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llGreenson BillGre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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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践行群众路线 如期完成拆迁任务 6月6日,工业园区物流园范围内的105所坟墓如期迁完,为快速推进物流园区建设打下基础。 园区物流园是2014年我县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由贵州鑫宏源置业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0亿元,占地400亩,主要建设大型商贸中心、仓储、客运站、商务酒店、道路拓展等。物流园的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县工业园区功能进一步健全、配套设施更加完善,入驻企业的物流成本、运行成本更加节约,对壮大招商引资、提高企业效益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经过前期的清查登记,物流园施工范围内有105所坟墓,已严重影响施工进度。5月19日上午,县委副书记吴定伟同志到园区召开专题会议,要求所涉坟墓的迁移工作务于三周内完成。 时间就是命令!为如期完成迁移任务,工业园区成立了由分管副主任任组长、相关局办工作人员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工作小组认真践行群众路线,一切以遵从民心民意为服务原则,将任务细化分解到每位组员,按照先易后难的办法,周日不休、日以继夜地走进群众家中,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做工作、拉家常。积极协调新址用地和解决运输工具,主动帮助所涉群众的生活困难。用情感感动群众、用服务推动迁移,得到了全体坟主的理解和支持,从5月20日开始,群众自发组织陆续迁移所涉坟墓,至6月6日,施工范围内的坟墓已迁移完毕。 拆迁工作小组并未就此满足不前,真正做到了人心不散、干劲不减,下步工作重心将转向施工范围内的果木登记、确认和赔付工作,继续发扬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用细致入微、多措并举的工作方法,快速推进施工范围内的果木赔付工作,促进项目又快又好建设。
银行控制权之争 关于“行政干预”、“垄断”的指责在中国银行业头顶长期阴云不散,不过随着外部经营环境恶化、盈利压力加大,商业银行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地寻求市场化改革。 在5月20日交通银行2014年中国经济论坛上,交行董事长牛锡明做出了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倡议,并坚持国有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形成董事会运作相对独立制衡的运作机制。 “尽管现在银行有混合所有制之名,但尚未有混合所有制之实,离充分市场化、商业化的现代银行机制尚有差距,”他说,“公司治理上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自主决策不足,需要改革加以完善。” 行政力量的干预 截至2013年末,在交通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国有大股东持股仅26%,汇丰持股19%,社保基金持股13%,企事业单位股东持股6%,其他股东占股45%。这样的结构看起来很均衡,已经初步出现了混合所有制的特征。 从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角度观察,股权结构也普遍实现了多元化。2004年至2010年,国有大行陆续改制上市,成为社会资本、外资战略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契机。目前上海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东莞银行、成都银行等十多家城商行、农商行正筹备A股或H股IPO,届时可能进一步影响银行业整体的股权结构。 当然,国有资本始终维持主导地位。华泰证券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有以下几种股权结构:城商行多为地方国资控制,以南京银行为例,南京国资委通过南京紫金投资和南京高科就控股南京银行23.96%的股份;中央国资控股,五大行大部分股权被中央汇金和财政部掌握;民营资本主导较少,主要以民生银行为代表。 行政力量对银行业经营的干预更多地隐藏在股权结构之外、经营机制之中。博鳌论坛期间,中央汇金副董事长李剑阁就曾点名列举了几个“怪现象”。例如在部分大型银行,监管层列席董事会参与决策,造成权责不明;四大银行高管多以下一步走上正部级为目标,对银行的激励机制也不那么在乎。 压力之下的转型 “对金融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我现在没有概念,”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曾在同一场合坦言,“就四大国有控股银行来说,至今为止还是国家控制比较严格,他们(管理层)毕竟还有行政级别,没有完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大连银行行长王劲平近日也在公开场合称,作为该行的实际控制人,地方政府迄今对银行的人事任命和企业发展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呼吁,政府的股份应该退出城商行,将资源交给市场。 机制痼疾存在已久,为何现在急于市场化?行业人士普遍归结于新一轮经济周期下前所未有的经营挑战。牛锡明称,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行业准入放宽、互联网金融崛起等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已经并将持续面临存款增长放缓、利差进一步收窄、风险压力上升、资本补充压力加大等一系列压力。 2013年,16家上市银行平均净利润增速不到13%,虽然没有如外界预期的告别两位数增长,但也较上一年下降4.5个百分点。牛锡明预测,未来五年银行业的年均增速可能下降到与GDP增速差不多的水平。 牛锡明的“药方” “深化混合所有制是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商业银行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然选择、有利于激发银行内部的机制与活力,”他说。 如何在股权结构相对均衡的情况下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内部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协同、刺激银行业发展的活力,牛锡明给出了一张详细的药方。 他首先建议,在坚持国有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应该形成董事会运作相对独立制衡的运作机制,落实董事会选人用人、考核奖惩和薪酬分配权。具体包括,落实董事会选人用人、考核奖惩和薪酬分配权,让董事会在战略管理、高管人员管理、薪酬管理和业务风险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发展目标责任制、风险管理管控责任制、和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机制,让管理层在业务管理中担当最大的责任。 其次,应推进子公司制、条线事业部制、专营部门制和分支机构制度改革,深化总行事业部制改革,这也是交行、民生、平安、招商等多家上市银行去年以来积极推进的。牛锡明还提出,可以探索子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和设立合资经营的信用卡公司,尝试设立合资经营的私人银行公司。 第三,建立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的业务机制和薪酬机制。通过激励机制的建立,银行经营管理层可与公司、与资本所有者绑定为利益共同体。他建议建立高管长期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对高管人员奖励股份,建立激励基金计划和退休保险计划, 这一方面交通银行已经开始了尝试。据交行公告,5月13日、14日,包括董事长牛锡明、行长彭纯在内的13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入该行A股股票合计56.31万股,斥资210万元,并自愿承诺将所持股份自买入之日起锁定三年。 第四,应给银行简政放权、落实银行的自主经营权,让银行真正成为经营决策、承担责任的主体。建立和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管层的授权经营体系,监管上探索混合所有制银行的监管体系;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法律法规无明文禁止不可为,没有禁止即可创新;探索监管与国有资产管理一体化的运营机制。
康总经理办公室里的笑声 4月30日下午3时,长顺县鑫奇电子有限公司经理办公室里传出阵阵笑声,还有总经理康灵的连声道谢:“太感谢了,真是想不到,你们国税局服务这么好,要不是你们提前到来,我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办好这么多事情。”   鑫奇电子是一家专门生产电子元件的企业,今年1月份,通过招商引资形式,从江西吉安搬迁入驻到长顺县威远工业园区,总投资2000万元,可解决当地近千名农民工就地就业。自4月中旬机器设备调试运行正常以后,由于业务繁忙,公司法人兼总经理康灵为在当地寻找一名会计人员犯了难。   4月30日上午11时50分,县国税局办公室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我是你县新引进的一家电子原件生产商,已经入驻威远园区,正在办理工商等入驻手续,明天是五一节,你们那里有人值班没有?”办公室工作人员经过仔细询问其需要办理的涉税手续后,立即向分管副局长江东风进行汇报。下午2时30分,江东风便带领管理人员驱车赶到该厂直奔经理办公室,询问康灵公司入驻长顺以来遇到的困难。   “今天上午刚从工商局领到营业执照,正想到你局办理税务登记证,不知困难否。”康灵说。   江东风看过营业执照后立即表态,“你的手续都齐全,如你有时间,下午就可到我局办理。”   康灵又问:“现在我刚来,而且人生地不熟,直到现在还没找到一名合适的会计助手,你们是当地人,不知能否给我介绍。”   “作为税务人员,我们直接介绍不合适,但听说我县刚成立一家会计服务公司,你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应该没有问题。”江东风回答道,并告诉服务公司联系电话。   康灵随即拨通会计服务公司电话联系该公司,并在电话中与会计服务公司达成招聘一名会计的协议,会计服务公司答应在下午5点签约。   放下电话后,康灵随即连声道谢,“要不是你们提前到来,我好多业务还不知要耽搁多久。”   “不用谢,我们国税系统当前正在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我们局结合实际还开展服务方式‘四个’提前介入,提前上门做好服务是我们的义务。”话毕,江东风便将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宣传资料拿出一份交给康灵,同时还递上一张税企联系卡。   接过税企联系卡,康灵兴高采烈地笑着回答:“有了这张卡,今后办税不难了,有事就找你江局长。” (作者:刘洲生 )
《人民日报》刊发王江平副省长谈深化国企改革 深化国企改革要守护合法权益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保证投资人的利益;调整企业治理结构,不能把原有职工当包袱甩了。二者的合法利益,都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   国企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来路清晰、去向明确,但其过程相当曲折复杂,可谓“路就在脚下,但寸步难行”。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30多年负重前行的风向标之一。从最初的放权让利、承包经营,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一步步走向市场,一点点摆脱行政干扰。十八届三中全会倡导“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正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对贵州这样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国有企业要想重焕生机并发挥引领作用,只有改革一条路可走。但贵州国企大多数是依托于“三线”建设发展起来的,历史欠账多,“改有困难,不改困难更多”。改革面临着两难选择:不能激发国企活力,就会造成国有资产隐性流失;引入民间资本,又存在很多实际的矛盾和困难。   当前,贵州国企的主要问题是竞争力不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较弱。当务之急,是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此,我们启动了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对各类资本开放,对竞争性国企,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限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增量补充资本。鼓励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探索员工持股制度。   这一轮改革,时间紧、任务重,涉及职工人数多、历史遗留问题多。我们意识到,越往前走,人们期待越高,新旧矛盾困难互相叠加,需要支付的成本越高。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围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想办法、出思路、定政策,这是当前推进国企改革的底线。提到国企改革需坚守的底线,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从实际推进和操作来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有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守不住这一底线,改革将只能停留在口号上、文件中,甚至会产生新的“包袱”,引发“旧病”。   为此,贵州创新思路、积极探索解决国企改革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创新方式筹集改革成本。通过建立改革改制平台,开发和利用金融工具放大现有改革改制资金规模和政策功能,强化保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底线的能力;二是合理统筹分流安置职工。围绕劳动关系接续和职工合法权益保障,探索建立竞争性职工利益保护机制,供分流职工选择安置路径,统筹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和本轮改革的职工分流安置;三是市场化移交社会职能。探索与地方政府建立社会职能市场化服务机制,将社会职能分离计入改革成本,向第三方购买社会职能服务,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职能移交问题。   毋庸置疑,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不能在适应市场化的改革中走向极端。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企的产权制度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必须考虑各方的利益平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保证投资人的利益;调整企业治理结构,也不能把原有职工当包袱甩了。二者的合法利益,都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不可偏废。(人民日报记者 汪志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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