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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朋来友们,鞠个躬再走,送别这位90多岁的无名英雄吧! 9月23日早晨,93岁的他静静地走了。无数活着的人在口口相传中记住了他——蹬三轮的老人白芳礼。这不是神话!这位老人在74岁以后的生命中,靠着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惊异地发现,他的个人生活几近乞丐,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1993年到1998年,老人资助了红光中学的200多名藏族学生,月月给他们补助,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白芳礼倾尽所能地把他的光和热洒向了众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学生们从他那里获得的感动和成长,让他收获了无上的幸福。   老人忘不了那一年他到南开大学给贫困学生捐款的一幕。当时,学校要派车去接他,他说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钱给穷孩子买书。他自个儿蹬三轮到了学校。捐赠仪式上,老师把这个事一讲,台下一片哭声。许多学生上台从老人那里接过资助的钱时,双手都在发抖。 一位来自新疆地区的贫困学生,功课优秀,没毕业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拟以高薪聘用。这一天,他走上台激动地说:“我从白爷爷身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我正式向学校、也向白爷爷表示:毕业后我不留天津,要回到目前还贫困的家乡,以白爷爷的精神去为改变家乡面貌做贡献!”他深深地向白芳礼老人鞠了一躬。全场掌声雷动。老人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事后,老人对他的老友说:“我过得是苦,挣来的每一块钱都不容易。可我心里是舒畅的。看到大学生们能从我做的这一点点小事上唤起一份报国心,我高兴啊!”   这些年得到白芳礼捐助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及教育基金等单位达30家之多。老人捐钱从不图回报,许多得到他帮助的学生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快乐和幸福来自他那一颗太阳的心!      白芳礼老人生前与受到他资助的天津市红光中学藏族学生在一起(1994年摄)。   进的朋来友们,鞠个躬再走,送别这位无名英雄吧!   
在大连闹出的国际笑话 两个“高素质”女人吵架 出动中英日法四种语   (大连讯)两个陌生人吵架,竟然可以吵到中、英、日、法四种语言全出动,也实在少见。这种怪事前天就发生在一架从北京飞往大连的飞机上。   《大连晚报》报道,这趟南航CJ6126航班的飞机降落机场时,乘客们纷纷起身取自己的行李,在通道排队准备下飞机。 “素质太低”引发多语口角   机上一名乘客转述,当时有一对母女排在队伍前头,她们身后的一名35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急于下飞机,就不断往这母女俩中的母亲那边挤去,这引起了那位女儿的不满,双方因此发生了口角。   两个女人越吵声音越大,双方最后都动了气。乘客转述,大概是那名挤人的中年妇女说了句“素质太低”之类的话,惹恼了那名女儿,她还以颜色以挑衅式的方式问那名中年妇女:你素质高?懂日语吗?随即就开始用日语大骂中年妇女。没料到,中年妇女不甘示弱,也回敬了一串日语。随后女孩又改用法语大骂,中年妇女照样用法语回骂。   报道说,乘客转述,两个女人的“多语种争吵”从飞机内的通道上一路吵到机场出口,除了日语法语两门外语之外,双方间中还用上英文。   整个争吵时间持续了近20分钟。在航班、机场工作人员的劝阻下,双方才偃旗息鼓。
大学生求职患“城市依赖症” 大学生求职患“城市依赖症”一边是拥挤在大城市中的滔滔求职人群,一边是门前冷落的小城镇用人岗位――“城市依赖症”似乎正成为一种病症,侵袭着面对就业难的大学生们。有人认为大学生们已经“病态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并有评论指出:“城市依赖症”正在培养“垮掉的一代”。 (6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反方 “城市依赖症”正在侵袭大学生 “城市依赖症”,光听名称,就能想像出它的“症状”:宁近城一寸,不下乡一丈;宁在城里苦熬,不去乡下领薪;宁在城里漂泊混,也不到乡村干点实事;宁在城里做“黑人”(无房子、无工作、无户口),也不回原籍寻找出路……这种“病症”早已有之,比如早先上海等大城市出现的宁上中专不考大学;后来出现毕业了还赖在母校附近的漂泊一族;近几年则集中表现为在城市就不了业就转去考研,或者低工资、零工资就业也不肯转向较小城镇,在城市把自己当文盲跟民工竞岗等等,都是“城市依赖症”的具体表现。   大学生怕物质生活“断奶” 出国留学就不回国,进城读书就不回乡,为了生活放弃事业的人多了,多得成了现象、成为气候时,“垮掉的一代”也就形成了――很不幸,很多大学生正加盟其中。由此可见,“城市依赖症”根本不是依赖城市,而是依赖城市养尊处优、奢侈享乐的生活:几年大学读下来,真本事没学多少,吃饭店、穿名牌、用高档都习惯了,肯德基、KTV、网吧离不了了,睡懒觉、夜生活都学会了……小城镇、乡村没有这个条件,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一下子“断奶”,他们活不下去的。   正方 只有“自由选择”没有“城市依赖” 作为一种就业现象,大学生更愿意留在城市而不愿意下到农村,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城市依赖症”,却是大可商榷的。我们必须承认,城乡差距之大是惊人的,人们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同样惊人。如果用年数来标示,也许是十年、二十年乃至更久;如果用地域来类比,一个也许已经处在欧洲的发展水平,另一个却仍然陷在西非的泥潭里。鉴于此,“城市依赖”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并非“不可思议”。需要担忧的不是大学生的就业理性,而是依靠公共投入的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城乡差距为何如此之大?所以说,“城市依赖症”只是一个伪问题。 不要轻言“垮掉的一代” 用“垮掉的一代”这个具有浓烈历史色彩的词组来称呼处于就业困境中的中国大学生,实在是不太负责任。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众多原因中的确有着结构性失业的因素。但是,“结构性失业”的苦果又怎么非得大学生独自来吞呢?简单地引导毕业生走向乡村小镇就能解决“结构性失业”的难题吗?大学生就业难,从更宏观的背景看,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比如非公经济的发育依旧不足,难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比如大学招生数量的非常态“跳跃”,等等。就部分大学生而言,如果专业合适,如果志趣如愿,都是可以考虑选择离开大都市去寻找合适岗位的。而对于坚持留在都市里寻梦的青年,也不必一棍子打死,似乎留在大城市就是贪慕虚荣,留恋富贵,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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