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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从《收获》看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之路 图为目前市场上仍能见到的部分纯文学期刊。资料图片 从《收获》看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之路2013年06月14日15:43 人民网-人民日报 我有话说(4 人参与)   原文标题:一边坚守内容品质,一边接受市场考验。从《收获》连续4届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看——纯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 好内容是永远的王牌   2013年5月,《收获》杂志社再度捧回“上海市著名商标”大匾。这已是该杂志连续4届获此殊荣。颁奖人夸赞,他们以最少的人数,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获奖的背后,是这份纯文学杂志自1986年起自负盈亏运营至今的事实。在纯文学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与经济效益均日渐式微的当下,已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收获》的生存和发展轨迹已经折射出当前纯文学期刊生存的艰难,而它已经获得的附加值和影响力,也为其他文学期刊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收获》的生存之道:把心交给读者   《收获》活着。   听上去,不算多大考验。作为中国文学期刊的“金字招牌”之一,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创办的《收获》,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刊物。文学圈内有一句话是,你在《收获》上发表3部小说,就意味着你已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   可与其它“著名商标”们相比,“《收获》的经济数据完全没法比,我们十几名员工,人家是十几万人的超大企业。我们获奖,主要还是因为品牌,因为杂志影响了几代人。”杂志社副社长王彪坦承。   一直坚持纯文学立场的《收获》,以“口味严苛”来形容也不为过。自创刊以来的56年里,这里首发了莫言[微博]、贾平凹等成名作家的新作,也是余华、苏童、王安忆、马原[微博]等人从名不见经传到声名鹊起之处。也因此,这本面目朴素的杂志,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文学领域的制高点。   但如今并不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就像潮水退去,留在沙滩上搁浅在那里。”《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这样形容文学期刊的际遇。“文学边缘化与文化断层的存在,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考验。”   《收获》没有拨款。它是国内最早取消行政拨款、靠自己力量生存的文学期刊之一。巴金曾为这份倾注其半生心血的杂志题词, “把心交给读者”,希望《收获》由读者养活。有读者看,杂志就有生命力。   《收获》也不登广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杂志社刊登广告的想法,巴金回复说,“不要靠广告,你们也可以活下去。”他不愿意让文学沾染商业,要保留这块思想文化的净土。   以不变应万变。56年来,《收获》坚持的,就是“出人、出作品”。   “必须保持最好的小说都发在这里。”程永新说,“应该说我们运气比较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收获》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一直都在。作家有重要的作 品,首先会想到《收获》。”仅以今年为例,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微博]的《日夜书》、苏童的《黄雀记》等重头作品,通通发表在《收获》。   凭借其高水准的作品,即便是在文学日渐式微的当下,《收获》仍维持了稳定的10万发行量。倚靠这个领跑全国的发行量,如今的《收获》一直顽强地自主生存着。   在程永新看来,读者的认可,才是一本杂志最根本的生存之道。“在选稿的时候,一定要坚持高水平,高门槛,选真正有水平的作品,这样才能让刊物形成持 续的影响力,为杂志培养一批固定的读者,支撑住杂志的生存。如今文学虽然小众,但喜欢文学的人还是有的。总之,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文学期刊:如何保护文学的根基   但绝大多数的纯文学期刊,却并没有《收获》那样的幸运,而是始终挣扎在生存边缘,八仙过海活下去。   《上海文学》主编赵丽宏指出,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文学期刊,面临着网络的冲击、数字阅读的兴起,还有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果完全依靠自有力量,要活 得有声有色,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这也解释了如下事实:有的文学杂志在正刊之外出“李鬼”,收版面费生财;有的干脆转型刊登其它内容;有的黯然消失在人们 的视野中。   “目前一些老牌的纯文学期刊还选择在困难中坚守,也有些选择了转向,存活下来的大多数纯文学期刊也都是靠政府拨款勉强过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艾克拜尔[微博]·米吉提说。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文学期刊,每个省、每个地级市,甚至一些县都有刊物。社会对文学的需求没有那么多。”程永新说,如今能做到5万册 以上发行量的文学期刊,凤毛麟角。“做得好的,有一两万册的样子。很多就是几千份,一个广告也就几千块。有的靠企业赞助,有的背倚所在杂志社存活,有的每 年国家拨款几十万,还是亏损。未来大批文学期刊,我认为还是会被淘汰。”   要拨款,其实也没那么难。“一个省,没有纯文学杂志,脸面无光。而且,没有文学杂志,本地作家怎么培养?”王彪笑着解惑,“再说,对政府而言,养活 一本文学期刊的花费,真的没多少。”言语中,这位常年跑发行的老出版人颇有羡慕之情,“在我看来就是一句话:按市场规律,没法生存。按中国规律,生活得还 挺好!”   即便是《收获》,也不能说背后就完全没有相关扶持。   如今,杂志社的十余人,使用的是由上海作家协会提供的几间办公室。上世纪90年代初,纸张价格猛涨,刊物又无法临时提价,亏损严重的《收获》分别向上海市作协和上海市文化基金会借了20多万元后勉强渡过难关,后来还上。   更重要的支持发生在2011年。当年,上海市委宣传部设立稿酬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提高本地区文学刊物《收获》和《上海文学》的稿酬,每千字从原来的 80元提到最高500元。“每年100万元全部用于作者稿酬,相关部门每月都会来审核,编辑部不会拿一分钱。”程永新说,这能帮助作者获得更加体面的稿费 收入,也增强了期刊组稿竞争力。   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在逆境中求生的《收获》独立提高稿酬的愿望,只能是镜花水月。   “要繁荣文学,就必须从政策法规等方面,最大限度地鼓励并保护文学原创,否则原创文学期刊的处境会很尴尬。”《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微博]认为,“保护原创文学杂志就是保护文学的根基。”   现实出路:好内容是永远的王牌   事实上,文学期刊的困境,其实不是个新鲜话题。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纯文学的生存危机,而纯文学正是文学期刊赖以存在的理由。文学期刊的濒危,其实只是纯文学“门庭冷落”的体现之一。   “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向来就不大,先天注定它本身就不能像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一样受到广泛关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轶说,纯文学所担当的角色,只会是“站在没有太多人关注的、甚至是比较高的角度来客观冷静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   人们的失落感,更多来自历史的落差。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月》都曾经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文学少年的必备读物。“我们经历过文学的盛大节日,但现在我们也要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状,这其实是个大趋势。”程永新说。   而在刘轶看来,那段纯文学的狂欢季,未必是常态。“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当时的纯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大众文学的文化身份。”   如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帮助人们开始重新聚焦纯文学,也更为关注文学期刊的命运。在艰难地挺直腰杆活着的同时,也有些潜在的新危机,不容忽视。   “喜欢《收获》的读者年龄都比较大。”程永新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收获》特别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一种特定人群的特定品味。“我们有很多努力,从内容到渠道上,重视微博宣传、支持淘宝销售、构思与豆瓣合作等。”   杂志也曾刊发郭敬明[微博]、安妮宝贝[微博]等年轻作家的作品。尽管众说纷纭,程永新却认为,“《收获》的传统就是非常关注年轻作家。我们知道文学是需要通过不断地出新人、出新的作品来实现发展的。”   但总的来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一份自负盈亏的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之路,本身就是充满纠结和挣扎的。“我们既要考虑文学的品位质量,还要考虑生存,不敢轻举妄动。”程永新说。   事实上,《收获》也不可能有更多余力来冒险。尽管成本越来越高,每本15元的《收获》却多年未敢涨价,“怕影响销量。我们也尽可能每期多放字数,让内容丰富一些,一本有近40万字。”程永新说,“对未来的忧虑是存在的,但我们总坚信,好的内容还是人们所需要的。”   艾克拜尔·米吉提也指出: “一些重要的纯文学期刊,既是文化名片,又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还有很多地方性纯文学期刊担负着丰富地方文化生活、培养地方优秀文化人才的重任。无论多么艰难,纯文学期刊也还是要坚持办刊初衷,一方面发表最好的作品,一方面培育新人。”   《 人民日报 》( 2013年06月13日 17 版)
白鹿原影评 转《白鹿原》:裤裆里的舒服与灵魂里的痛苦 (2012-09-17 21:22:06)转载▼标签: 白鹿原娱乐 分类: 热点观察 作者 有肉吃关于《白鹿原》的概述 《白鹿原》可能是中国最后的文学电影。它适应人群的有:纯文学爱好者,真文青,人性思索者,中国民史关注者、文艺片控,以及依然保存了西北精神血脉的汉子和妹纸们!它不适应人群:除了上述群体之外的一切人群。它的优点有:思想深刻,整体富有质感,表演深入浅出,摄影出彩。它的缺点有:现阶段我们看到的不是足本,内容大前面有点急促,人物性格可以再张扬一点甚至癫狂一点,长镜头过多,深刻但不够宏大。 下面分述,个人观点,仅供交流。 关于结构——时间顺序与两代人交错 本片故事庞杂,我们先来整体梳理。全片故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架构。主要人物关系如下: 上一代—— 白嘉轩——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正气,富有领袖气度与城府,传统价值观的载体。 鹿子霖——行政力量的缩影——表面大义凛然忠厚朴实,内心有苦闷,记仇重利,卑鄙阴险。 鹿三——忠厚简单的农民——守规矩,逆来顺受,甘于现状,压抑久了走极端。 下一代—— 白孝文——中国传统好儿子——言听计从(实质上是被祖辈精神阉割,他的不举也是暗喻所在),直到“行了”才获得“真正的自我”,但沉迷声色犬马,报复性挥霍。 黑娃——农二代,简单,生猛,最具**性。 鹿兆麟——启蒙后的知识分子,理论高涨,妥协生活。 上一代的具有互动性的三位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体系。 下一层三人代表了“新”一代年轻人的三种方向。 在电影《白鹿原》中,游走在两代人之间的人物,是田小娥。关于上一代:和白嘉轩,她从想依赖“传统价值认可”到反抗性的摧毁“传统价值“(体现在“进祠堂”一事)。和“鹿子霖”,从力量上依靠到被其占有,带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态度。和鹿三,矛盾最激烈,直接爆发。关于下一代,和黑娃是黑夜里抓了一根救命草,和孝文是感动里的爱情。 关于风格——长镜头之躯与纪录片之魂 电影的外在影像风格就像一个人的容貌服饰一样,会给人以初步印象。 《白》开篇的稻子地长镜头为全片定下基调,这不免让人想起张大师的处男作《红高粱》,在莫言的小说中,高粱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有生命力的“ 恒常性”存在。在《白》中,似乎也有这层意味在其中。王导演和他德国的御用摄影师依然延续了他们偏好的大气摄影与漫长镜头,这样的好处有,大量恢弘的外景与空镜头会给人描绘出高原辽阔的天地间场景,即可以作为渲染情节氛围,也有“天地不仁”或者是“感天动地”的深层意蕴。至于长镜头最大的好处就是还原真实感。大量的对话戏都是由长镜头来完成的,似乎王导演对于“过肩正反打”的常规手法深恶痛绝,而力求真实展现在同一空间内各个角色的共时性状态。这样处理是有道理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导演会把一场戏拍好多条,然后选出最满意的一条,所谓最满意的一条是各个方面都理想,但这必须要经过几遍反复观察才能取舍,但观众观影时只看一遍,当一个角色说话时很容易忽略其他角色,这样会让其他角色的表演(尤其是对其刻画与下文的铺垫作用)被观众的注意力忽视而漏掉。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节奏。如果是像蔡明亮这样的纯粹艺术片导演,一个镜头十分钟八分钟也无所谓,但《白》毕竟是由“史诗”野心的作品,大量长镜头会削弱普通观众被情节紧抓住的效果,反例是《让子弹飞》让超快的节奏揪着观众的脖子向前走。 其三就是,长镜头是一种很好的表现形式,但过多使用,除了凸显了作者风格之外,很容易给人感觉单调。其实可以拿陈凯歌的《刺秦》与《无极》来说明问题,长镜头都是跟着影片情境里的情绪走的,说白了,如果作者想要表达一种连续的,或者是渐渐积累的情绪时,长镜头是非常合理并巧妙的!长镜头的叙事功能和表达情绪的功能,如果被充分调动起来,才是王道!镜头带动节奏,节奏带动情绪。之所以王导演如此不厌其烦地大量使用上镜头,其实是与他对本片的风格追求风不开的。他试图用极度逼近真实的手法是还原那片土地上的人们那活生生的往事!说到底,他想要拍的是真实鲜活的历史原貌的写实纪录片。
扫盲,给没看过的,给刚入校的,给已毕业的... 相逢:校园开学   一只脚有力地踩在了落叶上,飞驰的身影唰地刹住,虎虎有生气的少年仰面看向高悬在头顶上的四字金漆招牌,缓缓地摸出了一卷书信。   “终于到了……”少年如释重负地说。   郭靖喘了口气的功夫,七八条黑影从不同的角度逼了上来。刚才,他们有的是街边看 风景的行人,有的是抱着婴儿散步的妇女,有的则像是在听莫大拉琴。   “光盘要么?”   “要游戏么?来我们这里看,不买不要紧。”   “软件游戏**嘞……”   “走走走!学校门口不许摆摊设点,给我抓到一律罚款!”值班的门卫彭莹玉从传达室里噌地跳了出来。   倏忽之间,郭靖身边半径两米内又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那些瞬间涌现的高手如同水滴融入江河一般消失在人流里。郭靖第一次感到汴梁真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喂,还有你。你这也算摆摊设点吧?”彭莹玉瞪了莫大一眼。   莫大在旁边一本正经地拉琴,脚下摆着十几把漆成大红的劣质二胡——从某种程度上说,莫大是一个打外地来汴梁的民族乐器商人。   “我这不是卖的,”莫大很认真地说,“我都是带出来拉拉看,看声音怎么样。”   莫大说着话的功夫换了一把琴,继续一本正经地拉他的《凤求凰》。莫大号称“悲怆歌北道,惆怅看中流”,这是后来杨康给他起的绰号,因为他在北道街和中流路交口的汴京大学门口一拉就是五年。他和那些初出道贩卖盗版光盘的后生崽不同,见的世面大了,知道彭莹玉这种校警也就是看起来像**嘴上比较硬,其实是所谓“经济**”,并没有抓人罚款的权力。
中文的常态与变态 转,其实是在讲中西语言文化,觉得有点同感 1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七十年间,中文的变化极大。一方面,优秀的作家与学者笔下的白话文愈写愈成熟,无论表情达意或是分析事理,都能运用自如。另一方面,道地的中文,包括文言文与民间文学的白话文,和我们的关系日渐生疏,而英文的影响,无论来自直接的学习或是间接的潜移默化,则日渐显著,因此一般人笔下的白话文,西化的病态日渐严重。一般人从大众传媒学到的,不仅是流行的观念,还有那些观念赖以包装的种种说法;有时,那些说法连高明之士也抗拒不了。今日的中文虽因地区不同而互见差异,但共同的趋势都是繁琐与生硬,例如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对于这种化简为繁、以拙代巧的趋势,有心人如果不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中文势必越变越差,而道地中文原有的那种美德,那种简洁而又灵活的语文生态,也必将面目全非。 中文也有生态吗?当然有。措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态。能顺着这样的生态,就能长保中文的健康。要是处处违拗这样的生态,久而久之,中文就会污染而淤塞,危机日渐迫近。 目前中文的一大危机,是西化。我自己出身外文系,三十多岁时有志于中文创新的试验,自问并非语文的保守派。大凡有志于中文创作的人,都不会认为善用四字成语就是创作的能事。反之,写文章而处处仰赖成语,等于只会用古人的脑来想,只会用古人的嘴来说,绝非豪杰之士。但是,再反过来说,写文章而不会使用成语,问题就更大了。写一篇完全不带成语的文章,不见得不可能,但是很不容易;这样的文章要写得好,就更难能可贵。目前的情形是,许多人写中文,已经不会用成语,至少会用的成语有限,显得捉襟见肘。一般香港学生目前只会说“总的来说”,却似乎忘了“总而言之”。同样地,大概也不会说“一言难尽”,只会说“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成语历千百年而犹存,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千锤百炼”,字义对称,平仄协调,如果一定要说成“千炼百锤”,当然也可以,不过听来不顺,不像“千锤百炼”那样含有美学。同样,“朝秦暮楚”、“齐大非偶”、“乐不思蜀”等语之中,都含有中国的历史。成语的衰退正显示文言的淡忘,文化意识的萎缩。 英文没有学好,中文却学坏了,或者可说,带坏了。中文西化,不一定就是毛病。缓慢而适度的西化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长补短。但是太快太强的西化,破坏了中文的自然生态,就成了恶性西化。这种危机,有心人都应该及时警觉而且努力抵制。在欧洲的语文里面,文法比较单纯的英文恐怕是最近于中文的了。尽管如此,英文与中文仍有许多基本的差异,无法十分融洽。这一点,凡有中英文互译经验的人,想必都能同意。其实,研究翻译就等于研究比较语言学。以下拟就中英文之间的差异,略略分析中文西化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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