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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物价(万历年)。 1楼 明朝物价: 大米白银1两=2石即377.6斤。合人民币1.75元/斤。 上等猪肉白银1钱六分=8斤合人民币13.2元/斤。 上等羊肉白银1钱二分=8斤合人民币9.5元/斤 牛肉五斤白银七分五厘合人民币9.9元/斤 五斤重大鲤鱼价白银1钱合人民币13.2元/斤 栗子五斤价白银6分五厘合人民币8.6元/斤 活肥鸡一只价白银4分合人民币26.4元/只 白布四匹价白银8钱合人民币元132.2元/匹 绵花一斤价白银6分合人民币39.6元/斤 高级红枣100斤价白银2两5钱合人民币16.5元/斤 会试用黄绢伞二把价白银==人民币3元/把 刑部用铁锹五把价二钱五分合人民币33元/把 官用桂圆重二斤八两价一钱二分五厘合人民币29.5元/斤 以上物价跟据明代万历年《宛署杂记》。 明代小说《水浒传》中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一两值1000文,一把菜刀30文约20元,考虑到当时没有工业化炼铁,这个菜刀价格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这600多元钱在我们现在大酒店里还不够,可是在小酒家里也确实可以随便上菜了。 房产价格:“可成道:‘在坟边左近,有一所空房要卖,只要五十两银子。若买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儿就凑五十两银子,把与可成买房。”—— 《三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低档房产50两一宅,约人民币33040元。高等大宅院:1000万以上。“施小舍人急于求售,落其圈套,房产值数千金,郭刁儿于中议估,只值四百金。”——《三言·桂员外途穷忏悔》。看来明朝有钱人的房子还是真够贵的。 物价的稳定。明朝初几年和末期时物价曾有过一两白银买一石大米,正统年间也有一两可以买四石的年景,崇祯帝国乱时还有过二两一石的物价。但比起民国末年物价天涨,总算银子还是硬通货。明朝的物价基本是平稳的,尤其是官俸硬比例,一两比二石大米。对稳定货币价格有相当作用。 《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宛署杂谈》“至万历十年内,又蒙题,将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 《明史·食货二》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明史·食货二》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这算是照顾弱势群体吗?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 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人民税收少,也跟明朝的政丅府机构精减有关,但发生战争时费用大量不够,崇祯国乱时期,为求一点兵费,皇帝几乎四处求告。万历年间最好收成时全国财政一年有200万两白银,还是张居正改革搞下来的。明朝万历时总人口约6000万,人均每年负担国家税支0.033两白银,约人民币22元。 福利。 《明史·食货一》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 明朝没有叫化子和流浪汉,每个县都有养济院免费收留。《宛署杂记》载“每名口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入养济院的条件是:“查都城内外之老疾孤贫者,籍其年以请。”由于有待遇以至于某些人发达了也不走,“间有家饶衣食、富于士民者。”也在里面混个名字捞个实惠。遇水灾旱灾流亡的人,凡有力可耕者,国家给田每人15亩耕种,给牛和农具。贫民没钱买地葬的,国家给地。老人八十岁以上的,国家赐爵。爵是有收入的。也就是国家养老。不过要等到八十岁。 过节。 春节、元宵、清明、瑞午、中秋、重阳。对于现代瑞午节来说来说明代比较这个节曰。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明代《菽园杂记》。 明代人生活如此。清兵入关后,强权政治,焚典改史、剃发易服,税收重重,民皆奴才,生活档次降低,难怪反清复明一直进行了半个清朝。
[转] 明朝朱姓子孙名字特点 太子家: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秦王家: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敦。 晋王家:济美锺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 燕王家: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周王家: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 楚王家: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 齐王家: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 鲁王家: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康庄遇本宁。 蜀王家: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 湘王家:久镇开方岳,扬威谨礼仪,刚毅循超卓,权衡素自持。 代王家: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燿壮洪基。 肃王家: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 辽王家:贵豪恩宠致,宪术俨尊儒,云仍祺保合,操翰丽龙舆。 庆王家: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衎,骘眷发需毗。 宁王家: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 岷王家: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 谷王家: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 韩王家:冲范徵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 沈王家:佶幼诠勋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 安王家:斐序斌廷赏,凝覃浚祉襄,恢严颛辑矩,缜密廓程纲。 唐王家: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 郢王家:伟闻参望奭,箴诲洎皋夔,麒麟馀积兆,奎颖晔璇玑。 伊王家: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 靖江王家: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
明朝的物价(万历年)。 明朝物价: 大米白银1两=2石即377.6斤。合人民币1.75元/斤。 上等猪肉白银1钱六分=8斤合人民币13.2元/斤。 上等羊肉白银1钱二分=8斤合人民币9.5元/斤 牛肉五斤白银七分五厘合人民币9.9元/斤 五斤重大鲤鱼价白银1钱合人民币13.2元/斤 栗子五斤价白银6分五厘合人民币8.6元/斤 活肥鸡一只价白银4分合人民币26.4元/只 白布四匹价白银8钱合人民币元132.2元/匹 绵花一斤价白银6分合人民币39.6元/斤 高级红枣100斤价白银2两5钱合人民币16.5元/斤 会试用黄绢伞二把价白银==人民币3元/把 刑部用铁锹五把价二钱五分合人民币33元/把 官用桂圆重二斤八两价一钱二分五厘合人民币29.5元/斤 以上物价跟据明代万历年《宛署杂记》。 明代小说《水浒传》中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一两值1000文,一把菜刀30文约20元,考虑到当时没有工业化炼铁,这个菜刀价格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这600多元钱在我们现在大酒店里还不够,可是在小酒家里也确实可以随便上菜了。 房产价格:“可成道:‘在坟边左近,有一所空房要卖,只要五十两银子。若买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儿就凑五十两银子,把与可成买房。”—— 《三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低档房产50两一宅,约人民币33040元。高等大宅院:1000万以上。“施小舍人急于求售,落其圈套,房产值数千金,郭刁儿于中议估,只值四百金。”——《三言·桂员外途穷忏悔》。看来明朝有钱人的房子还是真够贵的。 物价的稳定。明朝初几年和末期时物价曾有过一两白银买一石大米,正统年间也有一两可以买四石的年景,崇祯帝国乱时还有过二两一石的物价。但比起民国末年物价天涨,总算银子还是硬通货。明朝的物价基本是平稳的,尤其是官俸硬比例,一两比二石大米。对稳定货币价格有相当作用。 《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宛署杂谈》“至万历十年内,又蒙题,将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 《明史·食货二》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明史·食货二》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这算是照顾弱势群体吗?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 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人民税收少,也跟明朝的政丅府机构精减有关,但发生战争时费用大量不够,崇祯国乱时期,为求一点兵费,皇帝几乎四处求告。万历年间最好收成时全国财政一年有200万两白银,还是张居正改革搞下来的。明朝万历时总人口约6000万,人均每年负担国家税支0.033两白银,约人民币22元。 福利。 《明史·食货一》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 明朝没有叫化子和流浪汉,每个县都有养济院免费收留。《宛署杂记》载“每名口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入养济院的条件是:“查都城内外之老疾孤贫者,籍其年以请。”由于有待遇以至于某些人发达了也不走,“间有家饶衣食、富于士民者。”也在里面混个名字捞个实惠。遇水灾旱灾流亡的人,凡有力可耕者,国家给田每人15亩耕种,给牛和农具。贫民没钱买地葬的,国家给地。老人八十岁以上的,国家赐爵。爵是有收入的。也就是国家养老。不过要等到八十岁。 过节。 春节、元宵、清明、瑞午、中秋、重阳。对于现代瑞午节来说来说明代比较这个节曰。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明代《菽园杂记》。 明代人生活如此。清兵入关后,强权政治,焚典改史、剃发易服,税收重重,民皆奴才,生活档次降低,难怪反清复明一直进行了半个清朝。
明亡国殉节官员表---人活着绝不能没有气节! 明末抗清比南宋抗元更加激烈,其全家殉国死节的不计其数,死节的英雄志士更多,光后来追谥的有姓名可察的就有四千六百多人。他们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前每每慷慨赋诗。明末绝命诗在数量上是空前的多,而且大都是以热爱祖国和坚持民族气节为其主题。 明朝义士语录: “母年八十余矣,当自为计。儿,国大臣,不可以不死。” ——卫景瑗 “勉哉元升。吾人见危授命,吾不为其难,谁为其难者!与君携手黄泉,预订斯盟,无忘息壤矣。” ——马世奇 “祖宗二百七十余年宗社,一旦至此,虽上有亢龙之悔,下有鱼烂之殃,而身居谏垣,无所匡救,法当褫服。殓用角巾青衫,覆以单衾,以志吾哀。” ——吴麟征 恶儒们,你们是不是想叫嚣:还是施琅,汪精卫识时务! 【明亡国殉节官员表】 史可法 太师  张煌言 尚书     朱术桂 宁靖王 阎应元 典史     李成栋 惠国公 何腾蛟 定兴侯     黄得功 靖南伯 高杰 兴平伯     瞿式耜 大学士 马士英? 大学士     范景文 大学士 张耀 布政使     夏万亨 布政使 赵建极 布政使     庄祖诰 按察使 苏观生 大学士     曾樱 大学士 朱继祚 大学士     贺逢圣 太子太保 张同敞 总督     张慎言 尚书 高弘图 尚书     王家彦 尚书 傅作霖 尚书     吴钟峦 尚书 杨文骢 尚书     蔡懋德 右佥都御史 卫景瑗 右佥都御史     范文光 右佥都御史 凌义渠 大理卿     姜曰广 大学士 吴炳 大学士     杨廷麟 大学士 陈子壮 大学士     李邦华 左都御史   尹伸 太常卿     徐石麒 尚书   高倬 尚书     李向中 尚书   吴锺峦 尚书     倪元璐 侍郎   孟兆祥 侍郎     王景亮 巡按   南居益 侍郎     毛文炳 兵备副使   蔺刚中 兵备副使     毕拱辰 兵备副使   孙康周 知府     房之屏 知县   杨家龙 知州     阎梦夔 参将   侯君昭 知州     刘必达 知县   王孕懋 兵备副使     周遇吉 总兵   李倬 知县     朱家仕 巡副使   徐有声 督储郎中     朱敏泰 通判   宁龙 副将     董用文 总兵   刘九卿 副将     申以孝 知县   顾景闻 指挥     王行俭 知府   王锡 知县     陈纟熏 兵备副使   周凤翔 东宫讲官     刘理顺 修撰   孟章明 进士     汪伟 东宫讲官   吴甘来 都给事中     马世奇 左庶子   吴麟征 太常少卿     王乔栋 参政   张继孟 知府     齐赤 兵备副使   孔教 佥事     尧相 同知   刘佳胤 总兵     刘士斗 兵备佥事  沈云祚 知县     王励精 知州   刘三策 知县     顾绳贻 知县   赵嘉炜 主簿
“五刑不如一耻” 晚明时代学者官僚吕坤做人语录 “五刑不如一耻” 晚明时代学者官僚吕坤做人语录   晚明社会以其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绮丽的景象,构成历代末世王朝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时,遭逢社会盛衰巨变的士人不得不起而思索救世的良方,晚明学人吕坤就颇具代表性。   吕坤(1536—1618年),字叔简,一字心吾或新吾,自号抱独居士,为人“刚介峭直”,官至刑部侍郎,在朝“守正不阿”,曾以“善恶在我,毁誉由人”(《去伪斋文集·自撰墓志铭》)的人品与个性称道于后世。   在以《呻龘吟语》为代表的诸多著述中,吕坤通过阐述自己对治国修身、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和见解,表达了他对重新树立晚明社会道德标准的迫切心情:“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内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当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针,苦口之良剂。”(《吕语集粹·序》)   在吕坤生活的嘉靖、万历时代,物欲横流,“羞耻心”已被人们渐渐淡忘,社会道德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时局如吕坤形容的那样:“人心如实炮,火一点烈焰腾天;国事如溃瓜,手一触流液满地。”面对此情此景,吕坤痛感重树社会道德的重要,他痛切地指出,“五刑不如一耻”(《呻龘吟语·治道》),即再残酷的刑罚,也不如让人懂得一个“耻”字,教育人懂得廉耻比重刑重罚更重要。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了,知道什么叫羞耻,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就能明辨是非。人贵有“羞耻之心”,知羞是善的开端,无龘耻是恶的开始。人之所以是非颠倒,以丑为美,以耻为荣,做出种种不道德的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知羞耻。在《呻龘吟语》等一系列著述中,吕坤都在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心中的羞耻心,希望重建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体系。   吕坤重建儒家修齐治平道德体系的努力,首先体现在对君主和各级官吏的道德规范上。吕坤认为,造成晚明世风败坏的责任首在于贵者贤者,因为“贵者贤者为教化风俗之大蠹也”(《呻龘吟语·治道》),正是这些拥有权势和学识的上层人物把晚明社会的风俗带坏了。吕坤对嘉万以来君主昏庸、吏治腐败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反思,通过深入分析君民关系,明确指出君主应该遵循道德规范。他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呻龘吟语·治道》)“天”立“君”的目的是让其为”民”服务的,君主应当勤政爱民以体现天意。吕坤告诫君主不能忘记百姓的作用:“吃这一箸饭是何人种获底?穿这一匹帛是何人织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该我居住?安车驷马如何该我乘坐?”他认为君主应该对这些问题反躬自问,时刻不可忘记“获饱暖之休,思作者之劳;享尊荣之乐,思供者之苦”(《呻龘吟语·应务》)。吕坤对当时官场上“不念民生,奔走世态”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主张官吏应该“以伊尹之志为己任,以社稷苍生为己责”(《去伪斋文集·贺侍御侯碧塘》),致力于民务,关心民瘼,清正廉洁。“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他还总结道:“居官有五要,休错问一件事,休屈打一个人,休妄废一分财,休轻劳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钱。”(《呻龘吟语·治道》)吕坤本人也在积极践行着兴利除弊、严格自律的种种主张,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他敢于冒死上言激烈抨击万历皇帝的昏庸与贪婪。   吕坤对物欲横流的晚明社会里蔓延的贪婪之心有着细致的剖析,他指出:“只一个贪爱心,第一可贱可耻。羊马之于水草,蝇蚁之于腥膻,蜣螂之于积粪,都是这个念头。是以君子制欲。”(《呻龘吟语·修身》)他希望人们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和原则,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在《忧危疏》中,吕坤直斥万历皇帝的贪婪:“夫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必贫,天下贫则君岂独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乐之;专民之欲者,民共夺之。”他还从正面论述做人要有节制,行为要有度,“防欲如挽逆水之航,才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便下坠。是以君子之心无时而不敬畏也。”(《呻龘吟语·存心》)意思是说,防止欲望的膨胀就好像挽拉逆水而上的船只,只要一不用力,船便会往下流去;尽力做善事好像是在攀那没有枝杈的树木,才歇脚便会往下滑落。所以,君子应该常怀敬畏之心,不时地提醒和警戒自己。
洪武初期明朝对北元军事策略新探 一 如何看待明朝初年针对北元的军事部署和双方交兵,历史学现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朱元璋在洪武初期对北元用兵,不仅仅是要打败蒙古军队,甚至是有吞并蒙古草原之意。海外名著《剑桥明代中国史》是这样论述:“从外交意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1372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统治的继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国内方面,历史名家汤纲、南炳文所著新版的《明史》简略地提到“明朝政府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在洪武时期,多次出兵蒙古。”蒙古史方面,当前最全面也是最好的《蒙古民族通史》也持类似观点:“北元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明朝统治的脆弱。洪武初太祖连年用兵,下开平,克应昌,迫使妥欢帖木尔坐不暖席,总想一鼓而下,彻底消灭这个小朝廷。”果真如以上史学名家说述,朱元璋在这段时间有意统治北元吗?其实这样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 朱元璋自立国之后,针对北元实际上一直持政治上招降和军事上积极防御的两手策略。他对北元的招降是寄希望于蒙古奉大明王朝为正统,通过前朝对本朝的朝贡,以和平手段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因此他对元朝被俘的或投奔的文臣武将极力优待,并且承认明朝之前元朝在中国的近百年异族统治的正统地位。他甚至希望能够保持北元在草原沙漠地区的有效统治,这一切的前提是向明王朝进行朝贡,确立明朝的宗主地位,当这一政治目标无法实现时,明朝对北元的用兵也只是一种战术反击,通过消灭进犯的北元军队,达到在边境地区保土安民的军事目的。即便是主动出击,也都是针对沿边一带手握兵权的北元武将,而对元宗室一直留有很大的余地;绝非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在笔者看来,洪武执政初期绝无鲸吞草原蒙古的愿望和手段,以下,笔者按时间线索分述之。 先对时间跨度作个说明。所谓洪武朝初期,是指从明军北伐中原攻取元都开始,到洪武五年岭北之战失利为止。因为从北伐中原,明朝作为一个新兴独立政权,已经开始和盘踞在北方的元朝发生正面冲突。 1368年(洪武元年)8月,徐达率领明军攻占元都时,“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古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4]对北元来说,虽然顺帝及其军队是在明军强大压力下退出中原,返回上都,但仍然保留了相当实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北元将会对明朝继续构成强大威胁。在此期间明对元朝的政治军事策略,使后来元朝退回沙漠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洪武五年岭北之战后,明军损失惨重,已无力对北元发动军事进攻,客观上已不存在吞并北元的军事企图。岭北之战“后来的15年中,明朝对北方边境的政策是在当地取守势,偶尔在长城附近搞点报复活动。甚至在1387年重现挑起大规模战斗时,也无迹象表明它要永久统治外蒙。”这个事实还是值得肯定的。 朱元璋在北伐之初讨论行军路线用兵方式时,不以在长城之内肃清元朝为作战目的,当时已经有了放元宗室归沙漠地区的意图。到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已经有了十多年与陈友谅、张士诚等武装群雄征战的经验。当时结束战争的模式无一不是消灭武装力量,击毙或俘获首领,占领地盘,完全彻底地消灭敌对势力。但在战胜陈友谅、张士诚之后,讨论如何北伐时,朱元璋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模式。“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如志。或劝朕荡平群寇,始取元都,若等又欲直捣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北伐进军即要剪除元朝的军事力量,还要颠覆元朝朝廷,对于进军线路和打击方式上,常遇春主张集中兵力直捣元都。常遇春的作战思路仍然是从前战争方式的翻版,以彻底消灭对手为最终目的,但这一冒险的主张遭到朱元璋反对。他认为元都城高池深,难于攻取,如果孤军深入遇到援兵合围,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坚持先夺取山东河南,控制潼关, 堵住甘陕方面元军自西向东的通道;等到中原形势明朗后,使元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鼓作气而得之。攻下元都后不再继续向北,而是调转进军方向,“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至此不难看出,朱元璋北伐灭元的战争,是以夺取和控制传统中国的农业区为最终目的。 其实,朱元璋和徐达、常遇春等军事将领也很清楚,按照这样稳健的作战方式,元主未必情愿株守孤城,呈困兽斗,极有可能北遁沙漠。翌年,明朝的北伐部队在击败了王宣、扩廓帖木儿军事力量后,占领山东河南,开始着手进攻元都。徐达对这种可能性向朱元璋进行了请示,并建议继续追击,“臣虑进师之日,元主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朱元璋认为,如果元主遁入沙漠,明军无需继续追赶,以固守长城边塞为要,主要是防止北元军队向南的侵扰。这说明他对战争结束后,元主北逃的后果已经有了一定的预见:这和征战陈友谅、张士诚那样取得完全的胜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明朝北伐的结果将是夺得元朝的统治区域,在长城沿线附近形成两个互相防范和敌对的政权。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是因为在他心中非常清楚,这两个政权孰轻孰重,孰在上升孰在衰败。这种自信是来自于他对天命的理解。“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 因此对朱元璋来说,将元主逐回沙漠并不是放虎归山。但是在长城以南,他也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消灭掉元朝。那么在元主遁回沙漠,重新开始与明朝对峙后,朱元璋自觉有能力深入数千里,与元朝残余部队在地形不熟、作战方式不利的情况下劳师远征吗?他显然清楚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他要的是在政治上迫使北元臣降,在军事上做好防御以歼灭进犯之敌。
崔子忠——明末画坛高士(转) 崔子忠——明末画坛高士 崔子忠(约1595年——1644年),又名丹,字道母,号青蚓。原籍山东平度,占籍顺天(北京)。(1)是中国绘画史上大师级的名人。明朝末年,和南方的陈洪绶(陈老莲)齐名,并称“南陈北崔”。 现存有关崔子忠的资料,成书最早内容最多的是清初顺治年间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周氏自称材料引自“王敬哉曰”和“钱虞山曰”。按:王崇简(敬哉),宛平(北京)人,和崔子忠同是顺天府学生员,崇祯初年都参加过江南文士组织 “复社”的活动(见吴山纂辑的《复社姓氏传略》卷一北直顺天府)。崇祯十六年,考中进士,入清后,仕至礼部尚书,卒谥“文简”。钱谦益(虞山),江南常熟人,明末东林党领袖人物,诗文大家。崇祯十一年,因事待罪北京,一度与崔子忠相识,崔以师礼事之。《书影》所引“钱虞山曰”文出钱著《列朝诗集小传·崔秀才子忠》。周亮工,河南祥符(开封)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潍县知县。入清后,仕至户部侍郎。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画收藏家、鉴赏家。 据《书影》所记“王敬哉曰”, 崔子忠,“其先山东平度州人”,占籍顺天(北京)。年青时考中秀才,因“为文崛奥”,不合科举八股的要求,参加了几次乡试都未考中,便“弃举子业”。 崔子忠中年时即蜚声画坛,住在北京南郊偏僻处一所简陋的小院里, “荜门土壁,洒扫洁清,冬一褐,夏一葛”,“高冠草履,莳花养鱼,不知贫贱之可戚”。 “妻布衣疏裳,黾勉操作”,两个女儿“亦解诵读”。每当兴至,则欣然展纸挥毫,妻女“皆能点染设色”,一家四人“相与摩挲指示,共相娱悦”。有时也把得意之作赠给少数知己好友,但“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购请,虽穷饿,掉头弗顾也”。(“钱虞山曰”也有相同内容)。崔子忠为人孤高,自甘清贫,景慕和效法的是那些超然尘世之外的古代高人雅士。“当时贵人多折官位与之交,崔皆逃避不顾”。 明末文坛领袖书画大师董其昌评崔子忠:“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见”。钱谦益则称他:“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 钱评崔子忠的画是:“慕顾、陆、阎、吴遗迹,关、范以下不复措手”。说他所追求和师法的是晋代顾恺之、陆探微、唐代阎立本、吴道子、五代关仝、北宋范宽这些前代的超级大师,而绝不与流俗之辈看齐。周亮工在《书影》另一则文字里称:“崔青蚓不专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远追(吴)道子,近逾丁、吴。”(见)当时的丁南羽、吴文中所画佛像已经达到了“一触目,便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的极高水平,崔子忠更超过他们,可以上追“画圣”吴道子了。 钱谦益文所记崔子忠轶事很生动:崔子忠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宋应亨和宋玫都在崇祯年间考中进士。宋应亨任职吏部文选司时,曾授意一个“应选者”送给崔子忠一千两银子。崔子忠拒绝接受,并对宋应亨说:“你知道我穷,却不拿自己的钱财赠送我,而要我接受‘应选者’的银子。难道你不了解老同学的脾气吗?”宋玫任谏官,屡次向崔子忠求画崔都不给。一天,宋玫把崔子忠请到府中,关上大门,对他说:“今天别怪老同学无理,如果不给我作画,我就不放你回家,不出十天半月,你家里养的鱼、栽的花, 就都渴死和枯死了!”崔子忠无奈,只得画了一幅。“画成,别去,坐邻家,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树石略简,须增润数笔’”。宋玫把画交给来人带回,崔子忠当即撕碎,扬长而去。弄得宋玫哭笑不得,却又奈何不了这位孤傲名高的昔日学友。 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和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都有《崔文学子忠》传,除了略述《书影》文中所记,还都记了“史可法赠马”事。史可法和王崇简、崔子忠都是左光斗任提学御史时拔识的顺天生员。到崇祯后期,史可法已负天下重望。“一日过其舍,见萧然闭户,晨炊不继,乃留所乘马赠之,徒步归”。史可法是非常了解并敬重这位老同学的。崔子忠则把马卖了四十两银子,“呼朋旧痛饮,一日而尽”。说“这酒是史道邻所赠,清清白白,不是来自‘盗泉的’”。其人其事之豪爽狂放,大都类此。
[转] 明朝朱姓子孙名字特点 太子家: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秦王家: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敦。 晋王家:济美锺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 燕王家: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周王家: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 楚王家: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 齐王家: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 鲁王家: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康庄遇本宁。 蜀王家: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 湘王家:久镇开方岳,扬威谨礼仪,刚毅循超卓,权衡素自持。 代王家: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燿壮洪基。 肃王家: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 辽王家:贵豪恩宠致,宪术俨尊儒,云仍祺保合,操翰丽龙舆。 庆王家: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衎,骘眷发需毗。 宁王家: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 岷王家: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 谷王家: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 韩王家:冲范徵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 沈王家:佶幼诠勋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 安王家:斐序斌廷赏,凝覃浚祉襄,恢严颛辑矩,缜密廓程纲。 唐王家: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 郢王家:伟闻参望奭,箴诲洎皋夔,麒麟馀积兆,奎颖晔璇玑。 伊王家: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 靖江王家: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
转:明朝的过路收费站——钞关 玩过京杭自驾游的现代人都知道,从杭州到北京,最短公路里程1300公里,要走九段高速,交费624元,平均每公里交五毛。  玩过京杭自驾游的明朝人都知道,从杭州到北京,最短水路里程1700公里,要过12个钞关,交费348文,平均每公里交两文。   明朝米价最低时,70文能买一石,当时一石米90斤,平均每斤米卖8文,用米价一换算,明朝两文钱跟今天五毛钱的购买力相差无几,那时候每公里交两文,刚好等于现在每公里交五毛。时代不同了,有些事情仍然会复古,在过站交钱的时候,您能看到时光倒流。   现在的收费站不是问谁都要钱,军车、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统统免费通行;在北方某些县市,当地领导的车驶过当地的收费站,按惯例是不能收费的——钱是小事,伤了领导的脸面要紧。   同样的,明朝的钞关也不是问谁都要钱,它们有三不收:领导的船不收,太监的船不收,进士和举人的船不收。时代不同了,有些事情仍然会复古,在免费过站的时候,您能看到时光倒流。   明朝人过钞关,变着法儿逃费,有的造一对假牌子,在船头竖起来,一面写“相府”,另一面写“通政司大堂”,冒充官船,就像现在某些民用货车挂军车牌照那样;有的请进士或者举人坐在船上当护身符,过钞关的时候,人家要钱,就让护身符出面对付,类似现在某些驴友开车出门时尽量捎一记者。时代不同了,手法仍然会复古,在过站逃费的时候,您能看到时光倒流。   冒充官船风险太大,请进士或举人做护身符却百试百灵,所以在明朝,进士和举人堪称一专多能,他们不但推动了文化教育产业的繁荣发展,而且在民营航运领域大显身手。船主给他们的回报也丰厚,明朝拟话本《文疯子传》里,一位秀才同时给两艘民船护航,拿了人家五两纹银的顾问费,进士和举人比秀才有身份多了,他们更有资格帮人免交过路费,拿的报酬自然更高。   在帮人免交过路费这方面,现在的记者没有明朝的进士、举人那么牛,至少不能帮货车逃费,也不能帮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逃费。但是朋友们,即便只是在普通公路上帮一把微型客车,那也是大有可为的,毕竟现在的车流量远远超过明朝,毕竟现在的收费站比明朝的钞关更密集。
明代诗歌与词曲 明代诗歌与词曲 一、明初诗歌 明初诗歌以刘基、高启为代表。他俩都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动乱,对民生痛苦和治乱兴亡感受较深,并在诗作中有所反映。刘基是诗文兼长的作家。他的诗古朴雄放,古体诗成就较高。高启的诗歌饱含着元明之际这个特定时代的现实内容,他兼采众长,才华卓荦,诗风豪健,是明代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现存诗二千余首。刘基、高启之后,自永乐以还,“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台阁宰辅的地位,领导文坛三四十年,形成“台阁体”。他们的诗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仅内容贫乏,技巧也无可取。这是诗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与“台阁体”流行同时,能独树一帜的是民族英雄于谦的诗歌。他的诗歌大量反映人民疾苦,歌颂反抗侵略战争的英雄,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深挚感情,语言朴素明畅,情真意切,有较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二、明中叶诗歌 明代中叶,诗文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流派,它们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拟古与反拟古展开的。“茶陵派”是由“台阁体”向前后“七子”过渡的一个诗文流派。代表作家是湖南茶陵人李东阳。他的文学理论与创作上承“台阁体”下启“七子”复古派。前后“七子”统治文坛几十年,他们发起的复古运动,对冲破“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有积极意义。但他们强调“诗必盛唐”,主张象临帖那样去模拟古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们的诗成就不高,大多缺乏真实的生活感受,反映的生活面狭窄,陷入模拟而不能自振。“前七子”指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七人,又称“弘正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后七子”指嘉靖、隆庆年问的李攀龙、壬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七人,又称“嘉靖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王世贞是前后七子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具有才力雄健,学识富赡的特点。当复古运动风靡一世之时,吴中诗人唐寅、沈周、文征、祝允明等反对复古,诗风平易清新,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但影响不大。猛烈反对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派”,代表人物是湖北**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世称“**三袁”,其中袁宏道的成就最高。他针对复古派的“文学退化论”,提出发展的文学观,认为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针对复古派形丨式主义的模拟论,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派”的文学主张是明后期文艺新思潮的一部分,表现了反传统的斗争精神,在反复古运动中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诗歌,内容不够深厚,大多抒写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因之,他们的主张未能把诗歌引向现实主义道路。继“**派”而起的是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在反拟古,提倡“性灵”方面,与**派的主张大致相同。但对“性灵”的解释,两派又有很大差异。“竟陵派”为了纠正“**”之弊,更多的乞灵于古人,要从古人诗文中求得“性灵”,以表现作者幽僻孤峭的思想情绪。因而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脱离现实的狭窄道路。
文明断裂的悲剧——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大明正气歌 甲申国变,建虏入塞。窃踞神州,蹂躏黎元。大明忠义之士,慨然奋起,舍生忘死,精忠报国。李定国、张煌言、张名振、瞿式耜、何腾蛟等,节烈之壮,可匹前贤。晋王之忠,可比岳武穆。苍水之烈,不亚文丞相。文丞相有《正气歌》, 张阁部亦著《苍水集》。此等诸诗,人或多闻。而民间义民诸事,人多不闻焉。今录之如左: 张国维作《绝命诗》三章, 《自述》:艰难百战戴吾君,拒贼辞唐气厉云。时去仍为朱氏鬼,精灵当傍孝陵坟。 《念母》:一瞑纤尘不挂胸,惟哀老母暮途穷。仁人锡类能无虑,存殁衔思结草同。 《训子》:夙昔诗书暂鼓钲,而今绝口莫谈兵。苍穹若有施存恤,秉奉全身答所生。 前兵部侍郎陈寒辉有《绝命诗》八章,其首章云:生为大明之人,鬼作大明之鬼。笑指白云深处,萧然一无所累。子房始终为韩,永叔生死尚鲁。赤松千古成名,黄蘖存心独苦。父母无思可报,妻儿面不能亲。落日樵夫湖上,应怜故国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头万事已毕。徒惭赤手擎天,惟见长虹贯日。去夏六月廿七,虚度一年世法。但言心内春秋,莫问人家花甲。斩尽一生情种,独存性地灵光。古衲共奉文佛,麻衣泣拜高皇。 秦淮乞儿《绝命诗》: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 左都御史刘宗周《绝命诗》: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又何易。 桃源堂主人曰:民国己丑,介公将别蓉,挥泪书诗曰: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鴞未靖此东征。艰难革丵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今思之,盖与前事同焉。
崔子忠——明末画坛高士(转) 崔子忠——明末画坛高士 崔子忠(约1595年——1644年),又名丹,字道母,号青蚓。原籍山东平度,占籍顺天(北京)。(1)是中国绘画史上大师级的名人。明朝末年,和南方的陈洪绶(陈老莲)齐名,并称“南陈北崔”。 现存有关崔子忠的资料,成书最早内容最多的是清初顺治年间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周氏自称材料引自“王敬哉曰”和“钱虞山曰”。按:王崇简(敬哉),宛平(北京)人,和崔子忠同是顺天府学生员,崇祯初年都参加过江南文士组织 “复社”的活动(见吴山纂辑的《复社姓氏传略》卷一北直顺天府)。崇祯十六年,考中进士,入清后,仕至礼部尚书,卒谥“文简”。钱谦益(虞山),江南常熟人,明末东林党领袖人物,诗文大家。崇祯十一年,因事待罪北京,一度与崔子忠相识,崔以师礼事之。《书影》所引“钱虞山曰”文出钱著《列朝诗集小传·崔秀才子忠》。周亮工,河南祥符(开封)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潍县知县。入清后,仕至户部侍郎。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画收藏家、鉴赏家。 据《书影》所记“王敬哉曰”, 崔子忠,“其先山东平度州人”,占籍顺天(北京)。年青时考中秀才,因“为文崛奥”,不合科举八股的要求,参加了几次乡试都未考中,便“弃举子业”。 崔子忠中年时即蜚声画坛,住在北京南郊偏僻处一所简陋的小院里, “荜门土壁,洒扫洁清,冬一褐,夏一葛”,“高冠草履,莳花养鱼,不知贫贱之可戚”。 “妻布衣疏裳,黾勉操作”,两个女儿“亦解诵读”。每当兴至,则欣然展纸挥毫,妻女“皆能点染设色”,一家四人“相与摩挲指示,共相娱悦”。有时也把得意之作赠给少数知己好友,但“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购请,虽穷饿,掉头弗顾也”。(“钱虞山曰”也有相同内容)。崔子忠为人孤高,自甘清贫,景慕和效法的是那些超然尘世之外的古代高人雅士。“当时贵人多折官位与之交,崔皆逃避不顾”。 明末文坛领袖书画大师董其昌评崔子忠:“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见”。钱谦益则称他:“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 钱评崔子忠的画是:“慕顾、陆、阎、吴遗迹,关、范以下不复措手”。说他所追求和师法的是晋代顾恺之、陆探微、唐代阎立本、吴道子、五代关仝、北宋范宽这些前代的超级大师,而绝不与流俗之辈看齐。周亮工在《书影》另一则文字里称:“崔青蚓不专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远追(吴)道子,近逾丁、吴。”(见)当时的丁南羽、吴文中所画佛像已经达到了“一触目,便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的极高水平,崔子忠更超过他们,可以上追“画圣”吴道子了。 钱谦益文所记崔子忠轶事很生动:崔子忠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宋应亨和宋玫都在崇祯年间考中进士。宋应亨任职吏部文选司时,曾授意一个“应选者”送给崔子忠一千两银子。崔子忠拒绝接受,并对宋应亨说:“你知道我穷,却不拿自己的钱财赠送我,而要我接受‘应选者’的银子。难道你不了解老同学的脾气吗?”宋玫任谏官,屡次向崔子忠求画崔都不给。一天,宋玫把崔子忠请到府中,关上大门,对他说:“今天别怪老同学无理,如果不给我作画,我就不放你回家,不出十天半月,你家里养的鱼、栽的花, 就都渴死和枯死了!”崔子忠无奈,只得画了一幅。“画成,别去,坐邻家,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树石略简,须增润数笔’”。宋玫把画交给来人带回,崔子忠当即撕碎,扬长而去。弄得宋玫哭笑不得,却又奈何不了这位孤傲名高的昔日学友。 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和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都有《崔文学子忠》传,除了略述《书影》文中所记,还都记了“史可法赠马”事。史可法和王崇简、崔子忠都是左光斗任提学御史时拔识的顺天生员。到崇祯后期,史可法已负天下重望。“一日过其舍,见萧然闭户,晨炊不继,乃留所乘马赠之,徒步归”。史可法是非常了解并敬重这位老同学的。崔子忠则把马卖了四十两银子,“呼朋旧痛饮,一日而尽”。说“这酒是史道邻所赠,清清白白,不是来自‘盗泉的’”。其人其事之豪爽狂放,大都类此。
明朝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zt)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应天巡抚右都御史曹时聘上奏明神宗说“吴民生齿最烦,……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其民,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明朝时期的杭州“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己,明日又别为计”。 顺天府的市民也是“家无担石而饮食服饰拟于巨室”。 山东博平县明朝嘉靖中叶以后“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郓城县百姓“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胥吏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里中无老少,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 南直隶通州,在明朝万历时期,“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菜肴十分丰盛,“稍贱则惧其渎客”。 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尚侈,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 明代的社会还兴起了“攒盒”,盒内分为不同形状的格子,将各种各种食物攒集为一盒,可携带外出游山玩水。“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仕宦用之,今年即仆妇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 明代的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 到明朝万历时期,更加厉害“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犀玉酒器以华宾宴,……且以象筷玉杯为常,仕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如果节俭到极点的崇祯皇帝知道他的臣民许多人都比他阔气百倍千倍,不知道做何感想。)
转:明朝的过路收费站——钞关 玩过京杭自驾游的现代人都知道,从杭州到北京,最短公路里程1300公里,要走九段高速,交费624元,平均每公里交五毛。  玩过京杭自驾游的明朝人都知道,从杭州到北京,最短水路里程1700公里,要过12个钞关,交费348文,平均每公里交两文。   明朝米价最低时,70文能买一石,当时一石米90斤,平均每斤米卖8文,用米价一换算,明朝两文钱跟今天五毛钱的购买力相差无几,那时候每公里交两文,刚好等于现在每公里交五毛。时代不同了,有些事情仍然会复古,在过站交钱的时候,您能看到时光倒流。   现在的收费站不是问谁都要钱,军车、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统统免费通行;在北方某些县市,当地领导的车驶过当地的收费站,按惯例是不能收费的——钱是小事,伤了领导的脸面要紧。   同样的,明朝的钞关也不是问谁都要钱,它们有三不收:领导的船不收,太监的船不收,进士和举人的船不收。时代不同了,有些事情仍然会复古,在免费过站的时候,您能看到时光倒流。   明朝人过钞关,变着法儿逃费,有的造一对假牌子,在船头竖起来,一面写“相府”,另一面写“通政司大堂”,冒充官船,就像现在某些民用货车挂军车牌照那样;有的请进士或者举人坐在船上当护身符,过钞关的时候,人家要钱,就让护身符出面对付,类似现在某些驴友开车出门时尽量捎一记者。时代不同了,手法仍然会复古,在过站逃费的时候,您能看到时光倒流。   冒充官船风险太大,请进士或举人做护身符却百试百灵,所以在明朝,进士和举人堪称一专多能,他们不但推动了文化教育产业的繁荣发展,而且在民营航运领域大显身手。船主给他们的回报也丰厚,明朝拟话本《文疯子传》里,一位秀才同时给两艘民船护航,拿了人家五两纹银的顾问费,进士和举人比秀才有身份多了,他们更有资格帮人免交过路费,拿的报酬自然更高。   在帮人免交过路费这方面,现在的记者没有明朝的进士、举人那么牛,至少不能帮货车逃费,也不能帮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逃费。但是朋友们,即便只是在普通公路上帮一把微型客车,那也是大有可为的,毕竟现在的车流量远远超过明朝,毕竟现在的收费站比明朝的钞关更密集。
“五刑不如一耻” 晚明时代学者官僚吕坤做人语录 “五刑不如一耻” 晚明时代学者官僚吕坤做人语录   晚明社会以其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绮丽的景象,构成历代末世王朝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时,遭逢社会盛衰巨变的士人不得不起而思索救世的良方,晚明学人吕坤就颇具代表性。   吕坤(1536—1618年),字叔简,一字心吾或新吾,自号抱独居士,为人“刚介峭直”,官至刑部侍郎,在朝“守正不阿”,曾以“善恶在我,毁誉由人”(《去伪斋文集·自撰墓志铭》)的人品与个性称道于后世。   在以《呻龘吟语》为代表的诸多著述中,吕坤通过阐述自己对治国修身、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和见解,表达了他对重新树立晚明社会道德标准的迫切心情:“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内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当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针,苦口之良剂。”(《吕语集粹·序》)   在吕坤生活的嘉靖、万历时代,物欲横流,“羞耻心”已被人们渐渐淡忘,社会道德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时局如吕坤形容的那样:“人心如实炮,火一点烈焰腾天;国事如溃瓜,手一触流液满地。”面对此情此景,吕坤痛感重树社会道德的重要,他痛切地指出,“五刑不如一耻”(《呻龘吟语·治道》),即再残酷的刑罚,也不如让人懂得一个“耻”字,教育人懂得廉耻比重刑重罚更重要。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了,知道什么叫羞耻,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就能明辨是非。人贵有“羞耻之心”,知羞是善的开端,无龘耻是恶的开始。人之所以是非颠倒,以丑为美,以耻为荣,做出种种不道德的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知羞耻。在《呻龘吟语》等一系列著述中,吕坤都在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心中的羞耻心,希望重建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体系。   吕坤重建儒家修齐治平道德体系的努力,首先体现在对君主和各级官吏的道德规范上。吕坤认为,造成晚明世风败坏的责任首在于贵者贤者,因为“贵者贤者为教化风俗之大蠹也”(《呻龘吟语·治道》),正是这些拥有权势和学识的上层人物把晚明社会的风俗带坏了。吕坤对嘉万以来君主昏庸、吏治腐败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反思,通过深入分析君民关系,明确指出君主应该遵循道德规范。他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呻龘吟语·治道》)“天”立“君”的目的是让其为”民”服务的,君主应当勤政爱民以体现天意。吕坤告诫君主不能忘记百姓的作用:“吃这一箸饭是何人种获底?穿这一匹帛是何人织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该我居住?安车驷马如何该我乘坐?”他认为君主应该对这些问题反躬自问,时刻不可忘记“获饱暖之休,思作者之劳;享尊荣之乐,思供者之苦”(《呻龘吟语·应务》)。吕坤对当时官场上“不念民生,奔走世态”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主张官吏应该“以伊尹之志为己任,以社稷苍生为己责”(《去伪斋文集·贺侍御侯碧塘》),致力于民务,关心民瘼,清正廉洁。“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他还总结道:“居官有五要,休错问一件事,休屈打一个人,休妄废一分财,休轻劳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钱。”(《呻龘吟语·治道》)吕坤本人也在积极践行着兴利除弊、严格自律的种种主张,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他敢于冒死上言激烈抨击万历皇帝的昏庸与贪婪。   吕坤对物欲横流的晚明社会里蔓延的贪婪之心有着细致的剖析,他指出:“只一个贪爱心,第一可贱可耻。羊马之于水草,蝇蚁之于腥膻,蜣螂之于积粪,都是这个念头。是以君子制欲。”(《呻龘吟语·修身》)他希望人们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和原则,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在《忧危疏》中,吕坤直斥万历皇帝的贪婪:“夫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必贫,天下贫则君岂独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乐之;专民之欲者,民共夺之。”他还从正面论述做人要有节制,行为要有度,“防欲如挽逆水之航,才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便下坠。是以君子之心无时而不敬畏也。”(《呻龘吟语·存心》)意思是说,防止欲望的膨胀就好像挽拉逆水而上的船只,只要一不用力,船便会往下流去;尽力做善事好像是在攀那没有枝杈的树木,才歇脚便会往下滑落。所以,君子应该常怀敬畏之心,不时地提醒和警戒自己。
明末边事春秋之六 鏖战三千里江山 ――万历朝鲜之役 与许多人的感觉一样,每读《明史》,特别是读到晚明部分,总会令人感到寒气逼人,脊背上的凉意,胸腑中的悲意,一时不易排遣。孙武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明朝便在这生死存亡的夹缝中度过一个个多事之秋。仅明末军事领域,战事频繁,令人感到畅快淋漓的时候不多。然而万历三大征,特别是三大征之一的万历朝鲜之役,勉强算的上是晚明历史中少有的亮色之一,曲折处惨烈处屡屡让人动容不已。 万历朝鲜之役是四百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整个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历时七年。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在短短的时间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第二阶段是明军的反攻阶段,明军通过一系列战役,最终收复了平壤、开城等地。第三阶段是相持和议和阶段。第四阶段是日军再次入侵,明军和朝鲜展开战略总反攻,最终日本军队被全部赶出了朝鲜。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战史上较为精彩、较为曲折的战例之一,史称“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在战场上,明军和日军均有过良好表现,当然,双方也都在不同时期犯过错误,遭受过败绩。而在停战议和期间,中日双方政治和外交手段的角逐,一波三折。同时,战争期间也有极富戏剧化的人物和荒谬的事件参差其中,颇具野史和演义色彩。战与和期间无休止的纷争,使整个战争的进程诡谲多变。当后人透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必会被其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场面和情节所吸引。
明太祖与孙国父(完整版) 2011年正值辛亥革龘命百年之际......1911年10月10日由武昌发动的一场武装推翻满清统治的革龘命最终胜利,同时也以狂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了华夏大地,十数个省先后宣布脱离满清政府, 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 三天后的2月15日,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自率领临时政府文武百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随同参加祭祀典礼的要员有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内政部次长居正、交龘通部次长于右任、实业部次长马君武等。 上午11时,孙中山等乘坐马车抵达明孝陵,随行军士数万人,致祭仪式隆重,通往享殿的甬道两侧排列着陆海军仪仗队和军乐队,享殿门前交叉悬挂着国旗和军旗,台基上站满了胸前佩戴白花的军政人员,各国领事到场观礼。 在祭奠明太祖时,孙先生还发表了一篇深情的《祭明孝陵文》 : “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 ……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 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
《大明熹宗实录》关于毛文龙和袁崇焕在同一页上的有趣记载 《大明熹宗实录》 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 第4022页上,记载著“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是“力遏狂锋之毛文龙”,这是对毛文龙在丁卯之役表现的评价。 丁卯战役的历史背景:当时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多位旗主、贝勒率八万满军大举侵朝,一度占领铁山,杀害了毛文龙100多口族人,毛文龙不顾满军势大,毅然率军反攻,五战连捷,粉碎了满军占领朝鲜的计划,收复铁山、瓶山、昌城、宣州等大片领土,史称“瓶山大捷”,《熹宗实录》第4022页的记载,就是关于此战的,当时战役还没结束,所以称“三战三捷,困奴与银杏江”。 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有趣的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满军浴血奋战的时候,袁崇焕在做什么呢?原来是“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与宁远建祠”,哈哈,这可是白纸黑字,赖不掉的。 丁卯之役,满军派出八万大军,可见其对东江镇的重视程度。当时朝廷严令袁崇焕支援,袁崇焕都找各种借口不去,派9000人到三岔河做了做样子。若非毛帅浴血奋战,朝鲜已非为大明所属,而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 值得一提的是,袁崇焕后来杀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状,其中有两条: 一是所谓“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铁山之役,也就是丁卯之役;二是所谓“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对照大明信史《熹宗实录》本页的记载,这两大莫须有的“罪名”还真值得讽刺阿。 毛帅和袁崇焕,很巧合的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荣耀和无耻两种不同的记录,在阎崇年等人不断篡改历史,吹捧袁崇焕的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
明朝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zt)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应天巡抚右都御史曹时聘上奏明神宗说“吴民生齿最烦,……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其民,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明朝时期的杭州“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己,明日又别为计”。 顺天府的市民也是“家无担石而饮食服饰拟于巨室”。 山东博平县明朝嘉靖中叶以后“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郓城县百姓“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胥吏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里中无老少,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 南直隶通州,在明朝万历时期,“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菜肴十分丰盛,“稍贱则惧其渎客”。 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尚侈,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 明代的社会还兴起了“攒盒”,盒内分为不同形状的格子,将各种各种食物攒集为一盒,可携带外出游山玩水。“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仕宦用之,今年即仆妇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 明代的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 到明朝万历时期,更加厉害“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犀玉酒器以华宾宴,……且以象筷玉杯为常,仕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如果节俭到极点的崇祯皇帝知道他的臣民许多人都比他阔气百倍千倍,不知道做何感想。)
读明史札记三则 明成祖生母考 成祖生母之谜,历来众说纷纭,今之学者亦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至有鸡同鸭讲之风气矣。鄙人不敏,学浅才疏,然自负于此等问题,倒也有些见解,故信手以成此文,胪列各方史料,不求无遗,但求达意而已。如是考证,应足使此等是非浮一大白矣。说详下: 言成祖为高后所生之史料: 《明史 成祖本纪》载:“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七修类稿》卷一:“太祖二十四子,生母五人。长懿文太子标,第二秦愍王樉,第三晋恭王,第四燕王棣,第五周王橚,高后所生也” 《明太宗实录》: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王,次上,次周定王橚。 《鲁府王牒》:今鲁府所刻玉牒,又以高后止生成祖与周王。 钞本《燕王令旨》:顾予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忝居众王之长。 言成祖为贡妃所生之史料: 《养和轩随笔》:幼时游南京大报恩寺,见正门内大殿封闭不开,父老言,此成祖生母贡妃殿也。妃,高丽人,生燕王,高后养以为子。 《名山藏》: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为贡妃所生,玉牒则高后第四子。 《国榷》:文皇帝,御讳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贡妃。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盖史臣因帝自称嫡,沿之耳。今南京《太常寺志》,载孝陵附享,贡妃穆位第一,可据也。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三:高后配在天,御屋神所栖。 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 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 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 言成祖为达妃【蒙古妃嫔】所生之史料: 《二史考》:“《革除遗事》则谓懿文、秦、晋、周王为高皇后所生而太宗为达妃子。 《窥天外乘》:成祖皇帝为高皇后第四子甚明。而《野史》尚谓是元主妃所生。 按,据《窥天外乘》可证成祖为达妃所生,实属附会,故至此即可否定此等说辞。 至此则成祖生母只剩两说矣,即高后生亦或贡妃生,孰是孰非,仅据上述史料,即便再多几则史料,仍于事无补,只得徒呼负负。考诸诸史既无法求得真相,不妨考诸正史。 《明史 稿例议》明载:“《玉牒》诸书并同。当明时,诸家颇有异议,但为《实录》,《玉牒》所压,通人多不敢置信。” 朗瑛,明中叶人,当属“通人不敢置信者”也,故言之,《七修类稿》不过碍于《实录》,《玉牒》,不得效董狐而援笔直书,谓之曲笔可也,不足为据。《实录》,《玉牒》,《令旨》成祖皆可恃太阿在握,为更易之辞,实亦不可据。故言之,于此,成祖为高后所生之史料,实也澌灭殆尽矣。 为表可信,另择两条史料为之地也,说详下: 《明史 黄子澄传》: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 诸君试思之,如若成祖,周王皆高后所出,建文帝当为周王从子也。燕王为建文同母兄,从子较诸同母兄,亲疏相等矣。既如此,何来“削周是剪燕手足”之辞?故言之,此乃史馆之臣所做之隐晦辞也,据此足证燕,周二王于秦,晋二王及懿文太子所出有别也。 又《明史 刘三吾传》明载:“懿文太子薨,帝御东阁门,召对群臣,恸哭。三吾进曰:“皇孙世嫡承统,礼也。”既言皇孙血统是为“世嫡”则足证懿文太子为高后所出矣,《鲁府王牒》何可为据耶? 至此,即可作盖棺之论矣。一言以蔽之,懿文太子,秦晋二王为高后所出;燕周二王为贡妃所出,此当为定献无误矣。
黄山冤案 发生在天启年间的“黄山案”又名“吴养春私占黄山木植案”,与“汪文言案”、“吴怀贤案”合称“明末徽州三大冤狱”。这一冤案。不仅《明史》《明熹宗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等史籍有载,而且,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坊刻本题《魏忠贤轶事》)《祷杌闲评》等明清的时事小说中亦有描绘。不过,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小说描绘又颇多虚构,致使后人对它的详情不甚了然。那么,这起吴氏家族内部的财产纠葛又是如何演变成为政治大案的呢? 素封之家   吴养春,字百昌,歙县溪南村人。溪南吴氏是徽州府著姓,“黄山多其世业”。他祖上正是以采卖黄山上的木材起家的。吴养春的祖父吴守礼又客居扬州从事盐策,多年以后,遂资雄一方。 “求贵”,是古代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明代,一般人通过科举考试,释褐入仕,然后改变原先的经济状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由贵致富”。但那些素封之家要获得政治身份,比较便捷的途径则是捐纳,即所谓“由富致贵”。徽商中以捐纳来光耀门楣者,不乏其例。吴家也不能免俗。 吴家的捐纳共有两次。第一次约在万历之初。鉴于神宗皇帝初政,京师地震,南北多省迭遭旱涝灾害,吴守礼主动捐银20万两助赈,获褒奖,并实授南京光禄寺属官两员。他的长子时修赴任去了,第四子时佐未做官,他承继父业。“顾善任时,诸循海而煮,授计而出,转毂于齐楚燕赵者,所赢得过当”,成为业盐强宗。 第二次应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时,乾清、坤宁两宫,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相继烧毁,援朝征倭战事尚未结束,西南地区烽火复起,朝廷急需用钱。吴时修、时佐、时俸兄弟率子侄辈再次输金30万,于是“一日而五中书之命下”。吴家领中书衔的有养京、养都、养春、继志、希元五人。其中养都是时修之子,养春是时佐之子。一日之内出了五个中书,这不仅对吴家,就是在本朝也称得上罕见的盛事了,一时间传为美谈。 300多年后,有人在整理这起冤案的史料时指出:吴家的两次捐纳,凸显出一种“耀富贪贵”的心态。虽然满足了一时的虚荣心,但“其欲免为世所嫉妒,魏忠贤所注目,殆不可矣。致祸之由,此亦或一端也”,把它看作是引发黄山案的原因之一。 其实,这种说法理由不够充分。第一,吴家之富有,在当时当地早已家喻户晓,并不是因为两次捐纳才显山露水的。第二,吴家的后一次捐纳,距黄山案发尚有近30年的漫长岁月,而此时魏忠贤人宫未满10年,还只是一个昏天黑地度日的小阉人,“逆贤日与(徐)应元、赵进教为嫖友,呼卢饮博,罔论昼夜”,根本没有时间关心外廷之事。他日后知悉吴养春其人则另有更直接的来源。
[转] 明朝朱姓子孙名字特点 太子家: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秦王家: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敦。 晋王家:济美锺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 燕王家: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周王家: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 楚王家: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 齐王家: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 鲁王家: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康庄遇本宁。 蜀王家: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 湘王家:久镇开方岳,扬威谨礼仪,刚毅循超卓,权衡素自持。 代王家: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燿壮洪基。 肃王家: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 辽王家:贵豪恩宠致,宪术俨尊儒,云仍祺保合,操翰丽龙舆。 庆王家: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衎,骘眷发需毗。 宁王家: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 岷王家: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 谷王家: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 韩王家:冲范徵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 沈王家:佶幼诠勋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 安王家:斐序斌廷赏,凝覃浚祉襄,恢严颛辑矩,缜密廓程纲。 唐王家: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 郢王家:伟闻参望奭,箴诲洎皋夔,麒麟馀积兆,奎颖晔璇玑。 伊王家: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 靖江王家: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
明代诗歌与词曲 明代诗歌与词曲 一、明初诗歌 明初诗歌以刘基、高启为代表。他俩都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动乱,对民生痛苦和治乱兴亡感受较深,并在诗作中有所反映。刘基是诗文兼长的作家。他的诗古朴雄放,古体诗成就较高。高启的诗歌饱含着元明之际这个特定时代的现实内容,他兼采众长,才华卓荦,诗风豪健,是明代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现存诗二千余首。刘基、高启之后,自永乐以还,“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台阁宰辅的地位,领导文坛三四十年,形成“台阁体”。他们的诗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仅内容贫乏,技巧也无可取。这是诗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与“台阁体”流行同时,能独树一帜的是民族英雄于谦的诗歌。他的诗歌大量反映人民疾苦,歌颂反抗侵略战争的英雄,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深挚感情,语言朴素明畅,情真意切,有较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二、明中叶诗歌 明代中叶,诗文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流派,它们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拟古与反拟古展开的。“茶陵派”是由“台阁体”向前后“七子”过渡的一个诗文流派。代表作家是湖南茶陵人李东阳。他的文学理论与创作上承“台阁体”下启“七子”复古派。前后“七子”统治文坛几十年,他们发起的复古运动,对冲破“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有积极意义。但他们强调“诗必盛唐”,主张象临帖那样去模拟古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们的诗成就不高,大多缺乏真实的生活感受,反映的生活面狭窄,陷入模拟而不能自振。“前七子”指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七人,又称“弘正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后七子”指嘉靖、隆庆年问的李攀龙、壬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七人,又称“嘉靖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王世贞是前后七子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具有才力雄健,学识富赡的特点。当复古运动风靡一世之时,吴中诗人唐寅、沈周、文征、祝允明等反对复古,诗风平易清新,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但影响不大。猛烈反对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派”,代表人物是湖北**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世称“**三袁”,其中袁宏道的成就最高。他针对复古派的“文学退化论”,提出发展的文学观,认为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针对复古派形丨式主义的模拟论,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派”的文学主张是明后期文艺新思潮的一部分,表现了反传统的斗争精神,在反复古运动中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诗歌,内容不够深厚,大多抒写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因之,他们的主张未能把诗歌引向现实主义道路。继“**派”而起的是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在反拟古,提倡“性灵”方面,与**派的主张大致相同。但对“性灵”的解释,两派又有很大差异。“竟陵派”为了纠正“**”之弊,更多的乞灵于古人,要从古人诗文中求得“性灵”,以表现作者幽僻孤峭的思想情绪。因而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脱离现实的狭窄道路。
文明断裂的悲剧——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大明正气歌 甲申国变,建虏入塞。窃踞神州,蹂躏黎元。大明忠义之士,慨然奋起,舍生忘死,精忠报国。李定国、张煌言、张名振、瞿式耜、何腾蛟等,节烈之壮,可匹前贤。晋王之忠,可比岳武穆。苍水之烈,不亚文丞相。文丞相有《正气歌》, 张阁部亦著《苍水集》。此等诸诗,人或多闻。而民间义民诸事,人多不闻焉。今录之如左: 张国维作《绝命诗》三章, 《自述》:艰难百战戴吾君,拒贼辞唐气厉云。时去仍为朱氏鬼,精灵当傍孝陵坟。 《念母》:一瞑纤尘不挂胸,惟哀老母暮途穷。仁人锡类能无虑,存殁衔思结草同。 《训子》:夙昔诗书暂鼓钲,而今绝口莫谈兵。苍穹若有施存恤,秉奉全身答所生。 前兵部侍郎陈寒辉有《绝命诗》八章,其首章云:生为大明之人,鬼作大明之鬼。笑指白云深处,萧然一无所累。子房始终为韩,永叔生死尚鲁。赤松千古成名,黄蘖存心独苦。父母无思可报,妻儿面不能亲。落日樵夫湖上,应怜故国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头万事已毕。徒惭赤手擎天,惟见长虹贯日。去夏六月廿七,虚度一年世法。但言心内春秋,莫问人家花甲。斩尽一生情种,独存性地灵光。古衲共奉文佛,麻衣泣拜高皇。 秦淮乞儿《绝命诗》: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 左都御史刘宗周《绝命诗》: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又何易。 桃源堂主人曰:民国己丑,介公将别蓉,挥泪书诗曰: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鴞未靖此东征。艰难革丵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今思之,盖与前事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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