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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史】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 杨海英　　若干年来，在有关洪承畴的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顺治十年(1654年)洪承畴经略西南五省，镇守长沙四年多，过于保守，拘泥以守为战，以致坐失良机，如顺治十一年底，坐视李定国兵败广东，退往广西；又如顺治十三年对湖南战略要地辰州弃而不守等等。事实上，自顺治九年，南明与清廷的战争在西南出现僵局，直到十四年九月孙可望降清，这一僵持状态才被打破。而在此之前，对于南明武装，洪承畴不仅未能主动进击，甚至最终绝望到借病辞去，个中隐情需要予以澄清。这是否如孟森先生所说乃洪氏于南明永历尚微存天良一线之故[1]，也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所以我草成此文，谈谈这些问题。
恩施来历小考 王金海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西北与重庆市交界，南和南偏北与湖南省接壤，东邻宜昌，东被角连神龙架林区。区境南北长260公里，东西宽220公里。据清同治年《恩施县志·地理志》和《施南府志·地理志》等书记载，恩施上古时期为？君国地，春秋为巴子国，战国属楚巫郡，秦属黔中郡，汉属南郡，三国属吴，晋属建平郡的沙渠县，后周为施州清江郡，隋义宁初为施州清江县，唐属江南道，宋、元属清江县。清朝前，其隶属名称迭易无常。恩施之称始源于施王屯（又名蛮王寨，现恩施市舞阳办事处红庙居委会瓦店子处），据《恩施县志》载：“东晋末，桓无子诞窜蛮中，自称施王，筑城临施水，号施王，子孙袭王至后周，保定初年始平之，以其他地置施州，乃施王屯余地。”此事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到了元朝，建立了土司制度，在今宣恩县城关驻有一大土司，恩施市亦归所辖。因土司居于施王屯的南面，故得名“施南土司”。从此，历史上就有了“施南”之称。据同治《恩施县志》：“明设施州卫，雍正六年称施县，雍正七年改称恩施……”恩施之意，即雍正皇帝恩赐于施县之名，故名恩施。从元至清出四百余年皆系土司制。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设置施南府。民国初废府存县，民国四年设荆南道，十五年改为施鹤道，十六年设鄂西行政区。1949年11月6日恩施解放后，建立了人民政府，沿用“恩施”之名至今。
黄公望○王维雪渡图 摩诘仙游五百年，画称雪渡未能传。只因曾入宣和府，珍重令人缀短篇。
对儒学的歧视,在本质上跟地域歧视是一样的
阳曲县志说 《阳曲县志》清道光二十三年版第一卷正文第二页记载："阳曲之得名始于汉……隋隶太原郡，开皇六年文帝自以姓杨恶其曲之名，改日阳直。十六年改日汾阳，因汉故名。又分置盂县，大业初省，入汾阳，末年复日阳直，移至木井城。唐属并州，武德三年于隋之故城西四十五里又析置汾阳县，七年省，复日阳曲。"这个记载同《汉书》《后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地理志关于阳曲记载是一致的。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汉、隋、唐三朝期间曾三次叫当阳，两次叫过阳直，但最后都并于阳曲。现在阳曲县境内大盂镇的古城村、东黄水镇的故县村、侯村乡的石城村，均为阳曲、阳直、汾理县城的所在地。《太原府志》(明、万历年版)在古迹篇中记载："汾阳城在府城北七十里，汉为汾阳县，隋初改阳直，唐又改今名。"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第17-18页，隋大业八年的河东诸郡图上所标的"汾阳"正好在我县的东黄水镇的故县村。 　　阳曲在汉、隋、唐时期，有时一县改数名，有时一地分数县，但有一条始终不变，当时的汾阳、阳直、阳曲同在今阳曲这一地盘上。《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阳曲是："畿本阳直，武德三年析置汾阳县，七年省阳直，更汾阳为阳曲……有赤唐关，天门关。"文中所讲的赤唐关、天门关无论古进还是现在均在阳曲境内，说明古进阳曲与今阳曲大体是一致的。 　　阳曲在汉、隋、唐均有一个时期叫汾阳，这为许多史书所证明，但现在个别文章却说历史上就没有汾阳，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编印的《文史研究》总第25期第十二页发表的"汾阳王爵封地在今汾阳县"一文，文中说："因为遍翻史册，当时并无任何地方叫汾阳县。"本人没有遍翻史册，但偶看几本史册也可看到汾阳的存在。《太原府志》中关于汾阳记载前边已引出就不要重复引用。而《阳曲县志》(清·道光年版)第三卷载："汾阳城，旧志在县西七十里，汉为汾阳县，隋志太原郡，所领县有汾阳，旧曰汾阳，因汉故名也。"如果持无汾阳观点的作者没有翻阅《太原府志》和《阳曲县志》的话，下边的材料应该看到： 　　《前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太原郡县二十一，……狼孟，……汾阳……阳曲……。" 　　《隋书》卷三十，地理志记载："太原郡，统县十五，户十七万五千三。晋阳、太原、交城、汾阳……"，在汾阳下注曰："旧名阳曲，开皇六年改为阳直，十六年又改名焉，复分置盂县。"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中关于阳曲记载是："畿本阳直，武德三年析置汾阳县，七年省阳直，改汾阳为阳曲……" 　　《前汉书》《隋书》《新唐书》三本史册的记载均证明有汾阳县存在，而且汾阳与阳曲互为变化均为一地。 　　汾阳的存在与阳曲的变化不仅为史学所证明，而且也为地理学证明。古时从地理形态角度讲："水北山南曰阳，水南山北曰阴。"汾阳的意思是汾河之北，汾河从我省北部管涔山发源，基本是南北走向，一般不会出现水北水南之说。但汾河从源头到入黄河却有两处大的曲折，一处是从娄烦县的静游镇向东流去，经古交、下兰村到太原市城西后向南流去，在这一段就有水北水南之说，所以汉、隋、唐三朝时此处东西流向的汾河北岸一带就有汾阳县。另一曲折处是从侯马西折，经新绛、稷山、河津后入黄河，这一段因河流为东西流向也有水北水南之说，历史上有汾阴县在此出现。汾阳、汾阴两县可见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第17-18页，隋大业八年的河东诸郡图。 　　阳曲之名的来源大都以东汉应劭"河千里一曲，当其阳，故曰阳曲也"的解释为准，清道光二十三年的《阳曲县志》直书"阳曲乃汾曲之阳"，阳曲处于汾河的弯曲处，包括现在古交和上、下兰村均在清、明两代以前的阳曲县范围内，从宋朝时阳曲县衙已搬入太原城内，古时阳曲面积很大，分布在汾河的弯曲处，叫阳曲是有依据的，叫汾阳也有依据的。现在的汾阳县在唐肃宗上元元年叫西河县，因其在文峪河的西面，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改为汾阳县，叫汾阳的依据是不充分的。从所绘制图中可看出古时的汾阳存在于阳曲地界内。而且古时的汾阳，现在的阳曲所处的范围是汾河的一个特定区域内，就是东西走向的汾河北岸与汾河的弯曲处，而不是整个汾河所有地段，这均为史书和地理学所证明。 　　总之阳曲曾叫过盂、狼盂、汾阳、阳直等县名，有时一地分数县，有时一个时期一个县名，直到宋期才稳定下来，叫阳曲县。 作者： 郭相钊 2007-1-29 21:56
地域歧视在本质上是野蛮的 尽管制造者都认为自己很文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没治了
谢应芳：答管伯龄书 一别十年，相去几二百里。非惟会面之难，而书尺亦不能寄。清风明月，未尝不思玄度也。美上人自锦里来归，得手札并佳章。情谊蔼然，文藻灿烂，足见德业与年齿俱高，欣羡，欣羡。娄江之东，词林独步，又安得尊酒细论，如曩年终日竟夕之娱乎？然昔人有言，心亲则千里晤对。矍铄二老，扁舟往来，不消十数日程，相与访诸故人于三江五湖之上，以适其适，真吾辈馀生之乐事也。岁晚有兴，当践斯言，奉和来诗，聊抒情愫。鄙陋之辞，发一笑耳。令嗣过庭，烦道前悃，金陵往还，过敝寓白鹤溪上，可乎？儿辈曰木、曰森，皆为农横山之阳。废学可耻，蒙郡守过爱，举充江阴县学职，固辞不获，去有日矣。其如居者壁立何？故人垂念，故及之。馀不尽言，临书弛系。（《龟巢稿》卷十二）
谢应芳：答管伯龄书 一别十年，相去几二百里。非惟会面之难，而书尺亦不能寄。清风明月，未尝不思玄度也。美上人自锦里来归，得手札并佳章。情谊蔼然，文藻灿烂，足见德业与年齿俱高，欣羡，欣羡。娄江之东，词林独步，又安得尊酒细论，如曩年终日竟夕之娱乎？然昔人有言，心亲则千里晤对。矍铄二老，扁舟往来，不消十数日程，相与访诸故人于三江五湖之上，以适其适，真吾辈馀生之乐事也。岁晚有兴，当践斯言，奉和来诗，聊抒情愫。鄙陋之辞，发一笑耳。令嗣过庭，烦道前悃，金陵往还，过敝寓白鹤溪上，可乎？儿辈曰木、曰森，皆为农横山之阳。废学可耻，蒙郡守过爱，举充江阴县学职，固辞不获，去有日矣。其如居者壁立何？故人垂念，故及之。馀不尽言，临书弛系。（《龟巢稿》卷十二）
武强县历史沿革 虞舜之际，大禹治水后，分天下为九州时至周武强县地属冀州域。 春秋时期，武强县地属晋。 战国初，武强县地属燕，后属赵。 秦并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武强县地属巨鹿郡。 西汉初，武强县地北部为武隧侯国。《河间府志.世系志》记载：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举列侯功臣思食其封夫疥为武隧侯。武隧侯城在今田沙洼村西南。南部为武强侯国。《畿辅通志》记载：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封功臣严不识为武强侯。武强侯国在今李家城、吴家城村址处。《河北通志》记载：武强侯国至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国除。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武隧侯国除，改为武隧县。治所在武隧侯国城邑，属河间国。武强侯国除后均属武隧县。 新莽时期，武强县改名为桓隧县。 东汉时，建武初年（公元25年），又封王梁为武强侯国。建武二年（公元26年）国除复归武隧县。同时，武隧县改“隧”为“遂”，称武遂县，属安平国。 三国时期，武遂县属安平郡。 西晋时，武遂县初属安平国，后改属武邑国。晋惠帝分武遂县，析属武强县名之始。县城治所在原汉侯邑武强城，今李家城、吴家城村址处。武强县之得名有二，据《畿辅通志》载：是因汉古城以得名。据《武强县志》记载：因有武强山（又名弓形山，已沦没）而得名。武强县始属长乐园。 东晋十六国时期，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武强县和武遂县同属武邑郡。 南北朝时，北魏皇始二年（公元397年）于武强县境内，今旧城村址处筑郡城。皇始三年（公元398年）迁武邑郡于武强。辖武遂县、武强县。神瑞二年（公元494年），撤销武强县并入武邑县。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复置武强县。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废除武邑郡，撤销武遂县并入武强县。原武邑郡址改为武强县县城。复属长乐国。 隋时，武强县属信督郡。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武强县归属冀州。贞观元年（公元674年）属深州，唐末又属冀州。 五代十国时期，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县治所往北迁五里在今街关处重建武强城。《武强县志》记载：周显德二年冀州刺史张辉始建今治。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武强县仍属深州。 元时期，太祖十九年（公元1224年），于武强县升置东武州，属真定路。辖武邑县、静安县。太宗六年（公元1234年），撤销东武州恢复武强县建制仍属深州。十一年（公元1239年），割武强部分属祁州。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恢复武强县改属晋州。 明朝时期，初，武强县属正定府。永乐年间建都燕京时改为滹川郡。后仍名武强县，属晋州。 清代，百余年循明制，武强县属晋州。雍正二年（公元724年），武强县改属直隶省深州。 中华民国期间，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武强县直隶省深州。中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州制废，改为道制。武强县属直隶省冀南道。中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冀南道改名为大名道，随之武强县属大名道。后改属真定道。中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七月，直隶省改为河北省，武强县属河北省。中华民国十八年，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暴发后日寇南侵，国民党仓惶南逃，从而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对武强的反动统治。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武强县属冀中第八专区（河间），一九四六年改属冀中第十一专区（辛集）。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强县属河北省衡水地区。一九五一年，武强县人民政府从武强（今街关）迁驻小范。 一九五二年十月，武强县改属河北省石家庄地区。 一九五四年六月，武强县属河北省沧州地区。 一九五八年，撤销了武强县建制并入献县，属沧州地区。后改属天津市管辖。 一九六O年三月，武强县区域改并入深县，属河北省石家庄专区。 一九六二年一月恢复武强县建制，属石家庄专区，七月改属为衡水地区,后属衡水市至今。
从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看清代直隶农村的银钱流通 张玉 [摘 要]清代民间银钱流通、银荒以及银钱比价，历来为学者所关注，见仁见智。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提供了清代直隶农村银钱流通方面的珍贵史料，可供学者参考。 [关键词]清代；契约文书；银钱流通 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1]中，有清代契约文书90张，加上张氏先祖抄录在簿册上的与现存契约内容不同的11张抄契簿，共101张。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买卖、典当房地的契约文书，共95张，占清代契约的94%。在这些契约中，每一张都有当时交换媒介——白银或铜钱的记载，真实反映了清代直隶地区银钱流通的史实，具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笔者予以整理，不揣浅陋，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供同仁学者参考、研究。 一、民间土地买卖中的银、钱流通 将张氏家族买卖、典当房地的契约文书按时间顺序排列，十分清楚看出清代银钱流通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初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以钱交易；第二阶段，康熙四十九年（1710）至嘉庆二年（1797）以银交易；第三阶段，嘉庆五年（1800）至清末再次以钱交易。 （一）见于契约文书中的清代银两 康熙四十九年（1710）至嘉庆二年（1797）的88年间，共有土地买卖契约以及抄契簿49张，除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上手契和乾隆五十九年（1794）白契记载以铜钱交易外，其余的47张地契，全部记载以银两交易。 关于银两称谓，在49张契约中，或“每亩价银××两”、或“共价银××两”，只有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二日张钦出卖与张廷宽庄基的红契中，有“言定共价文银贰两”。“文银”应为“纹银”之误，“所谓纹银，它是习惯上对白银的泛指名称。”[2]（P297）可见，清代，在直隶束鹿县农村，对白银的称呼为“银”，另外，在京师、京畿地区，无论寺院地契、[3]旗人满文房契、[4]固安农村房地契，[5]皆直呼一“银”字。不若一些地区白银有“元丝”、“水丝”、“元槽”、“方槽”、“盐撒”等复杂繁多的别称。[6](P537) 清代承袭明朝的货币制度，实行银钱并行，“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凡一切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则用银。”[7]（考5002）史学界也普遍认为，“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8]张氏家族契约文书反映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见表1）。 表1 康熙四十九年(1710)——嘉庆二年(1797)土地买卖用银情况表： 表中可看出，1-5两白银交易次数占全部土地买卖的近30%，5-10两白银交易次数占21.3%，两项小额交易次数占全部土地买卖的51.1%。若把30两以下作为小额土地交易，则占到了全部土地买卖次数的83%。交易额最高的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上手契，超过百两。另一交易额较高的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地契，交易额达90两白银。较高的还有乾隆三十一年（1766）一例，为50两白银。这三次土地交易只占全部土地买卖次数的6.3%。 这些数字说明： 一、清代直隶束鹿县农村的银钱流通，完全受着市场经济杠杆的支配。随着社会上白银流通量的增加，在土地交易中，无论数额大小，全以白银为交易媒介。只有流通领域中，白银减少出现银荒时，民间土地交易才使用铜钱。这与“凡一切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则用银”之说似不完全相符。 二、康熙四十九年（1710）至嘉庆二年（1797）土地买卖使用银两的88年间，正是清代历史上最繁盛的“康雍乾盛世”。此时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同时解除海禁，国外白银不断流入中国，白银数量增加，恢复了其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地位，即使在广大农村，白银也普遍流行。这符合清朝统治者“用银为本、用钱为末”的货币政策，反映了“康雍乾盛世”经济良性发展的状况。 白银作为交易媒介，最后出现在张氏家族契约文书中，是清后期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十一日张李氏出卖庄基与张仁发的粘有契尾的红契，“言明共卖价银拾伍两”，此后直到民国年间，“白银”、“银”在地契中再没有出现。虽然，张氏家族契约文书反映的是直隶束鹿县农村货币流通现象，但窥斑见豹，从明代确定的白银成为普遍流通货币的制度，在延续了四五百年后，至此寿终正寝，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黄溍○滦阳邢君隐於药制芍药芽代茗饮号曰琼芽先朝尝以进御云【录二 芳苗簇簇徧山阿，玉蕾珠芽未足多。千载《茶经》有遗恨，吴侬元不过滦河。春风北苑斗时新，万里函封效贡珍。羡尔托根天尺五，不劳飞骑走红尘。
王冕○冀州道中 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水土或匪昔，《禹贡》书亦殊。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涂。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寒云著我巾，寒风裂我襦。旴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土房桑树根，彷佛似酒垆。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野老欣笑迎，近前挽我裾。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叮咛勿洗面，洗面破皮肤。我知老意仁，缓缓驱仆夫。切问老何族？云是奕世儒。自从大朝来，所习亮匪初。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典故无所考，礼义何所拘。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馀。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躕。踌躕向苍天，何时更能苏？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
洪希文○读涑水司马公和金陵王半山烘蝨 文人语多工，徽纆自绳纠。啮虫至么麼，谓可悬户牖。胡为大车轴，贯心竟何有。御寇近道翁，纵此澜翻口。景略疏救时，袖此无用手。挂名青史中，遗笑传不朽。後世为美谈，姓字记谁某。二公廊庙资，力可扶宇宙。如何唱酬间，爬剔便絮垢。仁义蝨其官，有益国家不？三叹《商君书》，掩卷重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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