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僧踪的个人资料

这哥们对辽足是真爱啊在泰达吧看到的，战斗一天了 http://tieba.baidu.com/p/3904917307

垄断捞尸荆州打捞公司年入百万ZT 10月24日，长江大学学生跪求渔船施救落水者遭拒，引发社会对冷漠渔船的高度关注。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提出高额“捞尸费”、宣称“只捞尸体不救活人”的渔船，是当地一个“荆州市八凌打捞服务有限公司”所为。这是荆州唯一一家打捞公司。该公司并未取得“长江流域人员死亡打捞业务”。据知情者透露，该公司几乎垄断当地所有打捞尸体业务，估计年收入有百万元。而当地海事局、水上派出所等都没有捞救溺水者的工作职能。有人建议政府应对这一领域加强监管。

捞尸公司“挟尸要钱”竟称“走错棋”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news.cctv.com%2Fchina%2F20091107%2F100144.shtml&urlrefer=9a714dc198085297d0cd66fac3835446

新守株待兔（转）鄂之荆州有捞者。长江荆州段有湾曰宝塔，江岸平坦，江有暗流，戏水者溺亡，每年五六起。有陈姓波儿，开打捞公司曰八凌，活人不救，专事捞尸。荆州市面，独此一家。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白昼一万二，黑夜一万八。一手交钱，一手打捞。捞而无尸，银钱不退。付而不足，挟尸而候。谓予不信，有照为证：船夫自立船头，一手执牵尸之绳，一手作凛然拒绝之状，泰然自若，理直气壮，并无半点愧怍恻隐之色。该司有座右铭曰：“长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几个人我们靠什么挣钱？”该司有灵通之信息网，最早通报溺亡消息者，奖300元。人或窃语：“他们不救，别人也不敢救。” 古有守株待兔者，今有守江而待尸者；兔不可复得，尸屡屡可得；待兔者身为宋国笑，待尸者虽今为千夫所指，然事过境迁，风平浪静，未尝不得重操旧业耳。

荆州打捞尸体要钱的渔船货真价实的民族败类！

【人物·康生】康生印象: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其实，我并不了解康的很多情况，只能说是通过工作关系“有所接触”而已。本文我打算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几件事，使大家从不同侧面对康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

五律/无题赤火烧青碧遥看只一人品茶唯品味伤事不伤心月影浮杯渡风声隔岸闻忍将三尺剑百尺一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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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杂谈】中苏边境反修前线老知青们的故事发表日期：2005年8月14日作者：刘琪　　1970年我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插队，与苏联隔江相望，不仅对岸的哨所，军营，车辆人员走动看的清清楚楚，顺风的时候连对岸的人说话也能听见。　　到这里来插队也是自己自愿报名的结果。当时虽说是“一片红”，中学毕业生都要去农村，我不选军垦农场或离上海近的安徽，江西的重要原因便是只有黑龙江省呼玛县是真正的“反修前线”，和苏联只有一江之隔。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我的一些朋友们已经去那里插队，他们用白桦树皮写的充满激情的来信也使我蠢蠢欲动，想到那边去扛枪打仗，保卫祖国。　　中苏边境上的八年的土插队生活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和奇闻逸事，中苏两国的边境冲突的余波，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作为一个普通知青的我都有过体验，因为和许多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还有些不同，现在挖掘出来与众位正在洋插队的朋友们共享。信不信由你，也不要对号入座，如有巧合，纯属偶然。　　一，吴八老岛的冲突　　一谈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很多人都知道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其实同时在黑龙江上还有个吴八老岛，也是中苏激烈冲突的一个热点，只是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程度罢了。我插队的察哈彦离吴八老岛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刚到那里，老知青和老乡们便给我们讲了一些围绕着这个岛中苏冲突的故事。当时有首叫“手握一杆钢枪”的歌曲最初就是从这里唱出的，后来被编进一本叫《革命歌曲》的书时，则把“我守卫在吴八老岛上”改成“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吴八老岛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岛上虽说没有金矿和石油，但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苏方人员经常上岛打草砍伐树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挠。好比是邻居偶尔用一下你的东西，在关系好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这就给苏方在以后视吴八老岛为苏联领土留下了隐患。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的一个小岛也是因为过去默认苏方人员上岛打草砍树后来引起了纠纷。　　中苏关系交恶以后，据说苏联军人从1968年夏天首先开始在岛上挑起冲突，不准中国边民上岛。记得当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上曾经有过苏联军人在岛上把中国渔民赶得四处乱跑的场面。新华社还专门发过几张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吴八老岛地区的侵略行为，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苏军在一名校官两名尉官的指挥下，站在岛上用长棍阻挡在小船上的我边民上岸；一张是我边民坐在岛上休息，头顶上有一架直苏军直升飞机在盘旋。(有兴趣的朋友只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报大概就能找到这些照片。)听当地人讲，当时苏联军人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执枪持棒，而中国的边民当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开始因为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节，不准打对方人员，不许未经批准随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民兵只有挨打受气的份，没有还手的权利，吃了很多亏。和报纸上所说的我方总是大嬴家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见到自己的好友被几名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怒气冲天，实在忍无可忍，从船上抄起一根船浆，冲上岛去，一下子把一名苏军士兵打得昏死过去，结果回来还受了批评处份。1968年冬天(？)苏军开始阻挡中国的客车在吴八老岛外侧主航道上行驶(黑龙江夏天行船，冬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国人当然要据理力争，不肯从吴八老岛内侧行驶，因为这样一来无疑是承认苏联对吴八老岛的领土要求。于是双方人员便在江面上发生对峙和冲突，从吵吵闹闹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国人老吃亏，给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无招架之力。苏军一名中尉常是现场指挥，据说棉手套里藏有铁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员打昏过去，从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他打过人后，马上回到苏军人员保护圈中，趾高气扬，令我方人员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级也觉得老是挨打有损士气，如此如此调遣一番。

【野史杂谈】开天辟地——建国初期的服饰文/邵新春服装的发展往往与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旧的生活方式的结束，与之相关的一些文化现象也随之消失，服装则首当其冲。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北京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全市人民正全心地投入经济建设工作中。这时穿长袍、马褂和西服的人已经很少了，社会风气变成以朴素为美。 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大批的解放军、干部开始进城，进城的干部多已穿灰色的中山装，北京的青年学生怀着革命的热情，首先效仿纷纷穿起象征革命的服装。随后，各行各业的人们争相效仿，很多人把长袍、西服改做成中山装或军服。50年代到60年代初，男装以中山装和中山装发展的体系为主，如人民装、军便装、青年装等为主。女装则以列宁装、女式两用衫及苏联大花布连衣裙等。这些服装除了朴素实用外，还表现了人们的革命热情。中山装从50年代开始普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款式上也是不断的变化。在人们越来越多穿中山装的同时，人们又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人民装”。其款式的特点是：尖角翻领、单排扣和有袋盍插袋，这种款式既庄重大方，又简洁单纯，而且也是老少皆宜，当时穿人民装的年轻人很多。后来出现的“青年装”、“学生装”、“军便装”等等，都有中山装的影子。 50年代初期，苏联的服装对我们的服装影响较大，如依照列宁常穿的服装设计的列宁装，其主要特点是：大翻领、单、双排扣、斜插袋，还可以系一条腰带。主要是妇女穿着，穿一件列宁服，梳短发，给人一种整洁利落、朴素大方的感觉。50年代中期，女式服装发展得特别快，新款式层出不穷。尤其是到了夏天，“布拉吉”（连衣裙）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种服装节省材料，穿着舒适，款式变化多样，领和袖变化随意，不受任何限制。据馆藏档案记载：1956年1月28日，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和全国妇联宣教部联合发文《关于改进服装的宣传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在日常穿着的服装上仍然是颜色单调、式样一律，不仅和我们生活中的欢乐气氛很不调和，不能满足广大青年和妇女对服装的热烈要求，且为许多国际人士所不满。据我们了解服装改进缓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风气的束缚较大，二是服装式样少，好的花布少。我们提倡改进服装应当符合经济、实用、美观等原则。2月上旬，青年团中央、全国妇联等25家单位举行了一次“改进服装的座谈会”。会上决定筹备“首都服装展览会”。 “首都服装展览会”于 3月31日正式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5月20日闭幕。展览会按照春、夏、秋三季展出服装，男服98种，女服411种，童服253种，同时，展览会还评选出100多种服装，组织进行时装表演。展览会期间参观人数多达30多万人次，观众看完展览后还可到展览会旁边的临时服务站选购衣料，据统计约8万多人买了各种花色布163000多尺。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女青年们穿上了花布罩衫、绣花衬衣、花布裙子等。男子也普遍穿着春秋衫、两用衫、茄克衫、风雪大衣等。这是50年代人们在穿着上最活跃的一段时期，人们尽情享受着美的乐趣。到了50年代后期，进入“大跃进”运动的时代，在穿着上又开始趋向实用、结实、朴素，逐渐形成了蓝、灰、黑的时代。这一时期，社会提倡的服饰始终围绕着经济、实用、朴素、美观、大方的原则。人们在穿着服装时主要考虑服装款式穿的时间要比较长、新颖大方、省工省料、布料结实、色彩不宜太鲜艳、便于人们劳动工作生活等，这个时期的服装款式、色彩都比较单调。

【事件·文化大革命】喷气式批斗那个荒唐年代的创造 2005-05-24 07:38:00　　南方都市报文/金鉴　　“喷气式”是喷气式飞机的简称，本人未曾受过驾驶飞机的训练，却对喷气式深有感触——那是“史无前例”年代的一个创造。　　那个年代，全国上下到处都可以见到“喷气式”，即将要批斗的牛鬼蛇神拉上台去，身体折成90度，两腿绷直，双臂平伸，做喷气式飞机状。无论多长时间，不准喝水，不准解手，更不准直立身体。据说，这宝贵经验是从首善之区传到全国的，刚开始批斗文化部的人的时候，有年迈者弯腰将双手贴膝，有聪明的造反派突发奇想，令被批斗者平伸双臂以增加难度。不料此举大受赞赏，并被冠以“喷气式”推广全国。　　本人是1949年以前的大学生，自然在劫难逃，可是，本人一向胆小如鼠，所以并没有被造反派看上眼。虽然住牛棚，吃烂饭，却从来没有机会登台亮相。　　一日，造反派呼我上台，我受宠若惊，连问三遍：“是叫我吗？”直到造反派赏我一个响脆的耳光，我才证实的确是叫我。我小跑步上得台去，很标准地撅起了屁股，并且无师自通地将两手平举，做喷气式飞机状。台下一片哄笑，不知是笑我姿态笨拙，还是笑我态度老实。承蒙第一次扮演喷气式，我决心要演好这个角色，以博得造反派的欢心。不料，刚开始我还一丝不苟地撅腚伸臂，没有10分钟我的头上即大汗淋漓，腿打起了哆嗦，像是马蛇子吃了烟油，浑身扭动起来。一个很有文化的造反派发现我扭捏作态，怒吼一声：“走资派还在走，牛鬼蛇神还在扭！”又一个响亮的耳光，我的头嗡的一声，差点栽倒。争着在批斗会上发言的有十几位，我的喷气式已经很不规范。好容易等到批斗会结束，造反派把我们一个个踹倒在地，又踏上了许多脚。人家都小跑着回家了，我因为年岁比较大，竟然半天缓不过劲来，造反派拿着棒子喝道：“要不要再帮助一下？”我急忙屁滚尿流地抱头鼠窜。　　回到牛棚，我提及自己的狼狈相，其他牛鬼蛇神偷偷乐了。到底是同病相怜，人家告诉我，仙鹤为什么能直立睡觉？盖因为它们是两腿交替休息。同理，表演“喷气式”时，双臂不要绷紧，要上下抖动，如此往返可坚持半天也！　　后来又上台做喷气式表演，我的技艺大增，暗自感叹：真乃活到老学到老啊！

【文化·社会科学】敦煌学史：第二阶段（1949-1976） 2004-06-12 11:20:00　国学网站第二阶段，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开始得到改善。其表现，一是北京图书馆于1957年通过交换，得到了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O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台湾史语所也于次年购得相同内容的编印本（用缩微胶片冲印成册）。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终于可在国内查阅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主体部分了。其二是商务印书馆于1962年出版了由王重民、刘铭恕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该目显著录了北图藏、英藏、法藏和散藏的共两万多件敦煌文献、为国内外学者了解、调查、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当然也有利于我国史学工作者对敦煌文献做过一步调查和研究。有关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仍集中在对瓜、沙史事的探索上。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23卷11期，1961年）和《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 29卷7期，1964年）、《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落最晚的原因》（《大陆杂志》41卷9期， 1970年）、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东方文化》9卷1期，1971年）等论文探讨了敦煌陷蕃的时间。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1辑，1962年）对张淮深等归义军节度使的职衔、归义军内部的矛盾、曹议金的继任时间和卒年、归义军与甘州、凉州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依据新资料提出了新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是这一阶段取得成就较大的论文之一。此外，这一方面的主要论文还有：苏莹辉《瓜沙史事系年》（《中国东亚学术年报》2期，1963年）、《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州郡之年代》（《新社学报》2 期、1968年）、《试论张议潮收夏河陇后遣使献表长安之年代》（《包遵彭先生纪念论文集》，1970年）、《张淮深于光启三年求旌节辨》（《敦煌学》3辑，1976年）、金启综《唐末沙州（敦煌）张议潮起义》（《历史教学》1954年2期）等。这一阶段有关瓜、沙史事的研究以苏莹辉用力最勤，成果也最为丰富。在这20多年间，苏氏陆续发表有关论文达十多篇，这些论文大多被收入他的论文集《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和《敦煌论集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中。虽然他的一些论文是以综合、整理前人的成果为主，但也力图在排比旧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并解决广一些问题；虽然他的不少推测都为后来的研究所否定，但这些推测往往能引起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在大陆学者与海外信息交流不畅的年代，苏氏的研究成果在港台和欧、日均有广泛的影响。他是这一阶段推动港台地区敦煌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其他材料考察莫高窟史，此期开始有人涉足。宿白《莫高窟记跋》（《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考证了莫高窟的始建年代、窟数及一些窟像的建造年代。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59年5期）依据敦煌文书《十二月八日夜社人遍窟燃灯分配官龛名数》，对部分洞窟的名称和建造年代进行了考证。虽然作者对文书年代的推测为以后的研究所否定，但对文书所记洞窟的认定却有很多被近年的研究所证实。对社会经济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阶段受到大陆史学界的重视。在资料整理方面最重要者，当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辑录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其内容包括户籍、名籍（差科簿）、地亩文书、寺院僧尼丁壮眷属名牒、契约等170多种社会经济方面的文书原卷录文，大部分系编者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由于当时许多研究者尚无条件利用敦煌文献缩微胶卷，故这本资料集的出版为史学工作者研究、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方便。虽然此书在文书的定名和文字的录校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传入我国之前，它一直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史料来源。

【文化·艺术】中国电影的发展与曲折（1949－1976）引言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可分为两个阶段。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为第一阶段，这是中国电影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中国电影的优秀之作，就思想内容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表现中国革命战争艰难曲折，描写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奋斗与牺牲的影片；二是表现旧中国现实人生，揭露与控诉旧中国的黑暗，描绘劳动人民奋起抗争的影片；三是反映沸腾的现实生活，着意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的新人新事方面的影片。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界形成了“第三代导演”的群落，而新的一代电影演员也以新的面貌崛起于影坛。第二阶段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中国电影处于停滞状态。除了《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这几部比较好的影片之外，故事片创作几乎一片空白。中国电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文化·文学】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 的“潜在写作” 文/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原载于《文学评论》1999.6责任编辑: 董之林一、我们的抽屉是空的吗?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 她想写一篇文章, 题目是《我们的抽屉是空的》。她大概是想说, 真正的优秀作家的写作是听从良知召唤的, 即使环境不允许他发表作品, 他也会写出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 放在自己的抽屉里, 静静等待命运再次对他发出召唤。--- 但是我们的文学史上却没有这样的作家。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那位朋友的想法, 她把那种写出来准备放在抽屉里的文学作品称作为" 抽屉文学", 我则称它们为" 潜在写作" 。两者意思有点相似, 就是指那些写出来后没有及时发表的作品, 如果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定义, 也就是指作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进行的写作活动。但这两个定义还都有补充的必要: 就作品而言, 潜在写作虽然当时没有发表, 但在若干年以后是已经发表了的, 如果是始终没有发表的东西, 那就无法进入文学史的研究视野; 就作家而言, 是以创作的时候明知无法发表仍然写作的为限, 如有些作品本来是为了发表而创作, 只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故而没有发表的( 如" 文革" 的爆发迫使许多进行中的写作不得不中断), 这也不属于潜在写作的范围。　　其实, 当代文学史上并不缺乏潜在写作。这类写作含有多种意思, 第一种是属于非虚构性的文类, 如书信、日记、读书眉批与札记、思想随笔等私人性的文字档案。作者写作的最初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 其“潜在”意义只是在于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创作, 却具有某种潜性的文学因素, 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这样一些文字档案被当作文学作品公开发表出来, 不仅成为某种时代风气的见证, 而且也包含了作者个人气质里的文学才能被认可和被欣赏, 比如近年被整理出版的《从文家书》, 除了书信等抒情文字外, 还包括沈从文先生精神崩溃期间涂写的“呓语”, 真实地反映了作家个人彼时彼地的精神状态, 也真实地反映了大变化中极为复杂的时代精神现象。当然也有些文类只有历史的认识意义, 却没有文学的价值, 这就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种是属于自觉的文学创作。或抒情言志, 或虚构叙事, 但由于某种原因作家在当时不可能发表这类创作, 也就是我的朋友所说的放在抽屉里的, 在若干年以后才能公开发表, 对这类作品, 过去文学史作者也曾注意到, 但一般情况下是将这类作品放在它们公开发表的时代背景下讨论, 这对于写作者本人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一旦置于文学史背景, 意义就不一样了。现在提出“潜在创作”现象就是把这些作品还原到它们的创作年代来考察, 尽管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也没有产生客观影响, 但它们同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 是那个时代精神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重视这种已经存在的文学现象, 才能真正展示时代精神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文学史著作研究潜在写作现象, 也同样以还原某些特殊时代的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为目的。另外, 潜在写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还有多种类型可作进一步的讨论, 比如对某种通过非正式发表渠道来传播的创作, 如某些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写的旧体诗词, 当时虽然没有发表, 可是在朋友熟人中间互相流传, 直到诗人身后才公开出版, 那算不算潜在创作? 还有, 有些作品不是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 但在当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直到若干年以后才陆续被正式出版物所刊登或转载, 这样的创作算潜在写作还是公开写作? 这些现象比较复杂, 需要有时间来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界定。　　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完全是出于编写当代文学史的需要。近十年我一直思考着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问题, 也相应做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潜在写作的问题正是其中之一。50年代以来, 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其他各种原因, 使许多作家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可能性,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写作的努力, 在各种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依然用笔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渴望, 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字, 并开拓出一个丰富的潜在写作的空间。“文革”结束以后, 这些作品大多数都已经公开发表, 但是由于这些作品属于过去时代的文本, 放到时过境迁的新的环境下很难显现出它们原有的魅力, 新时代有新的情绪与感情需要表达, 所以这些作品很快被更具有时代敏感性的话题所掩盖。但是, 如果还原到这些作品酝酿和形成的年代的背景下来阅读和理解它们, 并将之与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相比较, 它们所具有的热辣辣的艺术感染力就马上突现出来。过去编写的文学史著作, 均以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文学作品作为其时代的代表作, 而一般被忽视和被否定的作品很难写进文学史, 更不要说没有公开发表的“潜在写作”。从表面上看这样研究文学史的方法没有什么大错, 因为在一个精神生活激进浮躁的时代里, 其代表性作品也多少带有该时代的气息。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步把潜在写作的现象考虑进去, 情况就不一样。在那个时代里仍然有作家在严肃地思考和写作。不过作家身处不同的社会处境, 思考的方式和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些被时代的喧嚣之声所淹没的声音, 恰恰具有可贵的个人性和独立性。以70 年代“文革”后期的主要文学现象为例, 除当时公开发表的作品以外, 郭小川在干校里创作的《团泊洼的秋天》等政治诗, 属潜在写作; 牛汉、曾卓、绿原等托物咏志诗, 属潜在写作; 民间大量流传的知识青年创作的诗歌和小说创作潮, 属潜在写作,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