作品3幅,进行统计分析,并编撰成书——《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本书从鸟类主题角度,再现了宋代曾经的名物、博物和格物传统,重新解读了“写生”“写意”“形理”等习以为常的绘画理论。以黄筌的《写生珍禽图》为例。黄筌是五代西蜀时期的著名花鸟画家,他及后代的花鸟画以工细设色为主,逼真写实,设色华美,被称为“黄家富贵”,该画风是宋代花鸟画的主流。《写生珍禽图》绢本设色,横70.8厘米,纵41.5厘米,整幅画面均匀错落地绘有24只动物,包括鸟10只、龟2只、昆虫12只。画中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对应到现实的具体物种。可以想见,黄筌在绘制时,确实是对照现实具体写生所得,因为根据记录,此前尚无画家如此绘画,或画过这些动物。这24只动物的描绘不仅形态逼真,连大小比例也基本参照物种的实际大小。其中,9种鸟类都是西蜀成都附近常见的野生鸟类。其中麻雀、白头鹎、白鹡鸰、大山雀和北红尾鸲,不只在四川,在整个中国南方,都是最常见的鸟类,它们更多出现在城市和郊区一带。灰椋鸟、丝光椋鸟、白腰文鸟则较多出现在城郊旷野地带。它们能够出现在黄筌的笔端毫不奇怪。相信生活在宫廷的黄筌,应该有很多机会观察它们,或者通过下人捕捉到它们,用以写生。在我研究的174幅宋画作品中,大部分为花鸟画,也包括了少数含鸟类图像的山水小景和人物画,可辨识到具体物种的达到了88%,这个比例远超我的预想。其中的鸟类图像,大致可分为工笔可辨识(68%)、工笔不可辨识(2%)、简笔可辨识(20%)、简笔不可辨识(10%)四大类,从中可辨识鸟类共计67种。从中可见,以黄筌为代表的宋代花鸟画家,不止描绘身边熟悉的鸟类,还大量记录了偶然闯入视野,包括猎捕和观察到的鸟类。系统分析梳理宋代花鸟画,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我国宋代,就已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博物学传统。虽然那些宋代画家并不一定认识笔下的每一种鸟类,也未必为每一种鸟类命名,但这些画作充分说明,他们是了解并能够区别不同鸟类的形态特征、行为和生态习性的,这是我国格物穷理、格物致知传统的体现,更与西方的博物学殊途同归。从鸟类中读懂宋画:再现写生的艺术精神宋画中大量陌生、偶然鸟类的存在,说明宋代花鸟画家在创作时,直接取材于野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写生”。从而也说明,写生并非西方美术的传统,更是中国绘画早期的传统。不仅《宋画全集》中大量存在以“写生”命名的作品:写生珍禽、写生蛱蝶、写生草虫、写生栀子、写生紫薇……画史论著中也有不少“写生”的论述。然而,由于工具不易携带和不便于野外使用,中国传统的写生到底如何开展,画史和画论却一直语焉不详,缺乏实证。在故宫博物院藏佚名《绣羽鸣春图》中,作者为我们留下了宋代花鸟画写生的证据:画中白鹡鸰的脚上多了一根细线。这应该就是画家在创作这幅画时,面对的真实状态:有一只白鹡鸰被一根细线牵着,绑在一块湖石上,画家可以借此描摹写生。画家有意无意留下的这根细线,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宋代的画家,很可能是活捕这些鸟类,然后用一根细线绑在其出没的生境中,或地面或树枝上,任由其跳跃,用于观察,这样形和神都兼顾到了。不论是工笔,还是写意,模仿自然,逼近真实,是宋代花鸟画普遍的追求。写生求形似,写意求传神。一幅花鸟作品,如果能够做到形神兼备,应该可以算是上品了。但宋代画家的追求不止于此,在他们的心中还有一个“理”字。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说:“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文同更进一步说:“于形既不可失,而理更当知,生死、新老、烟云、风雨,必曲尽真态,合于天造,厌于人意,而形理两全,然后可言晓画。”苏轼和文同所强调的“理”到底是什么,对于“晓画”和创作如此重要?对此,普遍的解释认为,苏轼和文同所指的“理”,与宋代理学的兴起与盛行有关。该学说认为,万物的背后,必有一“理”。其中的“理”,接近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道理”和“原理”,或者“客观规律”。那么,在花鸟画中,画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宋代的画家又是如何讲究的?通过研究发现,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体现在宋代花鸟画家的创作细节之中。首先,不同的鸟类有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其次,鸟类与季节的关系也值得留意。我们并不能在一个季节看到所有鸟类,因为很大一部分鸟类具有迁徙习性。植物花卉更有明显的季节性,植物、鸟类与季节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画理。再次,鸟类与食物的关系,同样值得特别关注,不同的鸟类,捕猎或觅取不同的食物。最后,鸟类的行为、姿态等等也不可忽视。以上海博物馆藏李迪《雪树寒禽图》为例。南宋宫廷画家李迪,画了一只楔尾伯劳矗立于冬季树叶尽脱的荆棘枯树枝头。对于南宋都城临安来说,楔尾伯劳属于冬候鸟,主要栖息在乡郊旷野地带,多单独活动,常见其立于枝端伺机捕食的情景。伯劳有一个特殊的习性,喜欢把猎取的小动物贯穿在荆棘或细枝上,所以,伯劳往往和荆棘枝条同时出现在画中。李迪所画不仅形态写实,姿态传神,在鸟类与季节、环境、食物的关系上,在鸟类栖息和行为方面,均能严格遵循画理。系统梳理现存的宋代花鸟画,我们会发现,类似《雪树寒禽图》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形理两全”是宋代画家的普遍追求,甚至是最高追求。今天我们讲宋画的传承,需要强调的是后世画家对宋画风格、技艺和精神的传承,以及对宋画法度的传承,无论是写生摹形,还是写意传神,宋代花鸟画对于法度的把握,对于形理的追求,都值得当代创作者借鉴。
艺术与爱欲息息相关,对美的事物的爱欲与表现,乃至对美本身的爱欲与追求。图像中可见可感的爱欲,凭借着形象而来。爱欲,在图像的表现中,具有现象学般的意向性,总是意向着某人某事某物,关乎他者。一种私人化的爱欲表现,构成了马奈作品的重要特质。马奈的创作过程,注重当下的直观感受,注重转瞬即逝的现象实情,也使得作品中诚实流露着对所绘对象的爱欲。正如他对“模特”莫里索的爱欲,贯穿了他一系列重要的作品。若剥离了对莫里索的爱欲,难于想象马奈在画作中特定的表现手法。与过往的古典绘画差异显著,马奈绘画中的爱欲表现更富私人化,恍若画本的私人日记,并构成了他的观察视角与主要创作题材。古典绘画中,固然有画家取诸物象而投射的爱欲,却更偏重理想化的建构。文艺复兴时拉斐尔营造的圣母形象,广泛取自不同模特不同之处的美,以努力融合构造理想美。马奈同时代的学院派绘画,往往表现的是观众所熟识的神话或历史人物,也更强调一种通约般的惯例理解。虽然,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学院派画家大都采用了真人模特形象,或也带入、投射了私人化的爱欲,但在画面的总体构造中,则是将画家个体化的私人爱欲,调适为神话人物的公共范例表现。马奈,则描绘现代生活,描绘19世纪的巴黎现代大都市景观经验,描绘他的日常生活。他描绘模特,注重亦不伪饰私人化爱欲,不刻意将所绘人物调试为古典绘画的范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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