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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齐泽克：1968年“革命”是如何帮助资本家获胜的？　1968年抗议的遗产：一场左翼革命是如何帮助资本家获胜的　　文/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王立秋　　1968年五月的抗议运动改变了世界。现在，差不多五十年过去了，显然，这场本应是左翼的运动，最终却帮助资本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　　尽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革命和今天的抗议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但是，今天，我们也在见证类似的，资本主义系统对抗议能量的再度挪用。　　六八期间巴黎墙上的著名标语之一是：“结构不上街”，意思是，你没法用结构主义来解释六八年庞大的学生与工人示威运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1968年是一个划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日期。故事是这么说的，后结构主义更加动态，也更倾向于积极主动的政治干预。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回答则是，确切来说，这才是1968年发生的事情：结构的确下到了街上——可见的事件的爆发，是现代欧洲的基本社会与象征构造的一次结构转变带来的结果。　　雅克·拉康　　点燃我的火　　六八年爆发的事件带来的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在六八年后有效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精神”这样一个新形象的崛起。的确，系统放弃了福特主义的集中化的生产过程结构，并在工作场所中雇员的主动与自治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基于网络的组织形式。　　因此，与等级化-集中化的命令链条相反，如今，我们面对的，是有众多参与者的网络，它以团队或项目的形式来组织工作。它们的意图是让消费者满意，以及对工人的总动员——多亏了他们的领导者的想象。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成功地回收了1968年的平等至上主义和反等级的修辞，把自己呈现为一场成功的，反对公司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压迫性的社会组织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反抗。　　在广告风格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觉察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阶段。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流的广告方式，是直接说个人的真实性、或经验的品质;而在后来，你则会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对社会-意识形态主题的动员(比如说环保和社会团结)。事实上，这里涉及的经验，是参与一场更大的集体运动的经验，是关爱自然和病人、穷人和被剥夺者的福利的经验，是为他们做点什么的经验。　　《天堂里的波波族：新上层阶级以及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大卫·布鲁克斯著　　施助的手？　　比如说，这是一个把“伦理的资本主义”推向极致的例子：汤姆斯鞋业，一家2006年成立的公司做出这样一个承诺：你每买一双鞋，汤姆斯鞋业就会给有需要的儿童送出一双鞋。“买一送一”。用个体的购买力，来带来更多的好处，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因为在这颗星球的七十六亿人里，有四十亿人生活在对树顶上的那些人来说不可想象的境况之中。但如今，消费主义的罪(买一双新鞋)可以为这样的意识——那些真的需要鞋子的人会因为你买鞋而免费得到一双鞋——所弥补和消除了。这意味着，参与消费主义的活动这个举动，同时也被呈现为，你正在参与一场与邪恶的斗争，而这些邪恶，说到底还是由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引起的。　　类似地，六八年的许多其他方面，也成功地融入了霸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且，今天，不仅自由派会来动员它们，就连当代的右派，也会在与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动员它们。比如说，“选择的自由”就被当作支撑朝不保夕的工作的好处的论据来使用。所以，忘掉因为不确定你接下来的纪念能不能活下去而萌生的焦虑，而反过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你为避免陷入同一份临时的工作，而一次又一次获得“重新发明”你自己的自由这个事实上吧。　　拉丁区的街垒　　彻底的剧变　　1968年抗议把注意力集中在反对资本主义(当时被感知为资本主义的那个东西的)三大支柱，即工厂、学校和家庭的斗争上。结果，每个领域都屈服于后工业的改造。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工厂劳动被外包出去，或者，在发达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工厂劳动被沿着后福特主义的非登记互动团队工作重新组织起来。同时，永远灵活的私有化的教育，也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大学的公共教育，而多种灵活的性安排，也取代了传统的家庭。　　同时，左翼也迷失在自己的胜利之中：直接的敌人被打败了，但取代它的，确实一种新形式的，甚至更加直接的资本主义的支配。在这种“后现代的”资本主义中，市场入侵了迄今为止人们还认为是政权的特权领域的新领域，从教育到监狱到安全。　　在“非物质劳动”(如教育)被当作直接生产社会关系的劳动来庆祝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忘记，这在一个商品-经济中，意味着什么。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被排除到市场之外的新领域，如今也被商品化了。如此，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不再与朋友谈话，而是给心理医生或咨询师钱，让他们来照看自己。与父母相反，如今，带孩子的不是亲身父母，而是收了钱的保姆和教育者。　　沉重的负担　　当然，我们也不该忘记，六八年真正的成就是什么。六八年的运动开启了一场激进的变革，改变了我们看待女性的权利、同性恋和种族主义的态度。在光荣的六十年代，我们完全没法再像五十年代那样搞公开的种族主义和恐同了。因此，六八年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一个充满抱负的事件，在六八年事件中，许多不同的政治倾向结合到了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依然是扎在许多保守派脚上的刺。　　尼古拉·萨科齐　　尼古拉·萨科齐在2017年选战中说他最大的任务是让法国最终克服六八年的时候，也承认了这点。当然，我们也不应该错过这一评论的讽刺之处：像小丑一样发作、娶了卡拉·布吕尼的萨科齐能当上法国总统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六八年五月事件带来的习俗变化的结果之一。　　所以，我们有“他们的”六八年五月和“我们的”六八年五月的遗产。在今天的主流集体记忆中，“我们”关于巴黎的五月示威，及学生抗议与工人罢工之间的关联的基本看法，已经被忘记了。五月的真正遗产在于，它拒绝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在于它对体系的总体说不，这，在下面这个口号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要现实，要求不可能。　　真正的乌托邦，是这个信念：现存的全球体系不可能无限地自我复制下去，唯一“现实”的方式，是支持在这个系统的坐标中，不可能出现、只可能显现为不可能的东西。因此，我们最好用这个问题来表达对六八年五月的忠诚：我们该如何为这一激进变革准备，并为之奠定基础?

美国对华战略提速了吧最近两年中国周边一系列事件。。。

转老田：李敖的风骨——一个真自由派可以不是美国鹦鹉为人而有骨气，不免得罪权贵而倒霉，李敖是那种真不怕倒霉的人，为此曾经两度入狱。知识界也算是一种名利场，但是追求真知未必就没有风险和损失，只有那种愿意承担很高风险和成本的知识人，才会具备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骨，如果能够象李敖那样不怕坐牢，那么就不会存在追求真知的心理障碍。　　为人而有点真，还往往把自己的思考，局限于认同自己跻身于其中的这片土地这群人，为此，民族忧患和民众困苦就会“污染”纯正的思考，这就难免认同于老共产党的功业，这就难免成为自由派精英中间的另类了，虽然没有人出来强硬开革李敖的自由派教籍，但由此造成与很多大佬大腕不睦则是在所难免的。　　为此，要对刚刚去世的李敖先生表示一点钦服：不仅仅因为他有着不怕坐牢的勇气，还在于一个知识人有着面对真问题的勇气。有了这两点，一个知识人不管他观点和立场为何，他就有着了拒绝“随大流”跟风投机的风骨或坚守。　　据朋友转述，李敖之不骂老共产党和毛主席，在于他本人拳拳服膺于台湾旅美左派的说服。1971年台湾旅美学人发起“保钓运动”，蒋政权在美日同盟面前不敢维护民族利益的孱头像，彻底毁了国民党对青年的文宣成果，因为蒋政权未能在民族利益问题是通过最起码的检验，许多保钓人士转而认同于老共产党人。

艾伦·杜勒斯布热津斯基私有观念制度下伟大战略家。。确实历史按照他们的构想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