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人性 感悟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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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质量 周国平 交往的质量 1 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所做的首要贡献。 2 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一些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那么,挥霍与慷慨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想是这样的:挥霍是把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拿出来,慷慨是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社交场上的热心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3 交往为人性所必需,它的分寸却不好掌握。帕斯卡尔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我相信,前—种交往是两个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它是马丁"布伯所说的那种“我与你”的相遇,既充满爱,又尊重孤独;相反,后一种交往则是熙熙攘攘的利害交易,它如同尼采所形容的“市场”,既亵渎了爱,又羞辱了孤独。 4 社会是一个使人性复杂化的领域。当然,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社会而生活。但是,也没有人必须为了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灵生活。对于那些精神本能强烈的人来说,节制社会交往和简化社会关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越过社会的壁障而走向伟大的精神目标。 5 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6 凡是顶着友谊名义的利益之交,最后没有不破裂的,到头来还互相指责对方不够朋友,为友谊的脆弱大表义愤。其实,关友谊什么事呢,所谓友谊一开始就是假的,不过是利益的面具和工具罢了。今天的人们给了它一个恰当的名称,叫感情投资,这就比较诚实了,我希望人们更诚实一步,在投资时把自己的利润指标也通知被投资方。 7 从一个人如何与人交往,尤能见出他的做人。这倒不在于人缘好不好,朋友多不多,各种人际关系是否和睦。人缘好可能是因为性格随和,也可能是因为做人圆滑,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在与人交往上,孔子最强调一个“信”字,我认为是对的。待人是否诚实无欺,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一个人哪怕朋友遍天下,只要他对其中一个朋友有背信弃义的行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爱朋友,因为一旦他认为必要,他同样会背叛其他的朋友。“与朋友交而不信”,只能得逞一时之私欲,却是做人的大失败。 8 在一次长途旅行中,最好是有一位称心的旅伴,其次好是没有旅伴,最坏是有一个不称心的旅伴
中国大学被利益扭曲致灵魂丧失理想透支 发表日期:2008年2月2日 出 王长乐教授在《周末评论》所发文章《大学师生关系异化源于制度理性缺失》,对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种全新阐释,认为制度理性的缺失是大学问题之源。笔者完全同意王教授文中所列事实,但是王教授给出的病因笔者有不同看法。理性可以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任何制度的出台都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王教授所指的理性缺失,应该是指价值理性的缺失,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构成中国大学的制度理性应该是工具理性,对于工具理性,中国大学不是缺少,而是太多了、太理性了。工具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最粗浅的表达就是“可计算性”,由此观之,中国大学的计算本领已经让世人叹为观止,瞠目结舌了。 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对此可以初步诊断为,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承认相分离,导致大学灵魂的丧失。 由于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国立大学,这就决定了它的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于国家,再加上没有适当的法律保障这种投入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注定了大学缺少思想独立性的前提条件,由此,大学内在的价值理性在窘迫中早已遗失。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大学被迫蜕变为一个符合计算性要求的变相的准政府机构。在这种艰难的选择面前,大学何为?是把自身定位为一所思想独立的大学还是一个官僚机构?如果想成为思想高地,又担心来自经济方面的隐忧;如果把大学完全定位为一个准政府机构,又与公众早已接受与认同的大学理念相矛盾。在这种基础性的两难困境面前,大学别无选择,只能首鼠两端,见风使舵,或者干脆以牺牲思想独立性为代价,在市场机制的操作空间内向权力投降,退化为精神的侏儒,完全按照官僚机构的模式构建与运作。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现实,也是世界各国都遭遇的局面。这种情况在我国尤其严重,看看时下大学的权力/利益分配地图,所谓的“985”、“211”高校,无不是规训大学独立性的手段。真正的科学进步与这些分类称号有直接的关系吗?目前正在火热进行的教学评估以及重点学科的评审,只不过是规训大学的技术手段进一步具体化和强化而已,这些还只是对机构的宏观控制。对主体的规训则可以通过各种称号的授予来达到,这些称号背后都暗许了利益的承诺。从宏观的分类到微观各种称号的授予,整个大学的独立空间基本丧失殆尽,而所有这些规训都是通过工具理性的可计算性原则与利益的空间分配原则完成的,在这样密布的规训措施的渗透之下,任何机构和主体都无处可逃。中国大学之所以媚俗与没有理想,原因皆在于此。 按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入应该占本国GDP的4%以上(发达国家已达6%),而我国自2002年达到历史高点的3.41%以来,逐年下降,到2005年更是创下近年新低,仅为2.16%,2003年我们的投入是3.28%,而同期的印度是5%,在这种大环境下,艰难度日的大学如何还敢拒绝市场召唤?不要说国家没有钱,近几年财政收入年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每年的审计报告都能发现各级政府机构浪费数百亿元的现实。这一切导致当下的中国大学出现了一种分裂型“人格”: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作为教育的承载者的大学如何摆脱这些困境?我们看到了大学在利益面前的媚笑:向各类明星、权贵笑脸敞开大门;看到了学校合法地向各级政府官员兜售文凭;看到了大学在角落里梦想着提高学费的算计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大学演变为一个个戴着耀眼头衔的商业公司。学生与学校的关系迅速退化为一种合同制的产品制造过程。 梅贻琦先生曾谆谆告诫: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只是一个很生动的表面隐喻而已,仅有这两点是远远不够的,也许大学更需要骨气和自由。不过由此引发了大学存在的另一种尴尬:我们的大学多了,学生多了,相对于西南联大来说办学条件也好多了,然而却一直没有培养出多少大师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大问题,目前还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但是,至少在微观层面,现在的大学老师都不喜欢上课,却是不争的事实。按说,上课是老师的基本职责所在,也是基本的谋生之道,为何今天的老师不乐于上课呢?原因在于给学生上课是极不经济的行为,课时费被层层剥皮,真正到一线教师手里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现在的考评体制也存在严重问题,各高校都注重所谓的科研,反而把本应被关注的教学忽视了,出现了完全本末倒置的怪现象。虽然各个学校也出台一些硬性要求,但效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这也怪不得老师们,毕竟每个人都要生存。在目前的考评体制下,课上得再好,对于个人目标的实现也是于事无补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学知识传播链条的完整性,甭说不出大师,在这种模式下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产品”已经是教与学双方的最大努力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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