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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4）第三部分（三）“工厂政体”：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研究的一个立足点 “工厂政体”（Factory Regi me）的概念来自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一书中他提出并且系统地论述了“工厂政体”（Burawoy，1985）。按照该书的界定：“工厂政体”包括了对工厂和劳工进行研究的四个基本维度：第一，劳动过程；第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第三，市场竞争；以及第四，国家干预。在这里：劳动过程”是指工人在工作现场的直接生产活动及其在此种生产活动中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是指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不同方式。按照布洛维的说法，这两个维度都是“微观层面的”。“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是具体的工厂制度外部的两个“宏观层面”的因素。 “市场竞争”是指对于资本家的竞争压力，此种压力会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改进技术和调整生产组织，而“国家干预”则包括国家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的治理手段。各式各样的工厂和工人正是在这些制度背景下运作的。在我看来，布洛维的 “工厂政体”范畴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立足点。它有助于实现前述的两个转变：返回到生产现场，返回到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工人本身，与此同时又不至于陷入微观场景不能自拔，而有能力从微观过程一步步地扩展出去，将工作现场的具体活动和斗争与工厂外部由市场和国家造就的各种制度安排联系起来，思考它们对工作现场的具体作用和实际影响。在这里，工人的生产行动与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微观场景与其宏观背景，都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后者通过前者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沿着不同的路径开展；又由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进度和策略的不同，造就了全社会遍布各种类型的“工厂政体”，从产权形态到劳动过程都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无论是从农民转化而来的“农民工”，还是经过一系列的沉降过程而被重新塑造成工人阶级的前国有企业工人，当他们被输送到不同的“工厂政体”之中时，就在这些不同的熔炉里被锻造成型—被锻造成不同的工人阶级片断。正如布洛维指出的：有多少种不同的“工厂政体”，就会产生出多少不同的工人阶级。描述和认识这些不同的工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他们的阶级特点和行动逻辑，正是面对转型期的工人阶级再形成研究的主要任务。『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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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4）第二部分（二）劳工研究的三个理论透镜和比较分析通过具体翔实的“民族志”研究，探索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再形成问题，不仅要将问题置放在两次“大转型”的背景之下来考虑，不仅要具有社会学独特的问题意识，而且还要使用社会学所积累的相关理论。“劳工社会学”（sociology of labor）为我们研究转型期的工人阶级再形成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众多理论模式。透过这些模式，就可以把先前仅仅从流动和社区’角度出发的农民工研究纳入到阶级形成的框架下，进行更有力度、更力深刻的分析。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适当地利用比较方法能够增进理论模式的分析力度。因此，除理论模式之外，农民工研究还需要建立比较的视野。通过比较才能彰显转型起点上不平等的基本制度安排及其对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影响—由于这些不平等的制度安排，造成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呈现出同一个过程具有两个不同侧面的表现。在转型起点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改革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表现界限分明的城乡对立和工农差别。一个老生常谈的论题是国家依据中心城市实现工业化的战略，将产业工人阶级集中在城市，由国家以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比较全面地覆盖起来；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居住在乡村地区，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很少受惠于国家提供的福利，而且不允许随意流动。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建设市场社会的目标，经济体制的改革、大量外资的涌入、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所有这些都促使原来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开始沿着各自不同的道路、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向着市场社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演变。一方面是原有的国有企业职工被一步步地纳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流出农村的农民进入工厂，被锤炼和锻造成工人。我们尽可以沿着西方社会学“劳工研究’的称谓方式，将原来的工人叫做老工人”，而将农民工叫做“新工人”，尽管这两者的含义都还与西方有所不同。我们发现，借助劳工社会学的三个理论透镜，可以看到“老工人”和“新工人”至少在三个方面是有所不同的，而这种区别决定了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不同片断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和不同的行动能力。

话题如下：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4）第一部分四、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理论思考国内社会学涉及转型期的工人阶级研究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对于农民流动’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流动’即成为社会学普遍关注的课题，围绕着这个题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数不胜数的文章和著作探讨了 “农民工”的迁徙、工作和生活状况。另一个部分是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的研究。众多调查报告研究了国有企业转制及国企职工的下岗、失业、日常生活及抗争意识。所有这些研究都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丰厚的基础资料。本文将主要立足于对“农民T’的研究，通过引入社会学的劳工研究理论’的若干范畴并在与国有企业职工研究的比较中，尝试通过重建整个研究问题而把当前的农民工研究纳入到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框架之中。（一）“农民工研究’亟待实现“两个转变’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关于农民工的研究著述，近年来已有一些综述性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概括。例如，有论者试图从这些研究成果所涵盖的理论模式角度加以概括，从“农民工流动’研究中归纳出“社会分层与流动”“冲突与失范’“人的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社会网络’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五个不同的理论范畴（王毅杰、王薇，2004）。而一篇更老到的评论则着重于结合“社会流动’的范畴，突出了不同的研究发现及其意义（谭深，2004）。但无论如何，这些评论都还没有把农民工的研究直接纳入“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视野之下。这当然不能由评述者来负责任，毋宁说，是现有的那些研究欠缺明显的阶级分析取向。虽然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农民工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或“新产业工人”的论断，但那似乎更多地只是下了一个判断，其具体内容则与工人阶级分析相差甚远（参见谢建社，2005）。1.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实际上，对农民流动的过程和特点的研究，的确是近年来农民工研究的重点。但是，众多大样本量的问卷调查所提供的数据，固然试图提供农民流动的总体性画面，而这无疑有助于对农民大规模流动这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似乎突然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全景式把握，但这种数据分析和量化描述也把农民工变成了一个抽象而庞大的社会范畴。根据统计数据，八千万甚至一亿两千万农民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像候鸟一样的大规模定期迁徙，虽然足以使人们受到震撼并留下深刻印象，但这些农民毕竟不是被当作具体的、历史的、正在生成中的具体阶级成员来描述，而是作为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老幼、没有具体面目的“整体范畴’来处理的。他们是“农民工一般”，是现实生活的抽象物。支配他们的行为的是各种一般法则，如*机械流动’等，影响其流动和生存条件的也是那些最为一般的制度安排，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等。由于在这种抽象水平上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0年之久的研究，因此如果我们对这种抽象的、一般化的研究表现出某种厌倦，实在说也在情理之中。为了推进对农民工现象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我们有理由再前进一步，提出第一个转换要求：从抽象工人”转换到具体工人”提供各种工人的具体形象，具体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以及描绘他们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实践逻辑。应当承认，在众多研究方法中，特别是“民族志’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具体工人”或‘具体的农民工’的形象。为了在学科中生产具体工人的形象，就必须引进现实的时空条件、生产场景、生活方式、制度安排、不同的男工、女工甚至童工，以及由不同的地域性所造就的包括地方方言在内的各种具体文化特点。一句话，必须引进曾经被‘科学规则’无情净化掉的各种有意义的细节。这样，在民族志中出现的农民工就不再是那种被抽掉具体内容的“类”，而是诸多有名有姓的、现实的、个别的“个体”，他们有思想，有情感，受着具体行动规则的支配，从事多种多样的生产活动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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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3）下半部分（三）工人阶级与现代社会的形成波兰尼在论说‘史宾翰连法’的影响时说道：废除史宾翰连法案是现代工人阶级真正诞生之日。他们切身的自我利益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但是不论他们将来的变化如何，工人阶级与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一起出现。（博兰尼1989/1957:188）按照波兰尼的说法，社会是阶级动员的产物，特别是工人阶级动员的产物。工人阶级为了保护自己，就必须反对商品化。自我调节的市场如此地威胁着工人的生存，以致他们为了克服由‘史宾翰连法’带来的软弱无力，就必须不是单个的而是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工人阶级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由此产生出自组织的社会关系结构。这种提倡阶级分析，主张现代社会产生于工人阶级动员的观点，是波兰尼对“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if线光爱】最真挚的爱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精致的眉眼，淡漠的神情，微长的头发下是一双如同深海般的蓝色眼睛一眼万年我的心在说，他是和我一样的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渐渐开始有了联系，和那天的冷漠不同，他是一个十分温柔又细心的人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会和我一样呢? 我想不明白在某一天的休息时间里，我鬼使神差的问出一个毫无厘头的问题 “光君，如果真实我是一个骗子，精心编织差谎言，如果被发现的话还有可能伤害到别人，这样的我，你还会继续交往吗? 我的内心开始紧张只需要一个回答，哪怕是一个字内心的声音不断在叫器着 “骗子!骗子!骗子!” 他写字的手的顿了一下 “会的” 他回答的毫不犹豫我没再说话，空气中归于死寂那一天，我偷偷的付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的心悄无声息的，像小说中的少女心事般光君，感谢你还愿意喜欢上这样残破不堪的我我们都是谎言的编织者果然我们是一样的人 ———————————————转自小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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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3）上半部分三、大转变时代的社会学面对两次“大转变’，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提出了看法。经济学关注的是市场本身的发育以及它如何促成旧经济体制的崩解；政治学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以及各种相关政治制度的改变。相形之下，社会学所关注的当然是“社会”，是相对而言区别于•国家’和 “经济’领域的社会生活本身，并且由此而形成面对“大转变’，特别是面对第二次大转变’的社会学的独特观点。但是，社会学关于•第二次大转变’的探讨却不是按照单一的路径展开的。在当今的众多流派中，我们看到至少有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至重要。一条导源于马克斯•韦伯，其自称”新古典的社会学（New dassical Socidogy）；另一条导源于马克思，其自称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dlogical Nrxism）。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根本就是走了一条弯路，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后者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基本的立场仍然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一）“新古典的社会学’ “新古典的社会学”所提出的问题是：在计划体制的废墟上建造市场社会，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是：曾经被韦伯寄子重望的工业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早已被毁灭了。当这些社会经历过“社会主义的插曲’后又重新踏上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时，有哪个阶级能够替代已被消灭的工业资产阶级，实现构造市场社会的任务呢？面对这个问题，塞勒尼、伊亚和汤斯利等试图借助“阶级重建”的方法给出答案。他们依据当代中欧社会转型的案例，提出由于•文化资本”在这些社会里业已取代“经济资本”，成为支配性的资本形式，因而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成为构建市场社会的主导社会力量。塞勒尼等人说道：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宽泛界定的知识阶层来子引的，该阶层致力于资本家社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事业。（Eyalet al.，1998.6）塞勒尼将他们的这一套理论称”新古典的社会学’，其意即在与第一次“大转变”中产生的“古典社会学”即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相比照：共产主义的衰落可以被理解成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束，以重访马克思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所研讨过的那些旧的研究基点。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议程，即为新古典社会学设定了研究议程。（Eyal et al•，1998:3 （二）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导源于马克思的研究路线即°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似乎要更为复杂一些。按照布洛维的概括，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本人的社会理论之后，其在发展过程中分化成两条支流，但最后殊途同归，共同走向一个终点。其中，第一条支流以列宁为中介而以葛兰西为终点，第二条支流以卢卡奇为中介而以波兰尼为终点。就是说，葛兰西和波兰尼分别代表了发展途程的两个端项，两者最后汇合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Burawoy,2003）。所谓‘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自然是彰显“社会’本身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虽说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论述。葛兰西和波兰尼都以区别于国家和市场的“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但是两者的角度又各有不同。葛兰西所强调的是“公民社会’，这种“公民社会”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得到界定的；波兰尼强调的则是“能动社会"（acive society），这种能动社会”是在与市场的搏斗中成长起来的。布洛维评论道：葛兰西的“公民社会”结合了国家以吸纳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挑战。因此葛兰西描述了资本主义内部从政治专政到政治霸权的过波••波兰尼的“能动社会”反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在这里是从市场专制到市场调节的过疲⋯•（Burawoy，2003,220）但是，正如布洛维指出的，虽然葛兰西和波兰尼都突出了“社会”本身，而且分别在与“国家’和市场’的互动中探讨了“社会’的运作逻辑，但“社会从何而来”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似乎仍然悬而未决，至少也是没有得到明晰的说明。葛兰西强调”公民社会”的功能—其导致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走向“霸权’形态，但却根本回避了“公民社会从何而来’的问题 Buroway,2003;221）。相形之下，波兰尼似乎比葛兰西前进了一步，他比较明确地提出一般而言是阶级和社会，特殊而言是工人阶级和现代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就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起点，从这里就可以把所谓“社会分析’推进到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的“阶级分析”。两人各自的观点如图1所示。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2（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二）麦克•布洛维及其“第二次大转变” 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左”右两派社会学家各自做出了不同的理论反应。福山宣告了 “历史的终结’：随着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放弃计划经济，人类的主流经济形态业已万宗归一，毫无例外地走向市场经济，内在于历史运动的根本张力就此消逝。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终结了（福山，1998）。抱持类似观点的社会学家还有伊万•塞勒尼。在一篇基于韦伯理论的研究文献中，塞勒尼及其合作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全都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狭窄理论框架之中（Kng &Szdlenyi，2004）。布洛维则接续波兰尼的观点，针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论断。布洛维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地转变经济形态，走向市场经济称作“第二次大转变’，并且就此提出社会学面临的新任务：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Burawoy，2000,693）在布洛维看来，虽然古典社会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地思考“第二次大转变’，但是他们特有的理论视角还是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提供了立论的根基。马克思关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新、旧阶级之间产生剧烈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涂尔干关于社会基本秩序从机械团绪”到’有机团绪”转变的观点，以及韦伯关于具有某种文化价值取向的新社会群体将会成为正在形成的市场社会建造者的观点，都是社会学理解”第二次大转变”的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是必须接续的历史传统和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例如，上述涂尔干的观点，在新的转型条件下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译 ‘从总体性秩序（tdtalitarian order）向公民秩序（civic order）的转变"（Burawoy,2000.69④。但是，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造市场社会是一回事，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又是一回事。两者的起点不同，所生成的转型逻辑自然也就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起点上，人们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国际背景、阶级结构、政权模式、社会制度安排和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而社会学家在理解”第二次大转变’时，也会形成众多不同的理论，突出此种转型过程的不同侧面。例如，同样是研究原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大卫•斯塔克比较注重路径依赖和社会网络的作用，而塞勒尼则似乎更强调社会精英的创新精神（参见Gabher & Stark,1997 Stark et al ., 2000 Szelenyi, 1988 Szelenyi & Kostello, 1996) • 但是，隐藏在不同的理论见地背后的却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区别，这就是研究者观察问题的立场和角度的区别。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谁是改革的动力？谁承担了改革的主要成本？谁享受了改革的主要成果？应该‘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地看待这种改革？众多社会学者如塞勒尼等显然是”精英论’者，在他们眼中，改革的动力显然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和掌握权力的各级政府官员。但另一方面，布洛维等重视的却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作用。（Burawoy,2000;Lee,1999）这至少向我们提示：面对“第二次大转变，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学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的角色和作用，而且更要目光下移，移向社会底层，移向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研究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

星野一家喵喵喵 @marillust ——转自夸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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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2）二、两次“大转变’：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社会背景（一）卡尔•波兰尼及其•大转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再次引起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社会学家们从尘封的历史档案中重新发现了《大转变》（Polanyi,1957/1944）和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Polanyi，e al，1971/1957）万。自那时以来，诸如’形式经济学’和”实体经济学”的区分，“市场’“再分配’和*互惠等三种组织生计活动的方式之类的概念和命题，又重新回到了社会学的书本里和课堂上。人们甚至挖掘出”嵌入性’概念并奉之”新经济社会学’的圭臬（Polanyi，1957/1944;Granoveter,1985）。人们还把波兰尼的一些文章编纂成册，单独出版（Polanyi,1971/1968，1977）。不过，起初大多数经济社会学家对波兰尼的著作似乎理解不深。斯维德博格就曾经这样评价波兰尼的《大转变》：它自成一格地讲述了一个英国经济史的故事’（Swedberg，1987）。但是，问题远远没有斯维德伯格所说的那样简单，《大转变》的意义也显然并不局限于讲述已经逝去的一段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在当代的急剧扩张，以及自上个世纪末叶以来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纷纷走向市场经济，波兰尼的预见和警告正在日益引起社会学的再度关注，其深刻的理论内涵也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日渐彰显出来。按照波兰尼的说法，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 regulated mrket）的发育史。“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特别是国家在“重商主义政策’导引下之有计划的干预活动，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即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一并卷入市场交易的旋涡，把它们变成“虚构的商品”。这样一来，也就根本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所谓“市场社会”：原先是市场”嵌入于’社会中，市场的原则即价格机制仅仅在经济的领域内才发挥作用；现在，市场原则却通行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以外的那些领域，如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大转变’—人类基本生计模式（ivelihood）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往往最终导致各个国家内部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矛盾、危机乃至冲突。与很多古典社会学家一样，波兰尼的论述也遵循着“辩证法’的原则而展开：自我调节市场’的运动和扩展，与其对立面即“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是共生共存的。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的趋势就越是强固。从1795年的*史宾翰连法”到1830年以后陆续出台的各种*济贫法案’，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罗斯福”新政’、苏俄社会主义和德国右翼极权主义的兴起，都可以看作是社会为保护自身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若不能奏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冲突，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归于失败的必然结局，其结果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毁灭。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所谓的社会”双向运动（doulble mpve ments）。有论者已经独具慧眼地指出：这种”双向运动’才是波兰尼看待市场社会及其演变的核心观点和独特理论贡献（吕鹏，2005）。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现在这个临界点似乎顶着“全球化’的新名义，伴随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积极扩张而日益逼近。毫无疑问，当下的*全球化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可以称之为波兰尼意义上的“自我调节市场’的历史长程运动的最新阶段，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无情地拆毁社会自我保护的最后屏障，从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中各个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

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 —来自12个城市的证据（6）六、总结随著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工人与企业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原来基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同，现在的体系中，工人在工资、工作时间以及各项社会保险上的合法权益并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在法律体系尚不足以保护“弱势”工人的情况下，中国工会能否起到积极而切实的作用对于工人的福利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中国工会在近几年中的迅猛发展，各界对于它能否有效地提高工人的工资、制止超长时间工作以及提高社会保险覆盖率有着颇多的质疑。本文通过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估计了工会的作用，并回答了这些频问。我们借助工具交量控制了工会与工人福利之间的共生性。在小时工资和养老保险覆盖率方面，三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得出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否定不控制内生性（SUR 估计）的回归结果，工会在这两方面有着显著的正的作用。而在每月工作小时数方面，控制了内生性之后，工会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工会能够降低工人的工作时间。稳健性分析显示，工会在这三方面上的作用和显著性并不因相关变量的加入或者限制在子样本中而发生较大的变化，从而提高了结论的可信度。进一步，我们建立起了工会作用的两条途径，即工会能够通过组织集体谈判和集体工资协议以及签订劳动合同改善工人的福利。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中国工会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借助于法律并以维护工人权力为工作核心，中国工会向着一个独立的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转型。我们的研究显示了这一转型对于工人福利的意义和价值。此外，鉴于集体工资协议与劳动合同在国内企业中的覆盖率仍然较低，而它们在改善工人福利方面的作用非常显著，我们强调工会应继续加大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力度，以有效地保护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福利。

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 —来自12个城市的证据 (4) 四、稳健性分析本节先加入与工会可能相关的变量以检验工会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的稳定性。特别地，我们放入行业协会变量来控制协会对于工会与工人福利的影响。另外，我们对国内私营企业中工会的作用做单独的回归。（一）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在近几年中发展迅猛，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推进行业内生产的标准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施行T。对于上述工会与工人福利之间的正向关联，存在着一种可能的解释，即是由于行业协会同时与工会和工人福利正相关。由于在一些诸如实施劳工标准等职能上的相似性，行业协会可能会推动工会的建立，因此，它与工会可能是正相关的。同时，由于一些协会致力干比法律要求更高的劳工标准的执行，它能够促进工人福利的改善。我们将一个“行业协会“变量放入以排除这种遗漏变量的可能性②。这个变量来自于问卷中的一项：“企业是否参加了行业或商业协会？”。该二值变量的统计描述汇报在表2中。设置了“行业协会”变量的回归结果汇报在表6 中，在工会方程中，“行业协会”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支持了其与工会的建立正相关的猜测。然而，在事关福利的三个方程中，“行业协会”变量在10%的水平下都不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行业协会没有显著地改善工人福利的作用，即排除了上述遗漏变量的可能性。三个方程中的工会变量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事实上，在工资和工作时间方程中，工会变量的系数比未设置“行业协会”时还略有上升，养老保险覆盖率方程中的系数稍有下降，但总体上没有很大的差异。（二）国内私营企业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中，工会的作用是不同的。国有企业由于保留了某些计划经济下的特征，会更关心工人的利益，所以其中的工会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国内私营企业的雇主以盈利为重，即便设置了工会，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机构，并没有实质的作用。我们的数据允许对国内私营企业进行单独的回归①，从而可以将国内私营企业工会的作用与全部样本下得到的结果做一比较。回归的结果汇报在表7中。工会状态方程中，由于此时“工会密度”变量反映的是不同城市国内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会的比例，而这些信息包含在城市的虚拟变量中，所以“工会密度”变量被略去了。这会带来估计有效性的降低。在工会方程中，“改制”变量非常显著。这一结果是由于改制企业原为国有或集体企业，这些企业中工会的比例要高于国内私营企业。与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相比，三个方程中工会的系数和显著性都有所下降，但都保持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一变化部分是由于缺少了一个工具变量而使回归的有效性降低，部分是由于国内私营企业在福利方面的表现远不如其他三类企业所造成的。整体上，工会在事关工人福利的三个方面上的作用并没有因限制在子样本中而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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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ASOBI-The Brave 本周五上线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提要：从波兰尼所谓“大转变’、特别是布洛维所谓“第二次大转变’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形成了“新古典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前一条路线关注精英，后一条路线关注工人阶级和底层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命运。在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平等，市场社会意义上的中国工人阶级可能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被塑造成型，社会学的“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中现存的两大理论模式，即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分别对农民工”和原国有企业工人如何形成为市场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透镜。借助于这些理论透镜，可以重建对•农民工’的整个研究问题并将之纳入阶级形成的框架中。最后，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可能为对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进行具体的、以生产过程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立足点。一、引言：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在近30年来的社会学著述中，强调把某些范畴*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gng …back in）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书写样式。有论者要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就提出“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Skocpol，1979) 有论者要强调‘强关系’的作用，就提出，把强关系带回分析的中心（边燕杰，1998/1997。当代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为其著名的《生产的政治》（The Polities gf Podudion）一书撰写的导言，其标题就是“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意在强调劳工研究的重要意义（Burawoy,1985）。本文旨在论说中国社会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的若干特点，并希望借此将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作为基本研究课题，定位在社会学分析框架的中心地位上。因此本文套用布洛维的做法，以“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作为引言的标题，以期突出主旨。正如布洛维本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学界“劳工社会学（socidogy df labor）的黄金时代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辉煌不再。工人阶级被认定是一个日益丧失了历史意义的阶级：在这些正在出现的政治和理论思潮中，关于革命工人阶级的假设被认定：在理论和哲学上都负担过重……我们必须对工人阶级说再见，转而拥抱来自公民社会的新社会运动，而公民社会则被理解为国家和经济之间被遗忘的空间。（Burawoy，1985:5 欧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如图海纳所言，由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工人阶级正在从政治舞台隐退出去，不再是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社会运动研究者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寻找新的社会运动主体，并且发现”新社会运动’：因此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社会斗争的历史，其始于人们必须由以起步的‘工人运动的衰败’•••”图海纳甚至还以图表的样式提示：从日渐式微的工人运动开始，如何经历了“文化危机”、“大拒绝’、国家批判：社区撤退’和”民粹主义”的复杂过程，最终走向*新社会运动’的终点（Turaine,1981;11-12）。西方社会学界将此种状况称”双重危机’（double crises）：劳工运动本身的危机以及劳工研究的危机（Silver，2003:1）。不过，即使在这样沉闷和保守的理论氛围中，布洛维却仍然坚持认为：针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依然意义深远。他说：第一，我主张产业工人阶级在历史中做出了有意义的和自觉的贡献；第二，我主张这些干预是并且持续是由生产过程塑造的（Burawoy，1985:5。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坚持生产中心性的立场和观点，是布洛维所反复强调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他也指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劳工研究，应当考虑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影响和变迁。例如：必须看到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产业工人阶级在某些最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各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归于沉寂，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丧失了历史意义。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放大眼界，从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的角度上观察问题，就会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步消逝的产业工人阶级，却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迅速崛起。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变成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其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是至为重要的基地之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判断就是：当国际社会和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断言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时，这个断言的社会学意义已被一语道破：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形成。不用说，这个阶级的命运、它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的中心问题。

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 ——来自12个城市的证据（友情提示：本文发布时间年代久远，各项数据仅供参考。）摘要：基于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估计了工会在事关工人福利的三个方面上的作用。我们借助工具交量控制了工会与工人福利之间的内生性。回归结果显示，工会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缩短每月平均工作时间，并提高企业养老保险獲盖串。这一结论在国内私营企业的子样本中仍是成立的。进一步，我们建立起了工会作用的两条途径，即通过签署集体工资协议和劳动合同来改善工人的福利。一、引言中国的工会组织在近几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根据全国总工会《2006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以下简称《2006 蓝皮书》），截至2006年9月，基层工会组织数已达到了132万个，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近50%（见图1）；全国工会的成员达到了近1.7亿人，其中，农民工会员4097.8万人。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外资企业，如沃尔玛，最终同意在其中国的总部以及分支中建立工会组织。而在美国，沃尔玛依然保持着坚决抵制工会的传统。然而，伴随着这些成就的获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中国的工会究竟能否有效地提高工人的福利？在西方媒体看来，中国工会与美国工会在职能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2004年12月1日，《华盛频邮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沃尔玛费欢中国工会”的文章，文中提到：“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工会很少会致力子提高工入的工资和劳动生产安全。事实上，基层工会是由企业的某些習理层少與發导别“后。你仅国外观察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国内工人对于工会的作用亦有颇多争论。一些工人认可工会在组织集体谈判以及争取工人福利上的能力和愿望，而另外产些工米则类为工会的作用仅限于在春节等节假日前发放一些生活日用品。中国的工会究竟能否提高工头的福利Y“本文将借助实证研究来回答这率间题。最近一次覆盖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务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初步的数据分析有力地支特者工会能够提高上头福利的观点。表1中的前4项显示，工会企业组支付的小时平均工资比没有工会的企业组高出了6.94元，而所要求的每月平均劳动时间少了约10个小时。在养老保险以及失业保险方面，两组企业的表现善暴裹大。相比无工会企业组，有工会的企业组平均养老保险覆盖率高出了20%，而平均失业保险覆盖率高出了近25%。工会提高工人福利的论速能對另果生育接证露的支持。如表1中的第5.6项显示，工会企业组中，工人在企业的平均工作时间为7.7年，职员在企业的平均工作时间为8.5年，分别是无工会企业组平均工作时间的2倍多。员工软长的工作时间至少部分是由于写周边其他企业相比，其所在的企业提供的福利更今天清意。而这间接地反映了工会所起到的改善福利的作用。对而样本企业进一步的分析还揭示了工会提高工人福利的作用途径。表上的第7项络出了两组企业过去三年内发生的员工就待遇等方面的问题与企业交涉的次数，工会企业组的平均次数是0.81次，远高于无工会企业组的平均次数0.44。此外，第8项显示，在工会企业组中，“允许集体工资谈判”的企业比例为37%，高于无工会企业组的10%。类似的，第！9项显示，在工会企业组中，“有集体工资协议”的企业比例为：35%，超过无工会组的15%。而最后两项显示，在工会企业组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达到83.5%，比无工会组高出近20%。以上这些分析都支持这样一个论断，即中国的；工会能够通过组织工人与企业交涉、组织集体谈判心签订集体工资协议以及劳动合同等方式来提高工人的福利。然而，已有的关于工会作用的文献提醒我们，在建立工会与工资之间因果养系时需需更多的谨慎。当观察到有工会的企业支付给员工更高的工资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工会的努力推动了工人福利的改善。然而，存在着另一种解释，即那些经营状況良好、能够支付较高工资的企业更有可能允许工会的建立、東愿意接受集体工森热议以及劳动合同。图2支持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首先按小时工资将样本企业分为3组，每组企业数约占到总数的1/3，左图显示，小时工资越高的企业中工会的比例越高。类似的，我们按每周工作时间将样本企业分成3组，每组企业数分别占总数的44%、38%和18%。右图显示，随着工作时间的上升，工会的比例显著下降。由击工会与福利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长久以来，经验研究文献一直将工会视为工资方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国外对于工会作用的研究源于 Lewis（1963）的经典论文。在那篇文章中，Lewis 估计，工会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10%到15%。在这一研究之后，Rosen（1969）估计，工会企业与无工会企业的工资差在16%到25%左右，而在 Rosen 的另一项研究（1970）.中，估计的差异达到35%。

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3）（4）一个在意识和行动上正在趋向阶层化的阶层最近几年，农民工不论在意识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了阶层化的表征，这是社会舆论和社会实践（特别是职业实践）推动的结果。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不只是局限于农民工对社会的影响，而且转向对农民工社会权益的保护。以前的社会舆论更多地偏重于农民工的进入对当地社会治安、秩序、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主要观点是限制他们的进入，而现在开始趋向对农民工所碰到的不公、不合理问题的关注，普遍认为农民工对我国经济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享受公平的对待，农村人口向非农和城镇转移是一个必然的、正常的过程。这无疑强化了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意识，增强了他们对权益的意识，并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自我处境的认识。农民工在社会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工作条件差、工资低、工资被拖欠、人身侮辱和虐待、社会歧视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社会权利缺位有关。他们在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过程中意识到，靠单个人的认识解决不了问题，必须靠集体行动，当然，他们面临的问题往往也带有集体性，比如一个企业的农民工工资普遍过低，或者普遍被拖欠，他们只能集体抗争。在实践中农民工也意识到，仅仅停留在企业内部的抗争，对雇主造成不了压力，必须要把问题”外部化、“社会化’和*严重化，让社会关注，特别是让政府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能有可能使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更多的农民工选择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上街游行等方式，造成重大群体事件，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和解决。在抗争中，农民们逐渐意识到群体和阶层的力量，也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于是，慢慢地有各种各样的农民工组织出现，农民工还开始要求组建自己的工会等。组织化进一步唤醒了农民工的阶层意识。判断一个群体是否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大体上有三类标准：一类是社会经济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具有相近或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个标准叫客观标准，这样的分层叫客观分层；另一类是阶层意识和认同，也就是相同的阶层意识和认同被视阶层存在的根据，这一般被视为主观分层；再一类就是阶层行动，这是一种阶层分层。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他们还没能达到城镇工人的阶层地位，但是他们又是工人，而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没有务农经验，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比农业劳动者有着更好的经济收入。与此同时，农民工的阶层意识正在形成，特别是他们有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他们慢慢认识到自己作为阶层的存在，认识到他们集体的一致性等。在这一点上，是社会实践和社会舆论引发了他们的阶层意识，而不是先有了阶层意识，后才有阶层行动，阶层意识与阶层行动是在相互作用中得到强化的。在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大量工人来源于破产的手工业者（工匠甚至个体商人，他们去当工人是一种向下流动，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反抗和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以至有后来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而在我国，城镇工人数量在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农民工，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城镇工人。农民工来自农村，他们从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工人阶层的流动是一种向上流动，所以，他们目前的不满主要还不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在于他们的经济收益，他们更多的诉讼和抗争还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及时地认识到这个阶层的存在，并使他们融入工人阶层之中，就能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稳定的维持。如果在他们趋阶层化的过程中，从政策和体制上将他们固化，不能与工人阶层融为一体，那么，就会衍生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因素，从而使我国社会整合变得复杂和困难，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足。

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最近十多年，在中国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大量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失业，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很大部分成为新的工人，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农民工。农民工与原先的工人在阶层属性上完全一样吗？他们是否属于一个新的工人阶层呢？这里从农民工的职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认同意识以及群体行动来透视农民工的新工人阶层特性。农民工：一个人口庞大的阶层应该从四个层面去认识和界定农民工。第一个层面是职业。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以非农为主要职业，也就是说，他们的绝大部分或全部劳动时间花在非农活动上，主要收入来自非农活动。第二个层面是制度身份。尽管他们是非农从业者，但是他们在户籍上还是农业户口，属于农民身份，与非农户者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第三个层面是劳动关系。严格地说，农民工不是雇佣者，而是被雇佣者，他们是被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外企老板、乡镇企业、国有和集体单位甚至各种NGO雇去从事非农活动的，而那些自己不但不是被雇佣者、反而去雇用其他人的农村人口，不应属于农民工。第四个层面是地域，即他们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总之，农民工指的是被雇佣去从事非农活动、属于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可见，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不仅包括外出的绝大部分农民工，而且包括在农村就地被其他人雇去从事有偿的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总汇各方面的调查资料和统计数据，我们在划分我国社会阶层的过程中看到，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数量是十大阶层中最多的，当在3.5亿以上；其次便是工人阶层，其中包括了农民工，而农民工群体在规模上仅次于农业劳动者，在中国居第二位。2001年我们在全民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村就业人员中有41.88%的人从事非农生产活动见表1。1999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全国从业人员总数为7.0586亿，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为2.1014亿乡村就业人员为4 9572 亿.而全国农业就业人员占全国总从业人数的50.1%，也就是3.536 亿多农业劳动力。如果扣除 3.536亿农业从业人员，那么乡村还有1.435亿从业人员不是从事农业劳动，而是从事非农劳动；而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城镇职工具占1.11773亿，还有近1亿的就业人员不属于城镇职工，是从农村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其中至少有8000多万人属于农民工。总起来看，如果扣除当上老板或者是自雇者、乡镇企业家这些农村非农就业者，那么2.2亿农村非农就业者中，至少有2亿属于农民工，他们占1999年全国总人口的17.47%，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1.17%，占农村劳动力的38.21%，与我们调查所得的比例42.88%相差4个百分比多一点。在2亿左右的农民工中，进城务工经商的只占36%左右，大部分还是在农村地区从事非农活动'。2001以年来，从农业转向非农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又有相当大的增加，所以，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当在2.1亿以上。另外，根据2000年国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其中在中国产业工人中农民工占到57.5%，在第三产业工人中农民工也占到了37%，可见，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

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若干研究范式述论（4）（5）四、赖特的“微观一宏观阶级分析”方法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原来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在内部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一些大型工厂的蓝领普遍对白领持有敌意，认为文职人员都是一些欺压工人的无能之辈，他们甚至认为惟有自己的劳动才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界在研究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时开始注意个体心理与政治意识的相关性，而不是以前笼统地从集体心理的角度来谈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譬如，迈克尔•曼即提出了一种既不偏重总体结构也不偏重历史过程的新视角。在他看来：“当工人将具体的经验和对更为宽广的结构的分析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和改变结构联系起来时，阶级意识就成长起来了（马克思有时说‘扩展’）”。可见，曼试图把微观的个体与宏观的结构衔接起来，进而考察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不过，在这方面提出系统理论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赖特从微观一宏观的视角建立了阶级意识的一般研究框架。赖特恢复了被汤普森间接放弃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范式。不过，赖特并不认为阶级对每一件事都有解释意义，只是他相信探讨它的细节对许多社会现象来说是有解释价值的。在如此开阔的起点上，他提出了“多重剥削理论”（资本剥削以及组织、技能剥削等形式），进而扩充了传统理论中资本剥削的单一维度；提出了“矛盾位置理论”（如经理人员，他们既剥削工人又被资本家剥削），重新刻画了有别干两极化的社会关系。在赖特看来：阶级结构是阶级分析中的核心概念，基于此，阶级分析有两类：“第一类是对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上的差异分析：第二类是对个人生活受他们在阶级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影响的方式的分析”。就阶级意识而言，赖特的观察是在微现层次展开的，即第二类。首先，他给了阶级意识一个明确的定位，他说： “我将用阶级意识概念去指个人主观性的特定方面。因此，意识将作为一个严格的微观概念来使用。当它进入宏观社会解释时，它正是凭借它帮助解释个人选择和行为的方式而发挥作用的。集体，尤其是阶级形成，在字面的意义上看并不‘有’意识，因为它们不是有思想、能思考、能衡量选择和有选择机会等等的实体。所以，当把”阶级意识’用于集体或组织时，它或者是指个人意识在有关的聚合体内模式化的分布，或者它是一种描绘中心倾向性的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超个人的社会机制是不重要的，而仅仅是说它们不应该在‘意识’范畴内概念化。” 与卢卡奇不同的是，赖特仅赋予阶级意识以微观的个体意义。在微观层次上，赖特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阶级位置对在这些位置中的个人的意识和他们的阶级实践施加影响。阶级意识又依次在阶级位置施加的限制内选择特定的具体的实践方式。于是，阶级实践改变了阶级意识和阶级位置。” 这样一种操作化，可以在某些细节上较为切实地理解宏观阶级结构。如其所言：“阶级结构是由处于阶级位置中的个人和根据其所占据位置的功效在他们中间的所有相互作用构成的。所以，要研究阶级结构的微观基础就是要探索个人属性，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帮助解释这些位置和相互关系本质的方式。” 不难看出，借助“位置”概念，赖特把作为个体的意识与作为整体的结构有机地联系起来。概言之，当不同阶级位置中的个体的阶级意识相互作用并呈现一种中心倾向时，个人选择和行为就可能上升为一种针对阶级结构的集体行动。总之，赖特一方面强调：阶级结构本身应该产生出阶级位置与行动者的主观性之间强烈的和系统的关系。工人阶级的意识形式深深地受到阶级结构决定生活经历和物质利益的方式的影响，即在个人主观性层次上，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与阶级意识的形式之间应有一个系统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政治和文化过程可能会影响到这种意识发展成为有条理的观念表达的程度以及这种意识与集体组织的社会力量相联系的程度。显然、赖特并不排斥政治与文化过程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影响，阶级分析在他那里也不是一个无限的范畴。此外，他发现影响行为的不只包括主观性的意识选择，还有大量的心理机制：阶级意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类型、即一个与阶级实践相关的阶级内容的意识的一般范圈，在赖特的理论中，阶级分析与文化解释在研究取向上渐渐出现了融合的迹象。

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若干研究范式述论（3）三、汤普森的“文化一历史主义” 受马克斯•韦伯的文化解释理论影响，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研究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文化一历史主义范式。首先，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它把一批各个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显然，汤普森是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把握阶级概念的——“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的惟一定义”。简言之，阶级的“存在”与阶级的“意识”是同一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卢卡奇的观点十分相近。其次，汤普森认为：“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在此，汤普森通过借助伴随阶级经历的诸种文化形式，在物质与意识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直观的联系。换言之，相对“经济唯物论”的抽象性，基于阶级经历及文化的观察，可以较直观地理解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政治意识的形成。政治意识不仅由深层的社会关系引发，而且是工人阶级在若干传统习惯和组织形式等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能动地形成的。以文化形式为链接，汤普森的研究能够在一个兼容的体系内展开。他不像结构论者直接追踪到意识形态的终极，而是在历史过程中观察政治意识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文化一历史主义范式有一定的弹性，它具备应用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张力。例如，在夏威夷大学教授具海根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一书中，即可看到汤普森理论的这种特性。在该书中，具海根的切入点是：为什么从经济增长中获益颇多的工人，对曾经给他们的生活水平带来迅猛提高的经济制度存在不满呢？他敏锐地发现： “必须将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值得探讨的现象，理解为某种也许发生也许不发生的事情，要取决于其他因素如何在工作基础上形成经验与意识这二者之间进行调节。…⋯他们（韩国工人——引者）不仅受到经济上的剥削，而且还受到文化和符号上的压迫。因此，在韩国工厂中，阶级剥削、性别压迫和屈从的地位一起产生作用，造成了工人强烈的挫折感和对专制管理者的愤恨。” 可见，与汤普森一样，具海根也认为阶级意识是伴随着阶级经历而产生的。不过，与汤普森有所不同的是，具海根赋予了文化一历史主义范式更大的弹性。这主要体现在，他把阶级意识理解为一个僮得探讨的“变量”，它取决于其他因素如何在工作基础上形成经验与意识。若是认为汤普森是在一种动态的历史中把握政治意识，那么，具海根就是在一种动态的历史中把握动态的政治意识。譬如，对韩国工人阶级的前景进行估计时，具海根就十分担心：全球经济与政治的新趋势，也许会导致这个还处于孩提阶段的阶级意识还很粗浅的阶级解体。因此可以说，具海根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历史主义范式的柔韧性，特别是应用在制度背景比较特殊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

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若干研究范式述论（2）二、卢卡奇的“历史一整体主义” 卢卡奇的理论起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指方法。他一方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成分，即“总体范畴”；另一方面则强调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运用。基于这两个方面，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阐述了由历史过程决定的属于工人阶级总体的政治意识，即他所谓的“阶级意识”。这样，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就为一种历史一整体主义的范式所取代。在卢卡奇看来：“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这里，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学说，并提出了“物化”的概念。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问题皆可归因于“物化”现象；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却同人对立起来—人被自我客体化了。若想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则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度，即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只有阶级才能与社会总体发生联系并发挥实际的改造作用。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他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他的阶级地位。因此，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进一步说，无产阶级实现了历史过程中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是辩证过程本身的意识—历史即阶级意识。据此，阶级意识被卢卡奇定义为：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他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其实，卢卡奇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经济唯物论”，只是他通过“总体范畴”（应该说，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启发）的概念更加突显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论断。与卢卡奇同时，意大利的葛兰西也很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重要价值。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哲学”和“意识形态”。在《中札记》冲中，他指出： “马克思的另一个论断：即民间的信念往往具有物质力量的那种能量，或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没有形式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会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个人的幻想。” 基于此，葛兰西特别重视有组织性、纪律性的集体意志。他发现，工业化大生产对工人阶级的人性压抑与上层阶级宣传美德却不遵守美德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反差，而这种等级的伪善势必导致心理上的分裂，并加速社会集团形成和充实的过程。应该说，较之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更进了一步。他把由“物化”引起的社会集团之间心理上的分裂描写得更为具体，同时突出了工人阶级在政治文化上所表现的特质，如：工作的机械化和思想的自由状态，可惜的是，诸如此类观点只是散见于葛兰西的著述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不过，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德朗蒂指出的，从卢卡奇、葛兰西，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由政治经济学转向关注意识的物化，关注文化。

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若干研究范式述论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思想界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的研究大概遵循了两个传统、即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方法与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文化解释方法。而从研究范式看，它们又可细分为四个范式，即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卢卡奇的“历史一整体主义”、汤普森的“文化一历史主义”、赖特的微观一宏观“阶级分析”。尽管在马克思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范式，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近代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产物，工人阶级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工人阶级的集体政治意识，便一直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总括起来看，在把握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方面.主要有四个较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即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卢卡奇的“历史一整体主义”、汤普森的“文化一历史主义”与赖特的微观一宏观“阶级分析”。一、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世许多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研究范式皆可以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找到源头。马克思通过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一方是通过控制资本而牟取利润的资本家，另一方是为工资而劳动的工人，二者处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关系中。他以经济唯物论，即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断定资本主义必会解体，人类将进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唯物论是马克思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资本家剥削，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雇佣与被雇佣的生产关系。那么、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束缚的集体行动如何能够发生呢？马克思认为，工人必须形成一个以维护本阶级利益为目的的“自为阶级。一旦“自为”阶级形成，工人的行动便不再盲从，他们能透辟地认识社会贫困的根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进而认同其社会主义战士的身份。'"w换言之，工人阶级需要在政治意识上形成社会主义观念。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历史变革在本质上决定了这一点。上述观点的现实依据如何呢？对此、恩格斯做了重要补充。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经济唯物论提供了实证的支持。在（序言厘，恩格斯开宗明义：“为了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英国各部门的调查、恩格斯看到，英国产业革命促使工人们一天天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且，随着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贫困化，他们逐渐认清了本阶级的利益以及社会的政治问题。恩格斯发现：“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 不过，只有无产阶级吸收社会主义思想工人运动才会超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敌对的历史视域，从而达致共产主义社会。在此处，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们都以根本改造世界为目的。恩格斯一方面确证了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实在的经济基础，即工人阶级经济状况激发了无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他尤其指明，推进人类共同事业尚需无产阶级意识中形成社会主义观念。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最为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与其政治意识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当时存在于工人运动中的一个现实是：若无外在的先进集团与先进理论的引导，工人阶级可能更多地囿于本阶级的经济利益，而非马克思所期望的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追求。在这一点上，列宁有所突破。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所以，工人的政治意识养成必需依靠外界灌输。这已成为后世解决工人阶级政治意识觉醒问题的经典策略。当然，在国际共运史中，也有人对于列宁的这一创见不以为然。譬如，德国的罗莎•卢森堡的即认为列宁的这种观点会把党和群众隔离开来。她认为.党不必教育工人阶级，而应该鼓动工人阶级形成“自发性”的革命运动。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意识可以社会主义化。但从结果看.列宁的观点比卢森堡更具有买践上的可能性。

女主播讲述被“人肉开盒”经历：有人匿名邮件发来8双眼睛表情，称“我在看着你” 李女士（化姓）从事主播工作约两年，最近一年，她受到了大量“人肉开盒”的骚扰，包括在公开平台被曝光个人隐私信息、收到匿名邮件、接到骚扰电话等。据李女士反映及红星新闻记者调查，在境外软件上，存在群聊持续“人肉开盒”网络博主。 “之前我还在问同事，‘人肉开盒’这种事到底能不能管？现在终于有行动了。”李女士说。 1群聊中的女主播李女士是一名不露脸的主播，与同事一起直播时，均使用网名、虚拟形象，从未在直播期间提及自己的身份信息。此次，与身份证照片、手机号一同被公开的，还有李女士的真实姓名、户籍地址、曾就读的学校信息等，李女士同事的“开房信息”也被公开。再次被公布在境外聊天软件中。 2无言的骚扰电话随着隐私信息被泄漏，骚扰逐步侵入李女士的生活中。最开始是骚扰电话，李女士记得，有不少人故意给自己打电话，“试探的，接了电话之后，（对方）也不说话。”由于在此之前，李女士的同事已经有了类似的经历，她应对的方式就是自己也不说话。“当时接电话后我都不会先说话，就看对方会不会说话，对方要是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很多电话就是没有声音，只有一点动静，几秒之后，对方又挂断了。” 在沉默应对一段时间后，李女士开启了手机的拦截功能。拦截信息显示，陌生的来电地址五花八门，还有显示境外或是“未知”的号码。几个月后，李女士感觉陌生来电量有所下降，才重新正常使用这个手机号。“手机号码绑定了太多网络账号，我没法去直接注销号码，担心如果号码被再次启用会出现问题。” 但骚扰电话结束后，李女士开始收到匿名邮件。一份发件人显示为匿名的邮件内容为：“一直在看，一个人走在寂静的深夜，我感觉向后的视线里流着冷汗，即使回头也空空如也的时候，那就是我看着你。一直在看，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看着你。”除了文字外，还配上了8双眼睛的表情，李女士尝试回复这封邮件，但由于匿名，回复邮件被退回。另一封邮件名为“李姐中午好”，内容仅有一份图片附件，图片内是李女士的个人信息汇总。

#B站打击人肉开盒行为# 必须打击这种行为

聚焦煤矿等重点行业领域山西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为深刻汲取吕梁市离石区永聚煤业办公楼“11·16”重大火灾等事故教训，山西省安委会印发《关于在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2023年11月17日起至2024年2月底，在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深化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集中开展安全意识大教育、安全隐患大排查、安全问题大整治、安全责任大落实活动，深挖盲区死角，补齐短板漏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大教育”涵盖专题学习研讨、警示教育、专题培训、应急演练和宣传教育五个内容。“大排查”“大整治”主要聚焦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道路交通）、民爆物品、文化旅游、消防安全、冶金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具有较大火灾风险、人员活动集中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或重大社会影响的人员密集场所、敏感特殊场所、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和其他可能导致群死群伤的重大风险隐患场所；办公场所、食堂、酒店、餐饮、浴室、宿舍、工棚、文化体育活动场馆等易漏管失控人员密集场所；动火、有限空间、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环节等四个方面安全隐患和工作作风不扎实、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建设、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机构不健全、现场管理混乱“三违”行为多发、自救互救能力不强应急处置不力等五个方面安全问题，举一反三，查漏补缺，重点开展排查整治，切实消除风险隐患。县级层面检查所属企事业单位要做到全覆盖、无遗漏、“过筛子”，省、市监管部门抽查检查行业领域企事业单位分别不少于3%、10%。山西省安委会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在专项检查基础上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加大暗查暗访、突击检查力度，借助专家力量精查细查，对执法检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加大执法力度和问责力度。对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检查流于形式、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隐患排查整治不力，以及工作滞后、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进行曝光、通报、约谈。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存在应发现未发现、应处罚未处罚等执法“放水”行为的，要移送纪委监委、组织、公安等部门追责问责。对不认真履行职责，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而且要追究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对非法煤矿、违法盗采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没有采取有效制止措施甚至放任不管造成严重后果的，第一时间对属地县（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行业安全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处理，并进一步依法依规追责问责，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话题如下：

【最高检挂牌督办山西永聚煤矿火灾事故案】

工匠馨居，打造产业工人“幸福之家” “在‘工匠馨居’，我们衣食住行十分方便，可以在理发室免费理发，在爱心驿站读书看报，在积分超市凭借安全积分免费兑换生活用品，定期参加免费体检，最重要是还可以拿到证书……”每每与人谈起“工匠馨居”，江西樟吉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工人贺卫丹总是绘声绘色。 “小区式”生活，产业工人的“家”更温暖产业工人教培中心、物业管理中心、安全积分超市、理发室、医务室、健身房、爱心驿站、洗衣房、洗漱区、食堂等场所，从一系列配套基础设施到封闭式物业化管理，“工匠馨居”处处弥漫着温暖与温情，让人深深感受到工地在哪，“家”就在哪。作为高速公路一线参建人员未来几年内居住的“家”，如何让全线3000多名产业工人吃得好、住得好、做得好，让他们心中有责任、身上有担子、干事有激情、工作有动力，该项目在105公里线上集中打造的5个共计1.8万平方米的“工匠馨居”受到越来越多产业工人的好评。 “生活社区+职业技能培训”新模式，技能提升更有保障对于现代产业工人的管理，仅仅做好后勤保障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只有在技能提升上多花心思，这样既能留人更能留心。樟吉高速在江西省内开启在建项目“生活社区+职业技能培训”的新模式无疑给项目管理工作带来新活力。科学引导工人接受智能化、信息化、工业化培养，靶向教学，与江西省内多所大中专职业院校强强合作，通过远程教育平台“学”、VR体验“感”、实训车间“练”、统一平台“考”的模式，助推近50人拿到特种作业操作证，涉及建筑焊工、建筑电工、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等多个工种。让传统工人走进工地有稳定收入的同时还有过硬技术，开启由“工”变“匠”的转型之路。全力保障产业工人权益，劳动者更安心在“工匠馨居”，一系列硬件设施让大家生活无忧，而“软实力”的保障则让人心底更踏实。自项目成立之初，项目办、2个总监办和5个施工单位就分别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品质匠心队、权益保障队和志愿服务队等4支队伍，充分发挥担当精神、人本精神和服务精神在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开展“樟吉讲堂”，以党建带工建，以工建促党建，发挥“1+1＞2”的效用。评选最美施工工匠、监理工匠和管理工匠，让劳动者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劳动者最美丽在全项目蔚然成风。完善劳务用工标准，作为江西省内运用江西交通建设考勤管理系统的试点单位，在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和省交投集团的指导下，从信息采集、工资管理、监督管理等多个方面发力，助力高速公路民工工资全周期管理，给广大产业工人吃上“定心丸”。

河南：观摩交流 “把脉” 助力全省工人文化宫持续释放磁吸效应新时代，工人文化宫如何坚守宗旨、回归公益、聚焦主业、服务职工，把文化宣传做得更接地气、更有特色、更聚人气——近一个月以来，河南省总工会组织持续组织开展全省工人文化宫作用发挥情况观摩交流活动，围绕各地工人文化宫工作总体情况、职工活动品牌建设及特色亮点打造情况、当前影响工人文化宫作用发挥的突出问题和意见建议等进行座谈交流。工人文化宫，历来被称为职工的“学校和乐园”。近年来，在河南省总工会的部署下，全省各级工会突出工人文化宫的公益性和社会性，立足基层和职工需求，通过做好“建、用、管”三方面工作，开展各类具有鲜明特色和社会影响力的服务活动、服务项目，切实做到工人文化宫有工人、有文化，全力打造新时代职工服务阵地和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神的展示基地。据介绍，此次活动共成立3个活动交流组，每组由6个省辖市总工会分管宣教工作的副主席、宣教部部长和文化宫负责人组成。活动主要对平顶山市、濮阳市、驻马店市近年来工人文化宫开展活动总体情况进行观摩学习，总结了近年来全省工会服务职工阵地建设工作情况，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步工作。首场观摩交流活动于10月12到13日在平顶山市举行。在河南省总工会的指导下，平顶山市工人文化宫通过劳模公园弘扬“三种精神”，将思想政治引领与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相融合，引导职工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同时围绕传统节日，举办大型职工文化体育活动。以元旦、春节、元宵、端午、七夕、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庆、纪念日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和志愿活动，真正让工人文化宫用起来转起来。交流组通过观摩，详细了解平顶山市工人文化宫、舞钢市工人文化宫近年来作用发挥情况；结合观摩情况，以“把文化宫打造成新时代职工群众的学校和乐园，探索新时代工人文化宫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主题，开展了经验交流座谈会。会议再次确认这样一个共识，作为公益性职工群众文化活动的主阵地——工人文化宫在保持公益性、普惠性的同时，必须不断整合资源，推出更具有时代特征、满足职工群众多元需求的文化服务品牌。 10月25日，第二场交流活动——全省职工高品质生活理论研究现场会在濮阳市举行。与会的观摩团成员饶有兴致地来到在濮阳市工人文化宫，这里也是河南省首家职工高品质生活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心所在地。今年以来，濮阳市工人文化宫围绕满足职工高品质生活，成功开发并上线运行文化宫“云程序”，推动文化宫服务进入“云时代”。在发挥文化宫枢纽平台优势方面，成立了“全市职工子女素质教育联盟”和“全市职工健身驿站联盟”，拓展了饿了么、顺丰、花儿朵朵、吉他协会、燎原艺术中心等社会教育培训基地16家，形成了以文化宫为中心、社会教学基地为网点的“1＋N”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家门口的工人文化宫”建设不断提质扩容。 “工人文化宫是服务职工的重要阵地，要像绣花那样下深功夫细功夫，要把职工满意不满意、获得感强不强作为衡量服务职工工作成效最重要的标准。”参观学习了全省首创职工高品质生活“濮阳模式”的先进做法，与会的工会干部形成这样一个“默契”：阵地硬件建设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最大程度释放工人文化宫服务效能才是工作的重头戏。第三场交流会于11月2日到3日在驻马店市举行。大家实地观看了驻马店市工人文化宫的职工大礼堂、体育运动中心、职工图书馆等场馆以及确山县工人文化宫，并就驻马店市各级工人文化宫阵地建设、运营管理、作用发挥等有关情况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在驻马店市工人文化宫，观摩团了解到当地在推动工人文化宫纳入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借鉴引进上海、北京等地文化宫的办宫理念，以“宫社联合、宫企合作”的模式，创新运营管理体制机制，统筹资源整合，共建共享服务场馆，助推工人文化宫健康持续发展。同时，加强品牌建设，实现服务升级，在教育培训、文化活动、体育运动等传统服务的基础上做实做优职工赋能、关爱服务等特色服务品牌，不断扩大工人文化宫服务覆盖面，提升凝聚力、吸引力，让工人文化宫里有职工、有文化，有活动、有品牌，实现了文化宫资源“动”起来、工会服务“活”起来、职工文化“转”起来。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如何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思路？如何确保工人文化宫运营管理高效、社会效益突出、职工认可欢迎？如何既坚持公益性、服务性的方向，又实现可持续发展，让职工与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触手可及？……每到一处，观摩团成员都认真听取工作介绍，边走边看边议，感受到了“你追我赶”和共谋发展的劲头，增强了干事创业的激情和责任，为做好工人文化宫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B站通报一起人肉开盒案例：案涉18省市，一未成年人被警方行拘今年8月，我们收到多位UP主举报，称有群体在境外平台有组织地煽动用户对站内UP主进行“人肉开盒”（指利用非法手段公开曝光他人隐私数据与信息）。该群体不仅在线上公开UP主个人信息，还对其进行一系列电话私信骚扰、网暴攻击、不实恶意举报等违法行为。收到举报后，我们立刻与UP主沟通协同收集固定证据，积极协助UP主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依法维权，并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报警等。目前已有相关部门做出处理，同时对该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和配合相关调查的后续进展。自2022年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 · 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以来，社区陆续上线了“一键防骚扰”、“弹幕优选”、“陌生人私信防护”等产品功能，并建立了与有关部门的沟通机制，通过加强技术能力以及内外部合作，持续完善社区治理网络暴力的手段。未来，如果您在社区内发现类似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客服联系我们，为我们提供线索，我们将根据线索进行排查与上报。社区一直十分重视良好生态氛围的建设，并将持续针对散播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的行为进行综合整治与打击，维护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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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聚煤业火灾已致26人遇难，前员工：起火建筑用于工人洗澡开会据新华社消息，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永聚煤业联建楼火灾遇难人数升至26人。事故累计疏散70人，已有63人送往吕梁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11月16日下午，曾在事发煤矿工作过的王先生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发生火灾的联建楼是个联合建筑，功能比较多，一共有4层楼。他前几年曾在这里工作过两年。在他的印象中，这栋建筑一楼是灯房，二楼是澡堂，三楼是工人开会的会议室，4楼是调度室。王先生称，工人一般早上起床后会来到联建楼，大约在6：30开会，开会主要是分下工，讲一讲下井的注意事项，大约6：50工人准备换衣服，然后下井。王先生说，他在这里工作的两年时间里，联建楼没有发生过火灾，“澡堂和更衣室墙壁都是‘裸墙’，就刷了一层涂料，地面就是铺的瓷砖，工人放衣服都是铁皮箱子。不知道这两年是否有变化。” 11月16日，澎湃新闻多次致电永聚煤业，均无人接听。天眼查信息显示，永聚煤业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以从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为主的企业，注册资本3151万人民币。

工人日报：化解隐性加班之争还得靠规范用工管理公司经常在休息日通过微信布置工作任务，要求当日限时完成，员工能不能拿加班费？据《工人日报》11月9日报道，下班了还要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处理工作，隐性加班成为当下不少职场人的常态，由此带来争议，比如，怎么证明自己是在加班、加了多久的班，对于劳动者来说并非易事。有专家建议，既有的关于劳动者享有休息权的相关规定，在数字化背景下存在着一定的不适应性，应及时细化、完善。从一些报道看，在多数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关于认定隐性加班的诉求大多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但证明过程却颇有些费力——需提供利用社交媒体处理工作已经“明显占用休息时间”、相关工作已超过简单沟通的证据；隐性加班方式灵活、时间碎片化，在认定加班时长时可能存在一定争议；如果在加班过程中又出现了工伤事故，证明“此伤非彼伤”又是个不小的难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已经突破固定的时间、空间，因而对上述争议，不宜轻易下定论说用人单位在知法犯法或恶意推责。对用人单位而言，不少工作其实都是结果导向制，劳动者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完成工作，对用人单位而言差别不大。但突破了原有工时制度、工作方式的灵活用工，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边界，甚至打破这种平衡。从社交平台上隐性加班的讨论看，对于隐性加班，不少人并非不能接受，有的劳动者愿意牺牲部分休息时间来完成工作，但前提是用人单位给付合理的报酬，以保障劳动者劳有所得，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足额的加班费、安排调休等。因此，关于隐性加班争议的本质依然是劳动者能否依照劳动法律关系，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获取合理的劳动报酬。因此，消除劳动者关于隐性加班的困扰，除了应不断完善灵活用工制度，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外，更重要的还要让灵活用工同传统工作模式一样，让工作时长、工作实绩、工作实效可量化、可考核、可评估，并以此作为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重要依据，让劳动者的每一份付出都有实打实的回报，让劳动者获取加班报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从既有的司法案例看，不少判决对于认定加班的原则性规定做出了创新性阐释，还有法官提出“应虚化工作场所概念”，这对于新形势下工时监管制度、灵活用工制度是不小的突破，对于类似案件的处理有一定参考价值。化解隐性加班的困扰，突破点还是在于推动和引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休息权，把劳动合同内容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严执行、落到实处。有关部门也应针对新问题深入研究，不断完善规范用工的管理。

话题如下：话说这贴吧是不是有 bug 啊，我建了三个吧，其中一个吧被解散了，我没有辞去吧主一职，然后它就默认我是三个吧的吧主啦？也就是说我这个号以后最多就只能建两个吧啦？

YOASOBI×宝可梦新歌

话题如下：各位，这动漫做到 130 多话的时候，是不是起码是25-26 年的第三季了？况且现在漫画还没完结，所以肯定会有更加往后的第四，第五季，剧场版，番外日常 if 线什么的，这样看来说不定推子这个系列搞到 2030 年甚至更往后都是有可能的。

话题如下：各位吧友，MOSA正在打磨帖子质量，减少过激帖的数量，会尽快申请吧主，所以各位无需对吧主的空职而感到慌张。

#孙笑川吧恋爱帖合集# 3

MOSA怎么又变回9级了

大家的时间滴滴滴滴

话题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