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格瓦那 中国格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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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 遇 那天,我坐在驶往省城的班车上,正迷迷糊糊、前仰后合的打盹呢,突然背后一个很响的声音嚷得我吃了一惊:“哎,章彦文,老同学,你也在车上——前天我还读您新作呢!”被这么一震,我从懵懂中醒过来,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一位中学时的同学,后来他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沿途某县文化部门。他惊惊乍乍的脾性,因相距很远而很久没有领教了。“最近的这篇,是不是叫《打工女孩》系列,发在东北那本杂志上。我要说,你用的原型,有我们当年班上那几个女孩的影子,对不对?——师傅,请停车,我到了;老同学,有空来玩。”然后,风风火火地下了车。 目送着老同学的背影,我有些飘飘然,这时发现我的前座——一位妙龄女孩正向我灿然的笑呢。我一怔,坐上车这么久,怎么就没注意前座坐着这么一个漂亮女孩呢?看来我老了,不然视觉怎么这么不灵敏呢?“您就是章老师?”她终于问我,声音清脆悦耳。想来,她是被我那同学的大嗓门给惊动了。我凭感觉猜出,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多年来,我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凡愿接触迂腐木讷如我辈的写字人者,必是文学爱好者无疑。再说时下,斯文扫地,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就只有娇情兮兮的他们才会关注文艺和铅字。象我那位老同学,若不是在文化部门供职,怎么会去注意那常常只有图书馆才订的文学期刊呢?女孩接着谈起了我的某篇小说,说了一些赞扬的话。因为我是个俗人,这些话,照例我是爱听的,而且揣摩着:接下来,她要问我单位、住址,以便今后找到我的单位了……这时,我看到她的邻座,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在拉她的衣襟,暗示她把耳朵附过去。她不情愿地照着做了。妇女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几句:“……写东西的人都是骗子,你太年轻,可别被他……”我发现女孩肩膀猛然颤抖了一下,迅速回眸瞟了我一眼,然后把头伏向膝盖,双手叉进头发。幸而,我没有自我吹嘘一番,否则我成色鬼无疑,我庆幸地想。不久,女孩到目的地要下车了。她低头走到车门前,停了一下,然后毅然下了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垃圾可以吃吗? 垃圾可以吃吗?有一位做中学教师的女友(准确应该称为女性朋友吧?如冒犯,请她恕罪)),最近向我讲了他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我教的是初中一年级,还是一个班的班主任。一次,我在上课时发现一个学生在哭,而他旁边的同学则捂着鼻子,好象他的身上臭不可闻似的,都是一副欲躲不得的样子。同学之间的恶作剧我见得多了,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课后,我找了那几个同学到办公室谈话。经过我的调查,原来是因为那个哭泣的同学,父母都是拣垃圾的,其中一个同学,和他家是熟悉的。他向同学们讲,那个哭泣的同学家是靠拣垃圾维生的,还说,他父母不仅是拣垃圾,而且还吃垃圾呢!这样,邻桌的几个同学就跟着起哄,说他太脏了,要那个哭泣的同学搬到教室的最后面去,有的同学甚至赶他,要他滚出教室。“我在班上,严肃批评了少数学生歧视同学的言行,并让那名顽劣的同学写了检讨书。但是,我却不知如何安慰那位受伤害的同学。不过,我以为这件事情这样就算完了——当时我想这样的事情,就让时光去淡化它吧。但是过了两天,那名受欺负的学生竟不来上学了。我又通过了解,原来是那几个学生,事实上仍然在背后嘲笑那位学生。“于是,我决定进行一次家访——你总不能让这孩子就此失学吧?何况他还是我班上一名优秀的学生呢!“我终于找到这名同学家。我在他家看到的情况,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差。那是一个城市边缘的所在。他家只有两间频临倒闭的两间瓦房,门前堆满了垃圾。我找到他家的时候,我的学生不在家。他的父母在那堆垃圾旁忙碌着,在难以避免的尘灰里,他们的样子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当我说明来意时,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无助和不知所措,后来他们终于低声地说,我们的孩子碍着谁了?那个孩子瞎说哩,我们捡垃圾,哪里就会吃垃圾?我们拣到垃圾,比如有些烂了的水果,是去了烂处,再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后……才吃的,不然,多可惜啊。说了,他们又明显感到自己的话有些不妥,有些失言,就住了口,沉默了。我不好再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呢?“出门时,我还是看到了我的学生,他一手提着垃圾,一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迎着我的目光,似乎是挑战地说:老师,我决定不上学了,我也要捡垃圾、吃垃圾哩!今后谁再说我,我就让他领教这个!随即,他举了举手中的镰刀……我问:“后来呢,他真的没有再上学?”我的这位女友摇了摇头,然后叹了口气。
我的激情你真的不懂 那天,我刚走进县城一家新华书店的大门,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位衣衫不整的年轻妇女直直地跪在地上,眼中满是惊恐和绝望,身边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而面对下跪的妇女,书店的女营业员正在不依不饶地对其训斥着……我顾不上什么文明礼貌,走过去粗声问怎么回事,女营业员正没好气,怪我多管闲事地白了我一眼,别过脸去不屑回答。跪在地上的妇女忙不迭倾诉道,我为孩子买书时,偷了几本小人书……我认错求饶了,可这两个大妹子就是不让我走。其中一个营业员截住她的话头说:哪个是你的大妹子,恶心,你这种人,也配!我弄明了原委,耐心地说:她固然犯了错,可你们有什么权力叫她下跪---你让她站起来说话。女营业员说,是她自己要跪的,这种人,就是贱!妇女低声下气地辩解道:我把身上带的钱都掏给她们了,可这两位……还要打电话报警!我不知为什么血朝上涌,但还是耐着性子帮着央求道:你们看在孩子的面子上,让她走吧。营业员说:这样便宜了她,不好好教训她一顿怎么行---她这样子对孩子也起坏样子!我管束着自己的情绪,道:她都是比你年龄大一截子的人了,难道还要你教她如何做人!你看让孩子吓成这样,还说怕影响孩子!我看这样吧,你们俩也跪下试试?营业员立即生了气,一副饶不了我的样子道:你是谁?这么跟我们说话!我再也按耐不住自己,也提高声音嚷起来:那么你以为你是谁?可以随便让一个人下跪,而不生一丝恻隐之心?告诉你,别看我与你一样的衣冠楚楚,要是我贫困,要是我看着别的孩子有大摞大摞的小人书,而我买不起给孩子,我就会痛恨富人,痛恨这些富丽堂皇的书店,我就会成为暴徒,与你们同归于尽!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肯定很疯狂。总之,我的话构成了威胁,加之我说话时,围观的人们越来越多,而且人们竟都站在我这一边,异口同声地指责营业员的过分。这样营业员只好理亏的败下阵来,我趁乱让那个妇女和孩子快走,使她们终于脱身……。事后想想,我有些后怕,幸亏书店不充斥富人,不然那天顾客与营业员结成联盟,肯定要招来警察,而警察是些什么人,还不是一样的不待见穷人……唉,不过,这还不是穷人的一种无奈!
乌克兰餐厅的"人民演员"们   作者:杨亮庆   本地有一家著名的乌克兰风格的西餐厅,近日,我和友人慕名前往。   席间,有一支身穿前苏联军装、胸佩卫国战争勋章、腰别皮手枪套的合唱团,他们前往各个餐台,为顾客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等前苏联歌曲。他们英姿飒爽、意志高昂,每点一首歌,收费人民币50元。   我问酒保,这些上了年纪的欧洲人从哪儿来,酒保很不屑地说:“你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他们都曾经是苏联的著名歌唱家,获得过‘人民演员’的称号。苏联解体后,他们在国内生活得不大好,就来到我们餐厅表演。”   “他们竟是前苏联的艺术家!”我这时想点一首《三套车》,却被友人制止了。友人说,“我们没有资格只花50块钱,就让这些艺术家给我们唱歌。”   我低头吃饭,这支合唱团却围着邻桌高唱起了《喀秋莎》,人们欢娱地手舞足蹈着,兴奋异常。那一排排整齐的勋章,在水晶吊灯的映照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有点刺痛我的眼睛,也刺痛了我的心灵。   我不由得想起了刚刚去世的叶利钦。这位被西方世界看作是“俄罗斯民主之父”的前总统先生,在普通民众看来,却未必是完美的。   国内有媒体派记者前往莫斯科报道叶利钦的葬礼,一位60多岁的退休教授对中国记者说,“我一直就不喜欢他,他毁了我们的生活,他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退休金是多少?我的退休金是多少?这就是他所说的民主吗?”另一位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告诉中国记者,“我是不会参加他的葬礼的,让那些想去的人去参加吧!我还要生活!”   在我看来,乌克兰餐厅的人民演员们,60多岁的退休教授,生活窘迫的莫斯科街头的出租车司机,在国家风雨飘摇、社会激烈动荡之后,他们的境遇是一样的。   出租车司机失去的,是国家的给养、稳定的收入、不错的福利;人民演员和退休教授失去的,则是国家的认可、体面的身份、优雅的生活。当国家都不存在了,国家对个人的认可、奖励、承诺,顿时灰飞烟灭。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叶利钦去世后,人们对他毁誉参半的原因。   作为一名杰出的领袖,他的“休克疗法”拯救了俄罗斯经济。现在,在某些领域,俄罗斯又能同美国抗衡。但是,“休克疗法”的受益人,是俄罗斯一个个日渐跋扈的媒体大亨、石油巨子、金融寡头,它戕害的,恰恰是最没有能力应变社会动荡的普通民众。   历史无法重演,我也没有能力设计出一个比“休克疗法”更有效的改革方案,令俄罗斯民众承担更少的代价。但是,任何社会的变革或改革,都不应由普通民众来承受代价。改革者至少应做到,瞻前顾后、广采众议,以把对民生的损害降到最低。 编辑: 刘恩峰 稿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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