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亲王李震的个人资料

青岛崂山崂山是山东半岛的主要山脉，最高峰崂顶海拔1133米。它耸立在黄海之滨，高大雄伟。当地有一句古语说：“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 山海相连，山光海色，正是崂山风景的特色。在全国的名山中，唯有崂山是在海边拔地崛起的。绕崂山的海岸线长达87公里，沿海大小岛屿18个，构成了崂山的海上奇观。当你漫步在崂山的青石板小路上，一边是碧海连天，惊涛拍岸；另一边是青松怪石，郁郁葱葱，你会感到心胸开阔，气舒神爽。因此，古时有人称崂山“神仙之宅，灵异之府。”传说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来此求仙，这些活动，给崂山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崂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过去最盛时，有“九宫八观七十庵”，全山有上千名道士。著名的道教人物丘长春、张三丰都曾在此修道。原有道观大多毁坏。保存下来的以太清宫的规模为最大，历史也最悠久。太清宫又名下清宫，始建于北宋初年，迄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道都以“玉清、上清、太清”为三清，“太清”乃太上清净之界，也就是“神仙”的天堂。太清宫的全部建筑。由“三官殿”、“三皇殿”、“三清殿”组成。风格清淡简朴。三官殿这组建筑最大，前后三进院落。三皇殿院子里有两株古柏，汉代所植。太清宫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周围有许多景点和刻石。因此，太清宫一带就成了崂山游览区的中心。游览崂山的人，不会忘记到传说蒲松龄住过的三清殿西关岳祠看看。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多次以崂山为背景。三官殿前的一株山茶，高8.5米，干围1.78米，树龄约700年，为世界少见的大山茶。寒冬季节，满树绿叶滴翠，红花娇艳，犹如落下一层绛雪。宫中原有白牡丹，高及屋檐。当年蒲松龄寓于此，与牡丹、山茶相对，孕育出优美神话故事《香玉》，写白牡丹和红山茶变成美丽的女子，与一位书生相恋的故事，为《聊斋志异》中的佳作。太清宫附近名胜有：神水泉、龙头榆、摩崖石刻等。在太清宫，偶尔还可看到“海市蜃楼”奇景。劳山的上清宫附近景色也很好。多奇峰异石，古树清泉。崂山的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名泉胜水是崂山一大特色，巨峰顶上的“天乙泉”，太清宫的“神水泉”、上清宫的“圣水洋”等都是崂山名泉。崂山的特产矿泉水，有人誉之“积年之疾，一饮而愈”。现在，崂山风景区为游客创造了更好的旅游环境：先后改善了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拓宽整修了三条旅游公路干线，新建了停车场和数公里登山步道。同时，还建设了崂山渡假村。它由仰口国际旅游度假村、流清河旅游度假村、北九水旅游度假村三部分组成。青岛崂山美丽的观光旅游和舒适的休闲度假吸引着各地中外游客的竞相到来。

黄河黄河仅次于长江,是中国第二大河，干流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九个省份，成「几〕字形，向东注入渤海，沿途汇集了三十多条主要支流和无数溪川，流域面积达七十五万多平方公里。中游段流经广大的黄土高原地区，许多支流夹带大量泥沙汇入，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河水呈黄色，因而得名。　　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占宗列渠，海拔五千四百多公尺，四周高山终年积雪。黄河源流段有星宿海，是一片无数小湖的沼泽。出星宿海后进入鄂陵湖和札陵湖到玛多，绕过积石山和西倾山，穿过龙羊峡到达青海贵德，长一千九百多公里。上游段自贵德至绥远省河口镇，长一千五百多公里。黄河在甘肃境内，穿过不少大峡谷，汇集许多支流。中游段从河口镇到河南盂津，长一千一百多公里。河水折向南流，纵贯黄土高原，夹带着大量泥沙，汹涌而下，到了壶口，地势陡落，形成壶口瀑布，接着穿过龙门峡流到潼关，河道变宽，因汇人汾沁、洛河和消水等支流，水量大增。河水到潼关为华山所阻，折向东流，过三门峡到盂洛，便进入平原地区。下游段自孟津到山东利津县注入渤海，长八百七十多公里，由于泥沙于积，水流缓慢，两岸筑有大堤，成为高出地面的"地上河"。　　黄河河道以源流段和上游段最曲折，中游段次之，而下游段则笔直。从兰州到潼关，河水绕流一个长方形的三边，那就是著名的河套，约长二千公里。占时下游河道游移不定，河水有时在山东丘陵以北注入渤海，有时在山东丘陵以南夺淮流入黄海，两者相距达五百公里。　　黄河流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世界古文明发祥地之一。"蓝田猿人"化石的发现证明，远在五、六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现今陕西蓝田县一带生活。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暖和湿润得多，加上黄土质地松疏，利于耕种，十分适宜人类居住。五千多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仰韶文化，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发现的遗址，不下一千多处，发现的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以表面红色而带彩纹的陶器最多最具特色，因此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从发现殷墟可以证明三千年前中华民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建立了最古老的文明大国。在历史上，黄河流城经常泛滥成灾。据记载，二千多年来，黄河下游溃堤达一千五百多次，较大规模的改道有二十六次，水灾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苏、安徽，广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河水夹带到下游的泥沙总量，平均每年超过十六亿公吨。由于下游段地势低平，河道坡降平缓，流速减低，大量泥沙于是沉积在河床上，平均每年逾四亿公吨，其余泥沙则流到河口，冲积成向海伸展的河口三角洲，平均每年造陆达二十多平方公里。黄河流域有肥原沃土，物产丰富，山川壮丽，居民几占中国总人口四分之一，耕地则约占全国四成。

昭君墓昭君墓位于呼和浩特市南9公里的大黑河畔，墓身为人工夯筑的封土堆，高达33米，矗立在一片平畴中，更显其巍峨高耸，姿态雄伟。远望陵墓呈青黛色。当地传说，每年“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的时候，唯有昭君墓上草色青青，因此，历代相传称为“青冢”。“青冢拥黛”被誉为呼和浩特八景之一。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部抹归（今湖北省兴山县）人。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汉元帝时入宫为宫女。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昭君自愿远嫁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我国古典文献中，最早提到昭君墓的是唐代杜佑所著《通典》。昭君墓占地1．3公顷。墓前有平台及阶梯相连；与中原地区汉代帝王陵墓的形制颇近。第二层平台及墓顶各建有一亭。伫立墓顶，极目远眺，阴山逶迤峥嵘，平畴阡陌纵横，墓草青青，古木参天。昭君墓周围景色宜人，加上晨曦或晚霞的映照，墓地的景色似乎时时都有变化。民间传说昭君墓一日三变，“晨如峰，午如钟，酉如纵”，更增添了昭君墓这一塞外孤坟的神秘色彩。

雅鲁河桥横跨于札兰屯公园内雅鲁河的一段河面上，是一座吊桥。桥长约五十公尺，宽十公尺。结构非常简单，只由两礅三节组成，礅面以石块铺成坚稳的桥道平台，每座椁面平台上，竖立希腊多利亚式圆柱两根，柱顶系著粗大铁链，悬吊著桥身，只要用手一推，整个桥身就会像摇篮似的摇动赳来，煞是有趣。全桥造型独特，富有西方的浪漫色彩。　　雅鲁河是嫩江的一条支流，源出大兴安岭东坡，东南流到嫩江省龙江县境汇入嫩江，全长三百六十六公里。下游有很多牛轭湖，从山顶下望，就像横七竖八地散放着无数闪亮的巨弓，构成一幅似静实动的天然奇景。　　雅鲁河河水清澈，景色秀丽，尤其是札兰屯一带流域，格外怡人，一幢幢红色的楼房，隐现于两岸一丛丛的绿柳之间，如诗如画。　　雅鲁河水势平缓，在三百多公里的流程中，可以说没有一段激流，也没有一处急湍，因此以平静见胜。流到札兰屯公园内，河面较为宽阔，仍然波小如镜，乍看似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内陆湖。白色的雅鲁河桥横驾碧波之上，荡漾的倒影，宛如矫捷的游龙。　　每当盛夏时节，总有许多人辞跋涉的游人，来到这个偏远的避裘胜地，或徘徊于绿柳依依的雅鲁河畔，或漫坎于雅致的吊桥之上，或泛舟于碧波间，享受凉风吹拂，聆听水声、虫呜，无异置身于神仙世界，烦恼尽消。

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规模不算大，占地约5.5公顷，但颇有特色，是我国内蒙古的一处主要旅游景点。成吉思汗陵坐落在内蒙伊克召盟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上，距东胜市70公里。成吉思汗是蒙古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在统一蒙古诸部后于1206年被推为大汗，建立了蒙古汗国。他即位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1226年率兵南下攻西夏，次年在西夏病死。元朝建立后，成吉思汗被追尊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是位伟奇性的历史人物，因而他的陵寝对旅游者也有很强的吸引力。成吉思汗陵的主体是由三个蒙古包式的宫殿一字排开构成。三个殿之间有走廊连接，在三个蒙古包式宫殿的圆顶上。金黄色的琉璃瓦在灿烂的阳光照射下，熠熠闪光。圆顶上部有用蓝色琉璃瓦砌成的云头花，即是蒙古民族所崇尚的颜色和图案。正殿高26米，双层屋檐；东西殿高23米，单层屋檐；后殿和走廊高20米；从高处下望，整个大殿像一只雄鹰，正殿像鹰的头和身子，两个侧殿则似在雄鹰展开的双翼。正殿正中摆放成吉思汗的雕像，高5米，身着盔甲战袍，腰佩宝剑，相貌英武，端坐在大殿中央。后殿为寝宫，安放四个黄缎罩着的灵包，包内分别供奉成吉思汗和他的三位夫人的灵枢，灵包的前面摆着一个大供台，台上放置着香炉和酥油灯。这里还摆放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马鞍等珍贵文物。在通连东西两个侧殿的走廊里，绘有壁画。西走廊绘成吉思汗一生重大事件，东走廊绘成吉思汗孙子----忽必烈的事迹。在成吉思汗陵东南角，有金顶大帐、侧殿、选汗高台、草原市场、文物陈列馆、射击场、赛马场、摔跤场等设施。金顶大帐高13米，直径18米，是一座蒙古包式的行宫，再观1206年成吉思汗登基时的情景。殿内有成吉思汗宝座和画像，殿外有8辆战车，车轮高2米，可供游人瞻仰观赏。选汗高台高8米，是历史上牧民推选可汗时的仿古建筑。

太阳系太阳和九大行星的介绍太阳太阳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太阳系质量的99.87%都集中在太阳，它强大的引力控制着大小行星、彗星等天体的运动。它孕育了地球文明，并且始终影响着地球生物。它是唯一可以详细研究表面结构的恒星，是一个巨大的天体物理实验室。但太阳只是银河系内一千亿颗恒星中普通的一员，位于银河系的对称平面附近，距离银河系中心约33000光年，在银道面以北约26光年,它一方面绕着银心以每秒250公里的速度旋转，另一方面又相对于周围恒星以每秒19.7公里的速度朝着织女星附近方向运动。日核太阳的中心核反应区。约占太阳半径的20％，集中了太阳质量的一半。高温高压使这里的氢原子核聚变为氦，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关系E=mc2，每秒钟有质量为6亿吨的氢热核聚变为5.96亿吨的氦，释放出相当于400万吨氢的能量，根据目前对太阳内部氢含量的估计，太阳至少还有50亿年的正常寿命。辐　射　区日核外面一层称为辐射区，范围从0.25个太阳半径到0.86太阳半径边缘温度约为70万开。从日核反应区发出的能量开始是以高能伽玛射线的形式发出，辐射区通过对这些高能粒子的吸收、再发射实现能量传递，经过无数次这种再吸收再辐射的漫长过程（一个光子脱离太阳可能需要1000年的时间）,高能伽马射线经过X射线、极紫外线、紫外线逐渐变为可见光和其他形式的辐射。若没有辐射区的中介作用，太阳将是一个仅发射高能射线的不可见天体。对流层在辐射区外侧，太阳气体呈对流的不稳定状态，厚度大约14万公里这里的温度、压力和密度变化梯度很大，物质径向对对流运动强烈而又非均匀性，可产生低频声波，将机械能通过光球传输到太阳的外层大气。光球对流层上面的太阳大气称为光球，温度约5770开，即太阳的平均有效温度，光球内的温度随深度而增加，大气透明度有限，因此在观测中有临边昏暗现象。几乎全部可见光都是从这一层发射出的。光球上最显著的现象是太阳黑子，由于它比周围区域的温度相对较低约为4200开，使其看起来是“黑”的，实际上是具有强磁场的低温漩涡。光球面上存在着不随时间变化且均匀分布的米粒状气团，它们呈激烈的起伏运动，是从对流层上升到光球的热气团，称为米粒组织，直径约1000到2000公里，它们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寿命约十分钟，存在超米粒组织，尺度达三万公里左右，寿命约20小时。色球光球厚度约2000公里，几乎是透明的，平常看不到，只有在日全食时或使用专门的虑光镜观测。色球温度从底层的4500开上升到顶部的数万开。色球上玫瑰红色的舌状气体如烈火升腾，称为日珥，大的日珥高于日面几十万公里。还有无数被称为针状体的高温等离子小日珥，针状体可高达9000多公里，宽约1000公里，平均寿命约五分钟。日珥在日面上的投影称为暗条。在色球与日冕之间有时会突然发生剧烈的爆发现象，称为耀斑。耀斑常发生在黑子群附近上空从射电波段到Ｘ射线的辐射通量会突然增强，同时大量高能粒子和等离子体喷发，对地球空间环境产生很大影响。日冕太阳的最外层大气。由高温、低密度的等离子体组成。日冕温度达一二百万开。高温使气体获得克服太阳引力的动能，形成不断发射的较稳定粒子流太阳风，是造成彗星尾背向太阳的主要动力。

未来之谜克隆是英文Clone一词的单译，意为无性繁殖系，即通过无性繁殖（如细胞丝分裂）可连续传代并形成的群体，常用于细胞水平的描述。克隆技术（Cloning）则指由众多的基因或细胞群体中通过无性繁殖和选择获得目的基因或细胞的技术操作。如基因克隆是指某种目的基因的分离过程，通常是将生物材料的遗传物质如DNA以酶切成片断，插入到载体中，通过无性繁殖（细菌或细胞的倍增）使其扩增，然后再以某种探针选择、钓取目的基因。细胞克隆技术在制备单克隆抗体的B淋巴细胞杂交瘤技术中运用的最为充分，永生性骨髓瘤细胞与某种抗体生成细胞融合后，接种于多孔板或软琼脂上，生成的细胞集落性状各不相同，采用特定的标记抗原即可筛选到产生目的抗体的杂交瘤细胞系。上述基因克隆技术及细胞克隆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关键技术，也是现代肿瘤生物治疗中的重要技术。克隆羊的产生及其技术哺乳动物的克隆是克隆概念在个体水平上的应用，即通过无性繁殖所产生的动物个体或群体，它们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背景。同卵孪生的遗传背景是相同的，但它们来自有性繁殖，即由受精卵发育而成。同一胚胎分割产生的个体遗传背景亦是相同的，但来源于未分化的多能胚胎干细胞，是有性繁殖的继续。真正的克隆个体，其遗传背景除与单供体相同外，其遗传物质应来源于已分化的体细胞，而非胚胎细胞。哺乳动物个体的克隆技术是若干细胞工程技术的组合和优化。首先是采集卵子，并通过显微操作使核质分离，使卵失支原有的遗传物质，仅余细胞质；其次采用细胞融合技术，使供体的乳腺组织细胞的核移入到无核卵细胞中；核质融合的卵通过体外培养发育为早期胚胎并移植入假孕母体子宫中发育为个体。这里至少采用了核质分离、细胞融合、体外培养及胚胎移植等技术，而且必须密切衔接，充分优化。

人类探谜对人体科学的深入研究必将充分改变人类的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造福于人类。这可能导致一场二十一世纪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比二十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一定会招来一个第二次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的再次飞跃。　　　　　　　　　　　　　　　　－－钱学森　　“我们有一种特殊的任务，我认为，人体科学的兴起，是我们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方面的一次机遇。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衰久必荣，弱久必强。但是从近代以来，落后于世界技术先进国家，这个阶段落后得太久了。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但是，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我们在国际上说话还太弱。现在国际上普遍认为，未来的世纪是生命科学，人体科学的世纪，谁能在这个领域里领先，谁就可能取得在国际上领先的地位。我们中国有传统的气功基础，所以，我们在气功科学、人体科学上是领先的。如果我们搞得好，能够在人体科学上首先取得突破，就可能在下一个世纪取得领先地位。所以我认为，气功科学和人体科学的发展，对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机遇。所以，我认为你们作为一个人体工作者或者人体科学工作者，是很高尚的。”

马雅文明之谜接触马雅人纪要　　马雅人居住的领域包括中美洲的心脏地带，横跨瓜地马拉(Guatemala）、贝利斯、墨西哥(Mexico)、宏都拉斯(Honduras)和萨尔瓦多(ElSalvador)部份地区，分别以三个互相隔离的区域为中心——齐阿巴斯和瓜地马拉高原的南部高地、太平洋潮湿的沿海平原与萨尔瓦多西部、墨西哥湾伸展到贝利斯一带及宏都拉斯的热带森林区。主要人囗则集中在今天瓜地马拉的佩登省(Peten)和北犹加敦(Yucat'an)矮丛密布的低洼地区。哥伦布在一四九二年远渡重洋，发现新大陆时，中美洲只剩一群落後的民族，曾叱吒一时，辉煌灿烂的马雅帝国早已不知所终。一五０二年哥伦布在他的第四次航海中，就曾碰到乘坐独木舟彬彬有礼的马雅商人。　　一五一九年，西班牙人入侵中南美，杀了阿斯地加国王蒙地斯曼。他们的目的是黄金和香料，然而他们看到一个巨大石头所造的都市。这座设计俨然的巨大都市，比他们所知的西班牙某个城市或是希腊、罗马等遗迹更壮大、雄伟。更进一步地，从宏都拉斯和瓜地马拉的密林中，发现阿斯地加王国的石造都市，这是马雅族的文化。马雅从前曾被认为有马德烈文明之称的爱尔美加人存在。总之，从中美的墨西哥和犹他敦半岛的巨石文明，可看到爱尔美加—马雅—阿斯地加的文化发展的脉胳。　　西班牙人攻占墨西哥时，马雅人的後裔虽然仍然使用古老而特殊的马雅文，却仅是山野间的贫困居民，再也寻不出昔日光芒万丈的雄风。但对马雅人而言，与西班牙人接触却是一个不幸的开始。西班牙人不但将此当做殖民地，还带给马雅人天花、结核等疾病，两位天主教神父们也彻底破坏了马雅文明。

潜艇对空作战展望潜艇对空作战展望1916年奥地利海军飞机在威尼斯港轰沉英国的B—10潜艇，揭开了中潜对抗的序幕。几十年的空潜对抗一直是飞机占优势，除了二战中潜艇曾以高射炮进行过一些失败的对空作战外，潜艇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种潜空对抗中“中优潜劣”格局是由潜空双方装备技术水平决定的。然而随着潜艇防空技术的进步，空优潜劣的格局可能会改变，潜艇对空攻击将成为潜艇作战的新课题。潜艇、飞机优劣对比潜艇与飞机的利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I)速度对比。目前常规潜艇的潜航速度为20节左右，核潜艇为30—40节；反潜飞机最高速度已达700—900千米／小时，比潜艇快10倍以上，飞机相对潜艇的速度优势是明显的。 (2)探测系统对比。反潜飞机对潜探测包括目视、雷达、声纳(浮标)、磁探仪等多种手段，探测能力强，一般作战飞机也可应用雷达搜索水面状态潜艇；水面、潜望状态潜艇对空观察手段有雷达、潜望镜等，水下潜艇只能靠侦察声纳接收声音信号获取大致的空中信息，潜艇对空探测能力差。 (3)战斗协同对比。飞机通信联络方便，可以召集其他反潜兵力协同作战；而潜艇受通信联络限制协同作战相对不易。 (4)攻击武器系统对比。反潜飞机的反潜武器包括深水炸弹、鱼雷及火箭、反舰导弹(对水面状态潜艇)等，经长时间发展及战争实践，其威力大，性能可靠，曾获得辉煌战绩；潜对中武器有潜艇高射炮及潜生导弹，潜艇高射炮在二战时作战效果不佳，早已取消。从理论上说，目前的潜空导弹(特别是水下发射的潜空导弹)对反潜飞机打击力大，但未经实践，射程近，不够完善。 (5)隐蔽性对比。飞机飞行是—种暴露性的活动，反潜飞机还需长时间低空盘旋甚至低空悬停，隐蔽性差；潜艇托庇于变化无常的海洋，核潜艇的下潜深度最大已达1000米，一般常规潜艇下潜深度也可达300米以上，隐蔽性好。 (6)战斗持续力对比。反潜飞机携带武器数量小，空中逗留时间短；潜艇可以长时间坚持作战，未来可能建造的对空型攻击潜艇可携带武器数量大。 (7)环境适应性对比。飞机受气象海况影响大，遇到恶劣气象和海况，根本无法进行反潜作战；潜艇受气象海况影响小，水下潜艇所受影响更小。从以上可发现，飞机相对于潜艇确实拥有许多有利条件，但飞机也不是无懈叮击，一旦潜艇解决了对空探测问题，发挥隐蔽优势，利用具对气象梅况适应性强等长处，发射潜空导弹突然攻击飞机，在一定空间、时间造成对空优势也不是不可能的。潜艇对空主动攻击展望国外早在60年代末期即开始研制潜空导弹系统，目前或即将投入使用的潜空导弹系统有两种，一种是从水面或潜望状态发射的潜空导弹，另—种是从水下发射的潜空导弹。但由于无论是水面、通气管、潜望状态下的潜艇，还是水下潜艇，其对空搜索能力都很薄弱，而且目前的潜空导弹射程、射高均较小，潜艇利用潜空导弹系统进行自卫尚可，对空主动攻击则有待扩展。潜艇自身特点决定潜艇对空作战只能在获得空中情报的前提下，以结合一定机动基础的对空伏击战为主。空中情报来源可以是岸基指挥所、飞机及其他舰艇，也可由潜艇自身承担对空搜索任务。潜艇对空攻击可能有四种模式： (l)水面对空攻击。改装潜艇，给其装备大型远程雷达及对空导弹系统，潜艇上浮至水面进行对空搜索攻击。尽管潜艇上浮水面、浅水作战较为危险，但在敌方反潜力量不强的海区，这种潜艇可以执行攻击、拦截重要空中目标(如预警机) 或干扰、封锁空中航线等任务，采取水面对空攻击战法可在一定的空间、时间内达到作战目的。 (2)潜望对空攻击。潜艇上浮至潜望高度，采用潜艇雷达进行对空搜索攻击，这种作战方式的前提是潜艇装备可在潜望、通气管状态发射的中程、高空潜空导弹。同样在敌方反潜力量不强的海区，潜艇可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忧击、拦截、封锁等作战任务。 (3)协同对空攻击。协同方包括水面舰艇、飞机及岸基指挥所。协同对空攻击的关键在于准确及时的潜舰、潜空、潜岸通信。大型水面舰艇、飞机、指挥所拥有强大的对空观测手段，潜艇接收传输来的空中信息后再进行相应的对空搜索、攻击。在水面舰艇编队前方预先布置对空作战潜艇，也可以有效地扩大编队的防空能力，装备水下发射潜空导弹的潜艇则更有希望达到作战目的。 (4)潜载无人机引导对空攻击。无人机能进行大范围空域、海域的搜索，而且自身较为隐蔽。目前相当部分国家海军已在水面舰艇上装备无人机，潜艇装备无人机也已开始预研。凭借潜载无人机，潜艇对海、对空观察搜索能力将产生质的飞跃。潜载无人机不仅可完成对目标的搜索，而且还可以引导潜射防空或反舰导弹攻击空中和水上目标。潜载无人机将极大地扩展潜艇对空、对海攻击能力。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潜艇是一种危险而高效的武器。它能给水面舰艇、战略目标以致命打击，也能从事有效的经济战。潜艇扩展对空作战能力，不仅可以提高在航空反潜下自身的生存能力，而且可以实施对飞机的主动打击。具备对空攻击能力的潜艇将在未来海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少林七十二绝技 01.一指金刚法　　一指金刚法，为硬功外壮，属阳刚之劲。练习精纯，一指到处，能洞胸撤腑。其法每日于往来经过之墙壁及树木，或其他物体，以手之食指，向墙壁及物体，轻轻点之，渐渐增力，三年后则技成。以一指触任何物体，必有显然之痕迹。触木木可洞，触石石可碎，触人身则立见伤亡。盖三年苦功习之一指，聚精会神，其功纯，其志坚，故有此惊人效力。惟以防误伤起见，可见左手食指，非至万不得已，切勿轻事伤人也。此种功夫与阴手一指禅功，有异曲同功之妙，惟须恒字为功。 02.双锁功　　双锁功，为硬功外壮，属阳刚之劲。精习之，可空手破白刃，两臂相接，如铡刀者然，且习之最易。其法：以两臂之小臂，互相撞击，其初也痛难忍，殆习之既久，则筋肉坚实，不但不觉痛苦，而相撞之下，竟砉然有声，则第一步功夫成。再以两腕两拳，两掌二指，一指独伸，互相撞击，俟声隆止，则第二步功夫成。再以两臂与腿之上部颠倒互相撞击(左右膝上提)，至皮肤柔软为止，则大功成矣。 03.足射功　　足射功，硬功外壮，属阳刚之劲。其练法至简且易，晨昏散步之际，以足尖踢砖石等物。初则足尖(即足趾)痛甚，习之即久，则筋肉坚实，且富于弹力，并须渐踢渐重，至斗大砖石，能一足踢出至丈外者，则初步功夫成矣。再踢砖石向欲击之物体，瞄准击之，能应声而中者，则全功成矣。于是交手之际，远则出其不意踢砖石以击之，近则以足踢其下部，无不应声而跌者，且下盘因之稳固。 04.拔钉功　　拨钉功，为硬功外壮，属阳刚之劲，为手上功夫之一。注重拇指、食指、中指之抓劲，其练法至简且易。用枣木厚板一块，三寸长大铁钉百零八个，用铁锤入木板，用拇指、中、食三指徐徐拔之，能应手脱落，则第一步功夫告成。然后将铁钉锤入木板，喷水使生锈，再照法拔之，能应手脱落，则全功成矣。惟此种功夫，初则苦之，甚至皮破血出，练后须以青盐、地骨皮，煎水洗之，以消毒去肿。最后向空中抓取，如牵千斤之意，则兼阴柔之气，交手之际，出三指抓之，无不受重创，如著穴道(拿穴)，亦有性命之虞，诚可畏也。 05.抱树功　　抱树功，又名弥勒功，为硬功外壮，属阳刚之劲，而兼内功运气术。其练法简而且易，专练两臂合抱之力，及胸腹坚实之劲也。择一合抱之树，身立其前，用两臂抱住树身，两手合盘式互相牢扣。然后运用气力，紧紧抱持之，时作上提之势，日数行之，每次以力尽为止；如是一年，臂力渐充，抱持时只须一震撼，则树身摇摇欲折，而枝叶瑟瑟落矣。然此犹初步之成功，未足胜人也；再一年，则树渐枯槁，而胸腹之坚，已如铁石，则第二步功成；第三年，勤习不辍，至能将此树连根拔动后，则全功成矣。至此则罡气内布，两臂一抱之力，何止五七百斤。倘遇不测，两臂合抱，敌人轻则伤，重则殆矣。技击家有云“闲来习武艺，临危可防身，无意成绝技，能当百数人”之语，诚非无因也。习技者如不相信，可择一小树，以榆树、枣树为宜，练习百日，定有不可思议之效也。 06.四段功　　四段功者，七十二艺软硬功夫之基本练习也。与岳武穆八段锦相仿佛，形如拳术之先习骑马式及潭腿者然也。因其练时，兴趣愈增，练习愈勤，而其效亦著，且不占地位，而易得奇效，其法至简，而其理至深也。　　一段托天提地理三焦，身正立，胸前迭，臀后突，目前视，若含怒容，左右手相组，两臂及两腿竖直，膝盖靠拢，足跟足尖亦然。两臂徐向左右挺直，两掌举起经过成一圆形，候手举至头顶，十指互叉转，掌心向上，如托千斤重物。手须尽力上抑，两目注视掌背，庶运用颈颚，身体上部，徐向前，屈至两掌覆地，愈下愈妙。惟两腿仍须挺直，不可稍屈，身体上部，徐向上仰，两臂用力，向左右压下。两掌经过，仍须成一圆形，复于正立姿势，惟须慢慢行之。　　二段五劳七伤望后瞧，身正立，头徐向右转，目尽力注视后方，试窥左足跟。且转头时，胸前迭，身不动，肩不斜，头向前转复原。头徐向左转，目尽力注视后方，试窥右足跟，头向前转复原，亦须慢慢行之。　　三段推窗望月去心火，两足左右分开，成骑马式，胸挺出，身不可前倾。两拳握紧，各置腰际，掌心向上，目前视，左腿下蹲伸直如铺地锦。左手向左抅搂，右手向右猛推，身随之向右，同时右腿前屈，目注右掌，作推窗望月状。右腿下蹲伸直，右手向右抅搂，左手向左猛推，身随之向左，目注左掌，左足踏进，复原正立姿势。　　四段抓空打空力不劳，两足左右分开，成骑马式，两拳紧握，各置腰际，右手向前猛力击出。拳与肩平，掌心向下，左拳仍旧，右手指张开向后掳。如抓物者然，猛力向后收，随即紧握为拳，仍置腰际，同时左手向前击来。掌心向下，右拳向前击出，左拳向后抓，随即变拳，收于腰际，至腿酸力尽为止。左足踏复原，此即俗称抓空打空之谓也。　　四段功虽短，然练习时，非澄心静气，敛力专神不为功。练习时须自然呼吸，不可使气，亦不可屏气。盖使气过度则气竭，屏气已甚则气伤，须平心静气以出之。下腑之前，宜深呼一口，两手托天时，须手指互叉，即效力达于指端，如能足跟提起更妙。两掌覆地时，切忌用力过猛，致损肾部；亦不可中辍?

洪秀全死因之迷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6·1），正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在清军围攻下发发可危之际，大平天国首领洪秀全死于城内天王府，年五十一岁。关于其死因，史学界有不同看法。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洪秀全是自杀身亡。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洪仁玕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被清军捕获后曾写下《洪仁玕自述》，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7．26）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根据上述资料，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郭廷以说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天历，即1864．6．1）服毒逝世”。但当时的学者对洪秀全自杀说，已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六十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式影印发行，其中明确记述洪秀全是病死的：“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天历）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咁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有学者指出，这一记述当是可靠的，因为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七月初七日条中说：“中堂（指曾国藩）嘱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曾国藩把李秀成供稿呈送军机处时曾说：“李秀成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钞送军机处，以备查考。”由此可知，曾国藩所出示的李秀成供稿，是被“改定”过的。由于他在此前的两份奏稿中，都谈及洪秀全自杀之事，所以把李秀成供词中洪秀全病死“改定”为自杀，当在情理之中。《洪仁玕自述》的后半部分中说洪秀全自杀，恐非洪仁玕本意，因为后半部分是由外人译出，原稿已失。外人在翻译时受《李秀成自述》刊刻本影响，是极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其中有“至今年四月十九（天历），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此说应较可信。幼天王洪福瑱（洪天贵福）在“自述”中曰：“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天历）众臣子扶我登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甘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自从《李自成亲供手迹》发行后，大多数学者都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

南沙之战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诸岛四大群岛中位置最南，有230多个岛屿、礁滩和沙洲，现属海南省辖区。其中32个主要岛礁有31个被越南等国所占（主要是越南）。让人最痛心的是：一些国家的石油公司已在南沙群岛及海域打出石油、气井数百口，每天有上千吨石油从海底涌出流向他国。这些大量国资无代价地流失，我中华儿女和边防官兵能看得惯、放得下吗？ 1987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会第14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在南沙群岛建立第74号海洋观察站。 1988年1月21日，我海军552编队在大浪大涌中航行三天三夜，于1月23日到达南沙群岛。我海军编队掠过北子岛湾面，一群越兵走出工事蹲在沙滩上，向我军舰探头探脑，越军两挺重机枪架在工事里，时时拉起开枪的架势。我海军编队驶近南子岛时，一名越兵跑到沙滩上观望了一阵，便无精打采地回到工事区向长官报告。意思是中国海军舰艇开过来了，我们这些小枪小炮招架不起，现在还是以躲为上策。中午一点，我海军编队巡逻在太平岛附近海面上，所有舰艇各自找到锚位，抛锚待命。太平岛是南沙群岛最大岛屿，面积0.443平方公里，岛上树木茂密，阔叶树高达30多米，有码头、环岛防御工事和楼房。这里住守着台湾军队官兵400多人，也是中国唯一占据的南沙岛屿。这时，太平岛码头有一艘登陆舰正在卸物资，港外有一艘162号驱逐舰和一艘443号高速炮艇正在执行警戒任务。 “舰长，我们启锚向驻守在太平岛上的官兵致以问候”。宜宾舰的水兵们提议。于是，552编队拉响了汽笛，编队所有舰艇在太平岛停住一个星期，补充了淡水和主副食品。我编队在太平岛停住一个星期，并不是单纯补充淡水和主副食品，而主要目的在于：一是了解敌军在各礁盘上的活动情况，二是巡察登礁和应敌的突破口，三是借机研究应敌作战方法，由于舰艇连续航行三天三夜，水兵们都很辛劳，体力消耗很大。在这一个星期中，收获最大的是营救了一名越军潜逃的士兵周子宗。周子宗虽是入伍三年的老兵（上等兵军衔），但由于周与越军陆战旅副旅长杜农梅中校搞不好上下级关系，再加上周的大哥周子家死于1979年中越之战，所以，周子宗千方百计地逃离礁盘，避开战争，幸好被我军营救。据周子宗说：“杜农梅是一个很难与之共事的人。他是1977年入伍的，1979年参加过中越战争，1980年以排长代职连长，1987年4月从副团长提升副旅长。南沙海区13个礁盘的越军，全由他负责指挥。他文化不高，平时讲话尖酸刻薄，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他把别人视为愚蠢，并公开表示轻篾。他自命不凡，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常不负责任地驳回，像各礁盘应自行处理的事，他也进行干预。这些都引起同事的不满，从而也削弱了越军的整体战斗力。 1988年1月31日，宜宾舰接到考察永署礁的命令，副导弹水雷长段成清带领6名官兵驾驶小艇登上永署礁。下午4点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永署礁上空高高飘扬。中国在南沙建立海洋观测站，越军则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加紧进行破坏和捣乱。2月2日，越南海军171舰队，125运输旅派出大批舰船窜到南沙，抢占我礁盘。 2月17日，正是中国龙年的大年初一，祖国人民正欢天喜地地庆贺佳节，我海上162编队和南拖147船接到先敌登礁的命令，各舰艇便火速赶往指定海区待命。当时，华阳礁上白浪翻滚，只有我国的主权碑在礁上时隐时现。 18日下午，越军的橡皮舟和我军的小艇几乎同时冲到礁盘边缘，正当橡皮舟上的越军在寻找登礁的通道时，段成清和林书明等6名勇士跳下小艇踩着珊瑚沙，跨过礁盘边缘的浪花区，然后又驾着小艇首抵我主权碑。林书明当即将一面五星红旗展示在主权碑前，越军见状，便退缩到礁盘边缘的浅水区，插上一面越南国旗。天黑之后，海潮上涨，风大浪涌，天上又下着瓢泼大雨，淹在海水中的越军受不了这份罪，卷起旗子走了。而我登礁官兵依然在这里坚守。海水灌满小艇，他们就用钢盔一点一点地舀出去，冷了就把救生衣吹起来穿在身上。饿了就啃几口被海水打湿的方便面，他们用血肉之躯护着祖国的主权碑、护着五星红旗。

21世纪的战争——信息战 21世纪的战争形式将会是什么样的呢？数字化部队，数字化战场，非线性作战，全维作战，立体空间作战，信息战争，机器人战士，智能战争......新论颇多。冷静观察，这场军事革命狂飙的重心是信息战，实质是推动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转变。信息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军事专家们预言：21世纪的战争将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信息战。　　信息战的概念及特点　　⑴信息战概念　　信息战，也叫指挥控制战，决策控制战。旨在以信息为主要武器，打击敌方的认识系统和信息系统，影响制止或改变敌方决策者的决心，以及由此引发的敌对行为。单就军事意义讲，信息战是指战争双方都企图通过控制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来把握战场主动权，在情报的支援下，综合运用军事欺骗、作战保密、心理战、电子战和对敌方信息系统的实体摧毁、阻断敌方的信息流，并制造虚假的信息，影响和削弱敌指挥控制能力。同时，确保自己的指挥控制系统免遭敌人类似的破坏。　　⑵信息战的特点　　信息武器主要具有破坏信息系统和影响人的心理两特点。A、破坏信息系统。一种是指通过间谍和侦察手段窃取重要的机密信息；另一种是负面信息。输入负面信息有两条途径，即借助通信线路扩散计算机病毒，使它浸入到民用电话局、军用通信节点和指挥控制部门的计算机系统，并使其出现故障；也可以采用“逻辑炸弹”式的计算机病毒，通过预先把病毒植入信息控制中心的由程序组成的智能机构中，这些病毒依据给定的信号或在预先设定的时间里发作，来破坏计算机中的资源使其无法工作。B、影响人的心理。信息武器最重要的威力还在于对人的心理影响和随之对其行为的控制。据称，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国防部依据阿拉伯世界普遍信奉伊斯兰教的特点，特别拟定的空中展现真主受难的全息摄影，以便使目击者遵从“天上来的旨意“劝说自己的教友停止抵抗。据说另有一种666号病毒在荧光屏上反复产生特殊的色彩图案，使电脑操作人员昏昏欲睡，萌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潜意识，从而引起心血管系统运行状态的急剧变化，直至造成大脑血管梗塞。　　⑶信息战的作用及趋势　　信息战将极大地促进情报收集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目前，西方国家已经拥有间谍飞机和携带照相机的无人侦察机用来侦察地面的敌人。在未来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微型传感大将被大量空投或秘密地置于地面。美国正在制作一种雪茄烟盒大小的无人空中飞行器，它可以“嗅出”作战对象所处的位置；可以秘密向敌军部队喷洒烟雾剂；可以秘密地在敌军的食物供应中投入化学剂；飞过敌军头上的生物传感器将根据敌人的呼吸和汗味跟踪敌军的行动位置，确定攻击目标。　　利用信息战亦可弥补常规武装力量的不足。信息战能够先于武装冲突进行，从而避免流血战争，能够加强对一场兵刃相见的战争的控制能力。比如可将计算机病毒植入敌方可能会使用的武装系统中，武器的所有方面似乎是正常的，但弹头将不会爆炸；还可以在敌方的计算机网络中植入按预定时间启动的逻辑炸弹，并保持在休眠状态，等到了预定时间，这些逻辑炸弹将复活并吞噬计算机收据，专门破坏指挥自动化系统，摧毁那些控制铁路和军用护航线的电路，并将火车引到错误路线，造成交通堵塞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不战而驱人之兵的目标。有人预言，“未来战争可能是一场没有痛苦的、计算机操纵的电子游戏“。　　未来信息战将对非军事目标产生更大的威胁。未来战争可用计算机兵不血刃、干净利索地破坏敌方的空中交通管制、通讯系统和金融系统，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混乱。信息战虽然凭借它的奇异技术或许能够避免流血或死亡，但信息战的打击面将是综合的、立体的、全方位的，可以在敌国民众中引起普遍的恐慌，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信息战同其他形式的战争一样可怕。　　信息战作为未来战场上一种新的作战方式，还将对各国军队编成结构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微处理器的运用，武装系统小型化，用电子控制的“无人机”将追踪和故军目标，航空母舰和有人驾驶的轰炸机可能过时。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负责处理命令的参谋人员的层次将大大减少。随着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来操纵的战场装备，他们与士兵之间的区别将变得模糊。　　美国设想中的信息战　　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信息战将是一种改变传统作战方式的新型作战方式。今后，当美国的盟友受到威胁时，美国不会立即派舰队或大军压镜，而是通过鼠标器、监视器和键盘来实施一场精心策划的信息战。例如，先将计算机病毒送入敌方的电话交换枢纽，造成电话系统全面瘫痪。然后，用定时计算机逻辑炸弹摧毁敌方控制铁路和部队调动的电子运输指挥系统，造成运输失控，使部队和军需物资调动隐于混乱。干扰无线电信号，并通过无线电向敌方的战场指挥官发出一些伪造的命令，把敌人的部队调动分布在荒山野岭，使之失去有效的战斗力。同时，美国专门用来从事心理战的飞机则干扰敌人的电视广播，发动宣传攻势，鼓动民众起来摧翻其统治者。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及时制止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当然，反过来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发动一场战争。　　美国信息战的目标是利用20世纪末的高技术，悄悄地实施对敌方军事和民用设施快速、大规模和毁灭性的打击。　　现在，美国陆、海、空以及海军陆战队各兵种都设立了信息战办公室。

游弋于21世纪战场的“蛟龙” 游弋于21世纪战场的“蛟龙”——东山再起的潜水航母在现代海军装备发展中，航母和潜艇的卓越战斗性能和战斗表现，基本确立了它们作为现代海军和水下的核心装备的地位。但它们本身所暴露的缺陷也令科研人员费尽脑汗。就航母自身而言，它既无自卫能力，又无攻击能力，需要许多飞机为其提供保护。在组成航群编队时，它的伴随护航艇就更多。从电子侦察和目视观察的角度讲，航母战斗群完全处于暴露状态；就潜艇而言也有两个最大的缺陷，一是制空能力差。而在现代海战中制空权是尤为重要的，没有制空权也就无制海权。二是对陆攻击和支援能力较弱。虽有类似“战斧”等潜艇巡航导弹实行对陆攻击，但其攻击力毕竟有限，根本无法达到航母舰队所具有的那种攻击力。可见，当航母舰队及潜艇这两大核心海战舰船，各自都有不足，而这些不足恰好互补的，即航的不足，恰好是潜艇的长处；而潜艇的缺陷，刚好是航母的优点。为了解决定问题，世界军事大国在极力建造高技术航母和潜艇的同时，正在加紧研究和设计一种能把航母和潜艇的优点综合起来的新舰种—潜水航母，并把其列为２１世纪舰船发展的重点。　　潜水航母之所以受到一些国家的青睐，是因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过出色的战绩：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珍珠港空袭之后，日本潜水航母也曾出动过几架飞机，紧随着骚扰了美军基地；时隔不到一年，美国亚利桑那州某地上空，再次幽灵般地窜出几架飞机，旋风般地扫射轰炸后，便迅即离去。日本在二战后期还建造了三艘能载３架轰炸机的Ｎ－４００超级潜艇。虽然，由于二战的结束及其它的种种原因，使Ｎ－４００未能起到预想的作用，但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是人们在发展潜水航母这一新型舰种中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融合了水下、水面和空中的力量，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立体作战能力。战后，人们并没有对这一新型舰艇的发展倾注更多的热情，这主要也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还无法使潜水航母达到其应有的技术、战术要求，人们自然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航母和潜艇的发展上。　　潜水航母的东山再起始于７０年代中后期，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高技术的兴起和应用，使发展潮水航母的技术条件日趋成熟，具体表现在：　　首先，新型核反应堆的发展为潜水航母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动力。　　核动力的应用是海军舰艇发展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也是现代作虎舰艇大型化的先决条件。自１９５４年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以来，潜艇的核反应堆已发展了多种类型，在其功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安全性也不断增加。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诺尔斯研究所在ＳＧ、Ｓ的基本上为“三叉戟”研制的ＳＧ反应堆，就是一种较先进的自然循环压水堆。由于反应堆采用自然循环降低了噪音，而且反应完全摆脱了对电源的依赖，提高了固有的安全可靠性，它可以产生供５万人口城市使用的电能，它的推进功率是“海神”导弹潜艇的４倍，轴功率达６－９万马力。ＳＧ反应堆活性区的寿命较长，可以使用１０－１３年，服役期间只需换一次燃料。它有先进的辐射屏蔽，重量较轻，体积小，吸收了以往的设计经验，采用附属结构作为屏蔽的补充，设计精巧合理。此外，ＳＧ还实现了设备模块化。电器和控制设备模块化，容易维修和更换，而且还设有一个直径为１．８３米的设备出入口，可以完整移动更换任何一层的部件和设备。　　其次，现代巨型核潜艇的发展，为潜水航母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经验。自７０年代以来，不论是核潜艇还是常规潜艇，单艇大型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仅就弹道导弹核潜艇而言，目前的单位吨位已比７０年代增加了２倍。前苏联的“台风“级单艇导弹核潜艇的排水量近３万吨。法国的“凯旋”级、英国的“先峰”级等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排水量亦达１．５万吨。这些潜艇的排水量是Ｎ－４００的５－１０倍，有些接近现役的中型航母。可以说，建造潜水航平在技术上已不存在问题。　　第三，航载装备的发展，为水下航母提供了适用的打击手段。潜水航母除具有一般潜艇的功能外，还具有类似航空飞机搭载的兵力投送功能。由于潜水航母要在水下航行，不可能有像水面舰艇那样宽大的甲板和空间，折叠飞机将成为其载机的最好选择。　　目前发展潜水航母的技术条件业已成熟。有些国家已得到这方面的论证和研究，到下一个世纪，这种新舰种将正式问世，并成为未来海战的主力。可以相信，高性能的潜水航母必将会使未来海空战籴得更加扑朔迷离，激烈空前。

风俗习惯过年的传说相传：中国古时侯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尖角，凶猛异常，”年”兽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爬上岸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的伤害．今年的除夕，乡亲们都忙着收拾东西逃往深山，这时候村东头来了一个白发老人对一户老婆婆说只要让他在她家住一晚，他定能将”年”兽驱走．众人不信，老婆婆劝其还是上山躲避的好，老人坚持留下，众人见劝他不住，便纷纷上山躲避去了．当”年”兽象往年一样准备闯进村肆虐的时候，突然传来白发老人然响的爆竹声，”年”兽混身颤栗，再也不敢向前凑了，原来”年”兽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大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哈哈大笑，”年”兽大惊失色，仓惶而逃．第二天，当人们从深山回到村里时，发现村里安然无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白发老人是帮助大家驱逐”年”兽的神仙，人们同时还发现了白发老人驱逐”年”兽的三件法宝．从此，每年的除夕，家家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守更待岁．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过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秦始皇（公元前259—221）姓嬴，名政，为秦庄襄王之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吒风云、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嬴政被拥立为秦王。八年后（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在蕲年宫举行加冕礼，亲理国政。此后，嬴政继承了自秦孝公以来变法革新、奖励耕战的一系列政策，选贤任能、历兵秣马、富国强兵、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公元前230-221年，历经10年的统一战争，他先后消灭了韩、赵、燕、魏、楚、齐等诸侯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秦始皇废除了自商、周以来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悉由皇帝任免，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他还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衡、车轨，以秦小篆为全国通用文字，以秦“半两”钱为流通货币，并统一了全国的法规刑律。他拆毁战国时各国边邻地区的城防工事，修筑驰道，还连接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长城，形成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这一系列大刀阔斧、前无古人的改革措施和铁腕行动，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嬴政在执政时，严刑峻法、横征暴敛，又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此外，他还兴师动众，五次远途出巡，逢山刻石，以示不朽之功，又下令焚书坑儒。这些作为大幅度摧残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严重社会危机。秦始皇去世才1年，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秦王朝仅存在15个春秋，就土崩瓦角、灰飞烟灭。　　自古以来，对秦始皇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但纵观秦始皇的一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实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功绩不可泯灭。

孙吴时期无“僧人”称谓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陆续公布，不仅为孙吴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也为孙吴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同观点，应该说非常正常。但探讨问题，解决问题，都必须谨遵前贤提出的以“纸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新材料”（出土文献）互为证据的“二重证据法”。否则，就成为臆断、臆测，其学术价值必然会受到影响。我准备就几个问题，谈谈我的观点。在此，先谈孙吴时期无“僧人”称谓。　　　　我在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时，对高昌的佛教曾经作过一些研究。后来参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整理，有些佛教界的朋友就托我代为留意其中关于佛教的资料。但很遗憾，至今未见。　　　　走马楼简牍中有一件木牍，记嘉禾某年入仓米帐，中有一句，原释为“其二百卅二斛二（一）斗一升八亿税米”。但最后四字释文，特别是其中“亿”字，由于图版模糊，大家意见不一。有的研究者释为“八备钱米”。此语虽甚费解，但仅属释文问题，影响不大。胡平生先生释为“八僧人钱米”，并称：“此十五字或可视为关于孙吴地区佛教活动的最早的出土文献资料。”又经过换算，认为这是“很重的负担”。并据此断言：“看来，孙吴当局对佛教并没有实行多少优待的政策。”（胡平生《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一〉，《光明日报》2000年3月31日“历史周刊”）这就使问题变得严重了。但孙吴时期绝无“僧人”称谓，此处释文也肯定有误。　　　　如所周知，佛教传入我国，有一个汉化过程。我曾对佛教梵宇由“祠”向“寺”的演变进行过探讨，认为佛教梵宇改“祠”为“寺”大约在西晋至南北朝前期（《高昌佛祠向佛寺的演变》，《学林漫录》第11集，1985年）。佛教信徒出现“僧人”称谓，时代大致相同。但探讨这一问题，也并非易事，至少必须把握一点，即：引用传世文献，需要排除后人“以今例古”的材料。譬如：关于东汉末年笮融在徐州境内大建梵宇的记载很多，西晋陈寿撰《吴志·刘繇传》说“大起浮图祠”，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陶谦传》谓“大起浮屠寺”，南朝梁释僧《弘明集·正诬论》则称“大起佛寺”。显然，称“祠”正确，称“寺”系后人，“以今例古”所妄改。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正式探讨汉晋之际佛教信徒的实际称谓问题。　　　　按：传世文献记佛教信徒称谓，最早似为《后汉书·楚王英传》。　　该传记永平八年（65年）明帝诏有“桑门”一词，注云：“桑门即沙门。”汉晋时期，佛教圈内，称高僧为“菩萨”，一般僧人为“沙门”，较为普遍。如《出三藏记集》载东汉至西晋的各类“经记”，只有“菩萨”和“沙门”称谓。民间则统称佛教信徒为“道人”。如《吴志·孙琳传》称琳“又坏浮屠祠，斩道人”。《世说新语》称两晋高僧均为“道人”。传世文献始称佛教信徒为“僧”，似为《出三藏记集》所载前秦建元廿一年（385年）《僧伽罗刹集经后记》，其中有“比丘僧”，但又有“沙门”、“敦煌道人”、“凉州道人”。　　传世文献完全以“僧”取代“道人”，时间应该更晚。　　　　出土文献情况大致相同。吐鲁番出土西晋元康六年（296年）　　《诸佛要集经题记》有“月支菩萨法护”、“弟子沙门法首”，北凉神玺三年（399）年《贤劫千佛品经题记》称“道人宝贤于高昌写”，《北凉真兴（424～425年）某年道人德受辞》末有“道人德受”署名。　　出土文献始称佛教信徒为“僧”，似为S．797号西凉建初二年（406年）《十诵比丘戒本题记》，其中有“和上（尚）僧法性”。“僧”与“道人”的称谓，也有一个并行阶段。　　　　综上考证，可以断定：前文所说孙吴时期无“僧人”称谓，是能够成立的。前引《后汉书·楚王英传》说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将“黄老”与“浮屠”并列。明帝诏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斋三月，与神为誓。”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说：“明帝诏书中称‘仁祠’，言‘与神为誓’，可证佛教当时只为祠祀之一种。楚王英交通方土，造作图谶，则佛教祠祀亦仅为方术之一。盖在当时国中人士，对于释教无甚深之了解，而羼以神仙道术之言。教旨在精灵不灭，斋谶则法祠祀。浮屠、方士，本为一气。”这也是民间将佛教信徒等同方士，而称之为“道人”的主要原因。据此，亦可断定：孙吴之初，长沙民间也绝不可能称佛教信徒为“僧人”。　　　　至此，再回到这个字的释文上。据图（《中国书法》1998年1期，16页〈局部〉、34页〈全图〉），我以为，从字形上判断，这个字显然应释为繁体的“侩”字。“侩”者，中间商也。我国古代重农抑商，商税甚重，而且以“钱”为单位。此处缴纳的既不是国家正户的“租米”、“税米”，也不是非国家正户的“限米”或其它什么米，而是有着“很重的负担”的“钱米”，即以“钱”折的“米”。据此，此处释为“侩”，也是可以成立的

三星堆浮现七大千古之谜四川考古人员日前进入三星堆古文化遗址，对其进行本世纪以来的第四次发掘，不排除有重大考古发现的可能。而三星堆遗址留下的“七大千古之谜”也让专家们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1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　　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　　第2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　　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3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　　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4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第5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6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　　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7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四川三星堆研究史上的三个重要时期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三星堆遗址自本世纪20年代末发现以来，在考古专家对其７０多年的研究历程中，共有３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掘和研究时期，为将来破译三星堆“千古之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南兴镇北，面积达１２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的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１９８８年１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１９２９年的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偶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也因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多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第一个时期为发现阶段。１９３３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获取了大量的玉石器，其丰硕的考古成果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华西考古的开拓者”。三四十年代，四川考古界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对三星堆进行探索、研究。　　第二个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末期，为三星堆的主动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曾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多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出大片房屋遗址。同时，西南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带领四川大学首届考古专业的学生收集了大量流失民间的玉器，为三星堆80年代的重要发掘作了详尽的资料积累工作。　　第三个时期为80年代至今的科学发掘阶段。１９８６年７月至９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使三星堆名扬海内外，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的轰然显世震惊了世界。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１３次发掘，比较系统和科学地确立了三星堆是古蜀文化的中心，它将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１０００多年，并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学说。这一期间的研究也使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其东、西、南三面城墙和北面的天然屏障位置得以确认。　　目前正在进行的对遗址中心城区的发掘开始于１２月４日。此次系统的发掘将为下世纪对三星堆更大规模的研究提供更准确、更翔实的资料，也将成为下世纪这项研究工作的开端。

淮河上游八千年前的辉煌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裴李岗、磁山文化的发现，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研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学术界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就是最主要的成果之一。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中部，属于淮河上游沙河水系，面积约55000平方米。1983年到1987年进行了6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达2300多平方米，清理出房址45座，陶窑9座，灰坑370座，墓葬349座，瓮棺葬32座，埋狗坑10座，以及一些濠沟、小坑、柱洞等。　　　　贾湖遗址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东麓，与以嵩山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具有不少共同的时代特征，如小口双耳壶、深腹罐、敞口圆底钵、鞋底状四足石磨盘、齿刃石镰等。但区别亦相当明显，如贾湖陶器群以喇叭形口折肩壶、凿形足鼎和三足钵为代表，裴李岗则以小口直颈圆腹壶、圆锥状足鼎和三足钵为代表；贾湖的夹碳陶、夹蚌陶更不见于裴李岗；贾湖墓葬有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二次葬、多人合葬等，头向多西；裴李岗墓葬几乎全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贾湖人随葬品以陶、骨器为主要组合，陶、石器很少，且大多不成组合；裴李岗人以陶、石器为主要组合，不见贾湖的随葬龟甲和犬牲现象。贾湖人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业形式，同时渔猎经济占很大比重；裴李岗人则以粟作农业为主，渔猎经济不发达。贾湖遗存可分为三期，其中二、三期与裴李岗文化大体同时，一期则早于裴李岗。碳14显示，贾湖遗存年代跨度为公元前7000～5800年。与贾湖遗存相同的还有郭庄、翟庄等十多处，均分布于伏牛山以东的沙河、洪河流域。以贾湖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具有自己独有特征，又有一定的分布地域和发展序列，贾湖的稻作农业、夹碳陶等因素与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有相同之处，呈现出长江、黄河流域之间的过渡性质。因此命名为贾湖文化，以便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由于贾湖一期文化的上限年代距今9000年，不仅使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且对研究北方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起源也具有重要意义。　　贾湖动物群落中，喜暖湿的有獐、麋、麂、扬子鳄、闭壳龟等，但在最早期的灰坑中还发现喜冷的紫貂。植物群落中喜暖湿的有枫香、山毛榉、水蕨、香蒲、盐扶木、野生稻及大量湿生环纹藻类等；同时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也大量存在。反映出的是疏林—草原—湖沼景观，中晚期气温高于现今这一地区2～3℃，降水量高于现今400～600毫米，相当于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与气候特征。土壤微形态的研究也记录了气候由冷转暖的变化。从各期的环境因素看，一是反映了全新世大暖期的初期气候迅速转暖以及其不稳定波动的过程，二是可能具有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这为研究全新世环境变迁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揭示全新世早期环境剧变及北方新石器文化骤起之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贾湖聚落废弃于一次水灾，反证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　　通过对300多座墓葬出土的400多具人骨标本的研究，可以了解到贾湖人属于蒙古人种的亚洲北部类型，与河南的下王岗组、庙底沟组，山东的大汶口、野店、西夏候组特征一致，男子身高在170～179．9厘米之间，易患退行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颈椎研究表明，现代人较贾湖人头部运动的范围逐渐加大，是人类直立后逐渐进化的结果。　　贾湖人生业结构中，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出土的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证实了这一点。因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起源阶段的时间大体同步，加上气候环境的特殊条件和大量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工具，有理由相信淮河上游地区是粳稻的初始起源地之一，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结论动摇了淮河流域稻作农业系自长江流域传播而来的传统认识。人骨中碳13的研究也表明贾湖人以食用稻米为主要来源的碳3型植物为主，而未见以粟、黍类植物为主要来源的碳4型植物。

探寻西域文明的历史密码《无声的塔克拉玛干》是我于1996年写成的。这本书的写作机缘，虽然与《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及其考察活动有直接关系，但它不仅是对这一次考察活动的记述，而且容纳了我多次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缘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体验，综合了我10多年来相关资料的积累。探寻西域文明的历史密码，是为了展现西域古代秘境的某些侧面，便于人们较深入地了解西部、认识西部。　　　　在茫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下面，掩埋着古代西域数十个城郭之国的废墟，这些废墟不时地向人们透露出古老的信息和历史的回声。于是，那些已经成为废墟的城镇、农舍、佛寺、石窟、墓葬、遗物，就组成了西域历史的代码和载体，组成了一部形象的历史。　　　　探寻西域文明的历史密码，更是为了找到历史和未来的最佳结合部，找到往昔岁月积淀的理性结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纷至沓来，进行探险、考察，获得了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正是那些藏匿于深山野谷、沙漠瀚海中的古代遗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学人，并且造就了举世关注的研究领域“西域学”或“丝绸之路学”。　　　　过去这方面的著作多偏重于历史考古发掘，而深入关注历史文化的很少。我们于1992年进行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活动，除沿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腹地外，还对古代塔里木盆地三大佛教文化中心龟兹、于阗、鄯善及罗布泊地区进行了考察。在这次活动前后，我三次去和田、五次去库车、阿克苏、库尔勒、喀什等地进行考察。这些地区虽然离佛教源头印度很近、佛教传播时间较早，但这里的佛教文化已不同于印度佛教文化，它是经过多种选择和取舍、碰撞和接纳，或并存互补，或吸收再造，产生出适合当地民族审美需求的地域化佛教文化。这种文化带有明显的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说明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也是西域民族包容性和创造性的产物。这些文化遗存是十分珍贵的文化宝藏。　　　　西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来说，虽然是一个子系统，但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历史环境，所以这个系统所包涵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既包括西域本土多民族混交的游牧文化即草原文化，也包括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或曰绿洲文化，还包括东、西方贸易交往中的商业文化。从而也确立了西域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西汉时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塔里木盆地民族部落文化最初的整合，它与黄河一体文化不同的是，这种文化整合是极其松散、随其自然的。　　各绿洲单元既保持了自己的特性，又提供了异质文化交流渗透的土壤，使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文化有了吸纳创造的广阔空间，也有了选择、扬弃、转化、传播外来文化的极大自由度。《无声的塔克拉玛干》对大沙漠周缘地区佛寺石窟、城镇废墟、古代墓葬等文化遗存的介绍和议论，就突出了西域文化的这些优长。　　　　没有河流就没有文化，人类文明依托河流而孕育、发展，无论是埃及文明与尼罗河，印度文明与印度河、恒河，中华文明与黄河、长江，乃至西域文明与塔里木河，都是如此。塔里木河是西域文明因子的温床和载体。这条全国最长的内陆河流，把茫茫沙漠中许多孤立零散的绿洲串连起来，把条条自由流淌的河流编织起来，从而也使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鲜活起来。没有它，西方文明与华夏文明的撞击交汇可能要推迟许多世纪；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中国四大发明，也许会长久地留在东方的大地上。因为在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之前，这条横跨欧亚大陆的沙漠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往来的唯一通道。　　塔里木河正是这条国际通道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贸易通道，更是一条精神文明通道。　　　　因此，《无声的塔克拉玛干》在对丝绸之路上的沙漠和绿洲进行描述时，还特别对塔里木河及其源流和田河、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给予了较为浓重的笔墨。

考古资料与契丹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离不开充足而翔实的史料。研究契丹社会史亦不例外。　　然而恰恰令学者们头疼的就是历代传留下来可供研究辽代契丹社会史的文献史料奇缺。近年来，辽代墓葬考古硕果累累，大量辽代契丹人的随葬器物、墓室壁画及墓志碑刻被发掘出土。笔者以为，如果不断发掘新的史料资源，广泛运用辽墓考古资料，契丹社会史研究定会柳暗花明。　　随葬器物——契丹人社会生活的物化载体　　人死之后要用生活用品或仿生活用品（冥器）入土随葬，这一点契丹人与汉人无异，尤其是在契丹贵族阶层，还盛行厚葬之风。契丹辽墓为我们保留下大量的昔日契丹人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这些器物真实地反映了契丹人的社会生活，是研究契丹社会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比如游牧与渔猎生活。契丹属于古代北方草原民族，以“车马为家”，畜牧和渔猎是他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因而，契丹人善于草原骑射，长于鞍銮装饰，但历史文献中却很少这方面的详细记述。近年辽墓考古出土了不少与契丹人畜牧和渔猎生产、生活有关的器物，弥补了文献于此不记或漏载的缺憾。如在已发掘的辽代前期墓葬中，大都有车马具出土，而且以马具马饰为最多。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曾出土随葬车铃数十件，形如编钟，大小有序。据项春松先生考证，这种铃应是挂在车上的响铃，它的作用有些类似近代北方草原上蒙古牧民牛马车队队列中前后车上悬挂的筒形铁铃，为的是防止夜间行车牲畜走散。马是契丹人草原游牧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骑乘工具，所以，契丹人特别注重马具马饰的装备。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奈曼旗的契丹陈国公主墓中即发现了两套完整的马具，包括鞍络、缰、带、蹬、饰件等，装备齐全，工艺精湛。以辽墓出土的车马具实物资料，结合辽墓壁画资料，再参考近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民族学资料，即可考证出昔日契丹人在大草原上“逐水草而迁徙”时行宿所用“车帐”的排列形式及牧群之规模。同时，对研究契丹游牧部落的组织结构及契丹牧民的家庭形态、人口状况等，也将有所启迪和帮助。　　　　契丹人喜好渔猎，历史文献中就有关于他们“钩鱼”、“击兔”等渔猎活动的字样出现，但大多仅寥寥数语，使研究者无法探知其详。　　而近年辽墓出土的大量契丹人使用过的渔猎工具，便基本可“复原”千年前契丹人极富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渔猎生产、生活实况，为深入研究契丹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可信的实物资料。如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中即发现了一种契丹人“钓鱼”用的渔钩。这种特殊的渔钩钩头近于方折，钩尖甚锐，钩身较长，装有木柄。此鱼钩之出土，便证实了契丹人确有冬春时节“凿冰钩鱼”的习惯，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钩”鱼。又如在辽宁阜新清河门辽墓中出土的狩猎用具“链锤”，全副有柄有链。据考证，这种链锤就是当年契丹人“击兔”时的专用猎具。如果没有辽墓考古渔钩、链锤等实物出土，仅凭文献中的只言片语记载，或许永远无法了解契丹人“钩鱼”、“击兔”的真实内涵。这便是“器物”史料的价值所在。　　墓室壁画——契丹人社会生活的形象描绘　　辽墓考古发现，在不少契丹人的墓葬中，尤其是在契丹贵族墓葬（也包括部分汉官墓葬）中，都有绘于墓室墙壁上的彩色或素描画，形式各异，内容丰富。这些辽墓壁画均为当时画匠所作，所描绘的内容大都为契丹人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具有较强的真实感，也是研究契丹社会史的重要考古资料。　　比如服饰与饮食。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其衣着服饰与中原汉族人迥异。但其究竟是什么样式，有何特色，与汉服有哪些不同等等，文献记述语焉不详，令今人已无法窥其全貌。而丰富多彩的辽墓壁画则能破解这一疑谜。依据辽墓壁画判断，契丹男子们的上衣多为圆领窄袖左衽长袍，下穿连靴长裤。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壁画中，画面上有3个契丹男子，均身穿圆领窄袖左衽红色长袍，腰系红带。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墓室西壁壁画上绘有一辆驼车，车前左侧立一契丹男子，即穿白色连靴长裤。契丹女子上身一般着直领（立领）左衽长袍（或衫），史称“团衫”。如在辽庆陵的东陵墓道壁画上，有两位契丹女子，其中一人即穿绿色立领左衽长袍。契丹女子下身多穿裙子，史称“裙”。如在解放营子辽墓壁画中，有一捧罐契丹女侍即身穿直领窄袖蓝长衫，腰系红带，下穿绿色长裙。辽墓壁画中反映的契丹服饰，不仅形象逼真，而且多数仍保留着鲜艳的色彩。这样，壁画不仅为研究契丹民族服饰式样提供了形象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其服饰色彩提供了可贵的参考。

陇右文化圈的形成与陇右文化特征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地域文化概念中的“陇右”一词，具有广、狭二义；而广、狭二义下的“陇右”概念，正好体现了地域与地区二词在文化视野中的差异。狭义的“陇右”，实为甘肃的代名词，如果从文化圈或文化带的历史形成与分布来看，实际上不足以构成一种具有独立文化特征与自足文化品格的地域文化。严格意义上的陇右文化圈，当指广义的“陇右”。广义的“陇右”，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概念，主要指陇山以西、黄河以东之地，大致上包括今甘肃省全境、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的部分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一带。唐朝时，曾设陇右道，为全国十道之一，辖境即今陇山以西至新疆东部一带地区。就地理范围而言，“关陇”所包括的地域比“陇右”小，而“河陇”所包括的地域则与“陇右”略等；就文化圈所处位置而言，陇右文化圈正好处在西域文化圈与三秦文化圈的交界地带。因此，“陇右”尽管是一个具备了古已约定俗成和人为界定双重性质的历史区域，是一个较为精确的历史地理范围，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化的代名词而言，其内涵则要宽泛、丰厚得多，而其文化特征也极为复杂。　　　　作为历史概念中的陇右文化，它所体现的丰厚的文化内蕴，正是在陇右独具的自然环境、特有的社会结构和陇右人的社会实践与意识活动中长期孕育、衍变的结果。而这种具体体现着陇右人文化心态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准则等，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由于受典型的高原地貌、风寒干燥的气候条件、短缺的地表径流和相对贫乏的生产生活资料等组成的特殊生态环境的影响，陇右古代居民强烈的生理需求与难以满足的外部世界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反差，从而形成陇右古先民固有的自强精神和突出的自我意识。驾驭并征服这种不利的生态环境是陇右人内在气质的核心，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充满生气活力，不拘一格，刚毅豪放。与此同时，农牧文化的影响在陇右文化中也体现得很充分，循规蹈矩、保守念旧、容易满足。可见，受独特自然环境影响的陇右文化，是封闭与开放的双重变奏。　　　　进入历史时期，陇右基本上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伴随着历史的脚步，陇右地区也加紧了民族融合的步伐，而丝绸之路的开通更使陇右成为华夏文化与西域文化扩散、交流与融合的交接点。可见，陇右文化的大发展一方面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在地域和民族的构成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断吸取营养。明清时期，中国汉文化圈在长期扩疆拓土和域内空间分异缩小的过程中趋于定型，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一个类型的陇右文化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则更多地表现出文化的趋同性。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首先促成了陇右文化的渗透性与包容性特征。在这里每个民族都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与文化上的交流与认同。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交往起初是在浅层互动系统，进而由组织联系进入社会系统，扩展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联系，这既表达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需要，又体现了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民族间的交往与渗透，有时是和平的，有时却异常艰辛，有时甚至是民族大迁徙与民族消亡的不幸。陇右地区的民族交往史证明：不同地区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形成了相互的认同和理解，与此同时，通过民族间的交往凝结成的不同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和对祖国的情感，又维系着历史上国家与外域的关系，维系着逐渐发展起来的内地与边疆的联系，维系着国家的统一。不难理解，所谓渗透是指陇右地区文化、精神间的渗透；所谓包容则是指陇右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海纳百川般的气度，以及它对各种文化的吸收与接纳。其次，陇右文化特征还在于其创造性与延续性。陇右人民是富于创造活力的人民，在盛传于陇右大地的伏羲与西王母的神话传说中，已透发着勃勃的创造生机；近代以来在陇右大地不断发掘出的大量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劳动工具、房屋、墓葬等文化遗存，均是陇右先民创造精神的体现；而那些绚丽夺目的彩陶艺术、石窟艺术，则更是陇右文化充满创造活力的象征。正是这种创造精神，才使陇右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也才使陇右文化独具特色。所谓陇右文化的延续性，也正是在这种创造精神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陇右民族中，羌、氐、戎，甚至党项均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巨变，但其文化性格与品质却至今仍记录在我国的典籍中，其风俗习惯至今还渗透、保存在陇右民风中。陇右文化的延续性特征于此亦可略见一斑。　　　　陇右大地作为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人类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地域文化就以其鲜明的风格和较高的水准而兴起，并在中国早期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华夏文化发展为汉文化并形成汉文化圈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陇右文化始终伴随着汉文化的扩散吸引而趋同；又因人口流动，民族迁移，统一与分裂的波动而趋异。陇右文化依赖地域之便，东与属于中原文化的三秦文化唇齿相依，使汉文化得以流传发展，加快了陇右文明的进程；陇右地处中西交通的要道，西与属于沙漠、草原类型的西域文化毗邻，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正是在这里得以与汉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可见，陇右作为黄河上游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是中原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因而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陇右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西域文化相比较，它具有更多的汉文化特征；与三秦文化进行比较，它又更多地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陇右文化是从三秦文化到西域文化整个西北文化带的中间环节，它联系着两方又自成体系。一旦具备适宜文化发展的条件，各种形式的文化都有可能在这里发芽。这种文化优势，既促进了陇右文化的发展，又为三秦文化和西域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所以，陇右文化又带着复杂的民族色彩和过渡性特征。多元融合的陇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

考古学基本知识【考古学】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在各种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实物史料包括传世文物和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遗迹、遗物。考古工作者据以研究古代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北宋开始已有研究古代金石器物的“金石学”；二十世纪初，开始有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研究，使考古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考古学文化】　　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特别是原始社会遗迹中）属于同一时期的有地方性特征的共同体。同一文化的遗存，有着同样形式的工具、用具和相同的制作技术等。　　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大多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点命名，如“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也有以该文化中的某一具体特征性的遗物来命名的，如“细石器文化”、“印纹陶文化”等等。后一种命名容易以片面的特征代替整个文化的特征，同时，这种个别类型的特征遗物，还可能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而近年来这种命名方法已逐渐为人们所淘汰。　　【文化层】　　指由于古代人类活动而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每一层代表一定的时期。考古工作很重要且具科学意义的一项内容，即是从地层上正确地区划出上下文化层的叠压关系，根据文化层的包含物和叠压关系，可以确定遗址各层的文化内涵和相对年代。从各层中取样测定的孢粉资料，可以了解当时各个阶段的植被和自然环境。　　【遗迹】　　指古代的人们进行各种活动后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灰坑、岩画、窖藏及游牧民族所遗留下的活动痕迹等。其中遗址又可细分为城堡、废墟、宫殿、村址、居址、作坊址、寺庙址等，还包括山地矿穴、采石坑、窖穴、仓库、水井、窑址、壕沟、栅栏、围墙、界壕等等。由于地域、时代及民族的不同，遗迹面貌也各不一样。就新石器时代居址而言，各地居室的形式与营建方式各不相同，山区有洞穴居址，沿海有贝丘遗址，沼泽有干栏式建筑，平原地带、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盛行粘土木构建筑的居室或半地穴居址等。其他如城堡建筑、古代墓葬，帝皇陵墓的各种埋葬坑、人殉坑、兽殉坑、车马坑等，也都显示着地区、时代及民族的各自的独特风俗、风格。　　【遗物】　　即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生产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及装饰品等，也包括墓葬的随葬品和墓中的画像石、画像砖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石经、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一般而言，遗物都经过人类有意识的加工和使用。其中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如各种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遗物按材质分石、陶、骨角、玉、金属等，按用途分生产工具、生活用品、随葬明器等。　　【旧石器时代】　　是考古学上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前后约二三百万年，结束于大约一万年前。当时人类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相当于人类历史上从原始群到母系氏族公社出现的前期阶段。我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重要的有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柳江人、山顶洞人等。有的人类化石与文化遗物同出。　　【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分期中石器时代的最后一阶段，开始于约八九千年以前。磨制石器及陶器的发展，是这一时代开始的标志。纺织、畜牧和农业，使人类的生活资料有了比较可靠的来源，开始定居生活。目前我国发现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结束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国各地普遍发现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大学时代你不必在乎八件事大学时代你不必在乎八件事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我们应该在这个社会中慢慢是适应，慢慢长大，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这八件事上。　　1.学习成绩　　人们常说的高分低能，就是出自对于大学生的评价。动手能力以及实践经验的严重匮乏，导致了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低下。在中国这个只看成绩的国家，分数虽然很重要，但只要过得去，不要因为不及格太多导致退学的话，还是应该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课外。　　2.情感　　大学生的情感有时候是极其脆弱的，我们也不大相信我们能在大学期间就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所以不必把自己的所有情感都赌在大学里，当然拉，也不是说要我们游戏人间，玩弄感情，只是说不要太专注于情感问题，而导致无法自拔。　　3.别人的评价　　我们最不应该做出的牺牲，就是因为别人的评价而改变自我，因为那些对你指手画脚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遵从的规则是什么。千万不要只遵从规矩做事，规矩还在创造之中，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做每一件事情，虽然这样会麻烦一点。　　4.存在压力　　中年人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检验的是他的韧性；而年轻人能承受多大压力，焕发的是他的潜能。在大学阶段没有一点压力，对于自己的人生发展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需要压力，不要害怕有压力。　　5.时尚　　不要盲目追赶时尚。按说年轻人应该是最时尚的。但是独立思考和个性生活更重要。在这个物质社会，其实很多人对于时尚的追求早已经沦为对金钱和享乐的追求。　　6.所在学校以及所学专业的名气　　有些大学生在名牌大学名牌专业中就读，不免有一些傲气，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因而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享受到比别人更好的待遇。一旦达不到他自己的期望值，就会觉得沮丧，埋怨。其实他的确在很多地方不如其他一些没有名气大学的没有名气专业的学生，关键在于经历以及能力。　　7.失恋　　不是不在乎，是在乎不起。大学生最怕失去的不是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梦想。爱情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正是这个年龄应当经历的，如果要承担结果，30岁以后，可能会更有能力，更有资格。其实，大学时代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稍纵即逝，过久地沉溺在已经干涸的爱河中，与这个年龄的生命节奏不符合。　　8.就业　　有些人为了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而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削尖了脑袋往世界著名的公司钻，但是其实他们的能力并不符合要求。有时候的确应该先就业再择业，因为大学生没有很多的资历，来供自己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公司，自己所喜欢的职业。大学生就业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于能否选择到一个自己满意，而且体面的工作

十句最经典的话 1、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蒋介石背信弃义，背叛革命，毛主席痛定思痛的在血的教训前得出的经验！ 2、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当时复杂艰苦的环境下，经过科学的分析，这句话对革命来说，无疑是一针兴奋剂！ 3、最豪迈，最傲气的一句话！――――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啊！不管是国民党的百万大军，还是美国的原子弹！或是后来的苏联百万大兵压境。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句话也同样在鼓舞着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以弱胜强，打败强权的信心！ 4、最谦虚的一句话！――――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开创中华民族的新纪元。原来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5、最震憾人心，最震憾世界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管在建国后所犯的错误或多或少，这个由带领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追求，奋斗，实现的梦想，已足可奠定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 6、最正气澶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们渴望和平，但我们从不害怕战争！我们不对任何无核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能够并敢于说出这句话的世界上只有中国。很多我们周围的人与人争斗时都爱义正辞言的说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7、最无奈又最具神秘性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8、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 9.最有志气的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0.令贪官们最为警醒的一句话! ――――为人民服务

悟空之后变弱的原因吴承恩在写小说的时候，大概还没有平衡性这么一说，所以弄得大家都对孙悟空的真实实力非常好奇。为什么大闹天宫时所向披靡，取经路上被菜鸟级的妖怪折磨？我觉得这是可以解释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各类神仙的属性类型：　　孙悟空，无疑是实力超强的近战型战士。其装备是超重量级的肉搏武器（金箍棒），肉体又是类似“无”的不死之躯，和他近身肉搏无疑是找死。孙的法术是很多，但都可以看到是辅助型的，只见过他用金箍去槌人，没见过他用法术直接攻击敌人吧？所以，孙悟空的定性应该是：魔法战士。此类人物的杰出代表有：杨戬，牛魔王，大鹏。唉，怎的都是半兽人种族呀？　　　　道家各路神仙，种族以人类居多，都是依赖宝贝的菜鸟。宝贝威力虽大，但使用者因修身养性不喜争斗而缺乏战斗经验，无法有效的发挥。镇元大仙算是一个战斗方面的高手，经验丰富，他的“袖里乾坤“极有可能是藏在袖子里的宝贝，使用突然，所以孙悟空才会中招　　。哪吒是个特例，他是以宝贝武装起来的肉搏型战士。可惜弄得魔法也不行，近战肉搏也差劲，是仙界开发的新型武器中的失败作品。对付杂兵还可以，对付真正的高手就歇菜了。　　　　佛家诸位佛祖，都是魔法的大师级人物。如来，无疑是空间魔法的宗师级（肉搏不一定是猴子的对手，所以才想出打赌这一阴着令孙无法飞出其掌心，搬座大山压人，看到大山压不住还加上一招重力魔法的咒符做封印）。观音是典型的牧师，无攻击力，但强化和治愈能力到宗师水平。佛家缺乏肉搏型人才，所以才会不计猴子对领导的诸多不敬（包括对领导撒尿）也要花500年时间千方百计招安猴子，人才难求呵！其实西游记的最终补完计划就是招安猴子——拥有超强近战力的天才战士！！（唐僧？只不过是为了蒙蔽天界情报网的幌子，而且唐僧本身很可能就是以被贬为名实为佛祖秘密派出，引导孙悟空归顺的卧底。　　小说中多处都可以看到各方为了积极拉拢孙悟空而做出的努力。这么说来，八戒可能是道家仙界派出的卧底，沙僧是南天门派出的卧底……可怕呀！）到孙归顺时，就可以不必忌讳天宫方面数量庞大的近战战力，以魔法压倒性优势支持少量陆军攻下南天门，称霸中国　　天界啦！哈哈哈哈…… 　　　　战例分析：　　　　十万天兵天将围剿时，孙悟空是单兵突击，又是在敌方战场没有顾忌，充分发挥了近战能力和机动力超强的优势，采取“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的游击战术，适机偷袭，整个一恐怖分子。从炼丹炉里出来后，由于非人的折磨（烧了七七四十九天呀！）狂战士化，又是在天宫里发飙，与众多天兵天将展开浴血巷战，大威力的魔法和宝贝都无法对其使用，将其近战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到极至，造成天界恐慌。（试想一伙特种部队级的恐怖分子流窜入京，市内无法使用重型武器，只能用武警和轻武器围剿是什么情景？再试试回忆当年白晓燕案三位绑匪老大的逃亡历程）其景象当然就是所向披靡啦。可以这么说，孙悟空的超强实力要在一定条件下充分发挥才会有如此威力。　　　　护送唐僧西天取经时，又要考虑到人质安全，对方又是战斗经验丰富的妖怪，手里又有大威力的宝贝。最主要的是妖怪们没有顾忌，随时都可以释放宝贝的威力，而孙悟空在防魔方面的能力极差特别是对拥有空间魔法性质的禁锢型宝贝简直是束手无策（以前遇到这种情况还可以跑，只有一次是在狂战士力量的支持下挣脱李靖的宝塔束缚，现在既不能跑又因为紧箍咒的封印无法狂战士化，只有老老实实被擒，幸好是不死体质怎么也弄不死）。　　所有的战斗几乎都是妖怪们拥有优势，孙悟空是处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当然就表现出束手束脚的郁闷样了。幸好他的后台硬，每次搞不定都有领导

看仙剑感触最美丽的灵儿（无论什么时候，看她总是这么美）最重情的逍遥（他的眼泪就和我一样，总为灵儿而流）最可悲的月如（她的爱呵护着逍遥，让他继续将爱给予灵儿，而自己却什么也没得到）最幼稚的阿奴（要不是结局和她照顾灵儿，我真的会把她当成智障）最搞笑的剑仙（最后也很惨，刚知道什么是真实就走了，师傅-----走好）最纯情的唐玉最悲惨的阿七（为了逍遥，父母也死了，自己也牺牲了）最该死的剑圣（欺负灵儿，最后又不去帮忙！）最无奈的圣姑（等了相公这么多年，最后还是匆匆去了）最幸运的阿奴和唐玉（最后可以化成比翼鸟，灵儿和逍遥就没这么好了）最感人的灵儿的一点一滴（尤其是结局，都一个多月了，我一想到就想哭）最傻的------ME（天天想着灵儿，明知道是个故事，却始终放不下）

创新与重复劳动的界线这些年读史学论文、论著，不时就会遇到这样的开场白，说某问题如何重要，惜未见专文（专论）研究，故撰此文（此著）探讨云云。　　言下之意，他的专文、专论不是重复劳动，因为前人对此问题虽然有过研究，但非专文、专论。　　　　我以为把以前曾否有过专文、专论作为判断是否重复劳动的标准，实难成立，但论者多持低调（只是暗示其专文、专论有价值，有存在理由而已），而且又没说明白，因此亦无须提出异议。　　　　今见刁培俊同志的一篇书评（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期），始知时下不仅有人以前此曾否有专文、专论作为判断是否为重复劳动的标准，而且还进而将前此尚无专文、专著的著述视为填补空白之作，顿感仍需一辩。　　　　刁培俊同志谈到某专著的诸多创见，其中一条是：“宋代同居共财大家庭，只是在宋代小家庭的汪洋大海中的星星点缀，这是作者进行了具体的量化分析而首先提出来的”。刁培俊评论的这部专著刚出版，惜不及见。只知道该专著作者对所论问题曾作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因而固不疑该专著的学术价值。但有一点很明显，早在70年前，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年中山书局出版）一书就已指出这一事实。吕先生这一观点，后来又融入其《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4部断代史中，且为许多学者所接受。　　　　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一书篇幅不长，仅约2．5万字，既不像专著，又不像论文，所论都很简略，且非专门研究宋代宗族制度，其研究的深度、广度与今人著作或不能比，然而，言宋代同居共财大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数中仅占极小比例，首唱之功却非吕先生莫属。即以中国宗族史研究而言，吕先生筚路蓝缕之功亦不可没。　　　　宋代的断代宗族制度史研究专著，此前确实未见，但颇具规模的宗族制度通史、通论则有几部，如徐扬杰的《中国宗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钱抗的《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徐扬杰的《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常建华的《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即是。以上几部宗族制度通史、通论，都曾以较多篇幅探讨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至于研究宋代宗族制度（或唐宋、宋明宗族制度）的论文就更多，如王善军的《唐宋之际宗族制度变革概论》、许怀林的《“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等即是。前人的劳动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都不容忽视。刁培俊称其所评之书“首次以专著的形式和份量，探讨了有宋一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的历史真貌”，“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的专著……填补了中国古代宗族史和宋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显然言过其实。刁培俊同志的意思是，那是第一部断代的宋代宗族与宗族制度史研究专著，其余都不是专著，因而都不算数。然而，论史何必都要专文、专著！更何必都要断代的专文、专著！史学研究，贵在创新，只要有新观点、新资料，或用新方法，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前进一步，都有价值。至于是否专文、专著，或断代的专文、专著，倒无所谓。倘若没有新意，专文、专著又有何用？只是白白浪费纸张与读者时间、精力罢了。

是“杀蝗的草本植物”还是抱草瘟《光明日报》2000年7月14日C3版《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灾考察》（周怀宇）一文中说：“在淮河流域的植物类中，也有杀蝗的草本植物……”，“宋州发现当地生长杀蝗的草本植物……”。　　　　其实，蝗虫的蝻及成虫也可发生疾病，致病的原因可由真菌感染，常见的是“抱草瘟”，也称吊死瘟（蝗霉病），染病的蝗虫大多爬在草本植物的尖端，头部向上，前足和中足抱草而死。所以我认为周文中所说致死蝗虫的不是“杀蝗的草本植物或灭蝗的药草”，而是“抱草瘟”。　　　　在我国，东亚飞蝗曾有因蝗霉病而致死的记载。曹骥教授在《历代有关蝗灾记载之分析》（1950年）一文中指出：“关于疫病致死的记载共18次。各次中多记述其得病后的死状（抱草、竹或作物而死）。　　其中两次均说到蔓延面积，一为数里，一为五十方里（前者发现地点为河南祥符，后者为江苏萧县）。这种疫病可能就是“抱草瘟”。以下是历史文献记载蝗虫发生抱草瘟的部分摘录：　　　　▲后汉乾佑二年（949年）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旧五代史·五行志》　　▲宋雍熙三年（986年）山蝗，鄄城县有蝗自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宋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贝、许、沧、沂、蔡、汝、商、兖、单等州，淮阳、平定、彭城飞蝗，抱草自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宋至道二年（996年）六月亳州蝗，秋七月谷熟，许、宿、齐三州蝗抱草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秋七月丙辰，开封府祥符县蝗抱草死，有数里。《宋史·真宗本纪》　　▲宋天禧元年（1017年）六月江淮大风，多吹蝗入江，或抱草木僵死。《宋史·真宗本纪》　　▲宋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高邮飞蝗抱草死。《宋史·五行志》　　　　▲宋乾道元年（1165年）六月壬辰，淮南转回判官姚岳言：境内飞蝗自死。《宋史·武宗本纪·五行志》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诸暨蝗及境，皆抱竹死。《元史·真宗本纪》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徐州邻县秋蝗入州界，不食禾皆抱草而毙。《清史稿·灾异志》　　▲清雍正十年（1732年）泗阳西乡柴林湖夏蝗蝻遍地，厚数寸。　　官兵惶惧，旋尽抱草僵死。《清史稿·灾异志》　　▲清乾隆五年（1740年）八月河南蝗来境，抱草而死，不为灾。　　《清史稿·灾异志》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郧阳二月蝻起，至四月皆依草附木而枯。《清史稿·灾异志》　　▲清光绪三年（1877年）阜宁五月大风雨，蝗抱草毙。《清史稿·灾异志》

隋唐演义诸英雄的历史原型《隋唐演义》是我认为最好的演义小说之一，其中描述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象秦琼、程咬金、李元霸、徐茂公、罗成这些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这些英雄人物在历史上大多确有其人，但其事迹往往与演义上描写的相差不少，有的甚至是大相径庭。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下，也好让大家了解一下隋唐好汉的真实故事。1、秦琼字叔宝演义：《隋唐演义》中的主人公，仗义疏财的山东好汉，先为瓦岗寨大元帅，后投奔李唐，成为李世民手下的数一数二的大将。历史原型：初随隋将来护儿、张须陀镇压起义军，以勇悍闻名。张须陀被瓦岗寨击杀，秦琼转投隋将裴仁基，后随裴仁基降瓦岗寨。及瓦岗寨李密兵败，秦琼又为王世充将，但他不齿王世充为人，公然反叛投唐，从此成为李世民的部将。秦琼先后随同李世民征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屡立大功，逐渐成为秦王最为器重的部将，被封为翼国公（死后改封胡国公）。玄武门之变，秦琼参与诛杀建成、元吉，但此后多病，盖因征战时老伤所致。贞观十二年（638年）病死，陪葬昭陵，其画像绘于凌烟阁。评论：秦二哥实乃一勇夫尔。

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湖北荆门郭店1993年10月出土的804枚、13000字的竹简，经学术理论界5年研究得知，它分为两部分：道家著作2种4篇，儒家著作11种14篇。此材料填补了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解读先秦哲学史上的许多谜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一经出土，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郭沂从郭店楚简的史料入手，考证了中国先秦哲学史，论述了道家的起源与流变，子思学派，《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各学派之间的关系，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他对先秦哲学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受到学界的关注。现将该文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它为我们重新认识先秦哲学史提供了可贵的新线索。　　　　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其人其书属于什么时代？太史儋和老聃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些问题连司马迁也没能说清楚，以至于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公案之一。　　我研究竹简《老子》认为，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今本（包括帛书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也就是说，老子其人其书皆有二。主要理由是：其一，竹简本不含有今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狡猾权谋之术等内容，说明它有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二，从思想、语言、文字、分篇、分章、章次等情况看，竹简本更加原始。关于这一点的主要旁证是，竹简《文子》和竹简《老子》可互证早出。其三，今本《老子》在内容上有多处矛盾，在文本上有多处重复，这是今本吸收竹简本并加以篡改所留下的痕迹。其四，《吕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史记》等多种古籍皆载有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而这些史料中的老聃思想与竹简《老子》完全一致。其五，种种证据说明，《史记》所载西出函谷关并著今本《老子》五千言的那位老子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过去那种认为太史儋无著述的观点是不妥的。　　太史儋是在出关时著书的，而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故今本《老子》成书时代的上限为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根据我的考证，太史儋出关后见秦献公的时间为献公11年，即公元前374年（《史记·老子列传》称此年为“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误，当为“百有六年”），这是今本《老子》成书年代的下限。所以，此书成于公元前384—公元前374十年间。据此，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文子、关尹子和列子的时代　　对老聃与太史儋及其著作的辨白，为梳理先秦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确定其他重要人物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坐标。　　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竹简本《老子》，说明作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竹简本《老子》。可见，竹简《文子》、《老子》两书可互证早出，加之两书的思想相当接近，由此可推断竹简《文子》应出自春秋末年的文子；文子确为老聃弟子，《汉书·艺文志》所载“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是正确的。早有人指出，《文子》中的平王为楚平王，此书并非伪书，故《汉书·艺文志》以为《文子》中的平王为周平王，从而怀疑此书“似依托者也” 则是错误的。今本《文子》由于所引《老子》之语有许多不见于简本而仅见于今本，故应晚于太史儋。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那个出函谷关见关尹子并著书上下篇的老子就是老聃，所以判定关尹子为春秋末年人，看来现在应改为战国中期。　　根据有关文献看，列子既与战国中期的郑子阳同时，又曾问于关尹子，而过去人们认为关尹子为春秋末期人，故列子的时代终莫能定。现在，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了。从列子问于关尹子的情况看，列子当为关尹子的晚辈。　　郭店竹简中另一篇道家文献《太一生水》，建立了先秦哲学史上一套最完整、最精致、最独特的宇宙生成论，令人称奇。李学勤先生曾指出，此篇为关尹子一派的文献，我很赞同。而我进一步认为，从郭店一号楚墓的时代来推断，这部文献的作者就是关尹子本人。《太一生水》的思想深受竹简《老子》影响，且两部书本来就合编在一起的，故老聃书很可能传自关尹子，而关尹子当受之于太史儋。

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影响翰林制度是从唐至清特有的一项职官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翰林”之名汉代已有，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所在。唐代开始作为官及官署名，最初的性质是“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唐会要》卷57“翰林院”），文学、经术、僧道、书画、琴棋、阴阳等各色人士以其专长听候君主召见，称“翰林待诏”。唐玄宗时，较多地选用文学士人，称“翰林供奉”，用于起草诏令，议论时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翰林院之南另建学士院，专门负责掌管“内制”。原有翰林院自此一分为二：　　一为翰林学士院；一为翰林院，人称旧翰林院。二者虽皆有“翰林”之名，但性质却很不相同，前者专以待文学之士，是在禁中起草诏命、参预机务的枢要部门；后者则杂处各种技能之人，是在内廷供奉君主的普通机构。唐朝后期，政局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藩镇割据形势出现，宦官专权局面严重，皇帝与朝臣联合反对宦官的斗争以及朝臣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政局下，号称“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得以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先是起草内制、参谋顾问，侵夺了中书的权力；继而参预机密，权力趋于鼎盛。德宗时有“内相”之称。宪宗时从翰林学士中进一步发展出“专受专对”的学士承旨，表明翰林学士参与中枢决策的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旧翰林院一直保存，其官称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翰林待制，后又有翰林天文、翰林图画等等，不设学士，也不参与制诏的起草，始终只是一个主要供君主消遣的侍从机构。　　　　五代到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二高三低的变化：宋朝和明初高，五代、辽金元时期和明永乐以后低。　　五代武人跋扈，王朝祚短，翰林的地位从唐时的顶峰跌落，政治上的作用相当有限。后晋还一度废除翰林学士，其职并归中书舍人。　　宋代是翰林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继承唐、五代的趋势，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发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　　翰林院作为各种技能之士的待诏之所，设在皇城之外，分为书艺、图画、天文、医官诸局；翰林学士院作为草诏、顾问之臣的供职机构，设在宫禁之内，二者间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其二，翰林学士院组织结构严整，官员设置从高到低依次为承旨、学士、直院、权直，不再是随意性很强的内侍群体，而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机构。与之相适应的选任、降黜、员额、俸禄等各项制度日趋完备。其三，翰林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得以确立，非进士不入翰林，由此推进了宋代文人政治的发展。　　辽、西夏、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它们程度不同地学习汉王朝的统治体制，无一例外地承袭了唐宋的翰林制度，以此标榜文治，笼络与安置汉族知识分子。各政权中翰林机构的名称、功能不尽相同：辽称翰林院，体制与唐旧翰林院相似，院内人员、职事繁杂不一；所不同者是将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开了国史、翰林合二为一的先河。西夏与金建翰林学士院，职能与宋时相似。元立翰林国史院，其职责变为以修撰国史为主。　　明代翰林院的发展变化，以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的翰林院拥有唐宋翰林学士院的职能，翰林官充当皇帝的辅弼，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期的翰林院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机构——内阁。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逐渐降为撰修书史、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文秘机构。　　清朝以后，翰林院的性质不再有大的变化。院中无承旨，亦无学士之名，而是“定掌院学士为专官”（《清史稿》卷115“职官二”），掌院学士之外，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及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院下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和国史馆三机构。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是编修书籍，撰拟册文，为皇室解经讲史，以及充当科举考官等，与政治了然无涉，属于职清事简的文人闲职。清朝末年，实行政治改革，学校教育取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翰林院日渐衰落。

文化史视野中的盗墓故事项羽事迹与秦始皇陵之谜　　从古城西安西行，经过著名的灞桥，临近临潼时，可以看到大路南侧一座高大的土丘。这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虽然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面对渭水平原，依然显示着雄奇的气势。秦始皇陵工程繁巨，据说动用工役多至70万人，而陵墓的防盗设计，如铜椁、机弩等，也见于司马迁的记载。入葬时，出于防盗动机，甚至处死宫人，活埋工匠以保密，杀害施工人员和葬事劳务人员数以万计。这样一座特殊的陵墓自然引起史家和文士的关注，长期以来，秦始皇陵是否曾经被盗，众说不一，已经成为千古疑案。　　　　白居易《草茫茫》诗有“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句，鲍溶《经秦皇墓》诗也写道：“白昼盗开墓，玄冬火焚树。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都说秦始皇陵在秦末动乱中被盗掘。而“三月火”一句，暗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史事，与《史记》关于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相应，说组织盗掘的是项羽。最早说到项羽发掘秦始皇陵的，是楚汉两军对峙广武时，刘邦列举项羽十大罪状，其中第4条就是“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不过，以现在掌握的通过长期认真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资料分析，秦始皇陵未曾经过大规模盗掘。　　　　对于项羽“掘始皇帝冢”的谴责，后来虽然沸沸扬扬，千年不息，却并没有确定的实证。《汉书》有些文句说到秦始皇陵遭到盗掘，但是发起者与主持者却似乎并不是项羽。《论衡》说，“秦始皇葬于郦山，二世末，天下盗贼掘其墓。”《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皇览》也写道：“关东贼发始皇墓，中有水银。”看来，秦始皇陵可能只是遭到局部破坏，而发掘秦始皇陵的，是起义部众，也就是所谓“天下盗贼”、所谓“关东贼”。盗发秦始皇陵如果实有其事，看来也并不是项羽军有组织的行动。　　　　“天下盗贼”在王朝破灭的时代发掘帝王将相陵墓，是历史上惯见的情形。王莽败亡，赤眉军入关中，就曾经大规模“发掘诸陵，取其宝货”，由于当时尸体保存技术的优越，可能入葬一二百年之后体貌仍一如生前。据说甚至吕后的尸身也因此受到盗掘者污辱。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考察最近10多年，中国考古学再度成为世界人文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　　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铜器、礼制建筑等“文明”史迹不断被揭示于中华大地上，给传统文明观中的“中原三代中心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使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世纪末中国考古学上争论最多的一个课题。　　　　　（一）仰韶时代中晚期是“城”的初现与中国文明的萌芽期　　在距今6000—4800年间，相当于中原编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是“城”产生的初期阶段。城首先出现于长江中游的澧县城头山，之后扩展到黄河中下游，但也仅见城头山、西山和西康留三座。初城时代已经与简单社会所没有的许多复杂因素共存，但离文明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　　　　1、仰韶时代中晚期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和特权等级的形成，是原始社会组织结构“危机”的体现，表现出社会进步、文明萌芽的根本特点。　　　　初现的城是原始社会的发展、进化在聚落形态上的表现。从外部形态和功能上说，夯土城圈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环壕为特点的大型聚落构筑技术的提高和形态的完善，但这些多为圆形的初城显然又保留了浓重的环壕聚落的形态残余。在应付越发频繁的外部战争、内部冲突中，壕防向城防的转变，聚落的防御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在内在结构上，初现的城体现了一种新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半坡、姜寨的环壕聚落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百余座房子分群散布于壕沟以内，墓葬区和手工业区集中于壕沟外，表明氏族或部落的全体成员在这样的聚落单位中基本平等地拥有各自的空间。但在初现的城中，除城头山面积7．6万平方米外，西山、西康留分别仅3．5万和3．4万平方米，比早1000多年的半坡、姜寨聚落还小，原因在于初现的城并没有将原氏族或部落的全体成员圈括在城中予以“保护”，城头山城内出现了大型夯土基址、制陶区和墓葬区——显然城圈内变成了特权阶层从生到死的聚落专利。城防建筑需要巨大的耗费，西山的城中建筑还使用了人、畜奠基，说明权贵利益是建立在牺牲大部分人利益的基础上。　　　　2、作为三代文明重要表征的青铜器、象形文字等与初城同步开源，这既是仰韶时代中晚期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这一时期文明萌芽的象征。　　　　铜器的出现是这一时代技术进步的总体反映。上述初城中尚未找到青铜的直接证据，但陕西姜寨仰韶文化早期残铜片、甘肃林家马家窑文化铜刀、山西源涡仰韶晚期铜渣、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的铜残迹，都早于或相当于初城时代。严文明先生曾将这一阶段称为我国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换句话说，三代文明重要内容之一的青铜文化是同步萌芽于初城时代。　　　　这一时代也是象形文字萌芽的时代。迄今虽尚未在城头山、西山、西康留城址中发现文字的踪迹，但是山东诸城前寨、莒县凌阳河以及最近皖北蒙城尉迟寺多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文，停留在写实、图形化的原始阶段。但是三地共出笔画、结构相同的“日、火、山”形组合字体说明这种文字相当定型，并在很大区域内通用，而且这些陶文还可以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同字。笔者不赞成将这些陶文作为“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的证据，但把它们看成中国象形文字的原始阶段应是不成问题的。目前所见大汶口的原始文字都是单字刻划或涂朱于陶器上，与所在器物的特殊标示有关，尚未发现成句、更无成篇的文字存在，是我国史前社会晚期象形文字萌芽的表现。　　　　由此可见，仰韶时代中晚期是中国原始社会组织深刻变化的时代，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特权阶层筑城自保，中国社会开始朝着建构国家文明的方向发展，青铜器、象形文字、复杂礼制等中国文明特有的景观也同步初现。这些都是中国文明大厦奠基的标志。　　　　　　（二）龙山时代是“城”的繁盛与中国文明的建构期　　距今4700—4000余年间，即广义的龙山时代，迄今已在黄河、长江流域范围内发现近50处该时代的城或相当于城的遗迹，这是中国早期城址的繁盛时代。城址的数量、分布、规模、结构与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熟的文明因素在广泛区域内积淀，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正在中华各地加速形成，中国历史走到了建构文明的最后阶段。

古代的“红衣大炮” 古代中国不但是“四大发明”的故乡，而且也是火炮的故乡。相传周代就有关于抛车的记载。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公元206年，在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中，曹操制造了一种发射石头的抛车，攻破了袁军壁楼。因发射巨石时，声音很大，故又称霹雳车。由此可以说是我国最早见于实战的大炮。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李密曾下令护军将领田茂广监制300辆炮车，“以机发石，为攻城械”。至宋金战争时，火炮已试制成功，并且投入战场使用了。而且已有烟幕弹、毒气弹在军事上应用。宋代曾公亮编写的《武经总要》中，就记载了当时有“毒药烟球”和“蒺藜火球”等火药武器了。　　这里的“球”即炮弹（火药枪）。公元1257年，南宋创造了“突火枪”，里面装上火药，安上“子窠”，火药点燃后，先喷出火焰，火焰尽后，“子窠”射出。并发出象炮一样的声音。这种“子窠”，就是现代炮弹和枪弹的始祖。所谓的“毒药烟球”，即在炮弹内放进砒霜、巴豆这些毒物射向敌人，“球”炸开后，冒出一种毒气使敌人中毒，失去战斗力。“蒺藜火球”是在炮弹内放了许多铁蒺藜，炸开后除了有烈火燃烧外，无数的铁蒺藜向四面八方飞射出，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炮弹，可以说是子母弹的始祖了。　　公元1161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一场大水战：宋金采石之战。南宋大将虞允文在采石大破金人强大的舰队。当时使用的“将军炮”和“霹雳炮”，发射的是毒气烟幕弹。虞允文以18000之众能击败金人40万大军，大炮的神威即在此。　　元明时代，火炮开始大量使用，朱元璋起义后，和州人焦玉向你呈现了10支火铳，名叫“龙头枪”。大将徐达试射“龙头枪”后，证明这枪“势若飞龙，洞穿层草”。明朝设立了神机营，作为皇帝亲自统御的炮兵部队，并装备了一种“红衣大炮”。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中国辽阔的疆域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性。就整个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经济发展的重心是由北向南逐步转移的。我国在封建社会初期及鼎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先进地位，后来长灌流域的经济逐步发展，并赶上和超过了黄河流域，这一转变的完成时期大致在五代和北宋时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普遍使用了换器、牛耕，再加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等，使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都占绝对优势。三国时期，黄河流域大批农民为逃避战乱，南迁长江流域，并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江南人民一道劳动，使江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西晋末年，北方又有大批农民为逃避民族压迫和战乱，流亡到江南。到东晋、南朝时，由于南方社会秩序较为安定，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大运河的开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南经济的重要。唐朝中后期，封建经济继续向闽江、珠江流域扩展，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对外贸易发达，由此可见当时南方经济的繁荣。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而北方又有在批劳动力为避战乱逃亡江南，使南方经济又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大约在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开始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已由北方转移到南方，此后这一趋势不断加剧，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已占绝对优势，当时太湖周围地区已成为全国农业产量较高的区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状况。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出口，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路线，其目的就是实现南粮北调。可以说，元大都的繁华，有赖于南方经济的强大支撑。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继续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明朝时，全国出现了30多个城市，且大多数处在江南地区。到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在清朝前期得到缓慢发展。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之所以由原来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江南，这是当地所在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黄河流域地处温带，四季分明，而平原广阔，土质疏松；江南地区则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而地多丘陵，土质坚实。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当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种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来得早，且发展得更为容易。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成为我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但秦汉以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再加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频繁战争，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而江南地区相对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这吸引了大批逃避战乱的北方人口，这为江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唐代中叶以后，江南水稻的产量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从而有了“天下江淮为国命”之说。

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五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漫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来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五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夭。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云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照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难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掰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

寒山生卒年新考在唐代诗人中，寒山的生平是一个千古之谜。"寒山生平之谜"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他隐姓埋名，长期隐居，曾自谓"我住在村乡，无爷亦无娘。无名无姓第，人唤作张王"，显然不愿说明根柢；另一方面，在他辞世后，有人伪托初唐闾丘胤之名，撰写了一篇《寒山子诗集序》，而取代了寒山同时代人徐灵府的寒山集原序行世，这就使他真实的生活年代更云遮雾障，扑朔迷离了。中外学者都曾对他的生平进行过研究，尤其是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将《寒山子诗集序》证为伪作之后，寒山生活年代的"贞观说"被否定了，寒山生平的轮廓也逐渐显现了出来。仅就其生卒年来说，到目前为止已有海内外学者提出"700～780"（胡适）、"750～820"（孙昌武）、"740～820"（日本松村昂）、"710～815"（陈慧剑）、"691～793"（钱学烈）等。这表明寒山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寒山生平的歧见仍然比较多。由于寒山生活事迹不彰，也有论者对其人物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提出寒山真伪的问题。寒山在一定范围内是作为一个宗教的传说，一个神奇的故事被传播和接受。笔者认为，虽然对寒山生平的了解存在很多障碍，甚至因时间的风尘湮没了史实，有许多重要的事迹已无法探究，但这并不会导致寒山虚无的结论。毕竟寒山诗中有些记叙到生平行止的作品，通过参证其交游，挖掘文献史料，可以进一步考据寒山事迹，看到一个真实的唐代诗人的基本面貌。本文试图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其生活年代进行再考订，并对寒山部分隐而不彰的事迹作管窥蠡测，这亦或有助于全面地探讨其人其诗，阐释那一愈久而愈具魅力的"千古寒山之谜"。　　一、寒山遇灵佑、从谂考　　晚唐间那篇托名贞观时代台州刺史闾丘胤的《寒山子诗集序》是在宗教背景下产生的。说穿了，是为了消除因著名道士徐灵府所编《寒山子集》行世而产生的其人其诗的道教色彩，力图显示寒山的"释氏本色"。但作伪的手法并不高明，在宋代就引起了怀疑。最早对此献疑的是宋释赞宁，他在《宋高僧传》卷一九云："闾丘《序》记三人，不言年代，使人闷焉。复赐绯，乃文资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闾丘也。又大沩佑公于宪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于国清，知三人是唐季叶时犹存……为年寿弥长耶？为隐显不恒耶？" 　　大沩佑即灵佑，开沩仰一宗，为唐季禅门五宗之一。其遇寒山一事在历代有关寒山的记载中是最为具体的，具有重要价值。这一事迹虽已见揭示，这里仍有必要引录五代南唐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师于南唐保大十年（952）编纂的《祖堂集》卷十六《沩山和尚》有关内容如下：　　沩山和尚嗣百丈，在潭州。师讳灵佑，福州长溪县人也，姓赵。师《小乘》略览，《大乘》精阅。年二十三，乃一日叹曰："诸佛至论，虽则妙理渊深，毕竟终未是吾栖神之地。"于是杖锡天台，礼智者遗迹，有数僧相随。至唐兴路上，遇一逸士，向前执师手，大笑而言："余生有缘，老而益光。逢潭则止，遇沩则住。"逸士者，便是寒山子也。至国清寺，拾得唯喜重于师一人。主者呵啧偏党，拾得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不同常矣。"自尔寻游江西礼百丈。　　《宋高僧传》卷十一《唐大沩山灵佑传》亦载灵佑冠年剃发，三年具戒，及入天台，遇寒山子于途中，又旋造国清寺，遇拾得申系前意，信若合符，逐诣泐潭，谒大智师一事。"冠年剃发，三年具戒"即二十三岁之谓，与《祖堂集》所记其杖锡天台时间相符。大智师乃百丈怀海之谥号，其"二十三游江西，参百丈大智禅师"事又见《景德传德录》卷九，是可信的。据《祖堂集》卷十六本传、《全唐文》卷八二○载郑愚所撰《潭州大沩山同庆寺大圆禅师碑铭》，灵佑生于大历六年（771），大中七年（853）示化，享年83岁。其遇寒山、拾得事在贞元九年（793）。　　赵州和尚从谂，俗姓郝，青州缁丘人，童稚之岁，超然离俗，于本州龙兴寺出家，后到池州，谒南泉普愿而悟禅机。年八十后住赵州观音院讲习禅法，从者甚多。得高寿，后谥真际大师。从谂遇寒山事见于《古尊宿语录》卷十四：

《越绝书》出自谁手《越绝书》是研究先秦吴越文化的重要文献。那么，《越绝书》究竟出自谁手呢？说法约有下述几种。　　其一，为会稽吴君高所作。东汉王充《论衡·案书》首先把《越绝书》与《越纽录》视为同一本书，然后认定会稽文雅英雄吴君高为此书的作者。这一说法得到明代杨慎、胡侍、田艺蘅等人的首肯。田艺蘅《留青日礼·越绝书人姓名字考》解释“纽”本来含有结束之义，越绝就是越纽，认为此书初名《越纽录》，后定名为《越绝书》。但是，清人姚振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所作《后汉艺文志》中，就将两部书分别著录，并引同时代人侯康所撰《补后汉书艺文志》的话云：“此书（《越纽录》）论者多疑即《越绝书》，然究无实证，今仍分录之。”李慈铭也说：“越绝字，近儒以为是越纽之误，案首篇《外传本事》，首发绝字之义，两云绝者绝也，谓勾践内能自约，外能绝人，故不称越经书记，而称越绝。末篇《叙外传记》，又自比于孔子之作《春秋》，谓圣人没而微言绝，圣文绝于彼，辨土绝于此，故题其文谓之《越绝》，其旨甚明，何得谓误？”（《越缦堂读书记·越绝书》）姚、李等学者否定《越纽录》即《越绝书》，进而也否定了吴君高作《越绝书》之说。　　其二，为子贡或伍子胥所作。《隋书·经籍志》以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越绝书》时，认为其作者是孔子弟子子贡。宋代编定的《崇文书目》，既承认子贡为其作者，又加上“或曰子胥”。　　其三，为无名氏所作，或谓不可考。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否认子贡或伍子胥说，认为《越绝书》“无撰人名氏，相传为子贡者，非也”。近人余嘉锡作《四库提要辨证》，赞同陈振孙的意．见，以为撰者姓名不可考。　　其四，为袁康、吴平所作。明代《国史经籍志》卷三和《澹生堂书目》卷二，提出此书的作者是袁康和吴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完全肯定这种意见；“书末《叙外传记》以庾词隐其姓名，其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也。又云文词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也；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则此书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也。”这样，似乎谜底被揭开了。可是，明代郭钰《辑古越书·凡例》早就指出《越绝书》的驳杂情况，认为袁康托隐语是盗名欺世。　　其五，为吴平即吴君高。清卢文《题越绝后》首倡这种意见，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也将《越绝书》专属吴平一人。

唐初的精锐骑兵--玄甲军[转帖] 强将手下无弱兵，汉光武帝扫平天下，幽州突骑功不可没。李世民纵横驰骋，就不能不提到他手下那只玄甲军了。对于这只玄甲军，史书中的记载并不详细，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史料的只言片语，来拼凑这只精锐骑兵的形象。首先让我们来看《资治通鉴》对于玄甲军的记载：“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馀骑，皆皁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将兵按行营屯，猝与王世充遇，战不利。秦王世民帅玄甲救之，世充大败，获其骑将葛彦璋，俘斩六千馀人，世充遁归。”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玄甲军的战斗力和作用可见一斑。李世民几乎每战都身先士卒，他自己一身玄甲，率领着骑兵如同黑云一般压向敌阵，声势迫人，加上玄甲军本身的精锐，几乎是无坚不摧的。古代作战，常选精锐的战士作为先锋突击，称为选锋。玄甲军也可以认为是选锋的一种。玄甲军不同于东汉的幽州突骑，他并不由单一地区或者单一部族的兵员组成，玄甲军是从李世民所统帅骑兵中选拔出来的精锐，组成应该非常复杂，而且玄甲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很重，每战必当先锋，伤亡也不在少数，估计应该是不断选拔补充，保持一定的兵员定额。对于玄甲军的组成、训练和装备情况，基本可以通过对唐初骑兵分析得出。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逐渐进入中原，经过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混战，到了隋唐时期，骑兵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有一个高峰。在这个时代，重甲骑兵一度成为主流。所谓重甲骑兵，又称甲骑具装，骑兵和战马均披很厚的盔甲。隋朝继承了南北朝的传统，在军队中，重甲骑兵依然占了很大比重，作为旧朝的一员，李渊的唐军大概也受了一些影响。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变数，即隋朝和北边的突厥进行了大规模的骑兵交战。突厥的骑兵是以机动性著称的轻骑兵，隋朝的骑兵与突厥屡次交锋，出于适应敌人特点的需要，隋朝的骑兵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又向轻骑兵的方向转变。李渊作为并州的军政长官，正担负着防御突厥的责任。他在与突厥的交战过程中，首先仿效突厥建立了一支精锐的轻骑兵。《资治通鉴》中如此记载：“渊选善骑射者二千人，使之饮食舍止一如突厥，或与突厥遇，则伺便击之，前后屡捷，突厥颇惮之。”这支骑兵能够在机动性上与突厥匹敌，应当是轻骑兵无疑。这部分骑兵，可以看做玄甲军最初的基础。李渊太原起兵之后，从突厥购买了良马2000匹，还借来了小部分突厥骑兵，西突厥部落的史大柰也率领部下的骑兵在会宁归附了李渊，更加壮大了李渊部下的骑兵队伍。因为受突厥的影响，而且本来就有不少突厥骑兵的加入，轻骑兵成为李渊部队的主要力量。在霍邑之战中，李世民所率领的精锐骑兵，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唐朝夺取了关中，又陆续平定了陇西、凉州等地的割据势力，陇西的骑兵也非常精锐，他们的加入，无疑又壮大了唐军的骑兵队伍。同样受突厥支持的刘武周与唐朝在并州展开激战，被李世民挫败，他的部众很多都归降了唐朝，尤其是尉迟敬德这样非常勇猛的骑将，他的部众就有8000多人，相信不乏精锐的骑兵。关东的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也是骁勇的骑将，同样投到了李世民的麾下。在李世民麾下，有着这样一支纠合了四方精锐的骑兵部队，在此基础之上选拔出来的玄甲军，必然是极其骁悍的。那么玄甲军到底是轻骑兵，还是延续了南北朝传统的重装骑兵呢？我觉得根据记载来看，应该是轻骑兵。一则是受突厥的影响比较多，很多战士就是突厥人，二则从战例上来看，唐军骑兵的机动性很强，作战中往往实施迂回攻击，而且能够进行长途追击，在攻击薛仁果和刘武周的战役中，都有长途追击的纪录，尤其是追击刘武周所部，在昼夜急行200里以后，又连续追击了3天多，重甲骑兵恐怕很难支持这样长距离的追击作战。

匈奴人西迁的故事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当提起“亚洲人”这个字眼儿时，容易想到一种“正统”的黄种人形象，他们身材中等偏矮，毛发稀疏，肤色浅黄，细长眼睛，眉脊不很突出，鼻梁比较直但不高。这是一种典型的东北亚人的形象，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朝鲜和日本。我们认为这才是“纯正的”黄种人。亚洲的历史和文化主要是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是他们创造了亚洲，使亚洲具有了“亚洲”的含义。其他亚洲人则是在体质和文化两个方面被杂化了的。西亚人被印欧人种杂化了，南亚人则被尼格罗人种杂化了。我们容易把这种正统的亚洲人与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精耕细作的农业，和温和含蓄的性格联系起来。他们身材不健美，肌肉不发达，尽管可能会有很多高身材的个体类型，但一般并不粗壮。无论在历史文化、社会生活还是体质方面，他们都显得过于纤细了，似乎是被一种早熟的文明过于浸染了。亚洲的直观意象中似乎有阴性的特点。　　应该说这是一种不全面的，或不准确的印象。亚洲的纤细和阴性特点可能来自于大陆型的气候，以及由之所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事实上真正的北亚人是游牧民族，他们从来就不是我们这种温和含蓄的、过于文明的和有点阴性的“亚洲人”。他们是一些骠悍的、好挑衅的、有血性的民族。尽管他们没有发展出精细的农业文化，但从来就不比我们缺少智慧。普通的西洋人和西方人类学家把亚洲人的代表定位于蒙古人，这多少令我们这些所谓“正统的”亚洲人不解。如果我们了解一些西方的历史，就不会对此感到诧异。要知道北亚草原游牧民族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说刻骨铭心也不为过。他们所说的那种蒙古人无论在是前文明时期，还是有记载的历史时期，都曾大规模地向西方迁移，或干脆就是侵略和扫荡。北亚人善于远征，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他们已经广泛地分布于欧亚大陆。西欧的拉普人和北极的埃斯基摩人，以及芬－乌戈尔语族，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欧亚之际的土尔其，俄罗斯人的蒙古脸型和文化特质，都是他们活动的结果。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北亚草原民族对西方的军事入侵有过四次。第一次是匈奴人的西迁；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标志着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历史的滥觞；第四次则是蒙古人的远征。在这里面，第一次和第四次都与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最令欧洲人记忆犹新的梦魇是蒙古人对世界的征伐。我们中国人对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征战并不陌生。成吉思汗的雄心壮志导致了在中国历史编年表上插入了一个元代，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汉人的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科学使得蒙古人的远征势如破竹，他们对于西方人的军事优势不亚于海湾战争的美国之于伊拉克。尽管他们的文明启蒙要晚于我们汉人，但蒙古人绝不缺乏智慧。成吉思汗从来就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是蒙古人首开把系统工程的思想运用于战争的先河。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系统工程的思想，这样庞大的远征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可靠的后勤保障体系，在当时独一无二的、由汉人指挥的工程兵部队，先进的军事工具和通信手段，周密的战役计划，再加上他们天生的勇猛骠悍，以及在物质享受方面的单调与落后，使得他们得以如飓风般驰骋欧亚大陆。这是一次真正的蒙古飓风，令西方人至今耿耿于怀的“黄祸”。　　尽管蒙古人的征伐如此规模巨大，我认为在西征欧罗巴的亚洲黄种人里面，当数匈奴人的西迁最具悲壮的诗意，并且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不论西洋人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是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他们把丛林里的日尔曼蛮子推上了历史舞台，并与后者一起如摧枯拉朽般地结束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的历史消失了，多元化的封建国家政治开始了，一个几乎延续至今的欧洲国家的主要划分格局形成了。最后一个匈奴王阿提拉被罗马人和日尔曼人一致地称为“上帝之鞭”，表达了欧洲的恐惧和无奈。然而不要忘了，恰恰是匈奴人挥起了欧洲历史战车转向的第一鞭，这才是名附其实的上帝之鞭。匈奴人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们的帝国是短命的。他们在欧洲的史命似乎仅是促成历史的转折。当这个转折完成后，他们的帝国就瓦解了，甚至整个民族也消化在欧洲的历史和文化当中，不复出现了。西迁欧洲的匈奴人的故事是极富戏剧性的，这个民族在生命最辉煌的当口结束了自己，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传说。

敦煌研究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这座人类文化宝库受到举世瞩目，中外学者共同开拓了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称为敦煌学。敦煌学之名，始于我国。1930年我国学者陈寅恪首先提出，以后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承认，不过当时主要指研究敦煌文书而言。敦煌学之研究亦始于我国。1902年，金石学家叶昌炽得到敦煌藏经洞的绢画、文书后开始进行研究，其文章录入《语石》出版。至于我国对敦煌石窟和敦煌史迹的研究更不待言。敦煌学之兴起，在20世纪初，至今也有80年了。其内容涵义不断发展充实，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深入。敦煌学仍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敦煌学，就是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宗教、艺术、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多科性的学科。用以揭示敦煌、河西及至我国古代社会、中亚古代社会和中西交通等历史的本来面貌和规律；探求主要研究对象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发扬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促进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敦煌学特有的研究资料，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石窟寺遗存，敦煌石窟艺术不仅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还应当是极重要的内容。这一点，从40年代以来，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敦煌石窟不仅指敦煌莫高窟，还应包括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等敦煌古郡范围内的石窟、崖画（在今肃北县就已发现古代崖画）。内容分雕塑、壁画、题记、碑刻、建筑几个部分，包括约550个以上的洞窟，5万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尊塑像和古代木檐建筑等丰富内容。另一类是莫高窟石室遗书，主要是第17窟（藏经洞）所出遗书，还有第464窟发现的回鹘文写本，1944年8月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的61卷六朝写本残卷（常书鸿先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和苏莹辉先生的《敦煌学概要》中均有记述），统称敦煌遗书、敦煌卷子，内容分宗教经典和世俗文书两部分。此外，敦煌学的研究资料还应包括敦煌史迹，即敦煌古郡范围内的郡县、关址、长城、烽燧、墓葬、塔寺，以及出土的织绣、绘画、幢幡等佛教法物、敦煌汉简。除大家熟知的瓜沙郡县遗址，阳关、玉门关遗址，150多公里的长城和50多座烽燧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木简。从1906年起，敦煌出土了五批汉简，绝大部分是西汉文书。其中第一批发现于1906-1908年，第二批在1913-1915年，这两批均是英国人斯坦因盗掘的，共789枚。第三批是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的共43枚。第四批是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和敦煌县博物馆组成的汉代长城组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的，共1217枚。第五批是1981年3月敦煌县博物馆发现的70余枚。关于最后一批汉简，敦煌县博物馆有专文发表。此外还有古墓群，敦煌古墓群颇多，仅1981-1982年，敦煌县博物馆在莫高窟附近戈壁滩上、敦煌飞机场戈壁滩上局部发掘的几十个古墓中，就出土了不少文物，对此已有考古报告。　　　　敦煌学的研究领域、范围就是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宗教、艺术、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10几个学科。这恰好反映了敦煌学的特点。首先是多学科性。敦煌学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很多，不仅包括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也涉及到自然科学。敦煌学可开拓的领域是很广阔的，这是由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的。敦煌学不是边缘科学。这些内容之间也不是交叉的。其次是因地名学。地就是敦煌，敦煌就成了敦煌学特定的时空范围，特有的内容风貌，就成了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标志。如中国文学是一门学科，而只有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内容之一，敦煌文学就是敦煌文书中的变文、诗赋曲子词等等。它如敦煌学的其他内容有着内在联系，反映了古代敦煌特有的历史风貌。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内容之一，敦煌文学和其他中国文学区别也就在这里。

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摘要：朱熹的格物效知包括了格自然之物的科学研究活动，他本人在格物致知中也进行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思想和活动对后世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朱熹、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科学活动　　朱熹的思想体系以格物致知论最为重要，且最有影响。分析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思想与科学活动的关系，有助于理解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思想对当时正处于发展高峰的中国古代科技乃至后来的科技发展所起的作用。　　朱熹的格物致知以“理一分殊”为基础。“理一”即是“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但天地万物又各有本于“理一”且互不相同的理，这即是“分殊”。朱熹较多地强调“分殊”，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且不论他如何能将自然之理与社会伦理道德之理总合为“理一”，就强调“分殊”而言，他实际上承认自然之理的特殊性。就自然之理而言，朱熹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界整体的一般的理，更多的是把自然界整体划分为部分和个别事物，讨论自然界各具体事物的理。他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②又说：“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搞是也。在这里，朱壹对自然之物进行了大致的分类。朱熹还论及自然界中个别事物之理，池说：的这片板，只是一个道理，这一路子惩地去，那一路子惩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又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②可见，朱嘉的理实际上也包含了具体自然规律的内容。朱熹的格物致知，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⑥；就其过程而言，必须去“理会那万理”，就是去研究具体事物之理。至于格物的具体内容。朱熹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阎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阕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⑦可见，格物的内涵是非常广泛的，读书、应事、格自然之物等等均属格物之列。关于格物致知的方法，朱熹强调广泛深入地研究外部事物，“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士件；以理之浅深言，理会一重又一重”⑧。他又十分强调“以类而推”。他说：“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若四旁都理会得，则中间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此。在归纳、类推的基础上，朱亮把创造性思维过程描述成“豁然贯通”，“不知不觉。自然醒悟”。对待前人的知识，朱窘主张要有疑，要见新意。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⑩必须指出的是，朱熹的格物致知所包含的格自然之物并非仅仅从整体上探讨自然界一般的理。还具有格具体的自然之物，对自然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把握具体自然事物之理的含义；同时，格物致知过程中还包含着归纳、类推、创造性思维的科学方法．体现出怀疑、创新的科学精神。可见，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不仅是自然哲学的研究，也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样，朱震实际上把科学研究纳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畴。　　然而，科学研究在朱熹的格物致知中所占的地位是较为次要的。池说：“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逐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死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熹认为，格物有“缓急先后之序”，科学研究属缓而后的事。池还说：“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然亦须大者先立，然后及之，则不至难晓而无不通矣。”⑩所谓先立的“大者”，即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他又说：“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⑩在他看来，科学所求索的也是道理，但只是小道理，仅有科学研究并不能穷尽事物之理。

“无字碑”的用意有谁知？神龙元年（7O5）十一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凄凉地死于上阳宫的仙居殿。次年，她的灵枢安葬在乾陵，和唐高宗合葬在一起。乾陵建在陕西乾县以北的梁山匕，梁山山势峭拔，呈圆椎形，有三个山头，北峰最高，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形成天然门阈。三峰耸立，又像是一个仰卧在大地上的女性巨大的躯体，北峰为其头，南面二峰为其乳。置身其间，仿佛使人感受到武则天的博大和威严。　　武则天碑和高宗碑并列在一处，矗立于乾陵朱雀门外。西面是“述圣碑”，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歌颂了高宗皇帝的文治武功；东面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高63米，宽1．8米，厚1.3米，额有八条螭首相交，侧有云龙纹。那么，女皇武则天立这块异乎寻常的空白石碑，用意何在？今后世迷惑不解。　　一说武则天立“无字碑”，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表示难以用文字表达。此说认为，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参政以后，通过发展科举制度，大量吸收新兴地主进入政治舞台，从而打击了豪门世族；她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鼓励举荐，擢拔了一大批能干的文臣武将，如姚元崇、狄仁杰、魏元忠、裴行俭、刘仁轨、李昭德、王及善等，史称“累朝得多士之用”；她还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摇役和整顿田制，使国力增强，同时加强边防，改善与边境各族的关系，发展了“贞观之治”。总之，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有益于社会进步，功高德大，的确非文字所能表达.一说武则天自知罪孽太大，无颜为自己立传，只能用“无字碑”来敷衍搪塞。此说提出的主要依据是：一，武则天以阿谀奉承的手段骗得高宗的信任，从地位较低的“才人”爬到掌握大权的皇后，最终废唐改周，自立为帝，建立了武周政权。二，武则天培植自己的亲信，任用酷吏，实行告密和滥刑的恐怖政策，铲除异己。三，武则天当政时期，阻滞了贞观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曾失掉安西四镇，危害了国家的统一。　　一说武则天立“无字碑”是聪明之举，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说。武则天执政期间，有积极的一面，如纳谏、不次用人等；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等。武则天逝世以前，已被迫还政于唐中宗，自知将来人们对她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无法概括好坏，所以决定干脆立一块“无字碑”，让后人去判断。　　一说武则天觉得死后与唐高宗合葬，难以称呼自己的名位，就用立“无字碑”的办法来回避。武则天在风雨无常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世纪，可谓君临天下，不可一世。然而，武则天死后与唐高宗合葬在一起，就带来了称呼问题，究竟是称呼武周皇帝，还是李唐皇后？确是很为难。无可奈何之下，就只能在高宗的“述圣碑”侧立一块“无字碑”了。

龙文化前言：　　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作为龙的传人，不能对中国的龙文化一无所知。不了解龙文化，就无法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龙的原形是什么？龙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象与文化含意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龙在中国文化中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在远古时代就不断地以不同方式困扰人们，至今也未全部解决，还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这里，我们将追寻龙的踪迹，进入远古的历史和龙的世界，去了解、探索龙的奥秘……

《青梅煮酒》：天生郭奉孝这个人有一双望穿秋水的眼睛。　　这个人有一道洞穿人心的目光。　　世上自古就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天才，他们的功业，即使不是高入云霄，改天换地，却至少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以自己拗转正常生命成长链的成就，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常识猛不丁受到沉重打击。读过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人，肯定会被诗人画影图形、直指心源的惊世笔墨弄得目瞪口呆。凭区区二十二岁的经历，他哪来如此深刻练达的人世见解呢？他对毕巧林多重性格的准确把握，曾使得俄国公认的小说大家契诃夫叹气不已。韩国神童李昌镐的成就同样令人不可思议：他的天才最神奇之处在于他在棋盘上完全无意卖弄天才。如此纯青的炉火，如此宠辱不惊、渊停岳峙的棋枰风格，究竟是如何与少年心性结合在一起的呢？在他那老僧入定般的镇定从容之下，我们发现擅长在棋盘上下出最为灵动不羁的着手的中国天才棋士马晓春，竟常常显得不知所措。我们能理解法国诗人兰波十九岁前已完成全部的杰作，也能理解吴清源当年以神乎其技的天才把整个日本棋界打趴在地，但莱蒙托夫和李昌镐，他们的成就却分明逸出常理，使我们赞叹之余只能再忙着感叹：世界的确是诡谲多变的，难道李昌镐像传说中的老子那样生来就长有一头白发？难道莱蒙托夫未出娘胎已经历过惨痛的失恋？　　回到本篇的主人公，我想知道那位曹操手下最年轻、最诡奇的谋士郭嘉，究竟是如何炼就那一双惊世的目光，能够一瞥之下就看出他人的肺腑？　　在郭嘉追随曹操十一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为曹操东征西讨贡献了相当多的谋略，通过这些谋略我们无法肯定他是否饱读兵书，他似乎也很少将自己的计谋归纳成一句现成的兵法术语，不像荀彧时而玩一招"二虎竞食"，时而又一招"驱虎吞狼"。我们能肯定的只是，他所贡献的计策，每一条都出人意外，每一条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每一条都取决于敌手的心理状态是否严格遵循他的调度。我们且看下面几个典型的郭嘉式谋略：　　曹操大军正与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敌强我弱，形势堪虞。与此同时，曹操又颇为担心身后那个不安分的枭雄刘备，怕他突然发难，在背后捅上一刀。但正面的强敌已不克应付，曹军又怎能分出兵马，实施两面作战呢？郭嘉说"可以"，而且事不宜迟，必须趁刘备目前根基未稳，民心未附之机，急出重拳，把刘备一举打败。至于袁绍，郭嘉料定他不会有何动作。"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这段时间差，正可用来消灭刘备。----这难道不是一个规模更大的"空城计"吗？使这项大胆计划得以成立的唯一条件，就是袁绍在该出手时不出手，不然，曹操将遭灭顶之灾。　　也是曹操与袁绍相持在官渡之时，又一个不安的消息传遍曹营：江东豪杰孙策，准备尽起大军，偷袭曹操位于许都的根据地。孙策骁勇的名声当时正在中原大地上铛铛作响，这位艺高人胆大的将门虎子完全继承了其父孙坚的好斗气质，此前曾以所向披靡之势，在富饶的江东四面作战，并一举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业。孙策是令人恐怖的，曹营中人人胆寒，就像他的父亲当年也是关东诸豪中唯一令董卓感到胆怯的一样。曹操的智囊团知道，与袁绍相持中已经明显处于劣势的曹操，根本不可能再抽出兵力保卫许都。而一旦许都失守，曹操阵营将立刻分崩瓦解。值此人人自危，曹营中不少人已经开始暗中向袁绍献媚，准备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郭嘉居然提出这样一个云开日出的见解：主公根本没必要抽出兵力去保卫许都，因为孙策来不了。根据他对孙策的透彻了解，郭嘉断言孙策必定会在半路上死于刺客之手。----与其说这条计谋大胆，不如说它荒诞，难道能将曹操大军的命运，能将曹操"天下归心"的雄心寄托在那几个天知道会是谁的刺客身上吗？难道能保证这些刺客不仅能够得手，而且一定会在孙策赶到许都前得手吗？当年为陈寿《三国志》添注的裴松之先生，读到上述记载显然也被弄傻了，他的大脑想必只能理解所谓"上智"，对于郭嘉在这里体现出的"神智"，则无能为力，因此，他断言孙策后来死于许贡家族的刺客之手，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 13世纪，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征服了亚欧大陆的大部分，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奠定了蒙古兵学在世界军事史的历史地位。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在短短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攻取那样广大的地区，并且攻必取，战必胜，西方史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时蒙古军队的武器比别人更精良而且更适合于实战使用；成吉思汗兵制比较完善，军纪严明；将领多巧于计谋，擅长兵法和战略。”（《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3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由此可见，蒙古兵学中有十分丰富的军事思想，本文就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做如下粗浅的的探讨。　　一、大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使用力量之前，先用计谋将对方制服。它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长期的征战中所形成的作战韬略之一。在全面侦察敌情、地形的前提下，蒙古军队凭借骑兵的持久耐力和快速机动能力，经常越过人们难以想象的大漠、险滩、雪谷、荒原，出其不意地向敌人的深远纵深大胆穿插、分割，并与下面进攻部队相配合，四面包围敌人，迫使对方迅速瓦解。　　蒙古军的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许多坚固的城堡，变成了他们围困中的野兽。因此，蒙古军队大迂回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猎人那双狡黠、深邃的眼睛，盯着敌人的后方，以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即使留有一条生路，那完全是一种战术运用。这种大迂回战略，与古代其他军队的进攻方式大相径庭，它不直接对敌列阵挑战，而是更讲实际，手段更隐蔽。并力图在使用力量之前，先施“计谋”将对方制服，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孙武总结战争规律，提出了兵以诈立的“诡道”思想，从此，春秋以前以“仁义”为核心的战争指导思想在战国时期已销声匿迹。但随着封建帝国的建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把民间的兵书视为祸水。随着儒家思想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兵家的“诡道”思想渐渐出现了断流，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而成吉思汗，在战争实践上，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诡道”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成吉思汗熟读《孙子兵法》，而是说成吉思汗在与兽、与部落、与外敌长期的争斗中，同样悟出了这一真理。因为规律性的东西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作用。我们从成吉思汗战略侦察团队的行动中，就能看到孙子的“诡道”思想被他们运用得多么娴熟。成吉思汗远征欧洲前，派速不台和哲别担任侦察任务。他们穿过格鲁吉斯坦，打败了乔治亚的精锐团队，随后越过高加索的黑岩绝壁，来到贴尔克盆地。这里已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正等着他们。蒙古军队的确太疲劳了，激战一天胜负未决。第二天，他们带着黄金和贵重的布、优良的马来到库曼人的营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同族，为什么要和外国人联合攻打你们的兄弟，他们给你们的好处，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库曼人带着蒙古军队送来的厚礼离开他们的同盟者远去。速不台却乘机追击并打败他们，索回了刚赠给他们的全部礼品。如果要讲仁义道德，速不台可谓犯了大忌，但他遵循的是战争规律。他们的侦察行动，促成了成吉思汗远征欧洲18年的计划。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不仅是一种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一种与孙子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中，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体现了速度与距离的对立统一，蒙古军队清一色的轻骑兵，创造了农业时代的“闪击战”。　　大迂回战略的具体实施首先需要速度，没有速度，谈不上战争的突然性，也难以对敌人达成合围；其次，需要长途奔袭，没有远距离奔袭，很难对敌产生威慑。可以说成吉思汗的军队都具备这两个条件，这也是他能够征服世界的奥妙所在。

[转帖]“飞豹”对“狂风”--浅析FBC-1A的作战效能！它也许没有F-15E那么拥有盛名, 也许没有SU-30MKK那么飘逸灵活,但作为一款久经战阵的老将,一种守护欧洲天空30多年的战斗轰炸机来说,它无疑已经用无数的战例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是一款优秀的战斗机,它的名字叫”狂风”! 与杀气十足的“狂风”相比,我们的“飞豹”还很稚嫩,但在我科研工作者不懈的追求与祖国强烈的召唤下,“飞豹”的性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了飞跃性的成长,使它已经拥有了挑战世界一流飞机的实力,让我们用最科学的评估方法,来剖析我们的“飞豹”在面对悍将“狂风”时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吧! “狂风”战斗机是由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研制的,于1973年12月试飞，1976年入批产，1980年开始服役，92年停产。该机共生产有对地攻击型(IDS)、防空截击型(ADV)、电子战与侦察型(ECR)等3种型号。在不断的进行现代化改进下，一直服役至今，并将继续坚守岗位多年。为了满足多国的需要,“狂风”的任务要求与飞豹有很大差别,我们的“飞豹”是70年代经空,海军研究后,统一要求研制的用于代替海航轰5以及陆航轰6的中型战术轰炸机,不过分强调对空能力；而狂风则既要对地攻击，也要对空截击，这种近乎矛盾的需求(前者要求低空性,大速度, 大翼载,--后者要求高升限,高机动,低翼载),使得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下,设计人员认为只有采用当时流行的可变后掠翼才能实现以上的要求。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与我“飞豹”之间在作战性能上的巨大差别。 “狂风”机翼为可变后掠悬臂式上单翼。机翼翼根段为固定段，其前线后掠角为60度；活动段后掠角可由人工控制在25度至67度间变化,带全翼展襟副翼及前缘缝翼,可变后掠翼气动布局的优点是: 通过机翼后掠角变化,使飞机在低速和高速飞行中获得理想的机翼前缘升力. 但是可变后掠翼飞机都有着结构复杂的箱形结构——翼盒。翼盒两端容纳可变翼翼根转轴，此部分是可变翼设计飞机的重点，也是飞机死重的来源,另外变后掠翼飞机的操纵也非常麻烦,故障率较高,最要命的是复杂的变翼机构限制了飞机的载荷,外型,隐身等一系列性能的提高.限制了将来改进提高的余地；而不同的是，飞豹采用了中等后掠角带前缘锯齿的上单翼,后缘外侧副翼布局,在保证中低空性能的同时也兼顾了空战能力，而可靠性，可维护性等都比前者要高出很多。因此，笔者认为,与采用电传操作的狂风相比,使用四重线传操纵系统的飞豹综合机动性能不比前者差,但在可靠性,维护性上优势明显.因此,飞豹的在对地攻击时表现会更好! 良好的中地空飞行性能加上性能优良的发动机,使得飞豹拥有了强大的对地攻击力, 与狂风采用的单台静推力为38.7千牛，加力推力为66.0千牛的RB199-34R涡扇发动机相比, 飞豹使用了推力更大的国产涡扇-9/秦岭发动机,单台静推力4692千克,最大加力推力9305千克, 这进一步提高了”飞豹”的对地打击能力,与“狂风”一样,两者都具有3700公里左右的大航程,1600公里的作战半径以及9吨级的大载弹量. 对地火力都极为强悍,在这一指标上，丝毫不亚于昂贵的F-15E或SU-30MKK！在面对日益现代化的防空火网时,先进的导航设备将极大提高飞机的突防水平与生存力,飞豹的JL-10A的雷达在空战基础上,还具强大的对地功能,包括有 1)真波束地图测绘(RBM) 2)地面动目标指示(GMTI) 等等多种空地模式,配合607所研制的”蓝天全天候低空导航吊舱”，飞豹可以以900公里/小时,在60米高度（甚至更低）的地形跟踪飞行，与狂风IDS装备的由美国得克萨斯仪表公司研制的先进地形自动跟踪系统相比毫不逊色. 除了先进的导航设备,要想提高攻击效率和生存率唯一的办法就是挂载先进的制导武器,这一点上,两者各具特色,狂风IDS用于对地攻击可挂带AS.30、“小牛”、GBU-15“海鹰”和“鸬鹚”等空对地导弹和ALARM和HARM反辐射导弹；以及“铺路”激光制导炸弹、“灵巧'炸弹等。飞豹则可挂载C-802/803,YJ-12,激光制导炸弹以及俄式Kh-31A/Kh-31P，Kh-59M/MK等用于对地,反舰和反雷达。而在挂点上，飞豹A的挂点有10个,而狂风IDS则只有7个,飞豹明显有更高的作战任务弹性。

[分享]星座警察如何向绑匪喊话白羊座还没等喊话，他就已经先冲进去了。金牛座你们被包围了，谁也别想离开这里！除非肯给我一千万……(-＿-0绑匪好像换人了)双子座嗯……唔……啊……到底是什么……？喂！如果你们能猜出这道超高难度的智力题的话，我就放你们离开。巨蟹座想想含辛茹苦把你们养大的母亲吧！想想关心你们的家人吧！狮子座穿着他特意换上的新制服，站在警车顶上，并把高音喇叭换成麦克风……处女座警告你们，出来时双手一定要扣在头的正后方，允许偏差距离1.57公分。这是照章办事。天秤座(使用优雅的姿态、和善的口吻和商量的语气)请再认真考虑一下，其实你们这样是很不值得的。就算你们能成功拿到赎金，也最终难逃法网；就算你们能幸运地潜逃，也难免提心吊胆、终日惶惶，那样活比死还难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如果继续负隅顽抗下去，最终除了死亡什么也得不到……天蝎座我先告诉你们，我已经在诸位的饮用水源里投了毒……射手座抬起喇叭退几步准备喊，却只听“扑通”一声，他掉进了身后维修中的下水道……摩羯座你们最好马上投降，否则我们会在这儿一直蹲守，直到你们弹尽粮绝为止。水瓶座这幢楼四周的警力都是经由我周密部署，再配以高精尖的定位、防暴、追踪……设备，你们跑不了的！双鱼座出来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过如果你们长得帅的话，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

[分享]十二星座之见鬼以后(爆笑)~~~~~ 好黑的巷子!小心地走……啊!一个女鬼飘到我面前来了!这时的星座宝宝有何反应…… 白羊座我瞪!我瞪!我瞪瞪瞪!先和鬼玩大眼瞪小眼的游戏,然后百米冲刺逃走. 金牛座拿着算盘边说边算:"萝卜买了3毛,青菜买了8毛,辣椒买了5毛……"放心吧,专心算钱的牛牛根本是不可能看见鬼的. 双子座象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很兴奋地喊:"我见到鬼了!我见到鬼了!!!"挨家挨户地说……"我见到鬼了!"(鬼:不要到处张扬好不好?弄得我一点神秘感也没有了!) 巨蟹座 "啊!难道你就是隔壁张奶奶的外孙女的鬼魂?好久不见!咱俩好好聚聚!至于她是鬼的问题,蟹蟹可能已经抛到脑后了. 狮子座 "何方妖孽!竟敢在本王眼皮底下放肆!"说是这么说,其实爱面子的狮子心里可能是很害怕啦! 处女座拉着女鬼的裙子说:"怎么这么脏!你注意点卫生好不好!赶快回去洗洗吧!" (鬼:这人也太挑剔了吧!) 天秤座 "做个朋友好不好?你的QQ号码是多少?……"估计鬼也是很乐意交这个朋友的啦. 天蝎座 "死鬼!这么多年也不来看看我!走,一起去喝咖啡!"天蝎和这些神秘事物都是有关联的,信不信蝎子和鬼还是多年的老友! 射手座 "咦?这个鬼MM长得蛮不错嘛!"绝倒了,大概只有射手座能这么想. 摩羯座很仔细地瞧瞧这个女鬼,然后大声地"哈!哈!哈!"了几声,大步离去.留下女鬼在那里莫名其妙. 水瓶座 "看我瓶子的厉害!"什么桃木剑画符大蒜通通掏出来往鬼扔去.(鬼:拜托,我又不是僵尸,小题大做!") 双鱼座哭!哭!哭到鬼心软!

[转帖]沙陀风云--------后唐兴衰史《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族乃“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就是说沙陀族的前身是西突厥诸部之一，名为处月。实际上沙陀族民族成分复杂，除了处月部外，可能还包括处密，射脾等部。后来被称为沙陀的原因，据《新唐书》所记“金娑山之阳，蒲类（海）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沙陀”乃因地而得名。高宗显庆年间，名将苏定方灭西突厥诸部，唐于西突厥故地设立羁縻州。沙陀朱邪氏始祖拔野率部族依附唐朝，被任为沙陀州都督府都督，子孙相继五世担任此职。沙陀族自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不过这时还只是跑跑龙套）。安史之乱之时，沙陀族助唐军平叛有功，其首领朱邪骨咄之被肃宗拜为特进，晓卫上将军。由于西北唐军相继内调平叛，吐蕃乘虚而入，河西和陇右相继陷落。而安西，北庭两镇与唐隔绝。沙陀族与安西，北庭两镇相依三十余载，多次助唐军打退吐蕃的进攻。唐德宗，贞元6年，吐蕃攻陷北庭。沙陀族首领朱邪尽忠率部归降，朱邪尽忠被任吐蕃大论（将军）。由于沙陀族勇冠诸胡，所以吐蕃迁沙陀七千帐于甘州，作为对回纥作战的前锋。贞元13年，回纥攻陷凉州，大败吐蕃。对沙陀一贯疑忌的吐蕃怀疑此次失败乃沙陀与回纥勾结所致，决议将沙陀流放至河外（青海玉树吧，反正不是什么好地方）“沙陀举族愁恐”。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决议率部众“归于唐”。元和3年，朱邪尽忠与其子率沙陀族三万余依乌德建山东行，直奔灵州振武军而去。沙陀族转战千余里，边走边战，首领朱邪尽忠战死，朱邪执宜受创，部众损失殆尽。到达灵州城下时，仅余控弦之士二千，战马七百。此时唐振武军节度使范希朝乃当世名将，积极招纳蕃民部落，“人皆比之赵充国”。范希朝将他们安置在盐州，置阴山府，以朱邪执宜为阴山府兵马使。同年朱邪执宜入朝长安，宪宗亲自接见，授特进，金吾卫上将军，赏赐无数。范希朝还为沙陀提供牛羊，让其修养生息。损失是惨重的，但选择却是极为正确的。元和4年，范希朝转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举族从之。范希朝精选铁骑一千二百人，号“沙陀军”，由其亲率。尔朱执宜率部驻神武川，号“阴山北沙陀”，其余部众安置于定襄川。进入河东的沙陀族发展极快，以至于唐要设立十府来安置他们。沙陀族进入河东，可以说是相当关键的一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为其日后叱咤风云打下坚实的基础（想想五胡时代，历史的轮回吧）。进入河东之后，由于沙陀族的勇猛善战，深受唐的器重，积极的参与到晚唐时期的历史舞台的表演之中。沙陀族的主要活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参与藩镇战争，元和5年，沙陀军随范希朝讨成德镇王承宗，木沟刀一战朱邪执宜率700骑为前锋，横贯敌阵，所向披靡，朱邪执宜论功授为蔚州刺史；元和9年，又随忠武节度使李光颜讨淮西吴元济，朱邪执宜因功被授于校检刑部尚书；会昌3年，随军讨泽潞镇。二守卫西北边疆，防御回鹘，吐蕃，党项等部的进攻。第三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懿宗咸通9年，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3000骑兵参与镇压庞勋起义，屡立战功。咸通11年正月，朱邪赤心被懿宗赐姓李，名国昌，预郑王属籍，授校检工部尚书，左金吾卫上将军，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宅于长安亲仁里（终于成为一线演员了）。从此以后沙陀一族也从其首领用李姓。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时年15，随父参与镇压庞勋起义。“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因其一目微眇，故号为独眼龙（这个词是褒义吗）。李国昌父子成为一方节度之后，好的没学，晚唐藩镇的骄横的脾气倒是全部吸收。咸通12年12月，李克用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李国昌父子据州以叛，为患代北诸军。僖宗广明元年7月，北面招讨使李琢会同卢龙军节度使李可举、云州防御使赫连铎共击沙陀，克用与可举相拒于雄武军。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闻之，遽还。可举追至药儿岭，大败之，琢军夹击，又败之于蔚州。沙陀大溃，克用父子只好依附阴山下的鞑靼族。赫连铎暗中贿赂鞑靼首领，欲置其于死地，虽然不曾下手，不过这寄人篱下的滋味李克用终身难忘。而这时的黄巢起义给了他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广明元年黄巢攻入长安，中和2年，唐朝授李克用雁门节度使加东北面行营都统衔，讨贼赎罪。李克用率沙陀骑兵一万七千号“鸦儿军”（黑衣）入关中镇压起义。中和3年2月，于梁田陂大败义军，4月攻入长安，义军力战不胜而走（骑兵万岁）。当时，李克用“破黄巢，复长安，攻第一，兵势最强，诸镇皆畏之”，后右迁为河东节度使（龙兴之地）。时年李克用28岁，为诸将中最为年少者（青春无敌啊）。

[转帖]金戈铁马看骑兵之：唐代轻骑兵的兴起——无孔不入的奇袭隋末农民大起义，起义军以高涨的士气和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打垮了装备笨重的隋王朝军队，也摧毁了重装甲骑兵赖以存在的世族门阀制度和部曲私兵制。战争中，轻骑兵和重骑兵的较量，表现在机动性和装甲方防护力的较量，最终导致了轻骑兵的重新兴起成为主力军种。但重装甲骑兵仍然存在，只不过其重要性已然不及轻骑兵罢了。唐军中，骑兵数量极多，总的步骑比例约为3：1，为其他几代所不能及。唐代，是中央王朝骑兵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央王朝的鼎盛时期。秦汉以来，唐马最盛。李源起兵太原，得到突厥2000匹马的帮助，有的隋马3000匹，在陇右监牧，这是唐军最早的骑兵基础。自此后，养马日盛，又注意吸取前朝教训，讲究养马方法，还常常向北方游牧民族买良种马以杂交，马匹更是健壮。其数量，更较汉代为多，自贞观至麟德，有马七十万零六千匹。凡征战用马，皆挑选好马，务必精壮。由于养马，用马均出色，唐军战马突厥西域的马毫不逊色，不似汉时，养马虽多而质量不是很好。天宝以后，各军马匹，动以万计。马政是建立强大骑兵的物质基础，因此，唐代骑兵力量，胜过历朝历代。唐军善战，有其社会层次的原因。晋之后，中原丧乱，胡人竞相进入中原，割据连年，战祸频繁，盗匪成群，百姓为求自保，只能相互团结，于是纷纷立堡垒，树高寨，人人习练弓刀，民风剽悍；而诸多世家门阀为求自保或是兼并弱小，就倾尽全力发展私兵。这些部曲私兵不仅数量多（集结起来就是国家的主体军队），而且装备好（大量重装甲骑兵），连年征战，将士凶悍；再加上大量胡人融入汉族，也使汉民族勇悍之气顿增。唐前期，继承了这种开放勇敢的民风。唐在前期开边战争中，尤其是太宗时期，施行以夷制夷的策略，每次战争大多得到西北游牧民族的出兵支持或后勤支援，而且唐兵骁勇善战，每战多胜，所获也多，因而官马数量不减反增；及至安史之乱，内外交困，中西断绝，而突厥复又叛离，因此马政趋于衰微，再加上承平日久，民风不复当年，府兵制又被破坏，大量募兵而不能战，因此军力退化极为严重。唐代军制为府兵制，军府散归全国各地，称为卫府，战时奉调集结出征，边境重镇有边兵，也是府兵轮番征调。府兵终身为兵，每年定期到军中服役，期满回乡。到军中服役时，须自带兵器粮食衣物马匹等，由于民间养马盛行，故军中不缺马，即使是步军，也配备大量马匹，所以唐军行进甚速。唐军编制，以队为基本战术单位，一队50人，辖5火（伙），每火有驮马6匹（步兵）。队以上是团，团以上是军。大将出征，大约授兵2万，分为7军（如兵少，从权），为前，后，左，右军及左，右虞侯军（虞侯军，类似禁卫军）。此2万人，战斗兵种1.4万，辎重兵6千。1.4万战斗兵中，步兵1万，骑兵4千，分属七军，其数目，中军最多，其他六军相近。步兵中，弩手2千，弓手2千2百，跳荡（突击队）和奇兵（预备队）各2千9百。从各兵种比例来看，战斗兵中，骑兵最大，骑兵十军中的主力，这是无疑的。有强大之骑兵，唐军之战斗力，不用多言。唐代骑兵装备，更加成熟。骑兵短兵，全部用刀（指挥官或用剑），长兵流行用马槊（矛长1丈8尺者为槊），也有用斧的，如程知节（程咬金），远战用弓弩。李世民极善射，乱军中百发百中。尉迟敬德（尉迟恭）极善使马槊，虽乱阵中，敌槊莫能中，又能夺敌之槊而反刺之。齐王李元吉向来自负武艺高强，闻尉迟敬德有此能，欲与一较高下，命各去其刃以试之（拔去矛头，以免误伤）。尉迟敬德道：臣去之，大王勿必。于是往来相刺，李元吉始终不能刺中。李世民问尉迟敬德：避人之槊，夺人之槊，孰难？对曰：夺朔难。李世民道：试夺之。于是尉迟敬德空手与齐王李元吉对驰，李元吉恼他轻视，持槊真刺之，再三不能中，反被尉迟敬德接连三次夺过手中长槊。唐代骑兵战术，最为显要者，当推轻骑兵的奇袭和急袭。为此，常常集中轻骑兵主力进行远程奔袭。李世民和李靖等，均是使用骑兵进行奇袭的高手（此二人用兵之法，见下文），如李世民率骑兵进围薛仁杲，李靖以3000骑夜袭定襄等。此种出奇制胜的战法，一直沿用至后唐及五代，甚至步兵也用此法，如李靖平萧铣之战。

基督教在唐朝原名：景教在中国不过大部分都是在唐朝的事儿，所以改了下名字，西西~本文出自某基督教网站，地址不便公开，见谅。明熹宗天启五年( A.D.1625)，在西安附近掘得一古碑，碑额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景教在华传播的记录。这碑是唐德宗建中二年元月七日(A.D. 781年二月四日) 所立，大秦寺僧景净 (Adam) 述，吕秀岩书，碑文汉字有一千九百多字，并刻有六十八个波斯僧名；此碑经湮没八个多世纪，字迹仍清晰可辨，是景教在华的主要记录。景教是来自波斯的基督教一支，亦称聂斯托利教。其创始人Nestorius(c.late 4th cen.-c.451)，曾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深为皇帝Theodosius II 所器重。后来因为有人拒绝承认马利亚为Theotokos(上帝之母)，因基督的神性不是由马利亚而来，所以不能尊崇为"上帝之母"，如同人类关系的父母观念；后来演变成对于基督神人二性的争论。在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中，被定为异端。聂斯托利本人被放逐。但其教训在波斯等地继续流行。唐太宗李世民 (在位A.D.627-649)，由于涉及残酷宫廷斗争的罪咎记忆，寻求各种宗教。其为人和圣经中的波斯王古列(Cyrus) 不无相似，对各宗教采取容忍。景教派遣的教士阿罗本，于贞观九年(A.D.635)来到中国。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他"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抵达长安，太宗皇帝派宰相房玄龄至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至贞观十二年，秋七月，皇帝更特别下诏书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并且拨款建寺(教堂)，甚为支持，一时颇为兴盛。虽然当时的译经，难以充分传达原义，却得一些人欣赏，而称为"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是说知道圣道的简要，不是重复，而使人得知真理。这比不明真道的人，任意轻侮圣经的态度好得多了。碑文中有这样的记载，表明其对于基要真理的认识："我三一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这是说，他们接受了三一真神的道理，承认"弥施诃"(弥赛亚)隐藏原来的荣耀，成为肉身同人一样，降世代赎；有天使宣告，从童贞女生而诞生。"大秦"是指波斯以西的地方；更直接把朝拜圣婴的博士们，说为从波斯去的。后说到："亭午升真"是主耶稣的复活升天；"经留廿七部"，是新约的二十七卷。并且记载："七日一荐"，是说那时也是每周有主日聚集敬拜。但他们对十字架的道理知道多少呢？碑文说："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不仅望文生义，更看见十字，就以为是定四方，而没有说到救主受死赎罪的真理；又把圣灵称为"元风"。在中国所传播的景教，有的地方与原来的信仰相差甚远，几乎可说面目全非。为了适应当地文化，为了尽量讨好朝廷，不惜牺牲真理，与异教混合，甚至可能要争宠。就如欢迎景教来华的唐太宗，于景教传来的前六年，即贞观三年，差遣玄奘去印度取经，就是小说所载的"唐三藏"；于贞观十九年返长安，受到盛大的欢迎。唐太宗李世民崩逝，景教碑记为："青驾西升"，当然是佛教语词；他们把皇帝的御像画在教堂墙壁上："将帝写真转摸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为了讨好皇帝，把他的像弄成偶像，装饰堂中，当作是荣耀，可谓卑贱之极。嗣位的高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并"于诸州各置景寺"(景教教堂)。景教在全国兴盛起来，"法流十道国幅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但当时在景教，佛教之外，还有本土的道教，因为道教徒拉上了道家创始人李耳作招牌，跟唐朝的皇帝同宗，道教成了皇帝的宗族宗教；唐高宗于干封元年 (A.D. 666)，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而这些都成了碰不得的"圣牛"；景教也需要这几位皇帝的大力支持。

[原创]吴地的刺客专诸刺杀吴王僚,要离刺死吴王僚的儿子庆忌,春秋称为"三大刺客"的这两个出在句吴国, 也都是由伍子胥所推荐.后来他又向吴王阖闾, 推荐了一个避难于吴地的山东大汉孙子, 那是公元前五百多年的事了.从中可以看出伍子胥别有用心暗崴朗磕苋?为他所用的.专诸要离的故事, 下面来讲一讲.伍子胥亡命途中搭识专诸, 其时是, 专诸专心与人斗殴, 势不可挡, 如张飞"万人敌". 然而他的妻子在旁一呼, 他就立马住手回去了. 怕老婆的性格昭然若揭. 所以啊, 我们吴地<包括长江三角洲>的男子"惧内"是有历史渊源的. 现在的代表, 则归上海男人呀. 注: 后来的<东周列国志>把妻子改为他的母亲了.一位被要离在别人的酒席上侮辱的壮士, 气不过夜里去杀他. 当刀抵在其身上大叫时, 要离从容不迫开腔啦:你有三种无能的行为, 第一在酒席上没有当面跟我决斗, 你无胆懦弱, 第二我家大门敞开着, 你却偷偷摸摸的偷袭进来, 第三你用刀抵住我才敢叫喊, 都证明了你的无能呀. 那个壮士弃刀说:我的勇猛,使的别人不敢看我但要离在我之上啊. 后来要离为了取得庆忌的信任接近他, 而要阖闾把他的全家都屠戮焚尸于市.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轻视死亡, 对主公忠心耿耿.

[转帖]揭秘秦始皇佩剑铸造之谜在今天的陕西咸阳附近，咸阳宫曾是秦帝国的心脏。然而两千多年过去了，咸阳宫变成了黄土堆，秦军这支曾经最强大的军队，却包藏着太多令人费解的谜团，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秦军强大的根源在哪儿？他靠什么建立了历史奇迹？　　1974年，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大量兵器，这些兵器让人们看到了秦军鲜为人知的一面。　　在河南省西平县，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古人炼铁的遗迹。2000多年前，这一带是韩国的冶铁中心，铁器生产在当时已有一定规模。令人费解的是，处于同一时期的秦人，似乎没有跟上时代，兵马俑坑中出土的4万件兵器，几乎全由青铜铸成。难道中国秦军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吗？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次著名的谋杀事件。在秦统一中国前一年，强悍的秦军正准备消灭燕国时，一个叫荆轲的使者带着燕国地图来到秦国，献图投降是假，刺杀秦始皇才是真。史记上这样描述：刺客荆轲手持匕首，绕柱奔逃的秦始皇企图拔剑还击，三次拔剑而剑竟然不出。　　司马迁解释说，秦始皇的配剑太长了，所以不能及时拔出来。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青铜材料易折断。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这种长度的配剑随手就可以抽出，秦始皇怎么可能因为剑太长而拔不出来呢？对于这个解释，历史学家一直很困惑。　　1974年，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可以推测，当年秦始皇佩带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加长青铜剑。在刺客紧逼奔跑中，要拔出将近一米的长剑，确实不容易。　　专家很迷惑：秦人将剑加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19世纪英国古兵器学者理查伯顿认为，在短兵器格斗中，刺要比砍更有优势，因为它更逼近对手。比对手的剑长出约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　　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

[转帖]骑兵部队骑兵顾名思义就是骑马作战军队。其实长处在于有强的机动力能力和冲击能力。我国是世界上较早拥有骑兵的国家之一。我国在春秋时代以前作战以车战为主，步兵仅起辅助作用，兵车的数量多少成为军事实力的象征，基本没有骑兵这一兵种。　　到春秋时期步兵？始兴起，军队成为车步并重，各国的军队中有了少量的骑兵，同战车步兵混编，仅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辅助力量。　　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化及同北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正式登上战争舞台。所以我们的骑兵谈就从战国时代说起。　　战国时代：（含秦代）历史进入战国时代，战争已经从早年的死板的兵车战术的正面战，转向更为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出现了，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　　进行最大变革的首先是赵国。地处北边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胡人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声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削减军中的车兵，增加骑兵？要求改汉族传统宽袍大袖的衣服为胡人式的紧身服装，方便于进行骑射。从这里？始中原各国中骑兵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赵国也因为有了这支强大的骑兵，使之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战国时开始大量的使用骑兵作战。赵国以步骑兵攻林胡，楼烦“略地千里”，李牧用万余骑配合步车兵大破匈奴歼敌十余万。秦国也以骑兵精良着称，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用五千精骑截断赵军，对长平一役全歼赵军四十余万起到了关键作用。楚汉战争时刘邦也曾为了对抗项羽的骑兵而用秦国降将李必、骆甲为校尉训练骑兵？韩信在破赵之战（就是列背水阵那次）中也是用两千轻骑偷袭敌军大营。　　战国及秦代的骑兵配有齐全的鞍鞯，但是没有马镫这对马上的格斗战十分不利，所以当时的骑兵主要武器为弓箭，作战以骑射为主，少量的使用青铜剑、戟作战。（劈砍时剑容易折断，以戟为主）并且这时已有专用的马甲出现。（用于保护战马的防具）从出土的兵马俑可以看出当时秦军已是采用车、步、骑混合编队，鞍马俑以持弓为主，戴小帽，穿紧腰窄袖袍，披短甲，足蹬短皮靴，装束便于骑射。这一时期兵法中也有了对骑兵使用的论述。《孙膑兵法》就曾说“险则多其骑”。　　两汉时代：进入两汉时代，迎来了中国骑兵发展的黄金时代，因为对匈奴等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骑兵迅速壮大，军队作战从以前的车骑并重转变为骑兵取代车兵，骑兵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　　说到汉代骑兵的发展就该说匈奴骑兵，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全族均为能骑善射之士汉初处匈奴已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时刻威胁着汉朝的北部。匈奴人是典型的亚洲式轻骑兵，他们作为游牧民族，从小生长在马背上，长于骑射，他们马术精良，射术奇佳，只穿轻便的皮甲十分灵活。　　汉的晃错曾在《言兵事疏》中说匈奴有三大长处为汉军所不及：其一，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其二，险道倾厌: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其三，风雨罢劳，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这也就指明了骑兵较之车兵的较大优势，车兵只能在平原之上才能发挥威力，而骑兵在较狭小的地形也能做战，比车兵更为机动灵活。　　到了汉朝时为了改变对匈奴作战的不利被动局面，汉朝大力发展骑兵，至武帝时已能运用十余万骑兵主动出击，对匈奴作战历时数十年，汉的名将卫青，霍去病等多次率数万骑兵，采用迂回包抄，深入敌后等战法大破匈奴。其公元前１１９年武帝以卫青，霍去病二人各带五万骑出击，以步卒数十万，马十余万匹转运辎重。霍去病部深入匈奴两千余里，大破敌军封狼居胥山（在今蒙古）而还，传为佳话（英雄业绩真是令人神往呀！）这一时代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官马制度的确立，汉为了对抗匈奴，发展骑兵，建立了饲马的制度。　　汉文景时期颁行“马复令”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专管的马政机构。中央任命太仆（就是弼马温了）管理，在地方设有马丞负责。这些官员负责马匹的饲养以备军用。从汉初至武帝时即有厩马四十余万匹。这一制度保证了汉朝对匈奴作战的大量马匹的消耗。在汉代骑兵发展壮大，成为军队的主力军种，取代战车的位置。　　兵种内汉代已经有了轻骑兵和重骑兵之分。轻骑兵基本无甲，武器以弓箭为主，配备较矮小的战马，重骑兵着甲，武器为戟，矛，环首刀等近战武器，配备高大的马匹用于冲锋陷阵。　　汉代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出现了更适于马上作战的环柄长铁刀，（就是环首刀了）刀脊厚，刃锋利适于劈砍，成为骑兵的重要武器。一般来说汉代的骑兵主要武器有：矛、刀、戟、弓、弩（臂张弩）等。这一时期骑兵作为机动兵力的战术也得以发展汉军在与匈奴作战中就大量采用了长距离奔袭迂回包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