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911028456 37911028456
白居易后裔学者！
关注数: 3 粉丝数: 12 发帖数: 144 关注贴吧数: 0
大唐高官，百姓诗人（二）白坤堂 人生一世来去匆匆，谁都希望自己生活过得好，白居易也不例外。晚年的白居易栖心释氏，旁鉴老庄，儒、释、道三教兼容，耽于酒琴，纵情山水，应该看作是他晚年在“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的情况下的精神寄托和生活方式。白居易晚年的闲适生活，应该是无可厚非的。环境改变了，生活改变了，思想意识也会随之改变，说白居易的转变是一种人生悲剧，远不如说是一种人生角色的变脸，如同太阳光由霞光绚烂到暮色柔和一样。尤其人到了退休年龄，要求的就是富足闲适的生活，我们不应期望他们再去做青壮年时的工作。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只要自己感到很高兴，只要是充实的，对社会无害的，都是可以鼓励的。看一看今天那些离退休人们，生活方式千姿百态，生活内容丰富多彩，一个个过得有滋有味，我们不应该对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宽容一些吗？同时我们应该明白，白居易的闲适并不代表着他晚年的生活事事如意，白居易虽曾以“乐天”自栩，但从他有理想而不能实现来看，白居易实际上天天并不快乐。会昌元年（841年），已经七十岁的白居易回顾十余年的分司生活，深情地写下了《池上寓兴二绝》：濠梁庄惠谩相争，未必人情知物情。獭捕鱼来鱼跃出，此非鱼乐是鱼惊。水浅鱼稀白鹭饥， 劳心瞪目待鱼时。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 。濠，水名，在今安徽凤阳县境。梁，桥。谩，徒然。这两首绝句的含义是，不要只看表面现象，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第一首绝句是说，鱼儿跳出水面，表面看是鱼儿快乐，其实那是鱼儿受到了水獭的惊吓。第二首绝句是说，白鹭站在水里“瞪目”“待鱼”，表面看白鹭外容是“闲暇”，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实际是“水浅鱼稀”捉不到鱼，“白鹭饥”啊？这种“似是而非”的样子，“谁得知”？更深一层是说，表明看，白居易分司生活是潇洒的，其实他的心里并不好受，因为分司使他失去了兼济的平台，理想不能实现、抱负不能施展啊！我们更不能忘记白居易在他病逝的前两年，已经到了垂垂暮年、即将走完他的人生之路的当口，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静悟禅门，不问俗事，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老百姓。开凿龙门八节石滩足以印证白居易的心迹。龙门潭的八节石滩、九峭石，自古以来就是险隘之处，经过此地的船筏，往往搁浅、受损，白居易心里始终牵挂着这件事，退休后同道遇和尚一起“适同发心，经营开凿，贫者出力，仁者施财”，把自己最后一点力量用在开凿龙门八节滩上，终于使险路变成通津，实现了自己“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的心愿。如此善举和壮举，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就是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人？能说白居易晚年消极退隐、独善其身吗？这不是实实在在兼济天下吗？回顾白居易的一生，他矢志追求的，其实就两件事儿：为官和做人。为官，兼济天下；做人，独善其身。早期，特别是在任左拾遗时期，兼济天下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知”和“言”方面，主要是“唯歌生民病”，谏言陈己见；中期，特别是在三郡刺史任上，兼济天下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行”和“做”方面，利用手中的公共资源千方百计为百姓办好事、善事。至于分司东都（退居二线），再到七十一岁致仕（退休），他从实权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没有了兼济的平台，没有了公共资源，他只能以独善为主，但兼济之志仍在胸中，没有泯灭。白居易的一生，虽然随着生活经历的改变，其思想意识相应改变，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着其一贯性的。而且独善和兼济之间，也并不是不能调和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兼济是独善的目的，独善是兼济的基础。也就是他说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将兼济和独善看作两种不同的东西而割裂开来。事实上兼济和独善是白居易完整人格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如果具有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这个人肯定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反过来，良好的道德修养能促使其兼济胸怀的形成。白居易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采用不同的处世的策略，并不代表思想内在本质的改变，并不是兼济天下、独善其身人生观的改变，他是在通过处事策略的变化，适应变化了的外部世界，从而践行自己的兼济抱负。洛阳白园白居易墓前竖立的墓碑顶部镌刻的篆体“兼善”二字就精准地诠释了他的这种完整人格。 白居易距离今天有一千多年，追溯历史，还原真相， 拂去尘埃，驱散雾霾，白居易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大唐高官，百姓诗人；百姓诗人，大唐高官！
纪念白居易诞辰 唯歌生民，情系百姓，造福地方，兼济人生。
晚年的白居易 白居易晚年的闲适生活以及生活方式，应该是无可厚非的。环境改变了，生活改变了，思想意识也会随之改变，说白居易的转变是一种人生悲剧，远不如说是一种人生角色的转换，这种转换如同太阳光由早晨的霞光绚烂到黄昏时暮色柔和一样，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尤其人到了退休年龄，要求的就是富足闲适的生活，我们不应期望他们再去做青壮年时的工作，实际上身体条件已无这种可能。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只要自己感到很高兴，只要是充实的，对社会无害的，都是可以鼓励的。看看今天那些退休的同志，有人喜欢这，有人喜欢那，生活内容绚烂多彩，生活方式千姿百态，对今天退休同志这种情况不曾有微词，那么，对待晚年的白居易，是否也得宽容些呢？同时我们应该明白，白居易的闲适并不代表着他晚年的生活事事如意，白居易虽曾以“乐天”自栩，但从他有理想而不能实现来看，白居易实际上天天并不快乐。会昌元年（841年），已经七十岁的白居易回顾十余年的分司生活，深情地写下了《池上寓兴二绝》： 濠梁庄惠谩相争，未必人情知物情。獭捕鱼来鱼跃出，此非鱼乐是鱼惊。 水浅鱼稀白鹭饥， 劳心瞪目待鱼时。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 。 濠，水名，在今安徽凤阳县境。梁，桥。谩，徒然。这两首绝句的含义是，不要只看表面现象，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第一首绝句是说，鱼儿跳出水面，那不是鱼儿快乐，那是鱼儿受到了水獭的惊吓。第二首绝句是说，白鹭站在水里“瞪目”“待鱼”，表面看白鹭外容是“闲暇”，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可是又有谁知道“水浅鱼稀”捉不到鱼时“白鹭饥”啊？更深一层是说，表明看，白居易分司生活是潇洒的，其实他的心里并不好受，因为分司使他失去了兼济的平台，理想不能实现、抱负不能施展，他“中心苦”啊！“寓兴”是一种修辞手法，表明说的是一种情况，而实际上是另有所指。《池上寓兴二绝》表面上写“鱼跃”、写“待鱼”，实际上反映白居易自己苦闷无奈的心情。 白居易另外一首诗，名叫《啄木曲》：“莫买宝剪刀，虚费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剪不得。莫磨解结锥，徒劳人气力。我有肠中结，知君解不得。莫染红丝线, 徒夸好颜色。我有双泪珠，知君穿不得。莫近红炉火，炎气徒相逼。我有两鬓霜，知君销不得。刀不能剪心愁，锥不能解肠结。线不能穿泪珠，火不能销鬓雪。不如饮此神圣杯，万念千忧一时歇”。这首诗完全是他暮年衰病特别是对君王失望的痛苦的心灵反映。晚年的白居易厌倦了名利官场的争夺和追逐，开始了他优闲而苦闷的归隐生活：“年颜盛壮名未成，官职欲高身已老。万茎白发真堪恨，一片绯衫何足道。赖得君来劝一杯，愁开闷破心头好”（《日渐长，赠周、殷二判官》）。“穷贱当壮年，富荣临暮齿……悲哉可奈何，举世皆如此……往事勿追思，追思多悲怆……更若有兴来，狂歌酒一盏”（《有感三首》）。这些诗更多地表现了诗人“兼济天下”的理想不能实现时，在自我调整心态，使之暂时得到消解和达到平衡。借酒消愁，这是封建时代一个意欲有为于天下而不能的诗人多么无可奈何的选择啊! 我们更不能忘记白居易在他病逝的前两年，已经到了垂垂暮年、即将走完他的人生之路的当口，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静悟禅门，不问俗事，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老百姓。开凿龙门八节石滩足以印证白居易的心迹。龙门潭的八节石滩、九峭石，自古以来就是险隘之处，经过此地的船筏，往往搁浅、受损，白居易心里始终牵挂着这件事，退休后同道遇和尚一起“适同发心，经营开凿，贫者出力，仁者施财”，终于使险路变成通津，实现了自己“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的心愿。如此善举和壮举，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就是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人？能说白居易晚年消极退隐、独善其身吗？这不是实实在在兼济一方百姓吗？
我心中的白居易 回顾白居易的一生，从三十二岁的校书郎（国家图书馆的官员）起步，一直干到七十岁罢太子少傅（负责教育太子的官员），白居易矢志追求的，其实就两件事儿：为官和做人。为官，兼济天下；做人，独善其身。早期，特别是在任左拾遗时期，兼济天下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知”和“言”方面，主要是“唯歌生民病”，谏言陈己见；中期，特别是在三郡刺史任上，兼济天下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行”和“做”方面，利用手中的公共资源千方百计为一方百姓办好事、善事。至于分司东都（退居二线），再到七十一岁致仕（退休），他从实权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没有了兼济的平台，没有了公共资源，他只能以独善为主，但兼济之志仍在胸中，没有泯灭。白居易的一生，虽然随着生活经历，其思想意识相应改变，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着其一贯性的。而且独善和兼济之间，也并不是不能调和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兼济是独善的目的，独善是兼济的基础。也就是他说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将兼济和独善看作两种不同的东西而割裂开来。事实上，兼济和独善是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如果具有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这个人肯定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反过来，良好的道德修养能促使其兼济胸怀的形成。白居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采用不同的处世的策略，并不代表思想内在本质的改变，并不是兼济天下、独善其身人生观的改变，他是在通过处事策略的变化，适应变化了的外部世界，从而践行自己的兼济抱负。 在本文就要结束的时候，笔者突然想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会不会是古文的一种互文见义的表达方式呢？比如，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实就是文章诗歌应该为时事而著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会不会是“穷达都莫忘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呢？白居易一生为兼济独善而奋斗不就是佐证吗？。 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牵，诗为民所歌，事为民所做，这就是白居易！这就是胸怀兼济之志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白居易！ 封建官吏，百姓诗人；百姓诗人，封建官吏，看似互相矛盾，却集白居易于一身，这就是白居易！这就是胸怀兼济之志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白居易！ ，
再说白居易父母的婚姻——白坤堂 一些人在诟病白居易时，连他的家人也不放过，说他的父亲白季庚娶外甥女作妻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百家讲坛》2012年第17期发表的署名文章——白居易之母：畸形婚姻——就是最近的例子。白居易父母的婚姻真如署名文章所说，是“舅和外甥女的结合”吗？ 白居易父母的婚姻千年来并没有什么人提出质疑，到上世纪四十年代 罗振玉(注1）的《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后丁戊稿》才出现了“舅甥配说”。罗振玉仅仅从年龄上的差异就断然得出“唐人娶甥为妇，可骇听闻，其出白乐天先人，尤可骇也”的结论，这实在有点偏颇。难道当姑姑的就必须要比当侄子的年龄大吗？年龄悬殊就必定会“娶甥为妇”吗？陈寅恪(注2）1949年6月在《岭南学报》上发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对罗振玉的舅甥配说极为欣赏，他明明知道“在唐代崇尚礼教之士大夫家族，此种婚配则非所容许”，却硬是要说白季庚“娶甥为妇”“其说虽简，然甚确”。 对于罗、陈之说，岑仲勉（注3）早已提出异议，他在《隋唐史》下册（1957年版）中认为，白季庚夫妇“不过中表结婚，绝非舅甥联姻”。他说： “如果依罗、陈说，陈白氏是鍠之女，则鍠娶‘河东薛氏，夫人之父讳薛俶，河南县尉’，陈白氏志应云‘其出河东薛氏，······河南县尉讳俶之外孙’。今乃云‘其出昌黎韩氏，······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此为陈白氏非鍠女而温女，亦即季庚非舅甥联姻之铁证’。”（注4）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如果像罗、陈二人说的那样，陈夫人白氏是鍠的女儿，鍠的夫人是河东薛氏，她的父亲是河南县尉薛俶，这样一来，陈夫人白氏的墓志就该这样写：“其出河东薛氏，......河南县尉俶之外孙”。“河东薛氏”与“昌黎韩氏”是两位不同地方的女性，“河东薛氏”是白季庚的母亲；“昌黎韩氏”是陈夫人白氏的母亲。如果陈夫人白氏是鍠女，则陈夫人白氏的母亲应为“河东薛氏”，而事实上白居易为陈夫人白氏撰写的墓志却是这样写：“其出昌黎韩氏......韩城令讳钦的外孙”，这恰好就是陈夫人白氏不是鍠女而是温女、也就是季庚不是娶甥为妇的铁证。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再没人提及这件事。一九八二年顾学颉（注5）先生在《白居易世系·家族考》（注6）中才又论及。他全面支持罗、陈之说，而且对岑氏之说予以反驳。顾学颉先生以白居易外祖母的墓志铭中“惟夫人在家，以和顺孝父母，故延安府君视之如子”和“洎延安终，夫人哀毁过礼，为孝女”为证，断言陈夫人白氏为白鍠之女，与白季庚是兄妹关系，说她的女儿白陈氏嫁给白季庚为妻，“不是舅甥又是什么？”指责岑先生“不顾文义和事实而强欲为白居易父母作辩护”。白居易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说白鍠“年十七明经及第，解褐，授鹿邑县尉、洛阳县主簿、酸枣县令。······明年，授河南府巩县令······大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殁于长安”，并没有白鍠曾任延安令的说法，至今也没发现其它文献资料有白鍠任延安令的记载。巩县令与延安令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人，顾学颉先生把延安令与巩县令白鍠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自己错了又指责别人“不顾文义和事实强欲为白居易父母作辩护”，更是错上加错。 蹇长春先生在2002年5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居易评传》（精装）里更是这样说：白居易“父与母乃亲舅甥婚配，······这在学术界虽尚有争论，但基本上成为定论，······之所以原则上赞同罗、陈二氏的意见，而不同意岑仲勉先生的意见，因为罗、陈的考据，是紧扣白氏的墓志，围绕着文献本身做文章，而岑先生（包括陈之卓）的考辩，则近于推论和假设，毕竟缺乏坚实的文献依据，因而令人难以置信”。 实际上岑先生关于白季庚夫妇“中表结婚”的论断，陈之卓先生的“考辩试正”都离不开白氏的《家状》和墓志，怎么能说岑、陈二先生的考辩“缺乏坚实的文献依据”呢？罗振玉的“舅甥配说”又依据的是哪些“文献”呢？
为什么删帖 我的《白居易的兼济独善思想》一文超过5千字，须分两次发。《白居易的兼济独善思想（一）》成功上贴，但《白居易的兼济独善思想（二）》被删，不知何因，请告知。
白居易的兼济独善思想（一） 白居易的一生， 儒家“兼济”、“独善”两种思想同时贯穿于白居易一生的思想中，并且互相渗透,看似矛盾冲突,实则并行不悖 ， 但兼济思想始终是贯穿白居易思想的主流。他在被贬江州之后，虽然 少 了谏官任上的锋芒，然而 随着 一步步 地 更成熟、更实际、更清醒。他有意针对政治处境的不断变化而改变“兼济天下”的方式 。 积极用世，兼济苍生的志向，并没有在江州之贬的打击或后来的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以后就此减退。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之举，仍是其积极用世的一种表现，是实现兼济理想的另一种途径，目的是为了在地方任上实施他的政治主张 ， 施展他的理想 。 但 不同的人士对他的思想有不同的 看法 。 一种看法是， 以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把白居易的人生分为两个时期，之前， 积极人生，乐意为民请命 ，兼济天下 ； 之后， 仕途失意，消极退隐 ，独善其身 。 另一种看法是， 把白居易的人生分为三个时期，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以前为兼济天下时期，思想积极；从四十四岁到五十五岁任苏州刺史为思想转折时期，兼济和独身兼 而 有 之 ；再从五十五岁到去世为独善其身时期。 还有 一种看法，也是把白居易的人生分为两个时期，但分界线不一样 ：以长庆二年白居易主动请求外放之际为分界线， 之 前 ， 虽然有起伏，但总体来说是积极的，以兼济为主； 之 后 ， 则消沉下来，以独善为主。
一幅对联 白坤堂 一歌一行动天地 亦仙亦官昭古今
白居易诗文中的故事——燕子楼——白坤堂 燕子楼 燕子楼是唐贞元年间武宁军节度使张愔镇守徐州为其爱妾盼盼所建。因该楼飞檐挑角，状似飞燕，并且每年一到春天多有燕子栖息于此，故得名燕子楼。 盼盼何许人？《明统志·徐州府》载“燕子楼在州城西北隅。唐贞元中尚书张建封镇徐州，有妾曰盼盼，为筑此楼以居之”。说盼盼是 张建封的妾，早已有之。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说：“燕子楼事，世传为张建封，按建封死在贞元十六年，且其官为司空，非尚书也。尚书乃其子愔”。清张宗泰《质疑删存》认为，说盼盼是张建封之子张愔之妾是对的，但说张建封不曾任过尚书，是不对的。事实上，张建封于贞元七年就进位检校礼部尚书，只是在贞元十二年又加检校右仆射，既加右仆射就不能再称尚书了。白居易在贞元二十年春在校书郎任上“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这里的“张尚书”指的就是张愔。因为张建封已经在四年前的贞元十六年就死了且张建封死后张愔为留后，授武宁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白居易又说：“徐州故尚书有爱妾曰眄（宋以后多写作盼盼）”（见《白居易集》《燕子楼三首并序》）。白居易作《燕子楼三首并序》是在元和十年、张愔死去八年之后，所以有“徐州故尚书”之语。由此可知，盼盼是张愔妾无疑。　千百年来燕子楼屡毁履建，基址几经变迁，历经沧桑。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朱全中攻打徐州，徐州行营兵马都统溥(彭城人，曾任武宁军节度使)战败，携妻子登此楼自焚而死，楼亦被烧毁。此后，州人思念关盼盼为人，多次续建续修燕子楼。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953年)，重修燕子楼于城西北隅。清光绪九年(公元1833年)，徐州知府曾广照移至城西南隅城亘上重建。光绪十五年(公元1819年)，徐州道段喆又迁建于城西北隅。 　　1914年重修。1928年城墙被拆除，此楼亦被毁坏。1932年，又于西南隅重建，日伪时期拆楼改建平房，遂使千古名楼再次湮没。 　　1985年，徐州市人民政府在云龙公园知春岛上重建燕子楼。 把燕子楼、盼盼与白居易联系起来的是白居易在元和十年写的《燕子楼三首并序》，白居易在序里把为什么要写燕子楼诗说得很明白，就是“爱缋之新咏，感彭城旧游”。然而令白居易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竟因此而蒙冤千年！近年来甚至有人要拍电影，继续让白居易蒙冤！ 请看2006年9月11日中国徐州网——都市晨报的一则报道： 中国徐州网-都市晨报讯(记者 陆一鸣)自从《七旬老人希望“燕子楼”回“家”》的系列报道见报后，许多市民都致电晨报热线，在为徐州拥有这样的历史名楼感到骄傲的同时，也为这样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不能登上荧屏而感到惋惜。昨日上午，张润东老人再次来到晨报，表达了想写《关盼盼》剧本的愿望。 张老先生告诉记者，他有一肚子的关于关盼盼、张愔及燕子楼的故事，都是听他大 爷爷———清朝光绪年间一位汪姓老举人所讲诉的。当他还是孩子住在豆腐巷的时候，汪姓老举人已经80多岁了，这位精通日语和英语的老举人是研究文史的，尤其是对关盼盼的历史很清楚。据老举人介绍，出生在唐朝贞元年间的关盼盼本不姓关，其家是西安的一官宦家庭，因为关盼盼之父知晓了朝廷大员谋财害命的秘密，被追杀逃至徐州的一远亲家中，当年关盼盼12岁。为了避免再次遭到迫害，关盼盼之父遂以其远亲家所住关庄的名字改姓为关。虽然关盼盼一家远逃至徐州并隐姓埋名隐居下来，但关父得罪的朝廷大员还是很快就不远千里追过来，最终将关盼盼的父母杀害。父母被害后，不到13岁的关盼盼就被其远亲卖至烟花场所———西博墙。 长相甜美再加上其出身书香门第的良好修养，琴棋书画俱佳的关盼盼很快就成为红极徐州、卖艺不卖身的艺妓，追求者、求婚者更是踏破了门槛，但是关盼盼都不为所动。当时徐州有一位姓王的守备愿出千金欲纳关盼盼为妾，也遭到了无情的拒绝。不到19岁的时候，关盼盼遇到了徐州守帅张愔，虽然张愔比关盼盼大10岁，但其风流倜傥的外表再加上高尚的人品深深打动了关盼盼的心，后成为其妾氏。为了表达对关盼盼的爱，张愔为其修建了燕子楼。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妻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白居易听闻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并在十天后绝食身亡。　　剧本写就赠送相关部门
《解读白居易》系列——白居易先祖扑朔迷离原因之浅释 关于远祖，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云：“白氏芈姓，楚公族也。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白居易的远祖是白公胜，近祖是白建，白居易记述得 清清楚楚。<?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意思是说，白氏出自芈姓，楚太子建之子胜以他的封地白邑（今河南息县）为姓，从此便有了“白”姓(见《白居易集》第441页）。 关于近祖，白居易在《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云：“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中又云：“初，高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韩城县”（见《白居易集.第442页》。 可是原本清清楚楚的事情，在五代以后却变得扑朔迷离，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白居易还因此受着责难。一九八二年顾学颉（1913——1999）就在他著的《白居易家族·世系考》中说：“白氏，古代出自何姓，白居易自己和《新唐书》所说不同。前者说：‘白氏芈姓，楚公族也’，后者说：‘白氏出自姬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分歧呢？其实，《新唐书》也是根据白居易….所撰的《事状》所述推读而来，《事状》说：‘……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新唐书》就根据 ‘白乙丙’这条线索往上推，说白乙丙是孟明视之子，百里奚之孙；而百里奚是‘虞’国的公族；虞是姬姓….因此，白氏出于姬姓。——芈姓和姬姓，两说同出一源，而结果却互相分歧，实际上都不可信。”就这样推来读去顾学颉“推读”出“始作俑者，还是白居易本人。”到底谁才是“始作俑者”？顾学颉错误地解读白居易的《家状》，把“乙丙已降”当做了白乙丙（关于这个问题，下面接着讨论），反倒把“始作俑者”的恶名加在白居易的头上，这不能不说有点武断了吧。追根溯源，造成白居易先祖扑朔迷离的“始作俑者”非欧阳修莫属。就是他首创“白氏出自姬姓”说，他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简称《新表》）中说：“周太王五世孙虞仲封于虞，为晋所灭。虞之公族井伯奚媵姬于秦，受邑于百里，因号百里奚。奚生视，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后名，故称孟明视。孟明视二子，一曰西乞术，二曰白乙丙，其后以为氏。”这段话与《史记·秦本纪》中的有关记载有两处明显不符。《史记·秦本纪》记载“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又记载“（秦穆公）遂发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欧阳修错把虞之大夫百里奚说成虞之公族，又把 蹇叔的儿子白乙丙误为孟明视的儿子，使其摇身一变成了白居易的先祖，从而使白居易的先祖变得扑朔迷离，给后人研究白居易的家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宋代学者陈振孙在《白文公年谱》中针对白居易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巳降是也”这四句话说：“白乙丙为秦将，去白公二百年，则反以为胜之后裔，又何其考之不详也！”意思是说，白乙丙比白公胜早二百年，白公胜应是白乙丙的裔孙，白居易却把白乙丙当作白公胜的儿子了。“又何其考之不详也”，不仅仅是指责白居易考察不周，更有伪造祖宗之嫌疑，只是没有明说而已。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中云：“白氏，唐白居易自述家状曰：出于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巳降是也。白乙丙见于僖之三十三年，白公之死，则哀之十六年，后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谓乐天不考古，一至此哉！”顾炎武的说法与陈振孙的说法基本一致。 陈振孙和顾炎武“谓乐天不考古”，那是错说了白居易，错就错在他们二人听信了欧阳修的说辞，错在对“乙丙巳降”的解读上。“乙丙巳降”里的“乙丙”并不是欧阳修在《新表》里说的白乙丙，“乙丙巳降是也”这句话是带语气词“也 ”的判断句，“是”是指示代词，指代白公胜“奔秦”的儿子“乙丙已降”，决不能望文生义说白乙丙已经投降了（秦国）。当代著名学者丁光训先生在《标点是眼睛》一文里有一段极其精彩地论述，特地转录于下以飨读者：
1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